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距离中国香港约半个地球远。对这样一个海岛国家而言，一切事物都介于中间，正如赤道横贯该国一样。事实上，它的国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赤道共和国的意思。许多北美民众认为厄瓜多尔是个蕞尔小国，这是事实，而熟悉该国历史的人甚至会说它压迫人民。但若要说厄瓜多尔故步自封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时，民主社会主义领袖顺势崛起，像是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与委内瑞拉等国，而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也靠着这股浪潮于2007年当上厄瓜多尔总统。他上任后推行一连串的政策，试图抵抗与逆转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其中一项措施反映出他身为经济学家的优势：他宣布该国考虑停止偿还不合理外债。准确来说，这些外债被归类为恶债，也就是独裁政权或专制帝国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债务，而恶债无须偿还。靠着这项主张，科雷亚让该国人民脱离数十年来的经济枷锁，但这也为他带来了不少资本家敌人，而这些资本家的存在影响了美国多数外交政策。
厄瓜多尔愿意提供政治庇护（至少在2013年如此），这是相当难得的。其中最有名的事迹是，在科雷亚主政时，该国驻伦敦大使馆已成为政治犯避风港与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的藏身处。我先前曾在一个大使馆工作过，所以我不太想住在那里。但我的香港律师考量现在的情况，认为厄瓜多尔是最有可能为我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且该国比较不怕触怒美国这个“老大哥”。我的支持团队人数越来越多，包括律师、记者、技术专家与社会人士等，他们一致同意厄瓜多尔是最好的选择。我只希望事情真的能够顺利。
美国政府决定以间谍法起诉我，我被控犯下政治罪，意思是受害者是政府而非个人。按照国际人道法规定，遭控犯下此罪的人通常不会遭到引渡，因为起诉政治犯经常是独裁国家打压异议的手段。理论上，这代表吹哨者在全球各地都应获得同等保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当你的对手是自认为正义的美国政府时。表面上声称扶植海外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私底下却成立由私人承包的秘密机队，专门用于非常规引渡，也就是部分人口中说的绑架。
我的团队联系全球各地官员，从冰岛到印度等，询问他们是否遵守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以及是否承诺不会试图干涉我的航空行程。事实证明，多数的先进国家畏惧美国的庞大势力。他们私底下对我深表同情，却连非官方承诺都不愿提供。我最常听到的建议是，我只能踏入不引渡政治犯的国家，同时避免经过与美国友好或畏惧美军势力的国家领空。其中一位官员（应该是来自法国）建议，若我能取得联合国通行证的话，那我成功闯关的概率便会大增。这是联合国颁发的单程通行证，通常用于帮助难民过境时安全通关，但想获得此证绝非易事。
莎拉·哈里森（Sarah Harrison）是一名记者兼维基解密网站编辑。当她获知有位美国民众揭露政府监控全球的消息，她二话不说立刻飞来香港。凭借着她过去经手网站事务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协助处理阿桑奇引发的风波），她有意提供给我全球最棒的庇护建议。而她在香港法律界的人脉也不错，必要时可能派上用场。
人们经常认为，阿桑奇给我提供帮助是出于私人目的，但我相信，他只是单纯想帮我逃避缉捕。此举可能让美国政府颜面无光，而这对他来说算是额外收获而非主要目标。阿桑奇有时确实自私自利、喜怒无常，甚至会欺凌他人（我们一个月前首次通信就不欢而散，后来再也没联络），但他挺身而出，捍卫大众知情权，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打赢这场战争。因此我认为，认为他的帮助是别有企图或自抬身价未免过于小看他的动机。我相信，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机会足以作为曼宁的反例。曼宁将美国机密外泄给维基解密而遭判入狱35年。这样的刑期史无前例，更是给全球各地吹哨者带来寒蝉效应。虽然我不曾也无意成为阿桑奇的消息来源，但我的情况给了他弥补缺失的机会。他没有机会拯救曼宁，但他决定通过莎拉来全力支持我。
话虽如此，一开始我对莎拉涉入此事仍抱有戒心。但萝拉告诉我，莎拉对此事相当看重，并且她的能力优秀，最重要的是，她不受阿桑奇控制：她是维基解密里少数敢公开反对他的人。尽管我半信半疑，但我处境艰难，没有别的选择，套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言：让别人可信的方法是相信他们。
萝拉通知我莎拉来到香港的消息后，过了一两天，莎拉才通过加密渠道与我联系；又过了一两天，我便与她当场见面。如果我记错日期的话，请务必体谅我，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忙乱。自从莎拉来到香港后，她总是来去匆匆。虽然莎拉不具有律师身份，但她非常了解如何做才能避免遭到引渡，这其中涉及许多人际往来与半官方领域的细节。她与香港当地的人权律师会面，询问他们客观独立的意见。她做事迅速、谨慎小心，这令我印象深刻。她通过维基解密的广泛人脉与厄瓜多尔驻伦敦领事费德尔·纳尔瓦兹（Fidel Narvaez）取得联系，在他勇敢的帮助下，成功以我的名义申请到联合国通行证，而这意味着：我能顺利前往厄瓜多尔。此证件由纳尔瓦兹紧急发出，因为我们没有多余时间等待该国政府正式批准。通行证一拿到手，莎拉马上雇了一辆厢型车载我们去机场。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莎拉，她总是参与到行动当中。虽然我很不想承认，我们熟悉起来是因为我向她致谢，但我开口第一句话却是：“你上次睡觉是何时？”莎拉蓬头垢面，邋遢程度和我有一比。她望向窗外，试着回想答案，最后她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我们都患了感冒，因此两人对话夹杂着喷嚏与咳嗽。按她的说法，她愿意帮助我是出于良知，不只是因为老板如此要求。确实，她对于政治的想法与阿桑奇不太相同，阿桑奇极力反对中央权力过大，而她认为现代媒体大多迎合政府利益，而非挑战政府当局。当我们赶至机场，完成报到手续，通过护照查验时，我一直等她问我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甚至是要我以阿桑奇或维基解密的角度发表看法也可以。但一直没有不开口，倒是她有次笑我是笨蛋，竟然相信媒体集团能公平地为大众守护真相。这些坦率的对话，令我非常欣赏她的直言不讳。
我们的目的地是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中间会转机三次，分别是俄罗斯莫斯科、古巴哈瓦那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这是唯一安全的路线，因为从香港无法直飞基多，而其他路线都会经过美国领空。虽然我有些担心在俄罗斯等待转机时间过长（我们必须等待近20个小时，前往哈瓦那的班机才会起飞），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的航程，因为从俄罗斯飞到古巴一定会经过北约国家领空。其中最令我担心的是波兰，该国在我有生之年期间一直想尽办法讨美国欢心，包括允许中情局在该国成立秘密机构，任由我的前同事“加强侦讯”犯人，加强侦讯是小布什时代用来美化“严刑拷打”的说法。
我压低帽缘，遮住眼睛，以防被旁人认出。莎拉则拉着我的胳膊，带我走到登机门口，我们就在那边等待登机。这是她退出的最后机会。我对她说：“你不必这么做。”
“做什么？”
“像这样保护我。”
此时正值登机之际，莎拉正色说道：“让我们说清楚，我不是在保护你。没人保护得了你。我在这里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干预此事，我得确保所有人相安无事。”
“所以你是我的证人。”我说道。
她给了我一个苦笑。“总要有最后一个人看你还活着，这个人有可能是我。”
虽然我们已成功通过三道艰难关卡（报到，护照查验，登机），但我在飞机上仍感到不安。我并不想得意忘形，我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莎拉坐我旁边，为我挡住其他乘客的视线。等了好久，机舱门终于关上，空桥撤离，飞机开始移动。但飞机还没从柏油路面开到跑道时突然停下，这令我非常紧张。我将帽缘凑近玻璃，试图想探听是否传出警报声，看看是否出现蓝色闪光。这段等待时间仿佛没有终点，每分每秒都是无尽折磨。突然，飞机开始移动，然后转个弯，后来我才意识到飞机已经起飞。
随着飞机升空，我的心情开始雀跃起来，但仍无法使自己相信已脱离险境。当我们在空中时，我松开紧抓大腿的双手，突然想从袋子里拿出魔方把玩。但我知道不能这么做，因为这太引人注意。于是我往后坐好，再次拉低帽子，疲惫的眼睛盯着座位前方的屏幕，看着航程路径显示，从中国、蒙古到俄罗斯，这三国都不太可能与美国国务院合作。但我们无法预知飞机降落后的情况，俄罗斯政府除了把我们拉去检验区，搜索我的计算机与包里装了什么之外，不晓得还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只希望，在全球高度关注以及维基解密人员与我的律师掌握我们行程的情况下，俄国不会对我们动用残忍手段。
等到飞机在中国领空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安心入睡，我直截了当地问莎拉：“你为什么要帮我？”
她压低音调，似乎不想让情绪过于激动。她说，她希望我能有更好的下场。她没有说清楚，比什么结果或是比谁的下场好。但我认为这是她考虑周详、顾及情面的回应。
我放下心中的大石，终于好好地睡了一觉。
6月23日，我们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预计在此地短暂停留20个小时等待转机。
不料这一等就超过了六年，所谓的流亡就是无止境地停留。
在情报机构（尤其是中情局），你会获得许多快速通关的训练。你必须注意穿着、行为举止，清楚地知道袋子里装什么，并牢记他们为你编造的背景。你的目标是成为队伍里最平凡无聊的人，最好让人记不起来你的长相。但若是你护照上的名字已成为新闻各节目的重点，那以上这些招数就没太大作用。
我把小本蓝色护照交给护照查验区的壮汉，他快速地扫描、翻阅里面的内容。可靠的莎拉就站在我身后。我事先记下前方民众通关所需时间，相比之下轮到我们时却拖了很久。之后有个男子接起电话，用俄文咕哝说了几句，两名穿着制服的保安官立即出现并朝我们走来。他们想必等待已久。走在前头的保安官从壮汉手中取走护照，之后来到我前面。“你的护照有问题。”他说，“请跟我来。”
莎拉立刻走到我身旁，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串英文：“我是他的法律顾问，按照法律规定……”
但她还来不及引用联合国公约与日内瓦条款，保安官便举手打断并朝队伍看了一下。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得懂莎拉的话，但他显然不想把事情闹大。
两位保安官拽着我们快步行走，我原本以为目的地是第二查验区的小房间，但后来却抵达机场内的豪华商务贵宾室。这里只允许商务舱或头等舱客人进入，我看到有些人慵懒地躺在豪华沙发上头。我与莎拉按照指示经过这群人、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像会议室的地方，里面有一群穿着灰衣的男子围桌而坐。他们大概有六人，全都留着军人发型。其中一人与他们分开坐，手中拿着一支笔，我猜想，他可能担任书记员或秘书的角色。在他前方放着一份卷宗，里面夹着笔记本。卷宗外头印着一个单色徽章标志，我一眼便认出这是俄罗斯最高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FSB）的象征。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相同的是，联邦安全局不仅能搜集情报、执行调查，同时也能逮捕犯人。
桌子正中间坐了一个年纪稍长的人，他穿的西装比其他人高档，满头白发闪耀着权威光芒。他示意我与莎拉坐在对面，从他充满权威性的挥手与微笑上，可想见他的地位应该比较高，相当于美国案件承办专员。全球情报圈充斥着他这样的人，像个演员卖力地演绎各种情绪，直到取得他们想要的回应。
他清一清喉咙，接着以一口不错的英文对我进行招揽，也就是中情局所说的“陌生提案”。简言之，这些外国情报机构邀请你加入他们。如果你配合的话，他们会给予你好处，像是整沓现金或帮助你逃脱罪名（从诈骗到谋杀都有可能）。但作为交换，你必须提供同等或更高价值的情报。这般直截了当的赤裸交易，一开始总是不明白地说清楚，更好笑的是，虽然这被称为“陌生提案”，但发起者总是以温暖笑容、极富同理心的闲聊作为开头。
我心里清楚，我一定得打断他。若你没有立刻阻止的话，他们日后可公布你在思考此事的录音，即便你最终拒绝招揽，也足以摧毁你的名声。因此，当他因为麻烦我们而道歉时，我想象他们正在偷偷录音，于是小心地选择措辞。
“请你听好，我知道你是谁，以及你们在干什么，”我说道，“但我必须清楚表明，我无意与你们合作，我不会与任何情报组织配合。我没有冒犯之意，但我参与这场会面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的包就在这里，随便你们搜。”我指着椅子下方的包。“但我向你保证，里面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在我说话时，这名男子表情出现了变化，他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没有，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说，“请相信我，我们只是想帮忙而已。”
莎拉清了清喉咙，开始加入我们的对话。“你们人真好，但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只想继续接下来的旅程。”
在那一瞬间，他虚假的受伤表情立刻转为恼怒。“你是他的律师吗？”
“我是他的法律顾问。”莎拉回答。
他向我提问：“所以你飞来俄国不是为了待在这里？”
“不是。”
“我能问你打算做什么吗？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我要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想必他是明知故问，毕竟我们在香港搭的是俄罗斯航空，他绝对已经从这家国际航空公司取得了我们的行程副本。
我和他一直上演着谍对谍的情报戏码，直到他说出下面这句话，令整个对话方向出现了180度转变。“你还没听说吗？”他站起来看着我，一副要宣布我家人过世的样子，“我得通知你，你的护照失效了。”
我惊讶到开始口吃：“不好意思，但是我……我才不相信。”
他倾身靠在桌子上说道：“是真的，我没骗你。这是你们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做的决定。你的护照被美国政府取消，航空公司被通知不准你飞行。”
这绝对是他的伎俩，但我搞不清楚目的何在。我说道：“稍等一下。”但我还没开口要求，莎拉立刻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并连上机场的无线网络。
“当然，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这名男子说完这句话后，便转身和他的同事用俄语聊天，他仿佛很是清闲。
莎拉向我讲述她查到的一切新闻信息。在我离开香港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取消我的护照。当我还在空中时，我的旅行证件便遭到撤销。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自己国家的政府竟然把我困在俄罗斯。虽然国务院此举可能是照着官僚程序走，当想追捕通缉犯时，通知国际刑警组织并取消他的护照是标准程序，但从结局来看，这根本是丢美国自己的脸，因为这是给俄罗斯宣传曝光的机会。
“是真的。”莎拉边摇头边说。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这名男子问道，他走到我们桌子这一侧。
在我还来不及拿出联合国通行证时，莎拉便开口：“不好意思，但我必须建议斯诺登先生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这名男子指着我说：“请跟我来。”
他示意我跟着他走到会议室另一端，那里有个窗户。我照指示站在他身旁，随后往窗户一看。距离三四楼的下方挤满大批媒体，这是我毕生见过最大的阵仗，记者一看到我便高举摄影机与麦克风。
这是一场表演秀，或许由联邦安全局精心策划，也可能不是，最可能的概率是一半一半。俄罗斯几乎所有事物都是一半一半。但至少我现在知道为何我和莎拉会被带到这个会议室里来。
我回到原来座位，但没有坐下。
他从窗户那边转身面向我并说道：“像你遭遇到的这种状况，没有朋友帮助的话，日子会很难过……”他将话悬在嘴边。
我心想，他终于要直接表达招揽的企图了。
他说：“你是否掌握到一些信息，或许只是一些小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不劳您费心，我们自己会处理好。”我回答。莎拉就站在我旁边。
他叹了口气，转身含糊地说了几句俄文，他的同伴一一起身，纷纷走出会议室。他对我说：“希望你做这个决定不会后悔。”他转身离开，此时两个机场管理人员走进来。
我要求前往飞往哈瓦那航班的登机门，但遭到他们忽视。我最后从口袋里掏出通行证挥舞，但他们根本不理我。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受困长达40天40夜。在这段时间内，我总共向27国申请政治庇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起身对抗美国，有些国家一口回绝，部分国家则表示，除非我抵达他们境内，否则无法考虑这项请求，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后，唯一同情我的国家元首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堡王”，它从未拒绝过我要吃大皇堡（内含西红柿与洋葱）的请求。
过了不久，我滞留机场的消息传遍全球，俄罗斯当局最后也觉得有些麻烦。7月1日，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结束天然气输出国论坛年度大会后，搭乘专机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离开。由于莫拉莱斯曾对我的处境表达同情，美方怀疑我藏匿在专机里，于是向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施压，不准飞机进入他们国家领空，最终导致专机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迫降。此专机遭到停飞、搜索，直到确认没有我的踪迹才放行。这严重侵害了玻利维亚国家主权，联合国也予以谴责。此事令俄罗斯颜面无光，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来访的国家元首顺利回家。而这让俄罗斯政府与我都确信了一点：美国怀疑我用来偷渡的任何飞机，恐怕都难逃迫降与停飞的命运。
俄罗斯政府决定尽快摆平此事，还给莫斯科机场一个清净，不能总是被大批媒体包围。8月1日，俄罗斯决定给予我暂时庇护。莎拉和我得以离开谢列梅捷沃机场，她能回到美国老家。我们一起共患难的时光，让我和莎拉成为终生挚友。我永远感激，她这几周以来的陪伴，她是如此正直坦率、坚强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