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鲁士死后，他的儿子，王储冈比西毫无争议地继承了王位。正如他对父亲所承诺的，他远征埃及，并在征服战中轻松取胜。冈比西一举占领孟菲斯，对埃及法老以礼相待，但仍将他流放至苏萨。至于埃及神祇，他向他们致以敬意，并尊重他们的神庙，同时他还学习被征服国家的风俗传统。如此，埃及也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随后，冈比西向地中海沿岸的希腊贸易站点提供保护，接着又控制了昔兰尼加，但他并不以此满足。他的梦想是将统治扩展到传说中的尼罗河源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远征：他的士兵大部分在征途中丧命，幸存下来的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军队到达今天的苏丹之后便寸步难行，冈比西决定班师回朝，并将所到之处划入埃及行省。回到孟菲斯时，城里的居民正在庆祝宗教节日，他误以为人们为他的败退而高兴，于是勃然大怒，下令摧毁所有神庙，除了一座：犹太移民模仿耶路撒冷圣殿建造的神庙。更恶劣的是，他竟用刀捅向神牛阿匹斯。冈比西精神错乱得不可救药。在帝国的都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的弟弟，东部总督巴尔迪亚刚刚被一个名为高墨达的祭司杀死，后者利用自己与巴尔迪亚相似的外表，于公元前522年7月自称为万王之王。鉴于混乱状况层出不穷，冈比西决定尽快返回。正是在前往都城的路上，他因突发癫痫，将自己弄伤，并于公元前522年8月22日去世。
这样就出现了王朝延续的问题。既然居鲁士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谁有权继承王位呢？为避免宫廷权谋，几个贵族决定按照米底的传统确定继承人：哪位竞争者的马在太阳升起时最先嘶鸣，哪位就将继承王位！居鲁士的表兄弟许斯塔斯普的儿子大流士凭借其狂躁的坐骑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据史书记载，当天一早，他并没有骑在马上赴约。当同伴们看到他的样子时都拿他取笑。但命运做出了抉择，立下的约定是不能违反的。其他那些“出身显赫”的王子（他的竞争对手们）都一一亲吻了新的万王之王。随后大流士依照居鲁士的政策，分别赏赐了他们，因为内部稳定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此，公元前522年10月2日开启了伊朗历史上最辉煌的统治。大流士，这个阿契美尼德人，历史上的大流士一世，万王之王，时年29岁。
被伊朗人称为“古代史上最强大的国王”，他们的往昔、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荣耀“无可争辩”的象征者既是一个治国有道、宽容大度、平易近人的国王，也是一个征服者、建设者和创新者，这一切为他赢得了“大帝”的称号。在他执政的最初三年，他打压了多地因冈比西的缺席和疯狂而越发嚣张的反叛气焰，粉碎了“假巴尔迪亚”——祭司高墨达的野心，同时避免殃及无辜民众，并对从犯宽大处置。他注重对自己形象的塑造，以唤起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特意将自己登上王位的过程和他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以三种文字（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镌刻在贝希斯敦山崖的浮雕上[1]。
铲除了僭越者，恢复了秩序，“阿胡拉·玛兹达选定的国王[2]”（大流士如此称呼自己）迎娶了居鲁士两个女儿（阿托莎和罗克珊娜）中的一个。史学界对这一婚姻没有争议，但史学家对新娘的人选莫衷一是[3]。无论他选择的是哪一个，他们婚后生下的儿子薛西斯作为居鲁士的直系后代，都会被指定为王储。对此，贝希斯敦石刻上有所提及：“从我们的世系被剥夺的王国，我让它回归它的根基；我让其重回其位。”当时在王室和贵族家庭中还流行一夫多妻，在将居鲁士的女儿娶为正室（并借此使其血脉直接参与到他的政权中来）以后，大流士又娶了他妻兄巴尔迪亚的女儿阿里斯托，以巩固他的权力。除此以外，他还有其他四位妻子。
完成了政权的“巩固”以后，大流士投入到帝国的组织与管理中来，那在居鲁士死后就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二十个行省（通过领土扩张，大流士统治末期变为三十个）都由总督管理，作为万王之王在行省的代表，他们都是从宫廷重臣、旧朝君主或地方王公贵族之中挑选任命的。每个行省在语言、民族和传统上都是（尽可能）统一的。由国王单方面任命授权的行省总督负责依照由居鲁士制定、大流士认可的公平、公正原则治理各自的疆域，维持社会秩序。作为对他们任命的回报，他们有责任向国库进献金额有限的贡税，并可以白银、金粉或餐具缴纳。每年，国库都能收到相当于370吨白银的贡品。除了财务上的付出，这些行省总督还需要在国王为维持国内秩序或对外征战索要兵力时提供军队。
每位总督都配有一些官吏来协助他，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本地精英中挑选出的。每个行省的财务长官和军队指挥官也由万王之王指定，对省内官吏提供支持。正如居鲁士执政时期一样，特派的监察御史巡察各省的治理工作，确认各省对接到的命令，特别是有关宗教和道德的法令都执行到位。
除了这些要求以外，行省总督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他们拥有自己的宫廷，可以自行组织各种节庆和仪式，进行司法裁决或监督司法机能的正常运行，养护公路和公共设施。这一时期的权力组织形式可以被视为“联邦制”。尽管其平衡有时显得脆弱，但该系统保证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广大领土的协调和稳定，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后者在摧毁其行政职能机构的同时，加速了帝国的解体。
这些坚实稳固的行政架构使帝国得以超越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尊重他人、“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前进。比如，犹太社群回到了应许之地，在重建圣殿等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大流士在得知重建工程进展不利后，便向他们许诺将加快进度，并援助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建设工程这才得以完工。犹太人对他的这一行为心存感激，《圣经》中对此也做了记载，他们的社群兴旺繁荣，并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4]。
被征服的国家的文化没有被忽视。在巴比伦尼亚，大流士要求将众多巴比伦人吸收到行政机构中，并美化他们的城市环境、养护他们的圣地；在埃及，他于公元前519年通过各省总督开展了至此时为止史无前例的一项活动：统计现行所有埃及法老的法律和惯例，并动员埃及全境所有专家学者参与收集工作。结果大大超过预期：一部以本地语言和官方语言双语编写的著作就此诞生。它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法，从此成为治国理政方面不可或缺的参照典籍。直到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前，阿契美尼德帝国没有任何人违背这些法律或试图启用其他法律。如此，埃及的民族认同得到了保留。
仅通过这些善举并不能实现建立居鲁士大帝所开启的世界帝国的远大梦想。诚然，大流士留下的疆土已经覆盖了今天的伊朗、印度次大陆的一大片地区、阿富汗、中亚、高加索、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苏丹、昔兰尼加、希腊岛屿和波斯湾以南[5]，但要自称“世界性”，帝国还少了强大的欧洲西部。为了填补这一缺憾，阿契美尼德大帝向希腊城邦派去了使臣，命令他们承认他的统治。然而雅典拒绝臣服，于是爆发了第一次希波战争。
由米底人达提斯和大流士的一个侄子率领的伊朗舰队于公元前519年先在爱琴海上的萨摩斯岛，接着在纳克索斯岛和提洛岛获得了初期的胜利。如此，帝国军队感觉自己已足够强大，便进军雅典，但却以失败告终。他们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被希腊军队击退至海中，并于公元前490年登船撤退。对希腊人来说，这一战役后来被赋予了传奇色彩，但伊朗人不以为然。皮埃尔·布里昂[6]写道：“事实上波斯军队的规模并不大，马拉松战役只不过是没有决定性的小遭遇战……马拉松登陆战的起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出于希庇亚斯——被雅典人驱逐的僭主——的个人野心。他想办法让达提斯相信自己将在雅典获得拥护者的热烈欢迎，但事实并非如此。达提斯很快吸取教训，并撤回军队。”
然而，马拉松的挫败并没有削弱大流士的霸权野心。他与迦太基结盟，从而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地中海南岸，他向西西里派出一队侦察部队，并怀有征服那里的憧憬。此外，他还计划控制黑海北岸，以占领位于里海西侧的黑海沿岸国家。这一目标在他看来并不脱离实际：既然多个巴尔干地区已经囊括在他的帝国之内，打到多瑙河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如此，他的大军胜利抵达克里米亚、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直到第聂伯河。但没料到的是斯基泰人发起了叛乱。面对阻碍大流士执意让人留守，于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行省，并派驻多个部队。然而，他的乌克兰行动却很快搁浅。虽然不是明显的失败，这一行动却难以为继，欧洲的斯基泰人最终留在了伊朗帝国之外。
这一本可以改变古代世界面貌的征服计划虽以失败告终，大流士的伊朗帝国却已然是整个古代最辽阔的帝国，在它的鼎盛时期，将当时边界的不精确性考虑在内，其领土面积达到了1000万、1200万甚至1400万平方公里。帝国的行政系统固然严谨且积极创新，但为了对一切实施监控，仍需要依赖帝国全境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如此宏大的野心必须有“大规模建设”政策的支持。
大流士成了“建设者”，下令铺设了多条公路。其中一条名为“皇家公路”，全长2400公里，连接了苏萨和吕底亚旧都萨第斯。正如连接帝国三个都城——波斯波利斯、苏萨和埃克巴坦那的公路一样，它的路面也是以砖石铺成。为保证中央政权与各省之间的流畅沟通，使皇家命令可以安全传达到位，国王组建了一支二十四小时持续接力的信使队，信使途经的山上也时常点燃烽火作为信号。一些驿站建筑因此以精心测算的间距拔地而起，以便于信使交接，也让各种旅行者和商队可以在中途停留休息。这一传统将在伊朗长期延续，并在数世纪后，以沙王阿拔斯一世统治下那著名的999座沙漠旅行客栈达到顶峰。帝国国土上的道路网络系统和烽火通信都是令人瞩目的创新发明，并将被后世的其他民族，特别是繁荣时期的罗马帝国效仿。
埃及也从大流士大帝的超大型工程中获益。如果说大流士下令修复了坍塌的神殿、筑造了新的恢宏建筑，那么他最具雄心的工程莫过于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挖掘的运河，旨在将伊朗本土与“帝国宝地”连接在一起。事实上，第一条运河是由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前1878—前1855年在位）下令挖掘的，并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约前1304—前1213）统治下继续沿用，随后在某段不确定的时期废弃[7]。大流士主导的这一工程被某些人称为“第一条苏伊士运河[8]”。它于公元前500年开始注水通航，尼罗河沿岸树立的各种花岗岩石碑至今见证着它昔日的存在，如位于培尔—拉美西斯向南200公里处的卡布雷特的石碑，人们可以在上面读到：“当这条运河遵照我的旨意被挖掘完工，如我所愿，大小船只得以从埃及行驶到波斯。[9]”
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是为了促进商业发展，更是着眼于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建造的伊朗舰队如此便可从印度河驶入印度洋，回到波斯港口，接着再驶入红海。很明显，伊朗沙王意欲建设一条海运通道，将今天的印度次大陆与兴旺发达的埃及连接在一起。其宏图伟略可以与今天中国正在兴建的新丝绸之路媲美。
帝国不仅要依靠交通网络发挥影响力，还要通过与其勃勃雄心相匹配的辉煌建筑引人瞩目。大流士秉持这一原则，特意将波斯波利斯建设成为远超帕萨尔加德和苏萨的世界中心和帝国强大实力的一面镜子。这座从远处一望可见的皇城拥有一座露台宽阔、立柱雄伟的宫殿，城市位于平原深处，春季绿树成荫，花香四溢，夏季烈日炎炎。它本身便是世界性的体现，因为这里居住着世界各国的匠人和劳工，他们都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并对其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10]。与希腊的卫城不同，这座城坐落在一块长450米、宽300米的平台上，依山而建。波斯波利斯的建设始于大流士，并在薛西斯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统治下继续进行，前后长达六十年。帝国国库档案中保存的大量泥版也许体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行政管理吹毛求疵和文牍主义的特点[11]”，但它们同时证明了那些男女艺术家、匠人或劳工（在工程量最大时期其人数总计一万五千人）都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帝国行政机构向他们支付薪酬并提供食宿，他们都居住在皇城附近的市区，在那里私人住宅、工坊、商铺、储水点等鳞次栉比。
要进入这座130,000平方米的宫殿，需要经过一条可以骑马攀登的雄伟楼梯，楼梯两侧的墙上雕刻有帝国各民族的形象。沿着楼梯可以进入那名闻遐迩的万国门，对此大流士曾说：“全靠阿胡拉·玛兹达，我建起了这座所有民族的大门。”任何从这扇大门通过的人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一睹展现在他眼前的宽阔广场的真容，如此使万王之王才更富于君主威严，而来访者的附庸身份也同时被强化。位于皇宫中央的广阔平台上的觐见厅是奢华与实力的象征。这座最多可以容纳一万人的恢宏大厅呈方形，每侧长75米，占地5625平方米，由36根高20米的雪松立柱支撑，立柱上镶嵌着金银[12]。就在亚历山大大帝准备将波斯波利斯付之一炬时，曾举办那著名宴会的觐见厅的立柱和房顶碰巧于火灾之前坍塌下来。灰烬将一切都覆盖封存——就像庞贝城，使得下面的石质建筑部分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得以保存，并从19世纪起，在研究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发掘下慢慢重见天日。
正是在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厅里，大帝端坐在他的宝座上，借纳吾肉孜节（即伊朗新年[13]，与春分是同一天）之际，接见帝国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君主和代表。后者向他进献祝福和礼品，并收到大帝回赠的奖赏，自大流士开始铸造发行大流克以后，这些奖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这种货币。在此类节庆活动期间，波斯波利斯作为世界中心，炫耀着它的财富、它精美的艺术，以及最重要的——它强盛的国力[14]。一些学者断言，随后它将陷入沉寂，直到下一年的纳吾肉孜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的活动从不止歇。
这些一年一度的、具有仪式性的庆典将风情迥异的各个民族汇集在一个适于沟通交流的地点，有助于增进帝国的内部凝聚力。
第三个中央集权的要素——除了各国民族自愿、有序的共处——也是作为使帝国和谐稳定的尝试并通常获得成效的，便是大流士的货币政策，然而它却常常被忽视或被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事实上，大流士于公元前512年创立了“大流克[15]”，这一重8.4克[16]、带有大帝人像、纯金的单一货币可以固定汇率与白银兑换。其新颖之处不在于铸造一种货币，而在于确定其重量，在帝国全境统一发行，并规定金银之间的固定兑换率，几个世纪后人们将其称为“完美的金银复本位制”。诚然，大流克并不像我们当代社会中的货币那样自由流通，因为当时的民众大部分都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在日常交换中也更倾向于以物易物。因此大流克通常专门用于整个帝国的商贸交易，在这一领域，它不仅被它所代表的政权强制使用，更凭借其含金量和可兑换性而备受青睐。如此，它用于计算各省应向国库进献的贡赋、帝国对服务提供者和赢得荣誉者给予的回报和赏赐。最后，它还是古代世界诉讼案件中最常被应用的腐败工具。如此，人们推测，它被大规模用于贿赂古希腊政治圈，以收买一些政客并唆使他们叛国，这也是各大帝国自19世纪以来不惮频繁使用的政策和手段。史学家阿卜杜勒·侯赛因·扎林纳—库博提到阿契美尼德人的“黄金武器”并非毫无道理[17]。正因为此，在大流士死后，直至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和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覆灭，其间大流克一直都是帝国的国际参考货币。
正如皮埃尔·布里昂所写的[18]：“这是近东历史上第一次，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中亚到波斯湾和红海，所有疆域都被统一在同一个国家政体内。这个帝国绝非面对一个没落的中央政权之时，多个保持独立的国家在形式上的组合，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政体，并存续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其中最大的悖论是这些波斯人竟在管理他们所征服的领土的同时让极为丰富多样的文化、语言、宗教得以留存。”这种策略和混合体在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甚至在后世的大帝国中都闻所未闻。今天我们会说它是一种让千差万别的实体和民族同生共处的意愿和政策。诚然，万王之王和他的总督们面对叛乱起义从不心慈手软，但此类起义发生的次数极其有限。在这一方面，他们表现出的相对节制也比后世的过度残暴更胜一筹[19]。
对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地域的年轻人无差别的对待政策和教育也体现出一种融合与共处的国家意志[20]，特别是对于希望参军入伍，甚至加入“长生军”（大流士创立的机构[21]）的那些少年。他们五岁就可以加入组织，并必须接受三个月的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其内容以琐罗亚斯德教的训导和居鲁士大帝的生平为基础，旨在使他们效忠万王之王。之后还有三个月的课程，其内容主要是保持身体健康和增强体力。接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训练。在这一系列教学结束后，成绩优异者将得到国王的亲自嘉奖。
在他统治的最后两三年，大流士无法安享自己构建的江山，被迫着手应对“埃及问题”。尽管他已经被埃及民众接纳并加冕为法老，而且根据史学家记载，埃及在他的治理下国泰民安，并重现经久不见的繁荣景象，但人们对旧时代和被废法老的怀念却没有因此消退[22]。一些暴动相继爆发，一个名叫卡比沙的人（可能是利比亚裔）自称法老。混乱的局势逐渐蔓延至昔兰尼加，大流士于是下令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并决定亲自领兵。但他的去世将令这一讨伐计划提前终止。
公元前486年，六十五岁的大流士在三十五年的统治后因病离世。他的遗体经过埃及和巴比伦专家用防腐香料处理后被移入距离他在波斯波利斯王宫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岩石墓穴中，这个位于帝王谷的陵寝共容纳了四座阿契美尼德王室的坟墓。大流士选择将自己的墓建在这个引人冥想的地方，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前往探访。坟墓的石刻浮雕有对他生前功绩的描述，除此之外他还在上面号召他的臣民忠诚、顺从，敦促他的继承者不要向不公正妥协。他将自己塑造成扶弱济贫、对抗权威的形象，并呼唤阿胡拉·玛兹达保佑他的家族和祖国。
伊斯兰革命期间，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命令法官拉萨迪克·哈勒哈利去捣毁波斯波利斯，所幸当时被任命的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23]竟部署军队保护了这座古迹。自那时起，伊朗考古部门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遗址。
大流士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缔造伊朗民族认同的另一个神话，是“居鲁士和大流士子孙”眼中祖国昔日辉煌的象征。
注释：
[1] 参阅Christiane et Jean Palou, La Perse antique,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 3e édition, 1978, p.3。为了直观地展现自己的功绩，大流士以高大的形象出现，一只脚踏在“假冒的巴尔迪亚”身上，身后跟随着两名武装军官，周围另有九名俘虏。
[2] 在过去的欧洲君主制背景下，我们会说：“君权神授。”
[3] 哈桑·克胡博—纳扎尔教授偏向于阿托莎。阿卜杜勒·侯赛因·扎林纳—库博则不做选择。但对于大流士是居鲁士的女婿以及其继承人是居鲁士外孙这一点不存在争议。
[4] 参阅René Maheu et Jean Boissel, L'Iran, pérennité et renaissance d'un empire ,Paris, Éd. Jeune Afrique, 1976, p.189。《以斯帖传》提到了帝国的一个首都苏萨曾有庞大而具有影响力的犹太社群存在的记忆。
[5]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26页）提到了帝国的“自然边界”。
[6] 参阅Pierre Briant, Darius, les Perses et l'empire, Paris, Gallimard, coll. «Découvertes»,1992, p.89—90。伊朗史学家（参阅Abdollah Razi, Histoire complète de l'Iran, Téhéran, Éd.Eghbal, 1982, p.28; 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61页）都赞同这一观点，一些欧洲学者因为受到欧洲神话传说影响太深，对此观点不以为然。
[7] 根据希罗多德的陈述，法老尼科二世曾有意在公元前600年间对运河进行修复，但鉴于成本过高而半途而废。
[8] 参阅Pierre Briant上文引用著作和Abdollah Razi上文引用著作。
[9] 参阅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 A History of Egypt, vol. 3: From the XIXth to the XXXth Dynasties, Boston, USA,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p.366; Barbara Watterson,The Egypti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7, p.186。
[10] 参阅Armin Aréfi, «Quand Persépolis était le phare du monde»,Le Point, 21—28 décembre 2017, n° 2364—2365; Frédéric Garnier, «Persépolis»,Géo-Histoire, octobre-novembre 2017; Yves Bomati, «Persépolis retrouvée»,Revue Grands Reportages, n° 206, mars 1999。
[11] 参阅Pierre Briant,Darius…, p.140。
[12] 作为比较参考，凡尔赛宫的镜厅长73米，宽10米，高12米。
[13] 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库尔德地区也庆祝纳吾肉孜节……
[14] 在1971年10月18日的波斯帝国创建纪念活动中，伊朗士兵穿着古代王朝的服装在伊朗最后一位沙王和全世界国家领导人面前列队走过，以反映伊朗昔日的强盛。
[15] 这个词很明显是对他名字的呼应，但它也令人想起波斯语中“财富”和“财产”两个单词。大流克上铸有大流士的人像，像上他单膝跪地，手持一副弓箭。
[16] 参阅John E. Curtis et Nigel Tallis (dir.), 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7]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71页。
[18] 参阅Pierre Briant,Darius…，上文引用著作，第125—126页。
[19]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一卷，第148—156页。
[20] 1925年4月4日，加州大学亚洲学院院长亚瑟·波普的主题演讲。
[21] 为保护国王而设立、拥有一万名精锐士兵的常备军。这一机构一直延续至阿契美尼德王朝结束，并在萨珊王朝统治下以另一种更小规模的形式重现。萨非王朝的阿拔斯大帝又重建这一部队，随后伊朗总理大臣阿米尔·卡比尔在19世纪为国王纳赛尔丁沙配备了一支类似的私人护卫队。在最后几任沙王的统治下重现后，这一机构被伊斯兰革命废除。
[22] 参阅Abdul Hossein Zarine-Koub，上文引用著作，第161页。
[23] 从1979年2月5日至1979年11月5日任伊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