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乌克兰与波兰之种族清洗

战争结束后，犹太人并非被逐出家园的唯一民族。犹太人也并非暴民、警察、武装民兵的唯一受害者。如果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坚称自己是战争期间的主要受害者，那么，在战争结束后，这种说法就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我所指出的，犹太人的确受到虐待，但在解放后，民族主义暴力的真正焦点开始转向其他少数民族。

我们只要比较凯尔采大屠杀与同年发生在波兰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就足够了。1946年1月底，在斯坦尼斯拉夫·普鲁托上校带领下，波兰第34步兵团的士兵包围了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波兰语Zawadka Morochowska，乌克兰语Zavadka Morochivska），这是波兰东南部萨诺克（Sanok）附近的村庄。村民都是乌克兰裔，而村民的族裔血统就是接下来这宗事件的唯一原因。按照目击者的说法，军队到达此地，预示着一场与战争年代同样血腥的屠杀：

军队于黎明时分抵达村庄。男人们开始逃进树林，逃不出去的人试图在阁楼和地窖里找到藏身之所，但人们无处可躲。波兰士兵到处搜索，确保没有一个地方被遗漏。每当士兵抓到男人，男人就当场被杀；如果士兵找不到男人，他们就殴打妇女和孩子……我父亲藏在阁楼里，波兰士兵命令我母亲爬上梯子找我父亲。这些命令还伴随着枪托的重击。当母亲开始攀爬时，楼梯突然断裂，母亲摔到地上，摔断了胳膊，他们用重重的军靴踢打母亲。我和我四岁的女儿跑到我母亲身边，想要保护我母亲，但士兵开始殴打我和我的孩子。我瞬间失去知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母亲、我的孩子，都已经被杀了，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1]

第二天，乌克兰游击队来到此地，他们发现此地已彻底荒废：“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冒着烟的废墟，还有几个晃动的影子，但那更像是山羊的身影，而不是人的身影。”[2]除了掠夺村庄、盗窃牲畜，波兰士兵还杀害了数十名村民，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孩子。比谋杀更加恶劣的是他们从事谋杀的方式。许多人被活活打死、开膛破肚、扔入火堆。有些妇女被割去乳房，有些妇女被挖眼、削鼻、割舌。按照其中一名参与屠杀的波兰士兵的说法：“我们当中某些人很享受这次屠杀。”[3]

关于这次屠杀，绝大多数史料来自乌克兰方面，他们绝对有兴趣描绘波兰人的残忍，甚至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渲染这桩无可否认的恐怖事件。事情并未由此结束。两个月后，军队回到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通知所有幸存村民收拾行李，穿越国境前往苏联的乌克兰。除了学校和教堂，所有残余建筑都被付之一炬，为了警告村民不得在此停留，又有11名男子被射杀。最终，4月，在更多村民被杀害后，教堂和学校都被毁掉了，所有居民都被集合起来并强行驱逐出境。在这些行动期间，大约56人被谋杀，还有许多人身受重伤。这个村庄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4]

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大屠杀与凯尔采大屠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由军队执行的，而不是由桀骜不驯的暴民执行的。折磨和谋杀波兰犹太人，是反犹主义背景下的普遍现象。这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反犹主义者随意袭击犹太人，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好几名参与凯尔采大屠杀的罪犯都受到了审判，甚至因为其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相比之下，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屠杀乌克兰语居民，则是直接授意于政府政策。军队被调遣至波兰东南部，目的就是清除那里的乌克兰裔居民。与犹太人不同，犹太人仅仅是被“鼓励”逃亡，乌克兰人则是被刻意驱逐，当他们拒绝离开时，要么惨遭杀害，要么被强制驱离。和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一样，如果说军队这次的行动有些过火的话，那么他们总体上没有受到惩罚。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看来，军队成功执行了任务。

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迫害和驱逐少数民族发生于欧洲各地，尤其是欧洲大陆中部和东部。但是，发生在波兰的事件尤为重要，部分是由于波兰是种族清洗最为广泛的地区，也是由于波兰/乌克兰问题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这里爆发的民族主义紧张局势，最终让苏联决定利用民族主义，使其服从于苏联自身的目标，不仅在波兰如此，而且在整个东欧集团都是如此。正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彼此驱逐，为欧洲大陆的种族清洗提供了模板。[5]

然而，在我们真正理解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追溯事情的起因。许多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波兰的种族清洗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大战的后果。波兰人并非心血来潮驱逐乌克兰人：只有大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才让这种激烈的行动变得可欲而且可能。[6]

战争期间，波兰东部边境被入侵了不止一次，而是三次：首先是苏联，然后是纳粹，最后又是苏联。生活在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不同种族群体，对每次入侵的反应都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波兰裔居民既抵抗纳粹也抵抗苏联，并且希望波兰能够恢复到战前的国境线。相比之下，乌克兰裔居民的意见要复杂得多。绝大多数人都害怕并憎恨俄国人，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以残忍的方式统治了苏联乌克兰地区；但许多人欢迎德国人，把德国人视为解放者，起码最初是如此。与此同时，犹太人不知应该相信谁。许多人希望，苏联入侵能够帮助他们摆脱波兰和乌克兰的反犹主义；后来，有人似乎希望，德国入侵能够让他们摆脱苏联迫害。及至1943年年底，当这片地区遭受第三次入侵时，为数不多的幸存犹太人已经对任何外来者丧失信心了，且不论外来者国籍为何。

苏联和纳粹都在挑动这些种族群体彼此敌对。纳粹尤其希望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便镇压其他居民。早在入侵之前，纳粹就已与乌克兰极右翼政治势力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非法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类似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军，热衷于以暴力达成目的。纳粹抛出乌克兰独立的诱饵，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便与纳粹通力合作。在这个声名狼藉的组织中，绝大多数有实力的宗派从未相信德国人的动机，但其他宗派热切盼望被纳粹利用，这既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会满足他们的欲望，也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同样动机不纯。[7]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与纳粹之间，最为可耻的合作方式就是共同铲除犹太人。多年以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一直叫嚣种族纯化，呼吁建立“乌克兰人的乌克兰”，鼓吹革命恐怖的好处。在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尤其是在沃利尼亚（Volhynia）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行径说明，这些口号不仅是说说而已。这些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屠杀，为当地后来所有种族清洗提供了模板。最初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此时变得尤为可能。

1941～1942年，大约1.2万名与纳粹紧密勾结的乌克兰警察杀害了超过20万名沃利尼亚犹太人。作为通敌者，他们参与了这些行动的策划过程。他们对当地居民提供保证，让居民产生安全的错觉。他们会突然包围犹太村庄和居民点，甚至亲手参与屠杀。屠杀犹太人让他们在后来的屠杀中驾轻就熟。[8]

1942年年底，德国人败局初现，这些乌克兰警察纷纷弃职潜逃。他们拿起武器，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新近成立的武装游击队，即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他们利用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技能，对付他们的种族敌人，不仅包括当地残存的犹太人，还包括大批波兰居民。

他们开始屠杀波兰人的地区，其实就是乌克兰警察当年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地区：沃利尼亚。种族清洗从这里开始，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当地有广阔的森林和沼泽，特别适合游击队活动，孤立的波兰社区比其他地区更加容易遭到攻击，但之前的反犹行动也发挥了作用。禁忌已被打破：当地的乌克兰青年男子已经接受过杀人训练，而且对集体屠杀习以为常。1942年年底，当他们开始清洗这个地区时，他们就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

在之后几年的疯狂屠杀中，波兰社区被全部消灭，从老弱妇孺到新生婴儿无一幸免。例如，在1943年复活节一次存心恐吓波兰居民的行动中，奥勒克西塔（Oleksięta）村被付之一炬。[9]在韦索茨科-韦兹纳（Wysocko WyAżne），13个孩子被锁在天主教堂里，然后被活活烧死。[10]在沃拉-奥斯特罗韦茨卡（Wola Ostrowiecka），全体波兰社区居民被集中到当地学校操场。当男人们每五个人为一组，在旁边的谷仓里被砍死时，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学校，学校被手榴弹炸毁，然后被付之一炬。[11]

在普德卡米恩（Podkamień）村，在一场针对偏僻农场和边远村庄的夜袭中，村民们被赶出家门。最初，他们睡在荒郊野地，以免遭到突然袭击，最终，他们在当地的修道院里寻求庇护。然而，1944年3月12日，就连修道院也被乌克兰起义军包围了。除少数人跳窗逃生外，全体社区居民，包括僧侣，都被杀害了。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修道院周围，以此警告其他波兰社区，如果他们留在此地，这就是下场。[12]

这里列举的只是少数例子，1943～1944年，数以百计的波兰村庄遭到种族暴力的波及。按照波兰、德国、苏联的史料，乌克兰游击队热衷于对其受害者实施斩首、钉十字架、肢解、开膛破肚，经常有意展示尸体，企图以此恐吓残存的波兰社区。他们烧毁住宅和教堂，夷平村庄，抢走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这种事情发生在波兰东部和乌克兰西部。任何乌克兰人试图保护其波兰邻居，都将一同被杀。[13]

即使在乌克兰起义军的报告中也提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像消灭犹太人那样彻底消灭波兰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乌克兰起义军其中一名总指挥德米特罗·克利阿查基夫斯基（Dmytro Kliachkivs’kyi）建议其下属各级指挥官，“杀掉所有16岁至60岁的（波兰）男性居民”，而且命令道，“森林里面和森林附近的村庄，应该被夷为平地”。扎韦克霍斯特（Zavykhost）地区的指挥官尤里·斯捷利马修克（Iurii Stel’mashchuk）承认，他曾经接到一条命令：“在乌克兰所有西部省份，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波兰居民。1943年8月，为了执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下达的命令，由几支乌克兰起义军部队组成的队伍，屠杀了超过1.5万名波兰人。”[14]

作为应对措施，有些当地波兰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以求自我保护。波兰地下组织也开始减少对德国占领者的抵抗，以便把资源用于保护波兰社区，使其免遭乌克兰起义军的侵害。有些沃利尼亚波兰人转而向德国人求职，希望在成为警察后有机会复仇。（德国人显然非常乐意招募他们，新一轮通敌浪潮由此产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招募警察是为了对以前的通敌者大开杀戒。）1944年，当苏军抵达时，许多波兰人加入苏联红军或者苏联内务部，这一次同样是为了复仇。乌克兰村庄被纵火焚烧，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农民被杀，这就是对乌克兰起义军所作所为的种种报复。[15]

顺理成章的，这些报复行动又成为乌克兰游击队攻击波兰人和波兰村庄的理由。形势就此陷入恶性循环。战争最后几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整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内战。战火从沃利尼亚蔓延到加里西亚和波兰中部。波兰人与乌克兰人彼此屠杀，彼此焚烧对方的村庄，其热情远远超过他们对德国或苏联占领者的反抗。法尔德玛尔·洛特尼克（Waldemar Lotnik）当年是波兰游击队员，他对这种冲突有出色的描绘：

前两天晚上，他们杀了我们7个人，当晚，我们就杀了他们16个人……一周以后，乌克兰人开始报复，他们彻底抹掉了一个波兰居民点，他们放火烧屋，杀死那些未能逃走的居民，强奸落到他们手上的妇女……我们还以颜色，袭击了一处更大的乌克兰村庄，这次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杀了女人和孩子……乌克兰人再次报复，他们摧毁了一处有500名波兰人的村庄，折磨和杀死所有落到他们手上的人。我们再次还以颜色，摧毁他们两处更大的村庄……战斗步步升级。每次都有更多居民被杀害，更多房屋被烧毁，更多妇女被强奸。男人们很快变得残酷无情，仿佛除了杀人放火，他们什么都不会做。[16]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回顾本章开头描述的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屠杀事件。当我们孤立看待这桩事件时，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这是冷血的罪行、完全是波兰人的罪行、以种族清洗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当我们把时间尺度略为放宽，就会发现，参与屠杀的部队，本身就是前一天乌克兰起义军游击队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这样屠杀事件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冷血了。[17]当我们把时间尺度更为放宽，就会发现，某些卷入屠杀的人，其实是发生在沃利尼亚的波兰人与乌克兰人内战的退役老兵，复仇行动的动机开始变得更加明确。[18]这种背景叙述不是为了给发生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的屠杀事件辩护，或者为1946年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其他乌克兰裔村庄的袭击事件辩护，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屠杀事件的来龙去脉。

即使按照最为保守的估计，也有大约5万名波兰平民在沃利尼亚被乌克兰游击队杀害，还有2万～3万人在加里西亚被杀害。总体而言，在遍及边境各地的内部冲突中，有高达9万名波兰人被杀害。乌克兰人的死亡人数也是成千上万，但由于波兰人并未带着种族灭绝的明确计划参与冲突，乌克兰人被杀的人数远远少于他们杀人的人数，也许总共为2万人。[19]与许多其他地区的战时欧洲史相比，这些数字可谓充满争议，而且波兰与乌克兰两国历史学家的争议主题转移到了谁才更有资格自称为受害者上。一方面，绝对数字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知道发生了一场暴力内战，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这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数字又无比重要，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地重新崛起的氛围中。乌克兰人自然不愿意承认，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开启了这个暴力循环，他们企图缩小波兰人的死亡人数，有时不惜篡改数字。然而，某些波兰人也把统计学视为再现内战历史的武器。[20]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不大可能就数字达成任何共识，而我所给出的上述数字，已经是目前最为不偏不倚的估计了。

1944年，当苏军再次进入乌克兰和波兰时，他们发现种族冲突的严重程度已经足以引起警惕了。当时战争还在继续，苏军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混乱状况干扰苏军补给线。由于乌克兰起义军已经开始袭击苏军部队，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局面。

苏军的应对方法非常简单：如果不同族群无法在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那么他们应该被隔离开来。这种隔离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波兰人应该生活在波兰，乌克兰人应该生活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双方的边界将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旧波兰国界：边界将向西移动，因此绝大部分乌克兰人眼中的“西乌克兰”地区将会与“东乌克兰”地区重新统一。这样做不仅能够扩充苏联领土，而且能够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釜底抽薪，因为正是苏联将乌克兰人奋战而不可得的东西给了乌克兰人。任何生活在国界东面的波兰人都将被赶回波兰；同样，生活在国界西面的乌克兰人都将被“遣送回国”。

在当时，如果说这是一个带有争议的解决方案，那也未免太过轻描淡写了。对于暂居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来说，将乌克兰/波兰国界如此往西推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苏联提出的国界曾经是所谓的寇松线（Curzon Line），这相当于把等同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面积总和的波兰东部国土割让出去。波兰城市利沃夫将会授予乌克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将会给予白俄罗斯，而维尔诺（今天的维尔纽斯）将会移交给立陶宛。承认这条国界，等于接受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的结果。

西方盟国表面上也反对这个解决方案。丘吉尔和罗斯福此前都已表示愤慨，难以接受任何苏联控制上述领土的建议。[21]然而两位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根本不可能反对苏联的计划，因为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地区。两位领袖都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挑战斯大林。当美国驻波兰大使建议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站稳立场时，罗斯福冷冷地说：“难道你想让我跟俄国打仗吗？”[22]

早在1943年11月，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首次与斯大林会晤时，他们就表示不会反对斯大林把波兰东部边境并入苏联的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并不拐弯抹角，他试图说服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接受这个既成事实，这个米科瓦伊奇克断然无法接受的既成事实。然而，罗斯福还有更多的盘算，他并未表明立场，直至一年后竞选连任，因为他还要指望数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支持。1945年2月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最终击碎了波兰人的希望，三巨头正式发出联合声明，波兰东部边界应该遵循寇松线划定。[23]

这个过程的可悲之处在于，由始至终都没有咨询过波兰人的意见。甚至在德黑兰会议的交易敲定之后，也没有咨询过波兰代表团的意见。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英美两国出卖了波兰。1941年，当丘吉尔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时候，他们曾经承诺永不支持任何“违背民众自由意志”的领土变更。由于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同意了苏联的要求，丘吉尔与罗斯福都明确背弃了这个承诺。英美两国的保守派也有同样的感觉。美国驻波兰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公开表示，这是向斯大林“投降”，这是“绥靖”政策，一如战争爆发前对希特勒的绥靖，是对美国的波兰盟友的“背叛”。[24]在英国，工党议员约翰·里斯·戴维斯（John Rhys Davies）在下议院尖锐抨击道：“我们怀着伟大的动机和高尚的理想开始这场战争。我们发表了《大西洋宪章》，然后又唾弃它、践踏它、烧毁它，正因如此，《大西洋宪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25]

人们很少会考虑到，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国界变更对当地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被视为斯大林权力范围内的事务，而不是西方盟国能够插嘴的事务。实际上，随着苏联势力渗透到这个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按照惯常的做法展开逮捕和驱逐行动了。但斯大林仍然谨慎从事，在《雅尔塔协议》签署之前，尚未开始全面驱逐波兰人。

在苏联看来，这是全新的事态。苏联早就懂得如何按照民族成分把一个地区的全体居民流放到另一个地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各个民族群体就像是国际象棋的棋子，在棋盘上被移来移去。[26]最近一次迁移是在1944年5月，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当时克里米亚还不属于乌克兰）。[27]然而，到此时为止，这种流放总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非出于纯粹的种族原因。而且，这种流放只是在苏联领土内进行，苏联从未试过把某个少数民族逐出苏联国境。因此，发生在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人口交换，反映了苏联政策的显著变化。[28]

1944～1946年，大约782582名波兰人被赶出苏联乌克兰，重新定居在波兰。此外还有231152人被赶出白俄罗斯，169244人被赶出立陶宛，三者合计总数将近120万人。[29]许多人是在当局的骚扰下被迫离开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紧接而来的种族暴力而自愿离开的，暴力浪潮从1945年开始，持续到1946年。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苏联与乌克兰起义军似乎在通力合作，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例如，1945年7月，玛丽亚·约瑟夫维斯卡（Maria Józefowska）及其家人被迫离开捷尔沃诺哥罗德（Czerwonogród）村，因为乌克兰起义军已经把村庄烧成了平地。紧随在袭击后，苏联当局提供了一组特殊列车，把他们运出乌克兰，运到波兰加里西亚的雅罗斯瓦夫（Jarosław），仿佛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逃生机会。[30]

在苏联的允许下，波兰人同样将48.2万名乌克兰人“遣返回国”，绝大多数来自波兰东南部的加里西亚。[31]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大屠杀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典型地显示了其实施过程的血腥与残忍。又一次，波兰政府的正式行动伴随着民族主义团体和地下组织“波兰本土军”（Home Army）的非正式行动。他们针对无辜平民实施暴行，甚至针对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平民。例如，兰克人（Łemkos）是一个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贝斯基德（Beskidy）山区的种族群体，他们与乌克兰并无历史渊源，更加与民族主义扯不上关系，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与其他说乌克兰语的居民一起被驱逐出境。当地首领试图解释乌克兰人与兰克人的差别，但波兰人对他们的解释充耳不闻。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某些乌克兰人和兰克人转而寻求乌克兰起义军的保护以抗拒驱逐。波兰加里西亚地区的乌克兰起义军，不像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起义军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乱开杀戒，但也难免会谋杀、折磨、肢解敌人。当时一位退役的波兰士兵亨里克·扬·梅尔卡里克（Henryk Jan Mielcarek）满怀悲愤地写道，他的战友们被乌克兰起义军游击队殴打致死，战友们要么被挖眼割舌，要么被绑在大树上等死。[32]但考虑到没有人对自己施以援手，许多乌克兰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这种游击队，或者起码支持这种游击队。乌克兰起义军在加里西亚越来越受欢迎，结果只造成如下局面：波兰军队和波兰当局更有理由驱逐乌克兰社群。

1945～1946年，波兰人发动的“遣返回国”行动虽然同样残酷，但最终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然而，他们还遇到一个主要问题：及至1945年年底，有些已经离开波兰的乌克兰人又开始自愿回到波兰。许多人发现，尽管在波兰生活日子也不好过，但在乌克兰生活比在波兰还要难过得多。乌克兰不仅比波兰东南部要落后得多，而且在战争期间多次易手的乌克兰道路也崎岖难行。更为糟糕的是，苏联并不允许太多波兰乌克兰人定居在他们想要“回归”的地方：为了防止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问题步步升级，超过75%的波兰乌克兰人将会被安置到苏联其他地区。结果，1945～1946年，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返回了波兰，并告诫其他村民不要前往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乌克兰人抗拒驱逐，尽管他们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暴力种族主义袭击，他们也不为所动。[33]

1946年年底，波兰当局忍无可忍，决定把所有说乌克兰语的居民彻底驱逐出境。随着遣返行动临近尾声，苏联关闭了乌克兰与波兰的边界。这并不符合波兰当局的心意，因为他们估计波兰境内还有大约7.4万名乌克兰人在逃避遣返。实际上的人数要多得多，大约20万人仍未被遣返。波兰政府请求苏联适当延长遣返期限，但没有收到答复。[34]

考虑到已经不可能再驱逐更多的乌克兰人，人们可能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或许随着乌克兰起义军的恐怖活动逐步停止，波兰政府也会对留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兰克人感到放心。开始于1947年年初的波兰国内人口迁移也许会被搁置，绵延了好几个世纪的加里西亚乌克兰文化也许会得以保留。也许吧。

然而，这种想法纯粹是一厢情愿，因为波兰人与乌克兰语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始终未见缓和，实际还在升级。1947年3月28日，爆发点终于到来，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Karol Świerczewski）将军被乌克兰起义军刺杀。这桩刺杀事件将会给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将会成为全面镇压行动的理由。刺杀事件发生的次日，波兰军官开始公开谈论“在波兰东南部边境彻底消灭残余的乌克兰裔居民”。[35]波兰行政机关立即对这个地区再次发动清洗，以彻底铲除所有残余的乌克兰语居民。

这次行动被称为“维斯瓦河行动”（Operation Vistula）。行动目标不仅是清剿波兰境内的乌克兰起义军，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最终解决”乌克兰人问题。[36]

1947年4月底维斯瓦河行动开始，一直持续到夏末。行动目的不仅是“清剿乌克兰起义军”，而且是配合国家遣返部门，执行“疏散行动，将所有具备乌克兰民族属性的居民，从东南部迁移到西北部，尽可能分散安置”。有些历史学家声称，行动目的仅仅是去除乌克兰起义军的社会基础，但这些历史学家都忽略了如下事实：国家安全部门明确声明，在国内进行种族清洗是一项公开的、专门的任务。[37]

行动目的是在国内根除所有残余的乌克兰语居民，直至最后一个男人、女人、孩子，甚至波兰-乌克兰混血家庭也未能幸免。这些人只有几个小时收拾行李，然后就被带到转运中心进行登记。从这里出发，他们会被转运到波兰西北部的各处居民点，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但此时已成为波兰领土。理论上，家庭成员会被整体迁移，实际上，所有人在登记时会被分配到一个号码。就这样，分开登记的家庭成员，经常会被送到相隔遥远的市镇和乡村，除非他们能够说服（或者贿赂）政府官员，让他们一家团聚。理论上，家庭成员允许带走衣物和财物，甚至带走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便维持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收拾细软，经常被迫把贵重物品遗弃家中，最终落入波兰裔邻居的手中。许多人还抱怨，在迁徙之路上受到不守纪律的兵痞和当地人组成的盗匪的抢劫。

这种把整个村庄包围起来，进而把全体村民赶走的做法，在欧洲大陆已是见惯不怪，战争让这种做法变成惯例。及至1947年，驱逐乌克兰人的特别行动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年。实际上，迁徙的规模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与我在下一章提到的、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驱逐德裔的行动相比，驱逐乌克兰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驱逐乌克兰人的行动与所有其他行动的区别在于其目的：波兰当局不仅要驱逐这个种族，而且还要强迫这个种族完全放弃独立的民族属性。乌克兰人被迫改变说话方式、衣着方式、礼拜方式、教育方式。波兰当局不再允许他们成为乌克兰人或者兰克人，“因为他们要我们都变成波兰人”。[38]

最近对说乌克兰语的波兰人所做的采访，清楚揭示了整个过程有多么痛苦。安娜·克利马斯（Anna Klimasz）和罗扎利娅·奈杜克（Rozalia Najduch）是兰克人，她们被赶出了加里西亚的贝德纳卡（Bednarka）村，最痛苦的莫过于驱逐本身，尤其是波兰裔邻居的行为。当地的波兰人并没有支持或者帮助他们，似乎只想赶走他们，甚至早在他们离开之前，波兰人就已迫不及待地抢夺他们的房屋和财产。拒绝盗贼入屋的村民遭到殴打，有些村民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盗贼洗劫自己的房屋。有盗贼甚至从村民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车里拿东西，边拿边说：“这个就别带了，那个也别带了，反正你都用不着了……”[39]

对于其他人来说，最为压抑的时刻，莫过于被赶出村庄以后在破旧的转运营地里漫无目的地等待的那段日子。这段日子可以持续好几天，甚至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奥尔加·兹达诺维奇（Olga Zdanowicz）是来自加里西亚格拉兹奥瓦（Grąziowa）的乌克兰人，她被迫在特里茨阿涅克（Trzcianiec）的露天营地里睡了三个星期。[40]来自贝德纳卡的村民被迫在扎戈尔扎尼（Zagórzany）营地待了两个星期，而且同样是风餐露宿，除了随身携带的食品，他们几乎没有东西可吃。罗扎利娅·奈杜克只能偷取当地农民的饲料喂养自己的牲畜。安娜·谢夫奇克（Anna Szewczyk）和米科瓦伊·索卡茨（Mikołaj Sokacz）还记得，他们只能睡在牲畜栏旁边的行李车下面，以此遮风挡雨。[41]在此期间，所有流放者还都要受到波兰官员的盘问，这意味着由于他们的民族属性，他们都洗脱不了乌克兰起义军恐怖分子的嫌疑。

正是在转运营地，那些最有可能卷入游击队活动的嫌疑人会被逮捕。对于这些人来说，压抑的迁徙变成了可怕的噩梦。他们会被送到监狱和拘留营，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亚沃日诺（Jaworzno），它曾经是纳粹设立的拘留营，此时已被波兰当局接管。在这里，他们会被殴打、被抢劫，还要忍受饥饿、疾病、虐待。其中一名营地指挥官，就是恶名远扬的所罗门·莫雷尔，在调任此处之前，他曾经在兹哥达主管一处关押德国人的营地（见第十二章）。一如在兹哥达，看守虐待成性，犯人饱受折磨，看守把犯人吊在管子上，用针扎犯人，用各种液体灌进犯人的口鼻，用铁棍、电线、枪托以及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刑具殴打犯人。在亚沃日诺的乌克兰人附属营地，有161名犯人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有5名犯人死于斑疹伤寒，还有2名妇女自杀。[42]

与此同时，大多数乌克兰人准备踏上迁徙之路。朋友和熟人被分开，并且和他们的牲畜一起被装上火车，平均每四个家庭及其牲畜被装进一个车厢，然后前往昔日的德国省份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地方都在波兰的另一边。尽管这趟旅程不像前往亚沃日诺那样充满磨难，但也要经历短暂的恐慌时刻，因为火车在奥斯威辛穿行好几公里。旅程可以长达两周，在此期间，流放者早已变得蓬头垢面、满身污秽，而且饱受虱子叮咬。[43]

在经历过旅途中所有不确定和不舒适后，到达新的未知土地的时刻总算是令人略感宽慰。之后的流程大抵如此：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目的地，而且在到达目的地后，要向当地的国家遣返部门报告。他们会分配到一处房产，有时房产分配由抽签决定。由于这些房子是被以前的德国主人遗弃的，因此里面应该家具齐全，也就是说，乌克兰人和兰克人那些旧家当都可以丢弃，毕竟新家里面有新家具。然而，实际上，任何有用的、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或者早已被腐败的官员据为己有。及至1947年，所有最好的房子都已经被迁居此地的波兰人占有，只剩下那些废弃的房屋、空荡的公寓以及土壤贫瘠的破败农场。到达此地的家庭，通常会离开他们被指派到的地方，然后在乡间游荡，寻找更好的土地。[44]

欢迎仪式也说不上热情洋溢。由于迁移这些人的目的就在于拆散他们的社区，因此，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家庭不会被分配在同一个片区。实际上，通常只有小家庭才允许生活在一起，大家庭则会像整个社区一样被拆散。因此，在绝大多数个案中，这些家庭都被完全孤立，没有任何土生土长的社区成员支持他们。更为糟糕的是，他们通常会发现，周围的人们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极为鄙夷。许多波兰人刚刚从沃利尼亚以及苏联乌克兰其他地区迁居此地，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家乡的野蛮内战中死里逃生，因此，这些波兰人最不愿意与乌克兰人成为邻居。有些在维斯瓦河行动中被驱逐的乌克兰人提到，自己在重新定居的城镇里被波兰人殴打，有些人干脆避之则吉，几乎所有人都很难找到工作、很难交到朋友。

针对乌克兰人的偏见无处不在。米科瓦伊·索卡茨还记得自己被民兵逮捕和殴打，民兵一口咬定他是乌克兰起义军的成员。他别无选择，只能坦然接受，正如他所说的：“兰克人就只有挨打的份儿。”那些被送到亚沃日诺的人还记得，当地人向他们扔石头、吐口水，因为他们被认定为希维尔切夫斯基将军遇刺的罪人。[45]特奥多尔·谢夫奇克（Teodor Szewczyk）无意中听到正在雇用他的波兰小农场主说道：“我才不会给狗娘养的乌克兰人付工钱！他们有口饭吃就够了。”[46]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可谓同病相怜，但他们彼此帮助甚至简单交往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官方对乌克兰起义军充满戒心，干脆出台规定，禁止超过一定数量的说乌克兰语的人相互聚集。任何人对别人说乌克兰语，一旦被发现，都会自动成为阴谋活动的嫌疑人。东正教堂和联合教堂都被查封，乌克兰人只能在说波兰语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要么就不要做礼拜。

由于维斯瓦河行动的要点在于把乌克兰人吸纳进波兰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孩子特别受到当局的关注。所有孩子被迫在学校里说波兰语，乌克兰文学被禁止。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如果被发现说乌克兰语，轻则受到斥责，重则受到惩罚。他们经常被迫接受天主教培训，而且每个孩子都要接受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例行教育。任何与波兰官方不一致的身份认同，都在禁止之列。[47]

然而，尽管如此，同化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同学会让他们无法忘记自己不是波兰人。同学们取笑他们的口音，捉弄他们，甚至有时欺负他们。“乌克兰”孩子不会被邀请到波兰孩子家中做客。他们与同学不同，他们被其他孩子孤立，这让他们的处境非常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德国”孩子。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但在挪威有类似的研究，有理由假定，这些孩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更加焦虑、更加压抑、更加沮丧。他们甚至比挪威的德国孩子更加悲惨，时至今日，许多乌克兰人再次公开表示自己是波兰社会中一个格格不入的群体，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可能想象不到今天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种共同的经历，让所有这些人，数百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渴望回到“家乡”。[48]然而，这是被严令禁止的。那些设法回到加里西亚村庄的人，要面对愤怒的民兵，要面临暴力和监禁的威胁。对于其他人来说，回家也毫无意义。那里已经没有他们成长的社区，那些村庄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理想家园。多年以后，奥尔加·兹达诺维奇曾经设法探访格拉兹奥瓦，但她在那里一无所获：“村庄已经被烧掉了，那里什么都没有了。”[49]

1947年发生在波兰的种族清洗，不能被视为孤立的事件。这是多年内战的结果，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西部开始，种族暴力持续了超过七年。种族清洗的祸根，从纳粹屠杀波兰犹太人开始便已种下，尤其植根于发生在沃利尼亚的大屠杀，还植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通敌期间的暴行。战争结束后，波兰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得到苏联的明确支持，但在此之后，迁徙和同化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其实是波兰人的自发行为。维斯瓦河行动，其实是种族战争的最后一步，这场种族战争由希特勒发动，由斯大林继承，由波兰当局完成。

及至1947年年底，波兰境内已经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讽刺的是，这种局面最早是由乌克兰人造成的，与其邻国相比，波兰的种族成分要单一得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信奉的“乌克兰人的乌克兰”从未变成事实，尤其是在乌克兰东部，即使是在西乌克兰忙于与波兰交换人口的时候，乌克兰境内还是有大量波兰和犹太少数民族。相比之下，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波兰人的波兰”已经从理想变成事实。

短短数年间，数百年来的文化多元性就被摧毁，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五步。第一步，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是纳粹在波兰反犹主义的协助下完成的。第二步，波兰折磨回国的犹太人，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的，这种做法导致犹太人全部逃离波兰甚至欧洲。第三步和第四步，在1944年至1946年间，驱逐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在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期间，同化乌克兰人和兰克人。

波兰种族拼图的最后一块，即我尚未触及的那一块，是驱逐德裔。这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类似行动，共同构成了下一章的主题。

[1] Anonymous witness，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p.15-16。另可参阅Misiło，Eugeniusz（ed.），Repatriacja czy deportacja？：Przesiedlenie Ukraińców z Polski do USSR 1944-1946（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6-9），vol.II，pp.24，31，39，43；以及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

[2] Anonymous witness，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p.16-17。

[3] Testimony of 2nd Lieutenant Bronisław Kuzma，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21。

[4]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列出了70个名字，但其中有些人伤势痊愈，参阅pp.18，19，31-2。

[5]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82-7.

[6] 如可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esp.pp.177，200。Gross对战后反犹主义有相同观点，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260-61。

[7] 关于斯捷潘·班杰拉（OUN-B）的追随者与安德烈·梅尼克（OUN-M）的追随者之间的复杂分歧，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4-8；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7-8，141-4。

[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8-62.

[9] Testimony of Jan Szkolniaki，AWK II/2091.

[10] Testimony of Mirosław Ilnicki，AWK II/3327.

[11] 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89.

[12] Testimony of Mieczysława Woskresińska，AWK II/2215/p.

[13] 如可参阅testimonies in AWK：II/36，II/594，II/737，II/953，II/1144，II/1146，II/2099，II/2110，II/2353，II/2352，II/2451，II/2650，II/2667。关于德国、苏联以及波兰的报告，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9-70 and related endnotes。

[14] Kliachkivs’kyi and Stel’mashchuk，引自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6。

[15] 如可参阅the massacres of Ukrainians in Piskorowice，Pawłokoma and Wierzchowiny by Polish militias：Misiło，Eugeniusz（ed.），Akcja ‘Wisła’（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3），p.13；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93；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7。

[16] Lotnik，Waldemar，Nine Lives（London：Serif，1999），pp.65-6.

[17] Testimony of Bronisław Kuzma，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21。

[1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

[1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87-8；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205.另可参阅Siemaszko，Władisław and Ewa Siemaszko，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2 vols.（Warsaw：Wydawn. von borowiecky，2000），vol.II，pp.1038，1056-7；以及Siemaszko，Ewa，‘Bilans Zbrodni’，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nos. 7-8（July-August 2010），p.94。关于其他更为夸张的统计数字的破绽，参阅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p.90-91。

[20] 如可参阅Siemaszko and Siemaszko，esp.Professor Ryszard Szawłowski’s introduction，pp.14-20，1095-1102。另可参阅Tsaruk’s questioning of their figures，Tsaruk，Iaroslav，Trahediia volyns’kykh sil，1943-1944 rr.（Lviv：I. Krypiakevych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2003），pp.15-26。

[21]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222，236.

[22]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66.

[23]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236；and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p.55-88.

[24]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p.84-8.

[25] House of Commons debate，1 March 1945，Hansard，Series 5，vol.408，col.1625.

[26] Conquest，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from Nicholas Ⅱ to Putin（London：Penguin，2003），pp.133-4.

[27] 参阅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esp.pp.79-107。

[2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82-7.

[2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87.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47，提供了810415人被逐出乌克兰的更高数字。

[30] Testimony of Maria Józefowska，AWK II/1999.

[3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47.

[32] Testimony of Henryk Jan Mielcarek，AWK II/3332.

[33]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如同样可参阅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of Anna Klimasz and Rozalia Najduch，AWK I/344。

[34]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6；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1.

[35] Wacław Kossowski，引自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6。

[36] Misiło，Akcja “Wisła”，doc.42：Radkierwicz and Żymierski memo dated 16 April 1947，outlining “Special action‘East’”，p.93.

[37] Misiło，Akcja “Wisła”，doc.44，pp.98-9：Office of State Security document dated 17 April 1947.Ryszard Szawłowski否认在维斯瓦河行动中存在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参阅his introduction to Siemaszko，Władisław and Ewa Siemaszko，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2 vols.（Warsaw：Wydawn. von borowiecky，2000），pp.15，1096。

[38] Rozalia Najduch，interview，1990，AWK I/344.

[39] Anna Klimasz and Rozalia Najduch interview，1990，AWK I/344.

[40]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

[41] Anna Szewczyk，Teodor Szewczyk and Mikołaj Sokacz interview，1990，AWK I/790.

[42] 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p.19-22.

[43]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那些被送往亚沃日诺的人也在奥斯威辛被拦截下来，参阅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6。

[44] 参阅the testimony of former repatriation official Leon Dębowski，AWK II/457。

[45] 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7.

[46] Anna Szewczyk，Teodor Szewczyk and Mikołaj Sokacz interview，AWK I/790.

[47] According to Anna Klimasz，AWK I/344.另可参阅Karolina Hrycaj，typescript，AWK II/3404。

[48] 关于“家园”如何成为难民近乎神圣的理想化概念的杰出分析，参阅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esp.ch.7。

[49]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