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方好换了一个新工作。正式入职之前，她休息了一个多月，天天迟睡晚起。有一天，我上班前，她还蜷在被子里，说：“要不你也休几天年假，我们出去玩玩。”这个主意不错。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地方，西安、上海、凤凰古城，上网查机票和酒店，最后她泄气地说：“一次不去看你哥哥也没什么要紧，非得周六之前回来？”
我呆住了。周六不去托养所，从来没有，我压根儿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原来可以不去看他。她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好像某种坚固的东西忽然出现裂纹，不再是铁板一块。我迟疑着说：“那不太好吧。”
“只是一次。”她说，“我一年才回一次家。你每周都去看你哥哥，很够意思了，少一回没什么。要我说，根本不用这么纠结。”
你没有兄弟姐妹，你不懂，我想。裂纹继续扩大。她只是随口一说，在我听来像一句惊雷，根深蒂固的东西动摇了。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一直走神，一封邮件挨到中午还没写完。方好打电话商量晚饭吃什么，有一家新开的港式火锅听说不错。我敷衍着，附和着，无意义的琐碎对话像河水流过，最后她要挂电话了，我说：“我们去西安吧，不管他了。一次不去没关系。”
她高兴地答应，机票酒店很快订好。我请了年假，周日出发，周六还是去一趟托养所。这次我来晚了，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床头有一对小音箱，连着一个MP3播放器，正在播相声。音箱是我给他买的，MP3是这里的公物，工作人员拿过来给他解闷。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发现这里面只有一段相声，来来回回地重复听，变得一点都不好笑了，只剩下聒噪。
我把播放器关上，拿着去找值班的管理员，告诉他们，我哥哥已经听同一段相声几十遍了，能不能多存一点？太无聊了，你们做事要负责。或许我不该抱怨，那个管理员也是生面孔，不耐烦，说着说着我们两个的声音就越来越高。最后，人家很生气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把我一个人撂下了，出门时丢下一句：“床位这么紧张，能进来不错了，还不知足。”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无论是抱怨、发脾气或者讲道理，都是徒劳的。我哥哥是唯一一个周末没处去的残疾人，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当然他是很安静的，我想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活着本身就已经很麻烦了。
我空着手回来，把音箱的电源拔掉，问他想不想尿尿，找到便壶帮他解决。小心翼翼地把便壶从被子里拿出来，我想明天这时候我就在西安了，酒店离小吃街不远，我们可以先去吃一顿好的，后天去逛景点，错过周末的人流高峰。不过西安的热门景点，什么时候游客都不会太少，没关系，我们不赶时间，可以慢慢溜达。我把便壶拿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清洗，洗得干干净净，刚才与我争执的那位管理人员也走进来，我说：“下周我带个新的播放器过来。”他没理我。我想起来，下周末我赶不回来呢。
少来一次没什么，方好这么说。她说得没错，我哥哥总是一个样，他不会再长高，如果不把他抱来抱去，也意识不到他又长胖了，就像一艘锚定的船，稳稳停泊在时间里。我走的时候，替他关灯、关门，想着下次绝不能再跟人家争吵，当初也是费了不少周折才能进来，万一被轰出去，谁能照顾他？这里既便宜又安全，既适合他，也适合我。
西安的著名景点我们都逛了个遍，每顿饭都精挑细选，去吃附近评分最高的餐厅，和一个好胃口的姑娘在一起，很容易就快乐起来。她喜欢拍照发朋友圈，老是嫌我下筷子太快，破坏了完整的摆盘，很快我学乖了，等她说可以吃了再动手，有时候面都放凉了，粘成一坨。我觉得还是吃到嘴里比较重要，当然，她高兴就好。
星期六，西安下起了蒙蒙的雨。天气不适合出门，我们俩就窝在酒店的床上，一个打游戏，一个听歌看小说，中饭打算叫外卖解决。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有望在明天回程之前把这个游戏彻底打穿。天气预报说明天还会下雨。躺在床上背对着背，我们还在用微信聊天，谁也不想打破房间里的宁静，她分享给我她正在听的音乐。
“这能下载吗？”我问她。
“可以。”
我打算把这首歌存在MP3里，带给我哥哥，她回了一个耸肩的动画表情，说：“他听得懂吗？”
“当然，”我说，“音乐怎么会听不懂。”
“你真贴心。”她说，“男生很少像你这样的。”
我翻身下床，来到窗边，外面的街道笼罩在纱笼一般细密的雨里，行人打着伞，车和人的行进速度都显得慢。我们点的外卖还没到，肚子都饿了。
“反正明天也是下雨。”我说，这次不是用微信了，“干脆提前一天走吧，在酒店待着没意思。”
“改机票也要花钱啊。”她摘下耳机。
“省一天酒店嘛。”我们计算起来，其实总的花费差不多，方好觉得没必要，还少住一天。
她说得有理，我不再坚持。午后，雨依旧没停，改机票还来得及，犹豫不决的时刻是最漫长的，我过几分钟就看看床头的电子钟。方好说：“我们找个电影看吧。”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我说：“我得回去。”
她没有再劝我，然而，房间里那种属于年轻情侣的、甜美的、宁静的、闲逸的气氛消失了。本来是个暖和的下雨天，两个人在房间里亲亲热热的，我却这样扫兴。她没说什么，拿起手机来查机票，告诉我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让我自己去改，还说她不会跟我走的。我把她的气话当了真，只改了我一个人的机票。
她找出一部电影自顾自看着，直到我收拾好行李，要离开房间时，还没看完。她戴着耳机，眼睛紧盯屏幕，当我不存在。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怎么解释都像在找借口，她不相信我哥哥会因为我一周没去探望就出问题，又不是病危，这我当然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
晚上，我下了飞机，直接打车过去。我哥哥照常在看电视，对我的到来没有特别反应，他看电视广告已经够开心了。我要推他回去，他不愿意，电视是他最重要的娱乐，只能耐心地等着。等他看够了，回房时已经很晚，我才发现他的裤子尿湿了。
我将他搬到床上，开始给他换裤子。这些事过去都是我妈妈和我爸爸做的，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先抬哪里，再放哪里，这样一提一拽，裤子就褪下来，温水毛巾要提前准备好，我还忘了，临时找不到热水，就用凉水代替，幸好屋里不冷。手忙脚乱地折腾半天，把脏的衣服折起来塞进床下的一只塑料筐里，周一上班的护工会拿去洗。
习惯就像一间牢房，拿钥匙的人都不在了，我逃不出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给方好打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晚上，我去机场接她，她把行李箱交给我提着，算是原谅了。我和她，就算生气吵架，也坚持不了多久，她总会原谅我——即便是她自己出了错，也能原谅我。
春天过去，夏天也过去了，我哥哥马上要过三十四岁生日。过去，有个他活不过三十五岁的说法，某个专家下的断言，这个数字在亲戚朋友那里口耳相传，说得多了，仿佛成了真理。当然，这些闲话都得背着我妈妈。
如今，他面色红润，除了体重持续上升，其他方面毫无异状。“特别能吃。”有一次照顾哥哥的护工跟我说，半开玩笑半看热闹的语气，“吃起来跟个好人一样。”她弯下腰，跟我哥哥说：“你少吃点，我们快搬不动你啦。”
他发出“啊啊”的声音，护工笑呵呵地走开了。这次我来得早，他刚刚吃过午饭，我推着他去街上转了转。他东张西望，在外面他一般不出声，为了掩盖自己不会说话，我猜。有时候，我也相信他是聪明的，什么都懂，我妈妈一直这么说，只是无法表达而已。他被他的身体困住了，一定有一个我不了解的哥哥藏在那双眼睛后头，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待他好的、待他坏的，他一清二楚。
我们路过一家面包房，我把他留在店门口，走进去买了一块奶油蛋糕。他不应该太胖，而甜食又是他的最爱。如果我妈妈还在，一定会限制他，就像她不让我冬天吃雪糕。“都是为了你们好”，她说。当然，重点关照的还是我哥哥，她不让他吃甜食，医生建议我妈妈尽量控制他的体重。
回到托养所，我用勺子把蛋糕喂给他吃，他吃得很快，几口就少了一半，再几口就没了。我把空纸盒给他看，承诺下次来还带他去买。他牢牢记住那家店。后来每次我推他出去晒太阳，走到那附近，他就发出声音提醒我。那家的巧克力蛋糕很不错，还有一种五颜六色的圆形小点心，味道甜得齁人，方好告诉我，名叫“马卡龙”，配着咖啡，能够中和它的甜腻。
对我哥哥的胃口来说，马卡龙太小、太精巧、太不够解馋了，我没给他买过。九月阳光晴朗，他坐在店门外等我，来往行人小心翼翼地绕过他，有人好奇地朝他多看两眼。他整个人挤在硬邦邦的轮椅里，脸周围荡漾着一圈柔软的肥肉，头颈的轮廓模模糊糊，五官像肉海里的小岛，各自孤悬。我不知道我妈妈如何透过层层血肉看见他的智慧，我只看见渴望，他对甜食的嗜好永远无法满足。如果不停地给，他可能会一直吃下去。这次我买的是蓝莓芝士。
十一长假，我和方好一起回长沙，拜见她的父母。他们对我挺满意，知道我父母双亡之后，她妈妈对我更热情了，大概觉得没妈的孩子比较可怜。我们到的那天，她做了一大桌子菜，我跟方好的爸爸喝了几杯。方好带我看她的房间，满墙的粉色壁纸，床上堆着毛绒公仔，床头柜上的胖企鹅闹钟，她从小学用到高中。她给我看相册，一页一页翻，有她小时候穿着纱裙的艺术照，眉毛中间点着一块红；他们全家在泰山顶上合影留念；她穿着肥大的校服，把三好学生奖状举到胸前；她过生日鼓起腮帮吹蜡烛……晚上，她妈妈客气地将我引到书房，那里有张单人床，也充当临时的客房。躺在床上，夜深了，方好发微信说：“好想你啊。”
我说：“我也想你。”第二天，她带我去市中心逛街吃饭，看了场电影，总算找回了约会的感觉。这次她跟我的想法不约而同：还是赶快回北京吧。临行前，她父母一再地说，要我们春节一起回来过年。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问她，有没有提到我哥哥的事情？她说还没有，忘了，下次再说吧。我看，下次她也不见得说。方好习惯了跟父母报喜不报忧，她父母看见女儿非常高兴，高兴中还夹杂着一丝情怯。看得出来，方好在家说一不二，撒个娇或者发顿脾气，就能得到一切。
我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好隐瞒的，她也同意，觉得应该找个不那么正式的机会，随口拉家常的时候说出来就好了，不要显得很在意，毕竟哥哥不会跟我们一起生活，说到这儿她又确认了一遍：“你说对吧？他不会跟我们一起住。”
“不会。”
然后我们就换了话题。方好对现在的工作又不满意，她说她不喜欢受雇于人，看别人的脸色。她毕业四年，平均半年就换一次工作，她说，想自己创业，开甜品店，手工烘焙。我觉得这个概念放到小城市可能还行，在北京就显得太普通了。
“概念普通，我不普通呀。”她说，“我认识美食杂志的编辑，认识好几个专业摄影师，宣传也没问题。”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她觉得都是资源，都用得上。
我觉得她过分乐观，她觉得我想太多，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那可来不及。在家里，她有整架的烘焙书，说将来可以拿到店里做一面书墙，一面是书，另一面落地玻璃窗，放很多绿叶植物，多肉也行，不开花，只看叶子，清爽……她琢磨着这些场景，这些在网上或者时尚杂志上得来的灵感，停留在一间小店的表面，好像创业计划就是一个装修计划，核心的商业问题丝毫没触及。除了她能做出不错的饼干和蛋糕之外，没有别的准备了。
关于开店的问题，我们来来回回地讨论，连餐垫的色调都要争论几句，她喜欢浅淡的米色，显得干净柔和，我觉得深蓝更好。好些个晚上，我们徘徊在各种网红店铺的图片里，被形容词构成的滚滚洪流冲得晕头转向，最后她定了调，要“美式乡村”和“清新简约”，混合起来，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听起来倒是很有格调。
下一步就是凑钱。我和她都有些积蓄，够付大半年的房租，地点也看好了，不算热闹街区，在一个小区里，门口对着一排银杏树。原本是一家文具店，开不下去了，带着租约转让，方好当机立断，就是这里，一到手就立刻开动。等店铺装修得差不多，到了秋天，银杏叶子黄了，金灿灿地映在窗前，她说：“我一来就看中了这些树，夏天是绿荫，秋天更美，没错吧？”
“没错。”
准备开业之前，她辞了职，鼓动我也辞掉工作，一起干。我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最好不要两个人都扑在一件事上面，万一不成，还有条退路。她劝我不成，也就算了，一个人守着一间安静的小小的蛋糕店，更符合她一开始的想象。我们花了不少钱在装修上，最后超支的部分全靠信用卡，里外都是她喜欢的色调，原木色的墙面和桌椅，墙壁做成假的红砖墙，“像不像在电影里？”她说，“适合当拍照的背景。”她打算找她认识的摄影师来帮忙拍照，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时间，最后我们自己借了个单反，拍了几十张，存在电脑里。那些照片到现在还存着。
每天早上，她都要做一批新鲜的面包。凌晨她就起床，收拾一番去上班。我还在梦里，就听见她关门离开的响动。周末我跟她一起去，看着她忙忙碌碌，我能帮上的实在有限，只能在她的指挥下做一些零活，或者打扫卫生。店里一尘不染，大部分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
到了下午，我去看我哥哥，有时候带上一些面包或者饼干。方好的手艺确实不错，材料也很讲究，当天卖不掉的都要扔掉，每天都扔一大半。后来她渐渐减少了产量，不再执意要把玻璃柜填满。我们俩互相安慰，这是暂时的，人气要慢慢地攒起来。
我哥哥喜欢她做的巧克力曲奇，能一口气吃掉几十块，然后不停地喝水，我告诉他这是我女朋友做的，好吃吧？他咧嘴笑着，不知道听懂了没。冬天快到了，我给他买了一件长棉服，可以当毯子盖在腿上，来暖气之前，房间里总是很冷。他不想看电视了，我就站起来推着他在活动室里转了两圈，停在窗前，窗外灰蒙蒙的，玻璃上印着细小的污点——我在方好的店里总要擦玻璃，两扇落地大窗，擦得明净透亮。
我跟他说，我女朋友自己开店，我也投了钱，估计快赔光了。这些话不能跟方好说，她觉得我太丧气，而我哥哥永远不会说别人错了，他只会听，然后接受一切。我推着他离开窗边，回房间去，搬动他的时候，觉得他又胖了。体重的增长像洪水在蓄积，堤坝有撑不住的时候。近来他总是气喘吁吁。
我继续给他带甜食，吃到就开心，人活得这么简单，实在值得羡慕。有时候我也想，妈妈会怎么做、爸爸会怎么做，但是他们都死了，死人做不了主。我尽力使他舒服快乐，作为弟弟，已经够好的了。临走时，我遇见值班的工作人员，我追过的那个姑娘，跟她聊了几句。她告诉我，我哥哥的体重已经超过一百九十斤。
“现在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他。”她说。
“我一个人就行，关键是如何发力，回头我教教你们。”
“像他这种情况，超重不是好兆头。我只是提醒你，少给他吃甜食。”
我回到家，方好罕见地早归，横躺在沙发上发呆，双手枕在脑后，空调吹出暖洋洋的风。我问她怎么了，她翻身坐起，说：“我不想干了。”
凡是能卖的东西，都尽快折价出手。素净的原木桌椅，四套一共卖了八百块；几十盆多肉植物拿回家，摆满整个客厅，后来一盆盆地接连枯萎，客厅阴暗，照不到阳光；洗碗机被旁边的一家拉面馆要去了，人家只肯出五百；碗碟杯盘一类，统统打包带回家，这些东西够我俩用一辈子，上面还印着店名的英文缩写；还有一台全自动咖啡机，里面残留的咖啡豆散发出油脂腐败的味道，这台机器倒是很好出手；至于别的零碎摆设，有的送人，有的只好丢掉，几只花艺铁桶、八音盒摆件，一些旧杂志和书，几只放在桌子中央装饰的玻璃花瓶，瓶口上系着几圈粗糙的麻绳……几个月前，方好还很得意她的设计，现在，拆起来像战败逃亡，一溃千里，专拣些细软收拾，大件的只能放弃，什么都比不上房租昂贵，越早脱手越好。最后，甜品店关掉了，家里多了满地的花盆、一辈子用不完的带logo的餐具以及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教训。方好说，下次她一定能成功。
方好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开始朝九晚五。创业失败，就像从一场梦里醒来，醒来才觉得那梦做得离谱。小区里白天没什么客流，晚上，下班回家，谁会跑过来吃甜点呢？她说她受够了一天天地在店里等着，像个望归的怨妇似的，等着有人进门。偶尔进来一位，转一圈，看看价格，大概是嫌贵，又走了。她不想降价，都是心血，凭什么降价处理？宁肯扔掉。归根到底，她开店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一种执念，被网上的漂亮图文弄得眼花缭乱之后偶然产生的一个念头，被攫住了，以为这一闪念就能实现，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似的。过后想想，庆幸自己明白得早，转眼又后悔自己放弃得太快，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方好说，早晚还是要自己干，这次不行，下次再试。她这个人，输了也不放在心上，无非损失一点钱和时间。“我们都还年轻，这不算什么。”她说。我喜欢她的勇气，混合着一些天真的稚气，像个无忧无虑、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小孩子。春节放假，我们又去一趟她父母家，除夕夜，吃过晚饭，她爸爸把我叫到书房，谈了很久，也谈得很顺利。第二天，方好问我：“我爸跟你说什么？”
“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计划买房子？”
她挎着我的胳膊，马路对面的红灯还有五十秒。我们打算去看个热闹的贺岁片。长沙的冬天特别冷，寒气像蛇一样往所有温暖的缝隙里钻，方好把手伸进我的外衣口袋里，让我握住。节前去看过我哥哥了，一切如常，我告诉他春节我不在北京，让他好好听人家的话。
绿灯亮了，我们跟着人流一起向前走，电影院就在对面的商场里。她说：“你哥哥的事，你提了没？”
“还没。”我说，“你说，他们会介意吗？”
“无所谓。反正我不介意。”
我们走进商场的一楼，先买了两杯热咖啡，然后乘扶梯上楼。电影开场还要等一会儿，我们坐在某一层的休息区里，慢慢地喝着，橱窗里的模特已经换上了春装。她被一条裙子吸引了，去店里试穿。咖啡在杯子里慢慢变凉。我忽然感到一种自由，已经存在很久但我并没意识到的自由，从模糊的轮廓里渐渐浮现：我哥哥早已不重要了。他不能再吸引父母的目光，也不能再占据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所有亲戚都对我说，以后你父母不在了，你要继续管啊，我妈妈也没说过这种话，没有从我这里套取任何承诺，尤其是当我很小的时候，大义凛然地说一句“好！”其实再容易不过，就像每个小孩子都说将来要当科学家一样。
她没有这样要求我，我爸爸也没有。他们只会用日复一日的活着告诉我，让我明白日子应该这样过，谁也不能放弃谁。那些早就流逝的时间和人影、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一笔勾销。多年后，在一个平静到近乎幸福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