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想感谢已故的父母，他们为我做的事情大多是好的，即使有些做法不太恰当，那对我当心理治疗师及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很有帮助。
我怀孕时，想采用一些与父母不同的做法，所以我找了许多书籍来学习，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包括：罗伯特·费尔斯通（Robert Firestone）的《慈悲的育儿之道》（Compassionate Childrearing）；阿黛尔·法伯（Adele Faber）与伊莱恩·玛兹利施（Elaine Mazlish）合著的《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琼·拉斐尔-莱夫（Joan Raphael-Leff）的《生育的心理过程》（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Childbearing）。
我觉得拉斐尔-莱夫对管控型和引导型家长的看法很宝贵。费尔斯通的书是探讨我们不知不觉中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不良行为模式，例如内心自我批判的声音。法伯与玛兹利施则强调了确认感受的重要。他们的主张一直伴随着我，在我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都影响了这本书。唐纳德·温尼考特的研究也影响了我，尤其他提到父母何时憎恨或怨恨孩子，以及他为了把这个观念正常化所做的研究。
从那之后，我又读了许多书。安妮·墨菲·保罗的《胎内人生》（Origins）对本书讲“怀孕”部分有极大的影响。我推荐准父母阅读这本书，以及芭芭拉·卡茨·罗恩曼（Barbara Katz Rothman）的《试探性怀孕》（Tentative Pregnancy：Amniocentesis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otherhood）。
但书籍不是我获得知识的唯一宝贵资源，珍妮特·兰斯伯里（Janet Lansbury）的博客对我及这本书影响很大。在如何照顾及了解幼儿方面，我非常推荐她的博客。从她那里，我了解到把孩子的注意力从他的感受转移开来是不好的做法；不要帮婴儿坐起来；以及何时该协助幼儿，何时不该协助（弗雷亚的个案）。我也是从她的博客第一次读到，尊重孩子及关爱孩子一样重要。我很感谢朱迪·邓恩（Judy Dunn）和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美好童年》（A Good Childhood：Searching for Values in a Competitive Age）中，针对家庭结构以及它对孩子的潜在影响所做的研究。
戴维·F.兰希（David F.Lancy）的《童年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让我知道“交感巫术”这个概念，以及“以儿童为中心”或“以成人为中心”的亲子教养概念，那是以我从拉斐尔-莱夫那里学到的概念为基础进一步阐述的。
感谢达西亚·纳维兹的《神经生物学和人类道德发展》（Neurob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orality），她的主张与研究对我来说都相当宝贵，尤其是关于睡眠训练及其潜在危害的整理研究。
罗斯·格林（Ross Greene）的《如何引导暴躁的孩子》（The Explosive Child）帮我定义及区别了孩子的行为何时算是不得体，我觉得他主张的合作型教养非常实用。他认为，人需要具有灵活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抗挫折能力才能表现得体。他也让我想从孩子的角度写一封信，以协助父母设身处地了解孩子的情况。
我还要感谢很多人，我想从专业人士开始：我要感谢我女儿的中学校长玛格丽特·康奈尔的智慧，她不仅教育了我女儿，也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关于孩子与撒谎的问题。
我撰写这本书时，一些同样担任心理治疗师的同仁与我做了不少交流，我感激不尽。
我要特别感谢加州部落地带中心（Tribal Ground）的友人多萝西·查尔斯（Dorothy Charles），她帮我完成了“输赢游戏”的内容。我们的谈话以及她对初稿的意见都非常实用。柏林“活体中心”（The Living Body）的完形治疗师朱莉安娜·阿佩尔-奥珀（Julianne Appel-Opper）帮我完善了这本书里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关于交流、互动，以及她提出的“依附理论”的比喻。她读了这本书的草稿，给了我一些宝贵的意见。若是没有她，这本书会逊色许多。我们花了四天的时间在SPA中心进行头脑风暴，为这本书构思想法。我很期待在完成写作任务后，再次和她一起好好地放松一下。
南威尔士大学的尼古拉·布伦登（Nicola Blunden）和我组成两人写作小组，我们一起住在南唐斯（South Downs）的一间小屋时，我们交流的想法让我受益匪浅。
伦敦“健康对话”项目（Talk for Health）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尼基·福赛斯（Nicky Forsythe）设计了“你对自己的情绪有多满意？”的练习。“如何改善交流”的练习是从她在“健康对话”中传授的“如何倾听”的练习改编而来的。
我要感谢作家温迪·琼斯（Wendy Jones），我写这本书陷入低潮时，她为我做了完形双椅治疗，也就是说，她引导我和这本书进行对话，我因此更清楚写作的方向。
感谢弹跳工作坊（Bounce Works）的儿童与家庭治疗师路易斯·温斯托克（Louis Weinstock）的鼓励，以及针对“培养稳定情绪”这部分内容所提出的意见。
我也要感谢记者兼心理治疗实习生苏珊娜·摩尔（Suzanne Moore），“不仅爱孩子，也真正喜欢孩子”那句话是她说的。她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也影响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
感谢伦敦静点空间（Stillpoint Spaces）的阿伦·巴力克（Aaron Balik），他让我使用静点空间的设施来进行编辑。
感谢诸位大方地拨出时间，分享想法，给予鼓励与关爱。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我想要放弃时，女儿弗洛读了我乱七八糟的初稿，并恳请我坚持下去。她也为后续几版的草稿提出建议。她说服我相信这是值得继续下去的事业，若不是她，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她也非常大方，成为本书中唯一以真名一再出现的案例。我从弗洛身上学到许多人生的道理。从她的眼睛重新观察这个世界，让我成为更好的作家；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变成更好的人。
弗洛还介绍我认识了汉纳·朱厄尔（Hannah Jewell），她来与我同住，是很棒的写作伙伴。
我非常感谢我先生格雷森（Grayson）在育儿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勇气与真实。观察他和弗洛的亲子关系，也让他观察我和弗洛的亲子关系，感觉相当美好。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帮我承受了许多痛苦，而且无怨无悔。
我也要感谢许多朋友长期以来给我的鼓励，特别感谢：珍妮特·李（Janet Lee）、尤兰达·瓦兹奎斯（Yolanda Vazquez）、约翰尼·菲利普斯（Jonny Phillips）、阿尔巴·莉莉·菲利普斯-瓦兹奎斯（Alba Lily Phillips-Vazquez）、海伦·巴格纳尔（Helen Bagnall）。我写这本书陷入胶着状态时，巴格纳尔帮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比较顺利的时候，她又帮我拍了一张。她、狄肯·唐斯（Diccon Towns）、朱丽叶·罗素（Juliet Russell）一起在伦敦沙龙（Salon London）和奥索节（Also Festival）上向观众介绍我，对我帮助很大。这些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我很爱他们。
我也很感谢一些不常见面，但经常在网络上聊天的朋友。他们也让我振作起来：感谢罗丝·博伊特（Rose Boyt），她针对手稿提出实用的建议；感谢达米安·巴尔（Damian Barr），他邀请我在萨沃伊舞厅（Savoy Ballroom）的“文学沙龙”上，向他的观众朗读这本书的草稿；感谢克莱尔·康维尔（Clare Conville）邀请我参加好奇艺术节（Curious Arts Festival），让我有机会把这本书里的一些概念套用在现场观众身上。这些朋友给了我勇气，我很需要这种勇气。
为了寻找书中的个案，我和许许多多的父母谈过。未收录在书中的案例和那些收录的案例一样宝贵，因为他们塑造及强化了我的思维，教我为人父母是什么样子，帮我看到我为人父母及为人子女的观点只是众多的观点之一。我不仅和很多父母谈过，很多父母也写信给我，参与我的调查，与我在网络上交谈，或通过《红》（Red）杂志联系我（我在那里开了一个问答专栏）。有些父母是我的心理治疗客户，我非常感谢所有家长的参与。
我也要感谢我有幸接触及学习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子女，尤其是我的客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展示，婴幼儿期形成的感受、思想、反应模式，可能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停留。我感谢你们每一位，因为你们一直都是我的老师。
我要特别感谢这本书中化名为“吉娜”的客户，因为她不仅提供我个案当素材，也指出草稿中的错误，她一直很忠实地支持着我的研究。
我也要感谢很多老师。玛丽亚·吉尔伯特（Maria Gilbert）和黛安娜·斯穆克勒（Diana Smukler）这两位教授主持一个心理治疗师的阅读与指导小组，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几年，那个小组每月聚会一次。我们讨论许多关于精神分析的概念、理论和想法，我也把那些概念应用在本书的亲子教养理论中。两位教授不仅提供了想法，他们的鼓励也强化了我对自己的信心。
我的分析师安德鲁·萨缪尔教授（Andrew Samuels）也鼓舞了我，他让我看到，权威人物允许自己展露脆弱、不确定、真实时，并不会失去权威。他也对我说过，治疗师分两种，一种参加工作坊，另一种主持工作坊。他说我入错了小组，并给了我迫切需要的改变动力。我的分析可能几年前就结束了，但它的正面影响仍持续至今。
我很感谢我遇到过的所有治疗师。通过治疗，我了解到身处人际关系中的规则。那些规则大多可以应用在任何关系上，尤其是亲子关系。
感谢我的经纪人卡罗琳娜·萨顿（Karolina Sutton），她请我吃午餐，问我对写书有没有想法。我告诉她，我可以写一本书，谈亲子关系的重要，作为一种另类的教养手册。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写这本书之前，她已经安排我和企鹅兰登书屋的威提雅·巴特菲尔德（Ventia Butterfield）见面。从来没有人为了一本书的出版和作者共进那么多次午餐，巴特菲尔德多次找我一起共进午餐，我们常聊到为人父母的经历，我想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后来，她拿到初稿，但她不喜欢。我们经历了关系的破裂与修复的过程，并一起找到双方都喜欢的形式。我们本来可以相互逃避，但我们没有。我相信偏离正轨的关系可以重新步上正轨，并因此变得更牢固、更美好。这种破裂与修复的概念是本书的重点，巴特菲尔德和我也以出版商和作家的身份经历了这个过程。谢谢巴特菲尔德当初的坚持。
我也想感谢艾美·朗哥斯（Aimee Longos）、杰克·拉姆（Jack Ramm）、莎拉·戴（Sarah Day）的编辑意见。
最后，如果你还在阅读，在我提到“认识我的任何人”之前（仿佛我是参加Radio 2益智竞赛节目的参赛者一样），我必须感谢我在《红》杂志的前同事，他熟练地编辑我的问答专栏好几年，也编辑了这本书，让整本书完全脱胎换骨。布里吉德·莫斯（Brigid Moss）提出了各种正确的问题，并要求我回答。你真是完美的明星、才华横溢的作家兼编辑，也是令人敬畏的家长，我爱你。
我也要感谢认识我的所有人。这也许听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都互相影响，塑造彼此，相互扶持。例如，在“游戏”那个部分提到的“变装派对”是一岁的艾斯米（Esme）设计的游戏。约二十年前，她的父亲盖伊·斯坎特伯里（Guy Scantlebury）帮我装修新厨房。有时他来上工时，神情显得相当疲惫。他解释那是因为孩子“清晨五点玩变装派对”。
菲利帕·佩里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