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2

美国

直到19世纪末,东欧一直是犹太人口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但犹太人在1880年前后开始从欧洲向美国大规模迁移,逐渐使美国犹太社群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流散社群。

当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犹太社群。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累西腓(Recife),是23名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他们于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此前葡萄牙人刚从荷兰人手里夺取累西腓。在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罗德岛殖民地有过一个短期存在的犹太社群,位于新港。它于18世纪50年代重建,1763年建造的美观的新港犹太会堂现在是国家纪念馆。在18世纪,一位皈依基督教清教的犹太人在哈佛大学教授希伯来语,他撰写过一本希伯来语语法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使用希伯来语字体的书籍。到18世纪中叶,新港、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Savannah)都拥有犹太社群。到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大约已有2000名犹太人,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塞法迪犹太人的习俗更盛行。不过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不高,面临的同化压力很大。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Haym Salomon)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已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1789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1868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土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远至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安家立业,为掘金者服务。在纽约,他们很快从推车小贩变成商店业主。

到美国内战时,美国各地包括中西部和南部,都有小型的犹太社群。这些城镇里的许多犹太人成了大商人。犹太人的世俗组织生活也开始出现,1843年,圣约之子会成立,它相当于犹太人的共济会和独立共济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之后,其他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兄弟会纷纷成立。犹太会堂也陆续建成,部分是出于虔诚,部分是作为与旧大陆的纽带。大多数犹太会堂最初照搬欧洲正统派犹太会堂的崇拜方式,后渐渐调整,变得更加美国化:取消男女分座,引进管风琴,还在仪式中使用一些英语。182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了一个改革派会众,很快,纽约的以马内利圣殿也有了改革派会众。这些改革派会众努力发展一种符合美国社会环境的风格和仪式,以反映犹太人并非外来者,而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哪怕会以违背传统观点和做法为代价。

改革派犹太教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以撒·梅耶·怀斯(1819—1900年),他在奥尔巴尼当过拉比,时间不长,然后在辛辛那提一所犹太会堂当拉比,将改革派仪式引入这所会堂。在这一职位上,他精力充沛地为犹太人事业奔走,毕生致力于完全实现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正常化。怀斯创办了周报《古以色列人》(The Israelite) 。他试图把美国犹太宗教机构统一在自己麾下,但面对以撒·李瑟(Isaac Leeser)领导的宗教右翼和大卫·埃因霍恩(David Einhorn)领导的宗教左翼的联合反对,他很快败下阵来。

在美国内战中,犹太人通常与邻居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只有两位拉比公开站在强烈要求废奴的立场上,他们是费城的正统派拉比萨巴托·莫莱斯(Sabato Morais)和巴尔的摩的改革派拉比大卫·埃因霍恩。

战后,犹太人继续兴旺发达,主要从事零售业;他们普遍经营服装生意,拥有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百货商场。只有少数人从事金融业,但犹太人在这个领域还不太突出。尽管已很繁荣,但犹太人仍然不能获得非犹太社会的接受。新犹太中产阶级的成员也有与上一代努力奋斗的犹太小贩同样的需要:创建自己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以抗衡继续排斥他们的这类机构。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慈善组织向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提供援助。

但来自中欧的移民仍在抵达。到1880年,说德语的犹太人和改革派犹太教主宰了美国犹太人,以致改革派犹太教成为美国犹太教的同义词,而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改革派犹太教。在上次尝试失败后,怀斯这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改革派犹太教,在1873年创建了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在1875年创办一所神学院——希伯来联合学院。改革派运动的原则是在1885年《匹兹堡纲领》中确立的,它几乎全盘否定犹太人的传统仪式和民族抱负,试图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股促进社会正义的力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到1918年,美国犹太社群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美国从1924年开始关闭大门,它的犹太人口此时已增长到450万。

这股移民潮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都有人口稠密的犹太区,尤其在较老的贫民区里。这些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的贫困犹太人,他们当工人,许多人从事服装业,这很快成为一个独特的犹太行业。在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残酷的工作条件令犹太人投身于劳工运动;随着世纪之交服装生产越来越工业化,以及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犹太工人联盟(Bund)的领袖来到美国,工会主义得到加强。

犹太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促使意第绪语文化活动激增。意第绪语报纸、剧场、讲座涌现,后来又有意第绪语广播节目,甚至有意第绪语音乐出版商。意第绪语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是世俗的,但满怀对故土风情的乡愁。它由意第绪语出版界和犹太劳工运动尤其是“工人圈”(Workmen's Circle)组织促成,并为参加者提供社会福利。一些同乡会(landsmanshaftn )也向移民提供帮助;数百座小犹太会堂纷纷落成,为移民服务。但是,这个多姿多彩的时期很快就在文化适应的进程中落幕,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没有抱团生存的传统,再者美国对大部分少数群体几乎没有设置任何法律障碍。移民的孩子以最快的速度美国化,大都离开移民街区,把对故土的乡愁抛在脑后。但是,这段移民时期给纽约等大城市的特征留下印记,它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清晰可见,并保留至今。

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努力成为美国人,并获得非犹太人承认,在他们看来,东欧同胞的到来造成问题。新来者来自欧洲落后地区;他们贫穷,勉强算是受过教育,虽然有英文读写能力,但不会说英语。德裔犹太人担心,这些“古怪”的同胞不但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还会引起反犹主义,在此之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非犹太人的势利,以及将犹太人排斥在俱乐部、私立学校和兄弟会外而已。不仅如此,这两类犹太人的人生观也显著有别:德裔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只在宗教上和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能否说服非犹太人相信这点则另当别论),但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充当不同化的少数派,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东欧的犹太性包括宗教实践,但没有被宗教实践所定义,因为即使在大多数人放弃或大幅减少宗教实践后,他们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凝聚力的群体。与德裔犹太人相比,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传统,但对欧洲上层文化相当陌生,也没有德裔犹太人那种要让非犹太人接受的抱负。

德裔犹太人担负起帮助移民安家和美国化的责任,部分是因为不想让公众看移民的笑话从而危及自身地位,但部分也是因为德裔犹太人确实觉得与新来者同气连枝,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建起一个慈善和教育机构的网络,援助贫困群体,帮助他们找工作;在许多城市,这些慈善机构联合成犹太慈善联盟,共同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至今仍在,并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和自由派合作,开展了一项有效的政治运动,维护移民政策的开放。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俄裔人感到德裔人颐指气使。随着俄裔犹太人数量的增长及其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他们开始为美国犹太人定下一个完全不同于德裔犹太人的基调。

一些犹太领袖担心,由于文化适应步伐过快,年轻一代正受到激进社会学说和物质主义的双重诱惑。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后在所罗门·谢克特的领导下于1902年重组,目的是为现代说英语的拉比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吸引第一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谢克特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作为宗教领袖,他努力建立各种机构,传播撒迦利亚·弗兰克尔曾在德国提倡的那种自由化但经得起史学检验的犹太教。于是,继改革派犹太教和由移民建立的各种正统派机构之后,保守派犹太教成了与它们并驾齐驱的第三个宗教运动。这个运动走中间路线,对第二代美国犹太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美国这三个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移民时期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教育机构是叶施瓦大学,其中还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拉比神学院,1928年以后还增加了一所提供世俗研究和传统《塔木德》教育的学院。叶施瓦大学一直是正统派犹太教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尽管正统派不如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教那样组织集中,而且在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中还存在许多也被称为“叶施瓦”的小型传统经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裔犹太移民向老资格的德裔犹太人发起挑战,争夺对美国犹太人事务的领导权。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救济困在俄国与同盟国交战区(即世界犹太人的主要人口中心,在以前的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在这个组织中,尽管德裔犹太人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但东欧裔代表却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为了接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组织起来,因为前者的总部设在柏林,而战乱让它陷于瘫痪。除该运动的主席、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外,德裔犹太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这就使基本上都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东欧裔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东欧裔犹太人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里。这个组织试图创建一个总机构,美国犹太人可以通过它协调犹太人政策。在1918年春季举行的该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东欧裔犹太人取得主导权,促使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1919—1921年的“红色恐慌”让外国人成了“心怀叵测”的代名词。犹太人尤其成为被敌视的目标,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团体中确实表现突出。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以白纸黑字公开攻击犹太人,说他们是劣等种族,参与了企图控制世界文明的大阴谋;他甚至在他的公司报纸上重新刊登《锡安长老会纪要》。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获得广泛政治权利,把犹太人同黑人及天主教徒一起当作打击目标。种族主义政府官员也炮制数据,证明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在智力与道德上劣于北欧移民。这些敌视导致1924年《约翰逊法案》出台,从而把所有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缩减成涓涓细流,美国犹太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随之结束。

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移民子女开始进入白领职业,虽然大多数进入商业领域,尤其是服装贸易和房地产业。他们在许多行业中仍然受歧视,比如医学和牙医。尽管犹太人擅长金融业的观点很流行,但在这一时期,一个犹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或受雇于银行,在保险公司进入管理层同样不可能。(不过,还是有几家犹太人的投资银行。)犹太人还被排除在律师事务所和零售连锁店之外。20年代早期,在常青藤联盟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就实行配额制,减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少得可怜,许多犹太学生被迫去意大利学医。不过,纽约有择优录取的免费大学教育,纽约城市学院为数千犹太人提供教育机会,帮助他们进入职业生涯;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犹太人逐渐减少。犹太人也被吸引到智力和艺术行业,如出版、娱乐和电影。

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给犹太慈善机构带来压力。它还造成令人担忧的反犹主义的抬头,部分表现为就业方面对犹太人越来越歧视。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哥林(Charles Coughlin)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定期向工人阶级选民抨击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的背景下,这让犹太人感到非常不安。但犹太人继续在商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罗斯福新政形成一个择优录取的官僚体系,提供数千岗位,联邦政府成为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美国雇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东欧裔犹太人的宠儿,因为他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并拒绝反犹主义。

1933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恶化,这把大约33000名德国犹太人赶到美国。其中包括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调整适应往往艰难,主要是因为美国自身正在经历经济困难。但他们很快就在美国智力和科学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有效地把德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赶到美国。

美国流散社群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犹太社群。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巴比伦犹太人如何迅速从一个流亡社群(即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外来性并积极希望返回家园的社群),转变成一个流散社群(即一个被给予返回家园的机会但决定留下,并对返回者感到强烈亲情与责任的社群)。流散社群一般被当作更大社会中的外来团体,其成员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联系要比他们与非犹太人国民的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多地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和对犹太未来的憧憬中,而不是活在当下。启蒙运动提供的解决方法是解散这个团体,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相反的解决方法,即重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然而,美国是建立在全体公民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家,且主要由新移民组成,这里出现了一种新型流散社群。在这里,犹太人可以成为更大社会的完全参与者,同时又保持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忠诚,并维持规范内部事务的志愿机构。移民本人可能远远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下一代完全融入的可能性则容易想象,本人成功或孩子成功的许多例子强化了他们融入的雄心。因此,在美国流散社群中,犹太人可以第一次既能积极当犹太人,又不觉得自己身处流散地。

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在美国找到家园。他们忍受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精神创伤,却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许多人在一生中从食不果腹迈向飞黄腾达,从一个把他们当成可恨的外国人的世界来到一片保证他们作为完整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他们甚至可以展望更美好的未来。不过,尚有几百万犹太人留在欧洲,而且即将灰飞烟灭。

通向奥斯威辛的最后一段铁轨。照片,版权方为莎莉·索姆斯,由约翰·帕内尔为本书翻拍。纽约犹太博物馆提供。

(1)  字面意思是“书商门捷列”。——校者注

(2)  字面意思是“愿你平安”,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中的问候语。——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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