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当时的语境中，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是鼓动推翻既有政权的活跃力量，影响巨大。莫斯卡从理论上对两种力量背后的历史与社会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民意志与上帝意志、无产阶级专政一样，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无法得到科学上的检验。社会主义者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莫斯卡以例证反驳说：“经济原因看来在从封建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转化中发挥了极小的作用……经济生产方式在14—17世纪期间没有经历根本变化。”[112]
社会主义者希望彻底告别旧制度，建设全新的社会。莫斯卡则指出，我们基于历史事实，可以观察到的一个规则是：“每一个新的政治大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用被它取代的旧结构的废物和遗留物来建立。”[113]例如，绝对王权体制便从贵族和教士中发展出统治国家的新的民事和军事官僚阶层的几乎所有成分。莫斯卡此论，针对激进派关于新人新社会取代旧制度的学说。
莫斯卡分析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预设是：人性是善的，社会把它变坏了。要重新回归善良的本性，必须改变社会。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是卢梭。卢梭要求把社会制度建立在平等与绝对正义的基础上，他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幸运者、富人和强有力者的憎恶。卢梭思想提供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大部分思想资源。莫斯卡认为，社会不过是各种不同的十分复杂的人类本能地互相妥协、补偿和制衡的结果。
社会主义者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反对个人主义，他们提出对绝对正义的要求，要求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莫斯卡反问：“我们有权利和责任提问：是否在集体主义体制实现后，公正、真理、友爱、宽容将比现在占据更大的空间？是否处于上层的强者，不再专横地对待弱者？是否社会底层人民，将少受些压迫？”[114]莫斯卡说，在社会主义者胜利夺权的地方发生的一切，可以用来检验其说包含的真理性。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人们都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管理公共财富的人和被管理的人。莫斯卡说，掌握资源分配的人必定是其同胞之上的暴君。“绝对的平等在人类社会中绝不存在。政权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明确首肯之上。它过去总是并且将来也总是通过有组织的少数人来实施，他们在大众身上施加霸权，尽管其方式随着时代而变化。”[115]
莫斯卡对比了两种政体中发生的情形。他说，一方面，集体主义体制并不能避免人性的弱点。贪婪、欺诈、暴力，所有这些罪恶都将进入集体主义政体，并不比在自由政体中更少。另一方面，集体主义体制将造成一种统治一切的专制主义，其中底层人将毫无尊严可言。换言之，它还不如既有体制。莫斯卡说，在自由制国家，统治者是政治家和百万富翁，但是，“一个办公室职员至少可以嘲笑百万富翁。一个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体面生活的好工人不需要害怕政治家、部门长官、代表或部长。任何拥有令人尊敬职位的一片土地的所有者、商人或专业人员可以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政权、所有大地主和所有财阀面前高昂起头。在集体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将不得不对政府人员点头哈腰。政府人员单独就可以决定宠爱、面包和生活中的快乐和悲伤。一种单一的、决定性的、覆盖一切和吸收一切的专制制度将压迫所有人。地球上的大人物将成为每一件事务的绝对主人；而那些什么都不怕、不期待从他们中得到什么的人们的独立话语，将不再能束缚他们的放纵行为”[116]。
有的人把统治阶级看作在经济上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莫斯卡不以为然。他承认统治阶级的存在，但认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并非敌对的关系。他指出，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统治阶级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维护秩序，保持社会统一，创造生产劳动展开的条件，提供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等等。
关于剥削，莫斯卡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莫斯卡举例分析，他写道：一艘巨大的现代客轮，体现了现代工业和科学的成就。它是资本家、工程师、雇佣工人协作建造的。它的运行靠官员、普通水手和司炉工来完成。客轮的收入，被认为是资本家偷走了，工人只得了很少的一部分。诚然，没有工人和水手，客轮无法建造和获利，然而，没有资本家和工程师，工人自己只能建造一艘小型运输船只，获利最终远比不上参与客轮建造和运营带来的收入。现代企业里工人的处境比过去是极大地改善了。因此，指责所有资本家是剥削者，是十分荒谬的。
莫斯卡说，资本家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存在于所有阶层。统治阶级中的寄生虫，并不受统治阶级欢迎。不能把剥削与统治阶级相联系。劳动阶级中的赌徒、游手好闲者，就是社会底层的寄生虫。至于剥削，莫斯卡尖锐地指出，剥削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一个人在奢侈、挥霍方面花光他继承得来的所有财产，他就是剥削者，他剥削的是创造财富、给他遗产的人。利用欺骗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客，他是剥削者，他剥削的是真正的政治家。士兵在危险关头消失，在颁发勋章时复活，他是剥削者，他剥削的是他的战友。农民中的懒人和无赖，靠借亲戚朋友的钱生活，却拒不归还，他是剥削者，他剥削的是帮助过他的人。救济院里的人，不劳而获，剥削的是那些辛苦劳动的人。知识阶层中也有剥削者，他们是学界的混子或投机分子。莫斯卡写道：“一种剥削者是这样一种学者，他们通过写一本书仅仅用来讨好自己的评判者的书来赢得职位，或者通过发表奉承当时流行情绪的著作来谋求声誉。被剥削的是牺牲了生活中一大部分物质成就以追求真理的学者。”[117]
莫斯卡批评激进主义者散布的阴谋论。他说，把社会中的不幸、不公看作某个人、某个阶级的巨大阴谋，不能成立。把既有法律和国家秩序看作有意识地持续压迫某个阶层的结果，缺乏事实依据。社会事件的发生，部分受利益左右，部分是出于情感、本能和偏见，它们并不受理性支配。此外，还要考虑到“运气”的因素。[118]在莫斯卡看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学说对应于社会中低下的、反社会的、野蛮的情绪。追求平等和绝对正义，可以通过促进兄弟之爱以传教士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诉诸仇恨和暴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属于后者。在代议制民主中，随着普选的实现，候选人也会倾向于迎合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情感和偏见。诚实的政治家反而被疏远。
莫斯卡警告欧洲人，社会主义任其蔓延，将拉平欧洲人的道德水平，给欧洲文明带来破坏性后果。社会主义的流行，意味着欧洲文明的衰落。[119]遗憾的是，他看到欧洲资产阶级自缚手脚，没有公开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而是与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不体面的、有害的妥协。[120]莫斯卡说：
对政府可能从大多数人中产生的信仰；对大多数人不会被玷污的信仰；以及相信一旦这些人从每一种未根基于普遍民意的政权的原则、从每一种贵族制的、君主制的和宗教的迷信中得以解放，他们就会开辟一种政治制度，它最好地服务于普遍利益和正义的利益。这些信仰及其背后的情感带来了代议制民主，如今，它将无情地裹挟着人们走向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阻碍人们对代议制民主制进行补救性的改革。[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