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

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

战后初期的复仇行动,受到了许多责难,但鲜有人研究。我们现在可以用各种方式谴责复仇,但我们同样应该承认,复仇有几个目的,并非全然消极。对于胜利者来说,复仇等于强调德国及其合作者的失败,并且毫无疑问地执掌了战后权力。对于希特勒的受害者来说,复仇恢复了某种道德平衡感,尽管复仇要以放弃道德制高点为代价。对于整个欧洲社群来说,复仇起码宣泄了人们自纳粹统治以来形成的挫败感。

复仇行动无疑给个人和社区带来一种感觉,即他们不再是被动消极的旁观者。无论孰是孰非,暴民在布拉格街头私刑处死德军士兵,在米兰街头私刑处死黑色旅成员,这都让其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不仅狠狠打击了法西斯主义,而且凭借自己的双手夺回了权力。同样,数百万名在德国拘留营被释放的奴工,通常喜欢到德国人家中盗窃食物和财物,偶尔还虐待当地的德国家庭。多年以来,他们备受饥饿和虐待,他们将盗窃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欧洲某些地区,人们对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关早已丧失信心,通过复仇,起码能让人们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正义尚有可能。在欧洲其他地区,不太暴力的复仇形式也被认为有助于社会团结。在西欧,最为普遍的复仇形式就是剃光妇女的头发,这在当时被认为有助于减少暴力,有助于曾被占领的市镇和乡村重新获得自豪感。尽管我们现在认为这些事件应受谴责,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事件能够团结社区,起码让社区感到安全。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容忍复仇,但如果未能承认这些事实,我们将永远不可能适当理解,在这个混乱时期,在暴力驱使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仇始终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成为政治上踢皮球的道具。最为形象的做法是反复使用伪造的统计数据。种种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描述,既来自战后真正受苦受难的人群,也来自某些想从苦难中捞取资本的群体。例如,法国右派作家数十年来总是声称,在解放时和解放后,超过10万名通敌嫌疑人被抵抗组织谋杀,这个数字基本等同于战时被杀害的抵抗者。被杀通敌者的真实数字可能只是这个数字的1/10,而且只有一两千人真正死于报复性袭击。法国右派实际上是企图转移视线,以让人们不再注意他们战时的角色,甚至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捏造这些数字。

同样,战争末期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也经常夸大发生在东欧的著名暴行。他们声称,在奥西希(Aussig)有2000名平民被杀害,在兰姆斯多夫拘留营有6500人被杀害(实际上,这两个数字分别可能是100人和1500人)。类似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样的字眼也频频被使用,试图以此强调德国人也是受害者。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反复陈述最为耸人听闻的故事,尽管许多都是道听途说。这种夸大毫无必要,而且产生了反效果:真实的数字、确切的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恐怖,不必人为加以渲染。

对于我们的普遍质疑,历史学家有时也拿不出求证的办法,这既因为缺乏可靠的资料来源,在某些案例中还因为夸大数字恰好迎合我们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是困扰战后历史的问题,正如这也是二战历史本身的问题一样。(再举一个例子,今天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都声称194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死者多达10万人,尽管在过去10至15年间最为权威的资料早已公布,包括2009年德国政府委员会的纪录,都记载死亡人数大约是2万人。)这些夸大的数字,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还会反复出现。

然而,如果说某些人夸大了战后复仇的范围,那么,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许多犹太人就指出,复仇实际上并不普遍。拜赖克·奥布乔夫斯基(Berek Obuchowski)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出来后说道:“我们不能复仇,否则我们就与他们毫无差别,在所有幸存者当中,我怀疑到底有没有5%的人对德国人复仇。”[1]即使在当时,犹太人也已经明确宣告,不寻求复仇。1945年5月,扎尔曼·格林贝格(Zalman Grinberg)医生在达豪向参加集会的犹太同胞发表演讲,他说道:“如果我们复仇,就意味着我们掉进过去10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深渊。我们不能屠杀妇女和儿童!我们不能焚烧数百万人!我们不能饿死数十万人!”[2]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复仇曾经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在欧洲许多地区,普通士兵、游击队员、被释犯人都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法治仍然存在。例如,在挪威和丹麦,战后很少发生暴力事件。但即使在这些与南欧和东欧相比更少受到物质和精神伤害的国家,还是发生了复仇,尤其是针对与德军士兵上床的妇女的复仇。实际上,尽管这是相对温和的复仇形式,但这仍然是复仇。

同样,与战后欧洲其他群体相比,犹太人在复仇方面也许更少犯下罪过。但那些选择复仇之路的人,也同样衷心承认,他们在拿自己的生命和无辜者的生命冒风险。实际上,格林贝格医生在达豪演讲中再三强调这一主题,正好反映了在犹太人当中复仇渴望多么强烈。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渴望在达豪被付诸行动,营地犯人和美军士兵都参与其中。

犹太复仇行动仍然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果断放弃复仇诱惑,原因一如格林贝格医生在演讲中阐明的,犹太人不想陷入纳粹党徒的道德泥潭。然而,时至今日,犹太人对复仇行动轻描淡写,理由却略有不同:他们担忧世人会误解他们的行动。持有其他信仰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犹太人对自身形象的担忧。数百年来,犹太人饱受反犹歧视以及犹太阴谋论之苦,1933~1945年纳粹煽动的仇恨情绪只不过是这种痛苦的顶点,可想而知,犹太人只想避免任何无谓的争议。研究表明,无论何时引发任何争议,如关于以色列问题,欧洲各地传统的反犹主义就会迅速沉渣泛起。在2006年,当以色列在南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后,犹太人马上就受到疾风暴雨般的袭击。[3]

因此,毫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记者约翰·萨克(John Sack)发表的关于犹太复仇行动的著作在犹太社区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犹太社区更是一片哗然。萨克采访了好几位在战后波兰拘留营系统中颇有名气的犹太人,他们承认自己折磨过德国犯人。萨克的著作尽管风格耸人听闻,但有档案证据支持,而且所有访问都已录音并且公之于世。然而,萨克的经纪人拒绝推荐这本书,萨克的美国出版商,尽管已经对萨克支付了版税,最后还是决定取消出版计划。同样,一本已经购买连载版权的杂志,最终还是在出版前两天抽回了萨克的文章。尽管萨克自己就是犹太人,但他还是被指控在出版物和电视上否认反犹主义和大屠杀。萨克的著作在欧洲也引起了类似争议,他的波兰出版商因害怕此书滞销而取消了出版计划,他的德国出版商也类似,收回销毁了6000套已经印刷的复本。尽管如此,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得到了其他具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的反复认可。

对于任何历史学家来说,承认战后复仇都非常令人不快,即使不涉及民族情绪或宗教情绪,这个话题都很容易得罪其他人。首先,人们担心如果复仇被视为报复行动,那么,这就等于历史学家部分认可其合法性。例如,如果苏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被形容为报复行动,那么,强奸就变得情有可原,甚至理所当然。以此类推,德国妇女跟德国男人一样,构成纳粹政权的一分子,那么,被强奸也是她们咎由自取。这是当时许多苏联人的说辞。

相反,如果复仇行动被描述得如此恐怖,就会掩盖背后的原罪:援引同样的例子,在现代读者看来,发生在德国境内的集体强奸如此令人恶心,这也会让人忘记许多被强奸的女人曾经是这个邪恶政权的一分子。在我们心目中,以纳粹主义名义犯下的暴行,甚至恶劣如大屠杀那样的暴行,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被战后德国人承受的痛苦所“抵销”。例如,1992年,突破性的关于集体强奸的档案文献被公布出来在德国出版界掀起轩然大波:愤怒的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些档案文献永远不应流传于世,因为如果德国人开始把自己视为暴行受害者,他们就会对自己作为加害者的事实视而不见。[4]

为了避免在这两种极端状况中左右摇摆,许多历史学家只能自欺欺人。例如,绝大多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对战后复仇只字不提;同样,绝大多数著作在描述战后强奸和谋杀德国人时,对战时发生在东欧的暴行只是一笔带过,但正是这种暴行最早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复仇渴望。把复仇与更为广阔的背景割裂开来,让人无法理解为何人们在战后如此行事。从现代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做法还造成了谁是受害者的争议。

争论迟早会因为民族界限和政治立场而闹得不欢而散。可想而知,当历史学家开始谈论德意志人承受的痛苦时,波兰人和捷克人会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曾经被迫忍受长达数年的野蛮占领,那些德意志人也难脱干系。当右派作家夸大其词时,法国共产党人会怒不可遏,因为正是法国右派抓捕、折磨、处决了数万名共产党抵抗战士。为了消解战后虐待罗马尼亚平民和匈牙利平民所引起的愤怒,俄罗斯人声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本来就不该进攻苏联。余者类同。

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尽管历史学家仍然努力关注事件的灰色地带,从中寻找确切的理解,但在当时,也许绝大多数人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流于表面,只能看见非黑即白的事实。时至今日,政治对立和民族对立仍然偶尔可见,在1945年,政治对立和民族对立更是无比强烈而且无处不在。

事实上,关于战后暴力的讨论,只要涉及种族或者政治,就经常陷入困境,这并非偶然。这说明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还潜藏着更深层次的课题。且不论欧洲各地的人们在思想上和动机上如何渴望复仇,这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战后欧洲发生的暴力,肯定还有其他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力量在驱动。有时候,暴力并非对战争带来的巨变的反应,而是巨变的延续。有时候,复仇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成更激进的目标的工具。

对这些目标的追寻,以及在此背后的严重的种族歧视,将会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1] Berek Obuchowski interview,IWM Sound,9203,reel 5.

[2] Dr Zalman Grinberg,引自Gilbert,Martin,The Day the War Ended(London:HarperCollins,1995),pp.391-2。

[3] 参阅“Attacks on Jews soar since Lebanon”,The Times,2 September 2006;以及“Anti-Semitic Attacks Hit Record High Following Lebanon War”,Guardian,2 February 2007。

[4] Laurel Cohen-Pfister,“Rape,War and Outrage:Changing Perceptions on German Victimhood in the Period of Post-unification”,in Cohen-Pfister,Laurel and Dagmar Wienroeder-Skinner(eds.),Victims and Perpetrators:(Re)Presenting the Past in Post-Unification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6),pp.321-5.

上一章 封面 书架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