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兹尔巴什埃米尔们将自己的权势视为天经地义，极力反对任何对他们影响力存在潜在威胁的改革。面对这循环往复、一再上演的历史情境，被人们看作柔弱可欺的阿拔斯该何去何从呢？在国王专制的中央集权与氏族派系及其关系网代理君权之间，他是否真的有选择的权利？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沙王是否终于可以让伊朗向这个对它不甚了解的新世界敞开大门？
1587年10月1日，当阿拔斯一世沙在莫切德·戈利汗警觉、僭越的目光下登基时，这位被遗忘的呼罗珊年轻王子尚不满十七岁。他如囚徒一般，没有任何权力，仅有的盟友便是被莫切德·戈利汗姑且容留的几个沙姆鲁族人，他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保持沉默，在伪装自己情感的过程中学习为君之道。
当前，莫切德·戈利汗在乌斯塔吉鲁部族的支持下实行最高统治，他甚至住进了旧王储的宫殿。为了可以更好地给自己的盟友分封官爵，他决定圣旨上不仅要盖国王的印玺，还要盖他自己的印章。他自信能将这个无足轻重的青年永远拘禁在傀儡的位置上，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当众驳斥沙王。一晚，因他点名的一名萨非公主被阿拔斯拒绝，莫切德·戈利汗扬言称：“萨非王子多的是。如果阿拔斯不合适，可以另择他人！”阿拔斯听说了这些话，丝毫没有公开回应，而当他的“恩人”无视他的意见，命令逊位的沙王及其一家返回加兹温以备不测时，他也没有表示质疑。
乌兹别克人对呼罗珊的入侵将加速事态的发展。阿拔斯一世对这个行省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在赫拉特还居住着对他来说亲如骨肉的人，那便是要塞总督阿里·戈利汗·沙姆鲁一家，因为他们曾在阿拔斯一世被人弃之不顾的少年岁月对他悉心照料。因此，阿拔斯敦促莫切德·戈利汗尽快御敌。然而，后者却在城市被围的十一个月中按兵不动……直到听说要塞陷落，他的潜在对手——阿里·戈利汗·沙姆鲁总督也因此丧命，他才同意出兵援助幸存者。
意识到莫切德·戈利汗的见死不救是有意为之，阿拔斯便下定决心要除掉他。他与四位奇兹尔巴什领袖联手，邀请莫切德·戈利汗参加一场纵酒狂欢的晚宴。第二天，1589年7月23日，莫切德·戈利汗的尸首被发现，他是在国王营帐中被杀死的[1]。阿拔斯以这样的方式得以自由起飞，并成为后世著称的阿拔斯大帝——一个融强烈救世主色彩的宗教与政治方略于一身的三百年苏非教会的“第十一代完美宗师”[2]。
获悉莫切德·戈利汗的死讯，克尔曼、法尔斯和其他几个地区行省纷纷骚动。那些早已习惯于无视中央权力的总督只有在获得更多好处的前提下才愿意归顺王权，当前他们策划谋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人采取了更猛烈的攻势，继续出征赫拉特已不可避免。而奥斯曼一侧，借高加索地区掌权者的反叛活动，他们大胆进犯，攻进了这一地区。如此，他们占领了洛雷斯坦省的门户城市哈马丹和纳哈万德，并朝都城加兹温逼近。
面对无法同时招架的多重危机，年仅十八岁的阿拔斯毫不畏缩。他力排众议，决定在平定内乱之前，首先要不惜代价扫除外忧，而其中奥斯曼的问题更是刻不容缓。为此，他派出了一队由阿尔达比勒总督带领的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位总督的使命是与对方协商拟订一份可持续的和约，即便条款对伊朗极为不利。在为期一年的和谈后，阿拔斯沙于1590年3月21日依照制定的《君士坦丁堡和约》向奥斯曼帝国出让包括大不里士在内的阿塞拜疆西部地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众多高加索城市、库尔德斯坦一部分地区和包括纳哈万德要塞在内的洛雷斯坦一部分地区。在这之后他宣布：“我们今天被迫后退，但这些行省不会永远丧失。在全能真主的帮助下，它们将在不久的将来重回吾辈之手。”
军事行动可以暂且放一放了。当前他需要对处于革命边缘的内部进行整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具有前瞻性的治国天赋得以充分展现。
他心如明镜：各个派别意图分散中央权力，从而削弱君主权威，乃至威胁国家的存续。一名颇具影响力、毛遂自荐接替莫切德·戈利汗的土库曼人穆罕默德汗·土库曼为此付出了代价，阿拔斯利用各个派别之间的争斗将其处决。这是他在击破奇兹尔巴什豪门势力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穆罕默德汗·土库曼的头颅被插在一根竹竿上在皇家营地中巡游示众，这便是这一步的绝佳象征。
同样是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沙王提拔了一批至少会忠于自己的人在身边。与此同时，他贬黜、疏远了莫切德·戈利汗的旧部。一些年轻的埃米尔成了他的追随者，比如出身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奇兹尔巴什家族的法尔哈德·贝格·卡拉曼鲁，还有格鲁吉亚人阿拉威尔迪汗，后者从属于一个新兴派系——主要由基督徒士兵组成的古拉姆。阿拔斯在1595至1596年间擢升阿拉威尔迪汗为法尔斯省兼多个波斯湾行省总督，使他成为自己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对于这些任命，即便他征求多方意见，最终的决定却都是由他个人做出的，这令惯于与国王谈判协商的王公贵族错愕不安。而阿拔斯心之所向的专制统治前景已初现雏形。
然而，国家仍旧掌控在大埃米尔的手中，他们丝毫不将王权放在眼里。这一情势与法国曾经历的针对路易十四的投石党动乱有诸多相似之处。为此，沙王发起了一场全面清剿反叛者的激进运动，直到1598年才逐渐平息。其间，法尔哈德·贝格·卡拉曼鲁对沙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3]。他为阿拔斯“收复了”此前由阿夫沙尔军官控制的克尔曼，然后是吉兰、马赞德兰和呼罗珊。为回报他的热忱，并借此突出重功劳轻门第的用人理念，阿拔斯将他提拔为马赞德兰这一抢手的行省中的阿斯塔拉巴德的总督。他并不是个例，阿拔斯有意向他的信徒表明他很重视他们对其事业的作用，并以此敦促那些仍摇摆不定的奇兹尔巴什尽快归顺王权。那些此时仍未看清他才是国家之主的人都被边缘化、刺杀或流放。这些人中最典型的几个就是曾参与杀害他母亲马赫德·乌莉娅并谋害他哥哥哈姆扎·米尔扎的那些人。
这一针对过度强大的奇兹尔巴什实施的有力的、带有镇压性的甚或说有些血腥的政策带来了显著的成效：大埃米尔们意识到支持沙王比反对沙王更有利，因此开始各归各位，尽忠职守。沙王阿拔斯却并不满足于此，他担心自己的家族成员与反叛分子暗通款曲，于是下令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关进阿剌模忒城堡——位于里海以南加兹温附近，哈桑·萨巴赫[4]曾经的避难所，并对两个弟弟阿布·塔利布和易卜拉欣施以盲刑，因为这一残疾将令他们在“理论上”永远不可能登上王位。接着，他继续提拔重用更年轻、更顺从、更远离封建领主性质的新精英，同时将某些奇兹尔巴什首领拉拢回王权的怀抱中。如此，一个名副其实的论功排位并可按需罢免的精英群体诞生了。
在这些极富专制色彩的政策基础上，他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创新，建立他的帝国。首先，他于1598年迁都。加兹温在他看来就像之前的大不里士一样，过于靠近边界，他选择位于国家中心的伊斯法罕作为权力的基地。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释放出国家复兴的强大信号，也令他可以借机展示他在建筑和整个艺术方面的品位。
此外，考虑到人民大众需要高大的形象和鲜明的符号，他重新审视了对他权力基础和展示都十分必要的服装礼制。曾几何时，那个呼罗珊的窄额头、蓝眼睛、鹰钩鼻、身材瘦长的内向少年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他一手打造的新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现在的他是一个拥有光荣历史的国家的君主——手扶剑柄，身着混合了金银线的华丽丝质服装，头戴一顶嵌有祖母绿、红宝石和钻石别针的沉重包头，腰带上插着一把闪烁着珠宝光芒的弯刀。然而，随着年岁渐长，再加上军营里简陋的生活条件，当他既不需要接见外国使节也不必彰显尊贵时，他会首选最平常的棉麻服装，宽松的长裤和夹袄。他也偶尔如此穿着微服私访，前往小酒馆直接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可以说，针对权贵阶层，他美化自己的官方形象，展示奢侈豪华的一面，而对于其他人，则展示自己平凡、谦卑的一面。他的大胆求新也渗入这一看似肤浅的形象塑造中来。他一反当时的流行时尚，将自己下巴上的胡须剃掉，只留下嘴唇上方向上翘起的髭须——这成为他特有的标志。作为潮流引领者，他很快被宫中群臣仿效，并受到诗人的歌颂，他们还称羡他的眉毛——男子气概的新象征，也是获得慷慨赏赐的新希望！
皇家的形象并非他唯一关心的事情，他也希望在地区列强的野心面前伊朗能树起一个强大鲜明的形象。他选择太阳与狮子作为旗帜的徽标，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太阳与执剑的狮子正是英雄力量的化身。他也没有忘记什叶派是伊朗的支柱之一，而他对国教的态度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即便他继承了居鲁士大帝的宗教宽容，并对所有宗教都保持好奇，他依旧是个虔诚礼拜的穆斯林。除了对先知和阿里的尊崇，他也赞颂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教的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和第八任伊玛目礼萨，他于1601年在众人的跟随下，徒步前往后者位于马什哈德的陵墓朝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专注于体制改革。鉴于奇兹尔巴什大封建领主对他中央集权的威胁已经清除，阿拔斯组建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国家结构，并雄踞其顶端。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他无须对任何存在负责，他对所有决策都拥有最终裁定权。为了让人民，这一财富创造群体不受专横行为的侵扰，他亲自挑选高层官员，向其组成的新精英群体授权在他的监督下进行公正的管理。
他将这一金字塔结构应用到国家的每个管理层，从而使所有行政人员都持续相互监督，这一结构又与原则上的连带责任制和各方的普遍责任制相结合。在中央行政的最高层，他任命一位被萨非宫廷称为埃特马德·道莱（“国之信心”）的大维齐尔作为国家税收、费用支出和官方会议准备工作的负责人，在他身边还设置了一名大财务总管协助其工作。在省一级，各省总督同样也由一名负责管理监督的维齐尔辅佐。在市一级，国王任命的一名卡兰塔尔（市长）也得到维护人身财产安全的达鲁盖（警察副官）的支持。各个市区和村镇的组织结构也与之别无二致：由每家每户的户主推选的卡德霍达行使中央赋予的权力，而各行各业也选出各自的领导，负责各自经营领域的事务。
然而，这一理应“完美”的系统并不能免除沙王的疑虑。深知掌权之人易腐败，他设立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借此获悉在都城加兹温各个角落发生的各种事件，随后自1598年该网络更涵盖了伊斯法罕及各个行省，甚至更偏远的地区。此外，鉴于“东方”因商路治安不力而饱受批评，他组建了一套交通网络的治安系统。于是，人们看到道路沿途出现了一些被称为拉赫达尔的警卫[5]。“特别是水源附近的商队必经之地，”让—巴蒂斯特·塔维涅曾如此记述，他还补充道，“……而且，只要听闻一丝涉及偷盗的风声，他们就会立刻追查，盘问所有过路人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诚然，这是一种严格的审问机制，但在当时被视为国家治安的重大进步，并受到包括外国旅行者在内的广泛欢迎。它也的确对商贸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一方面，沙王阿拔斯别具一格地在每座城市任命一名所谓警务法官（莫赫塔塞布），其职责是每周为日常生活物品定价。随后，他所确定的物价由宣读人向公众宣布，从而使生活成本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对于违规商贩……国王的措施也配合了对私抬物价的严厉惩罚。
说到治安与惩罚，就不得不解决司法系统的问题。旧司法系统一般倚仗本地长官和总督的权力，如果某一案件具有宗教属性，则由什叶派等级最高的领袖“萨德尔”在各地的“伊斯兰谢赫[6]”的协助下做出判断。然而这一系统使各个省份的司法裁决带有极大差异，而且在沙王看来，它阻碍着现代伊朗的建设进程。阿拔斯渴望在全国推行一种平等的司法系统，并借此削弱神职人员四通八达的势力，而这将在司法界引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如此，他建立了“底万内—艾达拉特”（法院），并命其每周开庭四次。一名类似司法总监的“底万—贝基”作为法院上级领导将参与庭审，确认司法审理是正规的。此外，底万—贝基每周两次独自开庭审案。对于宗教问题，他可以征求萨德尔的意见，但保有对案件的最终裁定权，即使宗教机构已经按照伊斯兰教法下达了判决，他也可以驳回重判。沙王阿拔斯坚持让中央政权主导司法系统，并限制宗教权力，这便是伊朗各机构首次“世俗化”的努力。权杖要主宰包头巾。
国内局势渐趋平稳，封建领主的体系也一点点让位给一种由沙王执掌实权的全新体制，阿拔斯终于可以投入到他曾对人民承诺并令他期待已久的计划中去：收复沦丧的国土。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条路：重建军队，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战略工具。面对奥斯曼帝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阿拔斯只有他的禁卫军（加伐洛尔），其他军力都属于奇兹尔巴什领主，不受王权直接指挥。为与奥斯曼帝国分庭抗礼，并摆脱对埃米尔们的依赖，他决定建立一支由他直接支付军饷的常规军。英国人安东尼·雪利和罗伯特·雪利兄弟二人带领五十几个英国人进入伊朗宫廷，在这一领域为阿拔斯献计献策。借助他们的专业指导，阿拔斯很快拥有了一支一万五千骑兵、一万两千步兵、三千帝国护卫的军队，并在一开始就装备了五百门火炮。雪利兄弟还为部队组织“欧式”教学，每支队伍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和军事训练，服从铁的纪律。此外，罗伯特在伊斯法罕、加兹温、马什哈德和设拉子建立了火炮铸造厂。这些努力迅速收效：沙王的军队很快成长为一支由四万训练有素的战士组成的武装力量，此外还有可根据需要由各地领主征集的部队。
继不久以前萨非军队在圣城马什哈德遭到挫败后，完成军队重组的阿拔斯决意起兵反击乌兹别克可汗阿卜杜勒·莫门。1598年7月29日，马什哈德回归伊朗，接着1598年8月8日，乌兹别克可汗避难的城市赫拉特也被收复。按照双方签订的和约，萨非帝国的边界在长时间内得到稳定，中亚各属国都接受新复兴的伊朗帝国的管控。
在伊朗最终制服这一强敌的几次决定性战役中，法尔哈德·贝格·卡拉曼鲁在很多人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他获得了赫拉特总督的官衔和国家军事指挥部的丰厚奖赏，却不知功高盖主将为他引来杀身之祸。这位在奇兹尔巴什的埃米尔中一呼百应的统帅、手眼通天的权臣、沙王的“兄弟”，被阿拉威尔迪汗奉阿拔斯之命刺杀。尽管这一对其旧日宠臣的谋杀行径可能招致埃米尔们针对沙王的联合攻击，中央政权却也以此向所有权贵表明，无论其官阶门第，任何人都不得与萨非中央政权争锋，更别想着令它黯然失色。
这重重敲打了那些对自治尚存一息之念的人。而当前他重建的强大军力及其对乌兹别克人取得的胜利令沙王感到对战奥斯曼人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期待已久的对决将不仅能够洗刷《君士坦丁堡和约》签订后苏丹穆罕默德三世施与他的一系列羞辱，而且能为他的祖父伊斯玛仪一世在查尔迪兰战役的惨败——伊朗人难忘的伤痛——雪耻。他等到1602年才将军事计划付诸实施。这一年，奥斯曼帝国的使节穆罕默德·阿加提出重新确认令伊朗丧失一部分领土的旧和约。他还要求伊朗遣返因不愿受控于土耳其人而逃至伊朗的两千个库尔德家庭，并将沙王的储君送至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阿拔斯从中看到了对宿敌开战的天赐良机，准备借此一扫伊朗被视为他国附庸的观念。他命人擒住使节，剪下他的胡子，并将这一战利品送至苏丹面前，表示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伊朗人同时在多个方面对奥斯曼帝国发起攻势。洛雷斯坦省的纳哈万德（其要塞已遭捣毁）迅速被伊朗军队收复。1603年9月，位于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也回归伊朗怀抱。尽管在十八年的占领中城市已破败颓废，大不里士人仍为其解放和穆罕默德三世的死讯而欣喜若狂。这一胜利恰巧发生在土耳其军队人心惶惶的脆弱时期，鉴于未来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在位）年仅十四岁，人们都深为君士坦丁堡微妙而时常血腥的政权过渡感到担忧。于是，沙王趁机挥师北上，进攻以坚不可摧著称的亚美尼亚要塞——埃里温。1604年6月埃里温被攻陷，这导致亚美尼亚领主们纷纷加入伊朗阵营，格鲁吉亚和高加索的领主们紧随其后。
这一役的胜利影响巨大。为对奥斯曼帝国反击做好准备，阿拔斯决定将亚美尼亚居民迁至伊朗内地，以便在两个帝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为此，村庄被放火焚烧，各种野蛮行径层出不穷，在一片末日灾难的气氛中，五万亚美尼亚人在冰冷的寒风中朝伊斯法罕迁移，其中只有两至三万人活着到达目的地——新焦勒法城区，沙王为他们预备的居住地。从此他们落户伊朗中心地区，贴近中央政权的位置，而这将从深层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格局[7]。与此同时，在伊奥边界上，两国陷入对峙：二者都在观察对方，沙王阿拔斯返回伊斯法罕。
一年以后，被任命为大军统帅的阿拉威尔迪汗再次出征。他带领一万多士兵袭击了凡湖附近一处要塞（奥斯曼边疆前哨站）的驻军。在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后，要塞被占领：五千土耳其人被杀或跟随他们的统帅逃亡。后者带领一支新队伍企图发起反击，却于大不里士与阿拉斯河之间的小城索菲安被再次击败并自杀。
对沙王阿拔斯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他在多年等待后终于圆了报仇雪恨之梦。为了庆贺这一胜利，他将凯旋的将士召集到查尔迪兰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命人效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用数千个土耳其士兵的头骨堆起一座污浊的金字塔，同时让土耳其战俘排成一支绵长的队伍。他宣布道：“我的祖先战败时，在此地被杀害的伊朗人终于可以瞑目了。”
尽管他已收复了一个世纪以来失去的所有领土，但鉴于两大帝国之间尚未签订任何和约，当前的局势依然危机四伏。事实上，奥斯曼人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制定了各种策略，计划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沙王阿拔斯从他派出的间谍那里获得消息，决定设下一个圈套。从1618年冬季开始，他将主力部队派至大不里士和加兹温之间，并要求大不里士居民准备好腾空整座城市。他的判断是准确的：1618年夏初，十万奥斯曼士兵越过伊朗边界，捣毁了一座了无人烟的大不里士。自以为获得了胜利，他们的将领向沙王提出签订和约，为此伊朗必须交还收复的领土。对自己的策略满怀自信的阿拔斯反驳道：“等我把奥斯曼苏丹的巴格达和阿勒颇抢到手再谈和约不迟。”接下来的数月间，宗教势力竭尽全力试图让国王妥协，声称穆斯林不该打穆斯林。但不过是白费口舌，这些话无论是对波斯一方还是奥斯曼一方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9月初，对伊朗的劣势深信不疑的五万奥斯曼大军从大不里士开拔，直奔阿尔达比勒。9月9日，伊朗部队的指挥官加拉奇盖汗将奥斯曼大军引至珀雷—切卡斯泰平原中央，四万伊朗士兵正埋伏在此。当一千五百名奇兹尔巴什高举军刀，挡住他们的去路时，他们便成了瓮中之鳖。七千奥斯曼人横尸沙场，伊朗获胜，奥斯曼人终于签订和约，返回家乡……直到1623年。
这一年，轮到阿拔斯出兵进攻了。在间接收到遭受奥斯曼人压迫的巴格达向他发出的求助信号后，阿拔斯趁每次新苏丹——这次是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登基后都会出现的混乱，潜入美索不达米亚。他兵临巴格达城下，令其投诚。1624年1月14日，在他祖父塔赫玛斯普在此战败的九十年后，他胜利进入巴格达。留下驻军后，他赶赴格鲁吉亚，平息那里的叛乱。趁他离开，奥斯曼人重又于1625年底占领该城，迫使沙王重返巴格达。经过几番苦战，他的部队再次控制了该地区。1626年7月4日，在一场郑重的会谈中，奥斯曼帝国同意放弃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伊朗国旗从此飘扬在巴格达以及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等什叶派圣城的上空……但这能持续多久呢？
在这一系列大胜仗以外还要加上1622年5月3日从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手中收复霍尔木兹——波斯湾的门户，如此沙王阿拔斯便恢复了伊朗昔日的疆域范围，令它重新在世界博弈的角力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从伊斯玛仪一世手中继承的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当前已扩展至四百万。而且，阿拔斯还为伊朗人赋予了民族自信，并令其历史重放光彩。
伴随着这一复兴政策的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令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困惑不解之余只能再次将伊朗人斥为异端。一如其他领域，阿拔斯在宗教方面也进行了创新。尽管他本人是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但他一直将宗教宽容置于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地带，尤其继承了居鲁士大帝在著名的居鲁士圆柱[8]上所申明的宗教宽容传统。阿拔斯的言论既带有人文主义的属性，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鉴于伊朗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多信仰国家，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比邻共存，在他看来宗教应为政权服务，而不是刚好相反。他对亚美尼亚社群命运的改变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伊朗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建设缓冲带并将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大量迁走的举措使得新焦勒法——以亚美尼亚被牺牲的城市焦勒法得名——和伊斯法罕涌入数千基督徒。惶恐不安的难民居住的凌乱营地在亚美尼亚人勤劳智慧的经营下渐渐变为一座井然有序、商业繁荣、自信张扬的小城，进而成为伊朗的经济中心之一。作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亚美尼亚人带给伊朗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艺术品位[9]、第一所新闻通讯社……沙王阿拔斯看出整个国家都可以从中获益，于是大力提倡宗教自由，于1614年下达命令批准建设一座大教堂，以替代亚美尼亚埃里温的大教堂：“我们希望我们的首都能有一座华丽的基督教堂，它将是我们修建的最美、最高大的建筑，为的是让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在此按照他们的宗教仪式进行祈祷。”第一座亚美尼亚大教堂就这样在阿拔斯亲自出资的情况下于1606年诞生了[10]。不仅如此，他本人还在1606年和1620年两次参加基督教新年庆祝活动，以此向亚美尼亚社群致敬。因国王的庇护，新焦勒法在他统治结束时已拥有十座教堂。
国王的宗教宽容并非全无功利色彩。在这一切的背后，阿拔斯期望借由自己对基督徒的宽容态度吸引西方国家与他一同抗击奥斯曼帝国——鉴于后者是他们共同的潜在威胁，他们应该联手对付奥斯曼帝国。在他看来，新焦勒法的亚美尼亚人就是向西方开放的一条通道[11]，也是他诚意的担保。他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朗定居并传教，只要他们保证不强制人民改宗。作为交换，他希望得到基督教会，特别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和教宗克莱孟八世[12]（1592—1605年在位）的支持，以组成对付那个逊尼阵营主导国的联合战线。更有甚者，为了体面地接待外国使节，他不惜打破自己宗教的禁忌，特许在伊斯法罕和法拉德—阿巴德修建了两座养猪场。逊尼派世界（主要是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对他开此先例进行了声讨，但沙王阿拔斯无视他们的反应，在他看来最大的敌人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
尽管这一政策在他统治期内没有收获直接的成果，但它向外国使节打开了伊朗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返回自己国家时便化身为萨非王朝最好的宣传者。
伊斯法罕迅速成为西方人趋之若鹜的时尚之都，所有前来拜会的使节都被视为沙王的私人朋友。这令所有外国使团都得到周到殷勤的接待，却也意味着他们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从进入国境开始，会有一位大臣（“梅曼达尔”）迎接他们的到来，并陪同他们前往都城。在那里，他们将按照官阶等级被安排下榻于一所事先布置好的优美宅邸或宫殿，国库会承担他们的所有食宿开支。根据与萨非权力层交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每位大使都必须在其寓所内等待，直到他的召见日期和时间得到确定为止。
沙王阿拔斯自1599年起就对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对西班牙——展开了一轮强大的诱惑攻势。他的使节侯赛因·阿里·贝格及其随行人员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才到达腓力三世位于巴利亚多利德的宫廷，在那个宗教审判正在全国横行肆虐的时期，这些迈上基督教土地的什叶派穆斯林令西班牙人满腹狐疑。协商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艰难。此外，伊朗使团还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三名伊朗人改宗了基督教，并决定从此留在西班牙；一位伊朗使节被杀；腓力三世为他们提供的返程轮船在好望角带着所有乘客一同沉没。可以说，这一出使活动表面上几乎没有收获外交成果。
不过从深层次来看，阿拔斯的举措开启了欧洲与伊朗之间的交流。1609年，安东尼奥·德古韦阿（1575—1628年）率领的一队西班牙使团和一名代表教宗的教士来到伊斯法罕。他们与伊朗当局建立的对话尽管冠冕堂皇，却缺乏实质内容：阿拔斯本来期待西班牙将霍尔木兹归还给他，因为这一地区自伊斯玛仪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便由葡萄牙人占领，而葡萄牙自1580年由西班牙托管。同时，腓力三世一方则希望伊朗首先将不久前获得经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赶出它的国土。一场聋子间的对话就此展开：阿拔斯谴责西班牙对奥斯曼帝国不作为，而他早已允许基督徒在他的国土上自由往来和经商；腓力三世则怀疑萨非国王对霍尔木兹怀有非分之想，因为法尔斯总督阿拉威尔迪汗于1602年夺取了巴林。西班牙国王没有看错：阿拔斯借助英国人的支持于1622年5月3日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霍尔木兹这一波斯湾的门户和战略要地；作为回报，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准建立多个商栈。
在与教宗的对话方面，沙王在想象中高估了教宗在欧洲的影响力，尽管新十字军东征的想法在西方逐渐赢得共识，但在互换礼物后，除了承认伊朗的几个基督教修道会以外，教廷与伊朗在外交方面的收效甚微。事实上，阿拔斯很晚才获悉，教宗并不被所有基督徒承认，这使他明白自己对教廷所做的努力可能效用有限。
伊朗与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鲁道夫二世未与阿拔斯协商就同奥斯曼帝国私下签订了和约。这令两个帝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后长期陷于僵局。
在与荷兰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关系方面，交流主要集中在商务领域。沙王批准该公司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克尔曼、阿拔斯港建立商业特区，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最大对手是英国人。通过1623年的协议，阿拔斯确保他们的财产安全、信仰自由和在帝国国土上自由通行的权利。伊朗凭借新焦勒法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网络和这些新的商业伙伴，在里海周边地区大规模发展蚕丝贸易，其行情之高，使得这一市场达到了空前繁荣，蚕丝商人也因此发迹。伊朗的蚕丝一部分用来换取铜、锡或西方布匹，一部分则以生丝出口，剩下的部分在伊斯法罕或卡尚加工后，被制成锦缎、珍贵的绢纱、宫廷朝服，供伊朗贵族使用。
然而，对阿拔斯的开放提议欧洲各国的反应冷热不一，这令沙王渐渐意识到西方世界的复杂性和各王国间存在的分歧。比如，他在世时从法国一无所获。与其和萨非国王建立一种不稳定的伙伴关系，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公爵宁愿维持与黎凡特和奥斯曼帝国的联盟。然而，他们对这一东方新兴市场并非毫无兴趣。1626年，他们派路易·德赛·德库梅南出使伊朗，期待凭借这一举措在奥斯曼与伊朗之间斡旋，“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以便使商品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流通。意识到这一想法过于天真之后，他们被迫放弃了计划的调解和谈[13]。但沙王阿拔斯于1628年10月重启对话，他给路易十三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提议两国建立长期稳固的关系，主张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并夺取阿勒颇及其周边地区，以获得地中海这一重要出海口。然而，信函到得太迟了，信中提出的开放建议将在数年后令路易十四和柯尔培尔受益，而阿拔斯却没能亲眼见到其成果。事实上，他于1629年1月19日辞世，他胸怀的基督教西方与什叶派东方联手对抗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的伟大梦想在欧洲分裂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1628年抵达伊斯法罕的法国嘉布遣会传教士帕西菲克·德普罗万在阿拔斯死前向他指明了这一点[14]。
阿拔斯的外交尝试尽管成效有限，却结束了伊朗的封闭状态，令它进入了国际外交界，开始与他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其治国之道引来欣赏的目光，其创新举措也最终得到欧洲人的赞扬。这些外交尝试的一系列场景和规定的服饰礼制被频繁展现在各个宫廷的壁画上；它使国家之间通过互换奢华考究的礼品，衡量彼此的国力，建立了令萨非帝国屹立于大国之林的礼宾次序和礼仪规范。最后，这些外交尝试也使经济和商贸往来上升为世界的关注中心。
伊朗的确在阿拔斯的统治下得到了深层改变。所有看似偶然的事都是他悉心经营的结果：如果外国使节盛赞他城市的优美、艺术家的才华，这是因为他不仅善于“公关宣传”，而且也热衷于城市建设和艺术资助。在他的新都，比加兹温更接近帝国中心的伊斯法罕，他建立了一所图书馆工坊（齐塔博—哈内），负责皇家书籍的编辑。这一机构聘用了当时最杰出的书法家、书籍装帧家、画家和细密画家。此外，在伊斯法罕、卡尚、设拉子、大不里士都诞生了皇家地毯工坊，其作品被贵族居所争相抢购。除了工艺美术，沙王还大力支持最知名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数学家的研究工作，他们中包括谢赫·巴哈伊（1547—1621年）和穆拉·萨德拉（1572—1640年）。
这一切举措都促进了萨非建筑的珍宝，有“半天下”之称的伊斯法罕的重建工程。这座城市依照传统设计，围绕一个宗教、王权、商业皆得其位的大广场组建，新筑起的皇宫绵延八公里，举行宴会和节庆活动的华美的阿里卡普宫闪耀其间，它面对的伊玛目广场又被誉为“世界之镜”，偶尔被用作马球场。四周两层的拱形门廊开着商店、咖啡厅和妓院。皇宫对面是礼萨·阿巴西亦贡献了其不世才华的精美非凡的希克斯罗图福拉清真寺，不过仅供国王及其随从使用。最后不得不提起的是为第十二位伊玛目（隐遁的马赫迪）而建的雄伟伊玛目清真寺，它半围着广场，门庭流光溢彩，伊万铺以彩色瓷砖，中央庭院的喷泉池倒映着蓝天，一对穹顶和宣礼塔指引着穿越沙漠而来的大篷车商队。这里的一切都深具象征意味，每个造访之人都得到了精神的升华。在这些稀世杰作的四周，那些石桥、政府建筑和私人宫殿……都享受着扎因代河带来的徐徐清风。伊斯法罕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最美的城市，吸引了众多旅行者，其中包括18世纪让—雅克·卢梭的哥哥。伊朗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东西方交汇点[15]。
沙王阿拔斯，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为精明睿智的君主[16]”，在其将近四十年的统治中，令他的国家通过行政结构、权力网络和政策上的革新迈向现代化，从而在这个国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在此意义上，他可以与法王路易十四和礼萨·巴列维相比，后者尽管与阿拔斯的命运截然不同，却也在20世纪引领伊朗走上了制度世俗化的道路。
他本应带着不朽的荣耀光环退出历史舞台，让人们遗忘他在统治时期做出的血腥决策。然而不幸的是，在权力所导致的疲劳和纵酒贪食的损耗下，他的晚年悲剧不断。阿拔斯渐渐落入受害妄想的深渊，因害怕刺杀而每晚更换寝室。他坚信自己的王储谋划篡位，下令将其处决，事后却后悔不已，但接着又对两个小儿子施以盲刑。他的心时刻被内疚占据，别无他法下，只能将孙子指定为王位继承人和萨非派第十二代宗师，而后者却极其厌恶这个杀父仇人。当1629年1月21日他离世时，这个心怀仇恨、藏匿于后宫、精神不健全的子嗣以沙王萨非之名继位，并将摧毁阿拔斯的部分基业。不过，这一悲剧的结局无法掩盖阿拔斯的国际威望。伟大的旅行家、珠宝师和作家让·夏尔丹（1643—1713年）曾说过：“当这位伟大的君主停止呼吸时，波斯也不复存在。”一些伊朗史学家对阿拔斯的评价则更为谨慎公允，他们大多指出阿拔斯残忍的一面，“而这也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衰落[17]”。
诚然，根据最近的研究[18]，这一衰落[19]是一个相对且缓慢的过程，但隐患是否已然埋下？王权的专制主义加上年老昏聩的国王的受害妄想，是否破坏了一种趋向于权力制衡的全新国家体制的构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种权力制衡对抑制专制王权的过火行为与中和其不良影响是必要的，阿拔斯的继承者们是否有智慧与魄力采用这种制度，即便这种体制意味着对自身权力的限制？鉴于王室领地过度膨胀使得国有土地大幅缩减，进而使税收减少，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以推行此类改革呢？此外，手握大权的君主一死，那些曾遭严酷镇压的各个党派和宗教势力难道不会萌生反攻报复的念头吗？那些曾被政权冷落的人是否会利用新沙王对他祖父的敌意，让旧日的封建领主阶层和地下宗教势力重新浮出水面？在中央集权政府试图统一管理的一个政治、民族、语言、经济、宗教方面都如此碎裂的社会，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20]？最后，由阿拔斯和雪利兄弟一手打造的这支精锐的职业军队能否与时俱进，保持其强大的战斗力？在这位勇于创新的沙王死后，其继承者有诸多问题都有待解答。
注释：
[1] 一些人提出谋杀是在8月3日于沙赫鲁德完成的。我们不禁将其与路易十三当政时期权倾朝野的康西诺·孔奇尼的谋杀相提并论。后者作为法国元帅，曾是临朝称制的玛丽·德·美第奇的宠臣。他对后者的巨大影响力为他引来年轻国王路易十三及其朝臣的敌视，并使其于1617年4月24日遇刺身亡。
[2] 他也是伊斯玛仪一世的曾孙，伊斯玛仪一世本身是白羊王朝一位首领和特拉比松德帝国皇帝的后代。至于他的外祖父，马赞德兰省势力强大的可汗，是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战友的后代。如此，他体内流淌的是萨非王朝、库尔德与穆罕默德后人的血。
[3] 参阅Aurélie Chabrier，上文引用著作，第304页。
[4] 参阅上文，“政治恐怖主义的发明”一章。
[5] 这个词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道路守护者”。参阅Jean-Baptiste Tavernier (Les Six voyages en Turquie et en Perse, 2 vol., FM.,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1)，其中这个词的拼写是rhadar而不是rahdar。
[6] 后者负责法庭的裁判权和宗教与学校财产的管理。
[7] 对于亚美尼亚人向伊朗迁居的历史，请参阅Yves Bomati, Houchang Nahavandi，上文引用著作，第101—106页。
[8] 参阅前文，第三章“‘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
[9] 参阅Assadullah Souren Melikian-Chirvani, Le Chant du monde. L'art de l'Iran safavide 1501—1736, «Les Arméniens d'Ispahan»,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07, p.140—141。
[10] 这座敬献给圣救世主的教堂名为“凡克（vank）”。
[11] 当亚美尼亚人于1717年在圣拉扎罗岛上建起一座迈奇塔尔会（迈奇塔·塞巴斯特）修道院时，他们将与威尼斯从18世纪开始建立特殊关系。
[12] 他将教宗的一位使节——达太神父视为亲信和朋友。
[13] 参阅Gérard Tongas, L'Ambassadeur Louis Deshayes de Courmenin (1600—1632). L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Empire ottoman, le Danemark, la Suède, la Perse et la Russie, Paris,Paul Geuthner, 1937。
[14] 参阅Relation du voyage de Perse, Paris, Chez Nicolas et Jean de la Coste, 1631。
[15] 要获得对伊斯法罕更完整的描述，请参阅Yves Bomati et Houchang Nahavandi,Shah Abbas, empereur de Perse，上文引用著作，第184—226页。还请参阅Yves Bomati,«Shah Abbas»,Le Figaro-Histoire, avril-mai 2018, n° 37，我们从中摘录了一些段落。
[16] 参阅Abraham de Wicquefort,L'Ambassadeur et ses fonctions, La Haye, Veneur, 1682。
[17] 参阅Taghi Nasr，上文引用著作。
[18] 参阅Rudi Matthee, Persia in Crisis, Safavid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Ispahan, Londres, I.B. Tauris,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Iranian Studies», 17, 2011。
[19] 这个当前受到质疑的词是由Laurence Lockhart (The Fall of the Safavid Dynasty and the Afghan Occupation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提出的。
[20] 正如Rudi Matthee在上文引用著作第13页写道：“将伊朗首个现代民族国家套用这个词今天的意思去理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