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在他的钢琴上，总是放着一根木棍，烧烤摊穿羊肉用的红柳枝，洗净、晾干，横在一撂教材上面。有家长吓唬小孩，说：“不好好练琴，老师就拿这个棍子打你！”他只是笑笑，从来没有真的用过，只是这件熟悉的东西让他心安，像一个门把手，抓住了就能通往过去，是哆啦A梦的任意门。晚饭后，在咕噜噜冒着气泡的鱼盆旁边一遍遍地弹音阶。
妈妈每天晚上出去跳舞，那时候舞场就在住宅楼的后面。当时还没有建起新的高楼，就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空地。大家在那里跳，随着音乐的节拍，搂着跳，抱着跳，一男一女或者两个女人凑成一对，女的多，男的少。那时候流行的还是交谊舞，和如今广场舞的形式大不相同。吃完晚饭，她化了妆，换了拖到脚踝的长裙出门，一直跳到深夜散场才回来。
那天，父母大吵一架，就为了跳舞的事，还夹杂着妈妈对爸爸失业在家的指责。“你去找个地方看大门去吧。天天闲着，养这些破鱼，谁像你这么游手好闲？”她声音尖厉起来，过了一会儿，“让你学开车为什么不去？去开个黑车也行啊。我出钱给你买车！”爸爸原来想做大生意，有几个朋友有本事倒腾石油，后来不知怎么这些朋友都散了、消失了，让爸爸坐了个空。
琴声没有停下来。即使躲在琴声里，他也听清楚、听明白了，怀疑、挖苦、否认、怒火。爸爸不久便摔门而去，妈妈去做晚饭了，在厨房里洗东西、切菜。他就悄悄地起身，关掉了金鱼的氧气泵——只是想清静一会儿，没有别的意思。
晚饭后，妈妈照常出去跳舞，桃色的风言风语像江水一样，从她身边翻着白浪打着旋儿经过，她就屹立中流，一动不动。整个晚上他都在练琴，眼前有个比赛要参加。他把《小奏鸣曲》弹到圆熟无比。这种小品，一定要处理得精致，钢琴老师说。上课的时候，她手里总握着一根棍子，毛病改不过来就打。
现在轮到他教学生，用的还是传统的教材，其实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很多同行用美国教材来给小孩启蒙，他嗤之以鼻。“那些教材没有针对性。”他说，“都是哄孩子玩的。”当年，他的启蒙老师就用这一套唬住了他妈妈，要架出门槛、树立权威，高高盘踞在凡夫俗子之上。后来他考上了一所有名的音乐学院，遇见真正的老师，才发现艺术其实没有门槛，而更像一个怀抱，一个有颗心在跳的温暖怀抱，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所有身体的感受、情绪的翻涌、记忆的流动，统统都跟那根敲在手背上的木棍紧密相关。他无法在弹琴的时刻放松下来，无法沉浸其中，总在闪躲着看不见的木棍或者巴掌。毕业后，他没考进有编制的乐团，开始在家招学生。
第二天一早，爸爸回来了。他听见大门开合的声音，片刻后，爸爸一把推开了房门。
大人动作迅疾，像扑向猎物的豹子，不需要酝酿情绪，也用不着说明前因后果，脚步零乱地走过来，身体左偏右偏，嘴里念念有词，身上盖的毛巾被一下子掀起来，无法再装睡了。
他被拉下了床，一直拉扯到阳台上。妈妈也起来了，迟疑地跟在后面，仿佛没想好要不要劝阻。阳台门向外敞开着，朝阳，凉风，一盆有浮有沉的缺氧而死的鱼。他一声不吭，几乎等于承认了。承认不承认，结果是一样的，木棍朝他身上抽下来。
最后还是妈妈拉住了：“行了行了，别打手，手还得弹琴呢。”
时至今日，他还不明白，为什么总有学生家长执拗地认为，学艺术能使人快乐。“学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将来不会抑郁。”有个家长这么说，他懒得举例反驳。那些年他经常挨打，因为练琴，或者因为别的，打与被打常常就像全家人共同淋了一场暴雨，将彼此的愤怒都冲刷干净之后，赤裸裸地相对，涌起一阵羞耻。他爸爸退休之后，在家时间越长，金鱼养得越多，脾气就越暴躁，他挨的打也越来越多，但是他心里明白爸爸的坏脾气是因为什么，从来不问爸爸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天天在家闲着，不挣钱，家务也不做。妈妈指责人的那套词，他都背下来了，但是从来没说过。一边挨着打，一边觉得爸爸可怜。
弹琴的时候，他常常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绝不能像爸爸这样，没有本事，只会发怒打孩子。在那些有限的想象中，未来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一些画面，施坦威、灯光、地板、阴影中黑压压的观众。别人问他，他就说要当钢琴家，开演奏会，妈妈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像已经实现了似的，看儿子多有出息。直到现在，他也没得到过上台独奏的机会，而她已经靠着跳广场舞出了不少风头，组织起一支稳定的队伍，在社区演出，去养老院慰问演出，慰问的那些老人比她大不了几岁，还有各种节日庆祝演出，虽然大家都一样地四肢僵硬，胜在动作齐整、气派端庄，一跳起来就红火火地热情洋溢。
“人总得有个单位、有个追求、有个家庭。”今年春节回家，妈妈对着他感慨，“一个人漂着多难过，像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也没个稳定的单位。”他本来坐在沙发上，忽然别扭地移动了一下身体。行了别说了，他想，别把你朋友圈发过的那些东西又说一遍。
“我打算跟你齐叔叔结婚，”她说，“不请客了，就出去玩几天，去三亚。”她边说边起身开始收拾桌上的剩菜。那几年，她每天晚上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去，去跟齐叔叔约好了一起跳舞，每天都回来得很晚。当年为了这件事，家里吵架动手多少次，一直拖到他考上大学才离婚，还说，没早点办手续是怕影响你高考心情，他听了简直无话可说。
退休之后，妈妈开始跳广场舞。平常打电话，一提起来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常常在朋友圈发她跟有名的老师的合照。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App，是广场舞组织的社交平台。他也下载了那个应用，看到她发的视频，加了几层美颜滤镜，头上贴着毛茸茸的卡通兔耳，音乐就是楼下天天放的耳熟的那几首，脸上磨皮磨得看不出年纪。上个月，她来小住几日，就迅速地跟小区的广场舞组织接上了头。
“她们跳得太差了，那些曲子都过时了。”吃晚饭的时候，妈妈说。他租的房子客厅很小，摆了钢琴就没地方摆餐桌，两个人窝在茶几上吃饭，一个坐沙发，另一个只能坐地上。茶几又圆又小，两三盘菜就摆满了。电饭锅搁在地板上，腾腾地冒着热气。
她来这个城市是为了参加同学女儿的婚礼，不顺路来看看儿子，仿佛说不过去。吃饭的时候，她就聊她们跳舞的事，他耐心听着，听着听着居然有一丝兴味，过去他不知道广场舞有着严密的组织。那么烂，还有组织。
“当然啦。”她说，“各地都有组织，有老师带着。你关注我的抖音了吗？那上面也有我们跳舞的视频。有名的几个老师我都见过，比你年纪还小呢。”她放下碗，拿起手机，翻出一些合照给他看，合照的对象有男有女，确实都很年轻，他一个也不认识。妈妈一个个地给他介绍，姓甚名谁、多大年纪，又强调一遍，都比你年轻，都是大明星，哦，这个刚生完小孩。她对这些广场舞老师的兴趣非常浓厚，花边八卦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说起来仿佛介绍自己家的小孩。
她把自己抖音的账号告诉他，让他去关注一下，又问：“你有没有抖音号？”
“没有。”
又开始热心地介绍抖音有多好玩。他觉得，跟妈妈说话就好像伸出一只网子想捞鱼，却只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撩起浮泛的水花，鱼都在下面呢。住了两天她就走了。
走的那天，他打了个车，陪着她一直送到高铁站。下了车，箱子拎到路边，正要道别时，妈妈忽然按上他的胳膊，他顿时觉得像被咬住了似的，强忍着才没甩开。她说：“你春节回家吧？”
“没事就回去。”
“你齐叔叔做饭特别好吃，在家都是他做饭。”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春节回家不要买年货什么的，我们都预备好的。”他说好。
“你爸爸那边，你平常没事也要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毕竟还是你爸爸，将来你还是要管他的。”
“知道知道。”
“他跟你要过钱吗？”
“没有。”他撒谎。
“你关注我的抖音号哦。”她又笑起来，“我们在家经常学新的。你们小区里那些人跳的都太过时了。下次我来，得好好教教她们。”
她拖着行李箱进站去了，背影和从前一样瘦而窄，被敞开的大门一口吸了进去。叫的车还在等，司机催他快一点，这里不能久停。他上了车，就接到物业打来的电话，说昨天有人投诉你钢琴扰民，通知单贴在你家门上了。
他一下子就猜到怎么回事。上个月，他在电梯里碰到楼下的老太太，老太太知道是他一直在投诉她们跳舞，剑走偏锋，出其不意，对他说：“你们家从早到晚弹琴，也吵得我头疼。”
因为她的抱怨，他在钢琴底下加了厚绒地毯和两层隔音垫，再嫌吵也没办法了，总不能不给学生上课。没过几天，老太太又找上门来，他客气地敷衍了几句，楼上楼下，有什么办法？要不您考虑搬家？对方见道理讲不通，就威胁说要是不给她解决问题，她就打电话投诉，“告到你服为止”。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他本来没打算理她，随她告呗，谁规定在自己家不能弹琴了？渐渐地事情开始变得可笑，他好像惊醒了一只名叫程序的小狗，虽然不咬，但是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物业派一个女员工来送告知单，说你实在不改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必须通知你，有人投诉一次，我就要来通知一次，这是工作程序，来，你在这里签个字。不对，我拿错了，不是这张，这张是楼下那老太太刚签过的。她嘴角挂着微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邻里间有了矛盾，相互报复。他签了很多张一模一样的钢琴扰民的告知书。那个年轻的物业公司女员工似乎把送告知书当成一个出来放风的机会，她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来敲门，说昨天又有人打电话投诉你。最热的那几天，她手里还举着一瓶可乐，或者一根啃了一半的雪糕。她总吃同一种巧克力脆皮雪糕，没换过样。头发有时候扎起来，有时候披散着，垂在肩膀上。
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头，一犹豫她就转身走了。钢琴课从上午上到晚上，一个又一个小孩，家长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小孩叮叮咚咚地敲击琴键。他轻声细语地指点，有的孩子嬉皮笑脸，有的孩子一弹错就懊恼地哭了起来。他想，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孩反而特别爱哭，像他小时候，挨多少打也没掉过眼泪。
渐渐地，他习惯了女孩每天出现，几乎是固定的时间。他想着哪天向她要个微信，说不定可以聊一聊，聊点别的，只是空想，每次见她都不敢真的开口。有一天，他正在做午饭，煮一包方便面加白菜和鸡蛋，水刚烧开，就听见外面的敲门声又快又急。她站在门外，有些迟疑，说楼下的老太太不开门。
“那就是不在家吧。”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她一个人住。”
“应该不会吧。她天天出去跳舞，精神得很。”
“你是在煮什么东西吗？”
面锅溢了，溢出来的汤浇灭了炉子，发出一阵滋啦的响声。他赶过去把火关了，女孩还站在门口。
“真不用去楼下再看看吗？”她犹豫着，手里拿着两张待签收的通知书。
“不用，管她呢。”
“天天都弹琴，你是演员吗？”
“不是，我就教几个小孩。”
“多少钱一节课？”
“三百。”
“这么贵。大人小孩都是一个价格吗？”
“一样的。都一样教。”
“有成年人学吗？”
“很少。”
“成年人手指硬，就不能学琴了。”
“也不是，大人没那么多时间练琴吧。”
“我小时候想学，我妈不愿意花钱。”说到这里，她停下来，仔细听了听，又说，“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他也听见了，是从卫生间传来的，沉闷的、时断时续的敲打声，好像楼下有人在敲打下水管。再仔细听听，声音停止了。
“没什么吧。”他说。他签了自己该签的那张，顺手放在玄关的鞋柜顶上。女孩似乎没有走的意思，他心中一动，脱口而出：“你吃饭了吗？”
女孩客气地摇摇头，其实他也没什么可招待的，只有一碗鸡蛋面。她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都没有来，没人再投诉他钢琴扰民，同时楼下广场舞的噪声也消失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偶然听说，楼下的老太太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