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巴西

第六章　巴西 1

威廉·詹姆斯第一次见到路易·阿加西是在1861年9月，即内战爆发五个月后。詹姆斯那时十九岁，刚刚来到哈佛大学进入劳伦斯理学院。这年秋天，阿加西正在波士顿做另一系列的洛厄尔讲座，这次的主题是“自然历史研究法”，詹姆斯也去听了。他向自己身在纽波特的家人汇报：“他显然深受听众喜爱，感觉那么自在。但他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认真的演讲人，像白昼一样清晰，他的口音也令人着迷。在他门下受业我会很享受的。”(1)

他也确实在其门下享受了一段时间。在劳伦斯理学院詹姆斯先是在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门下学习，这位老师后来成了哈佛校长，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但当时他只是位化学家，并没有特别优秀。詹姆斯对化学的热情有限，也很讨厌做实验（虽然后来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实验室，但他对实验的憎恶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在劳伦斯理学院的第二年，他转向自然历史，在阿加西和生物学家杰弗里斯·怀曼门下学习。1864年（按照他频繁改变职业轨迹的模式），他从理学院退学，进入了医学院，但对动物学和解剖学仍保持着浓厚兴趣。1865年，阿加西开始为巴西之行招募志愿者时，詹姆斯报名了。

远征巴西是典型的阿加西行动(2)。这次行动发端于他在1864年至1865年冬天做的一系列关于冰川的公开讲座。在阿加西看来，上帝每次创世前都会先将已有的生命形式扫除干净，好为新的创世做准备，而冰川当然就是上帝用来大扫除的技术手段之一。然而，如果冰河时代只局限于北半球，这个理论就站不住脚，因此冰川必须是全球性事件。上帝理应每次都白手起家。因此阿加西在最后一次讲座时评论道，应当去巴西探索一番，找找南半球冰川活动的证据。富商纳撒尼尔·塞耶是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阿加西博物馆”）董事会的财务主管，也去听了这次讲座，并中了阿加西的圈套。他提出为阿加西承担为期一年的远征费用，四名带薪助手，一些学生（其中一位后来发现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斯蒂芬）。英国巴林兄弟银行在美国的代理商塞缪尔·沃德安排了太平洋邮轮公司用一艘新船“科罗拉多”将他们免费运送到里约热内卢，因为他代理着这家公司的经济利益（沃德的儿子汤姆也注册成了一名学生助理；塞缪尔·沃德为詹姆斯家族打理银行事务，汤姆也是威廉·詹姆斯的好朋友）。

阿加西也争取到了美国政府的服务。政府对于抵制邦联对巴西的影响很有兴趣（但到远征队抵达巴西的时候，这一考虑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也很想在亚马孙地区开展贸易（远征队回国后大约一年，贸易确实开放了，阿加西光明正大地以功臣自居）。美国政府通知官员们向远征队提供任何需要的援助，并委托阿加西向巴西皇帝转达了不少消息。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在远征队抵达里约后几天内，也是在远征队领队的数次亲自拜访之后，兴高采烈地拜倒在阿加西的魅力之下。事实证明佩德罗二世业余时间对自然历史极为热衷，他免费安排了远征队的食住行，提供政府轮船用于河道探险，从军队里指派了一名少校陪伴远征队伍，还承担了收集特定稀有鱼类标本的工作，最后这一项是阿加西的个人要求。

阿加西的习惯是来者不拒，把一切慷慨解囊都当成理所当然接受下来，这让慷慨变得很容易。詹姆斯在科罗拉多号上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道：“向阿加西主动提供服务，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就好像一个南卡罗来纳人当舍曼将军的士兵在他家停留时邀请他们享用茶点一样(3)。”船上有位要去加利福尼亚的乘客名叫弗雷德里克·比林斯，他主动提出要借一些书给阿加西，詹姆斯刚好目睹了这一场景。詹姆斯写道：“阿加西说：‘先生，只要我想要，就可以随时去您的特等客舱拿走这些书吗？’比林斯展开双臂，真诚地回答：‘先生，我什么都是您的！’阿加西对此完全没有承受不起的感觉，对这样愚不可及的慷慨晃起手指，意在训诫：‘先生，当心我把你的皮扒下来！’这话真是让这个人一览无余。”(4)

队伍的官方名称是塞耶远征队，从1865年4月到1866年8月，一共持续了十六个月（不过威廉和他朋友汤姆·沃德1月份就提前回家了）。他们绘制了科学插图，拍了照片，还收集了八万多种标本，用船运回剑桥(5)。但很多人后来都觉得，当中有什么事情有点儿人为捏造。这次远征要得到什么早就预先设计好了，是一个带着任务的任务。阿加西打算收集证据，证明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是错的；他事先就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也确实找到了。

2

《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进化”（evolution）这个词并没有在书中出现。1859年的时候，很多科学家都是进化论者——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物种并不是一次性创造出来就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变化。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早在1809年就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渐进适应的理论，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阐述了心理和行为的进化理论。达尔文的著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令知识分子的观点更加向进化论倾斜；但就算在1859年之后，19世纪的进化论者（无论他们是否自认为进化论者）更多的还是支持拉马克和斯宾塞，而很少支持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目的不是介绍进化的概念，而是驳斥超自然智慧的概念——认为宇宙是某种思想的结晶。

物种进化的信条与神创的信条水火不容，跟智慧设计论也互相看不顺眼。渐进适应可能只是上帝选择用于实现其目标的机制。《物种起源》的激进之处不在于进化论，而是其中的唯物主义。达尔文想要建立的理论就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愿意承认，即物种——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由完全自然、产生偶然的盲目过程创造并据此演化的。要达到这一点，他必须做的不只是提出一组新的科学证据，而是相当于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6)。

这个世界充满了独一无二的事物，然而为了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进行归纳。我们的归纳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呢？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共同特征来归纳。没有哪两匹马是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哪两首诗完全相同。但我们称之为马的所有事物，或是我们称之为诗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些共同属性。如果我们以这些共同属性为基础进行归纳，我们就有了一种以马或诗“行事”的方式——比如说将一匹马和一匹斑马区分开，或是评判某首诗的优劣。这些共同属性可以是可见的特点，也可以是隐形特征；无论如何，我们通过保留所有马或所有诗中都能找到的属性，并忽略让一匹马或一首诗跟其他马或诗不一样的属性，创造了“马”或“诗”的概念，或者说“马匹”或“诗体”的概念。为了构建一般类型，我们消除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变异，或者说将这些变异归为一类。

达尔文作为生物学家的基本见解是，在有性繁殖的生物种群中，变异比相似重要得多。他将自己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一起发现的演化发展机制命名为“自然选择”，是指跟其他个体特征相比，更有利于成功繁殖的个体特征会被“选择”，并一代代遗传下去的过程。达尔文感到遗憾的是，“选择”这个词让人想到有某种意图：自然选择其实是盲目的，因为生物体为了生存必须适应的环境绝对不会重样。在干旱期很难找到种子，喙恰好又长又尖的燕雀就更擅长觅食，因此会比喙宽大有力的燕雀更适合生存，这些燕雀的后代活下来的更多，也会繁殖出更多后代。雨量丰沛的时期，种子很大，外壳也很坚硬，宽喙燕雀就会有适应性优势。“燕雀科”是可变的，并非恒定不变。

达尔文认为，变异并非因为生物体的需要才出现（实际上拉马克正是秉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而变异的机会决定了生物体的适应性效用。在任何季节都会有跟其他燕雀相比喙刚好长一点、窄一点的燕雀出生，就好像同一对父母生下的孩子也不会全都长得一样高。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更窄的喙可能有正面或负面的生存价值，但在别的条件下——例如种子很多而燕雀很少的时候——这个特征可能不会带来差别。因此，有利特征的“选择”既不是设计好的，也不代表先进。并没有神圣的或别的什么智慧，事先决定了个体变异的相对价值，也不存在要朝着这个方向做出适应性变化的“燕雀”的理想类型，或是“燕雀科”的本质。

自然选择是一条定律，能解释自然界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达尔文和华莱士都分别读过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1798年），并随即认识到，如果生物体有性繁殖产生的全部后代都适应得同样好，种群的生物体数量就会很快超过能维持这一种群的可利用资源。既然种群某些成员必须死亡，那些因稍有不同而具备适应性优势的个体就更可能生存下来。进化只是物质竞争偶然的副产品，并非其目标。生物体并非因为必须进化才互相竞争，而是因为必须互相竞争才进化。自然选择同样解释了自然界中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通过适应得稍微好一点点带来的相对成功的繁殖。但自然选择并不会规定这些变化应该是什么。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

因此，将个体差异视为与一般类型的不必要偏离，这种思路并不适合面对自然世界。一般类型是固定的，确定的，也是一成不变的；达尔文描述的世界则充斥着偶然、变化和差异——一般类型被设计为不考虑任何属性。在强调个体生物的特殊性时，达尔文并没有断定物种不存在。他的结论只是说，物种看起来只是概念，在对相互作用的个体种群命名时有临时的作用。他写道：“为了论述方便，我主观上给一类非常相似的个体加上了物种这个术语；而把变种这个术语用于那些容易变化而差异又不显著的类型。其实，物种和变种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也是为了方便，变种这个术语是用来与个体差异形成对比的。”(7)差异被一路贯彻到底。

一旦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定位于个体，就需要另一种方式进行归纳。我们不再对个体是否符合理想类型感兴趣；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个体与其他能与之相互作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要将相互作用的个体归纳为群体，我们就得抛弃类型、本质等语言，这样的语言是规定性的（告诉我们所有的燕雀都应该是什么样子），而采用统计、概率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是预言性的（告诉我们在特定条件下，燕雀通常可能如何行事）。关系将比类别更加重要；可变的功效，将比提前设定的目标更加重要；过渡将比分界更重要；顺序将比等级结构更重要。

不过，关系和概率的思路仍然只是如何进行归纳的另一种方式，并不比类型和规定性的思路就少了一些抽象。你能看到的关系不会比你能看到的本质更多。实际上，一直到进入20世纪很久以后，才有人真正记录到自然选择在起作用的实例。达尔文从家犬和鸽子育种上收集证据，证明变异可以遗传，这是个绝佳的睿智选择。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假说。而且，由于达尔文并不了解遗传学，他甚至无法解释特性是如何一代代往下传的。他只能宣称，他想到的关于生物体的思考方式，比以前所有的科学家都能更好解释我们知道的和我们看到的。

因此，《物种起源》不只是对路易·阿加西的自然历史观点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提出了挑战，也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思考方法(8)。在达尔文的著作出现之前很久，阿加西就已经在反对进化论（或他所谓的变化论）了。他的导师乔治·居维叶与拉马克在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共事，对拉马克的适应理论大加挞伐，还带着同行相轻的特别鄙视。1846年阿加西做的首场洛厄尔讲座《动物王国的造物规划》，就明确回应了英国记者罗伯特·钱伯斯于1844年匿名出版的《造物的自然历史遗迹》，该书据称能提供科学证据证明“高级”物种是“低级”物种的后裔。

达尔文在1838年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后就“发现”了自然选择定律。到了1844年，他已经确信物种是可变的（他告诉自己的朋友约瑟夫·胡克：“就好像承认自己杀了人。”(9)）。他有二十年之久迟迟没有正式发表自己的思想，部分是因为钱伯斯的著作被大加批判——即便二十年之后，他也只是被华莱士独立发现了同样理论的消息推动，才不得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过他一直跟全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通信，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

达尔文在美国的通信者之一是植物学家阿萨·格雷，他对阿加西很了解：他在阿加西第一次美国之旅的时候就在普林斯顿见过面，还跟阿加西一起去了费城，阿加西就是在那里遇到了塞缪尔·莫顿，收获颇丰。劳伦斯理学院开始筹办时，格雷加入了教职员队伍，成了阿加西的同事。格雷不赞成阿加西与诺特和格利登结交，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但也因为格雷有宗教信仰，他相信人类起源多元论——认为各个种族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他也不相信阿加西的科学风格中他认为是炫耀元素的内容。1858年，他给达尔文的朋友胡克写道，阿加西“自己有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感觉，他总是向着大众写作和演讲——喜欢向不称职的仲裁机构诉说自己”(10)。即将降临在《物种起源》头上的风暴，已经在北大西洋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山雨欲来。

达尔文为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找到的最佳证据是物种的地理分布（这也是华莱士举出的主要证据，他曾研究过马来群岛上蝴蝶的分布）。达尔文认为，物种分布与共同祖先的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认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无论是在哪里发现的，都是同一对祖先的后裔。1855年，达尔文写信给格雷询问北美的植物分布信息，格雷回以一篇题为《美国北部植物区系统计》的文章，后来在1856年到1857年分三部分发表。格雷主张，东亚和北美的植物物种分布统计分析表明，很多物种都是从单一起源迁移而来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大陆之间关系的变化）。例如，北美物种的标本也可以在尼泊尔找到。他提出，两种理论中只有一种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理论之一假定有共同起源，并在寻找迁移的原因；另一理论假定每种生物都发源于其现在所在的地方。但格雷也说，第二种理论只是一种信仰：这种理论“让物种不再以自然界的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且似乎就连限制的理由都成了个人意见”。(11)也就是说，这种理论允许博物学家断言，尼泊尔的物种尽管跟北美的看起来相似，却必定是不同的物种。

这对阿加西来说是直接打脸。1858年到1859年，格雷发表了更多支持自己植物分布理论的发现，也显示了同一物种的标本在日本和北美东部都可以找到；1859年冬天，他和阿加西在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就其发现进行了一场辩论。格雷是学术专家，阿加西则是惯常引人瞩目的名流。但是格雷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辩论，就像一年以后，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他也同样轻易地赢得了与阿加西的第二场辩论。

原因在于格雷了解阿加西不了解的东西，也就是科学辩论的新规则。格雷在他们第一次交锋时论辩道，阿加西理论的问题是，“不能对物种目前在全球的分布给出科学解释”(12)。对一个自认为是现代科学化身的人来说，这个评价把脸都丢尽了。但阿加西没有回应，原因是他无法解释物种是怎样到它们现在被发现的地方栖居的，他只能一再重复自己的主张，即既然它们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那么必定是上帝把它们放在这儿的。他对格雷的反驳是：“现在这些动物物种，在地球上创造出来时的数量比例就跟现在我们发现的比例一样，创造它们的地方也大致就是现在它们占据的地方。”(13)这可算不上是论证。

当然格雷并没有真正见过物种迁移，就像阿加西也没见过上帝创造物种一样。他只有数据。但将数据拿来统计分析之后，他可以证明植物物种的地理分布所遵循的规律，与冰川活动和地壳运动的证据是一致的。格雷是用关系和概率来思考，而阿加西仍在用类型和概念来思考。他无法看出来偶然怎么可能造就秩序，他也无法想象，秩序不是思想的产物。当阿加西终于写到达尔文的理论时，他称之为“科学错误，事实就不真实，方法也不科学，其倾向更是恶意满满”(14)。这可不是强词夺理，或者说不仅仅是强词夺理：阿加西根本就不能承认达尔文的思想也是科学。

在19世纪的剑桥，完全有可能同时相信达尔文和上帝。比方说，格雷就认为阿加西的有神论和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能以某种方式综合起来，甚至（有点儿古怪地）宣称达尔文的著作中暗示了一种自然的有神论观点。格雷认为，有机生命按照达尔文所说的方式，通过对变异进行自然选择来进化；但没有理由说上帝不能提供变异(15)。跟很多19世纪的科学家一样（包括达尔文在英国的支持者托马斯·赫胥黎），格雷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读达尔文的：他将自然选择看成是对现象的解释，而不是对最终原因的说明。在格雷看来，科学只牵涉我们亲身经历的事物；至于那些终极问题，就像上帝是否存在，生命是否有目的，等等，只会被科学留在原地。格雷宣布，自然选择理论一点儿都没有弄乱他自己的“宇宙中有秩序的坚定信念；这种秩序以思想为前提；设计论也要以意志为前提；思想或意志，是个人的”(16)。但达尔文并不相信他把终极问题留在了原地，后来他又写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用来证明格雷为什么错了：因为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现象能用设计论来解释。

但是，阿加西没有给自己留出任何让步的余地。他无法将现象和超验区分开：他的整个系统都与自己的信念紧密联系。他的信念就是，自然界所有可以观察到的秩序都是超自然意图的初步证据。他坚持认为，物种是“以个体生命形式体现的思想的种类”，而自然历史最终就是“宇宙创造者的思想分析，就像动物王国和蔬菜王国清楚显示的那样”(17)。1860年之后，这种毫不退让的态度让他在剑桥再也没有科学上的盟友了。他退而求其次，开始依赖像弗朗西斯·鲍恩这样的人的支持。鲍恩是哈佛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曾发起运动反对爱默生，年轻的温德尔·霍姆斯则在他的课堂上频频捣乱。他的赞助人约翰·洛厄尔还在波士顿的期刊《基督教甄别者》上（匿名）评论了《物种起源》。对于达尔文，洛厄尔写道：“我们希望能得到原谅，如果说我们认为他的情况真的纯属好奇心理。”(18)洛厄尔是个商人。（达尔文看到评论后写道：“很明显，他不是博物学家。”(19)）

事情这样急转直下相当令人震惊。阿加西不习惯在专业边缘的生活，经验也变得十分迷惘，以至于1864年他在从纽黑文出发的一趟火车上跟格雷争吵时，说他“不是个正人君子”。格雷从那以后就再也不跟他说话了。剑桥流传的说法是，阿加西提出要跟格雷决斗(20)。到1865年冬天，他提到去巴西寻找冰川活动的可能性时，阿加西的朋友们都清楚，对他来讲离开城市一段时间可能确实是个好主意。

1865年3月29日，科罗拉多号载着塞耶远征队，从纽约港起航了。伊丽莎白·卡里·阿加西也是队伍中的一员，在远征队中担任官方日志记录员。4月2日，星期天，在南行的汽船上，乘客们注意到西边地平线上有一炷青烟。那就是里士满。格兰特将军正要进入匹兹堡，邦联军则将他们的首都付之一炬。这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役。

3

刚开始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对阿加西的兴趣，比对冰川活动或自然历史的其他任何方面都要大得多。他也非常清楚这次远征的范围，是其更大野心中的一次装腔作势。科罗拉多号的乘客中有一位宾夕法尼亚州新教圣公会的主教，名叫阿朗佐·波特，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弗朗西斯去加利福尼亚州。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弗朗西斯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波特与詹姆斯一家颇有渊源。早在1829年，那时候还在游手好闲的老亨利从奥尔巴尼的学校辍学跑到波士顿，就在波特家住了一阵子。亨利被当时的波特夫人萨拉深深吸引——他当时这样描述她：“夏娃在堕落之前或许就是这个样子。”(21)他觉得，像她这样光彩动人的女子却不得不下嫁到平头百姓家，实在是让人丢脸。（萨拉·波特的娘家姓诺特，她父亲是约西亚·诺特的堂兄）主教的战绩显然很有意思。

1850年代阿加西对人类起源多元论的认可让教会的人感到很恼火，但他在反对达尔文的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又让这些人回到了他的阵营。尽管波特是个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物——他有个儿子就是联邦军队里的将军——他还是很快就跟阿加西打得火热。在南行的旅途中，主教每周都会布道，而阿加西每天都会向船上的人，包括船长和船员开讲座。他在讲座中反复宣讲自己的智设论及胚胎重演论，还扩展到自己前往巴西的原因。他说：“经常有人问我，这次远征南美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那种我无法抗拒的信念，就是这片大陆上动物的组合，那些动物种群那么典型，彼此有那么多不同，会让我找到办法，证明变化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22)

主教很支持阿加西。詹姆斯告诉父母：

就我所见，他和教授为那句谚语“子为我豪，我为子豪”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尽管我觉得，主教挺有钱，阿加西会被置于有点儿受他恩惠的境地，除非明天他们能和解。主教告诉我，他……读过《物质与阴影》（老亨利的作品），尽管不同意其中的信条，但赞赏书中显示出的能力和优美的风格。上周日他专门为我们这些外人叫做“博学者”的人布道了一次，告诉我们必须试着对我们伟大领队的真理像孩子一样虔诚。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喜爱的变化论、自然生成论，等等，在自然界中去寻找上帝安排了什么，而不是试着在自然界中去应用我们靠想象发明出来的什么系统（参见阿加西的多处文字）。我们的老教授已经哭成了狗，泪飞顿作倾盆雨。(23)

此情此景，真有点儿像《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公爵和老国王(24)。

但詹姆斯很钦佩阿加西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他自己的意志力那么靠不住，而阿加西是那么坚定专注——在巴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尝试区分他老师性格中的实至名归和徒有其表。这个任务可不简单。5月，威廉从里约给弟弟亨利写道：“教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尽管我还不是很了解他。他的虚名几乎和他实在的价值一样大；似乎是一种无意识的孩子气，你无法谴责，就好像对多数人的孩子气一样。他希望自己无所不知。但他的个人魅力非常引人注目。”他还补了一句：“在他的十一个助手里面，有三个完全是白痴。”他的意思是有三个人对自然历史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

一周后，他对阿加西的看法变了。这回他告诉亨利：“由于对阿加西了解得越来越多，我想跟他在一起好从他身上多学点东西的热望，已经减弱了很多。他无疑是个有超凡心智能力的人，但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么钻营，对别人又那么偏执，别人对他也只好不那么敬重了。天可怜见，这些话可一句都不要在外面讲。”(25)

但阿加西没有成功结交那些恰好漂到他轨道上的人，也就没能实现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必定也感觉到，对于像詹姆斯这样的年轻人，不吝鼓励可能是错误的方法。所以有一天早上当詹姆斯提出一种关于某些自然现象的新颖理论时，阿加西的回应是说他“完全没念过书”(26)。这句话刺到了痛处——詹姆斯有充分理由对自己的教育缺乏自信——他也尊重阿加西的这些话。9月，感激的情绪又回来了。威廉对父亲写道：

听阿加西讲话我收获颇丰。不是光听他说的就有这么多收获，因为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鬼话连篇；而是因为学到了像他那样可以大派用场的感情用事的方式。没有人在归纳中看到的能比他自己的细节知识延展的还要远。由于一直有特别事实的重大背景，您对于阿加西的思想活动有多沉重和坚实的感觉，比对于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的感觉都更强烈。他个人处事也极为老练，我在他跟我的所有谈话中都能看到，他对我无拘无束……浮皮潦草的思考方式也乐在其中。我说过很多对他不好的话，如果让不认识的人听到，可能会产生我很不喜欢他的印象。完全不应该是这种情形，所以我希望您一句也不要再重复了。现在我跟他更亲密了，跟他说话也更加放得开，我很高兴能和他在一起。我一开始只看到他的瑕疵，但现在他伟大的品性让这些瑕疵都无关紧要了。我确信他能给我带来好处。(27)

詹姆斯在巴西的主要任务，除了不需要动脑筋地为数千种标本做箱子好运回剑桥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外，就是和巴西向导及几个同事一起沿着选定的亚马孙河支流上行，收集鱼类标本。不知道关于这项活动的意图他有没有多想：是为了通过同时从河流上游和下游收集标本，来帮助阿加西证实鱼没有迁徙，因此上帝必定是在我们发现物种的地方创造这些物种的。詹姆斯的数据将成为阿加西对达尔文和格雷的回应。阿加西也在热心收集胚胎，好支持自己的重演论——特别是鳄鱼蛋。他觉得，关于鳄鱼胚胎发育的研究，将让所有爬行动物都自然有个分类。

当然他也在寻找冰川作用的证据。当远征队第一次出行攀爬里约郊外的一座山时，阿加西认定他们走的这条骡道下面的土地，是“一座漂移的山，有大量漂砾岩”。他写信给哈佛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本杰明·皮尔士：“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漂砾岩表明有某种冰川活动。阿加西对皮尔士承认，他并没有真的看到冰川活动的痕迹，比如冰川可能会留下的划痕和犁沟。但这只不过说明他即将发现“一种新的、目前为止我们的地质理论还没有讨论过的地质作用”——也就是上帝制造灾难的另一种方法。詹姆斯也在这支队伍中，他只注意到这些“漂砾漂移”让他们的骑乘极不舒服(28)。

不过阿加西的工作中还有一项，他在船上的讲座中似乎并未提及，詹姆斯显然也是偶然得知的。远征队里有一位助手是摄影师，名叫沃尔特·哈尼威尔，詹姆斯跟他处得挺好。11月，哈尼威尔和阿加西在马瑙斯建了个摄影棚，他们探索上亚马孙地区的行动基地也在那里。有一天詹姆斯路过摄影棚，他在日记里写道：

一双黑手的哈尼威尔小心翼翼地准我入内。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教授正在劝诱三个女孩［原文为葡萄牙语］。他说这三个女孩是纯种印第安人，但我觉得，后来也证实了，她们有白人血统。她们穿着白色的平纹细布袍子，戴着珠宝，头发上还插着花，散发着迷人的莎草香。她们显然都很优雅，一点儿都不邋遢。她们同意给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其中两位没怎么费工夫，就被劝导着脱光了衣服，摆好裸体的姿势。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塔瓦雷斯·巴斯托斯爵士［间或陪同探险队的巴西官员］进来了，他嘲弄地问道，我是不是为国家民委工作。(29)

场面有点尴尬，因为阿加西有性欲旺盛的名声。他在星期六俱乐部的伙伴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有一次这么评价他：“他身上的动物性活力在男人当中很少见——真正的男人，无论这个词是什么含义。”(30)到波士顿几年后，阿加西卷入了一桩丑闻，涉及他跟一个名叫简的女仆的关系：有目击者宣称曾发现阿加西和简在一个房间里，阿加西的裤子前面乱糟糟的；简解释说她正在缝扣子上去。（有位心怀怨愤的同事投诉阿加西，其中就包括了这项指控；波士顿政要组成的一个小组——包括约翰·洛厄尔在内，他已经在阿加西身上投了不少钱——认真调查了这些指控，并最终驳回(31)。）

很明显詹姆斯对他一头闯进去的此情此景没有留下科学严谨的印象，但无论她们在为什么样的兴趣服务（毕竟阿加西夫人也在远征队中），照片总还是有科学依据的。阿加西是想用照片完成莫顿用颅骨做过的事业：他试图记录种族类型的等级体系，以及混合种族人群的衰退。这确实是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尽管巴斯托斯先生讽刺意味的评论让人想到，这是远征任务的一部分，只是阿加西尚未跟皇帝明说。

没明说的理由也挺充分，因为在1865年的巴西，种族问题极富争议。当时巴西是西方世界唯一仍然正式容许奴隶制的独立国家。（西班牙仍允许奴隶制在其加勒比殖民地存在；美国当然已经于1863年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并于1865年正式批准了第十三条修正案，宣布奴隶制非法。）佩德罗二世政府已经于1850年禁止了奴隶贸易，但截至当时已经有三百万非洲人从安哥拉和刚果进入巴西。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压力，要求巴西废除奴隶制；但巴西也正在所谓的三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同盟战争中与巴拉圭开战，政府不愿面对废除奴隶制可能带来的内乱。巴西以农业立国，有以种族、宗教和出生国家为基础的复杂的等级制度。然而巴西政治家也考虑过解放奴隶，只是深陷于细节。巴斯托斯实际上是奴隶贸易的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这也是为什么他对阿加西的摄影工作有特殊兴趣。

奴隶贸易被取缔后，也有人试图向巴西进口中国劳工但遭到反对，理由是中国血统会败坏巴西的种族。（后来是来自亚速尔群岛的葡萄牙人成了替代，给人印象很深。）在一个混血比纯种白人和纯种黑人还要多的国家，对种族污染的恐惧显得别具一格。根据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872年巴西居民不到一千万；其中归为白人的不到三百八十万，黑人约两百万，剩余人口——略低于四百二十万，即全国人口的42%——是梅索蒂斯混血儿（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或黑白混血儿。实际上，梅索蒂斯混血儿是社会上人口最多的等级，数量超过奴隶主（葡萄牙血统）和奴隶（非洲血统），有决定种族混合特性的趋势(32)。他们的数量和社会地位没有表明“杂种”的生育率会下降——但这正是阿加西要找的论据。他想加强美国人类学学派中的人类起源多元论，他现在是这个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也想以更多的科学证据支持他曾提给塞缪尔·格里德利·豪的反对种族混合的方案。

巴西展现的人类多样性迷住了阿加西夫妇。伊丽莎白·阿加西在日志里写道：“可能这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对人类之间类型混合的研究能像亚马孙地区这么彻底。在这里，白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白人与黑人的混血、白人与巴西原住民的混血、黑人以及白人混在一起，乱成乍看起来难分难解的一团。”(33)也许种族混合看起来难分难解是因为确实难分难解；但阿加西夫妇习惯于寻找类型，也确实找到了类型。4月23日，远征队抵达几天后，伊丽莎白参加了一个节日活动，看黑人跳舞。她写道：“看着他们半裸的身躯，蠢笨的面孔，问题出现了；当我们接触到这些种族时，这个问题就会不断浮现：‘要是有了自由这么伟大的礼物，他们会拿来做什么呢？’唯一能纠正半信半疑的就是考虑白人能跟他们和睦相处：无论人们会怎么看待黑人奴隶制的影响，对奴隶主的恶毒影响都是确凿无疑的。”(34)毫无疑问，这是波士顿式的种族观——对其他人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

伊丽莎白·阿加西的日志充满了她对种族特征的观察，包括巴西白人的特征，她和她丈夫都认为经历了三重退化——其南欧和天主教的起源是一重，与印第安人相亲相爱是一重，他们在奴隶制经济中的角色又是一重。7月30日，当远征队乘船前往亚马孙河口的帕拉时，詹姆斯、哈尼威尔和阿加西夫妇，在月光下的甲板上与一位巴西参议员锡宁布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在巴西解放黑奴的后果。伊丽莎白·阿加西记录道：“对自由黑人什么限制都没有，他们有资格担任公职，所有专门职业都向他们敞开大门，没有基于肤色的偏见，使人们能对他们发展的本领和才能形成一些看法。锡宁布先生告诉我们，这里的结果完全对他们有利；他说自由黑人智力上比较起来也很优秀……但是要跟我们自己的国家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必须记住在这里跟他们接触的是一个跟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比起来没那么有活力、没那么强大的种族。”(35)她指的是葡萄牙人。

9月，远征队临时驻扎在特菲时，伊丽莎白·阿加西有了一个年轻女仆，名叫亚历山德里娜，是个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伊丽莎白写道：“她答应得非常好，似乎有印第安人的智慧，又比黑人更顺从。”(36)阿加西夫妇被亚历山德里娜的外貌吸引，于是叫詹姆斯——毕竟他学过一段时间画画——把她画下来。伊丽莎白写道：

昨天她忸怩作态拒绝了半天，最后还是答应了。阿加西先生希望这幅肖像特别突出她奇特的头发。她的头发尽管失去了黑人的紧致皱褶，又有印第安人头发的长度和质地，但仍然保留了一种粗硬的弹性，因此一旦梳开，就会在头上往各个方向立起来，像是通了电一样。在我们见过的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例子中，黑人特征似乎一开始让步了，就好像黑人更为轻率的性情跟印第安人持久的坚毅相比一样，在他们的身体上，也在他们的精神特征上体现出来(37)。

他们在头发中找到了等级体系。

詹姆斯在家信中对伊丽莎白·阿加西不吝赞美之词，尽管在日记里他称她为“极为优秀，令人着迷的女子，她会用那么不自然、那么浪漫的眼光看着一切，就好像她不是行走在坚实的大地上”(38)。詹姆斯在巴西遇到的尽是异国情调，于是倾向于强调在惊鸿一瞥中看到的平凡。就好像他在日记里写的一次去上游的探险：

日出前后，我们碰到一条很大的独木舟上来靠近岸边，船上全是印第安妇女，一共有七个人。女头领是个小老太太，坐在船舱门口抽着烟斗。我们看到她就跟她打了个招呼，一起停了下来。尽管她们说葡萄牙语，我没法搞清楚她们的男人究竟是都去（跟巴拉圭）打仗了，还是因为害怕被送上战场就全都躲起来了。有这种习惯和目标的人群怎么会关心战争，希望参军入伍？和往常一样，我对我朋友［他船上的印第安人］和这位老妇人之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交谈惊叹不已。这些人那么优雅，那么养尊处优，究竟是种族还是环境造就了他们？欧洲绅士也不会比他们更有礼貌，而这些人只不过是农民。(39)

“是种族还是环境？”这是用关系来思考的开始。

詹姆斯对整个探险活动的感觉，照例也有好多次180度大转弯。他容易晕船，觉得这次航行既不舒服又枯燥乏味。（在科罗拉多号上他写信给父母：“我们看到一些飞鱼跳出来，但是飞鱼还没有家里的癞蛤蟆好玩儿……海洋湿得要命，很让人讨厌，这就是我的结论。”(40)）然而一到里约，他就在热带风光中陶醉了，家信里充满了热情。一个月之后，风光和气候又一成不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对整个事情都感到后悔。他在里约给父亲写道：“我的到来是个错误。”(41)一旦队伍离开里约，他又再次着了魔。8月，他从欣古河上某地对母亲写道：“现在，探险的真正乐趣开始了。享受着这美好森林里的芬芳，我发现不可能让我从这里离开。”(42)

然而到最后，詹姆斯发现这趟远征连带他自己的表现在内，都让人打不起精神。他（很快认识到自己）不是个全心全意的收集者，甚至连称职都算不上；他也恨死了蚊子。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厌倦了。他对单调重复的工作、无精打采的环境都产生了强烈的厌恶。12月，在他决定返回剑桥之后，他告诉母亲：

这件事就要结束了，我全身心都感到高兴——并不是说我对哪个部分都没能充分享受，或不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但就算是盛宴也要适可而止；我彻头彻尾地讨厌收集，而经过这段简单生活之后，我也渴望回到书本、回到学习，等等……人群像在家里一样四处聚集，因为思考跟自己的外界环境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而精疲力竭，带着极度亢奋研究自己，为宗教、哲学、爱和病痛等癫狂，呼吸着永远燥热、激动的空气，将夜晚变成白昼：这些想法看起来难以置信也不可想象……更加引人注目的，似乎是由这一切带来的极为多样的特征——这里的一切都太单调了，在生活中，在自然中，你被轻轻晃动着进入了某种安眠。(43)

他显然错过了他曾希望找到的什么东西——出发远征中的危险比被蚊子咬有意思多了，冒险或许会为他带来坚韧和勇敢的品质。事实上，巴西似乎就是他的南北战争。他在信中不止一次将阿加西比作舍曼将军，还把自己比作参战的两位弟弟。他在南下的路上告诉父母：“我从前的生活中，没有哪一刻的与世隔绝比现在更接近鲍勃和维尔基的，因此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同情他们。请把这封信转给他们，这也是写给他们的。”(44)他甚至也算是负伤了。远征队刚抵达不久，他就因为天花倒下了，也可能是假性天花，结果在一个卫生所待了两个半星期。这场大病最后没在他脸上留疤，但是他的眼睛毁了。旅途中他不少时候都得戴着墨镜，余生也受着慢性眼病的折磨。

詹姆斯动身的时候就好像要上前线一样，但他没有为英雄主义找到机会，或者说没能为英雄主义创造机会。八个月后，他似乎确定战争确实回到剑桥了，就好像他最后一封家信里表露的——“人群像在家里一样……精疲力竭……呼吸着永远燥热、激动的空气”。他不可能知道，对战士来说战争基本上也很无聊。

1866年8月，阿加西几乎刚回美国就去了华盛顿，在美国科学院做了一系列题为《热带地区冰川遗迹》的讲座。在讲座结尾，他评价道：“所以，达尔文理论到此结束。”(45)他印了一本题为《亚马孙地质学》的小册子，很久以前帮阿加西争取到洛厄尔讲座机会的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还给达尔文寄了一份。达尔文答复道：“读到这个小册子我很高兴，虽说主要是出于好奇心。你觉得阿加西是个冰川控，我非常理解。”(46)

不过莱尔自己还没有完全转向达尔文主义。阿加西不知变通，也拒绝承认别人的研究成果（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华莱士也去过巴西，但没在那里发现冰川活动的迹象），几乎所有科学上的听众都离他而去。他的回应是将妻子的日志加上他自己的诸多注解，在1868年1月出了一本书，名叫《巴西之旅》。阿加西将与达尔文主义的孤军奋战转到了不那么有挑战性的领域。《巴西之旅》是加上了科学评论的旅行见闻，目的是覆盖科学家的思考，或成为科学家思考的基础。阿加西夫妇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波士顿的朋友们，有些人有点儿迷惑该如何回应。乔治·蒂克纳的妻子安娜写道：“请告诉阿加西先生，就我的感觉来说没有哪个词科学含量太高，虽说我当然是读不懂的。这本书多漂亮啊，印得又美观又清楚。”(47)

安娜·蒂克纳是个聪明人。很可能关于这本书，有些东西她宁愿没那么快读懂。当然，阿加西渴望展现的是，他在巴西既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能支持达尔文的理论，也没发现有任何东西跟自己的理论相悖。但他也同样（甚至更强烈地）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对种族混合的危险留下深刻印象。巴西就是一记警钟。在给妻子日志所附的那些冗长脚注中，有一则他这样写道：

谁要是对种族混合的罪恶有所怀疑，或是从错误的博爱观念出发倾向于打破他们之间所有的隔阂，那就来巴西看看。而今黑人新的社会地位在我们的政治家那里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能从这样一个国家的经验中受益：这里尽管存在奴隶制，那些自由自在的黑人能享受到的自由却比在美国还要多得多。我们要吸取双重教训：教育的所有有利之处都向黑人开放，文化给予那些懂得如何利用的人的所有成功机会也都让黑人能拥有；但也要尊重自然法则，让我们与黑人的所有交涉都尽可能地保留他们的民族特色和我们的完好无缺。(48)

在摄影的辅助下，他的民族学观察证实了人类起源多元论的观点：

我很满意，除非能证明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不稳定而且倏忽即逝，那么为各种各样的人类种族都确定一个共同的起源非但与事实不符，也与要在人类种族和动物物种之间从系统角度做出区分的科学原则不符……杂交品种相互间不间断接触的自然结果是这样一类人，其纯种类型完全退化了，原始种族的所有优良品质，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也都同样如此，产生的杂交种群就跟杂交狗一样令人厌恶。他们倒也适合跟杂交狗结伴，而在杂交狗中间，不可能找出哪条身上还有大自然的智慧、高贵或爱心这些纯种狗身上才有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让纯种狗成为文明人最爱的伴侣。(49)

在书后他加了一节题为《不同人类种族特征的持久性》的附录，其中总结了他和哈尼威尔工作的结论。这是对莫顿《美洲人的颅骨》中种族类型学的仿效：“印第安女性因其男子气概的身材而引人注目，同时黑人男性也因其女性特征不遑多让”；黑白混血儿的“特征是英俊，皮肤光洁，容易轻信，懒懒散散”；“梅索蒂斯混血儿……苍白，女人气，虚弱，懒惰，还非常顽固”；等等(50)。从1868年到1875年，《巴西之旅》重印了九次。

4

亨利·亚当斯在其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关于亨利·亚当斯这样写道：“他是为了好玩才认同达尔文理论。”他的意思是，作为年轻人，他认为自然选择理论未经证实，也很可能无法证实，但他还是接受这个理论。关于达尔文理论被接受，有两件事情最令人惊讶，其一是人们（即便其支持者）认为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高度猜测性的，其二是该理论被青年知识分子吸收的速度。亚当斯解释道：“人们没法停下来，像追兔子一样去追逐疑点。你没有时间粉饰法则的表面，就算法则已经破败不堪，腐烂透顶。对于那些出生于1867年至1900年之间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法则就应该是进化。”(51)达尔文主义所进入的文化布局已经统一战线，以便接纳这个新理论。在其正确性普遍确立之前，其适用性就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威廉·詹姆斯和亚当斯是同龄人，也是亚当斯的好朋友，也同样很快回应了达尔文的思想。他发表的头两篇文章写于1865年出发去巴西之前，是对托马斯·赫胥黎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著作的评论，主要是支持态度。詹姆斯显然早就是进化论者了。在对华莱士的评论中他写道：“在达尔文的起源法则中，最令读者吃惊的是这个定律怎么发现得这么晚。”(52)亚当斯在人生中同一节点对自己的描述则是：“他在那封信之前就已经是达尔文主义者了。”(53)

但詹姆斯在与达尔文的关系上与亚当斯有所不同，也跟他那一代人中的绝大部分不尽一致。詹姆斯作为心理学家，后来又作为哲学家，他的看法属于《物种起源》所激发的传统；但他拒绝像亚当斯那样承认进化论是“法则”，他也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声讨赫胥黎和赫伯特·斯宾塞之流解读达尔文著作的方式中。终其一生，詹姆斯对达尔文的态度都与他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是一样的：他喜欢他们的思想，但讨厌看到这些思想被视为绝对真理。他认同达尔文的理论，但不是达尔文主义者。这让他比大部分19世纪的进化论者都更接近真实的达尔文。

在詹姆斯看来，《物种起源》大获成功带来了两个不正确的经验。其一是一个结论，即认为科学是适当独立于我们（或我们社会）的兴趣和偏好的活动。达尔文的著作当然令忠实信徒恼羞成怒；为其辩护的方式之一是，解释说科学家只能坚守事实。但对詹姆斯来说，反达尔文的科学家像是阿加西之所以会被误解，原因不是他们从先入为主的理论出发忽略了事实，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收集事实的时候，没有一个有效的假说来指导他们。审视阿加西的作品时，我们觉得看到的是科学和信念之间的混淆。但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两者背道而驰。这就是阿萨·格雷说阿加西对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没有科学解释时的意思，因为阿加西只是把自己的观察放在一边，而将自己的理论放在另一边。他的科学没有理论化，他的理论也并不科学。他的思想是栖居于数据高山上的大厦，达尔文的思想则是催生数据的手法。达尔文理论开启了进行探究的可能性，阿加西则关上了可能性的大门。

1868年詹姆斯在德国，但他在这里度过的一年时间最终证明还没有他在巴西的那八个月令人鼓舞。他想尝试学习生理学，但是背痛加上精神低落让他只好去波希米亚的一处温泉疗养院，他在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歌德。但达尔文的新书《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在这年冬天出版时，詹姆斯为此写了两篇评论，一篇给《北美评论》（其编辑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是他弟弟亨利的好朋友），另一篇则给了《大西洋月刊》（其助理编辑威廉·迪安·豪厄尔斯也是他弟弟亨利的好朋友）。詹姆斯写道，达尔文的著作引入的困难几乎和解决的一样多，“唯一的‘法则’，作者放在一起的大量事实在这个法则下可以归为一类，似乎就是变动不居的‘法则’——遗传变动不居，传播变动不居，一个个在哪里都变动不居。在混乱中寻找定律似乎也太自作主张了”。

但詹姆斯觉得，正因如此这些工作才有了深远意义。提出例外和古怪之处，以及能预测（实际上就是能断定）这些例外和古怪之处的理论，本来就是经验的本性，这比强行铲平这些理论要有用多了。詹姆斯指出：“带有［达尔文的］名字的一般理论（毕竟这只是描述性的或历史学的假设，并非生理学的假设）的幸运之处是，找到的特征越多，对其可能性的支持就越大［因为特征就是偶然变异的证据］。这个理论的敌人是那些只对严格建立这些描述性法则感兴趣的人……因此，假说的伟大价值在于让博物学家开始工作，并让他们更加注重事实和关系。”(54)詹姆斯想到的敌人之一当然是阿加西。他在写评论时也在给亨利的信中写道：“达尔文的思想我想得越多，就越发显得重若千钧——虽说我当然是人微言轻——我仍然相信，阿加西这个老流氓无论是智慧上还是道德上连给他擦鞋都不配，屈从于这种感觉也让我感到些微喜悦。”(55)

詹姆斯觉得人们从《物种起源》得到的另一个错误经验，实际上是第一个错误的反面：人们相信进化论科学可以为基准水平奠定基础——自然选择可以看成是价值权威的某种“底线”。这就是“适者生存”的信条，这个概念不是随着达尔文出现的，而是早在《物种起源》问世的七年前就已经由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56)。这个信条将进化的逻辑变成人类价值的逻辑：它告诉人们，我们应该追求与被认为是“能适应”的生存特征相一致的政策和荣誉行为，还证明了某些胁迫是“自然的”、正当的。在一个刚刚经历了内战的社会中，达尔文理论在这种解读下的吸引力一目了然——正如亚当斯以其不无讥诮的方式所承认。内战那几年亚当斯在伦敦给他父亲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当秘书，他父亲是林肯派往圣詹姆士宫（英国宫廷）的外交官。他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写道，进化论对“刚刚帮助糟蹋了五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以及差不多上百万条性命来强制那些反对的人一致统一”的年轻人来说堪称完美(57)。战争只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是物种得以进步的方法。

詹姆斯相信，科学研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研究一样，是一种会受到我们的品位、价值观和希望所启发和渗透的活动。但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为其结论赋予任何特殊权威。恰恰相反：我们有义务将这些结论视为临时的、局部的，因为我们也是出于临时的、局部的原因才着手寻找这些结论。能成功解释为什么燕雀在不同情况下喙的大小不同的理论，对我们并没有进一步的必要要求——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对燕雀喙能做出更好的解释。错误并不在于赋予了科学不配得到的权威，而在于将一种信念变成了超越其他可选信念的王牌，排除了考虑问题的其他方式的可能性。考虑问题的方式总会有很多种，詹姆斯所谓的“多元性”（他将这个词引入了英语哲学）就是这个意思。

情况发生变化时，王牌也往往会变化。即便詹姆斯作为博物学家的职业生涯十分短暂，他也有机会看到科学权威有多容易受到影响。阿加西和诺特认为种族必须隔离，因为科学已经认定不同种族是分别创造的不同物种，他们坚持这样的看法达二十年之久。但到了1866年，在达尔文说服了大部分秉持共同起源理论的科学家之后，诺特出版了一部《黑人种族：民族学及历史》。在书中他冷若冰霜地承认，达尔文也许完全正确，但是既然自然选择需要数百万年才能让人种分化，那么实际结果还是一样的：白人优越，黑人低级。(58)两年后，阿加西同样泰然自若地在《巴西之旅》中抛弃了人类多元起源理论，他曾以此为基础形成他对种族政策的观点——但并没有把这些观点也一同抛弃。现在他解释道：“对我的目标来说，到底是有三种、四种、五种还是二十种人类种族，他们到底是不是各自独立起源，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因恒定、永久的特征而有所不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有必要将人类种族与动物物种作个比较。”(59)塞缪尔·莫顿的行动比他俩还早。阿加西以前的导师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主要著作《宇宙》（1849）中攻击了莫顿的人类多元起源学说，并坚持人类物种的统一。莫顿不为所动，他回应道：“黑人、萨摩耶人或印第安人精神上的低下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不会带来什么差别。因为，就算他们曾有过与白人一样的智力，他们也已经失去了；如果他们从未拥有，那他们也没什么损失。”(60)墓葬中的证据已经足够多了。

詹姆斯对科学的这种运用和滥用很警觉。1868年，差不多跟他评论《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同时，他还评论了阿尔芒·德·卡特勒法热关于法国人类学状况的一篇报告。卡特勒法热（或是像詹姆斯在写给亨利的一封家信里所称的“4法热”(61)）是法国杰出的人类起源一元论者。詹姆斯在评论中指出，人类学成了大众广泛关注的主题，但是

这种广泛关注大部分并非仅仅源于科学。支持和反对正统理论的狂热，对我们物种统一起源（“人类起源一元论”）或多样起源（“人类起源多元论”）这个问题的风行，总是会形成一个绝非无关紧要的因素，而我们在美国都相当了解，最不平静的公众集会常常诉诸“科学”，来作为支持我们应该用来对待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低等种族的方式的证据。(62)

这段话表明了两点：詹姆斯对种族等级观念觉得心安理得（“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低等种族”），以及他很怀疑科学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多大关联。

如果我们想找出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在奴隶制政治中的作用，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规律。多元论者会认为自然选择理论支持奴隶制，但很多认同自然选择理论的南方人是一元论者。有的美国人感到被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所驱使而要求废除奴隶制，但也有的因为感到同样的驱策而愿意为捍卫奴隶制而死。有像温德尔·霍姆斯这样的反对奴隶制的无神论者，也有像约西亚·诺特这样的为奴隶制辩护的无神论者。塞缪尔·莫顿是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彭罗斯·哈洛韦尔也是。西奥多·帕克相信黑皮肤的人低人一等，温德尔·菲利普斯则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两人都冒着生命危险要让奴隶获得自由。佛蒙特州新教圣公会主教与宾夕法尼亚州新教圣公会主教（阿朗佐·波特，阿加西在船上的密友）就《圣经》是否赞同奴隶制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波特持反对意见）(63)。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对人们来说很重要，但这些信仰（通常）既不是基本前提，能事先支持某个结论而反对其他；也不是事后追溯的合理解释，用不带个人色彩的权威语言来掩盖个人偏好。这些信仰只是做决定的工具，是人们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试图拼在一起的诸多碎片之一，其他的碎片还包括道德教条、个人利益以及具体信息，等等。

詹姆斯认为，自然选择理论应该和别的思想一样被视为假说，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别的情况下就没那么适用，也不应成为价值评判的基准。毕竟，自然选择只是偶然过程。喙对环境更加适应的燕雀并不比别的燕雀更聪明或更高贵，只是运气够好罢了。有助于生物生存下来的特征也许从别的角度来看都只有害处，在一个季节生存下来也可能意味着下一个季节就会灭绝。对詹姆斯来说，《物种起源》的真正教训——他以这个教训为基础，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心理学原理》（1890）——是，自然选择在人类中产生了有能力做出与“适者生存”不一致的选择的生物。宇宙中有大智慧，那就是我们。在演化的道路上，我们从某处开始有了思想，这是撞了大运。思想让我们从生物学的牢笼中脱身。

因此，詹姆斯对内战的理解不同于亚当斯，可以说还有另外一层。如果仅仅将这场战争看成是两个群体基本的生存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值得赞扬或贬损——就好像生存下来的燕雀不必因喙的形状受到称赞一样。但如果将战争视为很多个体行为的总和，那么战争里面就尽是道德意味了；因为人类出于智识而非本能做的任何事情，以及可以有不同选择时他们选择的任何行为方式，都是道德行为。

1863年夏天维尔基·詹姆斯在马萨诸塞州第五十四团强攻瓦格纳堡的失败战役中严重受伤，人们把他从南卡罗来纳州运回纽波特的詹姆斯家中时，一路上他都昏迷不醒，过了一年半他才康复。随后他重新加入了自己的兵团，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1866年，他和弟弟鲍勃在佛罗里达州开了个农场，雇了些自由黑人来做工，但本地白人的种族主义以及棉花价格下跌让他们的事业惨淡收场。鲍勃很早就退出了，维尔基坚持了六年，足以看到他曾为之奋战的解放事业，给南方黑人带来的只是一种新的苦难。

最后他搬去了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但肾脏问题、心脏病、风湿病和战争中受伤挥之不去的影响严重损坏了他的身体，让他没法工作。1882年，老亨利·詹姆斯去世了，留下的遗嘱（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回归到五十年前他父亲的作为）将维尔基排除在外，理由是维尔基在佛罗里达的冒险事业已经花光了他那份遗产。他也同样减少了鲍勃的遗产。维尔基称之为“对他仅有的两个敢于为保卫家庭而参战的孩子的致命一击”(64)。一年后，维尔基死于肾病，年仅三十八岁。在詹姆斯家的孩子中，他曾被认为是最亲热人、最合群的一个。

1897年，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公园树了一块纪念碑，由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设计，用来纪念曾领导第五十四团并战死在瓦格纳堡的罗伯特·古尔德·肖，威廉·詹姆斯受邀在揭幕时致辞。这是他所有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次。肖刚参战时还是纽约州第七兵团的二等兵，随后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第二兵团军官，之后又于1863年冬天成为第五十四团即所谓的黑人兵团的上校。詹姆斯演讲时，兵团的所有退伍老兵都来了。詹姆斯告诉他们，肖作为英勇的战士受到表彰，但他之所以值得纪念并不是因为这个。战斗的本能已经通过自然选择深植于我们身上，几乎不需要纪念碑或演讲来加强。詹姆斯说：“从一次次大屠杀中成功幸存下来的人，我们现在这些种族都出自他们的玄牝之门……好斗是最不需要通过反思来加强的德行。”

詹姆斯解释说，让肖值得赞赏的，不是战斗前驱的“普遍盲从之勇”，

而是当他放弃在光荣的第二兵团鼓舞人心的任命，转而领导你们前途未卜的黑人第五十四团时，表现出的更加孤绝的勇气。这种孤绝的勇气（和平时代我们称之为公民之勇）是民族纪念碑最应该纪念的那种勇毅，因为“适者生存”的法则未曾将这种勇毅像临阵之勇一样埋藏在我们人类的血肉里；这也是我们这五百个能并肩一起接受排炮洗礼的人中，或许没有谁被发现会拿自己整个人生命运来冒险，忍住不被诱惑捧上天的勇气。

詹姆斯说，伟大的国家不是靠战争来保全的，而是“靠质朴的行为，靠有理有据地说、写、投票，靠迅速打击腐败，靠党派间的友好，靠人们对真正的英雄一见便知，并更希望他们成为领袖，而不是狂热的盲目支持者或胸无点墨的江湖骗子”(65)。这才是纪念碑应当表彰的。

肖是战争英雄。他在邦联军阵地的城墙上被击中心脏，和联邦军队每一个烈士死得一样光荣。圣-高登斯的纪念碑是波士顿对他们认为的最优秀人物的最恰当的贡献。在聆听詹姆斯演讲的所有人心中，肖是教养的典范，是英雄婆罗明的典型。詹姆斯将肖的勇气称为孤绝，说他的行为质朴，在这种情形下其实有点儿任性。但威廉·詹姆斯不是婆罗明，他想到的也不是罗伯特·肖。他想到的是维尔基。

(1)William James to his family, September 16, 1861,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ed. Ignas K. Skrupskelis and Elizabeth M. Berkele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 vol. 4, 43.

(2)Edward Lurie，Louis Agassiz: A Life in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344-50，and Christoph Irmscher，The Poetics of Natural History: From John Bartram to William Jame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9），236-81．本书关于远征巴西的内容写于Irmscher做出精彩评述之前。

(3)威廉·特库姆塞·舍曼将军为北方联邦军队著名将领，有“魔鬼将军”的绰号，而南卡罗来纳为南方邦联省份。——译者

(4)William James to Mary James, March 31,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99.

(5)Lurie, Louis Agassiz, 345-6.

(6)Ernst Mayr, “Typological versus Population Thinking” (1959),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6-9; Michael T. Ghiselin, The Triumph of the Darwinian Method (1969; new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Robert J. Richards, Darwin and the Emergence of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ind and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Ernst Mayr, One Long Argument: Charles Darwin and the Genesis of Modern Evolution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onathan Weiner, The Beak of the Finch: A Story of Evolution in Real Time (New York: Knopf, 1994); and Edward S. Reed, From Soul to Mind: The Emergence of Psychology from Erasmus Darwin to William Ja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sp. 168-83.

(7)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 ed. Paul H. Barrett and R. B. Freem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vol. 15, 39.

(8)Ernst Mayr, “Agassiz, Darwin, and Evolution” (1959),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251-76.

(9)Charles Darwin to Joseph Dalton Hooker, January 11, 1844,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ed. Frederick H. Burkhardt and Sydney Smith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vo. l3, 2.

(10)Asa Gray to Joseph Dalton Hooker, July 13, 1858, A. Hunter Dupree, Asa Gray, 1810-18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29.

(11)Asa Gray, “Statistics of the Flora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nd series 23 (1857): 389.

(12)Meeting of January 11, 185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4 (1857-60): 132.

(13)Meeting of February 22, 185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4 (1857-60): 179.

(14)Louis Agassiz, “Prof. Agassiz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2nd series 30 (1860): 154.

(15)Asa Gray,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1860) and “Natural Selection Not Inconsistent with Natural Theology” (1860) Darwiniana: Essays and Reviews Pertaining to Darwinism (New York: D. Appleton, 1876), 9-61, 87-177.

(16)Gray,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58.

(17)Louis Agassiz,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857-62), vo. l3, 88; vo. l1, 135.

(18)[John Amory Lowell], “Darwin’s Origin of Species,” Christian Examiner, 68 (1860): 458.

(19)Charles Darwin to Charles Lyell, June 14, 1860,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vo. l8, 253.

(20)Dupree, Asa Gray, 323.

(21)Henry James, Sr., to Isaac W. Jackson, January 13, 1830, William James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092. 9 (4153).

(22)Louis Agassiz and Elizabeth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68), 33.

(23)William James to his parents, April 21,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01.

(24)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哈克为逃脱酒鬼父亲的魔掌而出逃，并遇到为避免被卖到下游而出逃的黑奴吉姆。两人沿密西西比河逃难，救下了被人追赶的两个骗子。两人自称公爵和本应即位的法国王储，强迫哈克为他们服务，还卖掉了吉姆。此处意指主教和阿加西两人都是道貌岸然的骗子。——译者

(25)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May 3-10,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6-7, 8.

(26)William James to Mary James，August 23，1865，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vol. 4，111. William James，“Louis Agassiz”（1896），Essays，Comments，and Reviews，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ed. Frederick H. Burkhard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88），50.（“有一回我听到他跟一个学生说：‘布兰克同学，你完全没念过书啊！’这个学生刚跟他提了一些理论上的一般性问题，颇有闪光点。”）

(27)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Sr., September 12-17,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l. 4, 122.

(28)Louis Agassiz to Benjamin Peirce, May 27, 1865, 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86, 89; 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July 15,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l. 1, 10.

(29)Notebook Z, [p. 8], William James Papers (4498).

(30)Jules Marcou, Life, Letters, and Works of Louis Agassiz (New York: Macmillan, 1896), vo. l2, 132.

(31)Lurie, Louis Agassiz, 158-9.

(32)José Honório Rodrigues, Brazil and Africa, trans. Richard A. Mazzara and Sam Hilem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52-73, 86, 158-60; and Lilia Moritz Schwarcz, The Spectacle of the Races: Scientists, Institutions, and the Race Question in Brazil, 1870-1930, trans. Leland Guy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9), 6-11.

(33)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96.

(34)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49.

(35)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128-9.

(36)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24.

(37)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46.

(38)Notebook Z, [p. 7], William James Papers.

(39)Notebook Z, [pp. 12-13], William James Papers.

(40)William James to his parents, April 21,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01.

(41)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Sr., June 3-7,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06.

(42)William James to Mary James, August 23-27,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10-11.

(43)William James to Mary James, December 9,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31-2.

(44)William James to his parents, April 21-23, 1865,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4, 103.

(45)Charles Darwin to Charles Lyell，September 8，1866，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A Record of His Work in a Series of Hitherto Unpublished Letters，ed. Francis Darwin and A.C. Seward（New York：D. Appleton，1903），vol. 2，160：我刚收到阿萨·格雷写来的一封信，有下面的段落，所以根据这些内容，我就是阿加西那些荒谬观点的主要原因——“阿加西回来了（我还没见到他），马上就去了美国国家科学院，这个地方我反正是敬而远之的；然后我听说，他向他们证明整个美洲大陆在冰川时期曾覆盖在完整的冰层之下，最后大手一挥评论作结：‘所以，达尔文理论到此结束。’”

(46)Charles Darwin to Charles Lyell,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 l2, 159.

(47)Anna Eliot Ticknor to Elizabeth Agassiz, January 3, 1868, Louis Agassiz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419 (636).

(48)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93n.

(49)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97-9.

(50)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530, 532.

(51)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 Novels, Mont Saint Michel, The Education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932.

(52)William James, “Review of The Origin of Human Races, by Alfred R. Wallace” (1865),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208.

(53)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925.

(54)William James, “Two Reviews of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by Charles Darwin” (1868),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234-5.

(55)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March 9, 1868,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39.

(56)[Herbert Spencer], “A Theory of Population, Deduced from the General Law of Animal Fertility”, Westminster and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 57 (1852): 457-501.

(57)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926.

(58)Josiah C. Nott, The Negro Race: Its Ethnology and History (Mobile, 1866); Nott, “Climates of the South in Their Relation to White Labor”, De Bow’s Review, 34 (1866): 166-73, and“The Problem of the Black Races,” De Bow’s Review, 34 (1866): 266-83.

(59)Agassiz and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296.

(60)Josiah C. Nott and George R. Gliddon, Types of Mankind: or,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Grambo, 1854), li-lii.

(61)William James to Henry James, [January 1868],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James, vo. l1, 29.

(62)William James, “Review of Rapport sur le progrès del’anthropologie en France, by Armand de Quatrefages” (1868),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217.

(63)John Henry Hopkins, A Scriptural, Ecclesias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 of Slavery, from the Days of the Patriarch Abraham,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ddressed to the Right Rev. Alonzo Potter, D. D. (New York: W. I. Pooley, 1864).

(64)Garth Wilkinson James to Robertson James, December 26, 1882, Jane Maher, Biography of Broken Fortunes: Wilkie and Bob, Brothers of William, Henry, and Alice James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86), 150.

(65)William James, “Robert Gould Shaw” (1897), Essays in Religion and Morality,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