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历史的一页随着最后一位万王之王的殒命而翻过，纳哈万德一战（642年）标志着萨珊时期的结束和阿拉伯伊斯兰统治的开始。在这一日期与861年萨法尔王朝（第一个伊朗王朝）建立之间所经过的二百一十九年被很多人视为“两个世纪的沉寂[1]”。这一时期，伊朗领土由阿拉伯人直接管理，被征服地区的总督也均由哈里发指定的阿拉伯人担任，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有时，波斯语甚至被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
阿拉伯的入侵以及随后的占领，至少在一开始，是军事和部落性质的。在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644—656年在位）和阿里（656—661年在位）四位第一代哈里发的领导下，这些入侵和占领行动尚且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主张。当泰西封沦陷后，一个信仰历程曲折多变的伊朗人向民众宣扬伊斯兰是一个讲求人人平等、团结互助的宗教。这个名叫萨勒曼·法尔西的伊朗人曾先后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摩尼教，最后改宗伊斯兰教，并成为穆罕默德和随后的欧麦尔的亲密顾问。他通过这种方法成功说服了众多伊朗人改宗伊斯兰，并一再重复“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萨珊都城陷落时，欧麦尔获得了被征服的领土的管理权。他的第一要务是开垦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土地，以便让经常忍饥挨饿的阿拉伯人能够吃饱。他这方面的行动相对温和，虽然伊朗王室所有的一部分可开垦土地被分配给了阿拉伯移民，但仍留了一部分留给原来的土地所有者。这些人有些改宗了伊斯兰，有些保持了他们原本的宗教信仰，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上缴一笔特殊税金（吉兹亚），遵照《古兰经》的规定，他们需要以此证明承认自己的附庸身份[2]。
曾一度被阿拉伯人的社会团结互助主张所吸引的伊朗人在哈里发国于661年过渡为倭马亚王朝[3][4]后很快大失所望。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倭马亚政权公开声明并规定了“阿拉伯人种”的最高地位，其他被征服民族均被定为奴仆（马瓦里）。对于这一种族歧视政策、它所引发的伊朗方面的反抗和暴动，我们掌握了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记述。其中某些记述弱化了这些事件，有些则有所夸大。所以在某些地区，当地居民很可能被迫佩戴一个特殊的身份标识；同时他们可能被迫在主干道上给阿拉伯人让路；所有人都必须明白一个阿拉伯人的意见永远胜过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有的资料也提到，在某些城市，阿拉伯总督在包括已经改宗伊斯兰的所有伊朗人身上用烙铁烙印。在另一些城市，他们的前额上被刺青。还有一些地方，如果一个伊朗人骑在马上或骡子上从一个阿拉伯人身边走过，他必须下来，且要同意自己的坐骑被后者没收。
伊朗人怎会不怨恨呢？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在锡斯坦战役中，阿拉伯军队指挥官曾命人将伊朗人的尸首堆放在一起，并让人践踏。这位指挥官还命令当地民众除交纳的罚金以外，还要献上一千名青年男女，交给哈里发出售或赠予他人。在塔巴里[5]记述的一场战役中，阿拉伯指挥官发誓要让血流成河，他命人将一万八千名俘虏斩首。他们的血持续三天流入河中，河畔磨坊的水车在“染红的水”中转动。在胡齐斯坦省的大城市舒什塔尔，被征服后选择齐米身份而没改宗的居民均被斩首。在呼罗珊的内沙布尔，尽管已经许诺“赦免”市民，阿拉伯军队依然掠夺了他们的财产，对他们的屠杀“从晨祷一直持续到晚祷”。
诚然，鉴于这些事件源于伊朗史学家的记述，令人不禁怀疑其客观性。但它们还是可以反映出当时极端暴力的大气候。无论如何，随后的数次大规模起义是两个民族之间存在仇恨的证明。
从征服战开始，特别是在欧麦尔打赢几次战役以后，某些阿拉伯宗族、家族甚至部落为了逃离本国长期以来的贫困，决定在伊朗定居。此外，这一迁移也得到几任哈里发的鼓励，认为这一殖民活动有利可图。这一运动尽管规模不大，却不可小觑。于是，对阿拉伯半岛居民来说比较容易到达的伊朗南部地区是移民潮的第一目的地。呼罗珊省虽较为偏僻，但也成为第二目的地。此外，由阿拉伯政权任命的总督携带家眷亲友搬入他们掌管的富饶地区。鉴于众多土地所有人面对阿拉伯侵略者的到来纷纷逃亡或在冲突中丧命，这些外来者便占有了他们的土地。这一移民潮的顶峰约出现在683年前后，也就是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根据各种记述和历史证据，新到的阿拉伯人很快融入了当地环境，习惯穿着伊朗服饰，某些人甚至不顾阿拉伯政权的禁令，忘记了他们的母语[6]。
这一移民潮之外还有一个对伊朗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661年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被废黜并谋杀。“随后，阿里的家族逃亡到波斯，直到680年，一场战争在倭马亚家族与阿里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侯赛因[7]之间展开。这场战争于10月10日在卡尔巴拉血腥落幕，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均遭屠杀。这一事件标志着穆斯林世界的一次宗教和政治分裂[8]。”这一分裂对伊朗人来说，最终导致了什叶派的诞生；而对其他人来说，则导致了倭马亚王朝的正式建立。
在备受迫害的阿里和侯赛因的追随者看来，伊朗成为唯一一个可以让他们安身立命并获得帮助的地方。他们没有看错，众多伊朗人给予他们周到的接待，对他们展示出理解，这些伊朗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与种族主义的倭马亚王朝对抗的宗教上的借口。那些远离倭马亚新国都大马士革的地区反而成为这些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的后代或追随者的避难所。一部分什叶派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的。
自从倭马亚王朝夺权以后，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在伊朗激发出多种明确反对“阿拉伯伊斯兰[9]”的思想流派与文章著作——大部分以阿拉伯语书写。这些反阿拉伯的思潮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语录为依托，强调人人平等，以及每个文明内在的不同：罗马人以城市化和组织管理见长，印度人精于哲学思想和医学，中国人创造出出类拔萃的艺术和手工艺……在伊朗人的心中，有一个问题被频繁提出：阿拉伯文明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无一例外——“没有”。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两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种族主义言论和预设！
无论出于政治原因而殉教或是受到迫害，阿里的追随者所获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上述思潮，正如反对占领者的第一批武装暴动一样[10]。
在阿拉伯对伊朗的有限征服——有限是因为抵抗运动的巢穴一直不少，甚至有些地区全部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外——与最早的伊朗王朝出现之间的两个世纪中，阿拉伯占领者不得不面对多次具有反穆斯林意识形态的暴动。
例如，生于今天呼罗珊省哈夫地区的贝赫·阿法里德曾自立为一神教先知，并用波斯语编写了一部书，但现已失传。出于对伊斯兰批判性的质疑，他在书中规定人们必须每天七次朝太阳的方向祷告，禁止与母亲、兄弟、姐妹和亲属通婚。此外，他要求每家缴纳其财产的七分之一，以做发展公路、桥梁，以及建设各类公共设施之用。在今天的评论家看来[11]，他会集了大量信众的宗教是一种伊斯兰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混合。
另一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起义是由哈希姆领导的。他生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父亲叫哈基姆。阿拉伯史学家称他为莫加纳（“蒙面人”）。据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盲的，因此用一块面纱隐藏自己的残疾。哈希姆曾在伊朗东北部的那黑沙不定居。他因让一轮明月从一口水井中升起而声名鹊起，这一被视为神迹的事件被人们以“那黑沙不的月亮”称颂。他极高的声望令他的身边集结了众多反阿拉伯、反穆斯林的信徒，他们控制了他居住地附近的大片地区，并多次击退倭马亚的远征军。在最终战败时，哈希姆拒绝投降，他投入一大坛酸液中以销毁自己的尸首，如此令追随者可以宣称他已隐遁，并企盼他的再次降临，就像隐遁的伊玛目马赫迪一样。另据其他编年史作者记载，他出于上述目的携全家活活烧死。
最后当然要提到巴贝克大起义，其社会主张不仅令人联想起琐罗亚斯德教，而且还具有当时十分盛行的摩尼教的特征，以及马兹达克教的成分[12]。他的起义共持续了二十二年[13]，起义军曾多次战胜阿拉伯人派来清剿他们的军队。巴贝克最终于786年被伊朗将军阿夫欣击败并杀死。后者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精明的政治家，怀有终结阿拉伯统治、重建波斯帝国的抱负，只可惜壮志未酬便被人毒害身亡。
所有这些运动，以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暴动，都反映了对阿拉伯占领势力的抵抗。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有些演变成传奇故事在民间流传。
注释：
[1] 这一表达来自伊朗史学家Abdul Hossein Zarine-Koub。
[2] 对于这一相对混乱的时期，除了以上引用的个别文献资料以外，请参阅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1409—1455页；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30—163页；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12—94页…… 以及Zabihollah Safa,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iranienne, 2e éd., Téhéran, Amir Kabir,1978, p.4—9 ；TaghiNasr，上文引用著作，第227—255页。
[3]倭马亚王朝，在古中国《旧唐书》中被称为白衣大食。
[4] 这一阿拉伯王朝将都城迁至大马士革，并在661至750年间统治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随后从776至1031年迁都至科尔多瓦并统治西班牙。该王朝的开国国王穆阿威叶拒绝承认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为哈里发，并建立了一个专制、世袭的君主制度。
[5] 参阅Tabari,La Chronique, vol. II, «L'Âge d'or des Abbassides», Arles, Actes Sud, 2001。
[6] 根据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1433至1445页）的研究，很多知名的伊朗家族或世系都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如：Khazaï、Alam、Khozaymeh、Cheybani、Arabe-Cheybani、Ach'âri、Ghaffari、Basseri等家族。
[7] 根据一个无法验证的传奇故事，他曾与伊嗣俟三世的女儿结亲，二者的后代产生了伊玛目的世系。
[8] 参阅Yves Bomati, «La renaissance d'une nation», in L'Iran, de la Perse des shahs à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LeFigaroHistoire, avril-mai 2018。
[9] 参阅Hossein Ali Momtahem, Néhzar Cho'oubieh, mouvement Cho'oubieh, Téhéran,1974。需要注意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十四个世纪后，知识文化界对胜利的伊斯兰主义的众多反应都与这些文章的观点颇为相似。（参阅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54页及后页；Nasr，上文引用著作，第241—251页；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1453—1456页；等等）。
[10] 关于这一思想运动，请参阅Hossein Ali Momtahem，上文引用著作。
[11] 参阅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43页及后页。
[12] 参阅上文，第七章“返本还源”。
[13] 在Abdul Hossein Zarine-Koub看来（上文引用著作，第二卷，第65页及后页），像哈希姆一样，他主要属于摩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