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访谈中，你不时谈及“孤独”，年少早慧及内省性情是否造就了独特的童年经历？
某种程度上，钢琴本就是一件孤独的乐器，我练琴是一个人练的，在外演出也常常是一个人。对我来说，钢琴承载了一个朋友的角色。
我自小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钢琴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内向”与“好奇”看似对立——提到“好奇”，人总会想到“外向”。但在我看来，它和“内向”或许更有关联。好奇就是充实自身世界的欲望。人的童年最好奇，那时的内心世界空荡荡的，对外界充满探索的意愿。长大后，世界开始满了，才开始对许多东西失去了兴趣，只关注于那些“有用”的事。但一个内向的人，往往内心不易被外界填满，反倒没扔下那份儿时的好奇心。
钢琴是有着复调声部的乐器，它足够复杂。我天生喜欢复杂感，事件的可能性，事物之间的关系，在钢琴里我可以发现很多。
是否与其他同龄人一样，经历过青春期的幼稚、叛逆、空想？
会，我觉得叛逆不是坏事。也许日后你会意识到当初反抗的对象——父母、师长，说的都在理，但我仍然觉得叛逆本身非常可贵。无关你的行为、想法，而是当你过了这个年龄段，便再也留不住这种东西了。我身上的叛逆不十分外露，但骨子里我是一个挺犟的人，这种犟不会轻易形于色。
你曾说肖邦、莫扎特、勃拉姆斯都是在和时代精神的错位中成就了自己，这种错位或超前于时代，或背离于时代，然而艺术往往需要这样的“错位”？
我觉得伟大的艺术，总会包含某种脱离时代的特质。不是说它和时代无关，正相反，脱离时代意味着与时代有着更深刻的关联。
你是否有意与主流意识保持一定距离？
不会有意识保留。这种疏离是天性使然。如果一个人对大众趣味有天然亲近感，那么你再想保持距离，最终也不过沦为做作。音乐终究无法自欺欺人。唯一幸运的是，我知道自己的天性与“主流”存在距离，因而站在旁观者的视角，能看清一些我认为应该拒绝的东西。
如能选择，你希望自己穿越到哪个时代？
以前我会想到过去的某个时代，但现在我想去未来，跟未来的我所不知道的音乐家沟通。他们看我们这一代就像我们看巴洛克一样，也许比巴赫自己看得更清楚。我想看自己的时代看得更清楚。
演奏者应在怎样的语境中理解音乐作品？
你想它有多少语境，它就能承载多少语境。一方面，音乐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有些艺术门类，比如电影，并不能自足。需要音乐、剧本、映像，是一个永远敞开的形式。音乐不一样，尤其是古典音乐，自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符号体系，因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从另一层面说，这种抽象性又能使它容纳各种各样的语境，因而解读的空间和可塑性很大。
在音乐会中，受编排及演绎方式影响，作品本身的意涵会被重塑。比如演奏家的个性与作品之间的共鸣。又比如与某段历史的共鸣：我想赋予作品一种历史的叙事情境等等。问题是作为一个解读者，你想让它拥有什么意义。
专辑曲目或音乐会节目单中呈现的概念性乃至戏剧性，事先是如何形成的？先有曲目还是先有概念。
肯定是先有曲目。概念先行在我这里行不通。概念本身是死的，而你对一首作品的热爱是活的。你必须使无机服务于有机。譬如，先有了一两首最能激发自己诉说欲的作品，在这之后，关于整套音乐会的曲目概念会慢慢随之生长。这种概念的产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相反先有概念，再用不同的曲目去填充，对我来说很难行得通。
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音乐会的终极意义在于作品内涵之间的对话，及其不可复制的事件性。显然解读这些信息需要一个思考过程，这是否意味着听众不能“不劳而获”？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收获”，就是获得了本身没有的东西，一些新事物。但我们太多时候只是在消费已有的东西。一个人若想要真正获得什么，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或感受，某种程度上他必须迈出舒适圈，必须付出一定精神及体力上的努力。这当然要由演奏家引领，但观众首先得有这个意愿，他要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你认为理想的音乐诠释应以什么为本位？作曲家、演奏者、作品，还是观众？
没必要树立一个绝对化的主体，这是很危险的想法。作曲家也好，演奏家、观众也罢，都不能代表音乐。音乐高于观众和演奏者，甚至是高于作曲家的。
那么“音乐”是什么？它是我们所能挖掘的，作品的一切内在潜质。它的客体可以随时转换，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绝对的主体，换句话说，它是相对的。某些语境下需要为观众，另一些时刻需要遵从作曲家的原意，还有些时刻需要服务于演奏家的个人判断。
与此同时，音乐也可以否定这些因素。比如作为一个演奏者，我认为有时作曲家对演奏的设定，是基于他自己并没有想到更好的诠释方式。现在的作曲家就是这样，创作过程中会征询演奏家意见——这在当代音乐创作中十分常见。但我们却无法和故去的作曲家沟通。他们不仅作古，且早已被后人神化。我们只能作为一个短暂的客体，来和一个永恒的主体对话，这种对话一定是不平等的。
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作曲家是万能的，他已经想到了最好的可能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而这在当代音乐里是看不见的：权力关系的变更，使当代作曲家更需要演奏家。贝多芬不需要我们——他已经是“神”了。
回到问题本身：我不认为音乐里存在绝对权威。譬如某首作品，它是为小场合演奏而作的，在一个混响很小的场地，保持原速没问题；你把它放到两千人的大厅，速度就太快了。这时作曲家的原意是“音乐”吗？我们对场地做判断，让演奏发挥作品的潜力，这才是音乐。
你曾说“古典音乐具有不可消费性”，但有鉴于作曲家与演奏者话语权的不对等，这种不可消费性是否也是历史、社会语境赋予的？
因为被赋予了“经典性”，古典音乐一定包含了某种神格化意识。但倘若“不可消费”意味着一种清醒，那么无论演奏者还是听众，都应该更理性地审视他所面对的作品，而非一味拔高它们、神化作曲家。这和对待音乐严肃与否是两回事。
但是，抛开历史语境赋予的神化意义，古典音乐本身仍具有不可消费性。因为它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它内在的架构体系，使它成为提供复杂听觉信息的载体。一段脍炙人口的旋律是可消费的，但旋律之下复杂的织体、丰富的细节变化，却永远无法被轻易消费。这与历史的神化无关，而是古典音乐与生俱来的特质。
是否亦与当时消费主义尚未泛滥有关？
当下我们确实缺少工匠精神，但我不认为消费本身是当代产物，只是市场经济将它的本质暴露出来了。一方面，精英文化的丧失、平民文化的兴起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消费本身的快捷性也使得工匠精神越发薄弱。其实消费心理每个时代都有，当年莫扎特的创作也是为了供贵族消费，只不过那些作品本身是另一回事。
现代科技让音乐突破了艺术和技术的界限，你认为技术革新会为音乐产业，尤其是演奏者带来冲击吗？
会，但我对此持乐观态度，我认为古典音乐应该接纳科技革新。试想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这样的科学成就，我们不会有那么多好听的音乐。十二平均律发明之前，我们没法确立二十四个调，更无法实现各调之间的无缝转换。相比绘画和文学，为什么音乐成熟得最晚？因为它太需要科学，才能系统地归纳出一个音理体系。日后若有新技术能改良乐器，使之更具表现力，也许会催生出一批全新的音乐概念和作曲家，带来另一个时代的艺术音乐复兴。
此外，我不觉得科技能真正取代音乐演奏。曾有人预言，人类文明到了人工智能阶段，现存的大部分职业都会被淘汰。在最不会被淘汰的职业中，艺术家名列首位。我想到了人工智能统摄一切的那天，反倒是人类演奏最值钱的时候。那时大家才会意识到：机器人什么都能做，但我想听听机器人做不到的东西——人的魅力。
目前越来越多音乐家拥有跨文化教育背景，包括中国当代最炙手可热的几位钢琴独奏家。国际化教育是否造就了国际化审美？
我不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真的存在国际化。所谓“国际化”，就是西方化。我们大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中。真正的国际化应该不存在一个统摄性的力量——无论政治、文化，都是平等的。
上一代音乐家基本也出国留学，包括傅聪、殷承宗等等，要么去莫斯科，要么去西欧。虽然只有寥寥几人，不像现今大规模的留学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比上一代更“国际”——如果你听以前中国演奏家的录音，他们甚至比我们更西方化。
古典音乐的跨文化实践如此普遍，“学派”概念是否会被稀释？
这一定会被解体的，也应该被解体。不断解体后会有新学派兴起，这样才有进步。比如一个所谓的德彪西学派，如果三百年后大家还这么弹德彪西，那么古典音乐活该死掉，因为它没有任何自我更生能力。
当然作为历史、通过录音遗留下来的学派，我们会永远听它，并感慨道“那是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有着不可复制的演绎风格——正因为无可复制，所以珍贵。如果一样东西可以被无限复制传递，这种东西一是无聊，二是它也一定会变得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