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阿加西

第五章　阿加西 1

劳伦斯理学院就是为路易·阿加西而创立的。1807年阿加西生于瑞士，很早就在欧洲有了很高的成就。大器早成部分要归功于杰出的能力和精力，部分要归功于一种天赋，总能讨那些能推动自己职业生涯的人喜欢。二十五岁时，他成了欧洲科学界最杰出的两位大佬的门生：法国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和普鲁士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832年，居维叶在交给阿加西一批价值连城的鱼化石收藏品之后不久还额外帮了他一个忙，就是自己驾鹤归西了——当然这个忙肯定是无意的。阿加西也很快通过自己的研究和作品，继居维叶之后成为这个领域的最高权威。尽管如此，他早年最伟大的成名作却是在自然科学的另一个领域：冰河时代的发现者之一。

但到了1845年，阿加西却有点儿捉襟见肘。他卷入了一宗科学出版业务，一直在亏钱。他的妻子不满于他的财务状况、他的合伙人以及他对工作的痴迷，离开了他。阿加西向洪堡求助，于是洪堡从普鲁士国王那里要来了一笔经费，让他去研究北美自然史。为了增加这笔收入，也为了将自己介绍给美国受众，阿加西在另一位朋友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的帮助下，搞到了一份在波士顿做一系列公开讲座的差事。这就是洛厄尔讲座，其赞助人约翰·洛厄尔是纺织品制造商，也是哈佛大学法人（实际上就是受托人委员会）的成员。1846年10月阿加西到了波士顿，并在这年冬天做了讲座。讲座主题是“动物王国中的造物规划”，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就连阿加西这种从来不会低估自己能力的人也没有想到。来了五千人，阿加西不得不每次讲座都讲上两遍，才能容纳这么多听众(1)。

阿加西的动物学知识——尤其是他关于无脊椎动物的知识——相当惊人，而且他有一项本领，能将这些知识表达得令外行听起来既清晰易懂，又在智慧上扣人心弦。很多人发现阿加西本人也很扣人心弦。他高大英俊，自信满满；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头发很长，说话是法国口音。他的英语并不精通但是很萌：在讲座中他要是被写不对的英文单词难住，就会一边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正确的词（原文为法语），一边在黑板上画一只软体动物或别的生物。听众们似乎都觉得这简直太迷人了。他风度翩翩，也很快就能跟人交上朋友。在一个知识圈子、金融圈子和社会圈子都在很大程度上重叠的城市里，他拥有学术发展所需的理想气质。

哈佛大学早在1845年就开始设想要建立一个科学学院，那还是阿加西到波士顿的前一年，但并没有筹集到任何资金。当知道阿加西在用完普鲁士国王的经费后仍可能有意留在美国之后，约翰·洛厄尔和哈佛大学校长爱德华·埃弗里特（之前还是马萨诸塞州州长）说服了作坊镇工业家阿博特·劳伦斯捐款5万美元筹建这个学院，并保证有一笔工资预留给专门为阿加西新设立的学术职位。1847年夏天他们发出了这份邀约，阿加西在秋天接受了，并于1848年春天开始了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1848年欧洲自由主义革命的失败导致了瑞士学院关闭，阿加西此前曾在这里执教；也导致了欧洲一部分科学人才外流到美国，实际上给阿加西成为侨民的决定封了印盖了章。

1848年阿加西已分居的第一任妻子在德国死于结核病。1850年，他又跟伊丽莎白·卡伯特·卡里喜结连理。就打入波士顿的社会圈子来说，这桩婚姻让他功德圆满，大功告成。伊丽莎白·卡里的父亲是位很有钱的律师，跟洛厄尔纺织工业有关联；查尔斯·萨姆纳还追求过她。她姐姐嫁给了后来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尼利厄斯·费尔顿，伊丽莎白本人也是位教育先驱：婚后不久，她在家里为妇女开办了一所学校，用来给她丈夫的研究筹集经费；后来她成了拉德克利夫学院(2)的首任校长。阿加西的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了三个孩子，他们全都搬到了美国，婚配的也都是波士顿的名门望族——肖家、希金森家和拉塞尔家。波士顿有个星期六俱乐部——搞文学晚宴和座谈的社交圈子，参加的人有爱默生、霍桑、朗费罗、惠蒂尔、洛厄尔、萨姆纳和霍姆斯，也都是在他们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阿加西则是这个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大家通常都称之为“阿加西俱乐部”；阿加西在内战之前的波士顿有多么挥斥方遒，由此可见一斑。

阿博特·劳伦斯原本打算承担一个应用科学学院的费用：他希望自己的作坊能有更好的工程师。但发现阿加西也入吾彀中后，计划就变了。他建起了劳伦斯理学院，作为训练研究人员的研究机构。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科学家都是在欧洲接受专业教育（例如霍姆斯博士，就在巴黎花了两年时间在病理学家查尔斯·路易门下学徒，之后才回到哈佛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阿加西则代表了现代科学教育向美国的引进。他在哈佛大学任职，标志着美国科学专业化的开端(3)。

专业化意味着学科自治。一个研究领域（或任何工作行当）只有当其从业者就其工作内容而言只对同业者负有责任，而无需对领域之外的人负责时，才算是专门职业。在美国大学中阻碍了科学教育的情形之一，是神学在课程中占主导地位，迫使所有领域的学者都要让自己的工作与基督教正统观念一致（严格来讲，美国在内战之前并没有研究生院）。神学在学术上就是王炸。阿加西坚持科学探究应独立于宗教信仰——同样也要独立于政治和经济观点。他并不去教堂，但他是个有话直说的自然神论者，对于像哈佛这样的神体一位论机构而言，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宗教信仰。学校允许阿加西将科学研究世俗化，但也不能完全与教会脱节。

阿加西宣扬的方法是严格的归纳法。他说：“物理事实就和道德原则一样神圣。”(4)阿加西对学生的要求不是从《圣经》中的教义或别的什么抽象概念出发推导出自然规律，而是要先观察，随后再做出归纳。至于说观察，阿加西的意思是亲自动手去接触。他在美国最早的一个讲座是关于蚱蜢的，那是1847年，听众是一群马萨诸塞州的学校老师。阿加西给每一位听众都发了一只活蹦乱跳的蚱蜢。要是有人在讲座中弄掉了手中的蚱蜢，阿加西会停下来，直到那只昆虫被再次捉拿归案才接着讲下去(5)。1847年的那些老师觉得这种教学方法怪里怪气的，但到1873年阿加西去世时，这件事已经成了传奇。很多以前的学生后来都会回忆道，阿加西如何从交给他们一条死鱼或是别的什么物种开始教学，并要求他们就此上交一篇完整的准确的描述之后才允许他们继续。要达到阿加西的标准有时得花好几个星期，那时候留在学生手里的鱼都严重腐烂了(6)。

阿加西也坚持比较法。他教导说，科学家的工作不只是列举事实，而是要通过找出事实之间的关联，让事实变得有意义。他也热心于收藏。除开将哈佛的科学课程现代化，他对哈佛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创建了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并于1860年开张。这是个人筹措经费的奇迹：阿加西去跟马萨诸塞州议会谈，他们本来没有任何特定理由要给哈佛大学钱，但在跟阿加西谈过之后，议会为这个博物馆拨了10万美元，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个博物馆后来自然就叫做“阿加西博物馆”(7)。

阿加西支持的治学方法可以看成是现代科学实践的精髓。科学家的工作是专注于真实事物，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关于事物的抽象概念；这一观念让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在按自己的条件运行。科学家并不是在推测看不见的或无法验证的代理，只是在收集可靠的数据，由此产生可检验的假说。对某项结果的个人偏好不允许凌驾于感官证据之上。

那什么是感官证据呢？没有概念，我们就无从了解证据；没有偏好，就没有人会费心积累证据。阿加西有概念也有偏好。他的概念和偏好完全说不上现代，而他身上最有趣的地方，回想起来就在于他运用先进科学实践得出保守结论的方式。尽管阿加西坚持科学与政治井水不犯河水，他却给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提供了科学的武器，甚至很久以后的政治家都还仰其遗“泽”。他的职业生涯的教训就是，既然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都是出于某种兴趣，那我们最好清楚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这个教训在威廉·詹姆斯那里没有落空。

2

1861年4月，邦联军队向萨姆特堡开火的消息传到剑桥没多久，劳伦斯理学院的一名学生——纳撒尼尔·沙勒，后来成了哈佛著名的地质学家——在神学街碰见了阿加西。阿加西正在哭泣。沙勒问他为什么哭，阿加西回答说：“他们会让这个国家都变成墨西哥人的。”(8)这个评论十分隐晦，但精辟地总结了阿加西关于自然世界的理论。要理解这个理论是什么，以及这个理论与内战为之奋战的问题有何关联，就得再看一看阿加西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的故事。

在他于1846年10月抵达波士顿和当年冬天做洛厄尔讲座之间的那几个月，阿加西快速周游了美国东北部，为的是把自己介绍给美国科学界的权威人士。最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费城度过，经常跟一个名叫塞缪尔·乔治·莫顿的人在一起。莫顿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他有两个医学学位，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另一个则来自爱丁堡大学。他的名气来自分析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队带回来的化石。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类的颅骨，大概从1830年左右开始收集。莫顿身体不大好，从来没有亲身参与过实地考察；但他让人们知道自己很乐意收集颅骨，于是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寄给他颅骨。阿加西前来拜访时，他收藏的颅骨已经有六百多件了，人称“美国髑髅地”。

莫顿出版过两部关于颅骨的重要著作。《美洲人的颅骨》出版于1839年，研究对象是美洲原住民的颅骨；《古埃及人的颅骨》出版于五年后，分析了从古埃及墓葬中发掘的颅骨。莫顿的研究方法跟阿加西很像，是经验和比较：他测量了颅骨的内腔容量，然后按人种对结果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整合在整个收藏品的分类目录中，出版于1849年，此后也多次重印。莫顿将人种（根据莫顿的定义）按照脑容量排序，体积从大到小依次为：白人（高加索人）、蒙古人（黄种人）、马来人、美洲原住民、黑人。将这五个类别继续细分可以得到，条顿人（日耳曼人）——包括德国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在所有群体中脑容量最大，而美国出生的黑人、科伊科伊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脑容量最小。莫顿将这些测量与他从人类学著作和游记中搜集到的对不同人种属性的推断关联起来，例如对白人的记载“以其获得最高的智力天赋的能力而著称”，美洲人（也就是美洲原住民）“不喜欢耕种，获取知识很慢；焦躁不安，睚眦必报，好战，完全没有海上冒险精神”，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快乐，善变通，懒懒散散；组成这个种族的诸多民族在智力方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多样性，其中最极端的就是人类中的最低等级”(9)。

莫顿的数据完全靠不住。因为他只有颅骨，以及颅骨捐赠者随颅骨发来的随便什么信息，他完全没办法核查种族归属的可靠程度。计算中他也没有将性别和整个体型的因素考虑在内——有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这类信息。而且他凭直觉进行调整，以处理样本中的偏差。比如说，有些白人颅骨来自（你也许能猜到）因谋杀罪被绞死的人；莫顿辩称白人脑容量的平均值因此必须上调，因为他假设杀人犯的脑容量比遵纪守法的人要小。在计算白人的平均值时他去掉了印度人的颅骨，因为印度人的数值拉低了整个平均值。但他在计算美洲原住民的平均值时，保留的秘鲁人颅骨高得不成比例，尽管秘鲁人的平均值在这个分类中是最低的(10)。他还犯了一些基本的统计学错误(11)。但他的研究还是出版了，超大开本，有设计精美的整版插图和图表，广为流传。他的结论也被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引为权威。

阿加西发现莫顿特别友善，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也发现莫顿的研究十分迷人。对阿加西来说，人类学是个崭新的领域；他本来的专业领域不过是鱼。他还在瑞士时做出的关于人类种族的暂时的评论，强调了物种之间的统一(12)。但莫顿改变了他。阿加西的追随者兼传记作者朱勒斯·马尔库在多年后写道：“在乔治·居维叶之后，莫顿是唯一能对阿加西的思想和科学观点有所影响的动物学家……最终他发现了一位正合其意的博物学家，毫无保留。”(13)阿加西变成了人类起源多元论者。

在达尔文之前的年代，西方有两种关于人种差异的理论最为显著，但无论哪一种都不认为人人平等(14)。相信人类全都来自共同祖先的人（这种思想叫做人类起源一元论）将种族不平等归因于不同的退化率。一元论者认为，整个物种从被创造出来到现在已经衰落了，但有些群体，（通常是）因为气候影响，会比别的群体衰落得更快。但多元论者不这么看，他们相信不同的种族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不同的特性和天资。

多元论者拒绝接受退化理论的理由是，考古学证据表明，种族类型并没有随时间发生变化。他们常用的证据是雕像、绘画和在古埃及墓葬中发现的遗骨。这也是莫顿出版其关于人类颅骨的第二部著作《古埃及人的颅骨》的原因：他想证明，从这些墓葬中发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莫顿将埃及人归到白人一类）的脑容量相对于白人的颅骨来说，在三千年前也是一样的小。莫顿认为，古埃及艺术中将黑人描述为仆从，表明次要的种族特征同样没有改变（在古埃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是在战争中被俘后被迫为奴的，因此在埃及艺术中被这样描画不足为奇。多元论者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有位多元论者阐述道：“据说只要黑人是跟别的种族在一起，就总是会成为奴隶。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黑人会成为奴隶呢？”(15)）。

到头来，好像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也不存在多少选择，两种观点都认定存在根深蒂固的人种差异，也都强调等级差别。但多元论更加激进，因为它不但支持黑人和白人以不同的速度进化（或退化）的观点，还认为黑人和白人本来就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路易·阿加西受塞缪尔·莫顿影响后，改投了持这种观点的门庭。

阿加西受到的影响深入骨髓。1846年12月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讲述自己的美国之旅。拜访莫顿是最精彩的部分，他告诉母亲：“单单是这份藏品，这趟美国之旅就值了。”也是在费城，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黑人。他说：

我住的旅馆里所有仆人都是黑人。我几乎不敢告诉您我感受到的痛苦印象，他们在我心里激起的感情，与我们关于人类友爱的想法，还有我们物种的独特起源，是那么格格不入。但首当其冲的真相是，尽管我在看到这个退化的、堕落的种族时尽力想感到怜悯，尽管在我想着他们也是真实的人时，他们的命运让我充满了同情；可我还是不能忍住那种感觉，感觉到他们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血。看到他们乌黑的面孔，肥厚的嘴唇，扭曲的牙齿，乱草一样的头发，弯曲的膝盖，拉长的手，又长又弯的指甲，最后还有他们沥青一样的手掌，我没法让我的眼睛从他们脸上移开，好告诉他们离我远点。当他们用那么难看的手伸向我的盘子来给我上菜时，我多希望我能够离开，自己去吃片面包就好了，而不是在这样的服侍下吃晚饭。在某些国家，白人将自己的存在与黑人的存在那么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那得多痛苦啊！上帝保佑我们不要有这种接触！

阿加西只不过在美国待了两个月，他对黑人的观察也仅限于北方一家旅馆的服务人员。对大部分人来说，觉得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人是令人不快的异族，肯定几乎是出于本能。关于阿加西的反应，有趣的是他马上就意识到这种反应中的政治意味。废奴主义者（或他所谓的“慈善家”）和奴隶制的捍卫者全都错了：

那些想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群体里的公民的慈善家老是忘了，根据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没法向他们提供非洲的阳光，好让他们完完全全地发展，也没法给他们家里的热炕头，因为如果他们要求他们，他们会拒绝接受他们的女儿，他们中间也没有人会梦想着娶一个女黑人。奴隶制的捍卫者则忘记了，身为黑人，这些人享有的权利不比我们少，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由，除了财产问题他们也不会有其他问题，这个问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遗产，让这个问题消失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毁灭。(16)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阿加西做了第一次洛厄尔讲座。他在讲座中宣称，尽管黑人和白人属于同一个物种，他们的起源却不一样。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观点。十个月后他去了南卡罗来纳州，在查尔斯顿文学俱乐部的一次集会上重复了这一演讲。出席集会的都是当地的科学家和神学家，渴望听到的就是阿加西的这个观点。在听众的追问下，阿加西这一次阐述道，黑人从生理学和解剖学来看都是不同的物种(17)。他的很多听众都感到大快人心，情况也及时传到了费城的莫顿那里。阿加西成了查尔斯顿的常客。

莫顿的那些颅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莫顿关于种族的想法也吸引着阿加西，因为这些想法与他自己关于自然史的理论完全一致。阿加西不只是相信，所有物种都是分开创造出来的——当然，这只是进化论出现之前的正统观点。他同样相信，所有的生命形式创造出来时的数量，跟现在栖居在这个星球上的数量是一样的，也都在同样的地理位置。创世以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说：“时间不会改变井然有序的生物。”(18)

但化石记录该怎么解释？那些灭绝的物种和当代物种的祖先的证据又怎么解释？在这里，冰河时代的发现被证明大有用处。阿加西不只是认为上帝创造了现在这个世界，还认为上帝以前创造过很多次世界（阿加西的导师居维叶也是这么想的）。之前的每一次创世都继之以一场大灾难，比如冰河时代，扫除了一切；而每场大灾难也都有一次新的创世紧随其后，给这个星球带来更优秀的物种。好在这个过程的终点已经到了。阿加西在自己的毕生心血之作《美利坚合众国自然史论文集》（1857—1862）中写道：“我相信可以用解剖学证据来证明，当前活着的生物中人类不但是最后的最高级的，也是一个系列的最后一环；按造物规划在这一环之后不可能还有重大进步，而整个动物王国就是按照这个规划来打造的。”(19)

因此，像莫顿这样的理论——根据这样的理论，不同种族都起源于现在发现他们的地方（或者说现代欧洲人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地方）——就比最初有一对夫妇的后代随着时间繁衍、迁徙、突变的理论更对阿加西的胃口。阿加西并不认为植物或动物在时间长河里有过繁衍、迁徙和突变，要是必须给人类一个例外，那可就太尴尬了。但吸引他转向多元论的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理论是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这个理论让我们从自然界观察到的差别变成了智力而非偶然的产物。

一元论相信所有人类都有共同的起源，这几乎算不上是纯粹的唯物主义。毕竟，《圣经》就是一元论的文本：将所有人类都追溯到最初的一对夫妇。但一元论将随后产生的人种差别归因于物质原因，像是气候对肤色、智力的影响（热带气候被认为是最有害的；温带地区比如北欧，则最有益健康）。在多元论看来，所有的差别都要归结到一个有想法的造物主的意图，人种不同是因为造出来就不一样。不同的人种不只是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他们形成的是一个清晰易懂的等级体系。他们就是造物规划的实例。

阿加西遇见莫顿的时候，已经在忙着对这个他从动物王国中发现的造物规划作出自己的诠释。这个规划也成了他第一次洛厄尔讲座的主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加西认为，不同物种可以按照复杂程度排序，而这样排序的证据可以从胚胎的发育中找到。他相信，在发育最早期，胚胎与最低级有机体的成年版本相似；随着不断发育，胚胎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与越来越高等的有机体的成年版本相似，直到胚胎达到自己的等级。有机体在生命形式的等级体系中级别越“高”，其胚胎发育会经历的阶段就越多。阿加西在1848年—1849年冬天做了第二系列的洛厄尔讲座，他在讲座中阐释：

幼鸟有一个时期有鱼的特征构造，不只是形式，而是有构造，甚至还有鳍。对于幼年哺乳动物，同样也可以这么说。幼兔的构造也有一个时期是这样的……幼兔像极了鱼的这个时期，甚至还有鳃，生活在装满水的囊里，就像鱼一样呼吸。所以这种相似性要多完全就有多完全，尽管这些结构类型一个个长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这些幼年哺乳动物，就将这些低级类型的组织抛在身后，一路升级到复杂结构，层级越来越高，臻于极致时甚至会有人类的特征。(20)

总之，胚胎发育的各阶段可以看成是“自然的等级体系，凭借这个体系我们可以测量、估计属于这个谱系的任何动物所在的位置……在造物主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而化石记录，之前所有那些造物的遗迹，显示的动物类型的演变也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都认为，我们发现的动物王国（在胚胎学上或地理学上）的自然序列都是彼此一致的”。(21)

这就是重演理论，有时候也叫生物发生律：个体发生学（生物个体的发展过程）重演了种系发生学（整个群体的进化历史）。用宇宙论的术语来说：宇宙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在个体生命史中复现了。这个理论不是阿加西发明的，而是他上学的时候学到的，那还是在1820年代的慕尼黑。那时他有位老师叫洛伦兹·奥肯，是个按宇宙法则思考问题的胚胎学家，根据重演论的原则发明了一个分类系统；还有个老师叫弗里德里希·谢林，是个哲学家，他教导说，所有的变化，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都可以理解为观念的展现(22)。但阿加西给这个理论带来了科学基础，补充了他的德国老师在很大程度上都较为匮乏的东西：经验数据。离开慕尼黑之后，阿加西去了巴黎，跟居维叶一起埋头研究鱼化石。正是从居维叶那里，阿加西了解了物证的重要性。因此，通过颅骨尺寸发现神圣意图的人，跟他正好意气相投。

阿加西从莫顿的排序中得到的是黑人代表着人类最低阶段的想法，而白人在胎儿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个阶段。1847年，阿加西在查尔斯顿对他的听众说道：“黑人的大脑，就跟白人肚子里七个月大的婴儿不完美的大脑一样大。”(23)重要的是得认识到这个陈述有多深刻。阿加西并不是说黑人的大脑是以这种方式演化的，而是说黑人的大脑是以这种方式被创造出来的。种族是不会改变的（“时间不会改变井然有序的生物”）：它们就是阿加西所谓的“重大概念的鲜活表达”(24)。什么都不会改变种族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某种想法的一部分。

1850年，阿加西回到查尔斯顿，出席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解释道，尽管从道义上讲，所有人类都能同样享受与造物主的特殊关系，“但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有几个种族评分很高，与众不同……这些种族并非起源于共同的中心，更不是来自同一对夫妇”。(25)阿加西的评论受到了前面那位也在会上发表了文章的人的欢迎，这个人就是约西亚·诺特，他的文章是《就种族统一问题在其生育中对犹太人身体历史的调查》。

诺特是名内科医生，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家庭，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执业，而且是南方最有名的人类起源多元论者。他的多元论起因于渴望阻止杂交繁殖，他相信杂交繁殖会导致人类灭绝，因为（他觉得）杂种——父母来自不同物种的子嗣——要么自身不育，要么会产生不育的后代。诺特声称不喜欢奴隶制，但他并没说过自己喜欢黑人（对于白人和黑人之外任何形式的种族混合，他都不甚关心）；他也宣称除了奴隶制，他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阻止优生学灾难。关于这个问题诺特最早的文章中数据极其匮乏：他严重依赖自己作为医生的经验之谈和司空见惯的偏见。例如1843年，他就在《美国医学科学杂志》上写道：

首先看看白人女性白里透红的肌肤，丝绸般顺滑的头发，女神一样精雕细琢的形体——再看看黑人少妇，乌黑发臭的皮肤，乱糟糟的头发，以及那些动物特征——接下来再比较一下她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以及她们整个的解剖学结构，再来说她们的差别是不是没有天鹅和家鹅之间，马和驴之间，或是苹果树和梨树之间那么大。(26)

莫顿的文章给了诺特实证经验的弹药。1844年，诺特出版了《关于白人和黑人种族自然史的两次讲座》（他管这两次讲座叫做“黑鬼学”讲座），还发起了一项意在维护种族纯洁的运动，因为他相信，就算是在南方，种族纯洁也已受到那些基督教精神中感情用事的一元论的威胁。诺特认为，自己的工作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宗教的科学圣战，能欢迎像阿加西这么有名望的科学家加入这一事业，他觉得十分高兴。他听过阿加西在查尔斯顿发表的文章后给莫顿写到：“有了阿加西参战，胜利是我们的了。”(27)

诺特这时候已经有了一名战友乔治·格利登。格利登是个英国人，阴差阳错担任过美国驻开罗副领事，在这个职位上也曾负责给塞缪尔·莫顿提供颅骨，莫顿的埃及样品大部分都是这么来的，《古埃及人的颅骨》就题献给了格利登。1837年格利登来到美国，在全国巡回做关于埃及学的演讲，包括1843年的一系列洛厄尔讲座。莫顿有心脏病，让他没法离开费城做长途旅行，1851年也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在他死后，诺特和格利登开始了一个计划，准备让莫顿的研究成为种族学权威之作的基础。在他们的努力下，多元论成了美国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学派。

他们向阿加西大献殷勤。在1850年访问查尔斯顿期间，阿加西被带去参观了一些当地的种植园。他当面观察了一些奴隶，并宣称自己发现，“就算他们想要骗他”，他也能根据这些奴隶的身体特征分辨出他们都属于非洲的什么部落。他做出结论：“这些种族肯定是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发源的……人类一定是以民族为单位发源的，就好像蜜蜂都是一群一群发源的一样。”(28)1853年阿加西去了诺特的主场莫比尔做系列讲座，诺特和格利登都去听了。有一天阿加西告诉他们，他的下一场讲座是“给你们讲”的。这次讲座中他宣称：“我们在种族中看到一种渐变，跟动物中的渐变是平行的，一直到人类……较下等的种族在连续的渐变中，跟更高级的人类产生了关联。气候影响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呢？所有的物理原因哪里能结合起来呢？那样会让偶然产生合乎逻辑的结果；简言之，就是荒谬。”(29)

一年后，诺特和格利登出版了《人类的类型》，这是以莫顿的研究为基础的两部巨著中的第一本。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宣扬白人至高无上：黑人的奴隶身份和美洲原住民的灭绝被解释为经由科学证实的人类史的自然结果(30)。阿加西寄了一篇文章给诺特和格利登，他们大张旗鼓地将这篇文章登在这本书的卷首。阿加西解释道，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是由造物主的意志决定的现实，其地理分布是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这一规划将所有井然有序的生物整合为一个伟大的有机概念：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谓的人类种族，一直到专门化的各个民族，都是人类类型的不同原始形式”(31)。上帝是在希腊造的希腊人。这是对多元论学说的最后雕琢。

《人类的类型》成了畅销书，在科学家和医生中广泛传播——霍姆斯博士就买了一本；从1854年到1871年，这本书一共再版了九次。有些北方人认为这部书是在科学外衣下为奴隶制做出的政治辩护，而阿加西参与其中说好听点就是过于天真。阿加西不为所动。他对一位北方的科学家回应道：“我并不后悔投稿。诺特此人甚合我意，对他的个人品质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知道他是个真理在握、信念坚定的人。格利登就要粗疏一些……但我更愿意跟像他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那些……对证据视而不见的人。”(32)

诺特与格利登于1857年出版第二部著作《地球上的原住民种族》时，阿加西又写了一些评论，拓展了他早先关于民族分别创造的理论。诺特和格利登为了得到他的认同也炮制了一份图表，操刀者是格利登，题为《猴子的地理分布及其与一些低等人类的地理分布的关系》。图表显示，“最高等的猴子类型刚好就是在我们遇到一些最低等的人类类型的地方发现的”。格利登指出：“欧洲什么猴子都没有。”(33)阿加西深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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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论在为奴隶制辩护时明显大有用处，但在南方仍然是很有争议的学说，因为它与《圣经·创世记》中的记载相冲突。就连乔治·菲茨休这样的支持奴隶制的辩论家，也会对“黑人其实是动物，也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他们”的含义感到不安。但随着政治情绪升温，多元论被用来支持奴隶制并没有违反《独立宣言》精神的观点，理由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用词“所有人”从科学上讲并不包括黑人。“废除奴隶制的谬见是以一个错误为基础的，他们将人这个字眼按照通常意义使用，而不是将其限制在最早的特殊含义上。”路易斯安那州的内科医生塞缪尔·卡特赖特在南方重要期刊《德堡评论》上写道。卡特赖特通过将多元论与基督教教义相容，让美国人类学学派的工作普及开来。他解释说，《圣经》描述了两种造物，一种是黑的（跟动物一起），一种是白的（亚当和夏娃）。希伯来语中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叫Nachash，意思是“黑的或要变成黑的”：卡特赖特因此揭示出，《圣经》中的蛇就是“黑人园丁”(34)。

阿加西争论道，《圣经》对除了白人之外的任何种族的起源问题都未置一词：“关于现在从世界上那些地方发现的居民的起源，我们并没有相关的描述；那些地方在古时候都还没有人知道。”不过他也坚持说自己的观点并非意在为奴隶制辩护。他是个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牧师，他不得不拿证据说话，无论证据会导向什么结论。与此同时，他也相信：“如果在与有色人种交流时，我们能完全意识到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的真正差别，并由这种意识引导我们去促进那种特别标记在他们身上的脾性，而不是以平等的条件对待他们，那么，关于他们的人类事务将会以审慎得多的方式进行。”在他看来，奴隶制违反了造物主眼中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道义上的地位，因此是太出格了。多元论的政治意义，并不是白人有权压迫其他种族的成员，而是这些种族从来都不是预期要相互影响的，完全不是。《1850年妥协案》发布后没几个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都认为，试着将19世纪白人文明的特性强加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之上，是最不明智的行动。”(35)

当然在美国，文明的交互很久以前就有了。黑人被强行安置在上帝本来只打算让白人居住的地方（而且显然还有美洲原住民。美洲原住民生活在温带，对多元论者和一元论者来说都同样尴尬：在多元论这一面，如果上帝在北美洲创造了这些人，那么来自欧洲的白人让他们背井离乡就完全没有道理；而在一元论这一面，如果气候是人种演化的因素，那么据称存在于白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脑容量差异就无从解释了）。阿加西将美国的种族混乱看成是严重的警报——早在他刚来美国的头几个月写给母亲的信中，就已经清晰可见了。他真的强烈反对奴隶制——他毕竟是瑞士的共和派——但他几乎同样害怕种族之间的社会平等。

1863年，也就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生效的那一年，林肯委派塞缪尔·格里德利·豪领导美国自由民调查委员会，制定对大量已获自由的黑人的处理政策。豪写信向阿加西问计，以他作为科学家的观点来看：“由不到两百万的黑人以及略多于两百万的黑白混血所代表的非洲种族……在这个国家是会成为持续存在的种族，还是会被数量达两千四百万的白人种族所吸收、稀释，并最终抹去？”(36)

阿加西被充分调动起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这个问题给豪写了四封回信。事实证明，他十分赞同约西亚·诺特的优生学观点。他认为种族杂交会成为生物学上的大灾难，因为杂种是有缺陷的，或者不能生育（顺便提及，这并不是塞缪尔·莫顿的看法。假定杂种不能生育是一元论最主要的论据——毕竟，不同种族显然有杂交——莫顿更宁愿承认这一点，认为很多动物物种也成功杂交了。他觉得不同种族只是彼此间感到了天然的性憎恶(37)）。因此，不惜任何代价都一定要避免的政策，就是种族混合的政策。

阿加西告诉豪，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性交，在道德上和生物学上都等同于乱伦。政府应该

尽一切可能阻碍种族之间的杂交以及混血儿的增长。这是不道德的，而且会破坏社会平等，因为它产生了不自然的关系，将同一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差异在错误的方向上放大了……不过我相信，明智的社会经济体会根据其天然的性情和能力来促进所有纯种种族的进步……我也相信，应该不遗余力地去检查对我们更好的天性来说什么令人憎恶，以及什么与更高等的文明及更纯粹的道德的进步不一致。

不过豪也说过，美国的黑白混血儿实际上超过了黑人的数量，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全符合种族杂交不但本能地令人反感，而且会导致灭绝的观念。阿加西认识到其中的反常之处，也准备好了论据来论述。他解释说，那些黑白混血只是奴隶社会在异常条件下的产物罢了。

一当性欲在南方的年轻人身上觉醒，他们会发现很容易就能满足自己，因为家里的有色用人就是现成的……家里的女黑人从与年轻主人的关系中积累有利条件，在巨大刺激的压力下的第一次满足，让他更好的天性在这个方面变得迟钝，也会让他逐渐开始寻求更多“火辣的性伴侣”，我听到那些放荡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称呼丰满的女黑人的。此外，不难从生理学上理解，为什么黑白混血以他们特别的体质会有特别的肉体上的吸引力，尽管这种性交对有品味的道德情感来说本应是令人憎恶的。同样，无论这番解释有什么价值，……这都只是肉体关系，也只是在生命最低级的条件下发生。(38)

这番论证也许不够科学。第二天阿加西新写了一封信，尝试另一种思路。他说：“暂时笼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在未来的岁月里对共和制度的前景以及我们文明的前景造成的差异；如果没有来自同源民族的阳刚之气，美国从此以后就会居住着混合民族的娘娘腔的后裔，半是印第安人，半是黑人，白人的血脉零星点缀。无论种族混合会以什么比例发生，我都对后果感到不寒而栗。”他提醒豪思考一下拉丁美洲的种族状况。他问道：“你能设计出一个方案，将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从退化中拯救出来吗？所以要警惕任何可能把我们自己的种族带到他们那种境地的政策。”这就是在战争爆发时他通过眼泪向纳撒尼尔·沙勒表达过的那种担忧：“他们会让这个国家都变成墨西哥人的。”“他们”就是废奴主义者。

阿加西认为，避免种族通婚大灾难的唯一途径是（鉴于大规模出口人口并不可行）拒绝承认美国黑人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他建议道：

我们应当小心对待如何给予黑人权利，因为他们可能会让白人的进步受到威胁……我相信社会平等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这种不可能是天生的，正是来自黑人种族自身的特性……他们只要生活在与白人地位平等的社会中，跟白人生活在同样的社区里，就一定会成为社会失序的因素。(39)

豪的回信显得有点儿被阿加西信中的语气吓到了。他解释说，他支持政治平等，但并不是说他会接受种族混合；感到阿加西之前不这么想，他觉得有点儿伤心。他不大愿意承认黑人比白人低级，但他完全同意阿加西关于黑白混血的观点，并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推荐任何“与自然本能以及文雅的品味不协调”的政策。他断言：“黑白混血主义，就是杂交主义……不仅反常，而且有害。”那些支持种族混合的人“忘了我们可能没有做错，最终可能会有正确结果；他们也忘了无论怎么扩散稀释，已经存在的无法被消灭。一瓶墨水在湖里扩散了还是在湖里，湖水也不再那么纯净”。(40)

豪是内科医生、慈善家和废奴主义者。他曾在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保镖团中效力，也曾是约翰·布朗的秘密六人组成员。他的妻子是《共和国战歌》的作者。然而他还是接受了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种族神话，这些神话帮助维持了一百年的种族隔离。

(1)Edward Lurie, Louis Agassiz: A Life 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122-7.

(2)1879年创立的女子文理学院，实际即为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当时男女不可同校）。1977年，拉德克利夫学院与哈佛大学签署正式合并协议，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学，现为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是哈佛大学唯一的高等研究院。——译者

(3)Robert V. Bruce, The Launching of Modern American Science, 1846-1876 (New York: Knopf, 1987), 7-74; and Dirk J. Struik, Yankee Science in the Making, rev. ed. (New York: Collier, 1962), 433-4.

(4)Louis Agassiz, “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of Type”, Atlantic Monthly, 33 (1874): 95.

(5)Lane Cooper, Louis Agassiz as a Teacher: Illustrative Extracts on His Method of Instruction, rev. ed. (Ithaca, N. Y.: Comstock, 1945), 82.

(6)William James, “Louis Agassiz” (1896), Essays, Comments, and Reviews,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ed. Frederick H. Burkhard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88), 49; 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 The Autobiography of 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 with a Supplementary Memoir by His W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9), 98-9; Edward Waldo Emers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aturday Club: 1855-187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8), 34; and Cooper, Louis Agassiz as a Teacher, 26-7, 32-3, 55-61. Ezra Pound, ABC of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3-4.

(7)Samuel Eliot Morison, 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 1636-193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297; Emerso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aturday Club, 35; Struik, Yankee Science in the Making, 359; and Bruce, The Launching of Modern American Science, 233.

(8)Shaler, The Autobiography of Nathaniel Southgate Shaler, 170.

(9)Samuel George Morton, Crania Americana;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Aboriginal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Philadelphia: J. Dobson, 1839), 5-7.

(10)Morton, Crania Americana, 261; and J. Aitken Meigs, Catalogue of Human Crani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57), 4 (the third edition of Morton’s 1849 catalogue).

(11)Stephen Jay Gould, “Morton’s Ranking of Races by Cranial Capacity”, Science, 200 (1978): 503-9; and, generally, William Stanton, The Leopard’s Spots: Scientific Attitudes toward Race in America, 1815-185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24-44; Thomas F.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 1963), 54-83; John S. Haller, Jr.,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Scientific Attitudes of Racial Inferiority, 1859-190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71-96; and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1981), 30-72.

(12)Louis Agassiz, “Notice sur la géographie des animaux”, Revue Suisse (April 1845): “L’homme, malgré la diversité de ses races, constitue une seule et même espèce sur toute la surface du globe”, Jules Marcou, Life, Letters, and Works of Louis Agassiz (New York: Macmillan, 1896), vo. l1, 293.

(13)Marcou, Life, Letters, and Works of Louis Agassiz, vo. l2, 29.

(14)Richard H. Popkin, “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 in Craig Walton and John P. Anton, eds., Philosophy and the Civilizing Art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4), 126-65.

(15)James Hunt, “On the Negro’s Place in Nature”, Memoirs Read before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 (1865): 27 n. 14.

(16)Louis Agassiz to Rose Agassiz, December 2, 1846, Louis Agassiz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MS Am 1419 (66).

(17)Edward Lurie, “Louis Agassiz and the Races of Man”, Isis, 45 (1954): 235.

(18)Louis Agassiz, “The Diversity of Origin of the Human Races”, Christian Examiner, 49 (1850): 116.

(19)Louis Agassiz,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857-62), vol. 1, 25.

(20)Louis Agassiz, Twelve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Embryology (New York: Dewitt and Davenport, 1849), 96-7, 11.

(21)Agassiz, Twelve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Embryology, 11, 26.

(22)Lurie, Louis Agassiz, 27-8, 50-2; and Stephen Jay Gould, Ontogeny and Phyloge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68.

(23)George R. Gliddon to Samuel George Morton, January 9, 1848, Samuel Morton Papers,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Stanton, The Leopard’s Spots, 100.

(24)Agassiz,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 l1, 177.

(25)Lurie, Louis Agassiz, 260.

(26)J. C. Nott: “The Mulatto a Hybrid—probable extermination of the two races if the White and Black are allowed to intermarry”, Americ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Sciences, n. s. 11 (1843): 253.

(27)Josiah Nott to Samuel George Morton, May 26, 1850, Morton Papers; Lurie, “Louis Agassiz and the Races of Man”, 237.

(28)Agassiz, “The Diversity of Origin of the Human Races”, 125, 128.

(29)J. C. Nott and George R. Gliddon, Indigenous Races of the Earth; or, New Chapters of Ethnological Inquir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57), 639.

(30)J. C. Nott and George R. Gliddon, Types of Mankind; or, Ethnological Researche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Grambo, 1854), xxxii-xxxiii, 79.

(31)Louis Agassiz, “Sketch of the Natural Provinces of the Animal World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an”, in Nott and Gliddon, Types of Mankind, lxxvi.

(32)Louis Agassiz to James Dwight Dana, July 18, 1856, Lurie, “Louis Agassiz and the Races of Man”, 239 n. 60. Manuscript Collection, Rare Book Room, Yale University.

(33)Nott and Gliddon, Indigenous Races of the Earth, 650.

(34)Samuel A. Cartwright, “Unity of the Human Races Disproved by the Hebrew Bible”, De Bow’s Review, 29 (1860): 131, 130.

(35)Agassiz, “The Diversity of Origin of the Human Races”, 111, 144-5.

(36)Samuel Gridley Howe to Louis Agassiz, August 3, 1863, autograph copy, Agassiz Papers (415).

(37)Samuel George Morton, “Hybridity in Animals, Considered in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Human Spe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 2nd series 3 (1847): 39-50, 203-11.

(38)Louis Agassiz to Samuel Gridley Howe, August 9, 1863, autograph copy, Agassiz Papers (150).

(39)Louis Agassiz to Samuel Gridley Howe, August 1o, 1863, autograph copy, Agassiz Papers (152).

(40)Samuel Gridley Howe to Louis Agassiz, August 18, 1863, Agassiz Papers (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