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认为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并不认为公民参与有助于人们幸福的提升。斯密的学说中从未表现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米勒则不同。他认为正义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固然重要，但仅有正义显然不够。他说：“商业民族的正义不需要道德勇气。它仅仅是一种有用但却粗俗的德性，是契约和承诺的守护者；其向导是矩和规，其守卫者是绞刑架。”[194]而美德，是比正义更重要的东西。米勒所说的美德，是共和主义的美德，它与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与公民自由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扩大公民参与，认为公民参与要高于对财产的拥有。他对其学生说：“自由比财富更有价值。”[195]这样，斯密那里欠缺的“政治维度”，在米勒这里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米勒推进了斯密关于民众解放的思想，并赋予民众一定的公民责任。[196]政治被斯密从人类社会的前门清出去，其学生米勒又悄悄从后门迎回。不过，这种对政治维度的重视，并不损害米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米勒的思想一方面来自其师斯密。他的《等级区分的起源》依赖于斯密的法理学，他的《对英国政府的历史考察》依赖的是斯密的《国富论》。另一方面，米勒又吸收了哈林顿的共和思想，此点尤其见于《悉德尼书信》。
作为斯密的学生，米勒属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又一代学者。他的著作，明显可见对上一代启蒙思想家理论成就的消化吸收、整理总结。然其自身特点，亦不难发现。米勒著作中包含大量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特别是米勒强化了某种准社会经济环境决定论，从而对个体的选择基本不予考虑。在米勒那里，“形势逼人”，社会而非个体，成为他解析英国政府史的中心概念，尽管他也提到人的“自由”与“独立”。米勒比其师更重视商业社会之消极面，但他并未像弗格森那样依托古代共和经验展开其反思。他的思想与公民人文主义相去甚远。他重视“美德”“勇气”“政治参与”，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将之归为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因为他重视的不是共和国理想，而是一个致力于保障人权而又能提升社会幸福的政府。他对底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亦是一大特色。基于大分化而成的阶级展开对商业社会的检讨，并且特别关注如何防止人沦为机器，沦为纯粹劳动之工具，米勒堪称第一人。米勒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阶级话语最早一批的提倡者之一。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同在于，米勒寄希望于中等阶级的壮大，并为中等阶级参与政治辩护。他对自由的捍卫，从未动摇。他曾言“自由比财富更有价值”。米勒未曾认识到，在阶级话语之下，声张个人权利必将显得苍白无力。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放弃，常会产生出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