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芝加哥

第十二章　芝加哥 1

1894年，时年三十五岁的约翰·杜威成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无论怎么看，他都算不上是第一人选。芝加哥大学是在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支持下于1857年成立的，但在1886年抵押贷款被取消赎回权后，不得不关门大吉。一个名为浸礼会教育协会的团体决定重振这所大学，于是说服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来当主赞助人。尽管洛克菲勒本人一天大学都没上过，但他是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友(1)。

被选为新大学首任校长的是威廉·雷尼·哈珀，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天才，十九岁就凭借一篇比较拉丁语、希腊语、梵语和哥特语中介词用法的论文，在耶鲁大学拿到了语文学博士学位。哈珀是浸礼会教友（也必须是：浸礼会教育协会明确规定，校长及三分之二的受托人都必须是浸礼会教友），但他是个自由派，决心让芝加哥大学成为一所人皆仰之的大学，在他看来，要伟大到这个程度就意味着必须无门无派。在学识方面的事务上，哈珀的做派则是独断专行。芝加哥大学在很多方面迅速成长起来，能够吸引到万众瞩目的学者，启动创新项目，其主赞助人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输送大量资金（到1937年洛克菲勒去世时，已经捐出超过8000万美元）同时绝不插手学校政策，让这所学校成了“哈珀的集市”。

1889年，哈珀开始为学校物色教员。跟十五年前的吉尔曼一样，他也去挖别的学校的墙角（要不还能怎么办）。事有凑巧，他挖得最狠的墙角，就是斯坦利·霍尔的。克拉克大学的创办人乔纳斯·克拉克，是靠给加利福尼亚淘金者兜售东西发的家，但他并不像洛克菲勒那样对自己出资的学校不加干涉。霍尔出任首任校长不久，他就开始减少对这所学校的资金支持了。经济压力之下，霍尔没能像教员们希望的那样坦诚相待，到1892年春天，教授们开始沸反盈天。哈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显身手的。到这个学年结束的时候，克拉克大学三分之二的教员和七成学生都走了，当中有一半直接去了芝加哥大学，包括五名生物学教授。这年秋天新学校开张时，一百二十名教员中有十五位是从克拉克逃出生天的。

但是哈珀还在寻找一位明星来领导他的哲学系。威廉·詹姆斯（1892年还是心理学教授）推荐了查尔斯·皮尔士，但这份推荐被一位哈佛哲学系教员乔治·赫伯特·帕尔默扼杀了。他告诉哈珀：“詹姆斯会推荐皮尔士给你，我很吃惊。……我从很多地方都听说他这个人性格分裂、道德沦丧，我不得不建议你在聘用他之前仔细调查一下。我敢肯定，正是这样的猜疑才让他没能在这里得到任用，我也认为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他被约翰·霍普金斯扫地出门。”(2)哈珀听到这些就够了。他试图把帕尔默本人招至麾下但失败了，不过他还是成功说服了帕尔默的妻子爱丽丝（时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院长）前来担任芝加哥大学女子学院院长。招募哲学家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伊莉莎·本杰明·安德鲁斯的尝试也终告失败，前面那位拒绝哈珀是因为要去康奈尔大学当校长，后面这位则是想留在布朗大学当校长。哈珀从詹姆斯·塔夫茨那儿听说了杜威，他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员，曾在耶鲁跟哈珀一起学习希伯来语，后来又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杜威手下做过讲师。关于杜威，塔夫茨对哈珀写道：“这位老兄为人单纯、谦逊，毫不做作，也从不自视甚高，结交了很多朋友，但从未树敌。他这个人很虔诚。”(3)于是哈珀发出邀约，请杜威来当系主任。

关于杜威毫不做作的说法，跟此前此后许多对他的评价遥相呼应，因此很容易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人们总是会试图对一个对他们来说相当神秘的特质做出解释。人们说杜威很单纯的时候，并不是指他很天真。他们说的是心如止水，镇定沉着——这一特质并没有完全转化成个人魅力（杜威出现在课堂上时可从来不会让人来电），但也给了他一种不寻常的威严。对于像斯坦利·霍尔或乔治·帕尔默这样的老人——他们的威严较为平淡无奇——来说，杜威的举止只不过是无伤大雅，淡而无味。帕尔默私下里观察到：“从他的外表，几乎看不出他是个重要人物。”(4)但年轻人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学生就这样写道：“杜威老师很年轻，个子挺高，又黑又瘦，头发又黑又长，目光温柔、深邃，看上去像是虚无主义者和诗人合体。我估计他有三十五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我看着他，满是敬畏之情。”(5)另一位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查尔斯·库利则回忆道，他“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但不是因为他的授课，而更多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他的独特个性深受推崇。我们相信他的哲学思想中有某种极为独特的、重要的东西，但并不能明确究竟是什么”。(6)

到1894年，杜威开始觉得安娜堡有点儿与世隔绝了。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沿着他在霍普金斯受到的训练所指明的方向进行的——努力使新心理学、进化论、黑格尔主义和基督教精神融为一体。但他也在那里结了婚，妻子是自己的一名学生，名叫爱丽丝·奇普曼，对社会改革有浓厚兴趣。他自己也开始参与公共事务，比如在一个大学委员会中负责评估公立高中的标准。在讨价还价把工资提到5000美元之后（杜威夫妇有三个孩子），杜威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工作。

不过第一年哈珀只付得起4000美元，于是杜威与学校达成协议，他可以于1894年7月1日开始工作，教完整个秋季学期，接下来的春季学期则休假。他打算和家人去欧洲度过这个假期。1894年5月，他把爱丽丝和两个大点的孩子，弗雷德里克和伊芙琳，先送去了欧洲。他把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是个名叫莫里斯的小男孩，以杜威的导师命名。1894年7月1日，杜威把小莫里斯留给了岳父母，他们住在离安娜堡不远的芬顿，自己则搭火车前往芝加哥。他遭遇了美国社会史上的关键时刻，普尔曼大罢工正如火如荼。

2

乔治·普尔曼是位工程师实业家。芝加哥还在襁褓中时，他就在密歇根湖畔缓缓下陷的淤泥中建起了大型城市建筑，也因此声名鹊起。他花了九年时间设计出著名的卧铺车厢，1865年，当运送林肯总统灵柩的专列从芝加哥前往林肯故乡斯普林菲尔德时，他设法将名为“先驱号”的原型车厢挂在了专列上，因此暴得大名，大获成功（先驱号究竟有没有挂载在专列上其实并没有人知道；但就算没有，也不妨碍普尔曼大做文章，大肆宣扬(7)）。1867年，他创立了普尔曼豪华车辆公司，步入铁路车辆制造行业(8)。

普尔曼卧铺车厢是一种豪华车厢，造价2万美元，是标准卧铺车厢的四倍。这种车厢能挣钱的原因是，普尔曼并不把自己的卧铺车卖给铁路公司，而是出租：他提供工作人员，包括一名列车员，一名服务生；他负责保养车厢内部（铁路公司必须同意清洗车厢外部）；每卖一张票，他都要从中抽取50美分。在那些想要舒舒服服、风风光光出趟门，也付得起价钱的人中间，这种卧铺车厢很有市场。全国的铁路公司都签了合同，将这种车厢连在客运列车上，普尔曼也发了财。普尔曼豪华车辆公司也制造并租赁餐车，制造并销售客运列车、货车、冷藏车和有轨电车。但这种卧铺车厢是专卖产品。从运营的第一年开始，公司就给股东每年分红8%。芝加哥普尔曼股票因为靠得住而名声在外。

普尔曼的第一家工厂在纽约州的帕尔迈拉，但他希望在芝加哥附近能有个厂子，因为他住在芝加哥，而且这里已经成为铁路枢纽：有二十四家铁路公司把芝加哥设为终点站。于是1880年他在芝加哥城以南约二十公里处买下一大块空地，建了一个车辆厂。与此相应，他也从无到有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城镇：伊利诺伊州普尔曼镇。普尔曼镇是个模范城市，在美国这样的城市还是第一座（普尔曼的灵感显然来自克虏伯家族在普鲁士的钢铁厂附近的模范城市(9)）。这个市镇有一千四百套房子，八千人口，全都是普尔曼公司的员工及家属。镇上还有个室内购物商场，所有的店铺都在商场里面；一座有五个房间的图书馆，五千卷藏书全部出于普尔曼的捐赠；一所带操场的学校，在1880年实属罕见；一座公园，带一眼湖水；一座剧院，可容千人；外加酒店、银行和教堂。街道都是铺过的，房子也都带草坪，公司负责修剪。

普尔曼的想法是给员工提供一个有益于德行的环境。这儿禁止卖酒（除了酒店酒吧，但酒吧卖得特别贵，一般人喝不起），也禁止卖淫。开设成人教育课程；有体育俱乐部；一个八十人的军乐队夏天的时候会每周过来办免费音乐会。孩子们都接种了天花疫苗，从学前班到初中毕业，上学也都是免费的。只有适合阖家观影的剧目才会在剧院上演。

但普尔曼也希望自己的小镇能带来利润。普尔曼镇上的一切，就连银行在内都归普尔曼公司所有，从公寓到教堂的所有设施，都预期要产生6%的成本回报率。（这一要求使得教堂过于昂贵，结果没有哪个教派租得起；图书馆也不得不每年收取会员费，然而并没有几个会员。）跟芝加哥同等水平的生活空间相比，普尔曼镇上的租金明显要高一大截，尽管大家也都承认，这里的便利设施出类拔萃。例如垃圾和污水会定期处理，在芝加哥的工人区，这可不是标配（污水会抽到镇子外面公司的一家农场，并得到合理利用）。不允许拥有房产，同时租约规定，任何租户都可能被驱逐，最多提前十天通知。房租也一直从住户的工资账户中自动扣除，直到1891年被伊利诺伊州法院判为非法。普尔曼在他的卧铺车厢里雇有“观察员”，在镇上他也如法炮制，雇有信息员——负责报告年久失修之处。抱怨公司的居民有被驱逐的风险。到1893年，小镇人口达到一万两千六百人。72%都是移民。

1893年6月27日，纽约股市崩盘，引发了大萧条。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经济是由铁路扩张来驱动的(10)。北方战时国会曾通过一项土地出让计划，为那些愿意修建新铁路的公司提供了六十四亿公顷的土地。这项计划只是国会的国有化议题中的一小部分，以期在铁路公司帮助下建立国家经济体系。铁路建设也吸引了欧洲资本，刺激了钢铁产业发展壮大，同时也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寻找工作机会的移民。土地出让计划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完成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这个目标在1869年完成），而通过让商品和原材料能够快速从大陆一头运到另一头，铁路也打下了大众市场经济的基础。

共和党的商业哲学是自由放任，与此相应，铁路工业的发展也堪称野蛮生长。战后涌现的体系以私有制（修建铁路、购买车辆所需要的资本太大，州政府不可能筹得到）和短距离运营为特征——一直到1880年代中期，铁路系统在各地的轨距还常常有所不同，逼得无论是人是货在长途旅行时都不得不频繁换车。系统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量冗余。比如通往芝加哥有二十四条各自独立的铁路线，倒是保证了有足够运力，但对价格竞争来说也是致命的。经济增长时，铁路系统也会繁荣，因为要靠铁路运输货物——但一旦经济停滞，车辆就会闲置，工人也就无所事事。铁轨和车辆的制造一停下，钢铁产业（有半数以上的产量都用于铁路建设和维护）随即急转直下。弱小的公司以及给这些公司放款的银行就得倒闭，资本也将外逃。由于铁路经济是全国性经济，这些影响都会迅速蔓延。镀金时代的商业周期大概十年一轮回：1893年之前，1884年和1873年也都有过大萧条。

1893年大萧条中芝加哥的经历又有所不同。恐慌爆发于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期间，这是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盛典，用来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四百（零一）周年。这场博览会也是19世纪最宏大、最能吸引游客的盛事：从1893年5月到10月30日，两千七百万人——几乎等于全美人口总数的一半——前往芝加哥，参观了博览会。摩肩接踵的人群令本地经济繁盛一时。但博览会也雇用了大量工人，很多专门为这份工作搬到了芝加哥，博览会结束后，这些人一下子都失业了。他们也无处可去，芝加哥成了一个失业大军横行的城市。（还遭遇了一场天花，而且在博览会结束前两天，市长被暗杀了。）

因此，类似普尔曼公司这样的企业，都面临产品需求急剧下降（到1893年夏末，已有七十四家铁路公司破产）和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于是普尔曼采取了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做法：12月他平均裁减了25%的工资，并解雇了伊利诺伊州普尔曼镇商店中五分之一的雇员。但是他可没降房租。1892年和1893年，城镇带来的利润已经降到了4%以下；普尔曼预期的是6%，他也不明白工资（由市场条件决定）和房租（由市镇居民可自由加入的租约决定）到底有什么关系。居民们可不这样看这个问题，1894年春天，普尔曼的这个模范城市郁郁寡欢。

就连有些共和党人都觉得普尔曼有点儿刻板。俄亥俄州大亨马克·汉纳，后来曾鼎力帮助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上位，据说他曾这么说到普尔曼：“不肯跟自己员工妥协的人是个实打实的笨蛋。”(11)但一边是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另一边是神经紧绷的投资人群体，满足哪一边更有意义？普尔曼公司的股东并没有因为车辆业务衰退而遭受损失：1893年，公司支付了7223719美元的薪水和2520000美元的分红；1894年，则有4471701美元用来支付工人工资，2880000美元用来分红，并且还剩下2320000美元的未分配盈余(12)。因此5月11日这天，普尔曼公司九成员工都没来上班。公司解雇了其余的人，关闭了工厂。

普尔曼公司以前也发生过工人停工的事情。让1894年的状况有所不同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美国铁路工会（ARU），由尤金·维克托·德布斯一手创立。德布斯的父母是阿尔萨斯移民，1851年定居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他们的孩子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下长大的。德布斯的名字是跟着欧仁·苏和维克多·雨果来的，他俩都是法国作家，也都是社会改革者。他最喜欢的书是《悲惨世界》，最崇拜的人是约翰·布朗。他十六岁就开始在铁路上干活儿了，一开始是司炉工，也很快就在机车司炉工兄弟会里活跃起来。

兄弟会是个行会，也就是说只代表司炉工这一行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对司炉工来说是好事的，对道岔工、制动手、列车长、修理工、报务员以及工程师未必也是好事——所有这些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兄弟会，机车司炉工兄弟会可能不只在资方面前势单力薄，在铁路工人的其他工会面前也是如此。所有铁路工人也都常常会在另一个群体面前感到孤立无援，这就是农民群体，后者希望运输费用降下来，但又期待食品价格能保持高位。企业家很擅长在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挑拨离间，这也是19世纪的劳工在政治上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由塞缪尔·冈珀斯于1886年创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只不过是个行会的联合会而已。德布斯的美国铁路工会则有所不同，是一个产业工会。工会代表所有在铁路上工作的人的利益，包括没有技术的工人——那些说不上自己有行业的人，因此并未被美国劳工联合会囊括在内。如果铁路工会号召罢工，能让整个铁路系统歇菜。

铁路工会成立于1893年6月。不到一年，工会就在詹姆斯·希尔的北方大铁路公司发起了罢工，并在十八天内强迫达成仲裁，工人们大获全胜，几乎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是美国历史上铁路大公司破天荒第一次成功罢工。到1894年6月，也就是成立一周年时，工会已经有了十五万成员。普尔曼工厂的工人也可以加入工会，因为公司在工厂与芝加哥城区之间运营着一条短程路线，这当然也算铁路。6月，普尔曼公司的工人前往铁路工会，请求抵制所有挂载了普尔曼卧铺车厢的铁路公司。

德布斯并没有激动。他似乎预感到，这次的风险比北方大铁路那次罢工要高得多。但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多项请求都被断然拒绝了。（普尔曼在制定了绝不允许讨价还价的工资和租赁政策后，自己就预先采取措施，离开了芝加哥。罢工期间他大部分时候都在新泽西海岸的度假屋里待着，两耳不闻窗外事。）6月26日，铁路工会命令所有道岔工，不得将普尔曼卧铺车厢挂载到火车上。如果道岔工因此而受罚或被解雇，该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会所有成员都会罢工。这样的通体合作行动，那些兄弟会绝难做到。

德布斯的预感是对的。这回铁路公司已经做好了为难他的准备。在芝加哥设有终点站的二十四家铁路公司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铁路总经理协会——就等着这样的事儿发生。他们宣布，所有与普尔曼公司有合同的线路，除非挂载了普尔曼卧铺车厢，否则都不得运行。6月29日，二十条铁路线停止运行，铁路工会十二万五千人停工，芝加哥以西的整个芝加哥铁路运输系统基本上完全停摆。

因此7月1日约翰·杜威要去芝加哥还是有点麻烦的。最后他终于在密歇根中央铁路的线路上弄到了一张票，该公司用的卧铺车厢来自普尔曼公司的竞争对手瓦格纳公司。旅途中，他跟罢工的组织者之一简单聊了几句，让他大开眼界。他写信给爱丽丝道：

我只跟他聊了十到十五分钟的样子，但聊完后，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年都没这么激动过了。我觉得我最好把教书的工作辞了去追随他的步伐，直到我真正进入生活。他的坦诚和真挚近乎极端，眼下的风起云涌又是如此壮观，在对他的钦佩中你会忘了所有的对错。仅仅从审美的角度看，像这次罢工展现出来的这么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场景，这么多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来，我想这个世界上还没发生过几次。……政府明显想横插一脚，这些人也几乎肯定会受到打击——但这件事很伟大，也是更伟大的开端。

听其他乘客聊天也让他乐不可支。

有两三位衣冠楚楚的家伙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工党正在实行的暴行和暴政。其中一位非常苦恼，因为他们现今“丧失了公众的全部同情”——因为他没法回家吃晚饭。德布斯……理应处以叛国罪；另一位则热情高涨，称德布斯是位“天主教教士”。当我在晨报上发现这位仁兄就是美国爱国协会（一个反天主教的组织）的演讲人时，一切都得到了解释。(13)

杜威对政府的看法是对的。次日，即7月2日，美国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拿到了一项法院命令，禁止德布斯和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采取包括演讲在内的任何意在鼓动抵制运动的举动。德布斯对这道禁令置若罔闻。于是奥尔尼前去劝说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民主党人，1892年在工人支持下当选）动用军队，好保护全国的贸易及邮件运送。邮政车辆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挂载卧铺车厢，铁路工会也早已指示其成员，不得进行任何有可能干扰邮递的行动。但官方对邮政的担心只是拖联邦政府下水的借口。7月4日早上，住在芝加哥城区旅馆的德布斯向窗外看去，看到联邦士兵在湖边驻扎。谢里登堡（芝加哥所属地区）全部所辖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为了平息这场罢工，共投入了两千名士兵及五千名联邦警察。

这天下午杜威在阿道弗斯·巴特利特府上做客。巴特利特是芝加哥的杰出公民，靠批发五金生意起家（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比是密歇根大学校友，所以杜威才收到邀请）。府上还有一位客人叫做约翰·巴罗斯，是芝加哥长老会第一教堂的牧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宗教讲师。次日杜威向爱丽丝报告道：

关于罢工的话题，看到牧师比商人还要激动万分，真是有意思。巴特利特出于业务上的原因，自然希望看到罢工被镇压。巴罗斯则用良好秩序、维护法律、给予教训和悲天悯人的重重光环来装饰镇压之举。……我觉得，知识分子很可能会比资本家还要坏。冯·霍尔斯特［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谈到“共和国在历史上的危机；德布斯暴政比沙俄暴政还要可怕”云云，所有这些言论巴罗斯都在油腔滑调地借用，生怕罢工在有些人吃到枪子儿得到教训之前就停息了——对基督教福音派牧师来说这再正常不过。我们这所大学显然在“工党”这里名声臭得很。(14)

7月6日德布斯提出，可以取消抵制行动，只要允许所有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但铁路公司现在占了上风，拒绝了他。对峙演变成暴力冲突。罢工者和围观者共有十二人死亡，铁路公司数十万美元财产化为乌有。7月10日，德布斯和铁路工会其他工作人员被控阴谋破坏邮政，阻挠国内贸易。德布斯被捕了。他交了保释金，但结局显然已呼之欲出。在14日给爱丽丝的信中，杜威写道：

你大概也会从新闻上看到，罢工失败了，“工党”相当低落。但如果我是先知，我会说罢工其实是胜利了。这场罢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上流社会”有过很多如何如何暴力的闲谈（尤其是在我看来），工会还是已经展现出，如果组织、团结起来，他们能造成怎样的声势。这种成就不只是会让他们清醒，也给了公众一个无法很快忘却的教训。我觉得，那几千辆被付之一炬的货运列车只是相当低廉的代价——这是吸引注意力的必要刺激，想让这个社会好好反省一下的话，也许很容易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他补充说，他也在试着更深入地了解哈珀和大学里的那些新同事。这个地方似乎相当保守，也很注重身份地位。他说：“我最主要的印象就是，我是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15)

7月17日，德布斯再次被捕，理由是他违反了7月2日的禁令。这回他拒绝保释：他知道斗争已经失败，也已经做好准备，要像约翰·布朗那样英勇就义。第二天，抵制运动终止了。那些铁路兄弟会之前就拒绝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是如此。普尔曼公司一开始参与罢工的一千名工人一贫如洗，回到公司上工的所有工人都被迫签字画押，保证永远不再加入工会。

在整个抵制运动中，媒体都将德布斯渲染为独裁者。在德布斯被收监的那一周，《哈珀斯周刊》以“镇压叛乱”和“独裁”之类的标题刊登了一些反对德布斯的文章。杜威读到这些文章时，觉得恶心至极。他对爱丽丝写道：

我都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读过像这么令人无望、灰心丧气的东西。唯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这些“高等阶级”——这些天杀的——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没有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了。……上流社会的代表刊物——这些天杀的——会采取《哈珀斯周刊》和其他所有期刊都有的这种态度，认为德布斯就是个疯子，或者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罪不容赦，有能力控制罪恶滔天的“低等阶级”——那，这也表明了上流社会都是些什么人。我也担心芝加哥大学是个资本主义机构——就是说也属于高等阶级。(16)

三天后，杜威又觉得更有希望了一点。他说：

德布斯那一拨人仍然声称道路严重受损，但目前对外界来说，罢工和抵制行动本身，作为罢工或是什么来说，已经彻底失败了。逮捕德布斯绝对是件好事；法院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要么说罢工和抵制行动以能发布命令的领导人为前提，因此释放德布斯；要么仅仅因为发动罢工就一直关着他，要他承担罪责（阴谋破坏邮政和商业贸易，等等）。……在我看来，随便怎么决定，都是“工党”的胜利。……这样一个决定带来的冲击力，不会比这件事本身更有效，奴隶制也不可能走得这么远。(17)

最终，针对铁路工会阴谋论的案子败诉了（为铁路工会的人辩护的是克拉伦斯·达罗），但德布斯和其他人还是因蔑视法庭、违反7月2日禁令而被关押。德布斯的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结果被驳回。德布斯到伊利诺伊州伍德斯托克麦克亨利县监狱服刑六个月。当地有些农民放话说，要闯进监狱，私刑处死他(18)。1895年11月，德布斯刑满释放之后试图复兴铁路工会，但谁也不想再跟工会有任何瓜葛。1897年1月1日，他宣称自己成了社会主义者。

3

杜威对普尔曼大罢工的看法一以贯之：他认为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如他在给爱丽丝的信中所说）“让这个社会好好反省一下”的办法。这个社会有太多需要好好反省一下的事情了。大罢工表明，在虔诚的基督教、自由放任的经济体、自然法则教条、科学决定论和甚嚣尘上的达尔文主义（战后数十年，很多人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态度都有达尔文主义的特点）累加起来的混合体中，有着多么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不合时宜。

普尔曼大罢工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并不是因为暴力。两年前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厂的霍姆斯特大罢工，镇压过程至少跟普尔曼大罢工同样残暴。普尔曼大罢工是因其规模而成为国家警报的。我们认为罢工是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即企业和工人。但在1894年很多人认为这场大罢工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即乔治·普尔曼和尤金·德布斯。让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两个人之间的争端能让半个国家都陷入瘫痪。这也是为什么德布斯会被讽称为独裁者。对19世纪的人来说，这场抵制运动似乎只是其个人意志的延伸。实际上，德布斯曾反对发起抵制运动，也一直在努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并曾努力阻止暴力和蓄意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几乎可以肯定是铁路工会成员搞的鬼（尽管也有密探在兴风作浪）(19)。但创立铁路工会，就是养了一头老虎。他可以坐在老虎的背上，却不能完全控制它。普尔曼似乎同样也被自己的固执所引发的巨大动荡吓得目瞪口呆。

因此，普尔曼大罢工揭示出来的问题之一，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原则——即自由放任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普尔曼镇是乔治·普尔曼的私人财产，因此只要说城镇的营利能力最大化能让他得到最大的满足，他也有权按自己高兴随意处置。这也是韦伯斯特在赢得达特茅斯学院一案时采用过的论点：达特茅斯是埃利埃泽·惠洛克的私人慈善事业，根据章程，他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管理。斯托里法官的声明（私人组织享有与私人同样的权利）是法律上的直接推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普尔曼公司的工人。工人是其自身劳力的唯一所有人，他可以自由地将劳力出卖给普尔曼，或者出卖给另一个愿意给更多酬劳的雇主，再或者按兵不动，因为期待看到劳动力价格上涨（或是因为他认为休闲比挣工资更有价值）。这里的假设同样是，他的“财产”回报如果能最大化，他得到的快乐也会最多。普尔曼和工人一样，他们的经济行为都可以理解为受这种“享乐主义小九九”的支配。但是，有一件事普尔曼和工人都无权去做，就是合谋阻止其他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的阴谋可以用“共谋”这个贬义词来表示。

因此，对德布斯阴谋阻挠国内贸易的起诉是以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名义提出的，该法案最早是为了限制企业共谋的反竞争行为，目标企业则是标准石油托拉斯，由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最主要赞助人的约翰·洛克菲勒于1881年成立。巡回法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判处一位铁路工会工作人员因帮助在辛辛那提组织抵制运动而入狱时宣布美国铁路工会为非法组织，因为尽管普尔曼自己的雇员有权罢工，但与普尔曼没有“天然关联”（塔夫脱语）的工人卷入其中，却构成了限制贸易的共谋。他写道：“美国铁路工会的巨大阴谋超乎想象。如果共谋的目标是让国家陷入困顿，那肯定是不合法的。”(20)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铁路兄弟会是以行业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所有司炉工都被认定与影响司炉工利益的事态发展有“天然关联”。如果这些发展并未影响比如说工程师的利益，那么工程师就只能袖手旁观。这也是为什么《哈珀斯周刊》在其中一篇反对罢工的社论中用了“垄断”一词，但所指并不是普尔曼公司，而是铁路工会。

当然，协调业界对罢工做出反应的铁路总经理协会也是共谋，而且这个团体在抵制运动造成的损害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1)。联邦政府的干预很明显是代表铁路公司利益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敌对双方在都想压倒对方的角力中，真的会让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陷入困顿。普尔曼事件的方方面面关涉太大，不可能听任他们试探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公开市场上的经济价值。

那么从法律上讲，在他们的争端中，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七十八年前，普卢默州长也是出于同样的利益考虑干预了达特茅斯学院一案：公共福利。克利夫兰据说曾这样表态：“如果需要动用美国的全部陆军和海军才能在芝加哥投递一张明信片，那就动用好了。”(22)最高法院也对此表示支持，在驳回德布斯的人身保护令时表示：“国家的全部力量，都可以用来确保在任何一片国土上，任何国家权力都能完整、自由地施展，确保宪法赋予的任何权利，都在其照管之下安全无虞。政府强有力的军队可以用来扫除阻挠国内贸易自由和邮件运送的任何障碍。”(23)这些语句针对的是组织起来的劳工，但对那些大型企业来说，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在普尔曼大罢工中表现出来的反对劳工的情绪，背后的信仰体系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杜威也曾观察到，这种观念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普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进化论（物竞天择）和统计学思路（竞争的结果总是适者生存，适合与否由自然法则决定）的推论。对现有的财富和权力的等级制度，这是相当直白的辩护，这种哲学显然也与古典经济学完全相容。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改革的态度，可以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总结：《让这个世界地覆天翻的荒谬努力》。文章是美国最杰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写的，发表于普尔曼大罢工爆发前两个月。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公众对大罢工的反应很可能没什么关联，而且不管怎么说，到1894年时，这种思潮早就大势已去。

就比如普尔曼本人，虽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镀金时代财大气粗的典型代表，却显然并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模范城市以改革主义者的思想为基础，认为性格是良好的住房条件、定期垃圾清理等的作用，而非由基因决定，在租金方面他顽固不化的态度也几乎可以肯定跟道德价值（以及自尊心）关系甚大，而不只是因为经济理论。在普尔曼这一代企业家当中，可以看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常只是新教对工作伦理价值的信奉，再加上洛克式的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这跟进化没有任何关系(24)。

虽说萨姆纳是耶鲁大学的教授，美国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却是在反对萨姆纳及其哲学导师赫伯特·斯宾塞所持有的自由放任观点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学科。说到底，下面两种假设究竟哪种为某个研究领域提供了更有前景的基础呢？其一，社会按照基本定律发展，其效率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提升；其二，社会是多元有机体，其进步可以由科学知识加以引导。知识分子出现是因为对专门知识的需求。专门知识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断重复：“让市场做决定”（或者就像萨姆纳喜欢挂在嘴边的“要么自食其力，要么坐以待毙”(25)）并不好。

杜威所在的学术界让他能经常接触到与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有些甚至比伯灵顿哲学或是乔治·莫里斯的基督教黑格尔主义还要激进得多。1884年他还在霍普金斯当学生的时候，听过萨姆纳最强有力的反对者莱斯特·沃德在形而上学俱乐部读过的一篇名为《作为社会因素的思想》的文章。沃德是个实干派，作为古生物学家在政府供职。此前一年，他出版了美国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动力学》，强调了智力对人类进步的影响，在讲演中，他也重复了自己的论点。他在俱乐部说道：“自由放任的原则是清静无为者的教义，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科学信条，将一切都交到大自然手中，无异于投降。适者生存只不过就是强者生存，……也可以叫做消灭弱者。如果自然界的进步要通过消灭弱者才能得到，那么人类的进步则是要通过保护弱者才能达成。”(26)

同一年，霍普金斯的一位助理教授理查德·埃利在大学期刊《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被广为传阅的鞭挞古典经济学的文章：《政治经济学的前世今生》。之后没多久，《哈珀杂志》委派给埃利一项任务，要他去采访普尔曼镇并撰写一篇报道。这篇文章于1885年冬季刊出（那时埃利新婚不久，而杂志社反正要出钱，于是他干脆去了普尔曼镇度蜜月，好节省开支）。埃利很快认识到，这个城镇代表着自由放任原则已被弃如敝屣。他写道：“无拘无束的社会力量自由发挥，就能让万事万物都处于完美、自然的秩序之中的美好梦想，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开始普遍相信，神圣秩序从未想过，社会和经济世界要自求多福。”不过他也发现，几乎不可能让普尔曼镇居民对他知无不言：他们怀疑他是个“探子”。于是他把妻子靴子上的扣子扯下来，拿到不同的鞋匠那里去修补，他的理论是，“没有人会避免和来办这么无关紧要的差使的人随便聊会儿天”。他总结道，尽管普尔曼镇的建筑和公共卫生非常出色，“普尔曼的思想却并不是美国式的。……这是宅心仁厚、大发慈悲的封建主义”(27)。（这年秋天，埃利创立了美国经济协会。其目标，据他私下所说，是“与萨姆纳之流的影响作斗争”(28)。）

在密歇根大学，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也是众矢之的。在那里杜威最喜欢的同事之一是经济学家亨利·卡特·亚当斯，他认为，当公共福利受到影响时，私有财产应当接受国家监管。1886年，他也因为表态支持一次铁路大罢工，失去了在康奈尔大学的职位。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最好的朋友是乔治·赫伯特·米德，他后来也带他一起去了芝加哥大学。米德以前是威廉·詹姆斯的学生，也是社会心理学的创立者之一。该学科的基本思想是，自我取决于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查尔斯·库利，是杜威的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杜威说的是什么就觉得杜威很鼓舞人心。1892年，库利开始在密歇根大学教社会学（他的博士学位是经济学），并发展出一套理论，其基础概念与米德的理念极为相似，就是“镜中自我”——人是通过社会这面镜子的反映才感知到自己作为个体的。

杜威还在密歇根大学时，曾致力于一种摒弃了洛克式假设的民主理论。1888年发表于《密歇根大学哲学学报》的《民主的伦理》一文，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晚年杜威有意采取了一种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因为他相信读者应该是被思想的说服力所打动，而不在于文章的表达是否得体。他极为成功地摆脱了对词句的雕琢。）《民主的伦理》是对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提出的一种名为大众政府的民主观点的回应。梅因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敌人——他认为，大众的偏见是进步的绊脚石——对于最高法院在达特茅斯学院一案中的意见，他特别赞赏，称之为“美国众多伟大的铁路公司声誉的基础，……确保了经济力量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力量让北美大陆的土地得到了耕种；这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对抗没有耐心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幻想的堡垒”。(29)

杜威认为，梅因将多数人的决定看成是那么多独立的、自私的偏好的总和，就犯了经验主义者认定我们可见的比不可见的更真实的错误——个体是存在的，但“大众意愿”则是子虚乌有。杜威觉得，这实际上是开倒车。他写道：“社会的统一性和结构性特征是客观事实，非社会的个人是一种抽象概念，想象一下把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人类特征都剥除掉之后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就能得到这个形象了。社会作为真实的整体，是正常的结构，但大众作为孤立个体的集合，就是子虚乌有了。”(30)民主可不只是其组成原子的总和，因为原子并非独立于自己所在的分子。原子总是会作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起作用。参与改变了一切。

尽管杜威的第一印象并非如此，但实际上杜威来到芝加哥大学时，这里也正在成为继自由放任原则而起的各种思想的中心。哈珀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系主任阿尔比恩·斯莫尔从霍普金斯毕业，是莱斯特·沃德的追随者。（他曾声称：“跟美国曾出现过的其他任何著作比起来，我更希望自己写过《社会动力学》这本书。”(31)）斯莫尔并非激进的改革派（就此而言，沃德也不是），不过他相信，社会学应当是一门需要亲身参与实践的学科。1896年，他和乔治·赫伯特·米德，以及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基督教改革者查尔斯·亨德森一起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在最早的某一期上他写道：“从芝加哥城组成的广阔的社会学实验室中，我学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课就是，最好的老师不是臆测，而是行动。”(32)

芝加哥也有真正敢于打破传统的人。托斯丹·凡勃伦也曾在霍普金斯研究生院就读，还是跟杜威同一年入的学；他选修了皮尔士开设的为期一年的逻辑学课程，杜威则觉得这门课太吓人了。但凡勃伦没有申请到研究员职位，于是不得不退学了。1891年，他又去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一年后以教师身份来到了芝加哥。1899年，他出版了《有闲阶级论》，揭露了古典经济学假设中的谬误，行文过于尖刻，以至于有的读者当成了讽刺作品。在该书中，凡勃伦阐述了自己对财产的看法：财产起源于盗窃，据为己有的数量也超过了实际需要，这跟生存没有任何关系，倒是跟身份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凡勃伦对“享乐主义小九九”的看法是，它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上，把人描述为受外部力量左右的“渴求幸福的均质小水滴”(33)。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学术上的大部分敌人一样，凡勃伦并不反对达尔文主义；他只不过觉得，斯宾塞和他在美国的追随者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眼光来阅读达尔文，没有抓住要害。凡勃伦认为，真正的进化论经济学，所要求的人类形象不能只是对刺激做出被动反应，也得是目标的践行者。但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用利润和损益这套语言来表示。在《有闲阶级论》中，他阐述道：“个人有意识的生活的实质，是由思维习惯的有机复合体构成的。在这复合体中，经济利益并非一枝独秀。”(34)

总之，杜威来到芝加哥时，自由放任思想的对立面已经在学术界广泛树立，尽管在政治方面和制度方面这种思想仍在兴风作浪（这也是杜威刚到大学的头几周试图加以衡量的）。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令哈珀如坐针毡——这也自然，因为他的饭碗就靠一位实际上是美国资本家成功象征的人物慷慨解囊。但他也梦想着创建一所伟大的学校，因此无法不把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的教员奉为上宾。1890年代的教授会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受到行政方面的压力，有的人因此被开除，就连芝加哥大学都未能例外。（凡勃伦的问题有所不同：他的风流韵事让查尔斯·皮尔士都相形见绌。他喜欢把同事的妻子搞上床，据说这些良家妇女全都觉得他不可抗拒。）但1900年之前因自己的政治观点惹了一身麻烦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专业领域中的明星。

但杜威读到的对普尔曼大罢工最鞭辟入里的阐述，却并非来自学术型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实践派。

4

简·亚当斯是一位社会学家，她和朋友埃伦·盖茨·斯塔尔在芝加哥共同创立的社区中心赫尔馆是一所社会学实验室。但无论是她还是这个地方，都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35)。

1860年亚当斯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小镇锡达维尔。她父亲约翰是个成功的商人，也是林肯的朋友。他参与创立了民主党，内战期间帮助组建并装备了一个团，后来这个团自然就被叫做“亚当斯卫队”。他还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工作了十六年，在那里，他的正直无人不知：他不但从未收受贿赂，也从不向他人行贿，并因此而名声在外。简·亚当斯患有脊柱结核，因此弓背斜肩，两足内八。人们总是把她当小孩子一样宠着，作为女孩子的她为此意志消沉。但她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刚正不阿、有礼有节（在大学里她要求朋友们都叫她亚当斯小姐，让大家有点儿着恼）、雄心勃勃。她魅力非凡，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人们把她看成是圣女。某种意义上，这是19世纪人们解读某个人身上威严、正直光环的一种方式，而这个人恰好是个女人。她确实有这种光环。

亚当斯和斯塔尔从上大学的时候起就是好朋友，这是伊利诺伊州一所专为女子开办的学校，叫罗克福德女校（亚当斯本来想去史密斯学院念书，但她父亲觉得太远了）。1888年去英国旅游时，她们参观了一个叫做汤恩比馆的地方，并因此生发出创建赫尔馆的想法。汤恩比馆创建于1884年，是最早的睦邻之家——也就是坐落在城市贫民区的建筑，大学生（“睦邻者”）在此居住，并致力于社会改革。汤恩比馆有自己的理念。其创始人和管理者是位神职人员，名叫塞缪尔·巴尼特，曾在伦敦贫民区白教堂教区圣祖德教堂任牧师。他的理念融合了基督教的撒玛利亚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批评家，例如阿诺德、卡莱尔和拉斯金等人的社会信条。这种理念在实践方面有两种含义。其一源自基督教，也是汤恩比馆最有益的地方，就是与穷人亲如兄弟有助于提升灵魂。因为这是精神上的好处，所以也被认为是对睦邻者的好处。其二源自社会批评，即认为社会改革的关键元素是文学和艺术教育——伦敦的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匮乏至少和他们物质上的贫困同等重要。

斯塔尔十分虔诚，亚当斯则是美国最超脱的超验主义者之一。（据说在布朗森·奥尔科特到访罗克福德女校时，亚当斯曾争取过为奥尔科特擦去鞋上污泥的特权(36)。奥尔科特是个会认为做饭的时候用火很邪恶的人。）因此，斯塔尔和亚当斯接受起汤恩比馆的哲学来毫无困难。她们回到美国不久就筹集了资金开始建设赫尔馆，部分资金还是由芝加哥的牧师捐助的。1889年，赫尔馆在美国一个最糟糕的城区开张了。这是芝加哥第十九区霍尔斯特德街的一个街区，这里的工商行名录中，收录了九所教堂，两百五十家酒馆(37)。除了一小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这个社区绝大部分居民都是移民。（实际上，1889年的芝加哥，有60%的居民都是在国外出生的。）后来亚当斯、斯塔尔和她们的同事做过统计，在赫尔馆附近统计到十八个不同的民族群体(38)。

赫尔馆并不是20世纪意义上的福利机构。这里确实有救济金，用来帮助那些失业的或是面对其他经济困难的人，而那些“睦邻者”，当然也会为住在附近的人提供很多帮助。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赫尔馆主要是一所教育机构。馆里会组织上课，举办讲座和体育活动，提供饮食指导，还为男孩、女孩、男性和女性分别都设有俱乐部。馆里有幼儿园、操场、育儿室和日托中心，有剧团、合唱团、莎士比亚俱乐部和柏拉图俱乐部。房间布置得很漂亮，还有很多名画的复制品装点空间。该馆主旨是为人们提供一个逃离贫贱生活状态的空间，也弥补城市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帮助他们生活。此外也向他们灌输美国的公民意识和文化准则，而他们自身特殊的民族遗产也会得到承认和尊重（最后这部分对亚当斯来说并非总是那么简单。比如说，她就很难习惯在待客的时候可以进酒）。

刚开始，亚当斯和斯塔尔实际上都是根据汤恩比馆的章法行事的。一份女性刊物在赫尔馆开张前几个月刊登了一篇题为《芝加哥的汤恩比馆》的文章，将赫尔馆公之于众。文中说道：

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使之成为……其他青年女子的静养之地。她们需要休息，需要变化，或是渴望从社会的过度需索中全身而退有个避难处。她们也相信，向生活的另一面，向另一半人群的贫穷和奋斗匆匆一瞥，会让更多人大发善心，大表同情，不再有多少时间和倾向来内省，来野心勃勃，又或是或真或假地哀怜自己的多愁多病身。(39)

社会工作听起来好像很疗愈，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这也是对中上层女性被迫死气沉沉的反应，是女权主义的一种体现。赫尔馆一开始的活动也是受到拉斯金的文化提升理论的启发。最早的活动有一件是为本地的意大利移民举办的，就是一连好多个晚上聚在一起读乔治·艾略特的《仇与情》，一起看佛罗伦萨的照片(40)。

调子很快就变了。原因之一是1891年，弗洛伦丝·凯利来了。比起亚当斯和斯塔尔，凯利要世故得多。她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又去了苏黎世大学上学，翻译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结了婚接着又分居了（婚后的名字是维什涅夫斯基），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童工的小册子。跟斯塔尔不同，凯利是无神论者；跟斯塔尔和亚当斯都不同，凯利是社会主义者。她来这里不是为了精神上的回报。在她的帮助下，赫尔馆变成了改革团体的中心。例如她深入调查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影响很大，于是进步派的州长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任命她为伊利诺伊州的首席工厂督察。凯利也让赫尔馆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她是《赫尔馆地图及文件》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该书明显受到恩格斯关于曼彻斯特的著作的启发，是关于赫尔馆周边地区的研究，出版于1895年，也是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城市居住区最早的深入调查之一。（雅各布·里斯轰动一时的著作《另一半人的生活》讲述了纽约贫民窟里的生活状况，出版于1890年。）

赫尔馆的教育计划也在继续进行，包括一些特邀嘉宾带来的讲座，其中就有约翰·杜威。1892年1月，杜威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就在赫尔馆以《心理学与历史》为题做过讲座。回到安娜堡之后，杜威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道：

在逗留期间我获益良多，无以言表。你让我有机会了解那里的状况，我也感激不尽。……我在那里的每一天都让我越来越坚信，你的路子是对的。我相信，二十五年之内，现今在各式各样的教堂之类的机构中作茧自缚的那些力量，会通过你打开的这些通道喷涌而出。(41)

这段地久天长的君子之交由此开始。

赫尔馆并不是美国第一家睦邻组织。有个叫斯坦顿·科伊特的人曾在汤恩比馆住过两个月，1886年，他在纽约下东区也开设了一家睦邻组织。但赫尔馆很快成了最著名的。到普尔曼大罢工发生时，这里已经成了欧洲名人的必经之地，亚当斯也成了这所城市的杰出公民。她加入了一个名叫“芝加哥公民邦联”的组织，五金行业的龙头老大阿道弗斯·巴特利特也是，大罢工期间杜威就曾到他府上做客。罢工刚开始时，她就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前往普尔曼公司，提出组建一个中立的委员会来调查工人的不满。亚当斯认识乔治·普尔曼，曾和普尔曼的女儿弗洛伦丝在波士顿家访护士协会的董事会共事，普尔曼本人也对赫尔馆有所贡献。（想想他在租金上毫不妥协，却愿意捐一些救济金，挺奇怪的。）但她却被告知，普尔曼公司的事情跟她无关。

正如人们预期，赫尔馆的态度大体上是支持抵制运动的。7月5日，也就是出动军队的第二天，杜威在从巴特利特府上回家时顺便拜访了赫尔馆。他对爱丽丝写道：“你大概会想，氛围会有些不同。”亚当斯不在，但“全国各地的人都扔掉了自己的饭碗，好让成百上千英里开外自己的伙计们能得到他们的权利，这样的大气磅礴让斯塔尔小姐热血沸腾——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人，我还只见过她这么一个”。(42)弗洛伦丝·凯利为工会积极奔走。在7月10日的起诉之后，她帮助募集了德布斯的保释金，事后有一次德布斯出去喝得烂醉如泥，她也帮他在媒体面前大力遮掩(43)（德布斯没什么酒量，一般喝到第二杯就倒了，但他还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泡酒吧［而且一泡好多家］似乎就是他跟群众们联络感情的方式）。

亚当斯则采取了另一条路线。她强烈反对抵制运动。杜威顺路拜访赫尔馆时亚当斯不在，是因为她去探望自己的姐姐玛丽·林去了。姐姐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因癌症住院，生命垂危。简可以乘坐私人火车前往基诺沙，但玛丽的丈夫约翰，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却有点麻烦。约翰·林最终签了一份声明，如果火车在路上遭袭，铁路公司可以免除责任。他们一家人坐在车厢地板上，一路担惊受怕，生怕石头飞进车厢。他们到了基诺沙，但还是太晚了。亚当斯总是坚称姐姐在临终前原谅了罢工者(44)，但这番经历似乎还是让她对工业斗争的破坏性影响有了不良印象。

就是在理论上她也对抵制运动持反对意见。弗洛伦丝·凯利是亚当斯放弃汤恩比理论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也跟她自己在霍尔斯特德街上的邻居有关。她发现，她想要帮助的这些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怎样才能提升，比她和她那些同事有更好的想法。她开始认为，任何以自上而下的假设为前提的慈善方式或改革方法——比如说，认为改革者的品位和价值观要比被改造者的高级，或者更简单的例子，认为慈善是单向的授受行为，富人给予，穷人索取——都是无效的，从根本上就错了。她断定，睦邻运动要想成功，就得纠正在阿诺德、卡莱尔和拉斯金的社会批评中一以贯之的反民主的敌意。（亨利·梅因的政治著作中有类似的敌意，杜威也在着手纠正。）她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消除令人反感的群体和阶级鸿沟中。任何会让鸿沟加深的事情——比如大罢工就在此列——她都反对；任何能促进合作的想法——比如仲裁——她都鼓励支持。

在《赫尔馆地图及文件》中，亚当斯写道：“我们必须学着信任我们的民主，尽管它就像巨人一般，而它粗野的力量和未经检验的应用看起来似乎咄咄逼人。”(45)她的民主参与的思想也是普遍的。数年后她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学会说，在善能被随便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紧握在手中之前，我们必须将善扩展到整个社会。但我们还没学会补上一句：除非所有人、所有阶级都对善有所贡献，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这善是否值得拥有。”(46)当亚当斯对自己的工作性质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她就不再是个但行好事的人了，甚至也不再是改革者，而成了社会科学家。她成了自己这个专业领域的社会学家：第一位做社会工作的社会学家。

1894年秋天，普尔曼抵制运动失败几个月之后，芝加哥大学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睦邻之家。（哈珀曾企图接管赫尔馆，但被亚当斯拒绝了。）大学睦邻之家的建设工作由爱丽丝·帕尔默领衔，她丈夫是哈佛的哲学家，拒绝了芝加哥大学的哲学系主任一职，所以才轮到杜威。杜威参加了一些筹备会议，其中一次是在10月份，亚当斯也受邀发言。杜威向妻子汇报了亚当斯的言论。他说，亚当斯在会上讲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目标，因为［睦邻之家］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和生活本身有着同样的目标。……亚当斯小姐希望［大学的］睦邻之家不要从……想要行善的角度起步。慈善被认为是施以援手，而不是解释说明。”(47)爱丽丝·帕尔默显然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她弄了个捐款箱，提出大家要以慈善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本，提议学生每人捐2美元，教职工每人捐5美元。亚当斯感到无比恶心。她告诉杜威，说她觉得帕尔默“后患无穷”。杜威说，“恐怕真是这样”。(48)

但第二天，亚当斯和杜威就意见不合，相持不下。这是关于争论的争论。亚当斯说，她认为从来都没必要对抗。她告诉杜威，对抗从来都不是因为真实、客观的差异，“而是因为混合了自己的个人反应——格外强调自己提出的真理，在做一件别人不想做的事情时自己得到的愉悦，或是必须展现自身个性的那种感觉”。她说，如果基督把沾满铜臭的人赶出教堂，那基督自己也跟那沾满铜臭的人一样坏。内战也表明了对抗毫无意义：“我们用战争让奴隶获得自由，现在还得再一个一个地来解放他们一遍，我们付出了战争的代价，还要考虑南方人承担的额外苦难。”

杜威很困惑。他问亚当斯，某些力量之间是否也不存在对抗——比如资本与劳工，再比如教会与民主——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认真考虑。亚当斯回答说从来没有：“力量之间的对抗一直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个人态度和反应的投射罢了。对抗并不能增进相互理解，反倒是延迟、扭曲了双方的用意。”杜威向爱丽丝承认，这是“我见过的对智慧和道德信念最壮观的呈现。她改变了我的内在，但也许并不真实。……当你想到亚当斯小姐并没有把这些当成哲学，而是全身心地信奉着——伟大的上帝”。

到早上他的想法又变了。他觉得亚当斯是对的。他对爱丽丝写道：“我能看到，最后我对［他写下了“黑格尔的”，但又划掉了］辩证法的解读一直是错的——统一是对立面的调和，而并非对立是成长中的统一，并因此将身体上的紧张转化为道德上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行动和渴望的抵制，跟真正的利益冲突并不是一回事。他的结论是：“我道出了其中的真相，但我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自然，多么普通，但从来没有什么像这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不知道我是否曾经告诉过你，斯塔尔小姐对她们一开始所经历的那些的评论——起哄的，往窗户里扔石头的，还有别的各种突发事件。亚当斯小姐又是如何说，她不会叫警察，而是会把整个事情都放过去。有一回大街上有个黑人径直往她脸上吐唾沫，而她只是随手擦去，根本没有注意到，就接着说了下去。(49)

这种静如止水的程度，就连杜威也肃然起敬。第二天他给亚当斯也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能收回那天晚上说过的话。不只是说真正的对抗不好，就连假设有或者说可能有对抗都是不对的。……在我开始就社会心理学发表言论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很欣慰。”后面他又补充道：“这样子的突然转变可以说让人疑窦丛生，但这还只是个开始。”(50)

亚当斯和杜威之间的小争论听起来很抽象，但潜台词十分具体：他们争论的是对普尔曼事件该如何回应才算恰当。因为在同一时候，亚当斯既在向杜威解释自己关于对抗的观点，也在向帕尔默和学校的其他要员阐述她关于慈善的看法，同时还在构思对大罢工的个人意见。就在这个月，她在芝加哥妇女俱乐部的演讲，对此作了陈述。她把这件事叫做“现代李尔王”。她的意见是，普尔曼与其工人之间的冲突，可以类比为莎士比亚剧作中李尔王和他女儿蔻蒂莉亚之间的冲突：一套陈旧的、以个人主义和家长制为基础的价值观，突然碰到了一套新的、以相互依存和自主决定为基础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她比杜威更清楚地看到，普尔曼事件——她称之为“工业悲剧”——代表着文化体系中的断层。

文化体系中的断层并不是悲剧，就连革命也算不上悲剧。亚当斯认为，让普尔曼大罢工变成悲剧的，是冲突双方都认为他们的利益天生就是对立的——一方获利就意味着另一方必须有损失。但（正如她试图向杜威所解释的）对立只不过是一种误解，是朝着共同结果发展时的紧张态势。蔻蒂莉亚到底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父亲。李尔王并没有跟她对立，只是误会她罢了。普尔曼也是这么回事。亚当斯说道：“当这个国家的内陆在冲突中受尽折磨，而他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但他却只是在海边踱步，让自己置身李尔王的悲剧之外。他也失去了深情演绎的能力，他需要一个征兆。”值得保全的利益只能是共同利益。“深情演绎”是我们达成理解的方式。

普尔曼曾希望自己能当伟人、做善事，但他并不明白当伟人的意义，也不懂做善事的方法。亚当斯说：“好人、强人很容易认为，他们可以在良心的指引下，通过追逐自己的理想而成功，让这些理想与他们同伴的意愿毫不相干。”(51)她是在回应理查德·埃利在十年前访问普尔曼镇之后提出的观点——“丧失权威，以及对人民不信任，是很多改革体系及意在行善的慈善项目的致命弱点。”(52)亚当斯说，真正的伟大在于认同尽可能宽泛的利益：“谁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最多的美国经验，公众就会把谁称为美国最伟大的人。”她说的是林肯，她父亲心目中的英雄。

亚当斯告诉妇女俱乐部，工人同样需要理解，他们的利益与企业主的利益是一样的，否则他们就可能会令他们希望克服的分歧再次出现。（她说：“在读李尔王的悲剧时，蔻蒂莉亚逃不过我们的谴责。”）因为“劳苦大众的新需求，有钱人的新的责任感，事实上是同一个来源。这实际上就是同样的‘社会愧疚’，而且，尽管其表现形式千差万别，最后还是会殊途同归，汇聚到同一个运动中”。(53)正确的结果通常都是民主达到的结果，要不然的话我们也没法知道这结果是否正确。“好人、强人很容易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追逐自己的理想而成功”：亚当斯可能想的是爱丽丝·帕尔默。她也肯定想到了她自己。亚当斯理解普尔曼，因为她也曾经像他那样。

亚当斯把《现代李尔王》发给了《论坛》（以揭发丑闻著称的刊物）、《北美评论》和《大西洋月刊》。三家都拒绝了这篇稿子，认为这是对乔治·普尔曼的人身攻击。（直到1912年，《现代李尔王》才得以发表。）亚当斯也给杜威看了这篇文章，杜威则称其为“我读过的最伟大的文章之一”(54)。三年后，1897年10月19日，乔治·普尔曼死于心脏病。他的财产估值为800万美元。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只留下了一个月3000美元的费用，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浪荡子配不上这笔遗产。但他留了125万美元给他的模范城市，用于一所建给当地居民的技校。普尔曼葬在一块特殊的墓地里，是他自己设计的：深三米，上面全浇上混凝土。他怕工人们会来鞭尸。他到底还是李尔王。

普尔曼去世刚好一年之后，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判令普尔曼豪华车辆公司与模范城市相剥离。法院的说法是，在公司章程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这么一座城镇。法官评述道，公司城镇与好的公众政策相违背。这时的普尔曼公司由罗伯特·托德·林肯运营，他是个律师，罢工期间跟普尔曼走得很近，还是美国总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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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工作让他闻名于世，就连在哲学家圈子之外也大名鼎鼎，而他的这些成就都是在芝加哥做出来的。这就是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成就。杜威的成就帮助改变了孩童受教育的方式，也让他成了伟大的教育家。但杜威并不是以改革者的身份涉足这个领域的，甚至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教育家。

杜威曾经说，他对教育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孩子们”。(55)他说的是自己的孩子，他很密切地关注着自己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在莫里斯身上，还有极为详尽的记录。莫里斯·杜威是个与众不同的小男孩。他们家离开密歇根时，他才二十个月大。但他在语言上非常早熟，而且他在跟周遭世界打交道时的那种平静非同寻常，一直令杜威惊讶万分。1894年夏天，杜威离开密歇根去芝加哥，要将莫里斯留给外祖父母一段时间。动身前几周，他在写给家里其他人的信中说道：“莫里斯是那么善良，那么甜蜜，那么驯顺，仿佛在他身上不可能有精神意志的力量一般，但他也从没显得缺乏精神和力量。几乎无法相信，会有像他这样的善良与理智的结合体。”(56)两个月之后他又写道：“就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来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艺术品。”(57)这年8月，莫里斯回到父亲身边，杜威则研究起儿子的成长过程，定期给爱丽丝和其他孩子写信汇报各种小趣事。10月他写道：“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从莫里斯这里学到的东西，……他是社会智慧的结晶。”(58)

秋季学期结束时，杜威带着莫里斯去了欧洲，全家人在巴黎团聚了。当他们一家人在德国旅行时，可能是在弗赖堡，莫里斯染上了白喉。1895年3月12日，莫里斯在米兰去世了，还不到两岁半。很多年以后杜威的女儿简写道，“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从这个晴天霹雳中完全恢复。”(59)（莫里斯去世一年多的时候，杜威夫妇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戈登。这也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但也在全家人去欧洲旅行时不幸夭折，才刚刚八岁。简·亚当斯在赫尔馆为他举行了追思会。简·杜威——她的名字就是跟着简·亚当斯起的——说，她妈妈从来没有从这第二次失去中恢复过来。）杜威不擅长自省（至少纸面上如此），很难知道莫里斯的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通过阅读他在1895年3月之后所写的书信，可以感觉到有一颗星熄灭了。

杜威对教育感兴趣，莫里斯是原因之一，芝加哥是另一个原因。杜威对这所大学爱恨交织，但他热爱这所城市。抵达芝加哥不到两周，他就对爱丽丝写道：“在芝加哥这个地方，你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混乱所带来的无限机遇。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标准。”(60)六周后，他更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印象：

你能想到的每一件事都在诱惑你；这个城市似乎到处都是问题，大张双臂呼吁着有什么人来解决它们——要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倒到湖里去。跟乡村生活比起来，我都不知道事情可以这么显眼、这么不带感情，就那么紧紧地黏在你身上，而不是让你有机会好好思考一番。……在这里你真的没法摆脱会有某种“办法”的感觉，就好像如果你掌握了这种办法，事情就会大大加强；毕竟这是那么松散地连在一起的数量上的混乱——可不是安娜堡的花坛。就想想整个地狱都散架了，那就不再是地狱，而是创造新事物的原料。(61)

这跟阿尔比恩·斯莫尔将城市看成是实验室的想法如出一辙。19世纪末的芝加哥，在社会科学思想家看来，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鲜活图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马克斯·韦伯1904年行经这里时，就将这所城市比作一个扒了皮的人，能看到肠子在怎么工作。

第三个因素是定期参加赫尔馆的活动。1894年11月，杜威有了自己的想象。在给爱丽丝的信中，他（用比以往激动得多的语言）写下了他关于学校教育的全部想法。他写道：

我觉得我有可能变成一个教育领域的怪人。有时候我在想我要放弃教哲学——不再直接教，而是通过教育学来教。如果你能想到每年在芝加哥的学校里，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算不说是积极主动的而是消极被动地被毁掉，那也足够让你像救世军一样走上街头，蹲在街角号啕大哭。在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学校的样子在日渐丰满，在这个学校中，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设性活动会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和源泉，由此开始，教育工作总是会朝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建设性企业的社会担当，其二是与自然的接触，可以为教育提供原材料。理论上讲我会看到，建设模范房屋时所涉及的木工等工作，一方面应该是社会训练的中心，另一方面也应该是科学训练的中心，而这些训练全都蕴含在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积极、具体的身体习惯之中。……这所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很抽象，但也在控制之中——是直接实验，如果哲学也算是一门实验科学的话，建设一座学校就是这门科学的起点——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就连最糟糕的学校都没得上，这样子空谈一下理论倒也无伤大雅；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让我行动起来了——而且有像是莫里斯这样的完全正常的智力为伴，乐何如之。(62)

一年多以后的1896年1月，杜威开办了芝加哥大学的附属小学。学校有十六个孩子，全都在十二岁以下，有两位老师。小学在芝加哥引起了轰动。这年秋天学校在一个新场地重新开张，有了三位老师，三十二名学生。到1902年，学校已有一百四十名学生，二十三位教师，还有十名研究生当助教。这所学校成了轰动世界的创举，人们称之为杜威学校。

学校最后定下来的正式名称是实验学校。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自监督指导学校工作的埃拉·弗拉格·扬（她后来还成了芝加哥学校系统的主管），但也准确反映了杜威的目标。杜威学校是个哲学实验室，正如赫尔馆是个社会学实验室一样。杜威后来陈述道，这个地方“不是仅仅在头脑中、纸面上，而是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了知识统一的理论”。(63)

莫里斯·杜威、简·亚当斯和芝加哥城，对杜威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影响。不过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转而从事教育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职业发展方向。一贯精明的斯坦利·霍尔早在188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对一门学科来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寻求合理性时的恰当应用，就像新心理学那样。霍尔自己研究的主要是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他认同生物重演的理论——这种理论当然来自德国——并在哈佛讲座中首次提出：儿童的智力发展过程会重现物种的智力发展过程。霍尔称之为“普遍心理定律”。威廉·詹姆斯于1890年出版了《心理学原理》，两年后又做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讲座。讲座内容出版于1899年，题为《跟教师讲讲心理学》，也成了詹姆斯最受欢迎的著作。世纪之交在教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两位美国学者，即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以及他的学生，师范学院的爱德华·桑代克，都是实验心理学家出身。卡特尔是在莱比锡的冯特那里读的博士，桑代克在转学去哥伦比亚之前，已经在哈佛跟着詹姆斯开始了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是关于鸡的学习曲线。阿加西博物馆拒绝给桑代克的鸡提供空间，于是詹姆斯让这些鸡在自己的地下室安身。）作为学术派心理学家，杜威以正统方式发挥自己的专长。

1896年美国基础教育状况也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一个哲学家参与其中并不是多么古怪的事。美国联邦教育局局长名叫威廉·托里·哈里斯，他恰好也是美国杰出的黑格尔主义者，《思辨哲学杂志》的创始人、编辑，杜威最早的文章就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的。1892年到1893年，纽约一位名叫约瑟夫·麦耶·赖斯的儿科医生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学校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在《论坛》上（三年后有三本杂志拒绝发表《现代李尔王》，《论坛》就是其中之一），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关注。在周游美国、考察美国学校之前，赖斯曾花了两年时间，在德国的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教育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在美国基础教育中大行其道，这样的方法中可谈不上有什么心理成熟度；毫不奇怪，他对此大感震惊。（也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让他很震惊，包括很多学区中的政治腐败。）

赖斯觉得有那么几所学校也许还能称赞几句，其中之一就在芝加哥附近。这就是库克县师范学校，位于恩格尔伍德，校长是弗朗西斯·帕克上校，霍尔曾在哈佛讲座中说到他在昆西的学校所做的工作。帕克也是在德国学的教育学，他的“昆西体系”以动手实操而著称：比如用操作（像是积木之类）来教算术，用田野中的远足来教地理。在库克县师范学校，帕克以自己的体系为基础弄了个教师培训项目，而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在那里开设了一门关于心理学的大学扩展课程。他的所见所闻令他印象深刻——1894年11月他写给妻子宣布自己有了灵感的那封信，实际上就是他有一次讲课刚刚回来时写的。

不过杜威并不认为自己的学校是教师培训机构，也不认为这是心理学实验室，而是把这里当成哲学实验室。杜威没有进行课程实验，也没有收集心智发展的数据。他在试验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按他的说法，是“知识的统一”。

“知识的统一”这个表述，与詹姆斯·马什和乔治·莫里斯的思想一脉相承，而激发了他们的教育哲学的整体论热忱——任何主题都应当作为更大整体的某一方面来教授的观点——当然也已被杜威继承下来。但在马什和莫里斯那里，这个观念只是赫胥黎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认为终极整体是一种超感官的实体——神圣意志，或是绝对，并以这种信念为基础。这个观念也与德国的成长理念如出一辙，教育被视为向领悟精神合一的方向发展时的成长过程。他们的这部分遗产，现在的杜威并不认同。

尽管说“知识的统一”，杜威并不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一个整体。他的意思是，知识与行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杜威学校的教育以这样一种理念为基础：知识是行动的副产品，人们在这世上行事，行动的结果是学到一些东西，如果学到的东西被认为有用，就会被代入下一个行动中。在传统教育方法中，被认为值得学习的东西是作为脱离现实的信息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跟行动是剥离开的，但知识脱离行动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从而成为一种错误的抽象。除开让人心生厌倦，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加强了知和行之间的恶性区别——杜威认为这种区别不但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

因此，实验学校的学生会参与到工坊式的项目中，学习是通过模仿集体活动的方式来完成的，因为杜威认为集体活动就是真实生活中学习的方式。项目在当下进行，而且应该与孩子们的天性保持一致，（杜威在一封策划信中声称：“我认为……孩子兴趣的发展会与课题的真实科学发展保持密切同步。”(64)）因此学到的东西正好就会是有用的。相关性已经植根体系之中。

比如，杜威钟爱的课程之一是烹饪（跟包括木工和缝纫在内的学校所有课程一样，烹饪也是男女生都可以上的）。孩子们每周自己做一次午饭并安排就餐。哲学上的合理依据非常明显：准备一餐饭（相比背诵九九乘法表而言）是目标导向的活动，是社交活动，也是能跟学校之外的生活联系到一起的活动。不仅如此，杜威还将跟做饭有关的实际事务融入进来：算术（称重、测量烹饪材料，用的是孩子们自制的仪器），化学和物理（观察燃烧的过程），生物（饮食和消化），地理（探索动植物的自然环境），等等。烹饪成了学校里教的大部分科学知识的基础。事实证明，做饭的课程潜力巨大，因此成了为期三年的连续课程，所有六岁到八岁的孩子都要上一遍——有两位老师证实，“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觉得这门课单调乏味”。(65)正如烹饪建立起与居家生活的紧密联系一样，其他活动也建立起与工业和企业的紧密联系。比如说，有很多工作都跟铁器有关。孩子们建起了自己的小小冶炼厂。

对这个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教学挑战是，让化学与做饭不可分割，让学习与行动不可分割。1899年，杜威写下一本关于这所学校的书《学校与社会》，这是他最为畅销的作品，至今仍在行销。他在书中写道：“教学工作的‘社会’方面关注人们的活动和相互依赖，‘科学’方面则关注物理事实和作用力。这两方面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分隔。”(66)亚当斯告诉爱丽丝·帕尔默说，睦邻之家“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和生活本身有着同样的目标”时，也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杜威所谓的“知识的统一”有着同样的含义。

但“统一”还有另一层隐含意义：这也是功能主义的战斗檄文。19世纪关于实验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以两个从未踏进过实验室半步的人——洛克和康德——的理论为基础的。康德的思想比洛克的更宏大一些，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要取代洛克的理论，而只是纠正一些不足。因此，像是冯特这样的康德主义者就会认为，任何心理状态，无论有多复杂，都可以分解为简单的小块小块的感觉数据，将这些感觉数据用不同心理过程的作用——感知、注意、认识、辨别、比较、联想，等等——联合起来，就成了心理状态。冯特认为，生理心理学的目标，就是研究这些过程；而对他来说，研究什么对象就意味着要测量什么对象（对19世纪几乎每一位科学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人们去莱比锡冯特的实验室工作时，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究竟怎么测量“注意力”呢？答案是：给注意力计时。将一个物体放在屏幕前，并要求被试者看到有光出现时按动按键，然后记录从出现光到按动按键之间的时间。测量的这个东西，术语叫做“反射弧”——感官刺激（光）、想法（光就是按动按键的信号）以及运动反应（按下按键）的序列。跟19世纪很多别的心理学家一样，冯特认为反射弧——感觉、想法、行动——是所有心理活动的基本结构。无论如何，这完全是牛顿式的直来直去的因果模型——把头脑想象成台球桌的这样一幅场景。

当然，在测量从刺激到做出反应的总时间时，测量的不只是一次注意力的行为。总时间同样包括，比如说从大脑发出按动按键的命令通过神经传递到手上所需要的时间。那么，从闪光到按动按键之间，哪部分时间是专门被注意力（冯特更喜欢用康德的“统觉”一词）占据的呢——也就是，哪部分时间是用来接收刺激并将其识别为按动按键的信号的呢？

1888年，冯特实验室一位名叫路德维希·朗格的心理学家解决了这个问题。朗格要求一半被试者将注意力集中于看光，另一半集中于按动按键。他发现，那些专注于手上要做什么的人，比那些专注于看到什么的人，反应要快十分之一秒。他的结论是，多出来的这十分之一秒，就是从视野中的所有对象里选出闪光信号，并解读为按动按键的信号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注意力所需要的时间。（这个实验实际上是新心理学起源时有项研究的翻版，即冯特发现的天文观测者是先看恒星还是先看仪器之间的差别。）朗格的发现被视为重大科学进步，这表明实验心理学充满了魅力。早年古斯塔夫·费希纳发现感觉的强度（比如对明亮或重量的感觉强度）随着刺激强度以对数增加，他认为这个原理的重要性堪与万有引力相提并论。而朗格的发现所引起的轰动，也几乎达到了费希纳当初的水平。测量反应时间成了学术界人人趋之若鹜的活动。

有一个人对所有这些都不以为然，这就是威廉·詹姆斯。尽管他曾希望自己能师从冯特，但到他开始撰写《心理学原理》时，他已经完全不再认同莱比锡方法——其诋毁者称之为“黄铜乐器心理学”。他认为冯特是“没有天赋的拿破仑”(67)，也认为研究反应时间几乎毫无意义。在《心理学原理》中，他冷冰冰地指出：“这种工作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脑子非常清楚，他们也确实都有这样的条件。”(68)（当然，耐心和脑子清楚也说不上是詹姆斯最值得注意的优点。）詹姆斯对费希纳伟大发现的评价更加直言不讳，他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以笔者浅见，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成果并不存在。”(69)

在朗格的研究中最让詹姆斯大动肝火的，是为了得到显示出有十分之一秒差别的一致结果，被试者被要求多次重复实验。正如人们所料，刚开始的反应时间非常不一致。有的人很快就能上手，有的人却不得不一遍一遍重复这个顺序，好让他们的反应时间降下来。詹姆斯的看法是，经过大量实验之后，朗格所测量的不再是注意力，因为整个过程已经变成了肌肉反射：看到光，按按键。詹姆斯认为，真正算是注意力行为的，是被试者第一次辨识出光信号并按下按键的过程，而不是习惯成自然之后。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第一反应千差万别，因为个体千差万别。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注意力定律”。

朗格的方法得到了美国最杰出的冯特主义者爱德华·蒂奇纳的支持。蒂奇纳是英国人，他的关于反应时间的学位论文就是在莱比锡写的。1892年，他成了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蒂奇纳认为，消除个体差异是所有科学研究显而易见的出发点。如果你想看到心灵的基本元素，看到头脑的基本结构，你就会想绕过偶然因素，好得出常量。因为提出这一观点，蒂奇纳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起了争执。鲍德温声称他得到的反应时间与莱比锡的结果相左，并自称为功能主义者。按照鲍德温的说法，功能主义者关心的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行事时脑子里在发生什么。冯特和蒂奇纳相信可以将行为分解为多个各不相同的基本过程，但鲍德温觉得无法做到。行为是整个生物体和整体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桑代克很快就会根据对鸡的研究提出相同看法）。

蒂奇纳和鲍德温之间的论战日渐激烈——问题似乎微不足道，但他们所争论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这个学科的未来。1895年，詹姆斯·罗兰·安杰尔着手调停。詹姆斯·罗兰·安杰尔的父亲是詹姆斯·伯里尔·安杰尔，在杜威小时候他曾担任佛蒙特大学校长，而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教书时，他又是密歇根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罗兰是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1891年临近毕业时，在杜威的课上读到了《心理学原理》，大受启发。在杜威的建议下，他去了哈佛，在詹姆斯手下做事，并开始觉得詹姆斯是“我精神上的父亲”。(70)在哈佛期间，安杰尔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德国的博士学位（尽管他父亲向他指出，“没出过国也能功成名就，杜威就是明证”(71)）。不过当他到了莱比锡，却发现冯特的班上没有位置了。他转而去了柏林，但又在拿到学位之前，于1893年接受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职位。1894年，杜威把他带到了芝加哥大学。（多年以后，安杰尔成了耶鲁大学校长。博士学位阙如并未成为他成功的绊脚石。）

跟芝加哥大学一位名叫艾迪生·穆尔的同僚一起，安杰尔也搞了一版朗格的实验。结果既部分证实了莱比锡结论，也部分确认了普林斯顿结果：个体时间因技巧、经验不同而变化多端，但经过充分练习后，一般来说，专注于身体反应而不是感受刺激，确实会得到更快的时间。他们给杜威和乔治·赫伯特·米德看了他们的结果，经过研讨（他们当然全都非常熟悉詹姆斯对朗格最初实验的批评），安杰尔和穆尔做出了解释。

按他们的说法，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专注于自身反应还是专注于感受刺激，被试者的专注程度都是一样的。究竟什么才是“注意力”呢？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习惯，或已经不再是习惯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会去注意自己走路的方式，除非碰到什么障碍，使正常的、不自觉的走路方式成为问题。安杰尔和穆尔认为，注意力只是“调停习惯和新环境之间紧张态势的过程”，因此只要“这种紧张极为强烈，比如习惯最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注意力就会起作用。(72)对实验中的大部分被试者来说，辨认出刺激比产生身体反应更容易成为习惯，这才是注意力放在自己手上的人更容易得到更快时间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最需要的地方。注意力是功能上的。这不是能从外部测量的什么过程，而是属于整个行为的“内部”。完整的行为也并非由离散的多个单元组成，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单元。

有了安杰尔和穆尔的结论，杜威开始撰写《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这篇文章很简短，也十分有技术含量，发表于1896年，此后再未重印。这也是他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法可能已经过时但仍不失准确：杜威解构了反射弧。在反射弧的台球模型中，感官刺激（杜威用了标准教材中的例子，一个孩子看到了蜡烛的火焰）触发一个念头（比如“这盏灯说不定很好玩”），念头又引发身体反应（伸手去够火焰）。接下来又有另一个感觉（烧灼），又一个念头（“离开这盏灯！”），又一个反应（把手拿开，伴以痛苦症状）。但这种解释犯了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假定部分先于整体，但实际上是整体让部分成其为部分。杜威说，反射弧理论“尽管没有看到所谈到的弧实际上是一个回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但仍然打破了连续性，只留给我们一系列抽搐，每次抽搐的源头都要在经验本身的过程之外才找得到”。(73)

也就是说，反射弧其实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却非要假扮成描述。杜威抱怨道：“一组只有在过程完整时才能成立的考虑因素，被解读到适应了这个完整结果的过程中。描绘结果的事件陈述被视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事件的真正描述。”(74)分析起来，反应实际上先于刺激——也就是说，我们将所见所闻标记为“刺激”，是因为我们早已经将行为的另一部分，即伸手去够，标记为“反应”。杜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所见起源于烧灼。”(75)因为行为有内在的目标。孩子并不是先看到才去触摸，就像行为是分离的一样；而是“看到是为了触摸”。因此，描述行为的正确方式，并不是描述为一连串互相关联的台球，或是描述成反射弧，而是描述为有机回路。行为只能是不可分割的。

杜威这篇文章的语言是世俗的，也是达尔文式的：这篇文章将心理状态融入到生物体在适应环境时统一的生物活动中。他抨击科学家将研究术语看成是真实事物的倾向，而这种抨击就源自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有一段所说的“心理学家的错误”(76)。（杜威在写给詹姆斯的第一封大表崇拜的信中提到这段话时说道：“我得说，我认为单单是发现和表达这种表述本身，就能让这本书成为‘划时代的巨著’。”(77)）詹姆斯的这段话又是来自于查尔斯·皮尔士、昌西·赖特和圣约翰·格林。但杜威的完整行为先于其任何部分的思想，并不能在詹姆斯或皮尔士那里找到，就连鲍德温或其他功能主义者身上也不见分毫。这种思想的来源极为不同，回应的是黑格尔对观念在历史中展现的描述——“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唯一缺少的只是绝对。“有机回路”就是生物化的黑格尔。

实际上，杜威在写下《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之前，甚至在他知道安杰尔和穆尔的实验结果之前，就已经用过有机回路的比喻，这个比喻在他关于学校的著作中随处可见。1895年，他就曾对自己未来的一名教师解释道：“任何材料中都有回路，开始和结束是不可分割的活动。”(78)知识不是经验的结果，正如反应并非刺激的结果一样；知识就是经验本身，是经验的表现形式之一。杜威在1902年阐述道：“进入孩子当前经验的事实和真相，包含在各个研究主题中，是同一个现实最初的也是最终的阶段。将其中一个与另一个对立，……就是将同一个过程的运动趋势和结果彼此对立；是坚持认为孩子的天性和命运在彼此交战。”(79)

《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是杜威独特的智慧方法的本质体现。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他都在遵循这个策略：用人们通常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揭露出隐含的等级结构。我们觉得反应是随着刺激而来的；杜威则教导我们，只是因为已经有了反应，才会有刺激。我们认为先有个人然后才有社会；杜威则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社会，那也就没有个人这回事。我们认为“知”是为了“行”；杜威则说，因为要“行”所以才会有“知”。

杜威并不是要颠倒他在分析中指出的那些术语的优先级，他总想避免的正是厚此薄彼。在谴责（他确实是在谴责）将思抬高到行之上的行为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等级偏见时（凡勃伦会说，哲学思考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因为这表明我们不用双手劳动也能过得下去），杜威并不是想反过来将行抬升到高于思的地位。他只是在提出当亚当斯对他说对抗并不真实时亚当斯想向他阐释的想法。他想证明，“行”和“思”，就像“刺激”和“反应”一样，只不过是生物体与其世界之间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当出现紧张局面时我们所做的实用性区分而已。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杜威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批判心灵与现实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正如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言，对杜威那静如止水有时甚至是无色无臭的细说公认观点的方式，整整一代人（至少也是这代人中的一部分）似乎都觉得无法抗拒，不可或缺。杜威觉得，细说观点只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哲学家帮助人们适应自身所处环境的方式。要是有人称赞他是教育家，他会说：“哪里哪里，我只是个哲学家呀。我只是在努力思考，我所做的也仅此而已。”(80)

6

尽管洛克菲勒非常好心，对芝加哥大学的政策事务一向不闻不问，但对预算监督可从来没松懈过。不过哈珀这个人，天性豪爽又铺张，因此很难将赤字控制在主要赞助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于是他很希望实验学校能靠学费和赞助自己养活自己，虽说杜威的意见是，这所学校应该和大学随便哪个实验室一样得到资助。无论如何，哈珀坚持要审核学校的预算。因此杜威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用来向相关部门证明学校的开支很合理，而这对增加学校收入并没有明显助益，也没能增加同事情谊。

1901年，通过一次典型的并购，哈珀宣布帕克上校的小学和教师培训机构并入芝加哥大学。帕克在教育界算是偶像级人物，他的到来也给大学带来了一位赞助人，就是麦考密克收割机产业的安尼塔·麦考密克·布莱恩，给他的学校捐过上百万美元。一山不容二虎，帕克和杜威怎么协调旗鼓相当的管理和财政位置，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但在帕克于1902年意外身故之后，这个问题也就消失了。

然而他的学校已经并入了这所大学，哈珀也迫切希望能讨安尼塔·布莱恩欢心，好让他继续支持学校。在杜威建议下，哈珀决定将帕克的小学和杜威的实验学校合并，由杜威来主管这所学校，而芝加哥大学所有教育方面的项目也都由杜威来管，包括教育学院、教育学系、高中和技校。杜威之前就已经让自己的妻子出任了实验学校校长，现在也让她继续担任新合并学校的校长。

爱丽丝·杜威似乎并不怎么具备人事方面的才能。她一下子有了凌驾在新学校所有教师之上的权威（其中很多人都对帕克忠心耿耿），尽管有丈夫在背后撑腰，也还是让人忧心忡忡。这种忧虑传染给了哈珀，安尼塔·布莱恩也卷了进来。哈珀跟布莱恩和受托人保证，爱丽丝·杜威当一年校长之后就会下台，但并没有知会杜威和他妻子，铸下大错。一年后爱丽丝被告知人们希望她辞职，结果杜威夫妇马上一起辞职了，爱丽丝不再担任小学校长，杜威也不再出任教育学院院长了。1904年4月11日，也就是五天后，约翰·杜威又辞去了哲学系主任、教授职务，实际上等于终止了自己和大学的关系。他们有四个孩子，但并没有别的收入来源。

哈珀这才意识到要失去自己的明星，疯了一样拼命想把倒出去的水再收回盆里。他问计于米德和安杰尔，他们促请他赶紧去道歉讲和；他也问了阿尔比恩·斯莫尔的意见，但斯莫尔对杜威夫妇就没那么赞同。4月18日，哈珀给杜威夫妇修书一封提出会谈，辩解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但在六天之前，杜威就已经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的麦基恩·卡特尔，告诉他“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尽管这一步在我心中已经想了两三年——我从芝加哥大学辞职了。……我没有什么打算，只能依靠我的朋友们，由你们来告诉我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还能做点什么”。(81)卡特尔读明白了其中的暗示，也一刻都没有耽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以前是哲学系教授，也在后来成为师范学院的机构当过院长。4月23日，他邀请杜威来哲学系任教，还给他在师范学院开了门课，好增加他的收入。杜威答应了，任命于1904年5月2日公布。

其间哈珀设法和杜威夫妇面谈过几次，但只是让罅隙越来越深。杜威给哈珀的最后一封信写于5月10日。他说他想要澄清一下，跟哈珀的说法相反，解雇爱丽丝·杜威绝对不是他离开芝加哥大学的原因。他解释道：“你想利用杜威太太身为校长这一事实来羞辱我，妨碍我作为教育学院院长的工作，只不过是多年历史中的小小插曲而已。”(82)就算杜威对离开芝加哥感到后悔，他也似乎并没有表露半分。1936年，实验学校两位以前的老师写了部校史，杜威密切监督了撰写过程，哈珀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杜威转身投靠了卡特尔和桑代克，投靠了师范学院和纽约城，并在纽约城度过了生命中剩下的四十八年，最后的住所在第五大道。他再也没接受过任何大学的管理职位，也从未回头。

(1)Laurence R. 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367-80; and Richard J. Storr, Harper’s University: The Beginn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2)George Herbert Palmer to William Rainey Harper, June 4, 1892, William Rainey Harper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3)James H. Tufts to William Rainey Harper, December 1893, William Rainey Harper Papers.

(4)George Herbert Palmer to James B. Angell, May 22, 1895, typescript, Joseph Ratner/John Dew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Morris Librar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5)Henry Northrup Castle to Samuel Northrup and Mary Ann Tenney Castle, June 10, 1893, Henry Northrup Castle Letters (London: privately printed, 1902), 729.

(6)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Henry Holt, 1930), 6.

(7)David Ray Papke, The Pullman Case: The Clash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Industrial America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5.

(8)Ray Ginger, Altgeld’s America: The Lincoln Ideal Versus Changing Realities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58), 143-93; Stanley Buder, Pullman: An Experiment in Industrial Order and Community Planning, 1880-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apke, The Pullman Case; and Victoria Brown, “Advocate for Democracy: Jane Addams and the Pullman Strike,” Melvyn Dubofsky, “The Federal Judiciary, Free Labor, and Equal Rights,” and David Montgomery, “Epilogue: The Pullman Boycot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in Richard Schneirov, Shelton Stromquist, and Nick Salvatore, eds., The Pullman Strike and the Crisis of the 1890s: Essays on Labor and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130-58, 159-78, 233-49.

(9)W. T. Stead, Chicago To-Day: The Labour War in America (London: Review of Reviews, 1894), 116.

(10)Harold U. Faulkner, The Decline of Laissez Faire, 1897-1917 (New York: Rhinehart, 1951), 191-8; and Samuel P. Hays,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9-18.

(11)Almont Lindsey, The Pullman Strike: The Story of a Unique Experiment and of a Great Labor Upheav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318-9.

(12)Ginger, Altgeld’s America, 150.

(13)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July 2，1894，John Dewey Papers，Special Collections，Morris Librar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编纂有杜威书信集电子版：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Volume 1：1871-1918，ed. Larry A. Hickman，来自弗吉尼亚州夏洛蒂镇InteLex公司的CD-ROM。

(14)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July 4-5, 1894, John Dewey Papers.

(15)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July 14, 1894, John Dewey Papers.

(16)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July 20, 1894, John Dewey Papers.

(17)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July 23, 1894, John Dewey Papers.

(18)Ray Ginger, The Bending Cross: A Biography of Eugene Victor Deb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49), 168.

(19)Susan E. Hirsch, “The Search for Unity among Railroad Workers: The Pullman Strike in Perspective,” in Schneirov, Stromquist, and Salvatore, eds., The Pullman Strike and the Crisis of the 1890s, 50.

(20)Thomas v. Cincinnati, New Orleans, and Texas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62 Federal Reporter 803, 820-1 (1894).

(21)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130-1.

(22)Allan Nevins, Grover Cleveland: A Study in Courage (New York: Dodd, Mead, 1932), 628.

(23)In re Debs, 158 U. S. 564, 582 (1895).

(24)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T. J. Jackson Lears, No Place of Grace: 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8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9-26.

(25)William Lyon Phelps，“When Yale Was Given to Sumnerology，”Literary Digest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3（1925）：661；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rev.ed.（Boston：Beacon Press，1955），54.（此处“要么自食其力，要么坐以待毙”原文为“Root，hog，or die”，是起于19世纪早期的一句习语，源于早期美洲殖民者的一种生产实践：将猪放养到树林里任其自行觅食、自生自灭，从而降低养殖成本。这句习语用来表达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常见于俚语歌词中。——译者）

(26)Lester F. Ward, “Mind as a Social Factor” (1884), Glimpses of the Cosmos (New York: Putnam, 1913-18), vo. l3, 366, 371.

(27)Richard T. Ely, “Pullman: A Social Study”,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70 (1884-85): 452, 464, 465.

(28)Richard T. Ely to E. R. A. Seligman, June 9, 1885, E. R. A. Seligman Paper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29)Henry Sumner Maine, Popular Government: Four Essays (London: John Murray, 1885), 248.

(30)John Dewey, “The Ethics of Democracy” (1888), The Early Works, 1882-1898,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7-72), vo. l1, 232.

(31)Albion Small, “Lester Frank Wa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13-14): 77.

(32)Albion Small, “Scholarship and Social Agi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 (1895-96): 581-2.

(33)Thorstein Veblen,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 (1898): 389.

(34)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116.

(35)John C. Farrell, Beloved Lady: A History of Jane Addam’s Ideas on Reform and Pea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Allen F. Davis, Spearheads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19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and American Heroin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ne Adda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Gioia Diliberto, A Useful Woman: The Early Life of Jane Addams (New York: Scribner, 1999).

(36)Diliberto, A Useful Woman, 72.

(37)Ginger, Altgeld’s America, 126-7.

(38)Residents of Hull-House, Hull-House Maps and Papers: A Presenta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Wages in a Congested District of Chicago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895), 17.

(39)Leila G. Bedell, “A Chicago Toynbee Hall”, Woman’s Journal, 20 (1889): 162.

(40)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with Autobiographical No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101.

(41)John Dewey to Jane Addams, January 27, 1892, Jane Addams Papers, Rockford College Archives, Howard Colman Library, Rockford College.

(42)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July 4-5, 1894, John Dewey Papers.

(43)Davis, American Heroine, 113.

(44)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216-17.

(45)Jane Addams, “The Settlement as a Factor in the Labor Movement”, in Hull-House Maps and Papers, 198.

(46)Jane Addams, 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219-20.

(47)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October 9, 1894, John Dewey Papers.

(48)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October 10, 1894, John Dewey Papers.

(49)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October 10-11, 1894, John Dewey Papers.

(50)John Dewey to Jane Addams, October 12, 1894, Jane Addams Papers, Swarthmore College Peace Collection, Swarthmore College.

(51)Jane Addams, “A Modern Lear” (1894), Survey, 29 (1912): 135, 134, 137.

(52)Ely, “Pullman: A Social Study,” 465.

(53)Jane Addams, “A Modern Lear”, 136-7.

(54)John Dewey to Jane Addams, January 19, 1896, Jane Addams Papers, Swarthmore College Peace Collection.

(55)Katherine Camp Mayhew and Anna Camp Edwards，The Dewey School: The Laborato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896-1903（New York：D. Appleton-Century，1936），446.（“有一次有人问杜威，他是怎么开始对教育哲学感兴趣的，杜威先生回答道：‘主要是因为孩子们。’”）

(56)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May 24, 1894, John Dewey Papers.

(57)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July 9, 1894, John Dewey Papers.

(58)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October 16, 1894, John Dewey Papers.

(59)Jane Dewey, ed.,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ed. Paul Arthur Schilpp and Lewis Edwin Hahn, 3rd ed.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89), 24.

(60)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July 12, 1894, John Dewey Papers.

(61)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August 25-26, 1894, John Dewey Papers.

(62)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and children, November 1, 1894, John Dewey Papers.

(63)John Dewey, “The Theory of the Chicago Experiment” (1936),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90), vo. l11, 204.

(64)John Dewey to Clara I. Mitchell, November 29, 1895, John Dewey Papers.

(65)Mayhew and Edwards, The Dewey School, 297.

(66)John Dewey, The School and Society (1899),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83), vol. 1, 98.

(67)William James to Carl Stumpf, February 6, 1887,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ed. Ignas K. 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ele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 vol. 6, 202.

(68)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90),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ed. Frederick H. Burkhard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88), 1: 103.

(69)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 504.

(70)James Rowland Angell to William James, January 13, 1893, James Family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092 (16).

(71)James Burrill Angell to James Rowland Angell, March 10, 1892, James Rowland Angell Personal Paper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72)James Rowland Angell and Addison W. Moore, “Reaction-Time: A Study in Attention and Habit”, Psychological Review, 3 (1896): 254.

(73)John 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 The Early Works, vo. l5, 99.

(74)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105-6.

(75)Dewey, “The Reflex Arc Concept”, 98.

(76)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 195-6.

(77)John Dewey to William James, May 6, 1891,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7, 160.

(78)John Dewey to Clara I. Mitchell, November 29, 1895, John Dewey Papers.

(79)John Dewey,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1902), Middle Works, vo. l2, 278.

(80)Corliss Lamont, ed., Dialogue on John Dewey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59), 126.

(81)John Dewey to James McKeen Cattell, April 12, 1904, James McKeen Cattell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82)John Dewey to William Rainey Harper, May 10, 1904, President’s Papers,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