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向左右打开，走进车库，浑身骤然一凉。电梯里装着摄像头。说不定，此刻就有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在监控室打了个盹醒来，在数十个静悄悄毫无异象的画面中，看见我扶着一个女人，像是喝醉了，头垂在我的肩膀上，我搂着她的腰，拖着她走出电梯。她的眼睛半睁半闭，脚尖划过地面。死人的身体格外沉重。她叫齐思，是我的房东。
在地下车库，我听见她的脚尖在地面上划出轻微而持续的声音，灰色的地面上刷着粗大的白色箭头，引着我们走向我那辆黄色轿车。黄色是另一个错误，太显眼了，让人印象深刻，我的邻居，那些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开着灰色、深蓝、巧克力色或者黑色的车，稳重又大方；而我的车，通体明黄，大号的轮毂，改装过的排气管，显得那么扎眼。邻居们以为我是搞艺术的，或者是广告公关一类的时髦行业，并不是，我在一家台湾人投资的食品公司上班。两个月前，我丢了这份工作。公司搞的末位淘汰制，在我看来全是胡扯，要解雇就解雇，还要羞辱人，没等上司开口，在年度绩效排名公布的第二天，我就递上辞职信。
不知怎么，积蓄很快就见底了。钱流走的速度比我预料的快得多，好像水龙头坏了，怎么都关不上。其实我吃用都很简单，唯一的大宗支出是房租，还有车贷，一些消费类的贷款，无息分期，我知道这是商家为了鼓励我多花钱。表面是利好，其实是陷阱，这样的事太多了。
现在我的债务又多了一笔。不知道为什么，背上一条性命，反而觉得轻松了，仿佛生活终于触了底，另外一只悬着的靴子总算掉了下来。从我未成年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早晚我会走上一条自毁的道路。记忆有时候还会骗人，但是直觉不会，直觉引着我滑向下坡路，几乎是命定的。我承认我没花多少心思在工作上，没有恋人，父母疏远，朋友倒是有几个，不过他们都比我忙。失业以来，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从卧室的窗户向外张望。傍晚时候，夕阳很美，理应有华丽的诗句来配衬它，可是我一句也想不起来，甚至连一段熟悉的旋律也没有。在空荡荡的目光里，夕阳降落下去，熄灭在黑夜中，无数灯光亮起来，取代了太阳，也取代了星星，它们密集、明亮、僵硬，像一大片不会眨的眼睛，长久的凝视，无数的逼问。有时候，我会被它们惹得怒气冲冲，想推开窗子，对着夜空破口大骂，这一幕在脑海中无数次重现。我怀疑它真的发生过了。
我的车就在前面了，鲜艳刺眼的明黄色。这里不知道有多少摄像头，时刻被监视着，我没想逃，逃不掉的，不如仔细体会此刻。齐思的身体越来越僵硬，实际上尸僵并不会来得这么快，但是我感受到了，在她的体内，血液正在凝结，肌肉不再有活力，腐败从内部开始。旧生命沉寂下来，新生命开始繁殖。
她依赖着我，被我抱着，姿势显得很亲热，触觉却是冰凉。我们渐渐走近了汽车，我费力地将手伸进口袋，去摸车钥匙，没摸到，换一个口袋再摸，最后连T恤胸前的那只小口袋都找过了。车钥匙落在家里，我想起来了，就在玄关的鞋柜上，出门时我满心想着怎么才能躲过监控，现在好了，还得回去拿钥匙。
一瞬间我就做出决定，就把她留在这里——不能再冒一次路上被人撞见的风险。
我把她拖到后备厢与墙面之间的那一道空隙里，让她靠在墙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她坐下来，眼睛半睁半闭，像个坏掉的大布娃娃。我克制住自己，不要狂奔，不要狂奔。即便在深夜，车库里没人出入，也说不准我上楼去拿钥匙的这一会儿工夫就有人发现了她。那么故事就结束了，在这里结束，在那里开始。我对未来早有了心理准备。早在今天之前，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会把眼前的一切全毁掉。
六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找到新工作。
人不得不工作，才能获得食物和住处，简直连草原上的狮子都不如。我绝没有看不起狮子的意思，相反，我认为野生动物更有生命的尊严，它们觅食、喝水、睡觉、交配，一切以实际的需要为准。它们不浪费食物，不虚耗体力，也不制造除了排泄物之外任何多余的东西，让世界充满光鲜亮丽的无用之物。它们的空闲是真正的空闲，徘徊在饥饱之间，它们不知道什么叫作无聊——或许对动物们来说，无聊正是至高的享受呢。
度过了六个月的失业生活之后，一些变化缓慢地发生了。我开始混淆白天和黑夜，深夜无比清醒，傍晚却困得不行。睡眠混乱，三餐不定，感觉不到饥饿，也感觉不到饱足，我可以一整天不吃饭，然后大吃大喝，像只骆驼似的储存能量，区别在于骆驼能穿越宽阔的沙漠，而我走过最长的路不过是从床上到马桶。被褥、枕头、电脑和手机等等构成了我的生活堡垒。我租来的这套一室一厅，床的面积占到卧室的一大半，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床上，床上混乱、拥挤、温暖，又含着某种拒绝和否定的意味。我知道，日上三竿还不起床，这是罪恶，是不应该的，我才二十九岁，我的生活还有无限可能，不应该躺在床上发呆。我试图理智地看待眼前的境况，却意识到在千百种无限的可能中，终究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完，而一旦选定，其余的可能性也就随着时间，陆陆续续地消失了。
简历每天都发，面试的机会却很少。有那么几次，我走出利刃般指向天空的写字楼，在满天满地的灰霾中长出一口气，记不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那些交谈飘荡在空中，是皮影戏里的人物在讲话，我一遍遍地用华丽夸张的语言涂饰自己，好像往蛋糕坯子上抹奶油，抹得又厚又平，再挤出一朵朵浪花，点上几粒樱桃和碎巧克力。所有人都在努力地装饰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让它越来越复杂而完满，而我的却日益剥落、陈旧、斑驳，像一堵废弃无用的墙。他们总对我说，有消息会通知你。一直都没消息。我说不清楚，但是一定有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有什么东西坏掉了。
即便如此，我依然期待明天，看看明天会不会更失望、更糟糕，像无尽的向下盘旋的楼梯又下了一格，钟又慢了一秒。我知道这种生活必须得有个了结，明天、后天，我将有个新工作，就像落水者抓住一只船桨。我打定主意，不再挑挑拣拣，哪怕是条破船，也要先爬上去再说。
我耐心地等待，不承认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躁，就像洪水缓慢地上涨，等着舔到一个最普通的蚁穴。今天中午，我已经因为外卖小哥送餐迟到而发了一顿脾气，对方很理性地表示，不满意可以投诉，不要对他大喊大叫，他还有别的订单急着要送，还主动把投诉电话告诉我。他用力关上了我的房门，那扇门像一个巴掌朝我的脸上甩过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整个文明社会抛弃了。投诉电话过了很久才打通，接线员的语气是千篇一律的甜美，而我的怒火熊熊燃烧，把理智都烧成了焦炭。我向她大喊大叫，失业几个月，存款越来越少，眼看就要付不起房租，不能告诉家里，一个字也不能说，我是父母的骄傲，却是我自己的耻辱。她说我不可理喻，凭什么拿别人撒气，我又不欠你的！说着说着我们就争吵起来，直到电话被对方挂断，另一个同样甜美的机械女声告诉我通话已经结束，祝我生活愉快。
傍晚，齐思来找我，我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她了。当时，我正准备泡一盒方便面，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吃。这套房子在她父母名下，由她来收租。我从来都按时交房租，这次已经拖了一个月，眼下还支付得起，但是付完房租，我就一毛不剩了。她问我什么时候交房租。
“你一向很有信用嘛。”
“下周。”
“你上周也是这么说的，”她拿出手机，翻出微信对话的截图，“还有上上周，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她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对我讲话，好像我是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实际上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她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套房子里，我帮她换过灯泡、修过门把手，她给我切过水果、沏过茶。
“你怎么还不上班？”她说，眼睛朝周围转了一圈。
“新工作还没着落。最近真烦透了，周末你有空吗？”
“那你什么时候能把房租给我？”
“下周。”
“周几？”
“你说周几？”
“下周一。别再拖了。周末我没空。”
今天就是下周一。她来了，她死了。眼下我得快去快回，拿到我的车钥匙，然后再次下楼，把她搬上车。我尽量不去看那双眼睛，可是她半睁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追着我似的。
掀开的后备厢盖再次合上。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撞见任何人。昨天预报今夜有大暴雨，黄色预警，上班的人都早早回家，吃着晚饭，看着电视，说着笑话或者吵着嘴，一边等待大雨来临。
还有我。我孤独地坐在驾驶座上，慢慢踩下油门，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沉重，计算着从地库到家门口有多少摄像头，从哪些角度拍到了我和她。这事瞒不了多久，从她断气的那一刻开始，每一秒钟、每一步路都在通往牢狱，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太多感触，仿佛早料到这样的结尾。不能创造，那便毁灭，我知道人一定得做点什么，建立或者推翻，我受够了无所事事。此刻虽然恐怖，却不无聊。无聊才是最可怕的敌人，掩盖一切幸福，湮没一切拥有，磨平所有的故事和遭遇，它把我变成了所有人，又把所有人归结成一个我。当我看向后视镜的时候，看见一个罪犯的上半张脸。就这还不足以让我回到现实。
黄色轿车缓缓地驶出车库，驶进泼天的大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