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迈入一九八四年不久，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到了安州市。我当时四岁，一看到当地的景象时，母亲的心都凉了。当地主要的产业是开採煤矿，而流经安州市中心地带，一路流到黄海的清川江，则因污泥跟煤渣而乌黑混浊。有人告诉我们，清川江的水流在夏天的时候会变得很难闻，梅雨季节则容易氾滥，水会淹进城市。就跟北韩的其他城市一样，安州市里多数的建物都是在韩战结束以后重建的。每一栋房子看起来都很单调，缺乏色彩。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上，是一整排用混凝土砖块盖成的公寓。只有少数几栋採用了苏联风格的公家单位建筑，以及一座里面同样摆了一尊金日成铜像的公园。市内的其他房子，则都有个瓦片砌成的屋顶，房子的外形又矮又胖。虽然惠山市的建筑风格也跟这里差距不大，但因为城市的后面有群山峻岭，再加上我们家的生活多采多姿，因此对我们来说，惠山市是个迷人的地方。?
母亲非常后悔离开了惠山市，她知道往后要拜访自己的母亲跟手足都会变得很不容易，频率也会因而降低。但同时，她也知道我们要开始过好日子了。多数的北韩家庭从来都不远行，他们一辈子都待在同样的地方，就算只是要离开自己住的地区，都需要有旅行许可证。父亲的工作让他得以拿到其他人没办法获得的物资，我们几乎每一餐都有鱼或肉可以吃。我当时并不知道，多数的北韩人很少有机会吃鱼或肉，次数少到他们大多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哪一天吃到了鱼或肉─通常是领导人的生日，因为那天会配给额外的食物。
我们不喜欢在父亲的军事基地里面的新家。屋里有一台嵌在墙里的收音机，收音机上有扩音器。这台收音机关不掉，上面也没有音量控制按钮。收音机里偶尔会由班长─负责管辖我们所住的社区单位的人─大声地喊出各种指示，或宣佈要进行防空演习。班长通常是五十多岁的女性。她的职责是传递政府单位的警告、检查有没有人在没有获得许可的状况下熬夜不睡觉，并随时留心住在她管辖的街区里的家庭的所作所为。我们要搬进去的那天，她拿了两幅画像给我们。这些画像跟我们在惠山市家里的一样。我们连在这里的第一顿饭都还没吃，就先把画像挂到了墙上。
我们全家都在这些画像的底下过日子、吃喝、交流跟睡觉。我在他们的凝视下成长。每个家庭的首要职责，都是照顾好这些画像。事实上，这些画像代表了另一个家庭，而且比我们的双亲更睿智、仁慈。这些画像所描绘的，是北韩的国父，我们伟大的领导人金日成，以及金日成钟爱的儿子金正日。金正日是「亲爱的领导人」，有一天将会继承他父亲的地位。他们那用喷枪绘成的冷漠脸庞悬挂在我们家里，乃至于所有家里最显着的地方。不论是任何建筑，只要我一踏进门，就会看到他们像圣人般悬挂在墙上。
从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会帮母亲擦拭这些画像。我们使用一条政府单位提供的抹布，这条抹布只能够用来擦拭这些画像。连脚步都还走不稳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些画像跟其他的家用物品截然不同。有一次，我用手指着那些画像，母亲大声斥责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于是我学到，用手去指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如果要指向这些画像，我们会把掌心往上，带着敬意。「要像这样。」她说，同时做给我看。
这些画像必须挂在现场最高的地方，而且要挂得方方正正。同一面墙上绝对不可以出现其他的图像或凌乱的杂物。公共建筑跟党内其他高级干部的住家里则必须悬挂第三幅画像。第三幅画像上的人是早逝的抗日英雌金正淑。她是金日成的第一任妻子，也是金正日神圣的母亲。我认为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们把这神圣的三人组称为「白头山三大将军」。
每个月里大概会有一天，戴着白手套的将领们会进入街区内的家家户户，检查这些画像。如果他们回报有一户没有把这些肖像擦拭干净的话─有一次，我们看到这些将领用手电筒从某个角度去打光，想藉此看出玻璃上是否有一丝污点─这一户人家就会受到惩处。
每次要擦拭这些画像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小心，彷佛这些画像是从高丽王朝古坟里挖掘出的稀世珍宝，或是浓缩铀一样。如果是因为夏季的潮湿而使纸张受潮，产生发霉的斑点，将领们并不会因而怪罪下来。但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画像受到损害，屋主就可能会惹上极大的麻烦。每一年，新闻媒体都会报导拯救画像的英勇事迹。我父母曾从收音机的报导里，听见说话的人赞扬一名老爷爷把画像高举在头顶，举步维艰地跋涉过险峻的氾滥洪水（老爷爷救了画像，却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曾在全国发行的日报《劳动新闻》中看到一张照片：在一起严重的土石流灾害发生以后，一对夫妻摇摇晃晃地坐在他们屋顶的瓦片上，手里紧紧抓着那些神圣的画像。报纸鼓励全国国民都应该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英雄视为榜样，效法他们的行为。?
对我来说，这个「国家意志入侵住家」的举动很自然，我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很难想像有人会去抱怨这些画像的存在。每逢日历上的大节日─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成排站在画像的前面庄严地鞠躬致敬。
那个小小的家族仪式，是政治力量唯一会进入我家的时候。父亲下班时，桌上会摆着我们每餐都会吃的米饭、羹汤、泡菜，跟腌黄瓜。母亲会先等我说完：「伟大的领袖父亲金日成，感谢您赐给我们丰盛的一餐。」然后我们全家才会动筷子。但吃饭时，我父母只会聊自己或家族里的成员遇到了些什么事。惠山市的亲戚那里总是会传来许多无伤大雅的消息。
我们从来也不会讨论严肃的话题。就像那些提前意识到前方的道路可能会出现什么险境的孩子一样，我也学习到要避谈那些话题。这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关于这点，我们跟其他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不管我们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所聊的话题几乎都跟党的威信有关，因此任何话题都可能会涉及政治，也连带潜藏着风险。所以我父母不会粗心大意地在我面前批评世事，免得我不小心重述或误解了他们的话。
逐渐长大，我意识到了背后的风险。我知道风险就在那里，但同时也觉得那风险的存在很正常，就像空气里的污染分子，或是火焰可能会害人烫伤。我不会担心，而敏镐出生以后，他也不会担心。我们甚至很少提到墙上那双照射在我们身上的领导人之眼。举例来说，我们在提到金日成的名讳时，也不会忘记要加上他其中的一个头衔─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领袖父亲、同志、总理，或是元帅─否则如果被人举报的话，会被视为带有冒犯领导人之意，并受到严厉的惩处。?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样，我会跟其他小孩玩在一起，也会吵架。我父母为这件事担心不已。尤其是母亲，她似乎有种趋吉避凶的才能。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出身成分良好，因此对自己很有自信。但除此之外，她还拥有一种跟人打交道的圆滑天赋，这个天赋一次又一次地救我们脱离险境。她应付班长很有一套。我们所住的街区每星期会开一次会。而她会在参加集会时，尽己所能地跟班长交朋友，送对方小礼物。我们所知道的班长多半都是讲理的女强人，因此母亲能理解她们的想法。但她总是会仔细地打理我们家的门面，除了尽量不要引起政府单位的注意之外，也注意不引发他人的妒忌。
如果遇到了善意跟理性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母亲就会试着借助金钱的力量。
我们刚抵达安州市的那星期里，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有五名戴着红色臂章的义务纠察员叫住了她。这些纠察员会在城市里悄悄地巡逻，四处寻找那些违反了北韩数之不尽的社会秩序法规的人─任何穿着牛仔裤的人、头发稍微过长的男性、戴了项炼或搽了异国香水的女性，这些人全部都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象徵着道德的沦丧以及堕落的资本主义者。这些热心的义务纠察员有可能傲慢又咄咄逼人。在北韩，所有成年人的左胸胸口都要佩戴一个圆形的小胸章，上面有伟大领导人的肖像。而这些纠察员最卑劣的手段，就是在早晨的尖峰时刻，去抓住那些出门时忘了戴上胸章的人。这些被逮着的人得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宣称自己「只是不小心忘记了」伟大的领导人。
母亲那天早上所犯的错，是在公开的场合穿着裤子，而不是裙子。由于领导人宣佈韩国女性穿裤子很不雅观，因此这件事情是禁止的。这些纠察员包围了她，并要求她说明自己穿裤子的动机。为了避免纷争，她支付了罚金，并塞了些贿款给对方，使自己的身分证明手册上不会留下案底。
我母亲行贿的动作很有自信。只要没有被人抓到，这件事情其实稀松平常。在北韩，若你想要把事情办好，或是要规避严格的法律、某些荒谬的观念，行贿经常是唯一的手段。
我们慢慢地习惯了在军事基地里的生活。我发现，在军营里生活跟在外面生活的差别其实没有想像中那么大。大家彼此之间都互相认识，军营里面的安全措施也不多。父亲会开玩笑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当时的我们很不容易跟别人交朋友。
跟父亲一样，母亲也会避免跟他人交流。她知道该怎么跟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身在一个你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会有人批评或告发你的国家中，这种保守的态度为她带来的只有好处。我带朋友回家的时候，她的待客之道是周到但不热情。而她的本性其实并不是这样。北韩最惨的一点，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戴着面具，因为摘下面具就要承担风险。对外，我母亲的态度既冷酷又不苟言笑，俨然是一名具备优良出身成分的妇女。事实上，她既幽默又富同情心。若是为了帮助自己钟爱的那些人，她会愿意赌上一切。她经常会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日子过得不是太好的手足，特别是穷舅舅跟他那些住在集体农场的家人。她资助过他们食物、衣物，还有金钱─虽然我羞于承认，但她资助的数量实在是多到令我抱怨连连、气愤不已。虽然母亲做事实事求是，但骨子里的她却崇敬鬼神。她强烈地感受到祖先的存在，因此会在农历过年以及秋收的节庆「秋夕」时来到祖先的墓旁，以食物跟供品祭祖。祭祖时的她会悄声说话，并告诉我：「说话要注意分寸。」因为祖先听得见你说的话。
在这个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我养的小狗─牠是一只可爱的小型犬，其他国家的人还会帮这种狗穿上小裙子呢。大人不准我这么做，因为大家都知道，帮狗狗穿衣服这种事，只有信奉堕落的资本主义的人才会去做。比起在乎人，那些豺狼一般的美国佬更在乎狗。这是幼稚园里的老师们跟我说的。美国人甚至还会帮狗穿衣服呢，因为他们自己就跟狗没两样。
进入安州市的幼稚园就读时，我六岁了。此时，虽然我因为年纪太小所以还没有意识到，但进入幼稚园就读的这个举动，暗示了我跟父母的关系已经开始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已经不再属于父母了，我属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