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是个骗子。我可没夸张。我一直以来做的大多数事都试图在他人心中建立起某种印象。主要想讨人喜欢或受人爱戴。我想要的可能还更复杂些，也许吧。但归根结底，还是想被人喜欢，被人爱。受人爱戴、有人支持、有人喝彩，诸如此类。你们懂我意思。我在学校表现得不错，但当时的深层动机并不是为了学习或自我提升，仅仅是想表现好，想取得好成绩，加入球队并有亮眼表现。想向人展示出色的成绩单或校队服上的字母。我这么做并不怎么享受，因为我总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这害怕让我加倍努力，所以我总能表现出色，最终得到想要的东西。但是，一旦我获得了好成绩，或者入选全市明星队员[104]，再或者是获得安吉拉·米德的允许，让我把手放在她的胸上，我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恐惧，我怕自己再也无法得到这一切。没有下一次，或者不再有想要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是在安吉拉·米德家地下的娱乐室里，我坐在沙发上，她让我把手伸进她的衬衣，随后，她乳房柔软的活力之类的，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现在成了能跟米德约会的人了。”在那之后，一切似乎就变得糟糕了。那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她是一个慷慨、安静、自持又体贴的姑娘——她现在成了一名兽医，有了自己的诊所——而我甚至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我除了关心她眼中我可能的样子之外，什么也不了解，她是啦啦队队长，在当年中学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中排名第二或第三。她远比这些要复杂，她超越一切青春期的排名以及受欢迎度之类的狗屁，但我从未让她成为，也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复杂的人，尽管我幌子打得很好，装出可以深入交谈并真切想要了解、想要理解她内在的样子。
之后，我做了精神诊疗，当时几乎所有快三十岁的人都去做过精神诊疗，这些人赚了一点钱，成了家，或者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但依旧觉得不幸福。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做过精神诊疗。但这并没有真正起作用，尽管它确实让每个人听起来，像是对自己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在我们的互助交谈中增加了一些可用的词汇和概念，甚至听起来还真有那么些道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当时从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媒体采购职位跳了槽，来到芝加哥从事区域广告宣传。年仅二十九岁的我就当上了创意助理，诚如他们所言，成了一个平步青云的宠儿，但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无论这种快乐指的是什么。不过，我当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一点，因为这确实是老生常谈——小丑的眼泪[105]、理查德·科里[106]，等等——并且，这个圈子里我看重的人似乎更乏味、更喜欢拐弯抹角，也更看不起陈词滥调，这样一来，我自然就用所有的时间，让他们觉得我也很乏味、很厌倦，我会做些事情，比如打哈欠、看指甲、说些话，比如：“我快乐吗？这种问题，如果有人问起，多多少少就已经决定了会有什么答案。”等等。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营造某种印象，想得到认可或被人接受，到头来却毫无感觉，因为这和我内心真正的自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很厌恶自己总得以这副骗子模样示人，但却似乎无能为力。下面是我尝试过的各种事情：电击休克疗法、骑十速的自行车去新斯科特打个来回、催眠、吸食可卡因、骶颈椎脊柱按摩、加入灵修会、慢跑、从事广告委员会的公益活动、参加冥想课、共济会、精神诊疗、参加兰德马克论坛[107]、研修奇迹课程、参加右脑绘画讨论会、禁欲、收集和修复老式科尔维特车[108]，并尝试在连续两个月里每天晚上和不同的女孩睡觉（我六十一天累计睡了三十六个女孩，还染上了衣原体病毒，我还把这事儿告诉了朋友。我表面上看似尴尬，暗地里却期待能给大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拿我自己的笑话作为代价来掩饰自己，但我想，他们还是对我有了某种印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两个月里，我只感到空虚和纵欲，再加上我错过了大量的睡眠时间，所以上班时就成了一摊烂泥——那也是我尝试服用可卡因的时期）。我知道这部分很无聊，可能会让你们犯困，顺便说一句，一旦到了我自杀的部分，并发现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你们就会觉得有趣起来了。就上述的清单而言，精神诊疗几乎算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儿。
我碰到的那个精神分析师还不错，他是个心慈手软的高个子大叔，留一大把姜黄色胡子，态度和蔼，有点不拘小节。我不确定是否还记得清他活着时候的样子。他是个出色的聆听者，看上去挺有趣的，也略微有那么一点同情心。起初我怀疑他并不喜欢我，或者说，在我身边待着有些不安。我想他不太习惯已经意识到自己真正问题所在的病人。他还有点喜欢推销药。我拒绝尝试抗抑郁药。我只是不想通过吃药来减少自己的虚伪度。我说，就算药有效，我要怎么知道是我的作用，还是药的作用？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个骗子了。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可我似乎就是停不下来。我记得在第一阶段大概二十次左右的精神诊疗里，我表现得开放坦率，但实际上，我似乎都在和他玩类似击剑的游戏，或者说，是在牵着他的鼻子走。基本上，我都在向他表明，我并不是又一个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病人。归根结底，我试图在向他展示，我至少和他一样聪明，并且我身上也没有他想要看到而我自己还没看到或想到的东西。然而，我却想得到帮助，而且是真的想从那里得到帮助。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是多么不快乐，直到进行了五六个月的精神诊疗之后我才说，我不愿看起来像另一个怨声载道、自我陶醉的雅皮，尽管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意识到，从内心深处来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真实。
从一开始，我最喜欢那位精神分析师的地方在于：他的办公室简直一团糟。那里到处都是书和报纸。通常他得先把椅子上的东西全清理掉，我才能坐下来。那里没有沙发，我坐在一把简易椅子上，他面对我，坐在那张破旧的办公椅上，椅背部分贴着那种巨大的长方形或披肩装的背部按摩珠，就像出租车司机经常放在出租车座位上的东西一样。这是我喜欢他的另一个地方，那套办公桌椅对他来说有点太小了（他不是个小个子），所以他不得不弯腰弓背地坐着，把双脚平放在地板上，要不然，有时他就把双手放在脑后，然后在椅子上往后靠，这使得他的后背在往后靠时，会发出可怕的吱吱声。当有人和你说话跷起腿来，似乎总有种居高临下或高人一等的感觉，而办公桌椅不允许他这样做——如果他跷起双腿，膝盖就会碰到下巴。然而，他显然从来没有去给自己买一把更大或更好的办公椅，甚至没有顾得上给椅子内侧链接处的弹簧上油，这样椅背就不会吱吱作响了。我知道，如果这是我的椅子，而我又不得不整天坐在里面，这种噪声会把我逼疯的。我几乎一进来就注意到了这一切。小小的办公室里还弥漫着烟斗烟草的味道，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味道，再加上古斯塔夫森医生从不做笔记，也不会用提问题或者精神分析师那套老生常谈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无论这样做是否有帮助，都会让整个事态变得可怕而无法挽回。他呈现出的整体印象是个讨人喜欢、无拘无束而又随心所欲的家伙，在我意识到他做的一切可能都不会让我继续和他玩击剑游戏，也不会企图去预判他所有的问题，以便表明我确实已经知道答案之后，事态真的就变得好起来了——无论他做什么，总是能拿到六十五美元——最终，我告诉了他我是一个骗子，被异化了（当然我必须使用上城区词汇，但事实依旧不会改变），并开始认识到自己最终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完全不快乐。我告诉他，我没有因为自己是个骗子而责怪任何人。我是被收养的，但那时我还是个婴儿，收养我的继父母，比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亲生父母都要好，我从来没有被他们吼过、虐待过，也没有被逼着在军团球赛[109]中打出0.400的击打率[110]，他们还借了第二笔贷款，把我送到一所精英大学，而我本来可以拿奖学金，去读类似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分校这样的学校。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坏事，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是个骗子，我之所以孤独，其实都是我自作自受（当然，他听到“骗子”这个词后，耳朵就竖了起来，这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词），因为我似乎太过自我为中心了，并且还欺诈成性，我经历任何事都会想着如果这么做会怎么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心目中他们对我的印象来。我说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但我无法停下来不那么做。我也向古斯塔夫森医生承认，一开始对他耍了一些套路，并想要确定他已经把我当成脑子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我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在精神诊疗中耍花招、炫耀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但我似乎控制不住自己，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微笑着听我说完这一切。在我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这倒不是说他招人厌或没有幽默感，他长着一张友好的大红脸，态度也够和蔼可亲，但这是他第一次像个人一样，笑着和我对话。然而与此同时，我已经明白接下来应该向他敞开些什么了——果然他开了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你刚刚是在说你本质上是个精于算计、善于操控人的人，想得到别人认可，或在别人心里留下你想要达到的那种印象。”我对他说，这么说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基本上是准确的。而后他进一步说，他理解，我无非在说，我觉得自己被困在这种虚假的生存方式中，永远无法完全敞开心扉，说出真相，不管它是否会让我在别人眼中留下好印象。我有点不甘地说，是的，我的脑子似乎总在这样运转，总有一些欺诈成性、精于算计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我不断地在与每个人下棋，并算计着，如果我想让他们走某一步，我就得用这样的方式引导他们这样走。他问我是否下过棋，我告诉他，我中学时下过，但因为最终没能下得如我想得那么好，就放弃了。入门后就知道真正下得好会是什么样子，但又无法下得那么好，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等等。我当时说得夸夸其谈，就是希望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好让他不要深究和质疑我刚刚为自己搭建起的形象。但这并不管用。他把背靠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里，暂停了对话，似乎认真思考了起来，以便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当时想，他马上就要觉得自己赚到了今天的六十五美元。他暂停了对话，还不自觉地摸摸自己的胡子。我有理由相信，他将会说出类似下面的话来：“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刚才说的事情呢？”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个骗子，我怎么能对自己的欺诈行为直言相告呢？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抓住了我某种逻辑上的矛盾或悖论。我继续往下说，并且故意露了点怯，大概是为了让他也能继续说下去。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我还抱有一些希望，希望他说的话或许能比我预测的还要敏锐或精辟。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喜欢他，喜欢他想到真的对我有帮助的主意后开心雀跃的样子，与此同时我又试图对他的面部表情进行职业性控制，以便让这种雀跃感看起来更像是出于真实的欣喜，以及我的病例所激发的临床兴趣或其他什么东西。他很难不招人喜欢，他有一种所谓的迷人风度。作为装饰，在他椅子后面的办公室墙上，挂有两幅装裱好的版画，一幅是怀斯的那幅《麦田里向农舍爬去的小女孩》，另一幅是塞尚的静物画《桌上碗里的两个苹果》（说实话，我只知道塞尚的那幅，因为那是一张艺术学院海报，画下面有一个有关塞尚画展信息的横幅。那是一幅静物画，这幅画让人有种奇怪的不适感，因为其透视感或风格有些许不太对劲的地方，以至于桌子看起来歪歪扭扭，苹果看起来几乎是方的）。这些画显然是为了给诊疗室的病人提供一些可看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喜欢四处张望或看看墙。不过，我在诊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毫不费力地盯着诊疗师看。他确实有让你安心的天赋，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我并不幻想这种天赋能与足够强的洞察力和活力相一致，尽管这两种力量能找到某种真正帮助我的方法。
有一个我称之为“欺诈悖论”的基本逻辑悖论，这是我在学校上数理逻辑课时，多少算是自己发现的。我记得这是一门给本科生上的大课，每周由教授在礼堂讲台上讲两次，周五则在一个研究生助教的带领下进行小范围讨论，这位助教的全部生活似乎都被数理逻辑占据着（另外，要想拿到最优异的成绩，你只需要拿着教授主编的指定教材坐下来，记住不同的论证模式、范式以及一阶量化的公理，也就是说，这门课程就像逻辑学本身一样准确而机械，只要你付出时间和努力，在另一端就能产出好成绩。我们只有到了学期末，才接触到“贝里和罗素悖论”以及不完备性定理这样的悖论，但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期末考试中）。欺诈悖论指的是，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越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魅力，你的内心就越觉得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也没那么有魅力——因为你是个骗子。而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就越是想努力传达出自己令人印象深刻或讨人喜欢的形象，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你其实是个空虚的骗子。从逻辑上讲，你会认为，当一个所谓聪明的十九岁少年意识到这个悖论的那一刻，他就会放弃再当一个骗子，从而安分地做自己（不管那会是什么样），因为他已经想通了，做一个骗子是一种不道德的无限倒退行为，最终会导致恐惧、孤独、异化等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高阶的悖论，它甚至没有形式或名称——我没有给它取名字，也取不出名字来。我在十九岁时发现的第一个悖论让我清楚地认识到，至少在四岁时，我就已经是一个空虚、爱撒谎的人了。我对我的继父撒了谎，因为我意识到，就在他问我是否打碎了碗时，我就想到如果我说是我做的，又摆出一副笨拙的样子来“承认”，那么他就会相信那不是我而是我姐姐芬恩干的。芬恩是我继父继母的亲生女儿，而她真的打碎了我继母从她亲奶奶那里继承来的摩瑟牌[111]古董玻璃碗，我继母对这碗爱不释手。再者说，我这样做会引导或诱导继父把我看成是个善良的继弟。我这位继弟因为非常焦虑，不想让芬恩（我真的很喜欢她）惹上麻烦，所以才愿意为她撒谎并接受惩罚。我解释得不是很清楚。一来，我当时只有四岁，二来这种意识并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通过言语来打动我，更多的是感觉、联系，还有我继父母心里闪过的念头和脸上各种与之对应的表情。但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才只有四岁的我就想好了如何在继父那里建立某种印象，我似是而非地“承认”说，我朝芬恩的胳膊打了一拳，并偷了她的呼啦圈，然后拿着呼啦圈一路跑下楼，在餐厅的餐具柜旁玩了起来，而柜子上面放着继母所有的古董玻璃器皿和小雕像，芬恩因为担心碗和其他玻璃器皿，顾不上手臂的疼痛和呼啦圈，跟着我呼喊着下楼，她是想要提醒我，我们不能在餐厅玩耍这个规矩有多重要……意思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牵强到有些刻意的说谎方式，我所要冒的风险其实和直接说谎一样多，再加上这样做看起来很高尚，颇具自我牺牲的意味，此外还能让我继父继母感觉良好，因为当他们的一个孩子做了一些彰显个性的事情时，他们总是会感觉良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类事情对塑造他们孩子的性格大有好处。我把这些话说得那么长，那么仓促，那么笨拙，就是想表达记忆中，那一幕突然击中了我：我抬头看着继父那张慈祥的大脸，他拿着两块比较大的摩瑟碗的碎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比真实的感觉更加愤怒（他一直认为比较贵重的东西应该被安全地存放在某处，而我继母更倾向于认为，如果你不把好东西放在外面让人欣赏，那有什么意义？）。摆出某种样子，并让他看起来是在想某事，这一幕就这么快地击中了我。要知道我当时才只有四岁左右。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无法装作感觉很糟的样子——事实上，这种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这感觉有点像看着拼图中待拼的一部分，而你手里拿着一块拼图，却看不到它应该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它匹配进去，你就这样看着所有的拼接口，然后猛然一瞬间，你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你无法把找到的理由指给或者解释给任何人，如果你把这个拼图转成某个角度，它就能匹配上，然后就这么拼上了，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在那一刹那，你突然感到自己就像这块拼图一样，与某种更大的、更完整的拼图连接在了一起。我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芬恩的反应，她因为碗的事受到了责罚，然后当她继续否认在餐厅玩耍的人是她时，受到的惩罚更重了，我继父继母的立场是，他们对她撒谎的不满和失望甚至超过了摔碎碗这件事，他们说，碗只是一个物件，从大的格局上来说并不重要（我的继父母就是这样说话的，他们是有崇高理想和价值观的人，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宏大的理想在于，在家庭的所有关系中完全诚实。在他们看来，对于父母来说，撒谎是最糟糕且最令人失望的违规行为。顺便说一句，他们对芬恩的管教往往比对我更坚决一些，但这也是他们价值观的延伸。他们关注的是公平，想让我感觉到，我和芬恩一样，都是他们真正的孩子，这样我就会感到最大的安全感和最多的关爱，有时这种对公平的关注，导致他们在管教时有点矫枉过正了）。随后，芬恩就这样被当成了一个骗子，但她不是，这对她造成的伤害一定比实际受到的惩罚还要大。她当时只有五岁。被别人当成骗子，或者在人们心中你就是个骗子或撒谎鬼，这是很可怕的。这可能是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之一。即使我没有真正与之直接相关的任何体验，但我敢肯定，当你说的是实话，但他们不相信你时，这种感觉是加倍可怕的。我觉得芬恩一直没能完全忘掉那段插曲，虽然之后我们除那次之外，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那是在我们都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俩因为什么事情而起了争执，芬恩随后冲出家门，她回过头来说了一句隐晦的话。她算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女——抽烟、化妆、成绩平平，和比她年纪大的男人约会，等等——而我是家里受宠的孩子，成绩优秀，还进过校队，等等。对此的一种说法是，我当时无论是看起来的样子，还是实际的表现都比芬恩好很多，虽然她最终安定下来，考上了大学，现在过得还不错。她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之一，自带一种枯燥、微妙的幽默感——我很喜欢她。关键是，那是我成为一个骗子的开始，虽然这并不是说，摔碎那只碗的事件是我诈骗生涯的开端或起因，抑或说，这件事就是我一直没能克服的某种童年创伤，所以才不得不靠精神诊疗来解决。我身上诈骗的那部分一直存在，它就像拼图一样，客观地说，在你还没有看清它该怎么拼之前，它依旧是一块真实的拼图。我一度认为，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中就有一个是骗子，或者携带了某种诈骗基因，而我也遗传了这种基因，但这是条死胡同，我无从得知。就算我知道了，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依然是个骗子，要面对的依然是我自己的不快乐。
再说一次，我知道这样说很笨，但问题是，就在古斯塔夫森医生发表那番宏大的归谬论之前，他让自己停顿了片刻，就在这个戏剧化的短暂停顿中，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上述的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他的论点是，如果我刚才是在直言不讳地向他承认我的欺诈，那我就不可能是个十足的骗子。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清楚，思绪和联想在脑海中飞速运转的速度有多快。你可以在工作的创意集思会上，或别的什么事中，仅在人们翻看笔记和等待下一个展示的短暂沉默里，就从脑中涌现出足够多的材料来，以至仅仅想把在瞬间沉默中涌现的思想洪流用文字表达出来，都会花费比整个会议多几倍的时间。这是另一个悖论，一个人一生中有许多最重要的印象和想法都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其速度之快甚至都还没形成一个可以妥帖表达的词语，它们似乎完全不同于或超出我们所依存的有序时间，并且它们与我们彼此间交流所用的那种线性的、一个词接另一个词的语言关系不大，以至于仅仅想把一瞬间闪过的思绪和联想的内容写出来，就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然而我们似乎处处都在用英语（或是我们国家恰好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这是不言自明的）向别人传达我们在想什么，并试图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其实内心深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大家只是在走过场而已。内心发生的事实在太快、太庞杂了，而且所有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词语只能在任一瞬间里，勉强勾勒出最多一个微小部分的大致情况。顺便说一下，这些思绪、记忆、意识、情绪等东西的内在速度甚至更快——指数级的更快，难以想象的更快——当你处于弥留之际，也就是说，处在事实上已经死亡和发生下一件事之间那转瞬即逝的微纳秒间时，那些在现实中所谓在临死前人们眼前会闪过整个一生，这种陈词滥调并不算太扯——虽然这里所说的“一生”并不是真正按顺序显现的，比如首先你出生，然后在摇篮里，再然后在军团球赛中上场，等等，原来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我的一生”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离散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时刻，人们把这些时刻加起来，称之为一生。其实不是这样。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是，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但这种同时并不真正指一个有序时间的限定时刻，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时间的思考方式，再加上，“我的一生”这个词的意义，与我们说这个词时所想的东西没有一丁点儿接近。词语和时序造成了最基本的层面上，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完全误解。然而，与此同时，语言是我们试图理解它，并试图与其他人形成更宏大、更有意义、更真实的联系的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悖论。古斯塔夫森医生——我后来再见到他时，发现他几乎与在办公室里、倚着靠背按摩珠坐着的那个被压扁的面团般的大块头没有一丁点儿相似，当时他已经罹患结肠癌，而现在的他除了最近在上厕所时下面不太对劲之外，还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得约内科医生去看一下了——古斯塔夫森医生后来会说“我的整个一生在我面前闪过”，最后更像是海面上浮起的白色泡沫，也就是说，只有在你的人生开始消退并滑回海里的那一刻，你才会真正意识到，原来有一片海。当你在海面上，作为一个白沫的时候，你所说、所做的一切，就好像你知道你只是海面上的一个白沫，但是在内心深处，你根本就不认为真的有一片海。几乎不可能觉察得到。或者就像一片叶子，不相信有自己所属的树，等等。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种。
当然，在整段时间里，你可能一直在关注一个看似处于真正核心、压倒一切的悖论，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整件事情，说什么词语是办不到的，时间并不是真正直线的，云云，你在听的时候，还是必须得从第一个字开始，然后再按时间顺序，顺着每一个出现的字听下去才能理解。所以，如果我说文字和有序时间是办不到的，你就会琢磨那为何我们还要坐在车里[112]使用文字，以此来占用你越来越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点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更何况，我说不定满脑子都装满了有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鬼话——如果我真的自杀了，你怎么还会听到这些呢？也就是说，我就是一个骗子。这样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想其实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它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你认为它很重要——这不是我所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对我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甚至与我没有真正的关系。我所要做的就是勾勒出我死前的一小部分，并解释我为什么至少认为我做到了，这样一来你至少会对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它为什么会对真正有关的人产生影响有一些想法。这就像一则摘要或一份简介，本意是非常简短和粗略的……当然这还得看说这些要花多少时间和词汇。如果你真能想一想，就会觉得这很有趣，似乎连最细微的东西都要传达，这是多么笨拙和费力。你甚至会说，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
古斯塔夫森医生或许会成为一个糟糕的扑克牌玩家或老千，因为每当他认为到了精神诊疗的重要时刻，总会不必要地靠在椅背上，椅背向后倾斜时会发出那种刺耳的声音，而他的脚也会用脚后跟支撑，这样脚底就会露出来，虽然他很善于让这个姿势看起来很舒服，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熟悉，就像在他思考的时候感觉良好一样。整个过程既略显夸张，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而依旧讨人喜欢。顺便说一句，芬恩长着一头红发和一双略微不对称的绿眼睛——就是那种人们得买美瞳才能配到的绿色——像巫婆一样抓人眼球。反正我觉得她很有魅力。她长大后，成了一个很有风度、机智而独立的人，或许还略微带点三十岁左右未婚女人的孤独气息。事实上，我们当然都是孤独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算是老生常谈了。所以，我的欺诈本性的另一层表现在于，我会假装我的孤独是独特的，这是我独有的毛病，因为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极其虚伪和空虚。不过，这一点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身上都有。坦率地说。不管是死是活，古斯塔夫森医生都比我更了解这一切，所以当他说（也许有点自以为是，因为这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如果你本质虚伪，并喜欢操控别人，再加上不能如实展现你的真实，尼尔（尼尔是我的名字。我被领养的时候，出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你刚才怎么能放下对我的刁难和操纵，对我坦诚说明（因为尽管在那时和现在之间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所用的语言只表达了我脑子里的部分内容，但也只能表达这些了）你到底是谁呢？”所以事实证明，他强大的逻辑洞察力，我还是预测准了。虽然我为了不刺破他的泡沫，陪他玩了一阵子，但内心确实觉得挺悲凉，因为现在我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人影响，也容易轻信别人，但他似乎具备与我希望相符的活力，我可以得到帮助，从而走出为自己构筑的欺诈和忧郁困境，因为，真正的事实在于，我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并且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为了操纵他，让他把我看成是卓越的、有见识的人而花费了和他周旋的时间，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操纵了。很明显，古斯塔夫森为了在私人诊所里生存，不可能待人完全愚钝，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他已经注意到我进行精神诊疗的头几个星期里所做的大量击剑游戏和一般性的炫耀表现，从而对我显然迫切需要给他留下某种印象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有一个合理的推论，他已经把我看成一个基本上空虚且没有安全感的人，并且一生都在试图给别人留下印象，并操纵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弥补内心的空虚。毕竟，他的性格并不是那种罕见或难解的类型。所以，我选择所谓的“诚实”，并大声自我诊断，其实只是我的又一个招数，其目的是想让古斯塔夫森医生明白，作为一个病人，我有独特的敏锐性和自我意识，他几乎没有机会看到或诊断出我还没有意识到的任何东西。此外，我还能够将我自己的战术优势转化为我希望他在那一刻看到的我的任何形象。那么，他所谓的高超洞察力——它表面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观点，即我的欺诈行为不可能像我宣称的那样彻底且无可救药，因为我对他的坦诚相待与我宣称的不可能诚实在逻辑上形成了矛盾——实际上有一个更宏大，且不言而喻的观点，即他可以看出我的基本性格中的一些东西，而我自己却不能正确地看到或解释清楚，因此，他可以通过指出我不一致的地方来帮助我走出困境。他得出这一见解，虽然很得意，也很兴奋，但表达得却很羞涩，其实这一见解不仅显而易见、流于表面，而且还是错误的——这让人沮丧，就像发现某人很容易被操纵一样，总归会有点沮丧。欺诈悖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你想骗过遇到的每一个人，却也不知为何总希望能遇到一个能与你匹敌或旗鼓相当的人，不会被你骗到。但这也算是最后一根稻草了，我提到我试了一大堆不同的东西，并且已经失效。所以沮丧其实是一种惹人厌的轻描淡写。当然，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我是花钱请这个家伙来帮忙摆脱困境的，而他现在已经表明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每周我之所以花费时间和金钱开车来河林诊所两次，就是为了用他看不到的方式来拉拢这个精神诊疗师，让他觉得我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有欺诈性，而和他进行的精神诊疗也在逐渐帮我看清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他得到的东西会比我得到的更多，而对我来说，这一如既往，还是欺骗。
不管这一切多么乏味和粗略，我想，你至少对我脑子里的想法有了大概的了解。如果没有别的，你也看到了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疲惫和以自我为中心。而我的一生都是这样，至少从四岁开始，在我的记忆中，我就一直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和自我的方式，当然你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位精神诊疗师的见解中，最终极且最深不可测的一点——即我认为的我和我相信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虽然我自认为是假的，但它其实是真的，虽然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古斯塔夫森医生所相信的原因，他此时正靠在椅子上，用拇指和食指抚平他的大胡子，而我在装傻，让他觉得他在向我解释一个没有他的帮助我就无法理解的矛盾。
在那之后的几个疗程，我玩的另一种装傻方式就是抗议他的乐观诊断（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时我已经差不多放弃了古斯塔夫森医生，开始想各种不会造成痛苦，也不会弄得一塌糊涂，从而让发现我的人感到恶心的自杀方法），所采取的手段是列举我的各种欺诈方式，甚至动用了我追求实现真正的、不计后果的诚实的方式。我就不打算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我基本上一路追溯到童年（精神诊疗师总是喜欢让你追溯童年），然后把它铺开。部分原因在于，我很好奇他能忍受多久。比如，我从说我真心喜欢打球开始，说到我喜欢草地的味道和远处的洒水装置或把拳头一次次打进手套里，大喊一声“嘿，看球”的感觉，以及比赛开局时又大又低的红肿太阳与末局暮色中光芒四射的弧光灯铮铮亮起的感觉，外加我那件熨烫过的军团球赛服发出的整洁的热蒸气味，还有滑着步看着所有的灰尘在周围沉淀下来的感觉，抑或所有父母穿着短裤和橡胶人字拖，用发泡胶冷却器支开草地椅，小孩子用手勾住拦球网网格，或在犯规后到处乱跑的样子。裁判身上留着须后水和汗水的味道，他弯腰整理奖牌时还会用到的小笤帚。最主要的是站在掷球板上的感觉，站在那里会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感觉就像太阳悬在胸口熊熊燃烧。而到了大概十四岁时，所有的这些都消失了，变成了对平均分和我是否能再次进入全市比赛的担忧，或者太担心自己会搞砸，以至于我甚至不喜欢在比赛前熨烫球服了，因为那给了我太多的时间去思考，站在那里紧张地想着那天晚上的表现，以至于我甚至无法再注意熨斗发出的略像笑声的叹息，或是我按下蒸汽的小按钮时，蒸汽的独特味道。我是怎么把一切最美好的部分尽数毁掉的呢？有时候，我有一种好似睡着了的感觉，甚至觉得一切都不再真实，某一天，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也许会突然醒过来。这是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想法，比如加入纳波维尔灵恩派教会，试着从精神上醒来，而不再活在欺骗的迷雾中。“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这就是贝弗利·伊丽莎白·斯兰喜欢称之为我的圣滚者阶段[113]的原因。而灵恩派教会似乎真的对很多我遇到的教友和会友有所助益。他们谦虚、虔诚、乐善好施、不计报酬、不知疲倦地积极为教会服务，并花费时间和资源为教会筹建了一个新的祭坛，祭坛上有个巨大的厚玻璃十字架，十字架的横梁点缀着灯光，里面装满了冲了气的水，并打算往里面放入各种游动的漂亮鱼儿（鱼是灵恩派象征基督的标志。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最虔诚、最活跃的人，大多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上这种贴纸，这种贴纸除了用朴素的线条勾勒出鱼的轮廓，没有任何文字或别的东西——这种不加修饰的图案以其高雅和真诚深深打动了我）。但这里真正的真相是，我是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想醒悟过来、不再当骗子的人，变成了一个急于给会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因为我是那么虔诚和积极，以至于我自愿去帮忙征收捐助，期间从来没缺席过一次学习小组，还加入了两个不同的委员会，为新的水族祭坛协调筹款，并决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设备和鱼来装饰横梁。再加上，我经常坐在前排，坐在这里的人，回答起问题来声音最响亮，双手在空中挥舞得也最热烈，以此来表示圣灵已进入我的身体，此外，我还说方言——大部分都包含d和g这两个音——当然，这不是真的，事实上我真的只是假装在说方言，因为我周围的教友都在说方言，都认为有圣灵临体，所以当我处在一种兴奋的狂热状态中时，连自己都被蒙蔽了，会以为真的有圣灵行在我身，并由此说起了方言，而实际上我只是在一遍遍地喊：“Dugga muggle ergle dergle”（换句话说，我太想看到自己重获新生，以至于我居然说服自己相信方言的胡言乱语才是真实的语言，与纯正的英语相比，在表达圣灵像重型卡车一样直接从我身上碾过的感觉方面，方言显得不那么虚假）。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左右。更不用说，每次史蒂夫牧师来到座椅点醒众人，并用手的虎口处击打我的额头时，我会向后倒去。不过，我是故意向后倒的，而不是像我两边的人那样，真正被圣灵击中（其中一个人居然晕倒了，不得不吊着盐水被带走）。直到有一天晚上，当我在周三晚赞美会后走到停车场时，突然萌发了一丝自我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清晰的认识，抑或别的什么，以至于我突然不再想欺骗自己了，并且意识到这几个月来，我在教会里也是个骗子，我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其实只是因为所有真正的教友都在做，我希望大家都认为我也是真诚的而已。这样想，简直要把我击倒了，我就是这么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是如何欺骗自己的。由此揭开的真相是，我在教会里假装自己成了焕然一新的人。但比起执事和哈尔伯斯塔特夫人为了行使他们传教的一部分，首次突然按响我的门铃，并劝我去试一试来说，我现在的欺诈程度甚至更厉害了。因为至少在教会的事情之前，我没有欺骗过自己——我知道我是个骗子，因为至少在十九岁的时候，我能够承认并直面欺诈，而不是对自己说些鬼话，这是我做不出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古斯塔夫森医生针对欺诈行为展开的一番长长的伪论证中提出来的，若要向你详细说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只想告诉你一些比较夸张的例子。我与古医生更多是在围绕着我是否是个十足的骗子而展开讨论，在此期间，我甚至通过玩弄把戏，展开长时间的、多环节的循环论证，从而越来越厌恶自己。精神诊疗进行到这里，我差不多已经认定他是个白痴，或者至少认定他对人的洞察力非常有限（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胡子，他总是在玩胡子）。基本上，他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东西，就我的任何想法或印象而言，我够得上可以共进午餐的那种人。比如，我跟他说过尝试慢跑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开车经过或者从他家院子里抬头看我一眼，我似乎永远都会被迫加快脚步，更大力地摆动手臂，以至于最后我得了骨刺，不得不完全放弃慢跑。抑或，用至少两到三个诊疗时段来讲述居士梅丽莎·贝斯和多恩让我参加唐斯格罗夫社区中心的入门冥想课的例子。在冥想课上，我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总能强迫自己在其他学生纷纷放弃，倒在垫子上抱着头发抖时，长时间地保持完全静止、双腿交叉、背部完全挺直的状态。从冥想课的第一次班级聚会开始，尽管那个小个子的黑人教练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只要保持十分钟的静止状态就好，因为大多数西方人的内心只要保持超过几分钟的凝神屏息，就会感到不安和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忍受，但我始终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专注地用下膈膜呼吸，坚持的时间比他们任何人都要长。有时，我坚持的时间长达三十分钟，尽管我的膝盖和腰部火辣辣地疼，感觉就像有成群的昆虫爬满了我的手臂，并要从我的头顶喷涌而出——尽管古佩特大师一直绷着难以捉摸的面部表情，但还是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似乎很恭敬的样子，并说我坐着的样子几乎就像一尊活生生的心灵休憩的雕像，他很感动。问题在于，我们在上课之余，也都应该自己在家继续冥想。当我试着一个人冥想时，似乎无法静静坐着，并循着呼吸进行下去，连几分钟都坚持不了，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想挣脱皮囊爬出来，以至于不得不停下。只有在班上，大家一起冥想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能给其他人留下印象的时候——我才能坐得住，才能显得安静，才能心无旁骛，才能承受住那种不可思议的不安和可怕的感觉。事实上，即便在课堂上，我时常并没有专注于跟随我的气力，而是专注于保持完全静止和正确的姿势，并在脸上保持一种深度安详和冥想的表情。我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会睁眼四处张望，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古佩特大师会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特殊的人，并一直用“雕像”来称呼我，这个名字可算是他在班上给我取的昵称。在最后几次班级聚会中，古佩特大师让我们用最大的克制力，长时间静止而专注地坐着，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当他用那个银色的小东西敲响了铃，表示冥想结束时，只有我和一个极其瘦弱的、脸色苍白的女孩——她上课时自带了一把冥想椅——静止而专注地坐了整整一个小时。虽然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上，我都有痉挛和不安，这种感觉就像有亮蓝色的火苗从我的脊柱涌上来，然后在无形中从我的头顶射出，以斑斑点点的色彩在眼睑后一次次爆炸，我原本以为我会尖叫着跳起来，然后从窗户直接跳出去。而在课程结束时，我有机会报名参加下一阶段的课程，这期课程的名字叫“深化修行”，古佩特大师给我们几个人颁发了不同的荣誉证书，我的证书上用黑色的书法写着日期和我的名字：冠军禅修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西方学生，雕像。那天晚上我睡着之后（我终于多少算是妥协了，并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躺在床上，在睡着时专注地紧紧循着呼吸，这是在家练习冥想，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助眠手段），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公共场地里的一尊雕像，这才意识到古佩特大师其实很有可能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那张证书其实是对我的一种微妙斥责，或对我开的一个玩笑。意思是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明白，他知道我是个骗子，根本一点都没有真正静下心来，不再无休止地去想该如何给别人留下印象，从而达到正念并尊重我真正的内在（当然，他似乎没有占卜到的是，实际上，我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内在自我，我越想真诚，内心就越空虚越虚伪，这一点在我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尝试精神诊疗之前，还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在梦里，我在奥罗拉市的一个公共场地里，位置就在钟楼旁的佩辛坦克纪念馆附近。我在梦里用一把巨大的铁凿和一把锤子，正为自己雕刻一尊巨大的大理石或花岗岩雕像，锤子大小就如同在游乐场里别人给你的那种锤子，你可以用它来捶打并努力撞击挂在体温计一样的东西顶部的铃铛。雕像最终完工时，我把它放在一个巨大的演奏台或平台上，耗尽所有时间来擦拭它，防止鸟儿落在上面或在上面拉屎，随后我清理掉垃圾，让演奏台周围的草地保持整洁。在梦里，我的一生就这样一闪而过，太阳和月亮像雨刷一样在天空中来回穿梭，一遍又一遍，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睡过觉、吃过饭、洗过澡（梦境按梦中的时间进行，与清醒时的有序时间相反），也就是说，我的一生注定只能是类似雕像保管员的角色。这微妙得难以形容。从芬恩、古佩特大师、那个自备椅子的厌食症女孩、金杰·曼丽，到公司的人，外加一些与之争分夺秒的媒体代表，每个人都从雕像面前走过，有的人还走过好几次——有一次梅丽莎·贝茨和她的未婚夫甚至铺开一条毯子，在雕像的树荫下进行了小型野餐——但他们都没有看向我，也没有说什么。很明显，这是有关欺诈的又一场梦，就像在某一场梦中，我本应该是个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但我真正做的，只是跟着我继父母的一张“妈妈和爸爸”乐队的老唱片对口型，那张唱片就放在台下的唱片机上。某个我无法长时间看清他的脸的人，一直把手放在唱片旁，仿佛要让跳针刮擦唱片，整个梦境让我起鸡皮疙瘩。
这些梦显然都来自我潜意识的警告，我内心空虚，就是个骗子，整个骗局行将瓦解，只是时间问题。我继母有另一件珍藏的古董，那是一块她外祖父的银质怀表，表壳内侧刻着拉丁文“respice finem”[114]。她过世后，继父说她原本想把它送给我，我这才费尽心思去查这个名词，之后我就产生了和拿到古佩特大师赠与的证书时一样的毛骨悚然感。有关雕像的梦境有一种噩梦的特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太阳在天空中来回运行的方式以及感受到我整个的一生就这样飞速流逝所导致的。这显然也是潜意识在开导我，冥想导师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之后我甚至不好意思去退“深化修行”的课时费，现在我觉得我不可能去参加了，尽管同时我还幻想着古佩特大师会成为我的导师或精神导师，用各种高深莫测的东方绝技来指引我冥想，从而抵达真正的自我……
等等，等等。其他例子我就不多举了，比如我无数次欺骗姑娘的例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女士——我的每一段恋爱都是如此，我职业生涯中，数量难以置信的欺诈亦是如此——不仅仅是通过操纵消费者和客户，让他们相信你的机构想出的方法是最佳方案，而且还体现在机构本身的办公室政治方面，比如判断你的上级想要相信什么（包括相信他们比你聪明，所以他们才是你的上级），然后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做得很巧妙，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把你看成一个谄媚者或阿谀奉承之徒（这样的人，他们宁可不要），而把你看成一个意志坚强的独立思考者，时常会屈服于他们高超的智慧以及创意，等等。整个中介机构就是一场有关欺诈的大型芭蕾舞，它利用塑形的能力，操纵人们对你的印象，是一个虚拟的镜厅。而我对此极为擅长，记得吗？我在那里混得如鱼得水。
古斯塔夫森医生花了大量时间去抚摸并捋平自己的胡子，这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而事实上，他是在潜意识里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胡子还在。从缺乏安全感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习惯，因为毕竟面部毛发被称为第二性征，也就是说他真正做的是在下意识安慰自己，那里还有别的东西存在，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这也是当他发现诊疗的总体方向指向了男性气质，以及我如何理解我的男性气质（换句话说是我的“男子气概”）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并不会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原因所在。这也有助于解释这里的一切：从墙上那些迷路的雌性爬行物，到两个睾丸状看起来变了形的版画，再到他办公桌上方的小非洲人或印第安鼓之类的玩意儿，以及（有时）性征很夸张的小雕像，再加上烟斗、大得出奇的婚戒，甚至办公室本身都有一种过于明显的小男孩般的杂乱。很明显，博士有严重的性方面的不安全感，甚至可能有一种同性恋式的暧昧。古斯塔夫森在潜意识里试图对自己隐瞒，并自我安慰，而他这样做的一个显著方式就是把他的不安感某种程度上投射到他的病人身上，让他们相信美国文化中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残酷而异化的方式，它自小就给男性洗脑，让他们对所谓的“真正的男人”产生各种损人的信念和迷信。诸如以竞争代替和谐，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以智慧或意志支配他人，变得强势，不流露自己真实的情感，依赖别人眼中作为真正的男人的你，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只以成就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迷恋自己的事业或收入，感觉自己一直受别人评判或处在一场展览之中，等等。这是在精神诊疗的后期，我每每给他举出一个有关欺诈的例子后，他都会做作地因为我能够揭穿自我而祝贺我，他对我说，这证明了我具有成为真诚之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似乎比我（显然是因为我的不安全感或男性恐惧）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强多了。另外，他当时在结肠里隐隐生发的癌症——就是那个可耻的、肮脏的、在直肠附近某个隐秘的地方落下的病——似乎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因为有种说法认为，在你的直肠或结肠处，悄悄窝藏异物生长是一种公然的象征，亦即，它象征着同性恋和被压抑的信念。这种被压抑的信念若公开承认，就等同于疾病和死亡。我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在我俩死去、处于线性时间之外、置身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时，都会为这个问题开心地笑起来，不信就等着瞧吧（顺便说一句，时间之外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精神诊疗进行到这个时候，我就像猫咪对待受伤的小鸟一样玩弄起他。如果我还有一丝真正的自尊，我就会停下来，回到唐斯格罗夫社区中心，向古佩特大师求饶，因为除了一两个和我约会过的女孩之外，他是唯一看透我欺诈行为的人。再加上他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且枯燥的方式向我传达，这让我对他是否看穿了我的心态感到一种平静的漠视，我觉得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真诚——古佩特大师是一个不置可否的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是，相反，我多多少少都在欺骗自己，坚持每周去见古医生两次，并持续了近九个月（到最后，我每周只去一次，因为那时他的癌症已经确诊，每周二和周四都要接受放疗），我告诉自己，至少我在努力寻找一些场所，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帮助。我想找到一种真诚的方式，不再操纵我周围的所有人，不再让他们把“雕像”看成坚忍不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等等。
然而，严格来说，也不是说这位精神诊疗师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言，或者说，他有时并没有提供有用的模式或角度来观察问题。例如，事实证明，他的一个基本操作前提在于，声称一个人面对世界，只有两种基本的、根本的向度：（1）爱和（2）恐惧，并且这两者并不会共存（或者，从逻辑上说，它们的定义域是详尽且相互排斥的；或者，它们两个集合并没有交集，但它们的结合却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元素；再或者，可以用（∀x）（（Fx→～Lx））&（Lx→～（Fx））&～（（∃x）（～（Fx）&～（Lx））来表达。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一个主人或另一个主人的服务中度过，并且受到“一人不能侍奉二主”的制约——同样出自《圣经》——而在美国硬性灌输给男性所谓有关竞争、成就导向的男性气概当中，最糟糕的一点在于，恰恰是这些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种持续的恐惧，使真正的爱几乎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在美国男人身上，所谓的爱，通常只需要以某种方式被看待，也就是说，今天的男性总是害怕“不符合标准”（这是古医生的说法，显然没有双关语的意思），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男性气质是“有效的”（这恰好也是形式逻辑的一个术语），从而减轻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使真正的爱几乎成为不可能。虽然把这种恐惧看成只是男性的问题，似乎有点简单化了（有时间可以看看一个女孩站在体重秤上的样子），但事实证明，古斯塔夫森医生对两个“主人”的概念的认识近乎完全正确——虽然不是他在世时，对自己真实身份感到困惑时所相信的那样——甚至在我假装和他争论，或不太理解他的动机的时候，我也在玩弄他。这个想法打动了我，也许我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欺诈，而在于无法真正去爱，甚至无法真正去爱我的继父母，去爱芬恩，去爱梅丽莎·贝茨，抑或去爱1979年西奥罗拉高中的金杰·曼丽，我常常认为她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孩，尽管古医生关于男人被洗脑的屁话也适用于这里。明摆着的事实是，金杰·曼丽只是第一个和我一路相随的女孩，我对她的大部分柔情，其实只是怀念她最后让我把她的牛仔裤全部脱掉，把我所谓的“男子汉”放进她的身体时，获得的那种无边无际的确认感。真的没有什么比失去童贞后，对当时的女孩回想起各种柔情蜜意更老套的做法了。抑或，在做媒体采购员的时候，我在工作之余经常会去见一个叫做贝弗利·伊丽莎白·思莱恩的研究技术员，最后，我和她发生了很多冲突，她说过的话，出于欺诈的缘故，我从来没有跟古医生说过，或许是因为这句话太切近骨子的缘故。我俩快分手时，她曾把我比作某种昂贵的新型医疗或诊断设备，它能通过一次快速扫描，分辨出比你自己知道得更多的信息——但这个设备并不关心你，你只是一连串的过程和代码。机器对你的了解，其实对它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即便它真的很擅长它的工作。贝弗利脾气不好，加上火力强大，所以绝不是你想惹她发火的人。她说，她从来没有感受过一个人的目光会如此透彻、挑剔，但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就好像她是我正在琢磨的一个谜题。她说多亏了我，她才发现“被参透和真正被了解”与“被参透和仅仅被侵犯”之间的区别——不用说，这些感激之情都出于她的讽刺。有些话只是对她情绪的掩饰——她发现，除非破釜沉舟，除非说出一些不可挽回的话，继而扼杀一切重归于好的可能，她才不会再受困扰，才能继续往前走，才能真正结束这段关系。然而，一切都被参透了，我从来没有忘记她在那封信中说的话。
即使欺诈和无法去爱最终其实是同一回事（古斯塔夫森医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无论我给了他多少次机会，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无法真正去爱却至少是一个不同的模型，或是一个透过它可能会发现问题的透镜。再者说，最初它似乎很有希望攻击欺诈悖论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减少自我憎恶的部分，这部分加强了恐惧和随之而来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试图去操纵人们，让人们对我自己否认的东西持肯定态度（古医生提到肯定时，用的术语是“有效性”）。这一时期几乎是我经历精神诊疗的顶点，有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我实际上根本没有见到古斯塔夫森医生，因为他的病出现了某种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当他回来时，不仅掉了体重，而且总质量的某个重要部分也跟着下降了，而他那张老旧的办公椅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巨大了，虽然它仍然吱吱作响，但现在的声音没有那么响了。再加上，很多杂物和文件已经被整理好，放在几个棕色纸板盒子里，盒子就放在挂有两幅悲伤的画的那面墙上。我回来看他时，再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格外让人不安和悲伤，不知为什么），自从早期在纳什维尔的“救世主火焰之剑教堂”经历了那次实验中自欺欺人的部分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真的有某种希望存在，这是真的。然而与此同时，这几周也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我做出自杀的决定，虽然为了向你传达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简化并采用线性叙事来说明我的内心。这几乎得靠永恒的文字来叙述，我们已经对这一点达成了共识。顺便说一句，并不是说你死后，文字或人类的语言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和关联。更多指的是，文字是按照具体的、一个接一个出现的时间顺序来实现的。不然，就不可能实现。
这是很难解释的。在逻辑上，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仍然会有相同的“基数”[115]，但不再有相同的“序数”。换句话说，所有不同的词都依旧存在，但不再是哪个词先出现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说，不再是一系列词，现在更像是这个系列趋向的某个极限。这很难不用逻辑术语来表达，因为它们是最抽象和普遍的。我的意思是，它们没有内涵，你对它们没有任何感觉。或者可以想象一下，地球上任何人说过甚至想过的一切，都会被折叠起来，爆裂成一个巨大的、组合起来的、瞬时的声音——虽然说瞬时有点误导人，因为它意味着前后存在其他的瞬时，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如此。这更像是当你看到或意识到某件事情时，内心突然出现的闪光——突然出现的闪光或灵光乍现、顿悟之类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发生的速度比你把这个过程分解并组织成语言的速度还要快，而且还因为它发生的规模甚至都来不及去意识到出现了闪光——你所知道的就只有之前和之后，而在此之后你就不再是你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我只是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说给你听，但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或者你也可以认为之后的东西更多具备的是某种光的结构，而不是字的总和或者一系列声音。这其实是正确的。或者作为一个定理的证明——因为如果一个证明是真的，那么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你碰巧说出来的时候才为真。事情是这样的，原来逻辑符号学真的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逻辑学完全是抽象的，在我们认为的时间之外。这是最接近它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逻辑悖论才是真正让人疯狂的原因。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逻辑学家最后都自杀了，这是事实。
而且，要记住，这种闪光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发生。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具备惊人活力的逻辑学家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解决这些事情，但最后还是会拿头来撞墙的话，那就要牵涉基本的贝里悖论。这个悖论和巨大的数字有关——真的很大的数字，超过一万亿，超过十万亿，还要往上。当你到了这个层面的数值的时候，连用语言描述这么大的数字都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说，“数量一万亿，四千零三亿到万亿次方”，描述这句话需要用二十个音节。你懂的。现在，在这些巨大的、宇宙级的数字中，再往上，想象一下，即便是最小的数字，都无法用二十二个音节来描述。矛盾之处在于，在“就算最小的数字也无法用少于二十二个的音节来描述”这句话中，只有二十一个音节，当然这句话本身也是对这个巨大的数值的描述，而二十一个音节当然也算是不到二十二个音节。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呢？
同时，虽然从因果关系上来说，真正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发生在古医生住院后的第三或第四周。虽然从原因上来看，我不会假惺惺地认为这件具体的事件不会让大多数人觉得荒唐，甚至有点无厘头。事实是，那是在八月的一个深夜，古医生已经出院归来，我睡不着的时候（自从服用可卡因那段时间以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就会坐起身子，喝一杯牛奶什么的，然后看看电视，随意地按按遥控器，在不同的有线电视台之间切换，就像你在夜深时会做的那样。我碰到了《干杯》这部老电视剧后面的部分，其中有个精神诊疗师的角色，他叫弗拉西尔（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节目），他和未婚妻，一个也名叫莉莉丝、同为精神诊疗师的人。他俩刚刚进入地下酒馆的舞台布景中。弗拉西尔正在问她今天在办公室的工作如何，莉莉丝说：“如果再有一个雅皮士进来，开始向我抱怨他如何不能爱，我就要吐了。”这句台词引得节目演播室里的观众哄堂大笑，这表明他们意识到——因此，通过人口统计学的延伸，国内在家的全体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无力去爱”这个概念是多么老套和浮夸的一句抱怨。而我坐在那里，突然意识到，我又一次成功地欺骗了自己。这一次，我认为我是通过更真实或更深思远虑的方式来构思欺诈问题的——而且，我还以某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相信，可怜的老古斯塔夫森医生的精神武器库里藏着什么可以真正帮到我的东西，而真正的真相更像是，我部分出于同情，部分为了变得更加真实，以此来伪装自己，从而继续去探望他。但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抽打一个患重病的人的外壳，并觉得自己比他优越，因为我能够分析他的心理构成，其准确度比他能分析我还要高——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电视观众爆发出的笑声表明，在美国，无论这一集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上演的，每个人都可能早已看穿了这种抱怨的不真实性——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在极小的间隔里，我才意识到自己在看什么，才想起弗拉西尔和莉莉丝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谁。这意味着，也许顶多在半秒之间，这一幕或多或少地摧毁了我，这是我唯一可以描述的方式，就好像我给自己创造的摆脱困境的一切希望都被轰到了半空，被笑声赶下了舞台。仿佛我一直以来就是那些沦为笑柄又唯一不懂笑话的平庸喜剧人物——总之，我上床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是个糊涂虫，是个无望之人，是个充满自我鄙夷的人。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决定自杀，结束这场闹剧（你可能还记得，《干杯》是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即便在辛迪加电视许可期内[116]，它在大都市的收视率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一个本地广告商想在这上面购买广告，那么这个时段的成本是很高的，你得围绕这些时段，构建一整套本地广告投放策略）。我把倒数第二天晚上心里所想的大量事情进行了压缩，亦即，当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甚至无法动弹时，我得出的一切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剧中的台词或观众的笑声本身能够构成我自杀的理由，这是当然的）——虽然对你来说，我猜想它显得根本没有那么精简，你会觉得这家伙在这里不停地讲，可如果他在1991年就死了，为什么不讲他自杀的那部分，不去解释或交代他坐在我旁边那台大功率机器里告诉我的这一切。其实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会死。一切都结束了，我决定结束这个游戏。
吃完早饭，我请病假没去上班，一个人在家待了一整天。我知道，如果我在任何人身边，就会自动陷入欺诈状态。我决定吃下一大把苯海拉明[117]，然后等到真的困倦起来、放松下来的时候，就在最西部的一条乡村公路上把车开到最高速，然后一头撞到水泥桥墩上。苯海拉明让我极度呆滞和困倦，一向如此。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我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写信，此外，还给最初把我带到“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的创意负责人和任事股东写了简短说明。我们的创意小组正在为一些非常棘手的活动做准备工作，我想向他们致歉，毕竟这让他们非常难堪。当然，我并没有真的觉得欠了他们什么——“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是一出诈骗的芭蕾舞剧，而我要摆脱它了。这张纸条也许最终只是想给“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真正重要的人心中，留下一个正直、认真的印象，让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到头来也许只是有点过于敏感，被自己的心魔折磨——“对这个世界简直太善良了”，这是我忍不住幻想很多人在听说这个消息后会说的话。我没有给古斯塔夫森医生写纸条。他有他自己的问题，我知道在纸条上我会花很多时间让自己看起来真诚，但实际上只是在绕开事实而不谈，亦即，他是一个被深深压抑着的同性恋者或雄性动物，没有真正的资格向病人收费，从而让他把自己的不适投射到病人身上。而事实是，如果他只是去加菲尔德公园，在灌木丛中给某人口交，并诚实地判定他是否喜欢这么做，他就会既帮到自己，又帮到其他人，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因为我继续开车一路向河林诊所开去，以便看到他，并像拿着猫薄荷逗猫一样逗他玩。与此同时，我会告诉自己，这样做可能会有一些非欺诈的成分在其中（当然，所有这些，即使他们不在你面前死于结肠癌，你还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站出来对别人说的，因为某些真相很可能会毁了他们——谁有这个权利呢？）。
在服下第一颗苯海拉明之前，我确实花了近两个小时给我姐姐芬恩手写了一张纸条。在这张纸条中，我为我的自杀以及导致自杀的欺诈和/或爱的无能可能给她和我的继父（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他在那里兼职教书，并为马林县的无家可归者做社区外展工作）带来的一切痛苦而道歉。我利用写这封信的机会，连带着它带来的类似遗书的紧迫感，特意向芬恩对1967年我撒谎并让继父母相信是她摔碎了古董玻璃碗的事件，以及其他多起恶意事件或欺诈行为而道歉。我知道这些给她带来了痛苦，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样做十分糟糕，但从来没有真正找到别的方式与她交涉或表达我的真诚悔恨（原来有些事情是只可以在遗书中讨论的，如果在别的任何场合，都太奇怪了）。这些事中有一个例子，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芬恩那时还在青春期，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在一两年里看起来很胖——不是胖，而是臀围和胸围宽了一些，但比她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宽了许多的——当然她非常非常敏感（显然，青春期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形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极度敏感的时间段），以至于我的继父母尽了很大的努力，从来没有对芬恩变宽的维度说过一句话，甚至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有关饮食习惯、节食和运动的话题。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至少没有直接说过，但我已经想出了各种微妙且间接的方法，针对芬恩的身材来折磨她，而我的继父继母对此浑然不知，而我也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过，以至于我忍不住用震惊的眼神、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待周围的一切。比如她在吃第二份饭的时候，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了，我只会飞快地扬扬眉毛；又或者当她买了新裙子回家，我会快速地小声嘀咕一句：“你确定能穿得下吗？”我记忆最深的事发生在我们家二楼客厅。我们家房子在奥罗拉市，总共三层（包括地下室），但并不宽敞，也不大，也就是说，就像许多你总能在纳波维尔和奥罗拉的住宅区街道上看到的那些挤在一起的房子一样，它就是一幢窄小的三层楼房。二楼的走廊，一头连着芬恩的房间和楼梯顶部，另一头连着我的房间和二楼卫生间，那里很挤，也有些狭窄，但也没有狭窄到我和芬恩每次在走廊相向而过时，我得假装背贴在走廊墙上，伸开双臂，向后退几步，仿佛像她那样宽大的人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从我身边挤过去，她从不说一句话，甚至在我这样做的时候，都不会看我一眼，但我知道这一定伤害到了她。一段时间后，她进入了青春期，几乎什么都不吃，每天抽烟，嚼几包口香糖，还用了很多化妆品。有一段时间，她变得很瘦，看起来棱角分明，有点像昆虫（当然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我有一次通过父母卧室的钥匙孔，无意中听到了一段简短对话。我的继母说她很担心，因为她觉得芬恩体重已经变得很轻了，这导致她的月经都不正常了。她和我的继父讨论要不要带她去看某个医生。那个时期就这样过去了，但在信中，我告诉芬恩，我一直记得在这个时期以及别的时候，我对她很残忍，或者试图让她难受，对此，我非常后悔，尽管我说我不想显得那么自负，乃至认为一个简单的道歉就能抹去我在我俩成长过程中对她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我也向她保证，这并不意味着多年来我像是一直背负着过多的罪恶感，或者是在夸大这些事。这些事并不是能改变生活的创伤或类似的东西，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们可能是非常典型、几近残忍的行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做这些来互相伤害。我还向她保证，这些事，以及我对它们所产生的悔意，都与我选择去自杀无关。我只是说，这些没有像我说给你听的那样详细（因为我在信中想表达的目的当然很不一样），我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欺诈之徒，似乎既没有个性，也没有活力，即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欺诈行为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也无法借助这种活力找到停手的办法（我没有告诉她任何各种不同的认识或悖论，那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补充说，也很有可能，说到底，我不过是另一个生活节奏快，并且不懂如何去爱的雅皮，我觉得这种平庸的生活无法忍受，主要因为我如此空虚，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于我有一种病态的需要，需要随时把自己看成某种特殊或杰出的人物。我没有多做解释或争论，我还告诉芬恩，如果她对我选择自杀的最初反应是认为我对自己太过苛刻，那么她就应该知道，我留下这张纸条最有可能激起她的反应恰恰就是这个，而且很可能是故意写了这张纸条，从而部分促使她产生这种反应。正像我一生中经常说的话、经常做的事一样，我旨在促使某人相信我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这个人标准极高，以至于对自己太过苛刻，这又会让我显得谦逊而有魅力，同时也有些不自量力，这也是我在生活的各个不同场合受许多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贝弗利·伊丽莎白·斯兰曾将这一点称为我“讨人喜欢的天赋”——不过，基本上，我是精于算计、善于欺诈的一个人。我还告诉芬恩，我非常爱她，并劳烦她替我致马林县以同样的情感。
现在终于到了我真正自杀的部分了。如果你想精准地确定时间，这发生在1991年8月19日晚上9点17分。另外，我就不把最后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以及此起彼伏的心理斗争和犹豫说给你听了，这些太占篇幅。自杀与许多固有的本能和驱动力背道而驰，以至于任何正常人，如果脑子正常的话，肯定会翻来覆去地掂量，并几次改变主意。康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人类固执起来都大同小异。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基本上都只是在进化的驱动下形成的工具或表现形式，而进化本身就是比我们大无限倍、重要无限倍的力量的表现形式（虽然，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另一码事）。所以，我甚至不会真的去尝试描述那天我坐在客厅里，在几个时间段，为了是否真要去做这事而反复在心里进行的激烈斗争。首先，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亢奋，要将这种状态表达出来也要花很多时间。另外，这样表达也会显得烂俗或平庸，因为很多想法和联想基本上都是同一回事，几乎所有人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都会这样想。比如：“这是我最后一次系鞋带”“这是我最后一次看音响柜顶上的这棵橡胶树”“吸入肺部的这股空气多好闻”“这是我喝的最后一杯牛奶”“风把树枝吹起来，摇来摆去，这是多么珍贵的恩赐”，或者“我再也听不到厨房冰箱发出的平淡无奇的声音了”（厨房和早餐间就在我客厅旁边），等等，又或者是“我再也不会看到明天的太阳升起，也看不到卧室的光渐渐暗淡下去，直至熄灭了”，等等。同时，我会努力唤起记忆中太阳在潮湿田野中升起的确切方式，还有早间横卧在我卧室推拉门东面的那条湿漉漉的I-55坡道。这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八月，如果真的要选择自杀，我就永远也感受不到九月中旬，这里的天气逐渐降温，逐渐变得干燥起来，也看不到树叶在空中翻转的样子了；再也听不到在迪尔邦南路那幢大楼里“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所在的楼层外的乡村道路边，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雪；再也不能在后备箱里放上一把铁锹和一袋沙子；再也无法咬一口熟透了的无籽梨；再也无法在刮胡子的伤口上贴一张餐巾纸了，等等。如果我去厕所刷牙，那将是我最后一次做这事。我坐在那里，想着这些，看着那棵橡胶树。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波动，就像映在水中。我看着太阳在联排房的开发区上降下，这片区域往上延伸，一直抵达位于莉莉·凯西路上的达里恩公司最南端。我意识到再也看不到最新的房屋结构和景观落成的样子了，也看不到房屋上贴着印有TYVEK商标的白色隔热膜在风中随意飘扬的样子了，总有一天房屋上会铺上乙烯基护墙板、金属板以及颜色与之匹配的百叶窗，而这一切，我都看不到了。此外，我再也无法开车从那里经过，去搞清楚所有漂亮的外墙下到底写了什么了。还有早餐室窗口那一大片农场田地的景色，它就在我的校区边上，田里犁过的沟渠平行铺开，所以，如果我倾斜身子，把它们的线条排得恰到好处，它们似乎都是冲向地平线的，就像从什么巨大的东西里射出来的一样。你懂的。基本上我都处在那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会意识到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比他的命要长。就一种语言结构而言，我知道这是一种陈词滥调。但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它是另一种东西，相信我。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有一种仪式感。所见世界的神圣性（古医生会试图用海洋、白沫和树木的类比来描述这种状态，你可能记得我之前提过）。
这仅仅是我在这几个小时里经历的各种想法和内心体验的万亿分之一，我就不多赘述了，因为我知道这会显得有些蹩脚。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不会假装它是完全真实或真切的。我身上的一部分还在算计、在表演——这也是最后的午后时光里仪式感的一部分。比如说，即使在我给芬恩写纸条，表达真情实感和遗憾的时候，我身上的一部分也还是在关注这是一张多么精美而真诚的纸条，并且预想这句或那句肺腑之言会对芬恩造成何种触动。我身上的另一部分则在观察整个场景：一个穿着礼服衬衫、没有打领带的男人正坐在早餐台前写着他此生最后一个下午的心声，红木桌的表面在阳光下波动，这个男人的手很稳健，脸上既有遗憾的难色，又有决绝的荣光。这个时候的我似乎在半空中徘徊，而后又来到自己的左上方，评价这个场景，心中想着，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一次看电影或读书的时候就接触过无数这样的场景，那这将是多么美妙而又真实的表演啊，这就意味着，类似我写遗书这样的真实场景，现在只对与之相关的人才有吸引力和真实性，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会显得很平庸，甚至有些虚伪或伤感。这有些矛盾，当你考虑到——就像我一样，坐在小小早餐室里——这样的场景会让观众觉得老套或被操纵，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电视里看到过太多这样的场景，然而我们之所以会在电视里看到如此多这种场景，是因为这真的很有戏剧性，很有吸引力，并让人们深入思考。复杂的情感几乎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同时，我还是从另一个侧面或从另一个部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我很小的时候，不知出于何故，我就选择将我的命运投注到观看我生活戏剧的假想观众身上，而没有投注到戏剧本身，我现在甚至还在观察和衡量我表演得怎么样，因此，归根结底，我就是那个给芬恩写纸条、喜欢操纵别人的骗子，我在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这些把我带到了这个高潮场景之中：写完纸条，签上名，写好地址，贴上邮票，把信封放进我的上衣口袋（我完全能感到在这个场景中，它放在那里，就在我心脏旁边回响），打算把它丢进莉莉·凯西路和桥墩边上的邮筒里。我打算开车撞向桥墩，速度快到足以让整个车头变形，随后碎片将刺穿手握方向盘的我，让我瞬间死亡。自暴自弃的死和陷入痛苦或苟延残喘的死不是一回事，如果要我选，我希望瞬间死亡。
在莉莉·凯西路上，桥墩和两边陡峭的河堤支撑着4号国道（也就是布雷德伍德公路），公路从上方的水泥立交桥上横穿而过，桥上布满了大部分你看不懂的涂鸦（在我看来，这有点违背涂鸦的目的）。桥墩本身就立在路边，和这辆车一样宽。这个十字路口孤零零地横在罗梅维尔市周围的乡下，位于距离西南郊区最远端以南十来英里的地方。这里是真正的荒野。唯一的房子是远离道路的农场，那里点缀着筒仓和谷仓。夏天的晚上，露点[118]很高，总有雾。这里是处处农田的乡下。我从未从4号国道下面穿过这里，也没有遇见过道路两旁空无一物、只有我一人的情况。玉米长得高高的，四周的田野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昆虫发出了唯一真实的噪声。我在乳白色的星空下独自行驶，空中只有一轮镰刀般翘起的月亮。我的想法是，让事故、爆炸和火灾发生在一个足够偏僻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到它，这样一来，我做这件事就会尽可能少地包含表演的成分，因为我可以控制自己，不会受诱惑去花费我最后几秒去想象视觉和声音会给可能看到的人留下什么印象。我有点担心它可能会很壮观，很有戏剧性，而且看起来像是司机打算费尽周折想要以戏剧性方式展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我们浪费生命去想的那些破事。
地面的雾气越发稠密，整个世界只呈现在你的车大灯所能照亮的范围里。远光灯在雾中不起作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你可以继续用远光灯前进，但实际上你只会看到大灯照亮的雾气，以至于雾气看上去更稠密了。这是一种小小的悖论，也就是说，有时用近光灯反倒比用远光灯看得更远。好吧——还有建筑和所有在房屋上拍打的印有TYVEK商标的隔热膜，尽管你努力去看，也看不见里面有人居住。我可以如实告诉你，虽然撞上去不会疼，但真的会一击毙命。田里的虫子发出的声音堪称震耳欲聋。如果玉米这么高，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真就可以看到它们就像某个巨型物的影子般从田野里升起。昆虫大多都是蚊子，我不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什么物种。这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昆虫宇宙，没有人能搞得懂。另外，你会注意到，一旦你上路，苯海拉明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我的整个想法可能出于错误的构思。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我答应过要说的东西，并带领你越过企图解释导致这一切的原因的枯燥提要。我指的是，赴死是什么感觉，会发生什么。对不对？这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你也想知道，相信我。不管你是否决定要去做这件事，不管我有没有以某种方式说服你不要用我的方式去做。首先，这超出任何人的想法。事实是，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你已经知道万物在你身上闪过时的大小和速度，它们与你能传达出去的东西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在这个或那个时间段里，仿佛你的内心是个巨大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几乎整个宇宙中的所有，然而唯一能出去的部分，却必须以某种方式从那些老旧门上的小小钥匙孔中挤出去。仿佛我们都在通过这些小钥匙孔观看对方。
但门上的确有一个把手，可以把门打开。但不是按你所想的那样打开。但如果你能将它打开呢？想一想——如果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里，你体内所有无比浓稠并且不断在改变的物质世界在你认定的死亡之后，却以某种方式最终完全开放和表达出来，那会怎么样？假如从现在起，每时每刻本身就是一片无限的海洋、一个跨度、一段时间通道，而你就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或传达它，那又会怎么样？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组织起来的语言，只要他们说一句“开门吧”，你就可以用自身多重的形式、想法和面目，出现在任何人的房间。因为听着——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已经到莉莉·凯西路的斜坡略微往下的地方了，河堤开始变得陡峭，你可以刚好看到再也不开张的农家小摊上未亮灯的牌子的轮廓，那是到达桥前，最后一个牌子了——所以听好了：你究竟认为你是什么？数以百万亿计、万亿计的思想、记忆，及其并置物——甚或是你现在脑中的疯狂思想——它在你脑中闪现一下，然后就消失？就是这些的总和或剩余？你的历史？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提起我是个骗子了吗？你是否记得，你当时在看挂在后视镜上的“前瞻”牌手表，并看到了时间，那时是9点17分？你现在看什么？这是巧合吗？如果时间根本就没有流逝呢？[119]事实是，你已经听到了这些。这就是它的样子。这就是你体内的宇宙，所有无尽的内在和不同声音的交响曲，是你永远无法向另一个人展示的无限性。而你认为，这就是让你成为一个骗子，并让别人所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你当然是个骗子，当然人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你。当然你也知道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只是一部分，你当然也会试着操控他们看到的部分。谁不会呢？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夏洛克[120]。但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崩溃大哭，抑或放肆大笑、用方言讲话、用孟加拉语吟唱，会感觉那么好——再也不是英语了，再也不用硬挤着穿过任何一个洞穴了。
所以，尽全力呼喊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改变主意也不会让你成为一个骗子。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这么做，那就太可悲了。
不过，撞车不会让你觉得疼。它会很吵，你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但会一闪而过，以至于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你正在感受它们（这有点像我曾经用来反驳古斯塔夫森的那个悖论——如果你都没有意识到你是个骗子，那还有可能成为一个骗子吗？）。火热的感觉非常短暂，这种感觉几乎算舒适的，就像你手冷的时候，有一团火，你就会向它伸出手。现实是，死亡并不是坏事，但它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永远是没有时间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个悖论或只是文字游戏。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个视角问题。这副巨型拼图，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其中的事实似乎无休止地在我们之间来来回回，它来了，又走，随后又来了，就在同样的一瞬间里，芬恩正搅动沸腾的锅子做晚饭；你的继父正用拇指往烟斗里塞一些烟丝；安吉拉·米德正滚动一个巧妙的小工具，把猫毛从她的上衣上粘下来；梅丽莎·贝茨吸了一口气，对她丈夫刚刚说的话做出回应；大卫·华莱士眯着眼，漫不经心地翻看1980年奥罗拉西区高中年鉴上的班级照片，看到我时，他透过自己的那个小钥匙孔，试图想象1991年导致了我的死亡的那场惨烈车祸，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或疾病才会驱使这个家伙坐上他的电蓝色科尔维特，并在血液中充满OTC药物的时候去驾驶车辆——大卫·华莱士的内心正好产生了一整套宏大且混乱的想法、感情、记忆和印象：这张照片上的男孩比他早一年入学，整个在校期间都有霓虹灯般的光晕伴其左右，他运动堪称完美，受女孩欢迎，并与女士们相处得如鱼得水。每当大卫·华莱士在军团球赛中被三振出局、在聚会上说了些蠢话时，这家伙就会冒出刻薄话，甚至会做出小小的厌恶手势或表情；还有，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家伙总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实实在在地自由自在，像一个真正的活人，而不是大卫·华莱士当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犹豫不决，有着可悲的自我意识的躯壳或鬼魂。他是个受到恩宠、平步青云的家伙，在最好的人类传统中，大卫·华莱士当时把他想象成快乐、鲁莽、完全不受那些声音影响的人，这些声音告诉他，他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人身上都没有，他必须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弄清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上，以便冒充一个哪怕稍微正常点，或可以被接受的美国男性，所有这些都在1981年大卫·华莱士的头脑周围萦绕，每一秒都在叮当作响，并移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从没有机会抓住它，并试图与之对抗或争论，抑或除感到他的胃部长了一个结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当时站在亲生父母的厨房里，正熨烫着他的制服，同时脑中翻来覆去地想他说不定会把比赛搞砸，三振出局，或者把球投偏，并当着这位击打率为0.418的击打手、巫师般的姐姐，以及沿着军团球场边缘的草地，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暴露他真实的可悲本质（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了这个假象，他很确定）——换句话说，大卫·华莱士正努力用某种方式将这个外表光鲜的人，与那个用如此激烈，并且毫无疑问痛苦万分的方式自杀的人对应起来，无论这个人的内在究竟如何——大卫·华莱士也充分意识到，“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这句陈词滥调是多么老套且无趣，但同时，又非常有意识地克制着不去嘲笑这种意识，克制着别让整个思路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旋涡中去，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自1981年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当然，大卫·华莱士已经从多年来对自己不可描述的斗争中走了出来，他的活力比他在奥罗拉西区时强了不少），他更真实、更持久、更多愁善感的那一部分勒令另一部分保持沉默，就如同，平视着他的眼睛，很大声地说：“别再说话了。”
[→NMN.80.41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