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报复妇孺

在西欧绝大多数地区，针对通敌者的复仇通常是小规模事件。复仇通常由个人或者少数游击队员执行，并且有特定的复仇动机。集体复仇则由整个城镇或者整个村庄的人共同执行，这实际上相当罕见，通常发生在解放过程特别惨烈的地区。总体而言，正如前文所述，西欧社群或多或少都愿意把通敌者交由当局处理。但在人们不信任当局的地区，人们会试图自行执法，而警察或者盟军则会迅速介入以恢复秩序。

唯一的例外情形，而且是西欧随处可见的例外情形，则是人们对待那些与德军士兵同床共枕的妇女的态度。这些妇女通常被视为叛国者，借用法国俗语，则是“躺卧通敌者”，这些妇女可能并未犯下任何触犯法律的罪行。战争结束后，当这些妇女所在的社区将矛头指向她们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她们辩护。偶尔在场的警察或者盟军士兵几乎总是袖手旁观，任由暴民为所欲为。实际上，在某些城镇，当局甚至鼓励人们侮辱这些妇女，因为市政官员将其视为民众发泄愤怒的减压阀。[1]

在西欧所有针对通敌者的报复方式中，侮辱妇女是最公开、最普遍的做法。妇女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侮辱对象，有许多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所谓叛国行为。妇女所受的惩罚，以及她们的孩子所受的对待，值得我们仔细审视，因为这很能说明战后欧洲社会如何看待自身。

1944年秋，一位来自法国约讷省圣克莱芒的年轻女孩因为与德国军官“有染”而被逮捕。当她被警察盘问时，她公开承认一切。她说道：“我成了他的情人。我父亲生病时，他偶尔会来我家帮忙。他离开时，他留下了他的军邮号码。我给他写信，让其他德国人给我捎信，因为我不能使用法国邮政。我给他写了两三个月的信，但我再也找不到他的地址了。”[2]

欧洲许多妇女是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扯上关系的。她们在为自己辩护时都会说“这是因为爱情”“真爱无罪”“真爱无关政治”“爱情是盲目的”。[3]但在旁人看来，这都不成理由。性，如果与德国人有关，那就是政治。性，象征着欧洲大陆被彻底征服：一个法国的、丹麦的或者荷兰的女人，为一个德国男人而心醉神迷。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在第四章已经提及的，性，还象征着欧洲男人被阉割。这些男人，已经在对抗德国军事力量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软弱无力，现在又因为自己的女眷与德国人有染而受到集体羞辱。

战时与德国人有染的欧洲妇女，人数之多令人震惊。在战时的挪威，在15～30岁的妇女中，有德国男友的妇女多达10%。[4]如果同时统计这些妇女为德军士兵生下了多少孩子，结果也可想而知：在西欧各国，与德国男人同床共枕的妇女恐怕多达数十万人。[5]

在被占领国家，抵抗运动为本国妇女和女孩的行为罗列出各种理由。他们形容，与德国人同床的妇女无知、贫穷，甚至心智有问题。他们声称，妇女被强奸，或者仅仅迫于生计而与德国人同床。这种案例当然存在，但近年有研究表明，与德军士兵同床的妇女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总体而言，欧洲妇女与德国人同床，并非由于他人强迫，亦非由于缺乏性爱，更非由于急需糊口，仅仅是由于她们发现德军士兵强壮如同“武士”，这种形象极具魅力，相比之下，本国男子太过软弱。例如，在丹麦，战时民意调查令人震惊地表明，51%的丹麦妇女公开承认，德国男人比本国同胞更有吸引力。[6]

维希政权领导人弗朗索瓦·达尔朗把“她”的房间钥匙抛给德国人

没有什么地方比法国更能体会这种需要。在这个国家，由庞大的几乎全部由男性群体构成的德国人，正好弥补了法国男人的缺失，200万法国男人，要么被关押在监狱里，要么在德国做苦工，难怪占领本身也带有性学含义。法国已经沦为“娼妇”，向德国卖身投靠，维希政府就是这个娼妇的皮条客。[7]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战后写道，尽管通敌卖国者企图把法德关系视为结合，“但在这种结合中，法国总是承担妇女的角色”。[8]

即使是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面对此情此景，也不得不承认其屈辱。1942年，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写道，所有法国男人都摆脱不了战争期间妻女侍奉他人带来的屈辱，但他们不应任由屈辱感摧毁其爱国心：

难道身为丈夫，还会挨家挨户上门哭诉，说自己的妻子是个娼妇吗？这样就能保存他的颜面吗？不能，因为他的妻子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不能，因为他不能靠诋毁妻子来重拾尊严。让他回家面对妻子，让他消去怒火吧。因此，我不会说战败与我毫无关系，尽管这次战败让我时时感到屈辱。我是法国的一部分，而法国也是我的一部分。[9]

法国男人经历的这种情感波动，所有被占领国家的男人都经历过。作为自由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至少为解放自己的国家付出过努力。对于那些困守家中、无力还击的男人而言，这种挫败感更是难以承受。

国家解放给了人们反击的机会。一旦再次拿起武器，人们就开始入侵自己的国家，法国男人终于有机会在女人面前、在世人面前重拾尊严。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夏尔·戴高乐成为法国在战时的重要象征。与维希政权的摇尾乞怜截然不同，戴高乐从未放弃斗争精神，他顽固地拒绝屈从任何人的意志，甚至对盟友也绝不屈服。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广播演说，充斥着雄赳赳的字句，包括“战斗法国”“自豪、勇敢、伟大的法国人民”“法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我们种族的战斗天赋”。[10]诺曼底登陆前夕，在阿尔及尔，在协商会议的演讲中，戴高乐热情地赞扬道：

我们伟大部队的丰功伟绩……我们的部队准备投入伟大战斗时的热情；我们的海军舰队的精神；我们的空军中队的英勇；还有游击队员的英雄气概，他们没有军装，几乎没有武器，就靠纯粹的战斗热情动员起来……[11]

类似字句经常被将军们用来提振士气。但这些字句在这里具有特殊含义，与维希政权关于法国军事斗争前景的“阴阳怪气”的失败主义论调恰成对照。

重振法国男子气概的尝试最早开始于1944年8月登陆日之后，当时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部队终于打回了法国。此后数月间，他们赢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首先是解放巴黎，这是在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将军指挥下由法国部队单独完成的任务（美国曾经试图制止勒克莱尔，以便美国部队组织更为协调的进攻行动）。然后，8月15日，法国部队抵达普罗旺斯，他们一路挺进阿尔萨斯，最终突入德国，占领斯图加特。在路上，他们解放了里昂，这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他们同样没有借助美国的力量。缓慢地、坚定地，他们开始重拾1940年军事惨败时所丢失的尊严。

然而，也许法国人最为自豪并大肆宣扬的是英美两国没有的部队，一支活跃在法国境内的独立部队，他们在法国境内奋起与德国人交战。法国内地军（FFI），又被称为“菲菲”（les fifis），这个称呼带点亲切，也带点轻蔑，这是一支混合部队，集合了所有最为重要的法国抵抗部队，接受皮埃尔·柯尼希（Pierre Koenig）将军的统一领导。1944年夏，他们夺取了许多城镇，经常与英美部队并肩作战。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几乎解放了整个法国西南部，还为从马赛北上的盟军部队肃清了里昂以东的地区（详见地图8）。

法国内地军的爆炸式发展，给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年轻男人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心理优越感，他们蜂拥加入法国内地军：1944年6～10月，法国内地军人数从10万激增至40万。[12]当老战士出于习惯保持低调时，这些新招募者却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男子气概。盟军士兵经常报告说，看见这些人“满身绑着子弹带”或者“满身挂满手榴弹”，“在大街上到处招摇”。[13]朱利叶斯·尼夫（Julius Neave）是英国皇家装甲兵团少将，在他看来，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开着民用汽车，一路叫嚣、彼此碰撞，他们打起仗来胡乱开枪，打自己人，打我们，也打德国佬。”[14]甚至某些法国村民也说他们：“这些小兔崽子……戴着法国内地军的护身符到处炫耀，摆着英雄的姿势。”[15]他们似乎太过急于证明自己，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与英美盟军不同，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拿起武器对抗德国。此时，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堂堂正正地去战斗，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

不幸的是，这种重新焕发的男子气概也有其黑暗面。大批年轻男子突然涌入抵抗组织，让许多更有经验的女战士被边缘化了。例如，在圣马塞尔（Saint-Marcel），让娜·博厄（Jeanne Bohec）曾经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女爆破专家，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局外人。“我被礼貌地告知，请不必介怀。当如此众多男子加入组织，女性就不必去战斗了。但我仍然确信，我比许多法国内地军志愿者更善于使用冲锋枪，而他们只不过刚刚上手而已。”[16]在德国占领法国的最后一个冬季，妇女逐步退出抵抗组织的舞台，共产党游击队（FTP）更是接连发布全部清退妇女队员的命令。这与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在意大利和希腊，妇女继续在前线为游击队战斗，直到战争结束。[17]

如果说“好”女人被突然再现的法国男子气概逼得靠边站，那么，“坏”女人曾经使民族蒙羞，就只能等待更为苛刻的待遇了。解放后不久，法国内地军就把矛头指向这些“躺卧通敌者”。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作为惩罚，这些妇女被剃光头发，而且经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以便在最大程度上羞辱这些妇女。解放后，剃头仪式出现在法国的所有省份。

一名英国炮兵军官描绘了一次典型的仪式，他描述了自己战后在法国北部的见闻：

在圣安德烈德绍菲尔（St André d’Echauffeur），有人在我们路过时送上鲜花，还有人递上美酒，但在当地市场，却上演着残酷的场景，惩罚一名通敌者，一个所谓的坏女人。她被摁在椅子上，一名剃头匠给她剃了半个光头，她吸引了许多旁观者到场，我后来得知，旁观者包括几名游击队员和一名自由法国军官。这位妇女的母亲也在场，目睹剃头匠剃去女儿的头发，母亲捶胸顿足、胡言乱语，对着旁观者大喊大叫。这位妇女倒也挺有骨气。当她被剃光头发时，她跳起来高呼“德国人万岁”，于是某人捡起砖头把她打翻在地。[18]

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理查德·霍尔博罗（Richard Holborow）中尉在迪耶普（Dieppe）附近一处小镇见证过类似的场景：“许多暴民从早到晚庆祝解放，绝大多数人喝得酩酊大醉。”大约有18名妇女和女孩被押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坐在当地的剃头匠面前：

剃头匠从口袋里掏出刮脸刀，打开刀刃，抓起一位妇女的头发，熟练地划过几下，就把剃下的头发抛向人群。当剃头匠把妇女彻底剃光时，她开始尖叫，然后，她被提起来，向叫嚣嘲笑的人群公开展示。

这还不是妇女所受折磨的终结。数日后，当霍尔博罗中尉的部队离开这座城镇时，他见证了惩罚妇女的第二阶段，当时他被另一群高声歌唱的人堵在了主干道上。

他们兴高采烈地围观一群被剃光毛发的妇女，所有妇女的脖子上都挂着告示板，被迫徒手捡拾路上的马粪。每当粪桶被装满时，就有人踢翻粪桶，整个过程又得重新开始。显而易见的是，这座城镇的妇女还在报复那些与德军士兵有所勾搭的女孩。[19]

在许多城镇里，妇女被迫半裸或全裸地承受折磨。1944年9月，《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昂杜梅（Endoume），一群年轻男子强迫一名女子“全裸在街道中穿行，在正于房屋外玩耍的天真儿童面前走过”。[20]同样，在特鲁瓦（Troyes），法国内地军包围妇女，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示众，同时剃光她们的头发。当地行省解放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上记录着如下内容：

她们几乎一丝不挂，身上打着纳粹标志，浑身涂满黏稠的沥青，她们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最后会以特别的方式被剃光，看上去就像奇特的囚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这种残忍的捕猎行动持续到第二天整个白天，许多当地人兴高采烈地围拢到街道两旁，看着这些妇女戴着德国国防军的帽子游街示众。[21]

法布里斯·维吉尔（Fabrice Virgili）也许是相关领域最为权威的专家，按照他的说法，在法国各地，至少有50座城镇发生了妇女被剥光衣服的事情。[22]

这种情景绝非法国独有。类似事件发生在欧洲各地。在丹麦与荷兰，被伤害的民族自豪感，夹杂着对当地妇女行为的性妒忌，造成数千名妇女被剃光头发。[23]在海峡群岛，这个不列颠群岛中唯一被德国侵占的角落，也发生了好几宗与德军士兵上床的妇女被剃光头发的个案。[24]在意大利北部，人们甚至唱着歌谣，歌词的内容有关于与法西斯党徒上床的妇女被剃光头发。在威尼托，游击队员唱着这样的歌谣：

你们这些美丽女子啊，

却与法西斯党徒勾勾搭搭。

你们这把美丽长发啊，

迟早会被剃成短发。[25]

这种极为流行的惩罚，以及围绕惩罚而进行的仪式，似乎迎合了人们的深层次需要，被解放的人们急于表达他们对通敌行为的厌恶之情。历史学家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是客观研究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剃光这些妇女的头发，让当地社区得到了情感宣泄，从而避免了对罪孽更为深重的通敌者的普遍屠杀，这些妇女仿佛成为“替罪羔羊”。[26]通常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种在市集广场上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会明显缓解当地的紧张气氛，从而减少其他通敌者的流血事件。[27]与此同时，某些历史学家也质疑这种说法，即剃光妇女头发肯定可以团结社区——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非永久性的暴力，这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简单报复行动。[28]这种做法现在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的耻辱时期，但在当时却是人人弹冠相庆。1944年的抵抗组织报纸形容这种剃发仪式带有狂欢节气氛，人们自发唱起爱国歌曲。至少在法国的一个地区，当地人把这种动用小刀和剃刀的仪式视为生活的“纪念”。[29]

现在看来，所谓的爱国复仇显然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方面。这种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并非新现象，甚至早在战前，它就已是历史悠久的、针对通奸妇女的惩罚方式了，但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惩罚从未如此大范围地普遍实施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为与德国人上床而被惩罚的法国妇女，绝大多数并未结婚：她们的“通奸”行为并非背叛夫婿，而是背叛国家。因此，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法国从阴柔、顺从的实体，重新变成阳刚、好斗的实体。

这种仪式的性特征同样值得注意。在丹麦，在剃发仪式期间，妇女经常被剥光衣服，胸部和臀部被涂上纳粹标志。[30]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妇女经常被扒光裤子打屁股，胸部被涂上纳粹标志。[31]实际上，这种在市集广场或者镇公所台阶上举行的仪式，向整个社区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法国内地军把这些妇女的身体没收作公共财产。他们同样也把这些妇女的身体没收作男性财产，从数百张拍摄于惩罚期间的照片可以看出，惩罚几乎都是由男性执行的。

某些法国妇女也意识到自己被当成象征物利用。她们同样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的个人行为本来与战争毫无关系，却要因此受到谴责。1945年，当法国女演员阿尔莱蒂（Arletty）因为战时与德国军官有染而被判监禁时，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的心属于法国，但我的阴道属于我自己。”[32]毫无疑问，法官对这种抗议充耳不闻。根据近年的研究，大约有2万名法国妇女因为通敌行为而受到剃发惩罚，其中绝大多数都曾与德军士兵上床。[33]

时间已过去70年，现在很难判断这些妇女是否罪有应得，或者应该换种惩罚，或者完全无罪。盟军士兵和行政官员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判断：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说过，那些没有经历过“占领之恐怖”的人，“没有资格对一个被占领过的国家说三道四”。[34]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妇女是替罪羔羊：剃光她们的头发，不仅象征着剃去她们的罪过，而且象征着剃去整个社区的罪过。借用法国记者罗伯特·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的话，整个西欧“都跟德国同床共枕”，西欧做了无数事情让德国占领西欧成为可能；但在许多西欧社区，只有妇女与德国人上床，只有妇女因此受到惩罚。[35]

唯一让这些妇女感到些许宽慰的，是情况本来可能更加糟糕。我们已经知道，在东欧，让民族重振雄风的其中一种做法就是普遍强奸。在西欧，剪断妇女的头发，代表着温和得多的性暴力，尽管其政治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说遍及欧洲各地的“躺卧通敌”行为需要证据，那么，因为“躺卧通敌”行为而诞生的孩子就是证据。在丹麦，有5579个孩子的法定父亲是德国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人隐瞒了父亲的真实身份。[36]在荷兰，大约有1.6万～5万个孩子的父亲据信是德国人。[37]在挪威，这个人口只及荷兰人口的1/3的国家，有大约0.8万～1.2万个类似的孩子。[38]在法国，这个数字大约是8.5万甚至更高。[39]在被占领的欧洲，到底有多少孩子的父亲是德军士兵，总数仍然是个谜，但估计介乎100万个至200万个之间。[40]

可想而知，这些婴儿降生时是不会受到所在社区的欢迎的。一段轻率的关系可能会被忽略、掩盖、遗忘，但一个孩子将会成为一名妇女挥之不去的耻辱标记，进而成为整个社区的耻辱标记。被剃光头发的妇女，可以安慰自己说头发很快会长出来。相比之下，一个孩子却无法回避。

在某些案例中，德国国防军士兵在当地留下的孩子，会被视为一种尴尬，最好被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例如，在荷兰，许多目击者知道，许多孩子刚一出生就被弄死，通常是被这些误入歧途的女孩的父母弄死。据推测，这种做法是为了保全家族“颜面”，但偶尔是公开的政治行动，由家族以外的人士执行，以恢复整个社区的名誉。例如，根据佩特拉·鲁伊格鲁克（Petra Ruigrok）的记载，在荷兰北部，有一个婴儿被抵抗组织成员从摇篮中抢走，摔在地上摔死了。[41]

幸亏这种情形相当罕见，但这也反映出欧洲社会的强烈感觉，即战争期间德国父亲留下的当地孩子将会成为所在民族的负担。这种强烈感觉集中体现在《路佛特邮报》（Lufotposten）的社论中，这是一份挪威日报，它的1945年5月19日的社论写道：

所有这些德国孩子，肯定会成长和发展为挪威民族当中一个杂种少数民族。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肯定会好勇斗狠。他们没有民族，没有父亲，只有仇恨，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遗产。他们不可能成为挪威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他们的母亲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德国人。允许他们留在这个国家，相当于合法培养第五纵队。混杂在纯粹的挪威居民当中，他们将会永远构成动荡不安的因素。对挪威也好，对孩子也好，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生活在他们本来所属的国家的天空下。[42]

研究挪威人对这些德军士兵留下来的所谓“战争儿童”的态度，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与其他国家不同，挪威在这方面的文字记载甚为丰富。战争结束后，挪威当局设立了战争儿童委员会，以考虑这些孩子何去何从。[43]因此，一时间，这个问题在挪威得到公开讨论，这在欧洲各国当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个课题最近也得到详细研究。2001年，迫于战争儿童团体的政治压力，挪威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计划，考证这些孩子在战后被如何处理，处理方式对这些孩子的人生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弥补当年因为潜在不公所造成的伤害。这项研究计划的成果，成为时至今日欧洲各国针对战争儿童的最为完整的研究。[44]

战后初期，挪威人对某些妇女和女孩的行为深感痛心。1945年初夏，数千名妇女被指控与德国人上床，她们遭到逮捕，被送入监狱和营地，光是在奥斯陆就关押了大约1000人。[45]正如我们所知，她们当中许多人在解放时被剃光头发，有些人还被暴民公开羞辱。然而，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呼吁当局剥夺这些妇女的挪威国籍，将她们遣送到德国。这种行动很难说是正当的，因为与德军士兵上床并不违反法律。无论如何，负责审判战犯和叛国者的国家机构已经明确宣告，剥夺国籍不应成为惩罚方式。[46]结果，放逐与德国人有染妇女的呼声渐趋平息。

然而，那些与德国人结婚的妇女，就没那么容易逃脱厄运了。1945年8月，挪威政府重新启用一条20年前制定的法律，妇女与外国人通婚者，自动跟随丈夫国籍。为了限定这条法律，挪威还通过了修正案，规定这条法律只适用于与敌国公民通婚的妇女，实际上就是指德国人。与挪威所有司法原则不同，这条法律具有追溯性。因此，几乎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妇女丧失了挪威国籍，尽管她们认为自己奉公守法。她们此时被称为“德国人”，因此她们可能会被遣送到德国，就连她们的孩子也一并遭殃。[47]

决定德军士兵孩子去留的标准甚至更为简单。按照这条法律，战争儿童的国籍跟随其父亲。即使没有这条法律，这些孩子都会被举国上下的公众舆论直接视为德国人。结果，这些孩子也面临被遣送到德国的前景。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遣送行动不必考虑孩子的母亲是否被允许留在挪威。

自然而然，这种计划带来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多少人愿意反对遣返“德国”孤儿，但驱逐这些生母还在挪威的孩子，实在难上加难。1945年7月初战争儿童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会就奉命调查哪些法律需要改动，以驱逐这些孩子及其母亲。如果这种措施并不可行，委员会就要考虑其他措施，既能保护孩子免受充满敌意的社会的侵害，又能保护社会免受具有潜在危险的儿童群体的侵害。

直至1945年年底，战争儿童委员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仍然极具争议。一方面，委员会建议政府发起一场公众运动，呼吁当地社区接纳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委员会建议，如果当地社区坚持己见，那么孩子就应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挪威其他地区，甚至被送往国外。委员会同样建议，孩子及其母亲都不应被强制遣送；但委员会主席英厄·迪贝斯（Inge Debes）据说想把9000名战争儿童移交给一个奥地利移民代表团，显而易见的是，他根本不考虑孩子母亲的想法。（这次移交最终因为不合情理而被搁置，而且奥地利人最终决定，奥地利同样不想要“德国”孩子。）[48]

因为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遣送这些孩子，委员会开始考虑把这些孩子留在挪威境内的后果。最让挪威人感到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可能智力低下。与其他国家类似，挪威举国上下普遍相信，任何被德军士兵引诱的妇女都可能心智不健全。与之类似，德国人选择这样智力低下的伴侣，那么德国人自身也可能心智不健全。按照这种循环逻辑，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孩子肯定也有同样缺陷。为了评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委员会委托知名心理学家厄尼尔夫·厄德高（Ørnulf Ødegård）出具一份战争儿童心智状况的评估报告。在选取数十个样本后，厄德高指出，在9000名战争儿童里面，多达4000名儿童可能智力发育迟缓，或者带有其他遗传缺陷。尽管委员会并未完全接纳这份评估报告，但委员会并未阻止其成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这些母亲及其孩子都具有智力缺陷。

结果，许多战争儿童都毫无根据地被打上了智力发育迟缓的标记，其中某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老旧德语孤儿院的孩子，被迫在孤儿院度过余生。20世纪80年代，一位负责照顾这些儿童的医生指出，如果这些孤儿像其他“非德国人”那样得到公平对待，这些孤儿很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49]实际上，战争儿童委员会的确建议，所有战争儿童都应该接受心理评估，以确定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但评估从未进行，因为人们认为评估花费太大了。

被自己的民族、社区甚至老师打上智力缺陷的标记，实际上是给这个已经无比脆弱的群体施加另一重迫害。有人后来回忆往事时说，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总是被同学嘲笑，被排除于战争结束周年庆典之外，被禁止与“纯粹”的挪威孩子玩耍，课本和书包上还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人受到家族嫌弃，家族成员认为他们让家族蒙羞。他们的母亲改嫁时，他们还受到继父在言语上、精神上、肉体上的虐待，继父痛恨他们，因为他们是“敌人的孩子”。[50]

有人甚至受到母亲的嫌弃，母亲把他们视为自身痛苦的根源。例如，托弗·莱拉（Tove Laila）六岁那年正值战争期间，她被纳粹党徒从母亲身边带走，预计被培养为德国女孩，1947年，她返回挪威的家，但那时她只会说德语。她的母亲和继父设法让她在三个月内忘记德语，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虐待、羞辱、恐吓。如今在挪威，社会服务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付之阙如，这个不幸的女孩，在其余下的童年中都被自己的母亲称为“该死的德国猪”。[51]

战争儿童最普遍的共同经历是对父亲的情况讳莫如深。这种沉默同时存在于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考虑到战争儿童的命运，尤其是看到掩盖历史的可能后，挪威政府推行了新政策，试图抹去这些孩子身上的德国痕迹。政府不再要求德国父亲赡养孩子，实际上也不鼓励德国父亲与孩子联系。如果孩子有德语发音的名字，政府就声称有权将其改为更加符合挪威传统的名字。[52]

在个人层面，这种沉默甚至更具毁灭性。孩子的母亲通常拒绝谈论孩子的父亲，也禁止孩子谈论自己的父亲。有些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国籍，直到他们在学校操场上被人嘲笑才恍然大悟。这种沉默似乎不能保护孩子，让他们免受外人的言语伤害。[53]

这种饱受嫌弃的遭遇给这些孩子造成的灾难后果，直到最近才公之于世。2001年，由挪威政府资助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挪威居民相比，战争儿童死亡率更高，成年后离婚率更高，健康状况也更差。与其他挪威人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低，赚取收入也更少。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犯罪率更高。1941～1942年出生的人死亡率最高，研究人员认为，战争结束时，这些孩子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战后初期，正是这些孩子最为艰难的岁月。[54]

此后数十年，战争儿童在挪威仍然受到排挤。在某些关键领域，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他们的母亲。1950年的新的《国籍法》，允许嫁给德国人的妇女重新获得挪威国籍；相比之下，战争儿童直至18岁才能获得这项权利。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及其监护人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当地警察局申报，请求获得留在挪威的批准。

一般而言，挪威战争儿童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欧战争儿童的经历。拥有德国父亲的孩子，在其出生地饱受威胁、嘲弄、冷落。有时候他们在肉体上受到虐待，但更多的是言语上受到伤害，各种贬义绰号包括“德国婴儿”（bébés boches，法语）、“德国孩子”（tyskerunger，挪威语；moeffenkinder，荷兰语）。每个国家的战争儿童，都受到其他孩子、老师、邻居甚至家族成员的欺负。他们在班级里被忽略，在社区里被冷落。

一如在挪威，一种讳莫如深的习惯一直与这些孩子形影不离，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领域。例如，丹麦战争儿童后来声称自己生活在“痛苦、羞耻、谎言的气氛中”。[55]那些想要打听德国父亲下落的丹麦人，经常遇到重重阻碍。[56]欧洲各国政府一贯低估了国内“德国”孩子的人数。实际上，在波兰，战争儿童的官方数字为零：对战争儿童现象的严肃估计，不利于重新营造“普遍抵抗”德国占领的民族神话。[57]

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也有许多孩子并未受苦，或者并未因为自己的德国父亲而受到歧视。实际上，在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中，几乎有半数接受访谈的战争儿童都认为，自己并未因为自身背景而遇到问题。然而，这仍然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战争儿童确实遇到了问题。[58]

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没有人为这些孩子挺身而出，只有孩子的母亲为孩子出头，而母亲自己也饱受歧视。我们只能为一位勇敢的法国母亲鼓掌喝彩，当老师称呼她的女儿为“德国杂种”（batard du Boche）时，她回应道：“女士，我的女儿没有跟德国人睡觉，是我。当你想辱骂某人时，冲我来，不要侮辱无辜的孩子。”[59]

[1]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73.

[2]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6。

[3] 关于在夏朗德雅亚拘留营逮捕和起诉通敌者的警察报告，Archives Nationales，Paris，72 AJ 108（AVIII）；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6；Warring，Anette，‘War，Cultural Loyalty and Gender’，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46。

[4] 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4.

[5] 关于父亲是德国人的婴儿统计数字，参阅下文注释36-40。

[6] 关于丹麦妇女对德国人的态度，参阅Lulu Ann Hansen，“‘Youth Off the Rails’：Teenage Girls and German Soldiers-A Case Study in Occupied Denmark，1940-1945”，in Herzog，Dagmar（ed.），Brutality and Desire：War and Sexuality in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51。另可参阅Warring，Anette，‘War，Cultural Loyalty and Gender’，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44-5。

[7]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8.

[8]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9。

[9] Saint-Exupéry，Antoine de，Flight to Arras，trans. Lewis Galantiè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145.

[10] Speech on the BBC，8 November 1942，引自de Gaulle，Charles，Mémoires de Guerre，vol. Ⅱ：L’Unité 1942-1944（Paris：Pion，1956），p.393；Christmas speech to the French people，24 December 1943，p.553；speech to Consultative Assembly，Algiers，18 March 1944，p.560。

[11] Speech to Consultative Assembly，Algiers，18 March 1944，引自de De Gaulle，Charles，Mémoires de Guerre，vol. Ⅱ：L’Unité 1942-1944（Paris：Pion，1956），p.562。

[12] 参阅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80。

[13] Derek L.Henry，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account，pp.48，52；Captain Michael Bendix，IWM Docs 98/3/1，typescript account，p.30.

[14] Major J.A.S.Neave，IWM Docs 98/23/1，typescript diary，entry for 3 September 1944，p.157.

[15] 关于塞纳河畔博尼埃的女性居民，援引自Major A.J.Forrest，12 September 1944；参阅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0，p.3。

[16] Bohec，Jeanne，La plastiqueuse à bicyclett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75），p.186.

[17] Weitz，Margaret Collins，Sisters in the Resistance：How Women Fought to Free France，1940-1945（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5），pp.149，170.

[18]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8，p.11.

[19] Lt Richard W.Holborow，IWM Docs 07/23/1，typescript memoir，pp.135-6.

[20] La Marseillaise，3 September 1944，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1。

[21] Leaflet from the Comité Départemental de la Libération，Troyes，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1。

[22]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89.

[23]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œttelse og retsopgør（Copenhagen：Gyldendal，1994），pp.156-73；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157-8.

[24] Bunting，Madeleine，The Model Occupation：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1940-1945（London：HarperCollins，1995），pp.235，258-9.

[25] 引自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26。一个更文学的译法是：“And you beautiful young girls/ who go with fascists/ your beautiful tresses/ will soon be shaved.”

[26]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69，78.

[27]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98.按照Diederichs的说法，至少发生在一个荷兰村庄的剃头行为其实是故意尝试延缓所谓“清算日”，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7。

[28] Virgili认为所谓疏导暴力的说法是不确定的，但认为这确实为社区团结提供了纽带，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93-4，172。

[29]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65，94.另可参阅the many examples in Brossat，Alain，Les tondues：Un carnaval moche（Paris：Hachette/Pluriel，1992），passim。

[30] 如可参阅the photographs in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œttelse og retsopgør（Copenhagen：Gyldendal，1994），pp.100-101，161.

[31]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2.

[32]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98.Also variously reported as “My heart is France’s，but my body is mine”，Arletty obituary，Daily Telegraph，27 July 1992；and “My heart is French，but my arse is international” ［“Mon coeur est français mais mon cul est international”］ according to Buisson，Patrick，1940-1945：The Erotic Years（Paris：Albin Michel，2009），p.9.

[33]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52.

[34] Anthony Eden interview in Marcel Ophüls’s film documentary Le Chagrin et la Pitié，part II：“Le Choix”.

[35]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9。

[36]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œttelse og retsopgør（Copenhagen：Gyldendal，1994），p.146.

[37] 关于荷兰的更高数字，参阅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71；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3，认为数字只有1.6万。

[38] 关于挪威的数字，参阅Olsen，Kåre，Schicksal Lebensborn：Die Kinder der Schande und ihre Mütter，trans. Ebba D. Drolshagen（Munich：Knaur，2004），p.7。Olsen认为真实的数字介乎1万至1.2万之间；然而，战时只有8000名儿童被德国生命之源组织正式记录在案，而9000人则是挪威战争儿童委员会的标准数字。

[39] Johr认为数字在8.5万至10万之间，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71。8.5万的数字似乎来自1943年10月15日德国档案，后来的估计数字高达20万，参阅Buisson，Patrick，1940-1945：The Erotic Years（Paris：Albin Michel，2009），pp.116-17；Roberts，Andrew，The Storm of War（London：Allen Lane，2009），p.84。

[40]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9.

[41] 参阅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7。

[42] Lufotposten，19 May 1945，quoted and translated in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94.

[43] 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描述，参阅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307-19。

[44] 关于2001年研究计划及其发现的描述，参阅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93-111。

[45] 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6.

[46]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71-2.

[47]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71-2.没有关于战时德国男子与挪威女子结婚的精确数字，但Kåre Olsen估计数字大约为3000对，参阅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6。

[48]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87.

[49] 医生于1990年的评论，引自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9。

[50] 关于上述以及其他轶事，参阅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93-111。

[51]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101.

[52]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85.

[53]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09.

[54]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105-6.

[55]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96.

[56] Arne Øland，“Silences，Public and Private”，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60.

[57] Arne Øland，“Silences，Public and Private”，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60.

[58]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118.

[59]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