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形而上学俱乐部

第九章　形而上学俱乐部 1

“那是70年代的头两年，我们这群在老剑桥的年轻人开始管自己叫‘形而上学俱乐部’，这里面半是讽刺，半是玩世不恭——因为那时候不可知论正甚嚣尘上，对任何形而上学都嗤之以鼻——我们有时候在我的书房聚会，有时候在威廉·詹姆斯那里。”1907年，查尔斯·皮尔士在一篇从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中这样写道。据他回忆，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还有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一位手段高明、学识渊博的律师”）、约瑟夫·班斯·沃纳（也是位律师）、约翰·菲斯克、弗朗西斯·埃林伍德·阿博特和昌西·赖特(1)。

除了皮尔士，这些人里谁都没有在信件、日记、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稿中，或是别的任何地方——提到过这个形而上学俱乐部。皮尔士的这份回忆也是三十五年之后写的，他记忆中的参与者也几乎肯定有误。但确实有这么个群体，詹姆斯和霍姆斯都在其列，成立于1872年1月。亨利·詹姆斯在这个月写给好友伊丽莎白·布特的信中就作了如下汇报：“我哥哥刚刚在剑桥帮人组建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成员有昌西·赖特、查尔斯·皮尔士等人），你说不定也会被列为荣誉会员。”(2)（这是詹姆斯式的揶揄，伊丽莎白·布特完全算不上哲学家。）两个星期过后，亨利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此时正住在德国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温德尔·霍姆斯就要在这儿就法学高谈阔论了。他，我哥哥，还有好些睿智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在这些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也许是为了让诺顿满意（诺顿和威廉彼此有点儿不对付），也许是为了自我安慰，他在后面又补了一句：“单单是知道这事就已经让人头大了。”(3)

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友谊当然可以追溯到他们在劳伦斯学院共度的时光。刚开始，詹姆斯为了跟上皮尔士的想法可吃了不少劲儿。1866年，他在给妹妹爱丽丝的一封信里写道：“你头一个问题是‘我去哪儿了’，我去听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洛厄尔］讲座了。这场讲座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但总体上还是很享受的，足足听了一个小时。”(4)三年过去，詹姆斯并没有进一步开悟。他对医学院同学亨利·鲍迪奇写道：“我刚刚被查尔斯·皮尔士扫地出门。我在跟他讨论我刚读到的几篇他在圣路易斯《思辨哲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非常大胆，但又隐而不显、难以理解，我也没法说他高门大嗓的阐释对我的理解有极大帮助，但无论如何，我对这些文章很感兴趣。”(5)

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办法。1875年，他弟弟亨利在巴黎碰到了皮尔士，俩人还时不时一起吃吃晚饭。他对弟弟写道：

对待他的办法是按照传说中“披荆斩棘”的诀窍行事：牢牢抓住，针锋相对，逼到死角，拼命取笑，他会比谁都高兴；但要是被他婆婆妈妈的说教所慑服，被他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陈述所震慑，可以说从黎明到黄昏就期盼着这些，那你就会像我这么多年以来一样，在他面前一点儿也无法觉得轻松自如。直到我改变路线，对他多多少少不正经起来才好些。我得承认，尽管他挺古怪，我还是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天才，而天才总是能博得人们的同情。(6)

威廉终其一生都在奉行这个策略。他对待皮尔士的方式正如爱默生对待其他人的著作：实际上是为了见解和刺激才去蜻蜓点水一番，也并不试图完全理解。再者，皮尔士涉及数学和哲学的大量著作，都超过了詹姆斯的理解力。这样的君子之交让皮尔士很是恼火，他完全无法理解詹姆斯谈论他人思想的这种习惯，但这种习惯在詹姆斯身上恰如其分。

1861年9月威廉·詹姆斯到剑桥之前，温德尔·霍姆斯就已经奔赴沙场了。但霍姆斯在李斯堡之役中负伤，很快就回来养伤了，1862年秋天也有几个月在波士顿，养他在安提塔姆之役中负的伤。这时候他跟詹姆斯颇有些共同好友——尤其是约翰·罗普斯，他弟弟亨利在霍姆斯那一团，在葛底斯堡之役中捐躯了——我们也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碰过头，因为霍姆斯这年12月返回前线后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天下午我也给詹姆斯写了封信（可能不会寄出）。”(7)他们的父亲也过从甚密。1863年，老亨利被选为星期六俱乐部会员，在那里霍姆斯博士成了他最忠实的陪伴。

战后，威廉和温德尔成了要好的朋友。从巴西回来后，威廉对汤姆·沃德写道：“在这里我唯一全身心关注的家伙就是霍姆斯，总体来说这是个一等一的人物，也因为磨难而得到了锤炼。也许他有点儿过于理智了，但他看问题那么轻松、那么清楚，谈起话来也那么令人钦佩，跟他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8)在詹姆斯1867年前往德国之前，他跟霍姆斯每周六晚上8点半都会聚在一起，谈论哲学。

霍姆斯对任何话题都能信手拈来，也因此而著称——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天赋；詹姆斯在他身上发现了皮尔士所没有的清晰透彻和风趣。他也发现霍姆斯对交际驾轻就熟，很可能对此还有点儿妒忌。霍姆斯是战争英雄，是专业人士，是对自己吸引女性的能力充满自信的男人。除了读书，霍姆斯唯一的喜好就是打情骂俏了，还不是逢场作戏，而是非常认真。詹姆斯并不是制造浪漫的行家里手，还有个很不走运的习惯，就是他看中的总是别的男人所相中的对象。他爱慕克洛弗·胡珀（亨利曾说她是“女中伏尔泰”(9)），但结果她嫁给了亨利·亚当斯。他对克洛弗的姐姐埃伦也充满了爱慕之情，但她嫁给了伊弗雷姆·格尼，一位哈佛的历史学家，后来还担任过哈佛学院的第一任本科生院院长。他甚至还迷恋过霍姆斯长年的女友范尼·鲍迪奇·迪克斯维尔（本杰明·皮尔士以前的数学老师纳撒尼尔·鲍迪奇的外孙女），弄得自己身心俱疲。1866年春天，威廉对维尔基写道：“最近我结识了剑桥迪克斯维尔家的大女儿，宛若天成。温德尔·霍姆斯那个流氓把她雪藏在剑桥整整八年，但我希望现在我也能亲聆玉音，亲睹芳容。如果说有人算得上是天仙，那就是她了。”(10)

詹姆斯希望自己现在起能亲聆玉音，是因为1866年霍姆斯刚好要去欧洲度过夏天。大门也许是敞开了，但詹姆斯却不得其入。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霍姆斯的妈妈不得不专门为此提醒儿子，不过在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她并不觉得威廉·詹姆斯会对霍姆斯家未来的幸福构成多大的威胁。她对（正在英国大肆调情的）温德尔写道，范尼·迪克斯维尔正“静悄悄地生活在剑桥，除了时不时会有威廉·詹姆斯登门造访：从早上9点开始的任何时候他都可能会出现在她那里——我跟她说，你们这你来我去眉目传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她说，他就是特别想了解自己的朋友”。(11)詹姆斯的造访持续了好些年。1872年，她跟霍姆斯结婚了。也是在这一年，霍姆斯、詹姆斯和皮尔士，还有一些朋友一起成立了他们的俱乐部。

2

这个群体的中心人物既不是詹姆斯或霍姆斯，也不是皮尔士，而是昌西·赖特。这个人几乎就是以聊天为生的。赖特是个计算员，来自北安普敦，他们家从17世纪开始就住在那里了。来到剑桥后，赖特在哈佛学院成了本杰明·皮尔士的学生。1852年毕业后，他去了《美国星历与航海年历》工作，这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出版物，皮尔士是年历的天文学顾问，皮尔士的连襟查尔斯·戴维斯则是年历主管。赖特的工作是制作星历——将太阳、月亮、行星和主要给定恒星在未来的位置绘制成表格，用于航海。这是份全职工作，但他把全年的工作量压缩到了三个月，部分是靠发明新的计算方法（他是个数学天才），部分是靠几乎连轴转地工作（辅以不断输入尼古丁）。剩下的九个月他都在找人聊天。

还在哈佛的时候赖特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会出现在朋友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有时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什么事儿也不干，就等着有人来问点啥；然后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而且一旦打开，就很难再让他停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往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家里跑，成了常客。诺顿曾这样说道：“他说话的时间可比普通人能说的时间要长得多。”(12)赖特身形高大，沉着冷静，从懒散的角度看也很温和、淡定，也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他十分擅长吸收别人的思想。人们看到他总是这样子读书的：扫一眼目录，随意翻阅一两页正文，很少有人见到他对哪本书读得更多，但他总好像对哲学、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最新著作了如指掌。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曾给一位年轻女子写过一封信，洋洋千言，就为了解释太妃糖被拉扯时为什么会变白。

赖特没有结婚。1861年之后他寄宿在玛丽·沃克家，她是从北卡罗来纳州逃过来的奴隶，战争期间赖特曾帮忙找到她的孩子并带到北方。他公开发表的作品几乎全都是给《国家》和《北美评论》撰写的书评——干巴巴的全是干货，他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些文字不能表现他的思想于万一。但他在文学或科学上也没什么抱负，在本地当一个苏格拉底就已经很满意了。他患有抑郁症，还嗜酒如命。似乎他受到的热情款待部分是因为他能说会道的天赋（他还发明了纸牌绝技，制造了精巧的力学玩具，还能玩杂耍），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他的福祉。他是那种闲不住的闲人。

赖特以苏格拉底为榜样，但跟苏格拉底不一样，他有自己的信条。他是个实证主义者，在跟所有人的对谈中他都在处处回护实证主义的观点。19世纪的实证主义运动主要跟一些法国思想家有关——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夏尔·傅立叶、约瑟夫·普鲁东——但赖特对法国人嗤之以鼻，因为他认为法国文化盲目迷信思想，而实证主义在他看来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他的楷模是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赖特所理解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区分。事实属于科学的领域，而价值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他说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的时候，总是有点儿不以为然）。赖特认为，形而上学的推测——关于生命的起源、终结和意义的想法——对人类来说自然而然。他并没有不假思索就对这些思想横加指责。他只不过觉得，这些思想决不能与科学混淆，因为科学教给我们的是现象世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全然以变动不居为特征，而我们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也完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

他最喜欢拿天气来举例子。人们都相信驱动天气的完全是物理原因，但没有人能确切地预测天气。他最早有一篇文章叫做《风与天气》，发表于1858年，在这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跟行星的细微扰动不同，天气对平均值的偏离最肆无忌惮，并因其最不合常理、最变幻莫测而令人难以捉摸。”(13)关于天气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天气现象完全是循理而行，相当普遍，但是其复杂性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我们仍随随便便就敢断言人类的不幸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原因，尽管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因素恐怕比天气还复杂了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说这种矛盾激发了昌西·赖特也许有点儿过分——他可不是个爱激动的人——但这种矛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一生中的大量时间都致力于纠正这个问题。

赖特认为，并不是所有事件都不是完全由物理原因决定的。只不过关于这些物理原因的精确认识，以及这些原因是如何起作用的，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无力企及——而且要考虑到就连最简单的事件（例如抛硬币），其结果都关系到众多因素，每种因素又都有自己的发生概率，因此很可能相关知识也无从得知。因此他认为，像巴克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科学”主张，只能沦为迷信。对历史的统计解释与其声称要取代的用天意来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同。有个巴克尔的美国追随者写了本书，他在给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关注点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教训是跟神圣天意有关，还是跟不可预知也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力量有关。”(14)

关于天气的变幻莫测，赖特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这就是有机变化发生的原因。他说，植物和较低等的动物本身并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需要外部作用力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有破坏性作用。他认为，天气的变化无常，或许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生命会经历磨难，成长的变化也会受到这些显而易见的磨难的影响。新的方向每前进一步，也就意味着旧的生长模式要倒退一步。垂老的树叶和树枝必须掉落，树木必须经历霜冻或干旱，种子必须枯萎、腐烂，树叶的行动必须每晚翻转，藤蔓和树枝必须在风中摇动，这样新的生命形式的能量和原料才可能源头活水，应有尽有。

甚至也有可能，我们在植物和别的简单生命中观察到的需归因于天气的变化，同样也能解释多年以前所有生命形式的演化。这是因为

生命形式分门别类地呈现在博物学家面前，并不是尽管不完整但还算有规律地发展出来的结构，而是残存、破损的碎片形式。我们也许会认为……组成这些零碎系统的生命形式，是在强烈的风暴中、在受到控制的混乱中，结合了最强大、最多样的有机生命形式想要充分发展就必须具备的所有外部条件创造出来的；随着风暴减弱为更加简单但没那么友好的多样性——减弱为日晒雨淋——整个门纲目科属种的体系也都随之崩塌了，不再是可能生命形式的等级结构。天气，从高高在上一落千丈，不再有能力发展，更不能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仅能维持那些留待照料的。(15)

这种说法跟达尔文的十分接近，因此当一年后《物种起源》面世时，赖特欣喜若狂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看到他从头到尾而且还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这本书，没有几本书能有这待遇。达尔文成了他的偶像。《物种起源》出现时赖特还在阿加西家的女子学校授课，于是目睹了阿加西对这本书的反应。到年底他辞职了，之后对阿加西一直抱有异常强烈的反感情绪。赖特对一位朋友写道，阿加西的“创造论”只是“用伪装成知识和敬畏的词句掩盖了无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承认奇迹，似乎只是新教改革中幸存下来的超常工作之一”。(16)1866年，赖特去听了阿加西关于巴西之旅大发现的讲座之后就对诺顿抱怨道，阿加西只是“翻来覆去地讲……他在所有科学集会上都会说的那番话，反正我是回回听见；而且他讲得唾沫横飞，就好像这个世界还没听腻一样……这是公开演讲积习难改的例子——曾经出现在他脑中的一个出色的想法，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是启发他灵感的鲜活奇迹”。(17)

赖特并不认为自己是进化论者。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这个术语标志着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好”的信念。他只认可自然选择学说，认为这种理论跟他把生命视为天气的看法完美契合。在写给查尔斯·诺顿的妹妹格蕾丝的一封信中，他解释道：“耶稣对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教诲中就有自然选择学说的原理。”(18)这个典故现在可能有点儿太晦涩了。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是在《约翰福音》中，赖特提到的耶稣的话是这样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赖特是19世纪真正像达尔文那样思考问题的达尔文派，是不会将进化中的变化跟进步联系起来的进化论者；这样的人屈指可数。1847年，达尔文在他手中那本《造物的自然历史遗迹》的空白处潦草写道：“绝对不要把这个字眼用得太高了，也不要太低。”(19)事实证明，即使对达尔文本人来说，也几乎不可能毫厘不爽地遵从上述建议。但要是说真有人领会到其中精髓的话，那就非昌西·赖特莫属了。

赖特非常讨厌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著作明目张胆地违背了科学与形而上学应该分得清清楚楚的原则。他宣称：“斯宾塞先生不是实证主义者。”(20)斯宾塞的错误在于，将科学概念当做自然现实，然而科学概念本应只是追本溯源的工具而已。例如，自然选择学说假设自然现象的序列中存在连续性（进化不是突飞猛进式的）。但“连续性”只是我们附在大量经验观测上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并不是自然界真的就有这种性质。斯宾塞没能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将宇宙现实归因于概念性的推断——只是文字。“进化”这个词在他手里，跟“创造”这个词在阿加西手里是一样的：他竖起了一尊圣像。

赖特说：“在斯宾塞先生的哲学中，整个宇宙都有明白易懂的秩序，有始有终的关系——发展。”(21)但宇宙只是天气。

头脑中产生的一切都只是一种产物，是某些过程的结果。万事万物都会变化，概莫能外。世界会形成，也会消散。有机生命的族类会像组成这个族类的个体成员一样，成长，然后消失。除了一切都会变化这条不变的铁律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会表现出原始的、不变的本质的一丝痕迹。这些变化在时间中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界限。物理研究结论中那些截然相反的迹象，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我们目前对所有变化规律的认知中的缺陷，以及在关于宇宙的问题中大胆臆测的倾向；即便在科学领域，这样的臆测也风行一时。(22)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宇宙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显现出真正的命运或必要性——只有现象表现出的规律。”(23)

赖特尤其反对斯宾塞采用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在赖特看来，这就是进化论被玩坏了的典型例子：这一假说描述了从低级到高级、从混沌到系统化的发展。赖特认为，太阳系有可能是从太阳星云演变而来，但如果真是这样，有什么能阻止这个系统又演变回一团气体呢？他提出：“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并不像古人所推想的那样很典型，而是跟地球表面展现出的那些明显的偶然现象和定律的糜烂混合一样。”而且所有的自然运动最终都会产生反动——太阳终究会驱散云雨——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现在的太阳系就是一切事物的最终状态。实际上，从我们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一切都可以判断，有充分理由假定太阳系总有一天会转而朝着更加混沌（或更加同质）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向着更加有序（或更加异质）的方向演变。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真有可能出现，赖特祭出了他的标志性用语：

在星际空间中，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宇宙天气，对此我们还所知甚少。对于普通的宇宙效应，对热量和引力截然相反的表现，宇宙中巨大的分散与集中的原理，眼下我们只能做出一些模糊的臆测；但是，这两种原则是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毁坏中，浩大的“反者道之动”的动因，总是在永无止境的循环中，在无穷无尽的时间中起作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问题能形成的最合理的推测。(24)

对赖特的朋友们来说，“宇宙天气”这个词，总括了他的思想。

既然赖特认为形而上学的臆测站不住脚，那为什么他又提出人们应该面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呢？对公共事务，他满足于标准的实用功利原则——能为最多数人谋得最大量福祉的就是好的——但在私人事务方面，他的无差别原则就得到了体现。在给他的朋友哲学家弗朗西斯·埃林伍德·阿博特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对我们完全一无所知的任何事情，我们既不应确认也不应否认。”(25)不过，尽管对于神灵是否存在的问题他自称中立，（他告诉阿博特：“无神论的推测跟有神论一样毫无根据，实际上也只会因为不良动机而产生。”(26)）却反对有组织的宗教，因为他认为这是利用对字眼的盲目崇拜来实施压迫。他对诺顿写道，“宗教”和“虔诚”，是“很好的字眼，但正是借着这样的名义，最柔和的暴政形式之一得以凌驾于思想自由之上”。(27)赖特相信，在现代世界中，科学概念最终会被正确理解为追本溯源的工具，而不是结果。他告诉诺顿（当时诺顿正在意大利旅行，这桩危机四伏的休闲活动令赖特不得不多次提醒他注意意大利害人不浅的迷信史）：“‘固定的想法’曾经一统天下，如今却屈从于重要目标或人物的手段。对这样的想法仍然有需求，但只是出于纪律需要，不是被当做主人来崇拜。”(28)

赖特认为，宗教信仰无可置喙。如果信仰能满足情感需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除了任何人都无权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道德就是另一回事了。宗教是私人的、无条件的，但道德是社会的，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不需要哲学基础，也可以强加于人，因为道德代表的是特定社会已经找到理由要强制推行的准则。然而哲学家还在不断设计抽象的道德体系。在赖特看来，既然所有这些体系都只是推测，只是把形而上学的字眼奉为圭臬，那我们如何才能证明我们的道德选择是正当的呢？

赖特认为这完全不成问题。在写给阿博特的一封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解释道：“我一直认为，道德和宗教真正的重要地位可以在常识的‘低级’基础上——人们通常都能各自理解并相信道德和宗教的哲学理论——得以维持。”哲学家喜欢从他们对手的理论中推断出耸人听闻的实际后果；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哲学信念与他们实际的行为方式并无太大关系。

人们对影响自身福祉的事情会做出的结论，比他们能合理证明的要好得多——他们本能地受到敬畏的引导，被笃定地导向已知最可靠的权威，这样一来理论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在我看来，将人类任何真正的忧虑押在这种那种哲学理论的真实性上面，就是以最高级别的傲慢和荒谬，如同来自对某个令人困惑的哲学问题的回避——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理论上很成问题的事情在实际中非常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比如说，我们的职责会有所不同，或根据未来生活中我们的信念是基础稳固还是摇摇欲坠，我们的职责会或多或少地绑缚在我们身上。(29)

1867年赖特写下了这段文字，两年前，他有个兄弟死于在冷港之役中受的伤。如果说战争带来了什么教训，那就是信仰是有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的整个立场就是否定。能将常识与哲学区分开，或是将实践与理论区分开，或是将我们所谓的事实与价值观区分开的清晰界限究竟在哪里？信念在实践中的影响，也许对个别案例来说是不可能预测的（这同样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但正如研究天气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那样，难以预料并不意味着就无关紧要。赖特的实证主义可以简化为一条格言：“对无法肯定的事情，我们什么也不能确认。”

赖特在写给阿博特的信中也许要说的是，人们最好依赖他们同情的本能和常识，而不要试图听命于一个抽象系统。但这样听起来会有点儿像从第一原则出发构建道德规范，而赖特早就认为这会徒劳无功，因而排除了这种做法。他凭借了不起的科学权威，把自己逼进了道德的死胡同。哲学和科学的确定性未能成功阻止——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煽动了——为期四年的互相毁灭；对于战后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赖特的思想代表了对这种确定性的成熟的指摘。在他们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设计一种行事理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中，在赖特描述过的那种宇宙中，也能有意义。但对赖特自己来说，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理论。他的虚无主义相当彻底。

3

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之前，赖特曾对一小群男性朋友朗读过他的《风与天气》。这群人自称“七贤（Septem）”，1856年开始就聚在一起，七位成员中有两位是赖特在北安普敦的老朋友，也是他在哈佛的同学——詹姆斯·布莱德利·塞耶，后来成了哈佛法学院教授；以及伊弗雷姆·格尼，那位后来成了哈佛本科生院院长的历史学家——还有波士顿一位名叫乔治·沙特克的律师。他们通常在赖特的房间里聚会，谈论的话题也并非纯然只是哲学。塞耶是他们中的书记员，有一次聚会后没几分钟他记录道，他只记得有人提出动议，要把这个团体的名称改成“威士忌潘趣酒俱乐部”。

1859年，沙特克和塞耶先后有了家室，这个团体也就解散了。1863年，赖特感到抑郁，开始酗酒。他的脚也不知怎么给弄伤了，伤好得很慢：他越是狂饮，脚就越是好不了。格尼和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以陪他聊天为己任，试图让他重新振作起来；诺顿也开始频繁向他为《北美评论》约稿，他从1864年起就接任了这份杂志的编辑。1865年，格尼终于让“七贤”重现光芒（有几个新成员），赖特的学派回来了。

建立学派的冲动植根在赖特的本性中。他的学派就是家庭的替代品。有时候他的学派真的就是别人的家庭，比如诺顿家的情形就是这样。有时候他的学派是以辅导课的面目出现的，比如跟哲学家弗朗西斯·阿博特的情形，赖特给他写过多封长信，耐心纠正他哲学上的错误。（阿博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担任神体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但后来他被自己的教众赶走了，因为他宣扬耶稣的权威并不比他自己理性的权威更高；即使对神体一位论者来说，这种信条也太不超自然了。）还有的时候他的学派是个真正的俱乐部，通常由未婚的年轻人组成。

1868年格尼跟埃伦·胡珀结了婚，诺顿一家搬去国外住了四年，赖特又一次精神崩溃，又开始酗酒。这一次持续了将近两年，也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年历的工作。这一次，又是他的朋友们苦口婆心帮他走出来，并成立了新的俱乐部。俱乐部完全由他自己和两个追随者组成，即年轻的哈佛教授埃尔德里奇·卡特勒，以及查尔斯·索尔特；后者以前也是一位神体一位论教派的牧师，因为对神学有疑问而辞职不干，转而学习法律。（这个俱乐部十分短命：卡特勒和索尔特都在1870年意外身故。）赖特从来都没有从第二次崩溃中完全恢复，但好歹重新上路了。

赖特召集的私人哲学团体能让他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没有这些集会的话，他似乎注定只能忍受孤独。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召集团体的习惯算是独特的。因为在现代大学出现之前的美国，私人的哲学和文学社团是人们完成智力活动的场所之一。有些团体比别的团体更强调社交属性。星期六俱乐部是个晚餐俱乐部：在一家餐馆集会，其成员似乎不用特别准备正式演讲。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还不存在的世界中，这个俱乐部显然扮演了知识交流媒介的角色。星期六俱乐部就是爱默生、霍桑跟阿加西、本杰明·皮尔士高谈阔论的地方。

1868年，一个青年版的星期六俱乐部——名字就叫做“俱乐部”——在波士顿成立了。这个俱乐部会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共进晚餐，成员包括律师温德尔·霍姆斯、约翰·罗普斯、约翰·格雷、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和阿瑟·塞奇威克；文学爱好者威廉·迪安·豪厄尔斯、托马斯·萨金特·佩里和亨利·詹姆斯；斯宾塞学派自由职业哲学家约翰·菲斯克；银行家兼音乐学家亨利·李·希金森；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以及职业挑战家威廉·詹姆斯。跟老年版一样，青年版俱乐部偏向社交，但交谈的内容是知识性的。希金森后来回忆道：“听到威廉·詹姆斯和温德尔·霍姆斯……拌嘴，或至少因为什么思想或表达而脸红脖子粗，总是有意思得很。”(30)因此，皮尔士记忆中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只是剑桥知识分子聚会的众多场所之一，其成员早就在别的集会中彼此熟识了，而且他们全都认识昌西·赖特。

霍姆斯可能并未经常参加形而上学俱乐部的讨论。1872年的霍姆斯诸事缠身。他在波士顿实习（一开始在一家律所，该律所的合伙人包括赖特的老“七贤”中的詹姆斯·塞耶和乔治·沙特克；但后来霍姆斯离开了这家律所，去了他弟弟内德(31)那里跟他一块儿实习。）；在哈佛讲课；空闲时间还花在他第一部重要的法律著作上，即编辑肯特的《美国法释义》新版，这是一部标准的法律参考书。霍姆斯对这项任务极为投入。他总是把手稿装在绿色袋子里随身携带。这个袋子每天晚上都放在他卧室门外，在家里做消防演习的时候，他每次都要首先确保这个袋子已被转移。去詹姆斯家吃晚饭时，他就连去洗手的时候都要带着这个袋子，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这年6月，霍姆斯被指派为《美国法律评论》杂志的唯一编辑，这份杂志由他的朋友约翰·罗普斯和约翰·格雷共同创办于1866年。（自1870年起他就是这份杂志的共同编辑，当时还有一位编辑是阿瑟·塞奇威克，马萨诸塞州二十团的老战友，也是法学院同学。）也是在这个月，他跟范尼·迪克斯维尔结婚了，新婚妻子却很快患上了风湿热，这种疾病非常危险。她病倒了好几个月，到10月份，她都还是没法下楼（霍姆斯夫妇跟温德尔的父母住在一起）。

霍姆斯从来都不会上赶着承认别人对他的观点有何影响，但也从未羞于承认赖特对他影响颇深。他对赖特的实证主义颇为认同：跟他自己的醒悟完美契合。价值观只是个附带现象——在所有关于原则和理想的讨论之下，人们所做的跟阿米巴原虫所做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更花哨罢了——这样的想法很让他满意。因此他也同意赖特认为哲学和逻辑跟人们做出的实际选择关系不大的观点。他当然认为这在法律中是成立的。1870年在他第一篇法律评论文章的开头，他写道：“普通法的长处在于，先裁定案例，之后才决定原则。”(32)两年后，形而上学俱乐部出现了。作为法学哲学家，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都在解释，为什么法官在推理之前就下结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法律决策是武断的。

霍姆斯后来不再支持朋友威廉·詹姆斯的观点，他认为他的观点给人太大期望，也太以人类为中心。他对皮尔士始终没有多大兴趣，在他看来，皮尔士的天资被“高估”(33)了。但他一直对赖特尊崇有加，他喜欢称自己的哲学为“可以一搏的功利主义（bettabilitarianism）”，多年以后他还声称，是赖特启发了自己的哲学。1929年，年已八旬的霍姆斯对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写道：“昌西·赖特，一位几乎已被遗忘的真正有价值的哲学家，在我年轻的时候教会我，关于宇宙我不能说有什么是必要的，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是必要的。因此我将自己描述为可以一搏的功利主义派。我相信，我们可以指望宇宙在跟我们的契约中的行为。我敢说我们会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这给自由意志留下了漏洞——在超自然的意义上——新的作用力原子的诞生，尽管我对这个一点儿都不相信。”(34)

尽管霍姆斯并不喜欢，威廉·詹姆斯也同样是个自成一派的“可以一搏的功利主义派”。但他坚信自由意志——说到底，如果我们不能自由选择赌注，那放手一搏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很讨厌赖特将世界归结为纯粹现象的做法——在他看来，赖特把宇宙变成了“无宙（Nulliverse）”(35)——而且他也认为，赖特坚持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出的界限是无中生有。詹姆斯觉得，赖特决定将科学和形而上学分开，本身就是个形而上学的选择——赖特拒绝谈论价值，正是赖特自身价值观的体现。赖特之所以是个实证主义者，是因为实证主义适合他的性格：他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是道德中立——在詹姆斯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信念不管怎么说都是或不是“科学的”原因。

早在1872年之前很久，赖特就是詹姆斯家在剑桥的常客。无论如何，威廉·詹姆斯并不需要就信念的本质得出他自己的结论。通过在他自己——他通常最喜欢的人类对象——身上做实验，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1860年代末那几年他住在德国的时候，在巴克尔著作的激发下，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墙头草一样的狂热当中。跟往常一样，他认为这两方面都有可取之处。1869年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给汤姆·沃德写信道：“我沉浸在一种经验主义哲学中——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都属于自然，我们完全受环境影响，若非作为物理定律的结果，我们的意志不会有丝毫波动，尽管我们跟理性也十分融洽。……并不是说我们都是自然的但有几处是理性的，而是说我们整个都是自然的，也整个都是理性的。”(36)

1869年6月，从哈佛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詹姆斯病倒了。他逐渐陷入深深的抑郁，背痛、眼疾还有好多别的病痛也令他雪上加霜。1869年至1870年的冬天，他的日记里满是痛苦和自我厌弃的记录。春天他读到了法国哲学家查理·勒努维耶三卷本著作《一般性批评随笔》出版于1859年的第二卷，醍醐灌顶。

勒努维耶是个法国清教徒，家里人都对自由主义政治很热衷。但1848年第二帝国崛起之后，他就退出了政治生活，投身于为自由做哲学辩护。勒努维耶的论点是，“必然性学说”前后矛盾，因为如果所有的信念都是被决定的，我们就无法知道相信所有信念都是被决定的这样一个信念是否正确，也无从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相信决定论，而有的人不信。勒努维耶认为，唯一不会自相矛盾的立场是，相信我们可以想信什么就信什么，因此也就可以相信自由意志。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绝对肯定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也无法绝对肯定别的任何事情。他在随笔集第二卷中写道：“确定性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而是……人类的环境和行为。……应该说不存在确定性，只有认为自己很确定的人。”(37)

这实际上就是没有虚无主义的赖特，对詹姆斯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在1870年4月3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觉得昨天对我这辈子都很关键。我读完了勒努维耶随笔集第二卷的第一部分，看不出来有任何理由，他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在可以有其他想法的时候，坚持去想因为我就是这么选择的——非得是对一种假象的定义。无论如何，现在我会假设——一直到明年——这都不是假象。我出于自由意志的第一个动作就应当是相信自由意志——到目前为止，当我想采取自主行动的时候，比如敢于贸然行事，不对外部世界考虑良久再决定一切行止，这种时候自杀似乎是我敢于投入的最男子气概的事情；现在我会和我的意志更进一步，不仅根据意志采取行动，而且还相信意志；相信我作为个体的真实性，相信我的创造力。(38)

尽管其中的坚定听起来悍勇无匹，詹姆斯还是没能摆脱消沉的情绪。他似乎因为心理压力造成的紊乱而成了废人——尤其是没法再用眼睛读写——这种状态又持续了十八个月，余生中他也一直受到抑郁症、眼疾和失眠的长期折磨。亨利提到的1872年1月成立形而上学俱乐部，是在写下关于勒努维耶的日记一年半以后，威廉又一次在朋友圈子里活跃起来的最早迹象之一(39)。

詹姆斯还是相信勒努维耶治好了自己，也向他表达了感谢。1872年秋天，他给勒努维耶写信道：“我当然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告诉您当我读到您的随笔集时，在我心中激荡的钦佩和感激之情。多亏了您，我对自由才第一次有了可以理解的、合理的概念……可以说通过这种哲学，我开始经历道德生命的重生；我跟您保证，先生，这可不是个小事儿。”(40)勒努维耶教给了詹姆斯两件事：首先，哲学不是通往确定性的路径，而只是应对问题的方法；其次，使信念成真的，不是逻辑，而是结果。对詹姆斯来说，这意味着在宇宙结构的演变中，人类是活跃的动因——人类有一张选票：每当我们选择一种信念并采取行动，我们就改变了世界的样子。

1875年，詹姆斯发表了一篇书评，对象是《看不见的宇宙》。该书作者是两位苏格兰物理学家，彼得·格斯里·泰特（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密友），以及鲍尔弗·斯图尔特。该书声称要驳斥威廉·汤姆森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解读——认为宇宙命中注定，要因热量丧失殆尽而死寂的结论。泰特和斯图尔特指出，耗散在物质世界中的能量没有损失，而是被“看不见的”世界吸收了，19世纪的科学家管这个世界叫“以太”——在人们的想象中，物质的基本单位——分子就在这种看不见的媒介中流转。泰特和斯图尔特认为，当物质世界耗尽之后，这个“看不见的”宇宙会留下来，充满了灵魂。跟克劳修斯和汤姆森的理论不一样的是，宇宙的熵保持不变。这是天堂的热力学证据。詹姆斯认为，这个理论异想天开，也很可能无法证明，但是——这也是他的主要观点——并不能因此说它不合理。他写道：“［这种论点］于有的人会产生实际差别（无论是在行为动机上还是在精神平和上），对任何这样的人来说，都有责任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科学’顾虑让他裹足不前，无法实现，就证明他的思维能力已经被科学追求弄得病入膏肓，寸步难行了。”(41)

赖特把这篇文章理解为人身攻击，而且一反常态，极为生气。他称这篇评论“乳臭未干”，詹姆斯的行为（实际上）是恋母情结。他对格蕾丝·诺顿写道：“一个人保持稚气未脱的状态，在哲学方面比任何别的方面都要长久。［詹姆斯］对我据理力争的有些观点有反抗情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也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和笔记；而且一心一意要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表达他的敌意，可真是利令智昏。”(42)他匆匆赶往詹姆斯家，逮到“詹姆斯博士”（这是他对威廉的嘲弄之词，当时威廉在哈佛当导师）刚好回来，于是对詹姆斯的“信念的责任”学说发表了一通批评。两天后，赖特为着另一桩事情又回到昆西街。他迫使詹姆斯承认，他在文章中对“‘科学’顾虑”大加挞伐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赖特；还让他收回了“责任”这个词。但他没能成功消除詹姆斯的想法。后来詹姆斯将“信念的责任”改称为“主观方法”，再后来又改称为“相信的意愿”，到这个说法也饱受批评的时候，他又改为“相信的权利”。最后他选定的名字是“实用主义”。

查尔斯·皮尔士是在1857年另一个私下的学术性聚会上见到赖特的，那时候皮尔士十八岁，赖特二十七岁。这个聚会叫做莎士比亚俱乐部，主持人是查尔斯·拉塞尔·洛厄尔（那位南北战争英雄的父亲）的夫人。他俩很快就聚在一块儿，几乎每天碰头，好辩论哲学问题。皮尔士后来回忆道：“在形而上学俱乐部开始之前，我们肯定针锋相对地辩论了得有小一千次，通常都是关于斯图尔特·穆勒的哲学的争吵，当然总是相当心平气和。”(43)

皮尔士和赖特都很喜欢数学和天文学，也都喜欢辩论，此外也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发明过牌技，还彼此交换；当然还有，赖特在查尔斯的父亲手下工作。皮尔士父子在豪兰遗产案中的证词在《国家》杂志上遭到抨击，赖特也写了文章来护卫。（至少为他们的数学做了辩护。他替本杰明·皮尔士解释道：“即便他显得有些自大，也可能是因为他想在自己的陈述中郑重其事地弥补上所欠缺的令人信服的清晰。他将确定性归因于过程而非计算数据，是有点儿太过分了。”(44)这篇文章署的是化名。）跟詹姆斯不一样——跟剑桥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赖特在数学和逻辑方面能跟上皮尔士的速度，皮尔士认为他算得上是脑力教练，是哲学训练专家。他后来写道，赖特是“我们的拳击大师，我们——尤其是我——经常都被他揍得鼻青脸肿”。(45)

他们的交锋涉及宇宙的本质。（在19世纪中叶的剑桥，人们似乎总是不惮于揣测宇宙。）赖特是拉普拉斯派，尽管不像拉普拉斯那么傲慢自大。他认为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只是因果关系通常都太复杂，我们的思想无法掌握。宇宙的未来走向，就跟天气的未来走向一样，很大程度上无法探明。他说到“不确定性”这个词的时候，意思是我们的不确定性——就好像拉普拉斯用“可能性”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也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认识不够完全。

皮尔士则是麦克斯韦派。他认为物理定律并非绝对精确，他作为科学家的经历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科学定律有赖于这样的假设：相似的原因总是会导致相似的结果，但就好像麦克斯韦自己有一次说到的，这个假设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像我们这样的世界中，跟先例相同的事情绝对不会完全一致，哪件事都不会发生第二次。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信条就派不上什么用场”。(46)对现象无论怎么测量，所有努力都一再精确地展现出，事物永远不会停止变化。事物总是很容易就会（按照皮尔士后来的说法）从其定律所规定的路径上“突然转向”(47)，在皮尔士看来，这就打开了纯属偶然的可能性的大门。

皮尔士认为，达尔文对有机体的做法正是麦克斯韦对气体的做法：他“提出将统计方法应用到生物学中”(48)。1859年晚些时候《物种起源》出版时，皮尔士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荒漠中为海岸调查局工作，但他跟赖特书信往还，讨论过这本书。这年夏天他回到剑桥时，发现赖特皈依了达尔文主义。他告诉赖特，如果通过偶然变异进行自然选择的理论是正确的，宇宙中的自动自发就会比赖特的机械观所允许的更多。根据皮尔士的说法，这个意见“令他印象颇深，困惑不已”。(49)

如果科学定律并非绝对精确，那就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科学术语。像是“因”与“果”、“确定”与“偶然”、乃至“硬”和“软”这样的词，就不能理解为名称固定且毫不相关的实体或属性，而是必须理解为一条可能性曲线上的命名点，更像是猜测或预言，而不是结论，否则科学家就有将其概念具体化的风险——将不变的本质归因于不断变化的现象。皮尔士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有后果的科学家，他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哲学——他的符号理论，以及他对所谓“关系逻辑”的详尽阐述——就专注于这个问题。问题可以归结为：在这个事物总是很容易就会“突然转向”的世界中，称某个陈述为“真”究竟是什么意思？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皮尔士从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另一位成员那里得到了灵感，这就是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

格林跟赖特在北安普敦就是老相识了，还跟赖特一起备考哈佛，关系一直很亲密。他出身于一个政治家庭，父亲是詹姆斯·格林牧师，当过四任剑桥市长；母亲是新罕布什尔州国会议员的女儿。格林自己是个律师，内战前在本杰明·巴特勒——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联邦将军，后来还当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律所当一名初级合伙人，战争期间也在巴特勒手下当差，之后则成了哈佛的法学教授。格林经常给《美国法律评论》写稿，当时的编辑温德尔·霍姆斯也是他朋友，和查尔斯·皮尔士都对他的文章推崇备至。他最喜欢写的话题是法律形式主义——相信法律概念所指的一定是不可改变的、明确限定的事情。他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正如同赖特对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的批评：他认为，形式主义把仅仅是分析工具的东西当成了他们称之为真正实体的东西。

比如说，法官和律师会用到“因果链”这样的词，这是藏在“近因”（刚好在某事件之前的原因，因此，如果该事件构成犯罪或个人失误，近因就是法律责任所在）和“远因”（因果链上要追溯很远的原因，因此通常可以免除法律责任）之间的法律差别背后的概念。但格林指出，“因果链”只是个比喻说法。现实生活中，任何事件都有各种各样相互依存的原因。“近因”只是人们挑选出来的先行事件，以便满足他们手头的案例中随便什么刚好撞上的利害关系。同样，将原因标记为“远因”，只是宣称决定不让该原因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除去主观因素，某原因跟别的随便什么原因相比，既不会更“近”，也不会更“远”。格林写道：

我们看待结果有多少种不同方式，就能为这个结果找到……多少种不同原因。真正的、完整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各自独立的原因单拎出来看的任何一个，而是所有原因的总和。不存在按照对结果的临近程度排序，并以明确链接组成的因果链。这些原因反而是自身和结果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渔网的网眼相互交织一样。对渔网中的每一个网眼来说，与之毗邻的任何网眼都必须存在，因此周围每一个环境因素的出现（就其自身而言我们或许会称之为原因），对结果的产生都是必要的。……在某类［法律］行为中会看成是近因的同一组因与果，即便周遭环境没有变化，在别的行为中也有可能会被视为远因。近和远这对术语，根据考察主题的不同，其含义会被压缩或放大。(50)

这完全符合皮尔士对自然界中因果关系的理解，皮尔士也发现这种分析方法引人入胜。有一次在回忆起形而上学俱乐部时，他赞扬了格林“非同凡响的力量，能剥开又臭又长的惯用语的裹脚布，找出暖人心脾的真相”。(51)

在批评“近因”绝不仅仅意味着“在这一事实情形下我们选择将法律责任归于此处”这一概念时，格林并没有说这个术语毫无真实价值。他只是想说明，这个术语的真实价值取决于在分析手头案例中的事实时的有用程度，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物种”这个词并不是指自然界中明确存在的什么，而是将生物体归并在一起的有效方法。法律案例跟自然现象一样，可以分门别类（玩忽职守案、违约案、诽谤案，等等），但只是大略相似，因为没有哪两个案例会完全一样，就好像两颗星星、两只青蛙或是两个气体盒子也都不完全相同。事物之间，独一无二之处胜过相似之处。因此，不宜将法律术语理解为对单一、离散实体的命名，而应理解为一组限制，在这组限制之内各个案例可以合情合理地计为（比如说）“玩忽职守”、“诽谤”或是“近因”。这些限制并非独立于我们的利益而存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真实。在这些限制之内，通常理解的法律责任的落脚之处有多真实，这些限制就有多真实。

在格林看来，所有信念都带有这种目的性——知识不是世界的消极镜像，而是让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的积极手段——这也是他在形而上学俱乐部的集会中坚持的观点。皮尔士解释道：“贝恩把信念定义为‘人们准备据以采取行动之物’，格林经常都在强调采用这一定义的重要性。”(52)他说的是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恩，他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密友，还在英国创立了新的心理学——生理心理学。他的《情绪与意志》出版于1859年，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标准的心理学教科书。在这部著作中，贝恩提出了这样一个信念的定义。但是（并不像皮尔士所说的那样）格林很可能并不是从原作中读到的，而是从一本他和他朋友霍姆斯都非常了解的著作中，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的《英国刑法总览》，出版于1863年（霍姆斯1866年在欧洲见过斯蒂芬，从欧洲回来之后就马上读了这本书）。

斯蒂芬写道：

行动的热望和行动成功的热望是人性中的终极真相。但我们被设定为所有行动都涉及信念，这个世界也被安排为所有行动都涉及信念，而所有成功的行动都涉及真正的信念。因此，信仰的终极理由是，没有信念，我们就无法行事。相信真实信念的理由则是，如果没有真实的信念，我们就无法成功。因此，从错误的信念中区分出来的真正信念，以及并非事情为真的赤裸裸的事实，这些所带来的有利因素就是相信真实的理由。……如果生命中的所有事务，无论是道德的还是知识教育的，既能由相信二乘二等于四的人来进行，也能由相信二乘二等于六的人来进行，那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而不相信那一件。因此，信念并非只是心灵在对外在事实的沉思中被动得到的印象，而是涉及主观努力的积极习惯。(53)

“一个人真正相信的，就是他会准备好采取行动，并甘冒很大风险的。”这就是皮尔士所描述的格林对上述理论的演绎。皮尔士感到震惊，他说，他“努力……将这真实与别的他为自己制造出来的真实编织在一起，好形成一以贯之的认知信条”。(54)结果就是皮尔士在形而上学俱乐部最后一次聚会上朗读的一篇文章。

形而上学俱乐部在临近1872年夏天的时候开始分崩离析。4月，本杰明·皮尔士任命查尔斯为助理，主管海岸调查局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从这时候起查尔斯大量时间都得待在华盛顿了。6月霍姆斯结婚了，7月起赖特去了欧洲四个月。（他觉得欧洲之行被高估了。亨利·詹姆斯在家书中汇报道：“昌西·赖特在巴黎似乎就跟在剑桥没什么两样——宁静的紫红色［紫红面庞］。……我经常看到他踮着脚尖在大街上散步，他在老家的主街上也经常这样。”(55)他“仿佛无所事事，看上去就像在吸收柏油路面上的知识”。(56)）赖特10月份回了美国，刚在纽约登岸，就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12月，查尔斯·皮尔士作为助理开始在海岸调查局负责重力实验（这属于该局确定地球形状的项目），他和妻子也很快搬去了华盛顿。按现有资料来看，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就是为了送别他们才举行的。11月24日，威廉对亨利写道：

温德尔这周前一阵子是在这儿度过的。他越来越专注于他的法律。他的思想就像坚硬的弹簧，若非强力不能移动分毫，一旦松开又会马上恢复原位。他成家之后做事情就少些了，也觉得这样更好。他妻子在好转，他现在好像也在为她感到高兴。查尔斯·皮尔士夫妇冬天又要去华盛顿了，而且说不准就不回来了。他说他在那里会受到赏识，但在这儿大家只不过容忍他而已，因此要是不去就太傻了。他那本讨论逻辑的书，前几天给我们读了一章引论，让我们大为叹服。(57)

没法确定皮尔士究竟读的是什么内容。从春季开始他就在忙一本讲逻辑的书（写这样一本书是他毕生的抱负，然而并未实现），但留下来的手稿支离破碎。可能他为了形而上学俱乐部，从这些残章断简中把他的文章拼凑了出来。不过，他的论点不难重建。皮尔士第一次提出，要给格林关于信念的理论取个名字：他称之为“实用主义”。这个词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借用的，皮尔士年轻的时候仔细研读过这部著作。康德写道：

一旦把一种目的置于前面，那么，达到该目的的条件就也假设为必然的了。……医生对一个处于危险中的病人必须有所作为，但他并不了解病情。他观察现象，并且由于他并不知道更进一步的东西而判断这是肺结核。他的信念甚至在他自己的判断中也仅仅是偶然的，另一个医生可能会更好地作出判断。我把诸如此类偶然的、但却为现实地运用手段于某些行动奠定基础的信念称为实用的信念。

对于某人所断言的东西，看其是纯然的臆信，或至少是否是主观的确信，通常的试金石是打赌。……因此，实用的信念仅仅具有一种根据在赌博中出现的利益之差异可大可小的程度。(58)

康德认为“实用的信念”是多种信念之一；皮尔士则认为这是唯一的信念。在一个永远都不会精确地重复自身的世界中，所有的信念都是在打赌。说到底，我们的信念和概念只不过是关于事物在大多数时候会如何表现的猜测而已。六年后皮尔士写了一系列文章，据他所说都以他在形而上学俱乐部的那篇文章为基础；在这些文章中，他表示：“考虑了那些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影响，我们构想出我们的概念要有的对象。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概念就成了我们对这个对象的全部概念。”(59)

到这里，皮尔士还只是为赖特、格林、霍姆斯和詹姆斯（就此而言也还包括詹姆斯·斯蒂芬和亚历山大·贝恩）都有的一种思想造了一个哲学术语——实用主义。然而这种思想所隐含的信条，却是皮尔士准备驳斥的。这就是唯名论——这种思想认为，既然概念是对那些单独看来都是个别的、不可复制的事物的概括，那么就不涉及任何现实。唯名论的信条是，现实只是一个接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关于这些事物的普遍真理只是语言习惯，只是名称。皮尔士回避了这个结论。他所相信的，是他父亲曾教给他的、让他相信的：这个世界创造出来就是要让人的心灵去了解——用本杰明·皮尔士的话说，“两者完美契合”。我们用概括来思考；这就是推论——普遍真相来自对特殊事物的观察。因此，宇宙中必定存在跟我们的概括相对应的东西。

皮尔士指出，唯名论者的错误在于，将信念定义为个人的信念。个人的信念当然会有缺陷，没有哪个人能准确、客观地了解现实。但很多个体思想总和起来的信念就是另一回事了；皮尔士在此还援引了天文学家的误差定律。在他论逻辑那本书的一篇手稿中，他写道：“没有哪两个观测者能做出同样的观测，我昨天做的观测也会跟我今天做的有所不同。不同天文台在同一时间做出的观测也会不一样，无论这些天文台的位置有多近。每个人的感官就是他自己的天文台。”但是，正如恒星独立于一个个天文学家的观测而存在，“现实也是独立于个体思想的偶然因素而存在的”。重复进行的观测不可避免地都会汇集到真实的恒星这一对象。因此，所有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推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集体认识，使之越来越接近彼此一致的意见，因此也越来越接近现实本身所代表的极限。

理论上，比如说要完全确定一颗恒星的位置，需要无数次观测。但皮尔士没有匆忙得出结论。他写道：“几代人的个人偏见或其他特性或许会让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意见无限期推迟。但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注定的，任何人的意愿或限制都无法改变。因此，必须认为现实与我们看成是终极真实的意见相一致。”(60)在最后，他这样说道：“注定最终会被所有搞研究的人都一致认可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相；而这种意见所代表的对象，就是现实。”(61)

在皮尔士看来，除了关于知识的理论，还有很多事情同样岌岌可危。他认为，唯名论是为自私自利摇旗呐喊的哲学。这不只是因为唯名论不承认知识的社会属性，而是因为唯名论只认可个别独立的现实，因此完全否定了社会。1871年，皮尔士在发表于《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除了作为个体，智人属是否还存在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就等于除了个人的喜怒哀乐、个人的抱负、个人的生活之外，是否还有任何尊严、价值和重要性存在的问题。人类是否真的有什么共通之处，团体本身也能因这样的共通之处而被视为一种目的……这个问题对所有公共机构来说都是最基本、最实际的问题，而在我们用来产生影响的力量中，就有这些机构的章法。(62)

这是皮尔士所有思想最底层的坚定信念：知识不能依赖于个人的推论。在由形而上学俱乐部的那篇文章生发出的系列文章中，皮尔士写道，这是因为个体会死亡：“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得出的可能推论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无法绝对确定，平均结果会跟概率完全一致。”推理“势必要求我们的兴趣不应受到限制。兴趣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命运上，而必须包括整个团体。……那些不愿牺牲自己的灵魂来拯救整个世界的人，在我看来，他们的所有推理结果总体而言都不会符合逻辑。逻辑植根于社会原则”。(63)

4

最终，形而上学俱乐部因为哈佛大学的改革而解体了。1869年，查尔斯·威廉·艾略特被任命为哈佛校长。艾略特的学术领域是化学，还在劳伦斯理学院当过老师。不过他在化学领域的造诣并不算高，1863年他没能获选化学系的一个新职位，就离开了哈佛。这个职位是拉姆福德教授职位，当时授予了沃尔科特·吉布斯（他倒是颇有建树）。哈佛招艾略特回来当校长时，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这所新近在波士顿成立的学校意在为科学专业培养学生。从对他的任命可以看出，哈佛认识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转变——科学而非神学，是未来的教育核心——哈佛有声望日下的危险。哈佛选择艾略特，是因为想要改革。艾略特没有让哈佛失望，他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专业化改革者。

1861年威廉·詹姆斯进入劳伦斯理学院时曾在艾略特门下受业。在艾略特的记忆中，詹姆斯是个“很有意思的学生，很讨人喜欢，不过……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化学学习中”(64)。（詹姆斯分到的任务似乎是研究某品牌的发酵粉对肾脏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自我尿液分析。过了三个星期，他请求艾略特把这项实验分配给别人。自此，他一辈子都对实验室工作深恶痛绝。）詹姆斯很快换了专业，但艾略特对他的才智印象深刻，于是从1872年开始排除万难连哄带劝地让他来哈佛教书。到1874年，在数次尝试失败之后，他终于成功了。

在他当校长的头一年，艾略特为毕业生和本地居民开设了一系列讲座课程。温德尔·霍姆斯主讲其中一门，昌西·赖特也受邀开讲另一门。赖特的主题是“贝恩著作中的心理学原理阐释”，结果彻底失败了。听众从未超过十二人，事实也证明他在讲课方面真是毫无天分。约瑟夫·沃纳不无痛苦地回忆道：“他讲课的方式单调乏味，也不强调重点，让人一点儿都提不起兴趣。我清楚地记得我眼前的画面是，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光盯着自个儿下边的桌子所以好像闭着一样，身体几乎一动不动，语调也很平淡，一点儿变化也没有。”(65)

赖特的朋友们挺执着，1874年至1875年这一学年，他还是得到了一门数学物理课程。这门课同样失败了，1875年6月，艾略特写信告诉他，这门课以后不会再开了。他解释道：“很遗憾，我发现只有一个学生选了物理1。选修课少于四人就不能开设，尽管很不情愿，我还是只能通知您，这门选修课因此不能再继续了。”(66)9月12日，赖特的房东大娘发现他跌倒在桌子上：头天晚上他中了风。这天他又第二次中风，后来再也没有醒过来。圣约翰·格林和小亨利·詹姆斯在他病榻旁陪了他最后一程，威廉则不在城里。老亨利给他写信道：“他小酌怡情了好几天，不过都不到大醉伤身的地步。几天前他还在这里给你读他那篇文章的证据，就是上周发在《国家》上的讲达尔文主义的那篇。他在我这儿坐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他走的时候我还跟家里人说，赖特正处于他最灿烂的时候。”(67)赖特终年四十五岁。

1873年，格林从哈佛法学院辞职了。艾略特于1870年任命格林大学时代的老室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当时在纽约当检察官，籍籍无名）为法学院院长，从此法律形式主义就在课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格林对此深恶痛绝。他去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当代理院长，工资更低。1876年9月8日，差不多刚好是他的老朋友去世一年后，他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享年四十六岁。他已经病了有一阵子了，有迹象表明，他也曾酗酒(68)。

本杰明·皮尔士也没去讨好艾略特。在推荐吉布斯担任化学系拉姆福德教授职位的人中，有皮尔士一个，但他和阿加西也一起抵制过艾略特为理学院所做的改革计划。（不过艾略特还是实施了这些计划。作为管理者，他最重要的天赋就是对树大根深的利益集团也一视同仁。）化学是查尔斯·皮尔士在劳伦斯理学院时的专业，但跟他共事的是乔赛亚·库克，不是艾略特，而艾略特跟库克因为在宗教信仰方面吵得不可开交，早就闹翻了（库克支持自然神学）。查尔斯通过他父亲拿到了一个职位，给哈佛学院天文台台长约瑟夫·温洛克当助手。但艾略特觉得查尔斯的行为举止很让人反感——他的野心太明显了——温洛克于1875年去世后，他拒绝考虑查尔斯接任其职位。艾略特当校长是查尔斯离开哈佛去华盛顿的海岸调查局的主要原因：本杰明再也不能在剑桥当他儿子的提携者和保护伞了。查尔斯的哥哥詹姆斯·米尔斯·皮尔士是个数学教授，也在艾略特手下当了研究生院院长，但从来都没法给查尔斯弄到一个哈佛的职位。艾略特把他挡在校园之外。差不多二十五年后，詹姆斯安排查尔斯来剑桥谈谈实用主义，都只能在私家住宅里进行。

(1)Charles Sanders Peirce, “Pragmatism” (1907), MS 318,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reprinted in part in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harles Hartshorne, Paul Weiss, and Arthur Burk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66), vol. 5, sec. 12.

(2)Henry James to Elizabeth Boott, January 24, 1872, Letters, ed. Leon Ed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84), vo. l1, 269.

(3)Henry James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February 4, 1872, Letters, vo. l1, 273.

(4)William James to Alice James, November 14, 1866,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ed. Ignas K. 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ele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 vo. l4, 144.

(5)William James to Henry Pickering Bowditch, January 24, 1869,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361.

(6)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December 12, 187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246.

(7)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Amelia Lee Jackson Holmes, December 12, 1866, Touched with Fire: Civil War Letters and Diar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1861-1864, ed. Mark DeWolfe How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75.

(8)William James to Thomas Wren Ward, March 27, 1866,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37-8.

(9)Henry James to Grace Norton, September 20, 1880, Letters, vo. l2, 307.

(10)William James to Garth Wilkinson James, March 21, 1866,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35.

(11)Amelia Lee Jackson Holmes to Oliver Wendell Holmes, July 3, 1866, Oliver Wendell Holmes Papers,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

(12)Charles Eliot Norton to James Bradley Thayer, in Thayer,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with Some Account of His Life (Cambridge, Mass.: privately printed by John Wilson, 1878), 90.

(13)[Chauncey Wright], “The Winds and the Weather”, Atlantic Monthly, 1 (1858): 273.

(14)[Chauncey Wright], “John W. Draper’s Thoughts on the Future Civil Policy of America”, North American Review, 101(1865): 597.

(15)Wright, “The Winds and the Weather”, 278-9.

(16)Chauncey Wright to Susan Lesley, February 12, 1860,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43.

(17)Chauncey Wright to Charles Eliot Norton，August 10，1866，Charles Eliot Norton Papers，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bMS Am 1088（8280）.（昌西·赖特的信中删掉了阿加西的名字。）

(18)Chauncey Wright to Grace Norton, June 6, 1871,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226.

(19)Charles Darwin’s Marginalia, ed. Mario A. di Gregorio (New York: Garland, 1990-　), vo. l1, 164.

(20)[Chauncey Wright],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North American Review, 100 (1865): 436.

(21)[Chauncey Wright], “Spencer’s Biology,” Nation, 2 (1866): 725.

(22)Wright,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454-5.

(23)Chauncey Wright to Francis Ellingwood Abbot, August 13, 1867,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11.

(24)[Chauncey Wright], “A Phys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orth American Review, 99 (1864): 8-9, 10.

(25)Chauncey Wright to Francis Ellingwood Abbot, August 13, 1867,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09.

(26)Chauncey Wright to Francis Ellingwood Abbot, October 28, 1867,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33.

(27)Chauncey Wright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August 18, 1867,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18.

(28)Chauncey Wright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March 21, 1870,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70.

(29)Chauncey Wright to Francis Ellingwood Abbot, July 9, 1867,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100, 101-2.

(30)Bliss Perry, Life and 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0), 402.

(31)温德尔·霍姆斯兄妹三人，有一个弟弟名叫爱德华·杰克逊·霍姆斯，生于1846年，1867年自哈佛学院毕业，也是律师，但于1884年就英年早逝。内德是爱德华的爱称。——译者

(32)Oliver Wendell Holmes, “Code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Law” (187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stice Holmes: Complete Public Writings and Selected Judicial Opinions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ed. Sheldon M. Novi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vo. l1, 212.

(33)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Harold J. Laski, November 29, 1923, Holmes-Laski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Harold J. Laski, 1916-1935, ed. Mark DeWolfe How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 565.

(34)Oliver Wendell Holmes to Frederick Pollock, August 30, 1929, Holmes-Pollock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Sir Frederick Pollock, 1874-1932, ed. Mark DeWolfe How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vo. l2, 252.

(35)William James, “Against Nihilism” (1873-75), Manuscript Essays and Notes,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ed. Frederick H. Burkhard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88), 150.

(36)William James to Thomas Wren Ward, March 1869,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370-1.

(37)Charles Renouvier, Essais de critique générale: deuxième essai: l’homme (Paris: La-drange, 1859), 390.

(38)William James, Diary, April 30, 1870, William James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092. 9 (4550).

(39)“William James and the Case of the Epileptic Patie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5 (December 17, 1998), 81-93; James William Anderson, “The Worst Kind of Melancholy’: William James in 1869,” Harvard Library Bulletin, 30 (1982): 369-86; and Howard M. Feinstein, Becoming William Jam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esp. 298-315.

(40)William James to Charles Renouvier, November 2, 1872,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430.

(41)William James, “The Unseen Universe, by Peter Guthrie Tait and Balfour Stewart” (1875),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293-4.

(42)Chauncey Wright to Grace Norton, July 18, 1875, Ralph Barton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35), vo. l1, 530.

(43)Charles S. Peirce, “Essays Towa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Thoughts” (1909), MS 620,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44)[Chauncey Wright], “Mathematics in Court,” Nation, 5 (September 19, 1867): 238.

(45)Peirce, “Pragmatism”,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reprinted in part in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sec. 12.

(46)James Clerk Maxwell, “Does the progress of Physical Science tend to give any advantage to the opinion of Necessity (or Determinism) over that of the Contingency of Events and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1873), in Lewis Campbell and William Garnett, The Life of James Clerk Maxwell, rev. ed. (London: Macmillan, 1884), 363-4.

(47)Charles S. Peirc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ories”, Monist, 1 (1891): 165.

(48)Charles S. Peirce, “The Fixation of Belief” (1877),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vo. l3, 244.

(49)Charles Sanders Peirce, Pragmatism as a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Right Thinking: The 1903 Harvard Lectures on Pragmatism, ed. Patricia Ann Turrisi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164; reprinted in part in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sec. 64.

(50)Nicholas St. John Green, “Proximate and Remote Cause” (1870), Essays and Notes on the Law of Tort and Crime (Menasha, Wis. George Banta, 1933), 13, 15.

(51)Peirce, “Pragmatism”,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52)Peirce, “Pragmatism”,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53)James Fitzjames Stephen, A 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i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1863), 242.

(54)Charles S. Peirce, “Pragmatism Made Easy” (n. d. ), MS 325, Charles S. Peirce Papers.

(55)Henry James to William James, September 22, 1872,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169.

(56)Henry James to his parents, September 29, 1872, Letters, vo. l1, 303.

(57)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November 24, 1872,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177.

(58)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Johann Friedrich Hartnoch, 1781), 823-5. (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56], 647-8. )

(59)Charles S. 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1878),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vol. 3, 266.

(60)Charles S. Peirce, “Of Reality” (1872),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vo. l3, 55-9.

(61)Peirce, “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vo. l3, 273.

(62)Charles S. Peirce, “Fraser’s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 (1871),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vo. l2, 487.

(63)Charles S. Peirce, “The Doctrine of Chances” (1878),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vo. l3, 282, 284.

(64)Charles William Eliot, memorandum, in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ed. Henry James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20), vo. l1, 31-2.

(65)Joseph Bangs Warner, memorandum, in Letters of Chauncey Wright, 213-4.

(66)Charles William Eliot to Chauncey Wright, July 6, 1875, B W933, Chauncey Wright Paper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ibrary, Philadelphia.

(67)Henry James, Sr., to William James, September 12, 187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519.

(68)参见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文件，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HUG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