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矛盾：危机之声
康德的“自律即自由”，排除了一切与美关联的外部世界。这样的观念在解放了美的同时，凸显了它独一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颠覆了过往的形而上学。但这样的超越，也使美陷入另一种危险。悖论就在于：康德划分真、善、美，为求凸显诸领域的“自律”。然而，以“自律”为主导的美学立场，终究无法脱离他的伦理学立场。换言之，这仍旧存在着伦理对美的干预——依照自律的准则，这恰恰又是非伦理的。
在我看，这是康德美学最深处的矛盾。这一矛盾终将困扰后世对他的美学解读：艺术，真的必须“自律”吗？
再抽象的艺术，都离不开与知识概念、日常经验的关联。绝对“自律”的艺术，其实不存在。和声虽以泛音的自然现象为基础，但由此建立起的调性体系，是高度人为的成果。康德在他的论述中，并未专究调性中的种种“人工性”。音乐终究不是高山流水，不是“自由美”。历史中，它的成熟期来得如此之晚，就因为要将抽象的音高赋予意义，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挑战。直至大小调体系的确立，声音才终于寻得了一种具有丰富意涵的形式。它不仅对于创作者，对于听者也同样，须以相当的知性经验为前提。正是在知性的框架之内，人才得以领略调性中蕴含的和谐、不和谐、冲突、解决等诸多变化，并与之产生精神的共鸣：愉悦、悲伤、平和、愤怒……一句话概括：调性不仅仅是音乐的形式，更是它的“内容”。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形式主义致命的疏漏。
在叔本华《论音乐》一文中，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美学观的直接影响。叔本华称：音乐的倾诉“徒具形式而无具体内容”。所谓内容，乃是“添加陌生的和任随人意的累赘……我们更应该去直接和单纯地理解音乐本身”。不消说，这与形式主义的立场如出一辙——日后，叔本华的论述同样成为勋伯格无调性理念的支柱之一。
固然，在康德及叔本华的时代，人只知道有调性的乐音。直至勋伯格身处的20世纪初，音乐才开始显现出它背后的二元性：一面是知性的含义，另一面是绝对的抽象。在调的世界中，它们相合为一、不分彼此；但也正是这表象的融合，使康德等人轻易地提炼了其“形式”，却未想到对它的绝对化，最终会走向对“调”的倾覆。当形式获得绝对的自主，当它不再顾及内容，便会引向另一极立场：一切“音符之外”的维度皆可弃之，普世的诉求也将变为绝对的主观。这就是现代主义音乐。这就是无调性革命。
在此，有人或会质疑：无调性的作品听来并无感性，这样理性化的风格，何以是“主观”的？这又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倘若人谈感性，谈的是个人体验，那么勋伯格恰恰不在乎我们的体验——如果感性代表“忠实于自我”的话，那么他的音乐才是真正感性、真诚的。在勋伯格这里，创作固然基于其严格设定的理性规则，但这正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明证。
勋伯格提出：只有在摆脱调的传统框架后，音乐才可以成为一门真正个人、自律的艺术。在他眼中，音乐服从调性，不过是屈从于某种强权——凡是调，其音必有主次之分——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是主要音对次要音的“统治”“压迫”。而他从调性的历史，从它由原始的形态逐步精致化、体系化的进程中，看到的也更多是人为发展的成果，而非自然规律的衍生。
如此一来，颠覆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就显得迫切了。这其实并不难实践：作曲家只需自行设置一组音列，并严格依照它谱写全曲，同时避免使此音列中的任何音符比其余音符重复更多。如此，便没有哪个音是“更主要”的了：调的世界即刻瓦解。“自律即自由”的音符，推翻了统治它们的主人：勋伯格坚信，这才是对音符的平等化，一场真正解放音乐的行动。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共产主义”意味。无怪乎诸多左翼思想家，从阿多诺到齐泽克，无一不是勋伯格艺术的钦慕者。在阿多诺眼中，浪漫主义音乐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无调性则代表着旧有秩序的必然消亡，是新时代的预言。当然，从政治、社会的视角来论述先锋音乐，其立意发人深省。但艺术终归不是政治，无调性也非共产主义。本质上，它还是形式主义的成果——也仅仅是基于形式，使勋伯格从勃拉姆斯的作品中看到了诸多动机技法的革新，并冠之以“进步者”……
确实，勃拉姆斯在他的创作中，并不乏独到的创新；但终其一生，他都从未真正向前看过。背对浪漫主义的滚滚洪流，他只一味固执地回望那个辉煌璀璨的古典时代。如查尔斯·罗森所言：“勃拉姆斯的全部创作都在倾诉着同一句话——‘我生错了年代’。”我无法想到还有什么，会比“进步主义者”这几个字更令其厌恶的了。与其说是勋伯格借前辈的“进步”为自身正名，在我看来，更是历史对浪漫主义的莫大嘲讽。同时，也一并嘲讽了勋伯格：摒弃了调性的音乐，再也没有了曾经取之不尽的美学土壤。当勋伯格日渐沉醉于他所搭建的象牙塔时，又真的有过任何“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但“进步”，的确在发生着：无调性音乐风靡半个世纪后，终归作为过时的历史现象被遗落。然而此情此境，想必勃拉姆斯、汉斯利克在世，也不会有半分欣慰。不用说，古典音乐再也没能焕发18、19世纪的荣光，即便在当今流行乐领域，调性语汇也一并丧失了曾有的原创动力，而堕入无休止的复制、对复制的再消费、再复制中……调性音乐的复兴还有可能吗？如果它注定不复曾经的辉煌，那么，是否勋伯格本人的选择，也就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延续着一个观念的进程，也是历史，揭开了它深处的悖论。从纯音乐到无调性，就是一部关于“自律”的观念史。在康德写下他关于自律的惊世之论时，又是否听到了——他字里行间潜伏的危机之声？是否听到了那个推倒一切的20世纪？
“音乐，只为它自身而在。”这是跨越两个时代，是勃拉姆斯与勋伯格先后坚守的伦理立场。在今天，面对愈发荒芜的创作土壤，艺术音乐还该坚守什么？
［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楼。彼时已闭馆，展厅安静了
［右］北京国家大剧院，我的独奏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