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沙发上的沉思
2011年5月1日深夜，我注意到手机出现一则新闻推送：藏身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的本·拉登遭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突袭击毙。
“9·11”事件促使我毅然从军，之后更进入美国情报机构服务。这个策划“9·11”事件的主谋如今终于死了。当时患有肾病的他遭到近距离开枪，最后倒在多名妻妾的怀里死去，事发地点则是巴基斯坦某军校附近的一处豪宅大院。各大新闻网站争相展示地图，标出阿伯塔巴德的确切位置，同时穿插全美各地民众在街头庆祝的照片，他们兴奋地挥舞拳头、互撞胸部并高声呐喊，有人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即使是“9·11”事发地点纽约市也不例外，这般开心庆祝的场景在过去极为少见。
我关掉手机，实在没有参与其中的心情。千万别误会了，我对于浑蛋本·拉登的死亡当然很开心。但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毕竟整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10年了。自从两架飞机攻击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已过了10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过去10年来，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坐在从母亲公寓运来的沙发上，静静地望向窗外的街景，耳边传来停车场邻居按响喇叭的声音。我无法摆脱自己浪费了过去十年时间的念头。
过去10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阿富汗战争永无止境，伊拉克政权不断更迭，关押恐怖分子的关塔那摩监狱人满为患，美国政府非常规引渡、拷问并发动无人机袭击杀害平民（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而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严格审查一切事物，每日发布恐怖袭击威胁层级（红色代表严重，橙色代表高度警戒，黄色则是威胁升高），而自《美国爱国者法案》实施后，公民自由逐渐遭到侵害，讽刺的是，这是我们过去自称誓死捍卫的权利。这些累加的伤害（掌权者违法乱纪）无比巨大且难以逆转，而我们却还在按喇叭、闪车灯，举国欢腾庆祝。
美国本土发生史上最大恐怖袭击事件，正巧遇上数字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使得美国本土安全备受重视，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实施绝大多数监控计划的官方理由，特别是在这个人心惶惶、投机主义盛行的时刻。但其实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乐于编造借口授权使用武力的政治体制则是最大帮凶。比起恐怖主义，美国政客更害怕示弱、背叛自己的政党，或是惹火捐款给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人对于承揽政府合约、取得中东石油利益充满兴趣）。因恐惧衍生的政治凌驾于恐惧之上，催生出各种反恐作为：无人能敌的美国慌了手脚，行动不受政策规范，公然违反法治精神。在“9·11”事件后，情报单位的指令向来是绝不能再出差错，但这根本是做不到的。过了10年后，我看得更加清楚了。这群政治精英反复以恐惧作为号召，对应的并非任何特定威胁或担忧，而是试图操弄情感、将恐惧化为永久性危险，借此合理化政府长久提高警觉的作为，不容民众质疑其正当性。
在大规模监控计划进行10年之后，证明科技残害自由的能耐更胜于打击恐怖主义。靠着延续这些监控计划与谎言，美国政府能保护的事物很少，什么都赢不了，但损失却极为惨重，最终连我们自己都分不出“9·11”之后敌我的差别。
2011年下半年，我在癫痫反复发作、不断复诊中度过。我拍了X光片，接受检查并服用药物。虽然身体状况稳定不少，但心情却陷入忧郁，精神萎靡不振，注意力涣散。
我不确定，自己该如何与琳赛口中的我的状况共处而不失去工作。身为戴尔最高阶技术人员的我，工作极具弹性：有了手机我到哪里都能工作，当然也可以在家。但开会是个大问题，公司的人总待在弗吉尼亚州，而我住在马里兰州，后者规定癫痫患者禁止开车。若我被抓到违法驾驶，那我会失去驾照。自然也无法参加公司会议，而开会是我的工作唯一无法妥协的要求。
迫于无奈，我最终向戴尔请了短期伤残假，之后整天窝在我母亲的二手沙发上。沙发颜色和我的心情一样蓝，但坐上去极为舒服。长达数周时间，我都赖在沙发上。我在上头睡觉、吃饭、读书，然后再睡去。我意志消沉地瘫在沙发上，任谁都看不下去。
我不记得自己念了什么书，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撑不到一页就合上眼睛，再度陷入坐垫沉睡。我对任何事都无法专心，除了自己的缺点之外。我就这样全身瘫死在沙发上，仅动用一根手指划手机，手机屏幕是房内唯一光源。
我会划手机看新闻，然后小睡一会儿，醒来再划划手机，之后再度睡着。据新闻报道，全球各地出现抗议动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黎巴嫩与叙利亚等。这些地区的抗议人士遭捕入狱，受尽折磨，甚至当街遭到政府特务的枪决。在这些残暴政权当中，有许多是由美国协助扶植起来的。这场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伤亡，使得新闻热度持续增温。我看到民众被逼到无路可走，相形之下我的病痛微不足道（道德上如此），我显然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整个中东地区，电力供应、卫生条件极差。许多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医疗物资。面对如此性命堪忧、生活贫乏的状况，我不禁怀疑自己对政府监控与侵犯隐私的忧虑是否过于夸大，甚至是无病呻吟，但我只需要多留意一下上街抗议民众的诉求（比如在开罗、萨那、贝鲁特、大马士革、阿瓦士与胡齐斯坦等，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与伊朗绿色革命席卷的城市），便可知道自己绝非杞人忧天。
……
在现代生活，我们拥有一项共识，那就是隐私权没有模糊空间、不容侵犯。法律唯一允许的办法是通过搜查令。但这种搜查令无法扩及所有人（像美国政府进行全民监控所声称取得的那种），而仅能基于合理理由针对特定人士或用途发出。
“隐私”这个词有点虚无缥缈，因为难以定义，或者说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所有人对隐私都有不同的诠释。隐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想必都能体会。
我们根本无法忽视隐私的重要性，因为这与公民自由是相互依存的，你放弃自己的隐私，就会牺牲掉别人的隐私。你可能因为怕麻烦而放弃此权利，或者你和多数人想法一样，认为只有做不光明的事才需要隐私保护。但是，声称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隐私，因为没有什么事好隐瞒的这种说法，是假定所有人都不该或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比如他们的移民身份、失业历程、财务状况与健康记录等。你假定，所有人（包括你在内）都乐于与他人分享宗教信念、政党倾向与性生活，就如同有些人随意透露自己的电影、音乐品位与阅读偏好一样。
……
我想帮助他们，但不知该如何做。我受够了无助感。我不想再当个躺在破旧沙发上的废物，整天吃着多力多滋，喝着健怡可乐，冷眼旁观别人受苦受难。
这群中东年轻人的诉求，包括提高薪资、调降物价与改善退休条件等，这些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没有人能够给予他们自治权，唯独他们自己才争取得到。他们也疾呼网络自由的重要性……
自从我在日内瓦接触到Tor匿名通信计划，我便使用它的浏览器并打造自己的Tor服务器，目的是希望在家工作的内容与私人浏览记录不受监控。现在，我重新振作起来，逼自己离开沙发，摇晃地走进办公室开始动工。我架起一个桥接器设备，足以突破网络封锁，之后将它的加密配置传给Tor的主要开发人员。
……
开启阿拉伯之春风潮的人与我年纪相仿。他是一位突尼斯的果菜小贩，为了抗议屡次被骚扰与敲诈，他站在广场中间引火自焚。若他能毅然采取自焚行为，那我当然也能离开沙发，打打键盘，贡献一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