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栋灰色的大楼，像个侧立的火柴盒。楼前有一小片花园，病人们可以下来散步，绕着花坛一圈圈地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虽然地处闹市，这里总是很安静。住院等待开刀的那几天，金老师常常在这里一待几个小时，晒得全身暖烘烘的，再踱回病房，等着吃午饭。
她女儿金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让她失望透顶。她觉得金玲起码要当个医生，高考失利、复读，又失利，最后学了护理专业，她很后悔高中让女儿去住校，一离开家，她的管束就失效了。从高一开始，金玲的成绩就在中下游徘徊，一直到高三也没有好过，复读一年，进步有限，她终于认命，哪里录取，就去哪里吧。
金玲第一次高考那年，有一天她听见邻居闲聊，那个孙震，玲玲的小学同学，是今年本市的状元，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听完这些闲话，她推着自行车进了楼道，把车把上挂着的菜和肉拿下来，费力地爬上五楼。那时候她的膝盖就有问题，常年贴着膏药，没有实际的效果，只是心理安慰，当时县里的人民医院还做不了膝关节置换术，她只能忍着。
回到家，金玲的房门照常锁着。饭做好了，叫她她才出来，问她在干什么，就说在看书。金老师忍不住嘲讽她，高考完了，你知道看书了？她不说话，飞快地把饭吃完，回房关上了门。金老师经常觉得，没有这个女儿，说不定自己能过得更好，但是她又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好，更轻松、更没牵挂、更自由，这么一想，又被吓到了。她自己就是被自由的爱情害苦了，她觉得自由是个坏东西。
自从金玲离家去省城念书，金老师的日子就舒服多了，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筒子楼，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周末跟金玲的爸爸去看场电影，那时候小学的操场还放过电影，谁想去都行。她不记得电影演了什么，只记得幕布后面的夜空挂着一轮满月，像舞台头顶的白炽灯，月光冷冷地照着，圈住她，她才是主角，而电影里那美丽女人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她自己故事的注脚而已。他总围着她转，她就以为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等清醒过来，一切都已经太晚。
膝关节置换手术，是半身麻醉，她听得见医生说话、金属交碰的声音、切割的噪声。进口的钛金属关节植入，保用二十年，骨科的专家说您年龄偏小了，这个手术过几年再做不迟，她坚持要做，“说不定我活不到二十年后呢”。她计划好了，做完手术，能正常走路了，她要出去转转，谁也不带，谁也不跟，就自己一个人。
金玲小时候，母女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辛苦，还是很亲密的。她们互相保护，一起玩的小孩子问金玲，你爸是谁呀？你爸在哪儿呀？她就大骂那个孩子，也不管人家爸爸是学校的领导、她的上司。等金玲大一点了，对待那些敢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不管男孩女孩，一律翻脸就打。“他们全是故意的，”金玲说，“我打得他们不敢再说。”
虽然是搞教育的，她并不忌讳使用暴力，金玲不听话要挨打，学生也是一样，罚站，黑板擦砸到后排男生的头顶上，一脑袋白灰。时候久了，这个女教师的严厉脾气出了名，家长对她倒放心了。男孩子淘气，家长会对她说：“没事，您该管就管，该打就打，我们打也打不听。”
现在，时代变了，文明进步了，这一套行不通了，年青一代的家长们对体罚大惊小怪。不能打孩子，不能打学生，长大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小时候受过那样的待遇，回过头来指责父母和老师，说他们毁了自己的童年。“好像我们不打不骂，他们就能成为爱因斯坦似的”，金老师想，把手机丢到一边，不再看那些社会新闻底下无聊的争吵。有一次，她在街上碰见从前教过也打过的学生，已经长成一米八几的大块头男人，她拄着拐杖，停下来，挺直了腰，等着对方来跟自己打招呼，没想到对方走到她面前，攒足了表情，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就昂首走了过去。也是这个孩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给她写过一封长长的感谢信，让她印象很深，也很感动。她脾性暴躁却容易心软，要不是这样，也不会有金玲了，生下女儿就是因为不忍杀生，然而从一开始，她就觉得金玲欠她很多，她把男人的账算到女儿头上，又把对女儿的怨气算到学生头上，打着为他们好的名义，最后一切反弹回来。她在路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顶着八月里炎火般的烈日，慢慢走回家。
世道变了，她想，年轻人不知道感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享受，想着吃喝玩乐、傻哭傻笑。前一阵子，金玲迷上了一个男演员，在她看来，出现在电视上的，除了新闻节目的播音员，其余无论干什么，都叫演员。她被那个比她还小好几岁的未成年男孩弄得神魂颠倒，一个已经工作的人竟然如此幼稚，金老师丝毫理解不了。“你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整天看手机吗？”有一次她说，金玲没有回答，从沙发上站起来，回自己房间，用脚后跟把门关上，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上的综艺节目。
有一天，金老师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金玲昨天上夜班，白天睡觉，中午睡醒一觉起来，看见一桌子都是自己爱吃的菜，坐下来就吃，金老师也坐下来，用不容商量的口吻通知金玲，你得搬走，你那间屋子我要租出去。
金玲边吃边说，那租给我吧，我给你钱，市场价。金老师拒绝了，说我不能拿你的钱，那太难看了，说出去让人家笑话，你就搬走，我租给别人，你早就该自立了。金玲放下筷子就回了房间，来不及接着补觉，迅速地收拾起一些衣服，把行李箱拉出来立在卧室门口，倒头接着睡，傍晚醒来时，行李箱已经被拉到客厅的大门口了。金老师的房门紧紧关着，决裂来得悄无声息。金玲知道一切的肇始、裂痕的浮现，都在那天晚上——那只猫被丢在地上摔死。第二天就不见了，它到底去哪儿了？是死是活？
她走进厨房去做晚饭，等妈妈午睡起来。退休以来，金老师变得非常懒散，午睡经常睡到傍晚才起来。等她起床了，晚饭摆在桌子上，鸡蛋西红柿面，面条有点粘在一起，金老师说：“你应该等我起来再下面条，这都粘成一坨了。快三十了，做什么事都没个算计。”
金玲没答话，端起碗开始吃面，想问金老师的话，拌着面条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她想，我妈不会有任何新鲜的答案，她摔死了我喂的猫，还能有什么？还能对她抱什么期待？她就是一堵石墙，是对着她吼叫、连回声都听不见的石墙。吃完面，她洗了碗，然后拉起行李箱出门，一出门凉风习习，吹散了白天的闷热，西边的天空火红得像一片流淌的熔岩。她沿着小区里的道路走，就是她和孙震一起跑过的那条坑坑洼洼的人行道，道边的杨树新近被削掉了树顶，变成两排齐刷刷的平头板寸，很有几分滑稽。行李箱的塑料滚轮轰隆隆地响，她一直走到外面的街上，找到一家门面很小的宾馆，开了一间房，床单上有股淡淡的霉味，窗户很小，窗外不到半米，便是另一栋楼的灰色砖墙。她把窗户向外推开一线，透透气。在这个宾馆里，她住了六七天，很快在网上搜到一处出租的房子，一套两居室中的一间，房东住带阳台的那间，她住阴面的小房间，靠着厨房。房东跟金老师年纪差不多，离婚了，儿子在北京工作，老人觉得孤单，就把空出来的房间招个姑娘合住，平常做了饭，碰上金玲正好在家休息，也大方地叫她一起吃。晚上，她会趴在床头的台灯下面看看书，有些是她自己买的书，有些是放在房间里、房东儿子的旧书，很多都是她从前看过的，恍然像是她自己的书架。
金玲翻看他的旧书，看页边空白处的读书笔记，字迹细小而有力，记录着一些小孩幼稚的看法，他喜欢，他不喜欢，这怎么可能呢？？？太可怕了！！！激烈地表达他的观点和情绪。这个男孩喜欢在书上写字，有时候他甚至联想到与书的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字迹渐渐成熟，语句也越来越清晰，话变少了，但是更能切入核心。有时候，金玲觉得看他写的这些批注甚至比书本身更有意思，有几次，在推理小说上，他看到三分之二就猜到了凶手，把名字和自己的推论过程写在边上，看到这里，金玲只好把书合上，关灯睡觉。
那些怪梦就是从她搬进这个房间才开始的。她重复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猫，四脚落地的那一刻，梦就熄灭了，剩下一片灰暗的朦胧，自己好像在猫的身体里左奔右突，找不到出路。有一天夜里，她惊醒过来，拧开床边的灯，觉得这个房间内的一切看起来非常熟悉，好像是另一个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些书、那些笔记，没有任何地方留下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在她心里浮浮沉沉，像静默的闪电在云层时忽隐忽现，预示着紧随其后的闷沉的雷。她翻身下床，到处搜索，像个闯进陌生房间的小偷。最后，她从床底下拉出几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装着他从小到大的课本、练习册、作业本、绘画本，美术课上画的城堡，他喜欢用蓝色，蓝色的水彩笔总是最先用完，问她借。他父母离婚后，他妈妈让他改了姓，也改了名，房东偶尔提起他的时候，用他的新名字。金玲丝毫没有意识到房东的儿子就是孙震，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课本上，还写着他原来的名字。
是那只猫，她想，再次把我和他联系起来了。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待天明，觉得与这样奇异的连接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毫无意义。一定要找到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