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非政权对最高权力的征服是迅速的，不过绝非一段没有暴力的平和过渡。任何一个原有的势力，无论是白羊王朝、奥斯曼帝国，还是乌兹别克人，都不希望在自己的领土之上或近旁出现一个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对手。
自1499年8月开始，萨非王朝督政府便进入了攻击状态，但其初期行动尚且小心谨慎。伊斯玛仪当时年仅十二岁，但在接受了多位苏非长老的教导后，他已经准备好将其祖辈的征服计划付诸实施。伊斯玛仪首先前往阿尔达比勒——其家族的发祥地。为了在那里敬拜萨非·丁的圣庙，他随身带了（根据不同编年史作者的记述）二十到一百名随从。感觉到在这座城市驻留可能招致危险，他与位于安纳托利亚的支持者会合，并在乌斯塔吉鲁部落[1]度过了1500年的夏天。随着新的奇兹尔巴什队伍的融入，他的军力不断壮大，而他的策略也有所改变，当年秋季，他率领七千追随者以少胜多，夺取了希尔凡的领导权。几个月后（1501年），伊斯玛仪与白羊王朝在纳希切万附近的沙鲁尔对决并一举得胜，如此打开了阿塞拜疆的大门，并于1501年夏天攻占了他们高贵的都城大不里士[2]，这个曾被奥斯曼人围攻、遭受土耳其禁卫军残酷蹂躏的城市不战而降，因城内居民大多是逊尼派，城市此番再遭暴力与劫掠。此外，鉴于什叶派被宣布为国教（一项对伊朗日后的历史极其重要的政治举措），所有居民都被强制改宗。伊斯玛仪还从巴林、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巴嫩召集众多神学家，会集在这个长期受到巴格达的哈里发、塞尔柱王朝和突厥蒙古王朝统治的城市，以期引导居民改宗什叶派。
这便是伊斯玛仪一世早期的政绩。1501年7月，年满十四岁的他登基，自称“万王之王”，这一最初由居鲁士大帝所享有的称号反映出该国多元性、帝国性的架构。同时，他下令以他的形象铸造货币。通过这些政治—宗教举措，他展示出有别于邻国及其前辈统治者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萨非王朝的时代在他的统治下正式开始，四分五裂的伊朗也开始了统一的进程。一种号召沉静、禁欲的思想学派完成了它的变身：首先，以激进者的形象示人，在反对阿里及其两个儿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中独树一帜；以公开的什叶派身份示人，他现在已掌握了俗权的钥匙。他将如何加以使用呢？
伊斯玛仪新建的政权此时还很脆弱。尽管他的王朝已具备其所有表面的要素，但新任沙王仍需要其他胜利巩固其权力。他于1502年5月和1503年6月对他两个表弟（白羊王朝的王位竞争者）的胜仗来得很是时候。这令他重新夺取了他外祖父乌宗·哈桑的全部领土，为他随后的征战奠定了基础，因为此时仍有不少白羊王朝的埃米尔为他们的自治权而战。他们中的一个，侯赛因·基亚·楚拉维将伊斯玛仪的一位将军连同其所有部下全部屠杀。听闻这一罪恶行径，伊斯玛仪在1503年初以极端暴力予以回应。他下令将侯赛因·基亚·楚拉维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接着对他的军官施以酷刑，但没能擒获当时已经逃走的楚拉维，后者退避至呼罗珊的乌斯塔——一座以城墙保护且固若金汤的城市。为攻陷这座要塞，伊斯玛仪命人将河流改道，截断城市供水。在五周的围城后，1503年5月13日，乌斯塔投降。随后居民遭到屠杀。至于守城总督，他被关进一只铁笼，在遭受酷刑折磨后趁施刑者疏忽自杀身亡。
这便是伊斯玛仪，这位“蓝眼睛沙王”极具反差的形象。一方面，他将传统的苏非派教义奉于至高之位，是一位勇于直面所有危险、具有领袖魅力和骑士风范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他对白羊王朝及其埃米尔的镇压暴力血腥——当然，后者曾犯上作乱，但他对于另一些人，如大不里士被强制改宗什叶派的逊尼派民众，也同样凶残。
萨非王朝正是以这样的代价和如此严酷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所依托的是鲜明的什叶派意识形态（必要时诉诸武力强制各民族改宗）、一个家族网络、一个可对其财富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系统和一支打击力量——奇兹尔巴什，后者作为它强大力量的引擎之一，也许就长远看来也是它的致命要害。
伊斯玛仪拥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且迷恋祷告，钟爱宗教诗歌——其热情从《卡泰诗集》（据说出自他手但并无确证[3]）中可见一斑，在书中他自诩为阿里后代之中“真主的奥秘”，无论如何，伊斯玛仪沙始终是一位仗剑缔造萨非帝国的尚武君主。
对阿塞拜疆的征服对他来说的确只是一个开始。他最重要的两个劲敌依旧是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后者作为逊尼派的草原突厥游牧部族，自15世纪开始就掌控了河中地区、花剌子模和呼罗珊的一部分地区，其中包括赫拉特王国。伊斯玛仪怀疑其可汗——成吉思汗的后裔穆罕默德·昔班尼——对他的领土有所图谋，于是，他以将赫拉特王国最后一位王子巴迪欧兹·扎曼扶上王位为由，对昔班尼发起了突袭，并于1510年在梅尔夫战役中将其击败。事后，他不是让巴迪欧兹·扎曼返回自己的领地，而是将其流放至大不里士，并将赫拉特并入萨非王朝的领土中，通过这一门户城市他将遏制乌兹别克人卷土重来的企图。他预感到自己发起的军事政变可能引起奥斯曼人的不满，于是命人将昔班尼的头颅雕刻成骷髅杯，并将这恐怖的战利品送至奥斯曼帝国君主巴耶济德二世[4]面前，以示警告。
伊斯玛仪一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奥斯曼的国力蒸蒸日上，1512年，塞利姆一世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巴耶济德二世除掉，并依照惯例处死了所有兄弟和侄子。他胸中孕育着一个宏大的蓝图，这一蓝图将长久萦绕在奥斯曼各苏丹的心中：将整个穆斯林世界统一到他们旗下。然而，不久前在伊朗出现了在政治上选择什叶派而非逊尼派的异端，且已经对奥斯曼帝国的大伊斯兰梦想构成阻碍和侮辱，而且，帝国的崛起也宣示了地区政治光谱中一个旧势力的回归。此外，土库曼人在托罗斯山脉一带的活动是对奥斯曼权威的公然挑衅。这些土库曼部族因为信仰什叶派，都拥护萨非王朝。很可能是受到了伊斯玛仪一世的唆使，他们才在沙库里（沙王的奴隶）的鼓动下发起暴动，更糟的是，他们还于1511年7月屠杀了大维齐尔哈兹姆·阿里·帕夏的部队，进而对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领土造成威胁。因此，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箭在弦上。
塞利姆首先公开进入了敌对状态，他封锁边界，冻结胡齐斯坦和阿塞拜疆各省的经济活动并阻止商队过境[5]。接着，他下令屠杀国内居住的所有四十万什叶派教徒。伊朗等待着毁灭。塞利姆利用众多不满伊斯玛仪一世重什叶政策的伊朗人对其的否定，自1514年7月1日发动了战争，派出大军直抵伊朗边界。双方的对决于8月22日在位于西阿塞拜疆的伊朗领土——查尔迪兰平原上展开。奥斯曼大军据伊朗史料记载共计四十万人，而土耳其史学家记载则只有十万人。与之相比，伊斯玛仪的部队则过于单薄：奥斯曼一方声称有四万人，而波斯人公布的则是三万人。除了在人数上对比悬殊，双方在战争理念上也大相径庭。战术上更为前沿的奥斯曼人直接将以铁链相连的三百门火炮及众多火枪置于战场，所有火器的火力点都集于一处。至于波斯人，他们选择以古旧的方式作战，推崇尊严和荣誉，着眼于调兵遣将而不是技术的应用。伊斯玛仪沙对此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他不顾手下一位指挥官的建议，命令部队等待敌军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再与之展开较量。“真主将做出裁决。”他说道。
真主的确做出了裁决……从8月22日下午开始，在难耐的暑热中，对骑士风范全无顾忌的塞利姆大军在萨非阵地中势如破竹，轻松碾压伊斯玛仪的所有弓箭手、步兵和骑兵。伊斯玛仪竭尽全力提振士气，对惊恐万状的士兵们喊道“不成功便成仁”，并冲到交锋最前线。在第一个交战日的晚间，双方各自清点死伤人数。
第二日一早，伊斯玛仪便再次冲向敌军大炮组成的不可逾越的火力屏障。他高举军刀，带领一小队人马意图砍杀炮兵。他英勇的姿态鼓舞了幸存者的士气……但仍是枉然。虽然伊朗人进行了数次突击，但在8月23日晚间，一切均告结束。沙王的人马在平原上逡巡不前，所有战俘悉数就戮。伊斯玛仪自己身负重伤，被护送到库尔德斯坦，随后陷入深深的绝望，断言自己已被真主遗弃。包括男人（其中大部分是奇兹尔巴什）和很多前来支援自己丈夫的女人在内，共计两万七千六百五十四名战士在这一战役中丧生。
胜利者没有宽恕战败者，大不里士于9月5日陷落，并为这场败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整整一个星期，土耳其禁卫军持续屠杀什叶派民众，洗劫、焚烧房屋和宫殿。他们仅仅放过了这里的知名工匠，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希望他们参与君士坦丁堡的翻新工程。
要为这一胜利添上一个完美结局，只差将伊朗帝国并入奥斯曼帝国了。但离家一年有余的土耳其禁卫军已无心恋战，甚至威胁要发动兵变，同时这一年的严冬也令塞利姆为后勤给养担忧，于是他决定班师回朝，如此伊朗帝国才免于亡国。
伊斯玛仪的梦想已经破碎，而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葡萄牙人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波斯湾中的霍尔木兹岛，并在伊朗本土建立了多个贸易站。然而，在所有这些挫折中，他的梦想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幸存下来。“查尔迪兰战役改变了波斯的未来。它成为伊朗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很快被奉为与侯赛因伊玛目的自我牺牲一脉相承的至上牺牲壮举。侯赛因伊玛目曾于680年在卡尔巴拉一役中以一小队人马英勇对抗三万逊尼派士兵。而且，查尔迪兰战役弘扬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和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这一民族史诗中频繁歌颂的对自由的热爱。最后，通过这一战役，一个国家在抗击残暴侵略者的过程中被缔造。在强化萨非王朝这一民族身份的同时，它也使王朝的民族使命得到公众的认可，将人民团结于苦难中共同维护的价值观周围。在此意义上，查尔迪兰战役与法国的一场胜利十分近似，那就是1515年将四分五裂的法兰西联合在一起的马里尼亚诺战役。[6]”
查尔迪兰战役战败后的十年并没有被萨非王朝荒废。尽管沙王颓唐抑郁，甚至精神失常，但他利用这段战争不再是国家首要任务的时期加强王国内部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他担心奇兹尔巴什侵蚀权力，会将他挟持为人质，于是决定使两个官职的官员平起平坐：一个是瓦基尔，“通常只有奇兹尔巴什的埃米尔有权担任此职务并分派手下官职”，另一个是瓦兹尔—艾拉（“最高部长”），“一个此前一直被视为次要的职位[7]”，因为这一职位通常由出身一般的人担当，主要职责是建立国库。为抑制奇兹尔巴什对其权力缩减的不满，他继续重用衷心辅佐他的人，特别是乌斯塔吉鲁部族，伊斯玛仪甚至将他们置于自己政策的核心，但这并不能缓和瓦基尔与瓦兹尔—艾拉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个三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集权帝国本可能在伊斯玛仪一世于1524年5月23日去世时，在罗姆鲁和乌斯塔吉鲁等派系的相互倾轧和私人野心下岌岌可危[8]。事实上，新即位的沙王——生于1514年2月22日塔赫玛斯普一世当时只有十岁。于是，王朝授权摄政，被任命为国王导师的迪夫苏丹·罗姆鲁掌握了政权的钥匙。但好景不长，在内部政敌的联合以及呼罗珊被起义暴动的乌兹别克人围攻的情况下，他于1527年7月5日被处决。这时，塔卡鲁部族的奇兹尔巴什——科佩克苏丹成为伊朗一手遮天的权臣。
对于这个政局动荡、危机重重的萨非王朝，年仅十四岁的沙王能做些什么呢？诚然，他在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莫切德·卡梅尔（“完美宗师”）的头衔，因此俗权与教权集于一身的他在理论上应该可以依靠所有信徒的牺牲精神和他们的绝对忠诚。但这足够吗？无论如何，这一斗争都十分漫长。奇兹尔巴什的各派系交替掌权，直到塔赫玛斯普决定夺回权力。1533年，尚不满二十岁的他力克当时朝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侯赛因汗·沙姆鲁。事实上，沙王越来越依赖他的贴身护卫队——克尔什的成员，后者将迅速形成他的第一亲信圈。沙王的官吏是时候该从个人利益为中心转而为国家服务了。因为当时的局面是，乌兹别克人在1525年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呼罗珊，并控制了马什哈德，伊朗因内部权力纷争的消耗再次陷入危难[9]。沙王从此在随后的四十二年中按照他自己的策略治理帝国，同时他深知各派势力对他有限的忠诚度，并与之谨慎周旋。
此时，因从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备感沮丧的他决意收复自己的领土。1535年，塔赫玛斯普重新占领了由一支突厥小部队驻守的大不里士，接着又于1537年将乌兹别克人赶出了呼罗珊。之后只剩下奥斯曼人了，但后者的胃口从未减小，特别是此时，他们的帝国如日中天。塞利姆一世之子，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打算将他的统治扩展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为此他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技术遥遥领先的军队。而且，他还添置了一支称霸海上的舰队，并借此封锁了地中海的一大片区域。这个已经侵吞东欧的敌手凶悍威猛，甚至不可战胜[10]。此刻苏莱曼大帝将目光转向亚洲：他梦想像亚历山大大帝一般将他的征服战推进到印度，控制所有商路，并建立最大的穆斯林帝国。什叶派伊朗这只异端“小爬虫”将不会坚持太长时间。自1534年，他率领二十万兵马，携带三百门火炮，攻打萨非帝国，后者仅以七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几门大炮与之抗衡。
战事很快见了分晓。苏莱曼占领了大不里士这座永恒的殉难之城，接着是哈里发所在之地和美索不达米亚古都——巴格达。塔赫玛斯普自知无力击退苏莱曼，于是选择撤退，仅满足于对后者的部队进行“骚扰”，并通过焦土战术令他们粮草短缺。他的游击战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苏莱曼从未能与敌军交战却在扎格罗斯山中折损了三万士兵、两万两千匹战马和骆驼，以及多门火炮；于是，他选择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将征服的一部分领土留给了萨非王朝。
然而，他不打算就此认输。塔赫玛斯普有一个弟弟名叫埃尔卡斯，苏莱曼将后者引入他的宫中，盛情款待，并出资支持他起事谋反。苏莱曼派他洗劫伊朗西部地区，期望能扶植他登上王位。然而，埃尔卡斯还没能越过伊斯法罕就已被擒获。随后，他被关入阿剌模忒那座骇人的城堡，并在那里被处死。
阴谋搁浅后，苏莱曼于1548年重启战事，征服了东安纳托利亚和二十几个要塞。塔赫玛斯普再度采用游击战和焦土战术，令苏莱曼被迫与无形敌人作战。面对这胜负参半的窘境，苏莱曼又返回君士坦丁堡。1555年双方在阿马西亚签订了一份和约，承认奥斯曼帝国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主权和伊朗对阿塞拜疆的主权。然而，尽管这份协议熄灭了战火，却从没消除两大帝国之间的政治和宗教敌对。
在其统治期间，塔赫玛斯普还处理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务。第一件涉及印度。1539年6月26日莫卧儿王朝继承人胡马雍在准备不足、仓促迎战的情况下，被突厥阿富汗领主舍尔沙在贝拿勒斯打得一败涂地，胜利者随即自行加冕为印度皇帝。胡马雍拒不投降，继续抵抗，于1540年5月在阿格拉附近再次与舍尔沙交锋，并在他的攻势下全军覆没。这位失去王位的莫卧儿王子为躲避篡位者军队的追杀，绝望无助中只得向其显赫的邻国——塔赫玛斯普的萨非帝国请求庇护。如此，胡马雍先后抵达了赫拉特、马什哈德和加兹温，并四处享受到了热情接待。塔赫玛斯普马上意识到他可以从中攫取的战略利益，他向胡马雍提供了一支一万四千人的部队。胡马雍在清除了阻挠他复辟的弟弟以后随即兴兵，鉴于在此期间舍尔沙已死，而其继承人正为王位争执不下，胡马雍一举歼灭了舍尔沙的后代。1555年7月25日，在夺回王位后，他剩下的只有偿还欠塔赫玛斯普的债。他曾许诺将伊斯兰什叶派立为印度国教。但回到传统宗教根深蒂固的印度以后，他无法兑现诺言。塔赫玛斯普表示理解，也不再坚持：对他来说，关键利益在其他地方……胡马雍将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及其周边地区奉还波斯，这令萨非帝国的疆域得到了很大扩充。除此以外，印度还成为伊朗的亲密盟友。伊朗积极推动其文化在印度国内的传播，这里的宫廷语言变成了波斯语，伊朗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塔赫玛斯普从这一军事行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从而使他在与奥斯曼帝国争夺中东政治优势地位的比赛中更具实力。
在忙于抗击奥斯曼人、监控其北部边界（特别是格鲁吉亚）、处理印度王朝问题的同时，塔赫玛斯普虽然较少关注其王朝内部事务，却实施了几项对未来几个世纪有深远影响的举措。
首先，考虑到都城大不里士遭到入侵的风险过大，他决定迁都加兹温，从此开启了帝国都城向中心地区转移的进程。塔赫玛斯普从1548年开始在加兹温安置他的住所和所有行政机构，并积极组织对其宫殿和整座城市的美化工程，建设了众多花园长廊、亭台楼阁。他大部分时间在此居住，并渐渐疏于政务，将治国事宜交予他的女儿帕里汗·哈努姆料理。
其次，在宗教方面，他明白要让伊朗人改宗什叶派光凭武力是不够的，于是大力兴建宗教学校，继续吸引国外的什叶派神学家来此教学。然而，他没有料到，在推动什叶派神职人员大规模掌握俗权的同时，他也促进了一支反对势力的崛起，而这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据记载，当时一位“乌苏勒派[11]名叫阿里·卡拉比”的神学家获得了两个头衔：“穆智台希德之封印”和“伊玛目之特使”，而第二个头衔在此以前一直由君主独享。与此同时，一项真正的事业也在兴起——“圣训”的制造，而“圣训”将是什叶派神职人员参政的利器[12]。
塔赫玛斯普另一个标新立异的想法将令他的后代从中获利：倚仗其地理位置，他有意在外交上拉拢西方国家。因为遏制奥斯曼帝国的侵略势力也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中包括威尼斯共和国和西班牙帝国。塔赫玛斯普知道西方国家正在寻找一条可以避开危险的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新的香料商路，而伊朗具备了成为这条新商路的所有优势。为与印度和中国通商，英国1551年创建了一家隶属伦敦商人冒险家公司[13]的有限公司，正是他们令局势有了实质性进展。英国人于1553年进行了首次路线勘察，其行程最远达到了沙皇俄国，当时的君主伊凡四世同意给予他们商业特权。第二个探险家，安东尼·詹金森（1529—1611年）于1557年从莫斯科继续勘探直到里海[14]，发现大不里士集市上来自印度和中国的货品极为丰富齐全。他于1561年携带一封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信函回到了大不里士，请求面见伊朗当局。曾一度深陷宗教狂热并拒绝与异教徒发生任何接触的塔赫玛斯普终于恢复理智，于1563年3月20日准许英国人在伊朗经商。这些特权在1570年得到了续展。然而，英国人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的互惠新盟约令其在伊朗的商贸活动退居次要，直到17世纪双方在商业和外交上一同遇冷中断。撇开这些挫败，伊朗在国际交往中的第一座里程碑已然奠定，它开始出现在欧洲的视野中。
在他五十年的统治（四十二年的实际统治）中，塔赫玛斯普开始着手搭建帝国的框架，并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特别是在远离战场的地区。尽管伊朗在西侧丢失了一些领土，但它凭借与莫卧儿王朝的联盟和对乌兹别克人的镇压使疆域东扩。他在位时期，宗教诗歌成为一种传统，细密画艺术和音乐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其创新为伊朗将要迎来的黄金世纪铺平了道路，而那将是使帝国在文化资助、各门类艺术[15]、机构院校以及经济上蓬勃发展、绽放异彩的一个世纪。塔赫玛斯普沙的节约俭省的声誉绝非虚名，他不是留给继承人一箱箱的财宝吗？诚然，人们指责他没有像奥斯曼人一样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部队，面对劲敌仅满足于游击战术。此外，他连绵三十年的战争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设施，伊朗的道路坑洼泥泞，有些甚至无法通行，众多通商路线也失去了安全保障，商队时常遭到劫匪或是埃米尔们自己的袭击。在他执政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情况甚至蔓延至新都。市面上的钱财日渐稀少，因为钱财都被贪婪吝啬的塔赫玛斯普据为己有，且他对自己保有的财富几乎从不另行分配。他对一次危机的处理也饱受批评。在这一危机中，苏莱曼的宠妃许莱姆的三子巴耶济德扮演了主要角色。1559年，巴耶济德因反抗未来的塞利姆二世，被迫逃至塔赫玛斯普的宫中躲避为他设置的死刑。尽管表面上给予他殷勤奢华的款待，塔赫玛斯普却最终于1561年用他的性命换取了苏莱曼的四十万枚金币[16]。除去这些颇有争议的决策，塔赫玛斯普仍旧为帝国奠定了令后继者可以倚仗的稳固基础。
他于1576年5月14日亡故，此后是持续数年的王位争夺战。在阿拔斯一世大帝登基以前，共有两位沙王先后即位：伊斯玛仪二世（1576—1577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科达班达（1577—1587年在位）。历史文献将前者丢弃至遗忘的阴影，并对后者的角色轻描淡写。然而，他们是否对阿拔斯沙最终实现的君主专制起到了推动作用呢？
塔赫玛斯普的次子，伊斯玛仪·米尔扎（后来的伊斯玛仪二世）生于1533年。他的父亲因对他乖戾狂暴的性情担忧，于1556年将他囚禁。如此，他在阿尔达比勒西部的加卡哈城堡中度过了十九年，其间鸦片侵蚀了他的心灵。当伊斯玛仪出狱时，他让人谋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海达尔·米尔扎，后者曾在乌斯塔吉鲁的奇兹尔巴什的协助下短期称王；伊斯玛仪还在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帕里汗·哈努姆的支持下，将他几乎失明的哥哥穆罕默德·科达班达排挤到权力以外。他希望毫无牵绊地实施统治。伊斯玛仪二世无视反对者的抗议，采用了最为暴力的手段重建君主权威，并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他深知一个政权需要有力的象征性事件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于是，他设计导演了自己1576年8月22日的加冕典礼。伊斯玛仪邀请了所有“幸存的”伊朗精英，并以外国使节作为点缀，对于后者他按照每个人的位阶制定了严格的外交礼仪。如此，当天在他面前列队致敬的有伊朗王公（所有的“赛义德”和“乌理玛”），接着是格鲁吉亚王公、大埃米尔、重要的奇兹尔巴什、行政机构要员、知名文人、各国使节[17]……总之，一场萨非王朝前所未有的盛典呈现在眼前，其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其他加冕典礼的模仿范本。在加冕典礼映衬出的重归和平的国家形象中，所有反对派出于对不容置疑的最高政权的恐惧而被迫保持沉默。事实上，伊斯玛仪二世对主宰本国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纷争并令国家瘫痪的两方权力都进行了深入了解。他将擅于权谋的帕里汗·哈努姆、奇兹尔巴什关系网中最突出的反对者、诸多宗教网络（特别是乌苏勒派的宗教网络，尽管他们曾助他建立王朝）排出权力圈，这种做法足以体现他破除陈规旧制的意志。如此，伊朗渐渐走上了另一种治国道路，被历史遗忘的伊斯玛仪二世势必参与进这一进程，但他为此采取的残暴手段也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实上，在获悉谋反传闻后，他于1577年再次以严酷手段针对自己的家族。伊斯玛仪二世的凌厉反扑致使其多名亲兄弟、堂兄弟、侄子（他的大哥穆罕默德及其子除外）未经审判即遭处决，从而令寄希望于这些人的维齐尔的势力大减。但伊斯玛仪二世于1577年11月24日的猝死[18]结束了这一大屠杀，并将国家重又抛入治国变局的不确定中。
他的死讯令奇兹尔巴什的大维齐尔们喜不自胜，深信他们分享权力的时刻就要到来。1577年11月，他们创立了一个白胡子委员会，又名智者委员会，由重返政治角力场的帕里汗·哈努姆在背后操纵。委员会提名伊斯玛仪二世的哥哥，几乎失明的穆罕默德继承王位。帕里汗·哈努姆对此表示赞成：相对于宫廷权谋，穆罕默德更偏爱神秘主义对话，这个对执政没有任何欲望的人成为帕里汗·哈努姆行使王权的理想傀儡。
1577年11月24日穆罕默德·科达班达刚刚登基，帕里汗·哈努姆便急不可待地提出让奇兹尔巴什各大部落和王室显贵组成政府。随之而来的是向新沙王的所有人情网慷慨分配朝中官职和钱财。接着，作为对他们支持的报答，政权允许白胡子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瓜分阿塞拜疆、希尔凡、法尔斯、呼罗珊的大片国土……而宗教人士则享受免税的特权。
就这样，新沙王一点点地将塔赫玛斯普沙大量积攒的财富挥霍殆尽。但这一切所带来的并非对他的长久感激，而是新一轮的结党营私，在这持续数月的乱局中，各派系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嫉妒、攀比……而此时敌人也探出头来：乌兹别克人再次洗劫呼罗珊；奥斯曼人也不顾《阿马西亚和约》，支持库尔德领主自治。
王后海尔·妮萨·贝加姆——更以马赫德·乌莉娅（“最高摇篮”）著称——因其出生于马赞德兰省，也有“马赞德兰母狮”的绰号。面对奇兹尔巴什维齐尔们的权力倾轧和帕里汗·哈努姆的阴谋诡计，她挺进政坛，意欲制止小姑子对权位的霸占。1578年2月11日，王后命人将帕里汗·哈努姆绞死在加兹温，并没收其财产。在这一某种意义上的政变之后，她取代丈夫，执掌国家大权，并命人将她的长子哈姆扎·米尔扎立为王储。她四周集结了一批奇兹尔巴什，其中多数为沙姆鲁部族，这些人一直都是她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她尤其重用自己的家族成员。这一切都令其他部族的奇兹尔巴什遭到冷遇，并对此深感不满。她希望凭借这些决策，倚仗可信赖的人，重建国家权威，与此同时为她的儿子引入一批新生代“君主制的仆人”。
是到了该重新掌控局面的时候了，因为伊朗政权显而易见的混乱已经激起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欲。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不顾已缔结的和约，借口为伊斯玛仪二世复仇，召集了（根据他自己的估算[19]）三十万人马，装备六百门大炮，并任命拉拉·穆斯塔法帕夏为统帅。当前他们已经进入亚美尼亚、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大不里士也没能抵御他们的攻势。
面对这迫在眉睫的灾难，王后在她十三岁的儿子哈姆扎·米尔扎的支持下决定发起军事行动。她不顾战争惯例和女性不应在任何场合下公开领衔的伊斯兰观念，掌握了军权，亲自带兵打击入侵者。这真是大错特错。奇兹尔巴什军官们对一个女性竟敢指挥他们感到怒不可遏，纷纷起义，令出征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他们还决定绕过王权，自行任命希尔凡省新总督。
兵变持续了数月，王后决意展开严厉惩处，叛乱者闻讯强迫沙王出面亲政。王后在顽强抵抗的同时也将自己带入了绝路，1579年7月26日，一些愤怒的奇兹尔巴什在她丈夫的床前将她绞杀。穆罕默德连续三天悲痛地蜷伏在后宫。走出后宫时，他接受了七名主谋苍白的道歉，后者借口说这是一场“误会”。
局部混乱逐渐演变成全帝国范围的无政府状态，盗窃与谋杀案件的数量激增。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卷土重来，围攻他们共同的敌人——大逆不道的伊朗。年仅十八岁的哈姆扎·米尔扎在努力阻止他们进犯的同时，还要竭力遏制内部党派斗争。然而，他也很不明智地宣称要让谋杀他母亲的凶手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些人于是买通了一名年轻理发师，指使其于1586年12月6日夜间将哈姆扎·米尔扎杀害[20]。
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的穆罕默德沙命人将儿子的尸身葬在阿尔达比勒的家族陵寝中。此时，他只得只身面对朝中虎视眈眈的各大派系。他决定首先号召上下一心，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威胁。在众人的抵制下，本身几近失明的他同意将自己的三子阿布·塔利布·米尔扎而不是生活在呼罗珊的二子阿拔斯立为新王储。在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奇兹尔巴什派系间的政治游戏，他们早已在宫中自行分配各种封赏和头衔。自1587年，这些派系开始为哈马丹总督的职位任命剑拔弩张。
与此同时，鉴于呼罗珊自1581年成为自治省，阿拔斯被当地埃米尔推举为“苏丹”。而沙王“被遗忘”的这个二儿子的所在地成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当前，哈姆扎·米尔扎之死使王位空悬，年轻的阿拔斯王子以顺次排列比弟弟阿布·塔利布·米尔扎更有资格成为继承人，他昂首阔步地进入政治角斗场中。
呼罗珊的两个奇兹尔巴什派系（赫拉特的沙姆鲁和马什哈德的乌斯塔吉鲁）为争夺监护权针锋相对。最终乌斯塔吉鲁胜出：他们的首领——马什哈德总督莫切德·戈利汗借此包揽所有利益。事实上，年轻的阿拔斯尽管聪慧，但因远离政治核心而不为人所知，莫切德·戈利汗自忖通过加入合法继承人的阵营，便可因对年轻的阿拔斯的支持从地方层级跃入国家层级的政治跳板。于是他充分利用了国家的混乱状态、众多城市的反叛、推选王储的不合法性，以及国王的懦弱无能，后者此时在其余党的怂恿下，带领三万人马前往伊斯法罕，企图展开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莫切德·戈利汗自拟了一道圣旨，使自己成为阿拔斯的唯一代理人，之后在区区两千人的跟随下朝加兹温进发。沿途他颂扬呼罗珊苏丹的美德，令他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便进驻王宫。莫切德·戈利汗向穆罕默德沙的支持者派出信使，敦促他们与自己联合，却遭到拒绝。此时，国王的军队自信满满，为歼灭反叛者浩浩荡荡朝加兹温挺进，却没有察觉他们正渐失民心。中途，他们因士兵潜逃，倒戈向阿拔斯阵营而流失了半数人马。在距离都城几个帕勒桑[21]的地方，国王所剩不多的信徒也弃他而去，与阿拔斯的支持者会合。穆罕默德·科达班达的统治就此落幕。
宽厚仁慈的阿拔斯到他父亲的营帐中探望了他，以平和的方式在加兹温向他致以敬意。这个少不更事的阿拔斯是否将采取一种全新的治国策略呢？
当前国家在对立集团的撕扯下已四分五裂，并承受多重压力，面对被奥斯曼人与乌兹别克人征服的威胁。即便宗教人士没有直接参与权谋角力，那些能够废立国王的奇兹尔巴什却依旧大权在握，甚至公然行使王权。莫切德·戈利汗会轻易将权力让给一个孱弱的少年吗？
注释：
[1] 参阅Hasan Beg Rumlou, Ahsan al-tavarikh, Téhéran, Éd. ʿAbd-al-Ḥosayn Navāʾi,2 vol., 1349—57 Š./1970—78, t.II, p.12—13（编辑和翻译C. N. Seddon: A Chronicle of the Early Safawis, Baroda, India, 1931—34）。
[2] 参阅Ghulam Sarwar,History of Shah Isma'il Safawi, Aligarth, Muslim University, 1939; AMS Press New York, 1975。
[3] 参阅Œuvres poétiques de Shah Ismaïl (Divan Esmail Katai), Naples, 1959, p.129。伊斯玛仪，“有罪之人”（卡泰）在七至十二岁间编写。
[4] 巴耶济德二世，1481至1512年在位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于1512年被他的儿子塞利姆一世的禁卫军废黜，后者是日后苏莱曼大帝的父亲。
[5] 参阅Jean-Louis Bacqué-Grammont, «Études turco-safavides I: Notes sur le blocus du commerce iranien par Selim Ier », Turcica, 6, 1975, p.68—88。
[6] 参阅Yves Bomati, «Le grand affrontement avec les sunnites», Le Point, n° 2364—2365,21—28 décembre 2017, p.187。
[7] 参阅Aurélie Chabrier, La Monarchie safavide et la modernité européenne (XVIe-XVIIe siècle), Université Toulouse le Mirail-Toulouse II, coll. «Histoire», 2013, p.232。
[8] 在Jean Aubin上文引用文章，和Aurélie Chabrier上文引用著作第233页及后续页中，可以找到权力更迭之间的这一时期，有关奇兹尔巴什部落间斗争的所有信息。
[9] 参阅Iskandar Beg Munshi，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93及随后页。
[10] 苏莱曼大帝控制了巴尔干各国，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1522年夺取罗得岛，1526年大败匈牙利并进入都城布达。他在即将攻占维也纳城时收兵撤退。
[11] 参阅Ferouzeh Nahavandi,Apparition etévolution du chi'isme en Iran: la question de la sécularisation, 25 septembre 2017 ：“从宗教角度看，从17世纪起，宗教人员分为两派。一派是阿赫巴尔学派，他们主张神职人员的义务是传授先知和伊玛目的传统，不应加入个人的评论和解释；另一派乌苏勒学派则认为在隐遁的伊玛目缺席的情况下，最有资格的神职人员应该有权代表他。”
[12] 关于《圣训》及其制造，参阅Ch. Chafa,Tozinolmassail (Explication des problèmes),Paris, 1983。《圣训》是对先知的事迹和传统的总结。根据《古兰经》的版本，共有40至1,600,000条。《圣训》的编写被称为“发现”，且是一种古老的传统。
[13] 该公司出现于14世纪。
[14] 参阅Morgan Edward Delmar, Charles Henry Coote,Early Voyages and Travels to Russia and Persia by A. Jenkinson and other Englishmen,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First Intercourse of the English with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by Way of the Caspian Sea, 2 vol., Londres, Hakluyt society, 1886。
[15] 塔赫玛斯普监督编辑了以诗人菲尔多西的作品《列王纪》为蓝本的一部举世闻名的波斯手抄本，其中包含258幅细密画插图。
[16] 参阅Yves Bomati和Houchang Nahavandi，上文引用著作，附录2，第284—285页。这一故事的真实经过与17世纪法国的让·拉辛改编的作品相去甚远。
[17] 参阅Iskandar Beg Munshi，上文引用著作，第307—308页。
[18] 参阅Manuchehr Parsadust («Parikan Khanom», Encyclopædia Iranica, 2009)，作者似乎认为他是被帕里汗·哈努姆毒死的。
[19] 他的军力更有可能为60,000人和300门火炮。
[20] 我们的信息来源是Iskandar Beg Munshi（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250页）。
[21] 1帕勒桑=5.6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