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延残喘的安息王朝被取代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取代者就来自波斯地区（法尔斯省）。自209年5月11日[1]，在今天设拉子附近的伊什塔克尔[2]，阿娜希塔神庙的圣火守护人兼这一地区的朝贡国国王帕帕克号召本地领袖反抗混乱不堪的安息帝国。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又称帕帕坎，最终响应了他的号召，于226年6月23日，在他接替父亲成为大祭司和圣火守护人的阿娜希塔神庙中自行加冕为伊朗的万王之王。以宗族祖辈萨珊的名字命名的萨珊王朝就此诞生，并于651年因阿拉伯人入侵灭亡。它的权威在初期仅局限于波斯本地[3]，而它的领土将迅速扩展并覆盖安息帝国的全境。
与即将成为他的非直系祖先阿契美尼德家族一样，阿尔达希以中央集权形式的民族主义和琐罗亚斯德教为基础创建了一个统治系统，该系统的所有举措均打着阿胡拉·玛兹达的旗号[4]，这意味着必须在世俗权力与教权之间保持巧妙的平衡，但也导致政界与宗教界之间关系紧张，这正是日后王朝崩溃和帝国解体的初始因素。在清除阿尔达班五世的余党后，出于与王朝和解同保持帝国统治连贯性的这种政治上的考虑，阿尔达希迎娶了密特拉，也就是卡拉卡拉曾向阿尔达班求娶的那个女儿。
他所开创的应该是最常被伊朗人提及，也是前伊斯兰时代最知名的王朝[5]，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朝代的国王人数众多（四十几位），且围绕其中一些国王的传奇故事丰富多彩；此外，它标志着所谓“伊朗的伊朗”的悲剧性结局。在萨珊王朝中有四位伟大国王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其中当然有阿尔达希（226—241年在位），但还包括他的后代沙普尔一世（241—272年在位）、沙普尔二世（309—379年在位），以及霍斯劳一世（531—579年在位）。他们四人都不得不对抗时常与亚美尼亚王国结盟的强大邻国罗马的霸权野心，并积极治理和巩固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以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分裂和侵略。
开国国王阿尔达希还没来得及品尝登上王位的喜悦，亚美尼亚国王——安息王朝的远房表亲，便在罗马人的支持下质疑他的权力，反对他的监管。阿尔达希在经历了几次挫败后，终于成功遏制住亚美尼亚国王的反叛，暂时平息了帝国西北部的骚乱。
这一胜利使阿尔达希萌生直接对抗罗马人的大胆念头。他自称阿契美尼德家族的继承人，宣称对包括小亚细亚直到爱琴海、附近海峡，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祖辈领土”拥有主权，并以此名义“命令”时年二十二岁的罗马年轻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6]将这些领土退还给他。对后者来说，这无异于丧失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领土。面对阿尔达希的最后通牒，亚历山大·塞维鲁率领自己的部队以及从埃及赶来增援的新兵，在亚美尼亚的支持下，向阿尔达希的帝国的心脏——萨珊的都城挺进。阿尔达希一方备有十二万披甲骑士、一千八百辆战车和七百头每头配备两名精英弓箭手的战象，严阵以待[7]。
232年11月26日，奥龙特斯河沿岸的塞琉古帝国旧都，今天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安条克，成为他们交锋的战场。罗马军队很快遭到重创并被迫撤退[8]，将六万具尸首[9]遗弃在战场。尽管万王之王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并重新将幼发拉底河确定为两国边界，他却没有在政治上对罗马的溃败加以利用[10]。在重建伊朗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权威，并命人刺杀了背叛他的安息家族的国王后，他选择将注意力转向东部和南部，成功恢复伊朗对中亚和阿塞拜疆的支配，接着重新掌控巴林群岛和阿拉伯半岛沿岸。这些地区直到651年阿拉伯入侵前都属伊朗所有。
阿尔达希十四年零两个月的统治不仅限于对战亚历山大·塞维鲁的胜利，他留下的是一件惊人的作品。在军事方面，为使帝国能够在面临内忧外患时迅速做出反应，他重建了被安息王朝解散的常备军。他同时要求行政机构将他下达的所有命令和决策存档，并向相关的军事统帅、总督和宗教领袖（穆贝德）发送副本。这个举动传达出对国家运作清晰明了的全局观，以至于在多年以后的300年3月17日，对其现实意义高度赞赏的纳塞赫皇帝专门为这些档案举办了一次展览。阿尔达希还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个伟大建设者的形象，他创建了众多城市，其中一些在日后发展壮大，并留存至今，如今天法尔斯省的法拉什班德，克尔曼省的巴德希尔，伊拉克的安巴尔，胡齐斯坦省的霍尔木赞，以及著名港口巴士拉。
如同居鲁士一样，他也具有面向全人类的整体视野，在他的治国“箴言”和警句[11]中传达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谓“全球主义”信息，其中充满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智慧和创新的政治哲学，并成为此后众多伊朗作者撰写政治文本时的灵感来源。
作为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政治哲学家，阿尔达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安息王朝的封建帝国成功改换为一个近乎中央集权的国家，只有某些封建主和小国王保留了他们原有的一部分自治权。如此，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在多年协助理政后，于240年从他手里接过了一个和平、复兴的强国。
继位时，这位被世人比作大流士的沙普尔一世已经是一位成熟练达、阅历丰富的男人。他是在公元200年，也就是在他父亲与安息公主密特拉结婚之前出生的。出于对阿尔达希的尊敬，他等待了两年才举行了自己的加冕典礼。他的统治以经验主义的治理为突出特征，既不是阿契美尼德中央集权主义的传承，也不是安息封建体制的延续。沙普尔一世拥有一支职业常备军，从而摆脱了美哈斯坦的监管，他仅需面对少数地区势力对他的违抗。有鉴于此，他的行动主要集中于两个重点：从罗马手中继续收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旧有领土的同时力争保持对两帝国永远的角力场——亚美尼亚的支配权；维护新生的多元宗教文化，以对抗意图保留传统特权并提高其政治影响力的琐罗亚斯德教派。
于是，他在反罗马的叙利亚人民和该地区庞大的犹太社群的帮助下，开始了对罗马东方行省的门户城市安条克为期一年的占领，直到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225—244年）将安条克重新夺回。但沙普尔的首次败绩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243年在今天伊拉克境内上演的马西切战役将使该地区重回到伊朗的怀抱。法尔斯省达拉卜的一座石刻浮雕上留下了对他赫赫战功的永恒记载：“戈尔迪安率领罗马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组成的庞大军队入侵了伊朗，并在亚述尔斯坦（叙利亚）战败，他本人在这一战役中被杀，部队也全军覆没。取代他的是罗马人选出的菲利普[12]。后者向我们求和，给我们送来五十万枚金币，以换取他们的战俘，这使得罗马帝国成为我们的朝贡国。”
他的胜利令作为安息王族亲属的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二世（217—252年在位）深感不安，后者于是与高加索的伊比利亚人[13]和贵霜帝国[14]订立盟约。沙普尔果断反应，粉碎了这一联盟。他用萨珊诸侯替代了贵霜帝国原来的君主，并在梯里达底二世遇刺身亡后，立其子霍尔米兹德为亚美尼亚国王。如此一来，他越过了红线。
罗马于十年后在一位老议员瓦勒良（253—260年在位）的统治下发起反击，他居功自傲，对伊朗人进行军事骚扰。在沙普尔一世于253年夺取安条克并占领了叙利亚、卡帕多西亚和奇里乞亚[15]的三十七座城市后，瓦勒良在随后一年又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安条克夺回。他的宗教政策在东方基督教信众中引起的仇恨将令萨珊帝国获益。事实上，在继续作战的同时，瓦勒良下达了两份诏书，对基督徒进行全面迫害：一份于257年颁布，规定禁止基督徒从事宗教活动，强迫他们祭祀异教神灵；另一份于258年颁布，对违反规定的司铎和教士处以死刑，并剥夺他们的财产。在这种背景下，259年两国于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卡雷与埃德萨（均位于今天土耳其南部）两城之间的地域展开的决定性交锋中，瓦勒良被两次击败，并与其手下和随从一并被俘。伊朗对整个黎凡特、小亚细亚及其所有城市和港口的支配尽管不会持久，但再一次成为现实[16]。
剩下的就是该如何处置战败者的问题。时年七十七岁的瓦勒良与他的将领和议员们被押送至泰西封。至于他那两万名被俘的士兵，他们被带领着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达今天胡齐斯坦省的阿瓦士。加入他们队伍中的还有基督教传教士，以至于他们落脚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督徒社群。他们都将参与到沙普尔——这位名副其实的建设者所规划的多个大型工程项目中来，其中包括迪兹富勒[17]桥——其遗址一直留存至今，为驯服卡伦河和卡尔黑河的洪水而建造的沙德拉万大坝，以及贡德沙普尔学院建筑群，作为第一所涵盖了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多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府，它吸引了众多来自希腊、罗马和埃及的学者聚集于此，以躲避罗马不宽容政策下的迫害。贡德沙普尔学院是当时最有威望的学术中心，其医院据称也以世界第一而声名远扬。
260年11月7日，瓦勒良身着紫色皇袍，与他的将领和议员被绑着现身。士兵们则被领出示众，但没戴枷锁。瓦勒良跪倒在萨珊皇帝面前，一个非同凡响、颇为震撼的画面。沙普尔自称“伊朗及非伊朗世界之王中王”，宣布“伊朗是一个高于世界所有国家的强国”，“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梦想再次被提及。“罗马不可战胜的神话又一次被打破”，阿卜杜勒·侯赛因·扎林纳—库博如此写道[18]。为了让这一被他归功于阿胡拉·玛兹达庇佑的胜利永载史册，沙普尔命令在帝国的五个地方以石刻浮雕详细记录这一胜利过程。于是他命人将他的光荣战绩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帝王谷以三种语言的长篇文章形式记载在拜火庙的围墙上，这些石刻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辨。
然而，与罗马的冲突并没有因此停止。趁罗马战败后国内出现乱局，沙普尔利用了在他王国避难的一个罗马逃亡者塞里亚德斯，通过助其窃取罗马帝国的王位，达到在敌人中进一步制造混乱的目的。如此，塞里亚德斯成为被载入《罗马帝王纪》（于4世纪末撰写，是117到284年这一时期罗马皇帝传记的汇编[19]）的三十位僭主中的首位。这首次的僭越夺权是在瓦勒良之子加利恩努斯（260—268年在位）统治时期策划实行的，并持续了一年。另一边，罗马人从261年开始在叙利亚组织反击，由东方部队统帅奥登纳图斯指挥。后者率部践踏了伊朗领土，并于267年抵达泰西封城下，不料却在此时遇刺身亡。尽管直到272年两国之间都不时出现一些小型冲突，但二者的边界在几年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这一战线的情况得到了缓和，沙普尔重新着眼于更易于操控的东部边界。他将中亚的一部分——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归入伊朗，与此同时，将印度次大陆内的印度河划定为帝国边界[20]。诚然，他没能重建大流士的帝国，因为他的统治范围不包括希腊的亚洲城邦、埃及、利比亚和苏丹，也没能将征服计划推进到更远，到达非洲。然而，他至少让伊朗保有了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重要出海口。此外，他的儿子霍尔米兹德（改宗基督教的亚美尼亚新国王）及其后代将努力在两个大帝国间建立相对平衡的政治关系，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宗教方面，沙普尔一世也主张一种创新的治国方略，而此时伊朗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尽管他时常自称琐罗亚斯德教和阿胡拉·玛兹达的信徒，他却拒绝选择一种国教。他在一份皇帝诏书中宣布帝国内的所有宗教均拥有从事宗教活动，甚至传教的全面自由。在几次出征中，他身边竟一度伴有一位伊朗先知、幻象画家、哲学家摩尼，后者的思想——“摩尼教”将在伊朗及更广阔的疆域发展传播。
摩尼即将自称“封印先知”，这点就如同后世的穆罕默德。他于215年或216年生于泰西封附近巴比伦尼亚的玛第奴，父母都是伊朗人，母亲可能是安息王室的后代。他的父亲帕提格引领他进入了当地一个净洗派团体——厄勒克塞派，阿拉伯人称之为穆格塔希拉派。对这一团体来说，不同于琐罗亚斯德教的火，水才是净化万物的元素。此外，他们允许弃教，倡导戒肉戒酒，鼓励他们之中“纯净”的人不要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相信耶稣多次化身，其中第一次是亚当……虽然他在二十岁时与净洗派学者决裂，并反对他们的某些仪式，包括那惊人的“蔬菜洗礼[21]”，但他从他们那里借鉴了很多基本要素，用以构建他自己的教义。在耶稣基督应许的圣灵于228年4月和240年两次显圣后，他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传教的使命，于是二十七岁的他在242年春季的第一天出发前往印度，在禁欲主义的吸引下，他开始了佛教的学习。他于250年重返伊朗，而他扎实的训导和崇高的声望已经先他到达。摩尼一袭白衣，佩戴的唯一一件饰品是“一只刻有太阳和月亮的金银环[22]”。通过国王的弟弟菲鲁兹（卑路斯）的引荐，他赢得了沙普尔一世的信任，并与他进行了多次对话。
他声称的具有世界通用性并专注于基础知识的这一宗教源自基督教、佛教和原始琐罗亚斯德教的混合，在他看来，原始琐罗亚斯德教已经被穆贝德们背弃了[23]。他通过七部著作亲自阐述了他的基本教理，其中的第一部《沙卜拉干》专为沙普尔一世而作。他将自己的训导建立在善与恶（或光明与黑暗）这两个具有相同力量的初始元素为根本的二元论基础上。神的名字对应善，而魔鬼的名字则对应恶。他的教义以“三际”为纲：初际时，光明与黑暗并存；中际时，光明被黑暗侵染玷污后尝试将其击退，为此需要将黑暗从人体内驱除，这便是斗争的关键；后际时，光明与黑暗又各归其位，在它们初始所处之区域内共存[24]。
为引导人类脱离黑暗物质，即他们的肉体，找到神的部分，即他们体内尚存的光明，摩尼将人划分为选民和听者。前者，被应许进入明界的博学者，被免除了所有其他劳动，仅致力于布道、禁欲和斋戒，他们吃素，且拒绝一切性关系。后者作为前者的仆从，不得崇拜任何偶像、杀生、偷盗、通奸等，且摒弃法术，每周斋戒一次；此外他们可以结婚，并无限制地繁衍后代——尽管这一行为有传播邪恶的嫌疑。如果他们遵守训导，他们将转世再生为选民，并能够进入永存的光明。
这一教义深深吸引了沙普尔一世，他对摩尼教的支持造成了三个后果。首先，它使摩尼得以大范围传教；其次，这使沙普尔一世能够压制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称霸野心。但与此同时，这也使穆贝德们的主流宗教圈对摩尼十分反感，并将伺机除之而后快。
沙普尔一世通过与摩尼结交，获取了一种政治力量，令他可以分割几方的权利，从而更好地统治。如此，他下令将希腊、罗马和佛教的经文都翻译成巴列维语[25]。同时，处事圆通的他命一众穆贝德撰写一部承袭《阿维斯陀》的完整且权威的参考典籍。此外，他还遏制了一个叶尔勃（琐罗亚斯德教经文诵读者和训导者）的崛起，这位叶尔勃名叫卡提尔，在王朝六十七个品级中仅屈居五十一品，他号召在宗教方面实行不宽容政策。彼时，在安息王朝的宽容政策下，琐罗亚斯德教司铎团体的组织结构逐渐形成，但不具有任何特权，然而在卡提尔的推动下，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治“夺权”运动兴起，最初在沙普尔一世的阻挠下发展缓慢。但祸根已经埋下。
要总结沙普尔一世的杰出统治就不能不提他在建筑方面做出的贡献。事实上，正是他下令建造了泰西封宏伟的王宫[26]，这座被视为仅次于波斯波利斯王宫的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第二辉煌的建筑遗迹。然而，残存至今的只有那座塔克基思拉宫大拱门——一座高30米的砖砌伊万[27]，伊朗最高的圆形穹顶。比沙普尔（“沙普尔的美丽城”）也是一个城市化的典范：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圆形设计，考虑到其庞大规模，这座城市的其中一部分采用了长方形设计，其中两条主干道垂直相交，直通皇宫主殿，主殿本身也建有高25米的圆形穹顶。主殿的墙壁上排列着64个壁龛，里面装饰着有叙利亚罗马风格的阿坎瑟斯叶纹和卷草纹描绘的灰墁雕塑。主殿有三栋伊万，其正前面高达25米，同样以灰墁装饰，地面铺有马赛克镶嵌画。所有这些建筑装饰方法都在日后被伊斯兰艺术继承，并运用到他们的宗教和王宫建筑中去。
沙普尔一世大帝——伊朗史学家如此评价他——于272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这在当时被视为高龄。据说他去世时，身边陪伴的是阿扎尔·阿娜希塔，“王后中的王后”。
沙普尔一世的死开启了一段虽非混乱却也在政治和宗教上十分不稳定的漫长时期。他的六位继承人只部分延续了两位祖先的治国方略。第一位，霍尔米兹德一世，他的儿子，仅在位一年零十天，他热情迎接了从亚洲长途游历归来的摩尼。据记载他改宗了摩尼教，但没有得到确证。霍尔米兹德一世的继任者，其子巴赫拉姆一世（273—276年在位）在为期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统治中令帝国的宗教政策从此改变了方向。他的这一决定是在重新受到重用的琐罗亚斯德教强硬派司铎卡提尔教唆下做出的。“他（国王）让我在帝国中拥有了最高的级别和头衔……为我设计了‘卡提尔，巴赫拉姆的灵魂拯救者，欧马兹特的穆贝德[28]’的名字。”为了建立他的威望，他对外展示出与国王近似的形象：“在绣花的红色裤子之上，他穿了一件剪裁考究、褶皱精美的天蓝色长外衣。他在脖子上戴了一条大颗珍珠项链，这是他与国王同有的特征。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很高的圆顶金色毡帽，帽子上有丝带装饰。[29]”像国王一样，他通过多个岩壁碑文记录他的荣耀。在位于帝王谷的卡巴伊扎杜什特东面墙上，人们可以读到：“而我，卡提尔，从一开始，为了所有神明、国王和我自己的灵魂，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和不快；我令伊朗帝国的很多圣火和祭司兴旺繁荣……阿里曼和妖魔的教义都被驱赶出帝国。帝国内的犹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拿撒勒教徒、基督徒、马克塔克教徒和赞迪克（摩尼教徒）都被处死。[30]”摩尼将首当其冲受到波及：276年（或277年）2月26日，他在苏西安纳的贡德沙普尔被投入狱中，在遭受二十六天的折磨后疲惫力竭而死。
如此，琐罗亚斯德教终因其宗派主义变成了国教，一个新的宗教品级制度应运而生。位于顶端的是“马嘉帕”，凭借国王的支持，他们执掌司法事务，并顺势从中渔利。他们的级别仅次于最高祭司，动辄援引开国国王阿尔达希的遗言：“王权与宗教是一对孪生子，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因为宗教是王权的基础，而王权是宗教的守护。王权对其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宗教对其保护者的需要一样绝对，因为不受到保护的便会消亡，没有基础的便会崩溃。[31]”倚仗他们新掌握的权力，琐罗亚斯德教的机构篡改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几项基本教义，重建对女神阿娜希塔[32]的崇拜，使后者与阿胡拉·玛兹达几乎平起平坐。他们将她为国王加冕的形象展现在当时的浮雕上。这使得一种多神教的形式有所回潮，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卡提尔以其不宽容，甚至荒诞极端的立场，将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引向最终的衰败。例如，他背弃查拉图斯特拉将所有动物和人赋予同等价值的原则，在动物中分出益兽和恶兽。比如，苍蝇、金龟子等昆虫和猫、老鼠、蛇、乌龟、青蛙等都被视为不洁的动物，应被清除。此外，与原本的禁欲主义相悖，卡提尔曾说：“两个人中用肉填满肚子的那个能够更好地接受善思。”《偈颂》中的思想还剩下些什么？在他之后，祭司们不顾俗权与教权的分离，竭尽全力操控一切。正如娜哈德·塔贾多德写道[33]：“伊朗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宗教监狱，而他们就是监狱的看守。”
巴赫拉姆一世于276年逝世。其子巴赫拉姆二世（276—293年在位）懒于政务，面对罗马军队的进攻，他的部队无力抵抗。在他统治的时期，针对摩尼教和基督教的迫害持续不断，直到他决定于291年下达一份诏书，让这些教徒得以平静地生活。紧随其后的巴赫拉姆三世在位四个月，其统治没有带来政策变化。接着，这位国王被他的叔公，沙普尔一世之子纳塞赫（293—302年在位）废黜，纳塞赫的首要目标是收复被前任国王丢失的领土。他在亚美尼亚几次小胜罗马后，最终被打败，并被迫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34]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他出让美索不达米亚的五个省，承认底格里斯河为两国边界（国土面积比之前大幅萎缩），接受回归罗马监管下的亚美尼亚将影响力扩展至米底并介入米底内部冲突，甚至接受罗马对伊比利亚（即今天的格鲁吉亚）的统治。在内政方面，纳塞赫剥夺了卡提尔的权力，尽管对琐罗亚斯德教表现出深厚的情感，他还是毅然修复了国内团结，并尽力摆脱玛兹达祭司的操控。宗教少数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并重返在琐罗亚斯德教驱赶下被迫离开的住所，尽管这些房产已经满目疮痍。在国王的意志下，王位再度凌驾于圣火祭司之上。自此，后者便不敢轻举妄动，但仍警觉地窥视着基督教的进展，并不失时机地加以阻挠。
纳塞赫最终自行退位，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霍尔米兹德二世，后者统治时期为303至309年。霍尔米兹德二世备受爱戴，热衷建设，他还对司法系统进行了改革，但在一次出征平叛阿拉伯部落——“这些没文化的野蛮人”时丧命。继承他王位的是他的儿子阿杜尔·纳塞赫，这位以残暴著称的国王在掌权几个月后便被身边的人刺杀身亡。
阿杜尔·纳塞赫没有子嗣。当人们获知霍尔米兹德二世的第二任妻子怀有身孕时，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逐渐显现：无论是男是女，王位将由这位始料未及的继承人获得。祭司们预言是男胎，而这一预言后来得到了证实。于是，根据编年史的记载，出现了一个几乎超现实的场景。各大总督和诸侯国国王应召参加一个开始在他母亲腹中活动的胎儿的加冕典礼。当日，首席祭司手捧皇冠，吟诵圣歌，与此同时与会的众人与“孩子”的母亲都盯着地面，因为按照传统习俗，禁止直视君主。圆鼓鼓的孕肚在俯身拜倒的众人面前被戴上了皇冠！
沙普尔二世于309年9月4日出生，并将统治七十年，直到379年，这是伊朗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其实际统治时间也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他继位的最初几年，国家事务由他母亲管理，但大权实际掌握在权臣和祭司手中，这使得王权遭到削弱。但帝国保持屹立不倒。
到了十六岁，沙普尔二世已经具备“接管政权、结束帝国混乱统治的能力和智慧[35]”。他肩负重任：收复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继续与罗马旷日持久的战斗，保证国家内部俗权与教权之间的平衡。
如此，他首先对阿拉伯人宣战，因为后者的抢掠已蔓延至泰西封城下，再加上传统上归属伊朗的巴林群岛的某些部落发动叛乱，这一切已经严重损害到他的主权。于是，他亲率一部分军队出征收复阿拉伯半岛北岸地区。与此同时，在征用了波斯湾伊朗港口的舰船后，他又统领另一支军队攻入巴林群岛，后者在进行了短暂抵抗后被降伏。凭借这些胜利，他不但为伊朗夺回本地区的主导权，而且在那些本想对一个言听计从的国王实施操控的贵族和祭司面前树立了自己的威严。
完成了对阿拉伯人的平叛，使之臣服后，沙普尔二世还剩下永恒的对手罗马。朝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强硬交战派”和“和平共处派”。然而无论如何，两派在纳塞赫对戴克里先做出的领土割让是丧权辱国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沙普尔二世因此而备受鼓舞，决定动用外交和军事双重手段对抗罗马。对此，他已准备就绪。
然而，在罗马，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306至337年在位的君士坦丁一世通过313年4月的《米兰敕令》授予基督徒信仰自由，据说他自己也于337年临终时改宗了基督教。330年5月11日，他定都君士坦丁堡，从而近距离与他的宿敌对峙。沙普尔二世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的基督徒可能成为敌人，甚至可能是效忠罗马的奸细时。没人能忘记，位于安息的巴克特里亚自225年就已经出现二十多个基督教区，而且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其统治时期因急于推翻在他眼中东方基督徒致力建设的所谓国中之国，导致一大波基督徒移民涌入伊朗。而且，首席祭司阿扎博德·米哈拉潘德也不遗余力地唤起万王之王的恐惧，后者很快坚信那些教堂全是罗马布设的反叛基地。于是自341年，沙普尔二世便开始了对东方基督徒的大肆镇压：在复活节的一周里，他们中的数千人在塞琉西亚、贡德沙普尔、吉兰省的卡尔卡等地遭到处决，如此拉开了东方基督徒遭受迫害四十年的序幕。作为萨珊王室亲属的亚美尼亚国王改宗基督教的行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是阻挡令人生畏的北部部落民族入侵泰西封和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屏障（达尔班德）。这一切令两国之间重燃战火。
沙普尔二世首先下令将亚美尼亚国王擒获，并让他亲伊朗的儿子继位。接着，他于348年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名叫背教者尤利安[36]的人于361年被立为罗马皇帝，沙普尔二世被迫搁置向地中海的进攻，转而与尤利安作战。决定性的一战于363年在泰西封城下展开。尤利安被“一支伊朗人的箭[37]”射中毙命，罗马军队因此退兵。尤利安的继承人约维安[38]无奈接受了沙普尔二世提出的所有条件。两国的边界重又恢复到幼发拉底河，伊朗借此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地中海，一雪纳塞赫兵败之耻。几年后的376年，与瓦林斯皇帝[39]签订的一项新协议赋予了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大范围的自主权，从而使伊朗与罗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所有这些功绩令沙普尔二世统治下的时代不仅对萨珊王朝，而且对整个伊朗历史来说都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尽管不时出现边界争端，但这些争端多数以伊朗的胜利告终，且恢复了昔日边界的帝国在其境内保持了和平安定。从中国和印度出发前往埃及、罗马的商队满载珠宝、布匹、地毯、丝绸、瓷器和香料途经伊朗，并让沿途的经济蓬勃发展。泰西封借此成为促进国际交易的商业枢纽。沙普尔二世对此给予特别关注，他鼓励公路养护并对拦路抢劫的土匪施以严酷的惩罚，有时甚至以死刑论处[40]。众多史学家和史官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大帝”。而且他也自封为“王中之王，星辰之同伴、日月之兄弟”。
沙普尔二世一如其前任，也热衷建设，并主持创立了多座城市，其中一些留存至今。最著名的要数位于德黑兰以东、距离马什哈德几链的内沙布尔，那里汇集了诗人欧玛尔·海亚姆、阿塔尔、19世纪画家卡玛勒·奥尔·莫克的陵墓，以及至今还吸引人们参观探访的几处历史建筑。在今天伊拉克和约旦的几个省份也能看到可以证实他工程建设的痕迹。
撇开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与日俱增的不宽容态度，沙普尔二世的时代仍令各个宗教相对平衡地共存。尽管他本身是个参与祭祀仪式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沙王对其他大多数信仰都保持尊重的态度。在帝国东部，佛教通过多处文化中心和学院的开设得到传播。希伯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仍继续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除了无可匹敌的经济影响力，沙普尔二世也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对抗罗马的盟友）向他献上的情报心怀感激。至于基督徒，尽管因其与新近改宗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的紧密关系而屡遭迫害，他们却继续在伊朗境内渗透，就连一些伊朗王公贵族也改宗基督教，这推动了数年后聂斯脱利主义的发展壮大。据某些史料记载，截止到651年阿拉伯入侵前夕，伊朗三分之一民众为基督徒，但这一信息难以被确证。所有这些宗教都在帝国的国都扎根立足，并将其视为它们的首要家园。
沙普尔二世于379年8月8日离世，卒年七十岁。他留给继承者的是一个国力强盛、受人尊敬，且整体上安定和平的伊朗。“他的去世造成了伊朗历史上的一段权力真空，与阿尔达希、沙普尔一世和沙普尔二世相比，相形见绌的随后几任国王令国家顶层在至少二十年中弥漫着孱弱之风，而从中获益的无非是那些为争权夺利不惜损害王权的祭司和贵族。[41]”
沙普尔二世之后几位国王的统治功绩乏善可陈，帝国仅满足于守住已有的基业。如果说阿尔达希二世（又称“善良的国王”）受到国民的爱戴，这主要是因为他免除了农民三年的赋税。令沙普尔三世（383—388年在位）载入史册的是他与狄奥多西一世（又称狄奥多西大帝[42]）签订的和平协议，其条款规定将亚美尼亚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区域，较大的一个归伊朗所有，每个区域都由信仰基督教的安息王公治理，使和平在一段时间内得以重建。巴赫拉姆四世（388—399年在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暴躁，遭到祭司和一部分贵族的厌恶，他后来遇刺身亡。伊嗣俟一世（399—420年在位）则主要以其平和的统治和在此期间对各个宗教的宽容政策以及与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43]诚挚的承诺著称。在宫廷中的一些小动荡后，伊嗣俟一世之子巴赫拉姆五世（420—438年在位）继位，并与罗马重新开战，但二者无一胜出，接着他又出兵镇压东部边界几个部族的起义。巴赫拉姆五世的声誉并不关乎他的武功，却更多基于他的私生活——他被人称为“野驴”，这源于他对打猎的热衷或对女色无节制的沉迷。作为一个浪漫多情、爱好音乐和诗歌的君主，巴赫拉姆五世成为伟大的古典诗人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七美人》[44]中的主人公，其灵感取自他在七座宫殿组成的皇宫中每周轮流宠幸七位妻子的故事。据记载，巴赫拉姆五世曾命令他的子民每天只工作半天，并邀请一万两千名印度乐手前来为他的子民娱乐助兴，他还秘密远游印度地区探究那里的神秘主义信仰和宗教仪式。就连他的死也被写入传奇：他似乎是在设拉子和伊斯法罕之间的沼泽地带狩猎时殒命的。
巴赫拉姆五世之子伊嗣俟二世继位，并统治至457年。在他的时代祭司大行其道，宗教迫害死灰复燃：他强令亚美尼亚人改宗琐罗亚斯德教，并捣毁他们的教堂，代之以拜火庙。帝国如此在霍尔米兹德三世（457—459年在位）和随后的卑路斯（459—484年在位）统治时代继续且一再陷入“一系列僵局[45]”。后者面对的局面尤其棘手。他不仅要为七年旱灾中饱受饥荒之苦的人民提供援助，还要镇压帝国东部部族的暴动，对亚美尼亚人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做出回应，并平叛伊比利亚王国（格鲁吉亚）的起义。他日后被基督教取代的宗教倾向，以及当王权日渐式微之时，他在与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决裂的情况下想要维系的东西，尤其从他的统治中突显出来。
要厘清其中的利害，需要回到431年，在这一年召开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所有基督教社团的代表齐聚一堂，其中包括伊朗基督教代表——聂斯脱利（约380—451年），他在428至431年间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因其支持的学说而在这次大会上被视为异端，并被开除教职。他师从神学家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350—428年），后者曾于392年在摩普绥提亚城担任主教，是安提阿教会的代表人物。除了鼓励教士成家以外，狄奥多若还公开表示基督同时具有人神两性，因此，马利亚只是人性耶稣的母亲。他的基督二性论[46]理念与神学家、老底嘉[47]主教阿波利拿里（315—390年）的一性论教义对立，在后者看来耶稣基督只具有神性。在“拜占庭”口角中遭到基督教拜占庭教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禁止后，众多坚持二性论的神甫和教士逃到波斯，退守在埃德萨学院避难，直到489年该学院关闭。接着他们会集到闻名遐迩的尼西比斯学院，在这里向整个伊朗传播基督二性理念，并在这里推广了我们日后所说的聂斯脱利主义[48]。这一学派在484年贡德沙普尔（贝特拉帕）大公会议上占主导地位，其间叙利亚人、尼西比斯[49]总主教巴扫马（“守斋者”）（460—491年在此职位）罢免了东方教会大教长巴博瓦伊，并敦促将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的神学理念定立为东方教会的官方教义[50]。这一教义上的选择——基督拥有人神二性，马利亚是人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神甫不必守贞——标志着波斯东方教派和西方教派之间的决裂。而后者倡导一性论，将伊朗的主流思潮视为异端来排斥。二性论支持者占上风后，在萨珊军队的支持下，伊朗的众多一性论者遭到屠杀，且帝国中多个聂斯脱利主义信徒支配的城市禁止一性论基督徒进入。接下来的情节不难猜想：伊朗基督教教士在宫廷内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招致深恐失去既得利益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的敌视。他们之间的对立将在651年阿拉伯入侵时加速萨珊帝国的崩溃。
卑路斯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巴拉什，后者打出基督教牌，与亚美尼亚人协商签订《勇敢者的和平》协议，释放了亚美尼亚战俘，允许他们在境内从事与基督教相关的活动，并授权重建被伊嗣俟二世捣毁的教堂。至于东部的起义，他派出的军队最终成功将其平叛。他于488年寿终正寝。
伊朗随后迎来的是卡瓦德一世时期，他的统治（488—496年，499—531年）尤其以488年11月21日一位新先知马兹达克及其新教义的出现为特征。马兹达克主义实际上是摩尼理念的一种变化。作为某些人眼中的骚乱煽动者，马兹达克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摩尼教的教义，宣扬善恶二元论，鼓励守贞苦修，戒绝某些食物和肉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在社会层面和后来的政治层面。他自称被天主派来以引导人们返回原始信仰，号召应在人们之间实现绝对平等，平均分配所有财产，废除阶级和婚姻。他认为，要让每个人都能生活在和谐中，还必须摒弃嫉妒与争执，因此除其他财产外还应将女人变为共有。马兹达克对社会最底层人民表现出极大关切，为农村阶层仗义执言，宣布所有人都有获得幸福、平静和快乐的权利[51]。这一纲领是对现行萨珊体制的深入批判，吸引那些被政权遗弃的人加入马兹达克追随者的队伍。
反常的是，卡瓦德一世将他视为对抗其内部敌人的有力同盟。事实上，在第一段混乱时期中，封建领主和祭司成功将国王废黜两年（496—498年），将其囚禁于“沉默宫”。在这座用于关押贵族的豪华府邸中，任何人都不得说出囚徒的名字，而且只有他的妻妾有权探视。接着，生活在伊朗东北部、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白匈奴（嚈哒）向他提供了三万人马[52]，使他重返王位，返回后，他对贵族实施了大规模清洗，却在一段时期内容忍了深得民心的马兹达克主义者。然而，沙王的默许却引发了一种恶性效应：一部分对他们所理解的马兹达克思想充满热情的民众将这一态度视为对肆意妄为的授权。于是，抢劫事件频发，女性遭到劫掠成为共享财产。就这样，近乎无政府状态和群体淫乱的过度行为很快令先知的形象失去光彩。在约529年应召前往泰西封宫廷面见国王以对此做出解释时，马兹达克与其数千名信徒被集体屠杀。帝国下令即日起禁止任何人提及马兹达克主义。其幸存的信徒散布在粟特、法尔斯省和突厥斯坦。
马兹达克主义如其他玄学运动一般通过对伊朗社会泛滥的腐败和不平等的控诉，唤起人们对公平社会的憧憬，并因此进一步削弱了萨珊王朝的势力。
卡瓦德一世于531年9月13日，他八十二岁时去世，死前他将儿子霍斯劳指定为王位继承人。
随后开启的是伊朗历史上光辉灿烂、在某些方面富有争议的一页：霍斯劳一世（531—579年）的统治。霍斯劳一世又称阿努希尔万（“纯洁与不朽的灵魂”），以及达加尔（“正义者”）。伊朗人常常称呼他为阿努希尔万·达加尔。很多史学家和杂文作者都将其视为“萨珊王朝最伟大的万王之王”，“其崇高的名字将彪炳史册并留存在伊朗人民的共同记忆中[53]”。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学家贾瓦德·玛什库尔看来，“霍斯劳一世统治的时期是萨珊帝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间，霍斯劳一世发展了伊朗的文学和文化，伊朗在他的领导下国土面积和国力都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从印度到地中海，从高加索和中亚到红海和也门的大片地域都在伊朗的支配之下。东部部族的叛乱被全部肃清，罗马也被多次击败[54]”。如果这一评价反映了伊朗人的普遍看法，我们仍应像扎林纳—库博教授那样，做出更加恰如其分的论断。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霍斯劳一世刚登基不久就对那些积极扶植他侄子继位的萨珊亲王和权贵予以残酷打击。他的权威从此再无人敢质疑。此外，沙王拥有一支可以完全信赖的军队，他们纪律严明，实行统一管理，因为罕见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们的军饷都得到定期发放。凭借这一优势，他与东罗马帝国签订了一项对伊朗极为有利的和平协议，迫使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向伊朗支付一笔高额款项，令拜占庭一方可以声称他们“收买”了波斯沙王，同时霍斯劳一方也可以宣布君士坦丁堡已成为伊朗的朝贡国。霍斯劳还收复了亚美尼亚和今天的巴勒斯坦，并从也门（从此被视为伊朗领土）对埃塞俄比亚投去觊觎的目光。
这位在立法方面卓有建树的国王重组了行政系统，创立了多个“部”（名副其实的政府部门）分管公共事务的不同领域，并由一位类似今天首相的重臣统一管理。其中的一位，博佐格·迈赫尔将以他的审慎睿智被载入史册和传奇故事。他曾向霍斯劳提供很多符合琐罗亚斯德道德原则的政治建议，在他的协助下，沙王建立了一套“税法制度”，使农民免受大地主和封建领主的盘剥压榨。
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制定的创新规定可能显得任性随意，甚至有些怪异。比如，他禁止懒惰和乞讨；使结婚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贫困人群的婚庆和孩子的教育费用将由王室承担。此外，他还向不治之症（主要是麻风病）患者提供“皇家补贴”。
崇尚文化知识的霍斯劳满足了祭司们的诉求，令他们将《阿维斯陀》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圣歌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编纂。他同时还向躲避基督教罗马帝国不宽容政策的众多学者、哲学家和医生提供庇护，并将他们安置在贡德沙普尔，这座由他的先辈创立的学院中[55]。他还命人继续对希腊和印度的多部哲学著作和文本进行翻译。此外，他热衷于文学和哲学讨论，常常邀请当时伊朗和国外的顶级知识分子共进晚餐。
凭借坚实的行政系统、稳定的法律制度和可靠的军队，伊朗和霍斯劳一世迎来了“史无前例[56]”的经济繁荣。泰西封吸引了更多东西方商人和旅行者，皇城和皇宫在他主持下得到进一步修饰美化，从而反射出帝国的强大。
在宗教方面，虽然祭司受到国王的宠信，使其权力覆盖了社会与社团生活的每个细节，并对信徒的日常点滴立法管理，但不得不承认帝国中宽容的态度是切实存在的。对于马兹达克主义者，鉴于他们颠覆社会的危险已经排除，只要保持低调，他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地从事他们的生产生活了。伊朗的基督教则继续发展其二性论教义，在这条与西方教会决裂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所有这些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因素使霍斯劳一世的统治造就了萨珊帝国时期的“黄金时代[57]”，并在波斯文学中一再得到称颂。然而，这一时代也饱受批评。人们尤其指出的是沙王的正义感并非发自内心，而是权宜之计，而他的轻率任性以我们当代的标准来看简直令人震惊。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专制冷酷的正义[58]”。然而正是凭借这种严厉和刻板，沙王才得以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的欺凌。或许人们在他死后能够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是他对民众生活的过度干预和过度管理，以及他控制一切的欲望，而这最终导致了伊朗社会的固化，甚至僵化。当阿拉伯人入侵伊朗时，众多伊朗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相信他们窥探到的是解放和平等的信号[59]。
霍斯劳一世于579年10月1日在泰西封的皇宫中去世。其子霍尔米兹德四世（579—590年在位）继承王位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享受过父亲留下的光环。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他宣布将继续父亲的事业。为此，他指定多名官员专门倾听农民对大地主的控诉，并使正义得到伸张，但这使他脱离了贵族阶级。另一些反对声音则来自祭司，原因是他派往君士坦丁堡宫廷商榷和平协议的不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的大使，而是聂斯脱利教的。对于他们的不满，霍尔米兹德四世的回答是，自己的“王位并不仅倚仗他们，而是倚仗包括基督徒和其他教徒在内的全体人民”。
他的统治本应享受这一政策带来的成果，但他对一位将领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这位名叫巴赫拉姆·楚宾的名将还是安息王室的后代。第一次，国王派他平定东部部族的暴动。巴赫拉姆凯旋而归，名利双收。国王再次派他去镇压西部拜占庭人的骚乱，这一次他不幸落败，但损失不大。然而，一直对他心怀嫉妒、担心在他的荣耀下黯然失色的霍尔米兹德四世此时暗自欢喜，自以为精明地给他送去一条女裙来羞辱他，而且还命人将巴赫拉姆披枷带锁押至他面前。但事件朝不利于他的方向转变了。巴赫拉姆将裙子和枷锁展示给他的部下。“看哪，”他喊道，“你们的国王就是这样感谢你们的！”他率军起事，讨伐国王，朝都城进发。霍尔米兹德四世派了一支部队迎击，但军中将士深感情势起了变化，纷纷临阵倒戈，集结于巴赫拉姆麾下。贵族和祭司效仿他们，也在泰西封发动政变。万王之王就这样被俘，在关押不久后遭到杀害。
巴赫拉姆·楚宾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都城。他首先自封摄政王，接着于590年6月27日以巴赫拉姆六世的称号登基。美好的战斗英雄很快变成一个残暴的国王和一个热衷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卫道士。曾为他的到来热烈欢庆的泰西封发起对他的反抗，在他执政一周年差一天的591年6月26日推翻了他的统治。随后，他逃到东部部族，在扑朔迷离的境遇中殒命，如此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生涯，却开启了关于他的传奇。他的一生成为众多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和诗歌的主题。
在巴赫拉姆·楚宾短暂执政期间，霍尔米兹德四世的儿子霍斯劳逃出了都城。他除了合法的王位继承权别无他物，栖身于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的皇宫。后者自视为伊朗政坛的仲裁者，鼓励霍斯劳夺回王位，并向他提供了三万兵马进攻泰西封。这位萨珊王子本已获得民众的普遍拥护，于是顺利攻入都城，并以霍斯劳二世“胜利者”的头衔加冕称王。为表示对莫里斯的感谢，他迎娶了莫里斯的女儿，信仰基督教的公主玛利亚，如此后者成为伊朗皇后，至少是万王之王的正室妻子和王储谢罗埃的母亲。
为了突显他与岳父之间的紧密关系，霍斯劳二世同意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几块领土让与后者。此外，借助于玛利亚王后的支持，伊朗基督徒在社会中的地位相较于琐罗亚斯德教徒更为优越，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日渐增多。这些有利条件一直持续到602年莫里斯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王权终结之时。事实上，当莫里斯的部队因持续征战而精疲力竭，在多瑙河以外条件严酷的地域休整时，一位在军中备受拥戴的将领福卡斯于11月23日发动军事政变，在拜占庭帝国都城实施野蛮暴行。逃亡中的莫里斯派大儿子狄奥多西向霍斯劳二世求援。但为时已晚。被福卡斯的追兵擒获后，他目睹自己的五个儿子被斩首，接着自己也于11月27日被杀。他的追随者都惨遭同样的命运。至于教宗，他从远方向福卡斯的夺权提供支持，并祝福他！
霍斯劳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拒绝拜占庭帝国新皇帝福卡斯送来的礼物。从603年开始，在将近十二年的和平后，两个帝国又重燃战火。霍斯劳亲自领兵，在莫里斯幸存的拥戴者的帮助下，进击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一直攻至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小亚细亚。611年，他已率部抵达地中海沿岸。与此同时，福卡斯于610年被阿非利加总督及其子希拉克略铲除，后者的统治将持续至641年。
希拉克略似乎对伊朗满怀善意，期待与其和平相处。霍斯劳二世如此便没有借口继续对抗了。然而，贪婪迷住了他的双眼，超越祖先的渴望使他违背常理继续作战，这便是他的致命错误。他征服了今天的叙利亚领土、安条克和大马士革，接着征服了约旦，围攻耶路撒冷，城里居民在十八天的顽强抵抗之后投降。他攫取了“真十字架”并将其赠予他的新“正室”妻子，信仰基督教的席琳，因为玛利亚已经去世[60]。在霍斯劳二世寄给希拉克略的一封既无用又伤人的书信中，他竟自负地写道：“如果你的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如何没能从我的军队手中解救耶路撒冷呢？[61]”
617年，整个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直到埃及传统边界罗得岛又重新回到伊朗的支配下，于是，君士坦丁堡成为霍斯劳的终极目标。他派出的沙欣统领的军队因舰船不足，无法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希拉克略趁机向他提出签署和平协议。尽管凭借各个方面的优势他完全可以在谈判中占尽先机，他却拒绝了这一提议。他甚至训斥沙欣没有亲自将捆绑着的希拉克略押送至他面前。这时的他自视全能，又从他的密探那里听说东罗马帝国正经历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希拉克略甚至打算将国都迁至迦太基。
万王之王沉浸在幻想中。当他端坐在自己位于都城不远的皇宫中，身边聚集着乐手、诗人和朝臣时，他脑海中呈现的画面是超越冈比西，进军至尼罗河源头，他的部队虽在穿越沙漠时疲惫不堪，但仍会夺取亚历山大港、今天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他细细品味这转瞬即逝的梦境，憧憬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曾统治了两个世纪的这片土地上，缔造一个“新”阿契美尼德帝国。
然而事实上，这支军队将要获得的胜利已经屈指可数。他的士兵多年来远离故土和家人，要求休战。在希拉克略的攻击下，伊朗军队节节败退，从624年开始，希拉克略就夺取了小亚细亚，接着是亚美尼亚的控制权，而后于627年直逼泰西封。执着于自己的军事策略，沙王谴责手下曾获得赫赫战功的将领是无能之辈，并威胁要对他们施以重责。他沉醉于征服的欲望中，竟忘记伊朗国内也存在很多棘手的问题，国库空虚，经济低迷，民怨四起，这些都使得政治气氛紧张。宗教纷争又令局势雪上加霜，霍斯劳二世最宠爱的王后席琳本是基督徒，但她背弃在伊朗占主流的二性论教义，转投安提阿的一性论教会。她的这一决定将加速波斯基督教会力量的减弱，但最主要的是，将重新挑起基督徒与琐罗亚斯德教徒之间的纷争。
628年，年事已高、身心俱疲、几近绝望的霍斯劳二世宣布将不惜代价继续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在泰西封即将陷落的威胁下，他决定离开居住的皇宫，返回都城。
一个陌生的访客，阿卜杜拉·本·哈扎菲正在这里等候他的到来，而世界的面貌将从此改变。
注释：
[1] 本章大多数日期都摘自Anouchiravan Keyhanizadeh上文引用著作。
[2] 参阅Hassan Khoub-Nazar，上文引用著作，第45—56页。
[3] 当前法尔斯省、波斯湾沿岸、波斯湾的岛屿、俾路支斯坦省、锡斯坦省、伊斯法罕省和阿富汗的一部分。
[4] 16世纪初，萨非王朝的创立者伊斯玛仪一世采取了同样的宗教原则，只不过将琐罗亚斯德教替换为什叶派穆斯林。
[5] 有关这一问题的参考著作是穆罕默德·贾瓦德·玛什库尔（Mohammad-Djavâd Mashkour）教授的《萨珊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s Sassanides, Téhéran, Donyayé Kétab, 1987）。
[6] 其统治时期为222年至235年，是塞维鲁王朝的末代皇帝。
[7] 参阅Mohammad-Dja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89页。在他看来这些源自古籍的数字有夸大之嫌。
[8] 班师回朝后，塞维鲁因被日耳曼人认为无力抵抗其军力，而被后者于235年杀害。
[9] Mohammad-Dja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中提供的数字，有被夸大之嫌。
[10] 参阅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57页。
[11] 名为Karnamak（《成就总结》或《良好办理国家事务的方法》）的一系列文本（由Sadegh Hedayat翻译成现代波斯语，Téhéran, 1963）。
[12] 被称为“阿拉伯人菲利普”，244至249年在位的罗马皇帝。
[13] 他们占据着未来格鲁吉亚的南部和东部地区。
[14] 贵霜人居住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和里海东部的一些地区。
[15] 这些地区随后留在波斯境内，直到256年（参阅Roman Ghirshman，上文引用文章）。
[16] 对此罗曼·葛施曼指出：“尽管他们对叙利亚、奇里乞亚和卡帕多西亚实现了全面的胜利进军，但这些行动已经无法再令他们实现持久占领。”
[17] 据伊朗博物馆学家Firouz Bagherzadeh称，这座城市仍保存有那一时期的其他多座建筑，特别是萨珊时期的居民房屋。
[18] 上文引用著作，第431页。
[19] 参阅Histoire Auguste, traduction d'André Chastagnol,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4。
[20] 这些地域直到651年阿拉伯入侵之前都在伊朗版图内。
[21] 参阅François Decret, Mani et la tradition manichéenne,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Sagesse», 1974, 2005, p.49。
[22] 参阅Nahal Tajadod, Les Porteurs de lumière. Péripéties de l'Église chrétienne de Perse IIIe-VIIe siècle, Paris, Plon, 1993, p.41。
[23] 琐罗亚斯德教地位最高的教士，从祭司阶层中招募。
[24] 参阅«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traduction et annotation de Éd. Chavannes et P. Pelliot, dansJA, nov.-déc. 1911; et «Fragments Pelliot»,JA, janv.-févr. 1913, p.114—116。
[25]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的主要形式。
[26] 其遗址仍存在于今天的伊拉克。在礼萨沙·巴列维的统治下，法国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尔（André Godard）从该遗址汲取灵感，缩小规模设计建设了伊朗国家博物馆。
[27]伊万，波斯和伊斯兰建筑中常见的一种长方形、带拱顶的空间，三面围墙，一面敞开。
[28] 一种顶级的祭司。
[29] 参阅Nahal Tajadod，上文引用著作，第67页。
[30] 参阅Inscription de Kartêr, 法语译者Marie-Louise Chaumont，刊登在JA, 1960,p.339—380。位于帝王谷考古遗址中的卡阿巴·扎杜什特东面墙上的铭文，在Roman Ghirshman, L'Iran des originesàl'Islam, Paris, Albin Michel, p.307一书中引用。
[31] 由Jean-Paul Roux引用，上文引用著作，第213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世伊斯兰教中的一种趋势，即什叶派的政治趋势。
[32] 密特拉神之母，与闪米特女神伊斯塔近似。
[33] 参阅Nahal Tajadod，上文引用著作，第90页。
[34] 戴克里先的在位时间为284至305年。
[35]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49页。
[36] 他首先在355至361年间以“副帝”头衔理政，随后在361至363年变为非正当皇帝。
[37] 参阅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64页。
[38] 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约维安努斯，363至364年为罗马皇帝。
[39] 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328年出生，378年战死，364至378年在位的罗马共治皇帝。
[40] 参阅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126—127页。
[41]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54页。
[42] 狄奥多西一世从379年一直统治到395年他去世，是最后一个统治罗马帝国全境的君主，他将基督教定立为国教。
[43] 弗拉维斯·阿卡狄乌斯·奥古斯都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他常被视为第一位拜占庭皇帝。
[44] 参阅Œuvres complètes de Nézami，（由Moïnfar博士作序），Téhéran, Éd. Zarine，1130页，无出版日期。《七美人》共有5136行诗句。
[45]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462页。
[46] 基督二性论与一性论对立。
[47] 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的都城。
[48]聂斯脱利主义，也称“东方亚述教会”，在中国称为“景教”。
[49] 波斯五大基督教中心城市之一。
[50] 即便如此，基督教二性论从没有成为伊朗的官方宗教。
[51] 参阅Philippe Ouannès, «Mazdak (mort en 529 env.)», Encyclopœdia Universalis[线上]，于2015年4月24日查阅。http://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mazdak/。参阅Chayan Afshar, Iranshenasi, vol. XXII, hiver 2011和vol. XXIII, printemps 2012，了解有关马兹达克和伊朗各种后伊斯兰思想运动。
[52] 参阅Siavash Bashiri，上文引用著作，第32页；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第72页。
[53] 参阅Siavash Bashiri，同章，第32页；参阅Abdollah Razi，同章，第74页。先知穆罕默德似乎也曾说过：“我生于正义者国王的年代。”（《圣训》）
[54] 参阅Mohammad Djâvâd Mashkour，上文引用著作，第911页。
[55] 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得到舒适的生活和沙王的尊敬，却还是选择返乡，在宗教迫害和不宽容态度相对缓和的地域生活，以逃避伊朗帝国的某些规定和习俗，如一夫多妻和对尸体的处理。
[56]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505页。
[57] 参阅上文引用著作同章第500页。
[58] 参阅上文引用著作同章第498页。
[59] 根据经济学家安德烈·皮耶特（André Piettre）的著作Trois Âges de l'économie.Essai sur les relations de l'économie et de la civilisation, de l'Antiquitéclassique ànos jours,Paris, Fayard,1964中阐释的理论，规则过多的社会（伊朗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自身含有日后瓦解的种子，并会产生其反命题。
[60] 参阅Maryam Devolder, «Khosrow et Shirin»,LaRevue de Téhéran, n° 17, avril 2007。
[61]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