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1
1770—1940年 东欧
东欧犹太人的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波兰，波兰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落入俄国，而在此之前，俄国一直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为了控制这一庞大的“异教徒”人口，俄国只许犹太人在原有的居住地居住，并在刚从土耳其吞并而俄国人又想殖民的一些领土上居住。这一地区被称为“栅栏区”。这一限制经过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180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犹太人法令》，承诺了“最大的自由，最小的限制”。它允许犹太人进入俄国学校，允许犹太人开办自己的学校，只要这些学校用俄语、波兰语或德语开办即可。但它禁止犹太人在乡村居住或租用土地，禁止他们向农民出售酒精饮料。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1447 波兰与立陶宛合并 1518 对波兰农奴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拥有土地的贵族 对波兰犹太人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贵族 1539 四地委员会出现 1580 赫麦尔尼茨基大屠杀 1648 第一批犹太人到达纽约 1654 1655 波兰卷入俄国-瑞典战争 东欧犹太人受到沙巴塔运动影响 1665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逝世 1760 四地委员会终止 1764 波兰东部的犹太人落入俄国统治；维尔纳的拉比们将哈西德主义信徒革除教籍 1772 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6 美国独立 俄国行会接纳犹太商人 1778 俄国犹太人从农村被驱逐到城镇 1782 1789 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通过 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俄国犹太人定居的栅栏区 1791 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1795 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全境分割完毕 1812 拿破仑入侵俄国 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改革派会众 1824 俄国下令设立“儿童营” 1842 1848 欧洲革命促使说德语的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 1861—1865 美国内战 敖德萨集体迫害 1871 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成立 1873 犹太人从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开始 1881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 基希涅夫集体迫害 1903 犹太人向美国移民达到高峰 1906—1909 俄国的贝里斯审判 1911—1913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俄国革命 犹太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结束 1924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俄国采取措施将犹太人全部逐出乡村，与农民隔离；犹太人先是被约束在栅栏区的有限领地内，接着被塞进城镇。这一驱逐带来犹太集市小镇的扩张，这些小镇在意第绪语里叫“施泰托”（shtetls ），其经济以集市为中心，各类店主、工匠、小贩熙熙攘攘，东欧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小镇上。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作为大商人进入俄国，而城市犹太无产阶级的出现则很缓慢。
拿破仑战败后，亚历山大自命不凡的开明专制让位于维也纳会议所传达出的反动态度，他对犹太人的压制愈发严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忽然想到清除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的办法：用军队作为工具，把犹太人同化进普通民众。他规定了服兵役的犹太男青年的配额。正常情况下，年满18岁后要服役25年，但犹太儿童12岁就从家中被带走，在名为“儿童营”（Cantonist battalion）的特殊部队接受训练，年满18岁后再开始正常服役。在受训期间，想方设法让他们皈依俄罗斯东正教。这项法令让犹太社群痛苦不堪，因为负责执行法令的社群领袖自然会保护自家孩子，而用穷人的孩子凑满配额。
另一个同化犹太青年的措施是为犹太人建立包含宗教与世俗课程的现代学校，但目的是让他们更接近基督徒，削弱他们对传统信仰的依恋。大部分犹太人察觉到课程背后的同化动机，因此这些学校从未受到广泛欢迎，但其少数毕业生日后在俄国成为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核心。历任沙皇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同化，他们奖励同化程度高的犹太人，惩罚其他人。
但即使在犹太社群内部，也有人看到将教育制度和犹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好处。在摩西·门德尔松及其弟子的影响下，犹太启蒙运动发端于德国，又经过加利西亚（Galicia）传到东欧。加利西亚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被瓜分后落入奥地利手中。与栅栏区的犹太人相比，伦贝格（Lemberg）和布罗迪（Brody）等大城市中的犹太人与德国语言文化的接触更密切，虽然他们是严格的正统派，但有些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知识，并用希伯来语讲授这些知识，使东欧犹太青年一窥现代文学与科学。对于数千名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类书籍不啻是一扇通往激动人心但又有点危险的新世界的窗户，经学院学生虽然精通希伯来语，但思想却受传统课程的局限而显得僵化。村里的自由思想者和被抓到把一本希伯来语小说夹在对开本《塔木德》中的经学院男孩，成了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19世纪中期的希伯来语教材、小说和诗歌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奠定基础，也为希伯来语在世纪末作为口语的复兴奠定基础。在19世纪的后三十几年，意第绪语也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通过沙洛姆·阿布拉莫维奇（Shalom Abramowitsch，1835—1917年）和肖洛姆·拉比诺维茨（Sholem Rabinovitz，1859—1916年）的作品，前者的笔名是门捷列·默克尔·塞福里姆（Mendele Mokher Seforim） (1) ，后者的笔名是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 (2) 。
东欧犹太大众没有被席卷西欧犹太人的宗教改革所影响，但他们当中也出现几股宗教潮流。在18世纪，哈西德主义兴起，这是一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这种倾向已主宰了东欧犹太人的虔诚。哈西德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植根于卡巴拉，但在实践层面却迎合普通人，强调欣喜若狂的崇拜，及以理想化的天真为形式的宗教表达。其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拉比，叫“柴迪克”（zaddikim ）；他们在犹太小镇建立法庭，接受信众的效忠与示敬，这些信众常常远道而来，像朝圣者那样寻求灵感、建议，或只为得到祝福。一些柴迪克自称能够创造奇迹，或者有传言说他们能这样做；许多柴迪克被信众当作皇室一样对待，获得可观的财富。
意第绪语
意第绪语本质上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西欧带来的一种德语方言，从中世纪起，这些犹太人的中心就逐渐东移。因为阿什肯纳兹社群本身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法语地区，所以这种德语方言总包含一些罗曼语单词和语音，其中有些在现代意第绪语中还能找到。但是，意第绪语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要等到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波兰先后接触斯拉夫人以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东渐之际，原先住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说一种犹太-斯拉夫语，这种语言逐渐消失（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后，犹太难民分批涌入巴尔干地区，他们说的西班牙语逐渐替代了当地犹太人说的罗马尼奥特语）。不过，移民和原住犹太人口的相互交流，使意第绪语中包含许多斯拉夫语成分。1500—1700年，随着东欧犹太人日益脱离德语区，他们的语言也越来越独特。意第绪语中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成分在数量与重要性上有所增加，相关词汇不光与宗教有关，还被用来表达各种日常活动。这类成分总是出现在犹太人的交谈中；它们在广为研读的宗教文本如《圣经》及其评注、《塔木德》及其评注中随处可见，这些著作不仅涉及宗教主题，而且探讨日常生活。
大约在1700年以后，留在德语世界的犹太人在语言上倾向于向普通德语同化，因此西方的意第绪语逐渐消失。在东欧，到19世纪中叶，一种现代化的意第绪语文学开始出现，意第绪语出版业也应运而生；最终，用意第绪语授课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将意第绪语用作正规工作语言的犹太社会和行政机构也纷纷成立。但是，赞成犹太人融入欧洲生活的社会力量不看好意第绪语，就像他们也不看好犹太身份的其他方面一样。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城市中的东欧犹太人改说俄语或波兰语，虽然重要的说意第绪语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在城市中存在。在犹太小镇中，意第绪语一直是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但这里的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减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消灭。苏联一度鼓励发展意第绪语文化，作为苏联众多民族语言之一和新兴犹太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转而反对意第绪语和其他形式的犹太人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大量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及其文化机构。从1948年开始，苏联积极打压犹太文化，这里的意第绪语文化告终。
在1880—1924年间，数目庞大的东欧移民将意第绪语大规模带到美国。虽然这些移民对家乡的犹太小镇满怀乡愁，但他们更渴望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而不是保护母语文化，他们鼓励子女掌握英语，不惜忍受代沟的痛苦。虽然大部分人会把子女送到午后课堂接受犹太教育，但这些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通常只是父母在犹太小镇里接受的犹太教育的缩水版，着重教授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和研读《托拉》。希伯来语也以牺牲意第绪语为代价在犹太教育中获得地位，因为它在巴勒斯坦复兴为口语；美国犹太儿童如果学过任何犹太语言，基本上都是学的希伯来语。到第三代时，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只认得少量意第绪语单词。
在美国以外，以色列、阿根廷和加拿大还有小规模的世俗意第绪语出版业和剧院。只在一个社群里，意第绪语继续作为日常语言蓬勃发展，这就是极端正统派犹太社群，尤其是在纽约和耶路撒冷的这种社群中。意第绪语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广泛开展，它被认为是对中世纪德语的重要见证。在美国，对意第绪语的研究和文献整理受到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YIVO）的特别支持，这是一个科学研究意第绪语的组织，1925年在维尔纳成立，从1940年以来一直以纽约为中心开展活动。
哈西德主义遭到立陶宛一众伟大的学者-拉比的严厉攻击，这些人以维尔纳的以利亚（1720—1797年）为首。东欧犹太经学院的领袖正确地察觉到，哈西德主义是对其自身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攻击。哈西德主义信徒被反对者（希伯来语为Mitnaggedim ）革除教籍，双方有时向政府当局互相告发。虽然哈西德主义最初是个不太正统的运动，它在面对19世纪的现代化趋势时，却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势力，近来作为犹太教中最显眼的传统势力再次出现。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促成集体迫害（pogroms），尤其是在乌克兰，随后在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更多压制犹太人的规定出台。1882年5月的法规可谓政府官方反犹政策的集大成者，它将犹太人驱逐出乡村，并把他们限制在栅栏区的城镇中。但这时已有许多杰出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士获准定居莫斯科，在那里建起一个重要社群，并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犹太会堂，名为合唱会堂，屹立至今。1891年，整个犹太社群被逐出莫斯科，合唱会堂被封。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1894—1917年），俄国反动派以反犹主义为武器，与解放专制政权的进步势力作斗争。反动派炮制出诽谤性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伪作声称可以证明犹太人玩弄国际阴谋，想要夺取世界权力。
大约从1880年起，犹太人开始离开俄国，大批向西半球移民。这次外迁持续了40多年，一些特定的事件促成了这一外迁运动，如1881—1882年的集体迫害、1891年的专横法令、1903—1907年俄国的政治剧变等。但受迫害不是外迁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量犹太人也从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东部离开，那里远比在沙皇统治下安全。贫困才是主要原因。俄国犹太人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80万，但仍被排除在俄国工业重镇和农业生产之外。人口过剩，经济机会渺茫，大量犹太人陷入痛苦绝望之中。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人口稀少，有致富机会，也欢迎移民，但美国更强大、更富裕，机会遍地；此外，美国还有宗教自由的强大传统和一个成功的犹太社群。美国成了东欧弃儿的首选目的地。
没有离开的犹太人尝试了其他办法。一些人皈依基督教，这个办法不尽如人意，它不仅意味着切断家族联系，而且皈依后并不能在俄国东正教社会里获得社会认同。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宗教歧视转向种族歧视。
对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许多犹太人作为劳工从犹太小镇搬到城市，他们在一些城市成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当时工作条件恶劣，他们和非犹太工人一起受到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犹太人加入激进团体，寻求用国际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希望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会使民族身份无关紧要。有些人成功完成这一转变，但许多人要么没能放弃犹太身份，要么受到集体迫害事件的刺激，恢复了犹太身份。1897年，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联盟（Bund）成立；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下属机构，代表党内的犹太人势力。由于坚持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自治，该联盟于1903年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续运作，成立自卫组织来抵抗集体迫害，并促进教育和文化活动。
哈西德主义大师
东欧犹太教最具特色的一个发展是柴迪克的出现，他们是哈西德运动的宗教领袖。这类领袖的典范是以色列·巴阿尔·谢姆，一位广受欢迎的治疗师。他开巫术配方、造护身符、念咒语，引领追随者做欣喜若狂的祈祷，提供实践和精神方面的指导。许多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见凡人所不见。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东欧不同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其中许多人建立的宗教社群长期存在，由他们的后代和门徒领导。这些社群各自的特色通常源于创始人的个性和教导。每个社群都有经过世代传承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创始大师的格言和教诲、他的生平和轶事（有时包括神迹故事）、宗教乐曲（通常没有歌词）以及该社群独有的宗教仪式。这些社群中有许多在成立200年后仍然存在。
巴阿尔·谢姆的主要弟子是缅济热茨的多夫·贝尔（Dov Baer of Mezhirech，俗称“传道者”）和波罗诺耶的雅各·约瑟（Jacob Joseph of Polonnoye）。多夫·贝尔是《塔木德》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他因极端苦修行为而染病，前往巴阿尔·谢姆处求医，从此留下做了弟子，后来成了他的传人。雅各·约瑟阐述了一套关于柴迪克角色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柴迪克就像人体的头或眼睛，他的社群成员就像脚；社群是鲜活的有机体，所有部件都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对上帝的真正忠诚，但柴迪克的责任是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其他人的责任是毫无保留地信奉他。
巴阿尔·谢姆的另一位弟子利亚迪的史努尔·扎尔曼（Shneur Zalman of Lyady）把哈西德主义带到立陶宛。他被当地正统派领袖告发到政府，后在圣彼得堡以叛国嫌疑受审，但被无罪释放。他获释的日子直到今天仍被他所创立的宗教运动的追随者庆祝，这一运动今天通常叫卢巴维奇派（Lubavitch）哈西德主义。在过去20年里，卢巴维奇派在纽约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别尔季切夫的利未·以撒（Levi Isaac of Berdichev）是极受欢迎的柴迪克，他比其他柴迪克更加强调欣喜若狂的祈祷的重要性；他的名气来自他的意第绪语祈祷文，其中他为犹太人的苦难而责备上帝。为了争取犹太人支持哈西德主义，他和他的追随者四处旅行。
其他大师的号召力要小得多。巴阿尔·谢姆之孙——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Nahman of Bratslav），持一种激进的柴迪克观念，相当于说他本人身上包含弥赛亚的灵魂，而他的一位后代将真正成为弥赛亚。为传授这一理念和其他神秘主义教义，他讲过不少故事，如今被当作文学杰作。但纳赫曼此人喜怒无常，复杂而矛盾。他要求追随者定期向他忏悔；与其他柴迪克不同，他不是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都接待追随者，而只在一年中接待几次。他在乌克兰的陵墓长久以来一直是这派追随者的朝圣地，特别是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科茨克的梅纳赫姆·孟德尔（Menahem Mendel of Kotzk）宣扬一种灵性完美的教义，他这方面的信念是如此毫不妥协，以致对弟子大发雷霆。最终，他将自己锁进书房边的一间密室，虽然他的追随者可以去那里集会，但在此后2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另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把它留到第十章作为以色列国的历史背景来讨论。
沙皇政权的衰落伴随着犹太人地位的持续恶化。1903年，基希涅夫（Kishinev）发生重大集体迫害。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组建立宪政府，次日，300多个城市出现持续一周的右翼发动的集体迫害。1911年，在政府支持下，连血祭诽谤也死灰复燃。一名基督教男孩在基辅被发现遭到谋杀；虽然警方已经知道凶手及其动机，但一位名叫孟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还是受到指控，说他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谋杀男孩，贝里斯先入狱两年再受审。对贝里斯的指控引发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就像大马士革血祭诽谤（见第六章）和德雷福斯事件（见第七章）那样。尽管法官想方设法妨碍辩护，但贝里斯还是被一个由公正的农民组成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犹太人被迫迁出交战区（为了给战事腾出地方，不得不废除栅栏区），许多犹太小镇在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犹太人对沙皇退位和1917年临时政府的建立持欢迎态度，并视之为奇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似乎即将卸除。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掌权后，全国各地出现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尤其是在1918年和1919年的乌克兰；唯一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武装团体是布尔什维克红军，它实际上还惩罚了一些行凶者。犹太人开始视红军为保护者，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出自某种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犹太行动主义。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想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成员只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设立了自己的犹太支部。共产党及其犹太支部着手瓦解犹太宗教，并将犹太社群纳入新的无产阶级社群。
这种尝试演变成一场犹太内战，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希伯来语的人（希伯来语被谴责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语言，相形之下，意第绪语被推崇为大众的无产阶级语言）和信教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调整方向，鼓励苏联境内各种民族文化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坚持用当地语言开展政府和党的活动。党的资源向苏联境内众多民族团体的文化组织开放，其结果之一是国家支持的意第绪语文化的繁荣。意第绪语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一些非俄籍意第绪语作家移民到苏联，希望参与这场复兴，但为时已晚。意第绪语读者年事已高，年轻人更喜欢俄语，因为俄国社会似乎机会更多。俄国犹太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一样，乐于为现代世界而抛弃犹太小镇。
这种对个体文化的新兴趣与让留在犹太小镇的贫穷犹太人恢复元气的愿望一拍即合，催生出创办犹太人农业殖民地的想法。这将使犹太人能够在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合作定居点谋生，同时还允许他们过世俗化的犹太生活。犹太人曾在20世纪初试验过农业殖民地。此时更开辟出许多新殖民地，但并不大成功，当它们在1928年被集体化时，许多犹太人弃之而去。不过就在这一年，一个最浮夸的此类实验被付诸实施，显然是斯大林本人提议的：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起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定居点。这块面积和比利时相当的远东领土被标榜为“犹太土地”，暗示如果试验成功，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1934年，该地区被宣布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比罗比詹生活艰苦，没有吸引到大批犹太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政策再次转向，开始反对各色民族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党内犹太支部的领导人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清洗。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导下开始的密集工业化为城市创造出工作岗位。大量犹太人趁机大幅改善生活，但也在此过程中将残存的传统生活抛弃。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渴望提升自己，故将俄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尽管苏联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犹太人在两国的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随着犹太人在文化上渐渐适应，许多人进入职业阶层、文化领域，甚至军队；他们自然也和非犹太人通婚。但在苏联，犹太机构所剩无几，而且国家排斥任何宗教。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甚至身份都开始蒸发。
与此同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成为独立国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而没有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直接影响。波兰起初保障境内少数民族团体的权利；但几个因素交相作用，导致旧的反犹主义模式得以延续，甚至加剧。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入乌克兰，犹太人村庄遭到袭击，仿佛它们是军事目标。在整个20年代，在经济上歧视犹太人的论调威胁要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经济生活之外，其理论根据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本地人”或犹太人中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主导的产业被国有化，犹太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政策带来痛苦，但在波兰城市中，仍存在一个稳固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说波兰语，穿西服，享受着舒适生活。在这一时期，以意第绪语电影、戏剧和文学为载体的犹太文化有过短暂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