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雷尔看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对暴力的偏见，道学家们习惯于把暴力视为野蛮主义的表现，然而，这不过是衰落时代虚弱者的观点。议会社会主义者也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论所麻痹。人们谴责暴力，却不问暴力被采用时，到底何事当受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索雷尔并非狂热、无条件地鼓吹暴力，他事实上按某种功利主义的后果原则来考虑暴力问题。他认为，暴力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我们只能从暴力的后果来反思暴力。无产阶级暴力因其致力于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与野蛮主义无涉，相反它是值得赞扬的。他赞同列宁的暴力革命论。他断言：“作为阶级斗争情感的一种纯粹和简单的表达，暴力必然是美好和高尚的事物；它是为文明的永恒利益服务的；或许，它不是获取暂时物质利益的最佳手段，但是，它能把世界从野蛮主义里拯救出来。”[76]
索雷尔在权力与暴力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当时的语境中，权力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暴力则意味着无产阶级暴力，他认为工团主义的核心就是以暴力摧毁权力。这也是工团主义与议会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
索雷尔的政治理论的基础是非理性主义。而议会主义的基础，本是理性主义。他提倡暴力和直接行动，以推翻代议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他寄希望于非理性的神话，以团结工人，进行斗争。尽管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在政治上与保守派也多有合作。他实际上主张两者联合以对抗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他思想深处，存在着一种道德主义。实际上，他希望把社会主义转化为一种道德学说。[77]索雷尔的理论体现了基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议会制民主进行批判的一个路径。在索雷尔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极“左”思想与极右思想的亲缘性。卡尔·施米特在20年代初曾向德国人介绍索雷尔的学说。他是最早向德国人介绍索雷尔的学者。施米特关于议会制民主危机的论文，有专门的一节讨论索雷尔的学说。[78]施米特认为，索雷尔的理论标志着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胜利。其神话理论的问题在于，神话必定有多个神话，阶级神话遭遇民族神话时，便会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