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五一”节前的一天上午，在镇贤酒楼底层的一间包房内，洲头村书记汪达海、副书记汪达江和副主任叶铭烈正在对四组村民于祖文展开一场艰苦的劝说，要他按照政府定下来的条件出让土地，配合开发，签字领款。当时我也在现场。需要说明的是，自从上一次在汪书记家里开过干部动员会之后，洲头村的全体干部就下到四组，对15户村民展开了“人包人”和“户背户”的工作，在这种强力的“劝降”攻势之下，15户村民中已经有约一半的农户经不起反复的缠磨，私下签字领款了。不过，谁签了字，谁还没有签，并没有在村民当中公开，据说只有汪书记一个人掌握着名单。而眼下正在进行的是又一轮的说服动员，在这种工作中，镇贤酒楼的包房这些天来似乎成了干群之间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战场”，那杯光酒影与烟雾缭绕之中同时隐伏着激烈的利益搏杀。
汪书记开门见山，将这些天来天天都得讲的话又对于祖文讲了一遍：“今年开春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做工作，但因为地价不高，老百姓不配合。这也难怪，老百姓不了解情况，老跟东西两边的园区比。但政府也做了承诺，今后价格起来了还要追加补偿，所以，现在无非是先给大家一部分，这一点，请大家相信。洲头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开发，现在谈了6家，你们组是第一家开工的，大家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跟后面的比，政府和村里又跑不了，还能赖账？”
这一番开场白之后，汪书记便针对于祖文的具体情况“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你的工作，是于公于私的事情。于公，开发是大势所趋，不是说你们有几户思想不通就可以不搞的，工作到了位，实在不通也照样要搞；于私，我们之间是这个关系（指沾亲），你又是党员，现在已经有好几户签了字，如果你签字太晚，落到10户以后，就没得么意思了（指面子上不好看）。”汪书记十分懂得人的心理，他针对于祖文的情况，着意制造一种情景和气氛，让其不好意思不就范。
于祖文是一位中年男子，他长得敦厚朴实。面对汪书记的情景逼迫，他首先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只听不应，等把情况摸清楚之后再做表态。
见于祖文没有反应，汪书记继续独白：“我们的运作是单线联系，只有我汪达海知道谁签了字，谁没有签，你要想知道，等签了字之后自然会告诉你。如果十几户都签了，你还没有签，那我们可以摊牌，到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搞得那么被动。”汪书记攻人攻心，他想要拨动的是于祖文心中那根猜疑、要面子和自我保护的弦。
“我老汪50多岁的人了，干不了多久了，可你祖文才40岁，村里还需要接班人，你是党员，应该明白这层道理。当然，我也知道大家相互之间比着，谁带了头都要挨通，所以，我这一次就不要你带头，但你也不能拖后。这是个么意思呢？我跟你媳妇讲过，要求你不能拖到10名以后去，这样，以后村里有什么提名，别人才不会说闲话。”汪又暗示祖文要配合村里的工作，争取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我不是拿这个来拉拢你，但你有这个心，还得有这个名，今后能不能做到，就看你努不努这个力了。现在15户中，我们已经弄了7户，你应该争取成为第8户，再拖可就被动了。”
汪书记的策略很清楚，于祖文是党员，正当壮年，于是，这“上进心”三个字就成为汪书记打开于祖文“心锁”的一把钥匙。
祖文还是没有回应。
汪书记显得有些尴尬，见我坐在一旁，就转而对我说乡下的工作就是这样，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该谈心的要谈心，该打麻将的要打麻将，该吃饭的就要吃饭。为免使汪难堪，我接连表示理解。而这也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毕竟我并不是第一次做深度调研，也从来没有把真实的干群关系看得如一些理论（如果也可以被看作理论的话）所昭示的那么简单。
汪达江副书记接上了话，问祖文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说只要合情合理，村里又有这个能力，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但是，土地征用的大政策已定，工作还是要配合的”。
闷了半天的于祖文开口了：“是不是方案一点儿都不动，还是4500元，土地也不丈量？一点儿让步也没有？我一家5口人，你说怎么维持生活？”
见于祖文终于说话，汪书记很是高兴：“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有人把5万、10万看成是终身的，但我不这样看。我给你交个心，洲头搞成了，5000人要富，现在村里只有千把人，能做事的又只有几百人，只要你想做事，会有做不完的事。我帮你算一笔账，你现在种田，一家一年收入四五千，已经了不得了，可等开发了，你一人一天搞20元，一年干10个月，也是6000块钱，一年就是7200，你家两口子就是1万多。所以，只要你肯做，你的收入就永远大于现在。补偿再多，也不可能把钱存起来不做事，还是得做，种田是做，干其他事情也是做，但肯定比种田强，你不做，给你100万又么样？”
汪的意思是劝祖文不要仅仅只盯着补偿这几个钱，而是要着眼于开发所带来的长远利益。
但祖文有自己的想法：“你说的道理我懂，现在我种田，还打豆腐，以后田地占用了，照样打，但眼下这地价也确实太低，一个是价格比别人低，第二土地还不丈量，我们的面积被压了好大一块。”于所要求的是一个公正问题。
“我只能说这个价是暂时的，很多事情都要发展地看，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等我把字一签，就具有法律效力了，这以后的事谁又说得清楚？”
“这个你放心，要相信政府和村里。村里有一个总的盘子，洲头就只有千把人，等村里的公司运作起来了，(1)我们的奋斗目标，5年以后，一个人一年坐在家里就要分3000块钱。再说，以后土地征用完了，农民还是不是农民？如果变成了居民，国家还有低保。总之，这是一个机遇，要发展地看，观念要变，不发展地看，就是1亩给你1万元又怎么样？你想，镇上的人没有种田，做点小生意，也过得不比我洲头人差。不是我瞧不起洲头人，干一辈子还是土瓦房，连红砖房都盖不起。所以，观念要变。”老支书倒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自己早就在镇街上盖房安家了。
看来，“观念要变”是汪书记今天要做足的第二篇文章，尤其是在于祖文提到地价低、土地又不丈量时，他就劝祖文要发展地看，不要老纠缠于眼前的利益。
于祖文也渐渐悟出汪书记这一避实就虚的劝说技巧，于是他一次次地把汪书记的话头拉回到地价和土地丈量上来。
“可是这土地并没有荒着，为何就不丈量呢？这不明摆着让我们吃亏？”
“你还是转不过弯来，要把务农变为经商，只能将补偿的钱拿来做本钱，这样就想通了。”汪书记再一次回避祖文的问题。话又说回来，他不回避又有什么办法呢？补偿价早就已经确定下来，作为村支书，他的责任就是配合政府做好农民的工作。
可倔强的于祖文还是把话题往回拉：“道理我都懂，但目前给的这几个钱又能够做什么？再说了，经商也是有赚有亏，不是说赚就能赚的。”
叶副主任插话：“可你也不能老盯着4500块钱吧？关键还是要把握机会。”
汪书记仍然一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套路：“你才40岁，还年轻，开发后，干10年，如果找不到30万，我只能说你没用。”
于祖文针锋相对：“如果丈量土地，我现在就可以搞30万。”
叶副主任：“可那是不可能的呀！”
汪书记：“山花村50块钱1亩，(2)那土地就不是土地了？别人不还是要面对？价格这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价，有起步有高潮，不好比。”
祖文：“既然有起步有高潮，为何不地划到哪里钱补到哪里？而要一次性补偿？”
“你么事这苕，土地面积是摆在那里的，今后价格上来了，先占用的还不是要补？”
“我的想法不同，我还唯愿就一个价，都是4500，要亏一起亏。你说10年后如何，地价涨起来后又如何，那不过都是工作手段。”于祖文还是不相信汪书记的话。
汪书记有些恼：“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的意思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是15户已经做通了7户，你签不签字自己看，我也不再劝了。”
见双方有些僵，叶副主任又搭上腔：“祖文你听我说，你这人蛮精，村里对你的印象也较好，你是党员，村里也在考虑你，所以，许多事情还是要看远一点儿，你自己要努力。”
汪书记也感到刚才有些急，于是又缓和道：“我常说舍得两个字，舍得舍得，不舍哪来的得？”
叶副主任：“规规矩矩已经有7户签字，今天这个事，不论成不成，也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出去说。如果你要知道有哪几户签了，签了字就可以告诉你。”
祖文：“等我签了，你又把我签的字给别人看，去媒别人。”
这话说得有些过于直了。
但汪达海是多年的书记，乡下人的棒棒话听得多，他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上一次落实面积时，你带头签字，我们工作上有疏忽，让××给看见了，这一次我们领你这个情，不要你带头。”
祖文：“当时是落实面积，又不涉及拿钱，当然可以签。”
此时，汪达江和叶铭烈有事，退出了包房。趁着无人，汪书记对于祖文讲：“你尽管放心，我也不对别人讲。”一边说，一边往祖文身边凑，声音也压低了，他向祖文讲些什么我听不太明白，只听得他说：“现在签了字也不落日期，以免别人核实谁先签谁后签。”这样一边说，还一边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份名单朝着祖文眼前晃。接下来，汪书记终于回应了祖文一再提起的问题。
“你说你有多少亩，国家是要看凭证的，农民的凭证就是本子（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凭证，国家不把你，你也没有办法，这个亏吃也就吃了。其实，当初你们有那么多土地不上本子，不是也少缴了公粮？村里不是也偏袒了你们？”汪书记点出了“黑土地”这回事儿，并没有忌讳我这个外人的在场。
祖文这回没有吭声。
汪书记又接着说：“别人都签了，你还蒙在鼓里，当苕……”
这一下祖文坐不住了：“说句笑话，您呀也不要见气，不是我攻击组织，你们这个，完全是在做笼子。”
“我这是正常的，我又没有逼你，签不签还是你自愿的，么事做笼子？”
于祖文看不到村里让步的希望，他有些动摇了：“价格就不谈了，问题是这个面积实在太吃亏，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汪书记：“说到土地，××村的土地8000元一亩，但荒山荒田就与老百姓无关了，鱼塘也只算一半的面积。我们就不同了，价格是低了些，但荒山荒田是谁的？最后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
这话总算让祖文有些受用，他脸上渐渐地展露出一丝笑容。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静观的我终于忍不住向祖文提了一个问题：“我是一个旁观者，也绝对不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你们到底担什么心？”
祖文答道：“其实，村民真正的想法还不是价钱，政府一时拿不出钱，我们也理解，只要能打个条子，几年之后给也行。主要是要求土地丈量，周边地区是8000元一亩，还丈量。”
祖文一边说，一边承认村里也还是向着村民的，就是过去的土地不上合同，也是这个原因，问题是耕作面积和补偿面积相差太远，这个亏吃得太大。
汪书记知道祖文说得在理，也不再多劝：“现在说这些话也不解决问题，人总要面对现实。”
“我这人苕，别人都躲了，只有我在家里顶着。”
“你的思路要变，这亏吃也就吃了，不要老抠着这事儿。”
站在汪书记的角度，他并没有讲假话，在以后的交往中，他就多次对我提到过农民是真穷，政府给得又少，所以，农民过去想少缴、现在想多要的心态很正常，换了他也一样。但作为村干部，总还是要帮政府做工作，不能一味地跟着同情心走，所以，也就只能启发他们朝前看了。而于祖文这边虽然也承认汪书记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观念肯定要变，问题是就他们而言，连眼前的利益都保不住，又何谈未来的机遇？说到“黑土地”，那也是种田人太穷才想出来的无奈法子，就算不对，镇里也总不能让农民承受所有的损失吧。所以，我这个观察者算是有些看懂了，村干部有村干部的难处，村民又有村民的行事逻辑，双方各自的道理和逻辑多半并非可以单纯从是非对错等道义层面上去识别，它更为重要的是由各自不同的地位和立场所决定的。汪书记是农民中的强者，他站在一个强者的角度替于祖文做规划，这种规划自然是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的。而于祖文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就是再睿智，承认开发能够带来机遇，但人生的经历也告诉他，这个机遇未必就一定属于他。所以，在考虑、抉择时，他仍然首先是从生存而非经济理性的角度去做更多的思考，更何况这种基于生存的考虑本身就已经蕴含着理性计算的因素，这倒是印证了斯科特（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境遇与行动逻辑的分析（参见斯科特，2001）。[1]
“么样？”
“签字？”
我的思绪又被这种“叫价声”拉回到现实中来，只听汪书记说：“不签字肯定不给你看其他人的名字。”
于祖文终于感觉到，如果政府真的不让步，自己也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又选择了沉默。
我突然间有了一种想法，即农户与镇、村之间表面上你来我往的谈判与讨价还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镇、村方面所划定的一定界限和保持的一份耐心才得以展开和维持的，而一旦逾越这一界限或者镇、村方面的耐心不再，这场博弈也许就到了它结束的时候，此时，作为弱势的一方只能认命，并且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并没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对。
“那我大哥的问题呢？”祖文开始退却了。
“你大哥家一个要签，一个不签，你要我么样的？我说你俩要协商好，签字就领钱，他想只领钱不签字，那么样行？”
祖文又开始打听其他人的情况。此时，他真的动摇了，继续犟吧，政府这边也不会让步，到头来只怕是别人都签了，他一个人硬扛着，还不真就成了“苕”？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显现出来（参见奥尔森，1995）。[2]
汪书记突然转身对我说：“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我顿时明白，汪书记要进行最后的摊牌了，此时我的在场对于他们双方可能都不那么方便，于是，我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起身告辞。不过，汪书记又加上一句：“等会儿过来吃午饭。”我说：“不用客气，政府食堂蛮方便的。”汪说：“大家都是朋友，还客么子气？”祖文也说：“也不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想也是，就恭敬不如从命，而要想继续做观察，也更不可能顾及那么多礼节，于是，我答应等会儿再来，便转身退出了包房。
11点40分，我如约再一次去镇贤酒楼，走进包房，只见祖文不在，只有汪书记一人在房内，我便问谈得怎么样了。汪说：“有希望，祖文说要跟他老婆商量，我让他老婆一块儿来吃饭。”
不一会儿，祖文和他妻子到了，那女人一进屋就朝汪书记喊“姑爹”，汪则回称她为“侄媳妇”，双方皆以亲戚相待，这便是乡镇社会关系网络中仍然得以保留的拟亲缘化特征。[3]
入席以后，无论是于祖文还是汪书记都未再提及上午的那场谈判，汪一个劲儿地给祖文两口子夹菜，要他们吃好喝好，汪达江和叶铭烈则在一旁作陪，大家都夸祖文媳妇会持家、为人好、明事理，又夸祖文勤劳本分。祖文媳妇则回应：“他（指祖文）什么都听姑爹的，姑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又说：“姑爹，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祖文就是有什么做得不是的地方，也请姑爹多多谅解。”看得出来，尽管双方此时都只字未提签字一事，却又都趁着吃饭的工夫，借着拟亲缘关系和酒桌上的友善气氛在话里话外继续发力，可以说，这仍然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较量。
饭毕，大家起身，汪书记问：“商量得么样了？”
祖文媳妇：“再等我们考虑一下吧。”
汪书记终于有些按捺不住：“还考虑个么事？都考虑这么久了，该说的也都说了，上午也跟祖文单独交换过意见，事情明摆在那里，早晚都得做。再说，你签不签我都没意见，现在祖文排在八九位，我看他是党员，才给这个名分，若是平头百姓，我也不给。”
祖文又提出要看看谁已经签字，汪书记说：“签了就看，莫非姑爹还哄你不成？现在是大势所趋，就看你怎么把握这个形势了。”
祖文再未吭声，祖文媳妇连忙打圆场：“祖文从来都只听姑爹的。”
“莫非姑爹还故意把亏给你们吃？”汪书记顺势反问，将两口子逼到了死角。
两口子都再未吱声，看得出来，他们正处在左右为难之中。签吧，怕被人知道后被认为是出卖大伙儿利益的“叛徒”；继续顶着吧，政府让步的可能性又没有，如果别人先签了，自己被蒙在鼓里，那还不真的就成了“苕”？
就这样僵持着，双方又都用眼睛的余光瞄着我，我知道，又是该我回避的时候了，这个当口如果我在场，祖文两口子最后要对村里提出什么个人要求就有些不好开口，而汪书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诱降”技术也同样不好尽兴施展。此时，我意识到自己不仅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一个碍事的人。
我连忙说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回去处理，便起身离去，我的确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个私密的空间。（参见附录1：73）
在观察过镇贤酒楼的这场“斗法”之后，因为预防“非典”的原因，我离开小镇大约两周的时间，等我在5月中旬重返小镇时，得到的消息是，在洲头四组的15户村民当中，包括于祖文在内，已经有13户同意出让土地，并签字领款，剩下来的2户也在犹豫之中。更重要的是，5月11日，项目已经开工剪彩。这样，矛盾也就由每家农户签字认可土地的补偿价格转移到抽水机站和塘堰等公共物品的补偿和善后问题上来，而矛盾的波及面也相应地由四组转移到其他相关各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随招商办的老洪和政府处理开发矛盾专班的干部陈其然再次下到洲头村，参加一个处理因拆除四组抽水机站而引起的9个小组的灌溉善后问题，会议由汪达海主持，与会者除了镇、村干部之外，还包括9个小组的组长。
汪书记简单地说明了根据施工要求必须拆除机站的意见，并传达镇里的善后处理决定，为妥善处理因拆除机站而造成的灌溉问题，镇里决定，在9个小组中，6个主要依靠该机站灌溉的小组农业税全免，同时建议农民将水田改作旱地，其余3个小组未提及减免问题，但也希望听听大家的建议。至于今后是否再建机站，视园区开发情况而定。
老洪是会议的主角，他不仅讲到机站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利用这个场合再次就开发中所存在的矛盾与组长们进行沟通。根据我的笔记，老洪在讲话中主要强调了五点：
第一，洲头的开发很有潜力，但潜力并不等于一定能转变为现实能力。园区之间有差别，周边君山和龙岛开发区的条件洲头不能比，别人是客户进园区之前基础设施已经具备，而洲头是原始地貌，只有把客户请进来帮助开发。这就决定了地价差别。所以，不能认为河东是共产党领导，河西也是共产党领导，地价就一定要一样，如果是那样，开发就搞不成。希望组长们理解这一点，配合镇、村做好群众工作。
第二，园区开发如果不能乘势而上，也有被取消的可能。目前国家在审批土地开发的指标上从严掌握，洲头上报了许多项目，批下来的只有一个，如果就是这么一个项目也不顺利，大家像现在这样设置障碍，要守住防线不后退，到头来守住的恐怕就只能是原始地貌和开发区被取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宁愿现在吃一点儿亏，也要把开发搞起来。
第三，各位当组长的一定要积极配合镇、村的工作，不能仅仅只是去反映群众的利益，当群众的尾巴。如果一味地支持群众抵制，或者像开工剪彩那天一样找领导扯皮，(3)还有谁敢再来？所以，大家要克服对立情绪，要看重长远利益，与镇、村保持一致，以开发的大局为重。
第四，拆除四组的抽水机站，镇里和村里反复做过研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目前的问题是，不建新机站，群众的利益无法保障；建新机站，如果有新的工程开工，投入的钱又打水漂了。所以，目前这样免掉农业税和水田改旱地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而且各队也并不就只是完全指望这个机站灌溉。要顾全大局，保大利舍小利。
第五，对于目前镇、村组织在四组所做的工作要多讲正面效应，少讲负面影响。现在开工在即，矛盾仍在，但矛盾阻碍不了大势，请大家一定要多支持、多配合，不要设置障碍，不要想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以后（指四组农户的签名）又去设置第二道防线，组织新的集体抵制。如果有这个想法，诸位就会成为洲头的千古罪人。而且，就是抵制也没有用，组织上要想办的事情又有哪一件办不成？
老洪的讲话显得既全面又入理，让组长们不好再就开发本身讲什么。然而，不讲开发却不等于他们不维护本组的利益，尤其是未能获得减免的几个小组的组长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别的队减免公粮，我们三个队为何不减？我们队完全依靠抽水，队里的机站也是自己凑钱搞起来的，免别的队不免我们，群众的心理不平衡，你就是免一部分心里也舒坦一些。况且，就是我们这三个队也还是有一部分土地依靠大机站（指要拆除的机站）灌溉，机站推了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不减我们的，群众有意见。就是不免，能不能由大队和政府帮助我们把现有的机站维修一下？”
“机站是大家一起做的，后来由于抽水远，队里又自己做了一个，每年的维修资金都是向群众收，免别的队不免我们，大家有想法，我们提出来，看看村里是个么态度？”
四组组长于祖安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队全部依靠这个机站抽水，机台要推掉，能不能要求政府和大队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保障？另外，机站由我个人承包，所有的维修和损耗村里能不能有个态度？”
大家杂七杂八地提了一些意见，无非是全免农业税的小组要求镇、村确保村民收入不降低，没有被减免的小组要求减免或部分减免。对于这些意见，汪书记有的做了解释，有的则感到恼火，说：“如果能全免或者确保收入不降低，还开个么会？给大家说么好话？”“让你把田改旱地种你不听，不是无理取闹故意抬杠是什么？”不过，汪书记还是答应把组长们的意见带给镇领导，看看他们有什么考虑和办法，毕竟这些意见不是村里面所能答复的。（参见附录1：74）
会议之后，镇、村、组三级干部聚集在村部吃午饭，饭是由干部自己烧的，他们把从镇上买来的肉和菜烧熟，分装在几个大盆里，又打开几瓶啤酒，围坐在一起来一个酒足饭饱，这种情景倒是让我这个城里人体验了一次吃“集体”的感觉。
午后，汪书记说要带我到二组一户姓唐的农家去。这次施工占压的300亩土地除去四组这15户人家的之外，还有个别二组农户的，其中就包括这户姓唐的。前些天，他托人带话，要汪书记亲自去他家解决问题，说是其他干部说话也算不了数。汪书记说，无非又是要提出许多要求来要他答应。
下午2点，我们到达唐家，见到唐家夫妻，彼此一阵寒暄后，男主人就开门见山地直入主题。
“表哥，这一次我请你来，我的话，好听也听，不好听你也听，我这个人蛮理智，不是那种爱闹事的人，我也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有的事情我想找你单独谈。”约莫40岁的老唐称汪书记为表哥。事后汪书记告诉我，自己的奶奶姓唐，是洲头唐坳人，而此人也是从唐坳出来的，所以也算是扯得上一点儿关系。
“表弟”在切入正题之前绕了好一大圈儿，不过，被称作“表哥”的汪书记知道，接下来就该提要求了。
“我说话很简单，请你来是想说明，我当初在林场时，地是租赁的，后来林场被转包，已经10多年了，现在我还是没有地，……我并不是想增加村里面的工作难度，但是，这次开发，至少也要保我一个温饱，你说是吧？”
还是为了土地。唐说他曾经在林场干过多年，后来林场的地转租给美籍华人叶桦，唐就没有地了，而在小组这边是否有地，汪书记一时还想不起来。
“你叫我来，我马上就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完全听懂，你慢慢说来看。”
唐没有接着刚才的话说，又转而提起自家承包地面积的事儿：“我合同本子上登的是8.7亩，但实际上不止。”
“多少？”
“实际上有近20亩。”
“分给你的？”
“不是。”
“开荒的？”
“也不是，当时村里有的人不种，几亩作一亩，就给了我。”
“这次占压的有几块？”
“三块，都是田。”
“多少？”
“不知道，要搞清楚，尺子一拉不就知道了？”唐兜起了圈子。
汪书记有些忍不住：“你说个实话，你总共有几块田地，这次占压的又有几多？”
“我父亲给我的三块田是4亩，其他的我也没有量过。”
汪书记好像有数了，对方不想说出实际面积，是想要村里多补一些。
“你的意思是说，占压我的地，就要给我生活出路？”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
看来，唐姓农户不说出实际想法是希望汪书记首先有个态度，这有些像做生意时的摸底和探价。
汪书记清楚了他的意思，他顺水推舟：“今天我来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家庭与家庭的交往，二是从工作上谈。从私情上讲，你称我表哥，我就喊你表弟，你承包林场那阵子，我们也闹过，但那是为公事红脸，我们从来没有为私事红过脸，对吧？你今天喊我来，说是找我谈心，我马上就来了。当着朋友（指我）的面我表个态，只要帮得到的地方我都会帮，但是，如果涉及千家万户的事，就不一定好说。”
汪书记以更加纯熟的方式运用起拟亲缘化关系来，却又将公私界限划分清楚，让姓唐的既舒服又无隙可乘。
“你生活上的困难我清楚，你家里的两个和尚（指儿子）也需要钱，只要有这个能力，把个20、30的也是个心意，有困难你给我讲，但在占压问题上你要支持我。”
“好，那我就从头说起。当年承包林场，别人要5年，我只1年就把地开垦出来，当时的承包协议是10年，但讲明白只要国家用地我们就拿出来，你村里只给了我开荒费，其他的没给我也不为难你。后来只搞了3年，协议上还有7年的时间，地就被拿走了，你还是应该有一些补偿才是。我去林场时，一片荒地，我做了许多，塘也推出来了，现在又要搞开发，我的投入都没有收回来，所以，多少也要考虑一下才是。当然，我也不是一个瞎喊乱要的人，这次搞开发，我不拖你的后腿，但是这个补偿费，他得六，我得三可以吧？”唐未在先前提到的承包地面积上纠缠，转而提起承包林场时的损失。
“可这个园区是镇里的，不是村里的，我汪达海也不过是一个工作人员罢了。说到补偿，许多人都说要补多少，没得那回事儿，只会按规定来。”汪对唐分析起土地占压补偿款的具体分项。
“可我当时签字，也说得很清楚，我种的树、种的苗，做的房子，总不能一分钱不补吧？”
“你认为你吃亏，别人还说我得了好处嘞，这主要还是一个心理摆平的问题。我今天找你谈，地价是没得谈的，你就提一个具体要求吧，只要我办得到，你就提出来，钱又不是我拿。”汪达海知道唐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他想把问题简单化，看从其他方面能否给唐弥补一些损失。
对方继续绕圈子，唐妻说：“当时他不想签字，我还动员他要支持你的工作。”
“这我感谢了，但签了字就不好改。如果没有签，法院就是判我们出10万，村里再没有，也只能慢慢给，可签了字……”
唐妻：“当时汪达江副书记说村里还会有些补助，我们给你反映了才签的，我们在林场那边的贡献也就算了，这次开发，能在承包面积上摆平，心里也平衡。”
还是唐妻结束了这种声东击西的游戏，直点主题。
“绕了半天，你们这样讲还是有些道理，你在那边守林场，湾子这边的地又没搞上，现在想在湾子这边补一些，这样讲还是有道理。”汪书记也感觉在理。
唐连忙迎合：“还是书记想得周全，就是这个意思了。”
“可道理归道理，这个板我在这里拍不了，我把这个意思带回去，只要有道理，总是可以考虑的。”
“是的是的，我也不紧说了，就是林场那边亏了，这边多少给我搞个心理平衡。”
“只是说话要在理，态度要摆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弄清楚，当时分地时，你家有几个人参加分？”
“没有分，因为当时我们在林场，这边就没有分。现在这个土地是老头子留下来的，他已经不在了，也没有对证。”
“事实总归是事实，可以查清的。”
话谈到这里，唐的想法搞清楚了，汪书记还是有心要帮唐家解决承包地的面积问题。接下来，汪书记又像开导于祖文一样，要唐家不要过于计较补偿款的多少，而是要转换观念。唐见汪书记有了态度，也就不再纠缠。于是，我们便告辞而去。一路上，汪书记向我解释，村里将林场租给叶桦以后，当时对唐有过一个承诺，答应在二组内划一些土地给他，现在应该兑现承诺，所以，唐这一次的要求会部分地得到满足，适当增加计税面积。当然，也不可能按他实际耕种的土地去计算。汪说，像这一类事情村里自己就可以做主，不用通过政府。（附录1：75）
果然，几天以后，在汪书记家，我就见汪书记向汪达江副书记交代，要他给唐家在承包面积上多计两亩，并叮嘱他不要声张，以免攀比。
也是在这次商议中，汪书记又要汪达江给自己的哥哥带话，要他赶紧盖一间简易房起来，说如果没有钱，就直接找他。初听此话，我未解何意，事后联系到四组农户正在占压土地上大兴土木，纷纷“种房”，以求增加对土地附着物、建筑物等的赔偿，这才反应过来，汪书记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的哥哥也“种房”，这一下倒是让我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村干部的双重立场。（附录1：76）
按下汪书记这种双重立场不表，单说通过观察汪书记做于祖文和唐姓农户的工作，以及旁听老洪在洲头村组长会议上的讲话，我渐渐地对乡村干部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体会，这句话就是乡村工作“对上靠吹，对下靠媒”。初听此话时，我只是感觉到它对于反映乡村基层的工作非常贴切和到位，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贴切和到位，却未做进一步的深想。对于“吹”，比较好理解和体会，这大抵也是一切官僚科层体制中的一个特点，但对于这个“媒”字却觉得有些玄妙，而这些天来汪书记和老洪等乡村干部则以其运用精熟的“绵谈”技术向我展示出一幅活生生的“媒”的画面，使我心有所悟。一次，我专门向汪书记和老洪讨教“媒”字的讲法。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这个“媒”字首先在字义上就十分丰富，从你们的实际运用来看，似乎既有磨、耗、拖的含义，又有哄、诓及讨好与央求的成分，正是由于内涵复杂，究竟用哪一个字来表达这些意思就首先是一个问题。他们说是的，这是一个方言，平时随口说惯了并未去深究，真的要让写出来，用哪一个字还真拿不准。汪书记说，就用“媚”吧。老洪说，做农民工作虽然有媚的一面，但好像又不仅于此，例如，讨好、央求与“媚”的意思比较接近，但哄、诓、磨、施、压等又做何解释呢？最后，大家还是觉得“媒人”的媒、“说媒”的媒字意思比较接近。乡村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上传下达，上承下接，两者有关联又有矛盾，却又必须将他们彼此相互黏合与勾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特点，不是“媒人”又是什么？媒婆说媒，靠的就是上面两片嘴皮翻飞，下面两脚四处游走，所谓“两脚忙忙走，为的是活口”(4)，把男女双方说得天花乱坠，使人心向往之。而乡村干部为了贯彻政府的意志，与农民软磨硬泡，极尽“绵谈”功夫，既要维护政府和村庄的权威与形象，又要牵着、引着、诓着农民走，这与媒妁之言不是正好呈异曲同工之妙？汪书记还认为，这个“媒”字还有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的意思，也就是与农民慢慢磨、慢慢泡，一直到把他们引上路为止，而这条路自然是上面和村里要他们走的路。而我则以为，这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之中是不是也少不得一些巧言巧语的作料？两人听着也笑，并未反驳。老洪还说，即使那媒婆的“媒”字也很难将这个“慢慢地与农民媒”的“媒”字的含义道尽。可以说，媒婆的巧言，商人的经济，戏子的伶俐，掮客的算计，似乎都可以在一句“慢慢地与农民媒”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确定各自的谱系。可以说，小镇的乡村干部利用方言，以一个“媒”字来概括当下乡村干部对农民工作的特色，也实在是一种充满机智、幽默、自嘲甚至解构意味的地方性创造。
不过，仅仅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似乎仍然无法穷尽乡村干部的工作特色，或者说，它所概括的主要还是这一工作的过程化特点，而未能标示出该项工作的目标与路向特征。只有将其与另一句同样经常挂在乡村干部嘴边的话联系起来解读，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乡村干部在当下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网络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这句话就是：“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
“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这句话，时常出自乡村干部在与农民们推心置腹的谈心之中，也出自他们在从心里接纳我这个“异域闯入者”之后的访谈之中。当他们说这句话时，“政府”这两个字似乎既与他们自己有关，又与他们无关，它更像是一个既不属于农民也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乡村干部个体的第三种力量。当他们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来指涉公权的力量时，“政府”俨然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和无坚不摧之物，它既具有崇高的权威，更具有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权力能量。所以，干部们认为，只要是“政府”想要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相对而言，自己（乡村干部）就只不过是政府履行某个具体职责和公务时的一种工具化体现。所以，你就是有何不理解也怪不得我，更不用冲着我来，我不过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履行某种职务，具体来承办这件事情罢了。所以，这句话就产生了既劝说农民放弃不合作，又不至于将矛盾引向干部自身的双重效应。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这句话凝结了乡村干部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经验出发而体悟出的关于官民互动模式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农民的工作就是再困难，农民就是再不配合，上面的任务也一定会完成。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会继续证明下去，只要是政府想要做的事都一定能够做成。所以，这句话又表明了乡村干部对自身权力能量背后的制度性支撑的信仰与信心，有了这种信仰与信心，“慢慢地与农民媒”就只不过是某一工作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态度，是一种上对下的理解、包容、忍让、怀柔与安抚。在这个意义上来言及农村工作的难，也就是一种强者面对弱者的难、长者面对稚者的难和组织性权威面对散状的马铃薯社会的难。所以，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媒”并不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选择，更不是基层干部从村庄社会的溃退，而是一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工作精神，是“治理艺术”（福柯，1998）从制度到实践在现实乡村政治场景中的落实。而在这些权力技术背后所隐含着的，仍然是早已经为霍布斯所论说过的强大、孔武和有力的“利维坦”国家形象。（参见霍布斯，1985）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乡村干部说如果实在“媒”不下来就要采取行政措施时，这“行政措施”所体现的恐怕就是“媒”这种权力技术背后的另外一副面孔。
由是，“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便成为小镇的乡村干部用来形容农村工作特点的两句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石场风波起在秦家畈和茶山李两村与大江区区城接壤的地界上，横亘着一座不高却绵延逶迤的山脉，这座山名叫茶山，大概是因为原来山上的主要树种而得名。茶山在靠近秦家畈村这一端，形状似一虎尾，故人称老虎尾。老虎尾的名字易于使人联想到刚硬有力，的确，这里的石材质地坚硬，特别适合于做建筑材料。因此，随着近年来大江区内各个乡镇的开发形势日好，这里便被开辟为采石场。茶山李和老虎尾一带一顺溜地分布着近20家采石个体企业，而秦家畈和茶山李两村则靠山吃山，将山头发包给这些采石业主经营，每年通过收取山租来增加自己的村级收入。
杨宏军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石场业主，他还是老虎尾下6家采石业主共同组成的采石联合体的法人代表。不过，我认识杨宏军，首先不是因为他是业主，而是因为他是秦家畈村的副主任，而且，他这个副主任又是在去年（2002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未经支、村两委事先安排，而是在个别干部支持下通过竞选，最后击败内定候选人当选的。所以，支持者将其视为“老板从政”的代表，不支持者则将其视为“花钱买官”的典型。[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到小镇后不久，杨宏军这个人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4月15日中午之后，在秦村干部钱跃进家的楼上，我完成了对杨宏军的第一次访谈，对他的经历、他去年在换届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石场经营等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正是通过这次对杨的访谈，我的小镇调查也得以进入一个新的视域。
杨1962年生于秦村，父母都曾经当过大队干部，但杨本人生来个头瘦小，也许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这个农家子弟一生未做过农活。1979年初中毕业后，他在当时小镇的第一砖瓦厂做烧窑工，以后还当过车间主任，后来砖厂效益渐差，他便回到小组承包鱼塘，并搞大米加工。这样，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不务农活的杨宏军反倒比那些庄稼户过得潇洒自在，惹人眼红。结果，据他自己说，当1996年他准备把自己承包的两个鱼塘改造扩大、连成一片时，就遭到了小组内部绝大多数农户的反对。
但镇里和村里的一些干部倒是十分欣赏这个头脑灵活的青年致富能手，尤其是村委会主任老罗，十分爱才，加之杨宏军与自己的妻子同姓，也算是一门未出五服的亲戚，便有心扶持。在这种情况下，杨宏军转而打起老虎尾的主意。他在政府人员即老罗的帮助下，贷了5万元的款，就带上妻子和3个工人上山采石去了。初时，石场的生产规模不大，一年仅赚纯利2万元，但几年下来，固定资产和石场规模逐渐扩大，现在，他有3台车，购置了碎石机械，雇用十几个工人，每年纯收入可达二三十万元，在秦家畈村已算得上是上等收入阶层。
杨宏军去年站出来竞选秦家畈村村委会副主任就是这种“富”而优则“仕”的结果。从我进行的访谈看，促使杨站出来竞选村干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想为大家做事，希望借此获得一种社区地位；二是得到了村里个别干部的支持（如老罗）；三是一部分村民拥护。在这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他在竞选中战胜了另一位组织上安排的副主任候选人。但客观地讲，未经领导安排就私自出来竞选的事情在小镇并不多，因此，他的取胜也引来种种议论。好在镇政府最后还是依照法定程序承认了杨的当选，结果杨在当地就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杨上任之后，干劲儿十足，由自己出资八九千元改造村级道路。杨说：“我不缺钱，就是想做点事，钱这东西不能看得太重，人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想法留下一些痕迹。”（附录1：77）
就在杨宏军想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他的“经济基础”——老虎尾的采石场却遇到了麻烦，区里要将其关闭。原来，因茶山的采石场靠近开发区，采石作业污染园区环境，破坏森林植被，区里对是否支持其发展一直心存犹豫，摇摆不定。2001年9月政府曾下令关停整顿，后来在业主的一再要求下，区里于2001年11月、2002年7月和2003年2月三次研究，反复论证，最后在划定开采区域、确保安全生产和不破坏自然景观的前提下同意恢复开采。但是，既要开采，又要不破坏自然生态景观，在操作上实在是一件难以两全的事情。放眼茶山面向秦家畈和茶山李村的山体，早已是赤石裸露，凸壁断岩，有人说，这样的山体就不要再谈什么恢复生态植被了，还不如就从经济效益考虑，允许继续开采，直到将开采面打平为止。其实，区里当初同意恢复开采，也正是此意，但无奈茶山另一面的林场和花卉种植园对这一端采石场不断开山放炮一直不满，不断向市里反映，构成对区里的压力。由于山体被损毁，前来洽谈土地买卖的客商对附近的土地皆不予理会，致使这块距离大江区城区很近的黄金地段无人问津。据说，最近省内某高校来大江区看地，被推荐到这里，但一看这被炸坏的山体，掉头就走。在这种情况下，区里遂下定决心，要彻底关闭茶山李和老虎尾这一带的采石场。
麻烦还不在于此，而在于政府关闭采石场的善后处理方式。谁都知道，政府决心要做的事，而且又是以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公益名义要做的事，石场业主们是不太可能抗争，也提不出多少抗争理由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从政府方面获得赔偿，以减少因关闭而造成的投入损失。他们有理由这样期待，因为他们是合法的经营户，手续齐备，而且每户又都投入了几十万元的资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和办理开采证照。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区里要关停，善后问题却交由镇里处理，镇里财力不厚，自然不愿意多拿钱出来。这样，就在业主的赔偿预期与镇里愿意支付的赔偿数额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切矛盾皆由此而生。
杨宏军告诉我，镇政府专门负责企业管理工作的绕定远已经召集石场业主们开过会，传达了政府决定关闭石场的精神，并要业主们配合政府的工作，不要闹，说是“闹了一分钱都没得赔的”。
“那政府究竟准备怎么处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石场的事情。
“听说一个场子只赔三五万元。我们投入那么多，镇里这样干，我们就亏得多了。我们准备上访，要么提高赔偿标准，要么让我们再生产一段时间，把本钱弄回来再说。”
“你怎么办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杨的村干部身份。
“老罗就是压着不让我闹，还要我做其他人的工作。”
“你做吗？”
“人要学得贼一些。表面上我当然不出头，但该我的利益我还是要维护的，我们已经咨询过律师，实在不行就告他们。”（附录1：78）
晚上，我在老罗家玩，提及石场一事，老罗也说：“这一次他们惨了，要破产。镇里这一次是搞‘三个十’政策，第一个十天做宣传教育，第二个十天自己拆除，第三个十天强行拆除。”
“镇里会赔多少？”
“估计也就是三五万。”
“老板们会答应？”
“不会，他们准备闹。”
“镇里的态度呢？”
“绕定远说了，不消闹，他们不怕。”
“老板们的反应呢？”
“一个姓郭的老板投资了好几十万，现在还欠了别人20万的债。他说，如果他们要强行关，他就到区里去喝药。”
“绕定远知道这话吗？”
“知道，他说不怕威胁。”
“那镇里这样做合适吗？”
“镇里其实也不情愿关闭。你想，小镇根本就没有大企业，全靠这些小企业撑着，有石场在，每年企业办公室多少还可以收几个钱，石场关闭了，不但少收了钱，这将近20家场子，镇里少说也要拿出近百万元才能摆平。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但区里既然决定了，镇里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真是又出钱又得罪人，还断财路，谁真想做？”
我又问起老罗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告诉我，从心里讲，他还是比较同情石场业主的，但绕定远是他的朋友，昨天在一起吃饭时，绕还专门拜托他，要他出面摆平这件事，说“只要你老罗出面，就肯定行”。
“你会出面吗？”
“会的，大家都是朋友。”
“绕定远的真实想法呢？”
“不要看他话讲得硬，私下里也有想法。场子停了，对镇里和企业办都没有好处，况且还要他们出钱，自然也不高兴。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上面让停就必须停，这是行政行为，由不得个人怎么想。”（附录1：79）
从与老罗的谈话中，我得出了两点印象：一是作为一级组织机构的镇、村的职业立场与作为具体个人的镇、村干部的私人态度的错位。作为前者，他们执行上级的决定，而不论这一决定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对他们自身有利，这也正是韦伯所分析过的现代官僚科层体制的特色；[5]而作为后者，他们却可以在私下里表露自己的个人态度和情感倾向。尽管这一态度和情感倾向并不能明显地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行为，却有可能使职业角色的履行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浸润出些许非组织化色彩，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关系—事件的处理，这便是乡镇基层政治运行的一个特色。分析乡域政治的运作，如若不考虑到这一特色，而一味简单地将二元式的“国家—社会”和“官—民”互动模式嵌入真实、复杂而具体的乡镇政治生活之中，就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这种政治的理解、解释与把握。二是官民关系的真正特点只有在场景化的关系—事件过程之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反映，离开了这些具体场景化的关系—事件，仅仅从制度设计的层面去奢谈国家与社会和官民关系的“双强”发展与“互赢”格局，恐怕距离真实的状况甚远。[6]回到现实中来，我发现小镇政府在关闭采石场事件上给人以十分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并不想主动去为难石场业主，甚至还私下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生产；但是在另一方面，当制度化的角色要求他们非得去执行关闭石场的决定时，他们又会习惯性地（而且也只能）利用权力的优势去尽可能地减少自身的损失，或者将损失下卸，而无法顾及甚至也不去顾及业主们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将损失下卸的逻辑支配下，处于权力结构底层（尽管未必是经济结构底层）的石场业主就有可能（在许多时候甚至只能）成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牺牲品。这一现实促使人们进一步去反思以“官本位”为轴心的乡村基层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及包括普通商、民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在这一结构状态中的生存样态。
但是，虽然说基层社会的政治结构呈现出官强民弱的总体特点，却不等于说民就完全没有办法与官博弈，这关键要看处于特定关系—事件过程中弱势一方的民是如何评估自己的价值与能量以及体味自身的“冤屈”的，如果他们已经无法承受来自政府的“侵害”，便有可能运用合法的体制性渠道向上反映自己的意愿，讨一个说法。这种情况也有可能给基层或地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最终迫使其改变处理决定。例如，老罗就说，镇里的态度是既不愿意在利益上做出让步，又不愿意业主们去上访，把事情闹大。如果业主吃准镇里的这种心态，合理利用其所能调动的资源与之相搏，事情的发展也许就还存在着一些变数，至少不会就这样顺利地解决。[7]听了老罗的分析，我与他约定，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带我去听听石场业主们的想法。
第二天下午，我与老罗一起乘车去老虎尾采石场杨宏军家，并让杨将他这个采石联合体中的其他5位老板请来聊聊。人来齐后，就挤在杨宏军那间不大的房子里，老罗随即以村主任的身份做起他们的工作来，因为这样可以使老罗此行显得名正言顺，同时也能够为我提供观察的机会。
“今天下来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前天，绕书记(5)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之所以要关闭，主要是大江区目前已成为H市的南大门，开发形势见涨，但许多客商来看地，都提到这个山被弄得断痕累累，又有污染，不愿意来。几年来，区里一直下不了决心，主要是考虑到大家投了资，本钱没有收回来，现在，终于下了关闭的决心。但区里说关，却不拿一分钱，要镇里掏钱，镇里也没有多少钱，这就为难了。这一次政府没有给村里下任务，只是要我们协助工作，我们彼此合作这几年，你们也给村里做了贡献，我个人还是很同情你们，不过，你老郭（老罗朝着一个中年汉子说）上午对我说的那句话，还是有些过激，我也担心出事，就过来看看。
“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团结，有的人损失大，如老郭，有的人损失小一些，如老曹兄弟，但现在大家要从整体上协调立场，不要政府的方案一拿出来，你认为自己的损失小，就把字签了。现在大家是同船共渡，要用一个声音说话，该熬的就要熬一下。”
老罗怎么反倒像是在为业主出主意？真是有意思，我倒要看看他这双面人角色究竟如何扮演。
“大家要注意政策，注意方法，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要做让步，但也不是说不应该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不能过激，像老郭说的那样，真的出了事对谁都不好，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该请律师的就要请，不要说我的损失小，就不愿意出钱。宏军就不要出面了，他是村干部，影响不好，你们要选一个代表，要能说会道，要弄懂政策，不要三下两下就被吓住了。当然，也不要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要适可而止，不要得寸进尺。你们要把自己的投资、固定资产拉一个清单出来，然后去交涉。此外，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为政府又会像前几次那样，只打雷不下雨，吹一阵风就过去了，这一次肯定是动真的。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要抓紧生产，不要忙于销售，场子一停，石头肯定要涨价，多挣一分钱是一分钱。作为村里，我们也会向政府反映你们的情况。”
被称为老郭的汉子叫郭德银，约莫50岁，他接上老罗的话：“说句实话，我也不要他赔钱，最好是能让我们再搞两年。”
另一位业主：“君山那边，听说一台机子赔了不少钱。”
杨宏军：“我们这个联合体也准备去咨询，绕书记说要停，也没见拿个文件给我们看。”
另一人：“现在也不清楚是不是要停，也不知道要赔多少，如何去打官司？”
“可你们要预先准备，每一户都要有一个清单，”老罗继续说，“不过，如果只是吃一点儿亏，我看就算了，像老郭那种想法肯定不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通，总的来看，业主们对于下一步该如何应对还没有完全想好。此时，大家有的在说气话，有的在发牢骚，有的则还抱有一线希望，而老罗则反复提醒他们要讲政策、讲方法，不要行蛮斗狠，同时也要他们注意维护自己的利益。看来，老罗是在极力扮演一个职务上的中间人和个人关系上的朋友这样一种双面角色，这一角色有矛盾，他却力图将矛盾弥合起来。
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他们认识了我，老郭问我是否能为他们准备材料，由于我事先对老罗有过说明，老罗帮我回绝了：“他只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不会介入，但也不妨碍你们的事。”老罗的这种解释，我不知道业主们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不过随着以后彼此接触的加深，看来他们是接受了我的这一特殊立场。而作为一个调查者，我也始终是按照自己定下的只观察不介入的原则去行为处事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整个小镇一年半的调查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并为各方所接受。[8]
从杨宏军家里出来，我问老罗今天为何要采取替业主着想这样一种立场说话。他说，今天是他主动找上门，肯定要先拉近与各位业主的关系，以免日后自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做工作时别人会说他不近情理，因为“我已经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考虑过，所以，日后我行使工作职责时，就是你们有什么不满之处，也请多包涵了”。
老罗不愧是长期混迹于乡村政治舞台、一个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高超而又老练的“青皮手”，他把左右逢源、两面应对、八面玲珑于乡村官民之间的那种纵横捭阖的操控艺术演绎得几至于炉火纯青。（参见附录1：80）
不久，便听说石场业主向林书记和区里递交了一份材料。据说，这份材料是找一位老师帮忙代写的，它申述了业主的权益和要求，指出采石场系合法经营、投入大、生产时间短，如果立即关闭，将给业主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呼吁政府要“慎重决策，有情操作，平稳过渡”。如果政府在处理采石场关闭一事上确有经费困难，就应当延后关闭，让石场继续生产一段时间，这样既可以弥补业主的损失，也减轻了政府的赔偿压力。区和镇的相关部门接到材料后，认为这种思路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他们也从中悟出延期关闭可以免除政府的赔偿之忧，便先后派人去石场调查。接下来，于7月3日上午由区里有关领导主持，在镇政府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会议最后决定将采石场关闭的时间延长至2003年12月31日，并在2004年元月31日前自行拆除一切机械设备，彻底关闭。为防止横生枝节，避免日后业主改变态度可能会给工作带来的被动，又决定各采石场业主必须就延期关闭的有关事项与小镇政府签订协议，保证安全有序地开采，到期自动撤离，又要求协议书签订工作在7月15日前完成，并进行司法公证，凡不愿意签订限期开采和到期自行关闭协议的业主，其采石场立即无条件关闭。会议还就限期开采期间不得新辟采石点、增加新设备，以及确保安全生产等问题做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们暂时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决定中也再未提及政府的赔偿责任问题。（参见附录2：23）
然而，正如7月3日的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所指出，这一喘息机会的赢得必须以业主与镇政府签订开采限期和到期自行拆除的协议为前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站在业主的角度，他们所施展的只是一种拖延战术，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算计，并非就真是只想多生产半年或者不要赔偿。[9]于是，业主的算计和政府的“反制”就在签订协议这个新的问题上再一次纠缠，形成新的较量。
在业主这边，开始为下一步的斗争做准备。为了防备场子和机械被强行拆除，丢失证据，由每户业主出资100元，请来摄像师，将相关开采证照、机械设备和石场形貌等全部录像，同时每位业主还在摄像中诉说心声和要求。录像被制成光盘，每户一份妥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业主们还经常自发聚会，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如集体顶住压力，不签协议，与镇、村对话等，同时，他们也做好了到北京上访的准备。秦家畈和茶山李两个采石联合体的十几户石场业主达成了空前的团结，而其中那些资金投入最多、债务最多、立即停产损失最严重者，就成为抗争群体中的核心层和出头露面的代表。（参见附录1：81、82）
政府这边则开始想办法要业主们在限期开采和到期拆除的协议上签字。协议很快就草拟出来，但他们知道要业主签字很难，因为他们断定由业主主动提出来的适当延长开采期的建议只是缓兵之计，并非真心配合。对此，政府自有应对之策。一是它可以通过控制炸药的发放逼业主签字，不签字就停止供应炸药；(6)二是它可以7月3日的会议决定为依据，要求业主必须先签协议方可继续生产，否则立即关闭，违者罚款。当然，政府也不愿意一上来就以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与业主硬碰硬，在这样做之前，思想工作作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治理技术还是大有施展空间的。
杨宏军是秦家畈采石联合体的法人代表，又是秦村的副主任，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七一”党的生日上还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个人身份上的这三个特征决定了政府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他的身上。
7月8日晚，我去老罗的餐馆，见绕定远、老罗和杨宏军等人均在，绕、罗等人在包房里吃饭，杨宏军一人坐在过道内低头不语。
“么样，有心事？”这段时期我与杨宏军已经相处很熟。
杨宏军未搭理我，自顾自地低头沉思。
肯定有事，我端来一把椅子紧挨着他坐下，又顺手递过去一支烟。
杨收下，并开口告诉我，就在今天下午，在绕定远和老罗的反复动员下，他已经被迫在政府拟订的协议上签字！
我有些吃惊。
“是村长非要我签的，拗不过他的面子，而且，他们又说我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好说歹说，磨了一个多小时，不签就走不了路。”杨的心里十分窝火，感觉自己被人强迫。
不一会儿，绕定远和老罗走出包房，绕对杨开起了玩笑：“么样，是否需要保护？”
老罗则劝慰杨宏军：“不要顶了，顶不赢的。”又说，“当初你们向政府建议，要求把今年搞过去，政府不是也满足了你们的要求？”
“我们只是想把今年搞过去再来扯赔偿，但现在这样，政府就不承担赔偿责任了。”
绕定远笑笑，走了。
老罗继续说：“这肯定是一个不公正的协议，但既然扛不住，就只有签。你回去把话说得活一点儿（指对其他业主），说没有签，但不签恐怕也不行。”
杨宏军情绪极坏，不想多说，一扭头走了。
老罗转而对我说：“宏军有一肚子的委屈，对我有意见，是我强迫他签的。但我也是为他好，既然想在村里混，就得看远一点儿。”老罗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
“如果不签会怎么样？”
“那党员肯定当不成，下一次换届选举也肯定上不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意问题。”
我默然，由老罗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让我这个自诩为研究村民自治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10]
老罗又说：“我是真为他好，你想想，拗得过吗？到头来还不是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附录1：83）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见到杨宏军，此时的他已经冷静了许多，他把昨天的情况和现在他所面临的处境一股脑儿地向我倾倒出来。
“昨天下午，绕定远到石场来组织开会，要我们签协议，大家不签，因为不合理，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下午，老罗把我叫到他家，绕定远也在，他们反复给我做工作，说你作为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又是副村长，要带头，而且，不签明年肯定不能转正。唉，这一次我算是背叛了老百姓。昨天晚上回去后，他们（指其他业主）还到我家里来吵，要我不能签，情绪很激动，要是知道我已经签了，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
“我真后悔！现在我的场子，还有老婆和孩子的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我为什么要签？我还算是个男人？！”
“现在我最后悔的不是自己的财产受损，而是觉得损害了大家的利益，我被人当枪使，我是联合体的法人代表，我签了，也许政府就可以不找别人签了。”
“老百姓肯定会认为我得了好处，讨好卖乖。”
“我这是自己拿钱坑害自己，本以为当干部可以增加社会威望，没想到反而给这顶帽子罩住了。别人都说我是个苕，本来采石场搞得蛮自在，现在好了，为了这顶帽子把生意搞砸了，还不好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也不怪别人，只怪自己。”
“…………”（参见附录1：84）
又过了10多天，我在秦家畈村部再遇杨宏军，此时，他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沮丧，他主动告诉我，业主们已经知道他签了字，是他自己承认的，他们虽然嘴巴上说能理解，但心里肯定有看法，认为我把官位看得太重。不过，现在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前几天，其他业主也都签了字，因为企业办公室的人去了石场，反复动员大家签，说这不过又是一阵风，风头过了，还不是又可以搞？还说如果不服从，就要强行关闭，一些业主提出异议，机器就被贴上了封条，并要处以2000元的罚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业主们只好在协议上签字，以此来拖延时间，等明年开年以后再说。
而企业办方面在拿到业主签字的协议之后，随即到大江区公证处做了公证，这样，政府方面就完成了他们所想要完成的全部程序。
然而，杨宏军又补充了一句：“这件事到现在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至于明年如何，只有到时候再看。”（附录1：85）
附件6小镇政府与采石场业主签订的限期开采和到期拆除协议及公证书
协议书
甲方：大江区小镇人民政府
乙方：大江区小镇秦家畈村（茶山李村）××采石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的规定，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开放引进，按照区长办公会议精神，甲方决定将辖区茶山李及老虎尾区域内的采石场予以关闭。本着无情关闭、有情操作、尽量减少所有采石企业损失的原则，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至2003年12月31日止必须停止生产经营（乙方因本协议涉及与原有关部门或单位签订的采石协议同时终止），同时将相关的证照交有关部门注销，在2004年元月31日前必须无条件彻底关闭，将采石机械设施自行拆除。
二、乙方在经营期间，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甲方的要求，安全有序进行开采，不准在原基础上扩开新采石点、增加设备和加大爆破开采量。
三、协议执行期间，甲方按照上年同期供应炸药量与有关单位协调，经乙方给予供应，并对乙方加强管理，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乙方发生安全事故，除按有关法规进行处理外，并立即停止开采。
四、本协议到期后，乙方自行撤离，甲方对其搬迁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不予补偿。
五、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不自行停产、关闭的，由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六、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证处存查一份，二份送有关部门。
甲方：绕定远 乙方：（业主签名）
（加盖公章）
2003年7月××日
公证书
（2003）H大证字第×××号
兹证明H市大江区小镇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绕定远与大江区小镇秦家畈村（茶山李村）××采石场的负责人×××（男，年月日出生，现住）于2003年7月18日，在H市大江区小镇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签订了前面的《协议书》。
经查，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章属实，协议内容符合《H市大江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2）》的规定。
H市大江区公证处
公证员：×××
2003年7月23日
（加盖公章）
（附录2：24）
临时占地中的生意经在小镇正在进行的开发和建设过程中，镇村有镇村的打算，农民有农民的理性，而生活告诉农民，不是他们谋利就是他们被谋利，因此，他们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应对种种事关自身利益得失的事件。
天然气的西气东输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天然气管道铺设经过小镇，要对沿线土地开膛破肚，又形成新的临时性工程占地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这些经济补偿涉及诸如临时占压面积、青苗、房屋搬迁、鱼塘损坏和修复等方面，自然就又形成了诸多农民与镇村之间的利益争夺点，农民往往会以不配合施工的方式来提出或捍卫自己的要求。于是，镇村如何在这类临时性土地占压中摆平和理顺这些要求，又成为透视乡域政治的一个切口。
11月12日，我随宋正良副镇长和镇干部宋德益到小岳村三组岳家湾去处理围绕土地临时占压补偿款而形成的矛盾。矛盾的起因很简单，区里下拨的土地临时占压补偿款是每亩1000元，到了镇里，政府和村里每亩各留下300元和200元，到农民手里时每亩只有500元。上面拨了多少，农民未必知道，他们只是认为500元太少了，有意见，不领款。于是，专门负责协调和处理西气东输工程各种矛盾的宋正良和宋德益便赶到岳家湾，找小组长做工作。小组长姓岳，他站在农户一边，提出钱太少，宋正良向他解释说全镇一个价，而且耕地只是临时占压一年，工程完了以后负责还耕。岳和宋二人争执间，湾子里的一些村民闻讯赶来，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群众会议的场面，宋正良便借机向农户解释政府的立场。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钱都是上面拨下来的，大家有一些想法，我们也理解，我们也有想法，也认为钱少了，但没有办法改变。”宋举例说，“其他地方是永久性占地，也只补到3000元，而且，土地占了就没有了。我们这里只是临时占压，就是吃了亏，也要配合国家开发。”宋正良强调要服从大局，支援国家建设。
姓岳的组长却强调：“虽然只是临时占压，但施工把土质破坏了，对农业的影响不止一年，这样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
有旁听的老农插话，说某邻近乡镇同样是西气东输占压，每亩就补偿1500元。
宋德益解释：“那肯定是别人镇里和村里贴了钱，我们这里没有贴的，你说怎么办？”
老农回答：“那你们就把线路弯一下，不从我们的地里经过。”
“老人家，这是国家规划，不能弯的。”
众人笑。
“那就把价格再提高一点儿。”
看着这样你来我往也不是办法，宋正良改守为攻。
“你们说低，我也承认，在区里的会议上，我就提出至少要给3000元，为什么？一是破坏了土质，二是要连续影响两年收成，三是破坏了水利。我也在呼吁，但我说了没用，还是要请大家原谅一下，支持一下，以后永久性征地时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反映，还有些灵活性，这个临时性占地钱都定死了，全镇一个价。”
“可我们这里离区里近，地价本来就该高一些。”组长坚持。
“话是这样说，但你说该怎样操作？别的湾子也有别的理由，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宋正良要组长和农户们换位思考。
见没有提价的希望，另一农户又说：“我不想要你这个钱，你只要保证我们复耕后能关得住水。”
“我的天，我哪里就能百分之百保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要配合。说一千道一万，想法归想法，但国家工程是阻挡不了的，还是希望大家要明理。”
宋正良本是村干部出身，后来才招干进入政府的，他懂得农民的心理，所以，他做工作往往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以农民利益支持者和同情者的身份说话，然后又说事情是上面定下来的，即便自己想为大家考虑，也说不上话。这样，遇到一般明白事理的群众，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果然，姓岳的组长自己也说：“谁都知道国家工程是阻挡不住的，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话说到，有了事情，你们要负责解决。”
“那好办，在施工和还耕过程中，你们有哪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随叫随到，保证负责协调。”
就这样，岳家湾的农民算是摆平了，他们同意施工。（参见附录1：86）
但是，小镇的农民也不都像岳家湾的农户那样好说话，仅凭宋正良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摆平，如果遇到如宋正良等人所说的那种“刁民湾子”，那任凭你怎么解释说服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得下一番特殊的功夫了。
大陈村塘边李湾就是干部们公认的这样一个“刁民湾子”，素来不太配合工作，而且，不知是谁又走漏了镇村截留补偿款的消息，这一下引起湾子群众的强烈反弹，他们拒绝领钱，阻止开工。于是，我们离开岳家湾后，又赶往大陈塘边李湾，与村干部会合，在组长家门前的院坝里与群众代表谈判。这里的气氛果真要比岳家湾激烈得多。
一个中年男人首先发言：“煤气管道这事说得很早，现在从我们湾子经过，听说上面一亩地拨的是1000块，但政府要留300，村里也要留200，到农户手里只有500，这是不是在吃我们？土地是承包给我们的，一定30年不变，但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地到底是我们的还是政府的？如果是政府的，你们就全部拿去好了。”话一出口就有些刺人。
另一个发言者：“上面拨1000，就应该给群众1000，如果你们还要从中拿，那公粮我们是不是也要减？”
组长：“中央才在讲‘三个代表’，其中第一条就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工程我们拦不住，但你们从中抽取，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言一个比一个厉害，而且都既说事实，又讲道理，还扯上了政治。看来，在镇村干部眼里的“刁民湾子”其实是很懂政治，并且很会讲政治的，只不过他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逻辑上讲政治，并且运用政治。
宋正良着实没有料到这个湾子的农户已经知道镇村组织的内部运作，略微显得有些被动，但他毕竟久经战阵，早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扯皮拉筋，他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在讲对自己有用的政治，而服从大局的政治为何不讲？一想到这里，他便重新气定神闲，讲起他所需要的政治来。
“大家也清楚，西气东输是重点工程，对农户的补偿规定是一年500元，上面按两年补下来，但我们实际上只耽误一年，全镇都是这样，剩下的钱留在镇村，主要用来解决遗留问题，如遇有特殊补偿或开支，没有其他渠道出钱，就要从这里面出，所以，这不能算是截留。如果标准不是500，我们截留了，大家还可以争一下，但我们是按照规定的标准下发的，这个补偿标准是定死了的，我们并没有扣大家的钱。大家再想想，我们成天来回跑，做工程的协调工作，也要用钱，国家又没有从其他地方拨钱过来，只能从这里面开销，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干部在给农民算经济账时，也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叫你无以反驳，除非你能证明上一级政府或施工方还从其他渠道给政府划拨了处理特殊问题的专款或协调工作经费，否则你就很难找出其中的漏洞（如果有的话）。但是，一般群众又何以可能与政府共享同等的信息？又凭什么去证明施工方与镇里还有其他的经济交往？于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哪怕是如大陈塘边李湾这样的“刁民湾子”，也很难不按照镇、村组织给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逻辑去思考和行动，在这个时候，这种思考和行动要么变得十分消极和被动，要么就只有“明火执仗”地“行蛮”“斗狠”。
一群众：“一个200，一个300，有没有文件？”
宋正良：“这是政府的规定。”
“如果明年还耽误呢？”
“那就继续按今年的标准补。”
“你把文件拿给我们看看，是否写明是500。”
“政府随时可以制定红头文件。”
“可是也提得太多了，就不能少一些？”
“前面开工的村子都是这样。”
“别的村是别的村，我们是我们，500块钱是青苗补偿，土地损失呢？”
“国家只承认青苗补助费，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负责复耕，谈不上补偿。”
“那就等我们把青苗割了再说。”
小组长：“说穿了，前面湾子的农民要纯朴一些，我们这里的农民要懂一些，不太好说话。不是要讲政治吗？我们这里的人就是更懂政治。”
与小岳村岳家湾一样，塘边李湾的组长也站在农户一边。
一直在旁听的村支书钱秉贵忍不住了：“不要钻牛角尖，土地为什么又不丈量呢？如果要丈量又如何？”
小组长：“我们各谈各的，现在谈的是煤气管道。说实话，我们也承认可以提，但你们也提得太多了，一锄头挖得太深。”小组长不想扯钱秉贵所提的丈量土地问题。扯皮就要扯站得住理的，站不住理的谁会去扯？这就叫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有各的路数，我不会上你的道。他又提高嗓门：“政府干部、村干部都在这里，我们今天只是把意见反映一下。说句丑话，你们也做不了主，如果要强行搞，是么样搞法？打死人还是打死伢？”
宋正良被这一系列纠缠搞得有些恼火，他不想老这样扯下去，便忍住火气说：“你们的想法我会反映，但工程非搞不可，至于你们的想法是否会被采纳，就不一定了。说句实话，任何工程政府都是要留头钱的。”
小组长：“留头钱我不反对，但不能太多。”
宋正良：“那今天就扯到这里，先把土地丈量了，不忙施工，谈妥了再施工，行不？”
群众同意。
小组长缓和了语气：“宋镇长，你们也讲群众利益，群众有意见，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你们提得太多，我们有想法，不解决，强行开工是不行的，肯定要出麻烦。”
宋正良也畅快了些：“我明白你们的想法，但我在这里也不能表态，这件事情涉及管道沿线的6个村，不是你们一个湾子。”说完这话，便起身告辞。
上了面包车，我问宋正良：“像这种态度强硬的湾子，政府有没有可能让步？”宋说不可能：“因为已经搞了6个村，都是这样办的，如果这个湾子是另一个标准，那其他搞过的村都要推倒重来，而接下去还要涉及9个村，大家相互比着，如果谁狠就向谁让步，工程就没办法搞了。”
回答完我的提问，宋正良又转身问宋德益：“这个3、2、5的标准是谁泄露出去的？”不该让农民知道的农民却知道了，工作的难题就加大了。
钱秉贵和村主任也上了车，启程后，宋正良叮嘱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硬碰硬，下来之后再从侧面做工作，例如组长，就是陈文庆（村会计）媳妇的哥，还有……私下里再找人去说，如果的确有困难，再商量，或者以后再想办法解决，但这一次已经这样搞了，就不太好改动。”
我又问村主任这个湾子的情况，他说这个湾子有名的难缠，有百十号人，326亩土地，却只上报了170亩。
车东行，钱书记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激动之中：“你丈量他的土地吧，他说上面的精神是让农民自报，不允许丈量；你让他自己报吧，他就多种少报，荒一升报一斗：典型的刁民。这次补偿到了村里，不能先发，要先把他们该缴的公粮扣出来，否则又收不上来。”
宋正良也插话：“这些人也是吃硬不吃软，你真的把推土机开上去，强行开工，你看他敢不敢动，你看他要不要钱，他要都要不及。”
钱书记：“就是这个队长，在我那个湾子办了两个鸭场，占了村里的土地，已经有两年的承包费没交。他要办什么手续，对不起，一五一十地先给我把所有的东西结清再说。”
听了钱书记这话，我笑了起来。看来，我在双村看到的村干部与“大社员”的拉锯战在这里也一样存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也是村里对付“刁民”唯一有效的办法，不怕你狠，就怕你不求我，等你求村里的时候，你就得听村里的摆布了，到时候，欠多少就得把多少，结清了账再谈要办的事。正式权力的制度化运作就这样转化为非制度化的运作，官—民之间的规范游戏转化成了民—民之间的非规范游戏。[11]（参见附录1：87）
大陈纠纷的第二天，我们又驱车前往小岳村的另一个组查看天然气换气站的占地问题。路上，宋正良告诉我，关于昨天大陈村的纠纷，林靖南的意思是先放一放，先通过侧面做做工作再看。我问有无可能采取个别安抚的办法解决，宋正良一听笑了起来，说我对基层工作已经入门，但又说这一次不可能，涉及的村组太多，消息一旦泄露就不好办，只有通过其他途径做工作，也可以答应以后在其他事情上给予补偿。
到达占压地点，村里的李书记和小组长正等在那里，我们便一起前往建换气站将要占压的两亩地里查看。
这块地分别由三户农家承包，其中承包面积最大的农户刘代昭夫妻此时正好也在，见宋镇长来了，忙上前打招呼。换气站的界桩已打下地，夫妻俩就问地价是多少，宋答道“3000”，刘说：“太少了，谈都不要谈。”宋问他要多少，“起码6000。”宋正良闻言笑了笑，未与他理论。刘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了，你当镇长的还是要反映一下，到时候不要说我们不好说话，不给面子。”
刘代昭又指着界桩外沿一块边角地：“这块边角地与别人的地埂离得近，这边一占压，余下的一角牛不能去，又派不上其他用场，实际上也就报废了。”
宋正良看了看：“这好办，一起征用，不会让你吃这个亏。”
于是，双方别过。
我问宋德益：“这3000元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有一些，区里拨下来不止这个数。”
“多少？”
“按每亩1.2万元下拨。”
闻言，我暗暗吃惊，这么说，大头都让政府拿去了？但碍于李书记等人在场，我不好追问，一直到中午我们在镇上一家路边店里吃饭时，我才重又接上关于地价的话题。
宋正良告诉我，这一个工程的土地征用，业主补偿给区里是每亩7.5万元，这大概已经是按新补偿标准给的了，区里拿到这笔钱后，还要按每亩20000元左右的标准上缴到市里，接下来拨到镇里就是每亩1.2万了。宋正良说：“现在就是大官卡着小官玩，没治了，我们私下里也认为不合理。按说，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村、组截留还有一定的道理，其他就不好说了，但现在全国都这样，所以，我们的土地实际上还是国有的。”（附录1：88）
在川东双村调查时，我对于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与农民的关系曾经有过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站在农民的角度，也许并不会怀疑集体所有制的真实与完整性，尤其是大集体时期，当农民在生产队里劳动，同时又在生产队里分配口粮和现金时，他们更是会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至于土地能否出租和转让，倒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土地始终摆在那里，他们从一生下来就看到它们，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土地是不会移动的，国家也自然无法把土地“拿走”。而从大集体转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站在农民的角度，也许他们仍旧可以不去细究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农民仍然是从对土地的使用和土地收获物的占有这一经验化的角度去判断土地属性的。正因为如此，农民普遍地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视为分田到户，并对承包土地产生“私”的体认。“至于在集体所有制下社员要缴公粮，在承包制下村民要完纳各种税费，这无非是亘古不变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游戏规则，是农民作为国家的臣民或公民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吴毅，2002：120）我的这种认识，对于反映土地农用性质不变状态下的农民关于土地的日常权利意识也许是不错的，但是我发现，当土地的使用性质改变，即面临被租用或征用的状态时，就可能是有问题的了。当土地处于非农化的流动状态中时，我发现不要说农民关于集体土地公私观念的惯常协调状态可能被打破，甚至土地集体属性不完善的面貌也会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土地非农化转移过程中，面对政府的强势，不要说农民，就是作为集体载体的村组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如前所述，在征地收益的分配格局中，相对于各级政府，村民和村庄都只能得到小利。在这个意义上，村民与其说是集体社区共同体的构成者或集体土地的承包者，不如说是国有土地的租种者；而村级组织与其说是村集体权力与行政的载体，不如说是国有土地的代管者。[12]因此，这就进一步提醒人们，评价一个制度及其效应，不能单看它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看它如何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可能产生什么效果。
在既往关于土地属性的学术讨论中，私有化导致土地兼并，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导致政治不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在历史学和现实学术领域几乎被公认的经典命题，并且成为人们反对私有化的最为重要的现实理由。假设我们仍然承认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这个人口超大国家中的有效性，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场景中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却往往被忽略的命题——以官本位为核心的资源运作方式和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对比态势，往往是农地被以另一种形式“兼并”的重要原因。相对于这种兼并，私有化对于农地的兼并，其过程可能更为缓慢，成本更为高昂，个体农民也相对更有能力抵御。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对农民土地的大规模掠夺，与其说主要是地主以经济名义所展开的市场性行为，不如说是国家以公共名义所发动的政治和行政性行为。往往正是通过公共的名义，国家可以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迅速征集到大片土地。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土地属性均已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在许多场合中，官民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博弈能力并未改变。结果，反映在一个具体的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对土地就既无定价的权力（在集体的名义下，这一点甚至不如古代的私有），也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农民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承认政府定价乃至于截留特权的前提下，以种种方式想方设法地让政府再提高一些补偿价格，或者在左右攀比之后，得到某种程度的公正感受就知足了。至于说到要与政府就地价问题展开谈判，那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由此，我们得以完整地理解在不同场域之中农民的可怜与“可嫌”这一两极状态的转换关系，既然并不存在从体制内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特定状态下以某种体制外的手段和方式博利，便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其实，不仅仅村民在与政府博利，一些村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开发之机与政府博利。11月19日上午，我与宋正良、宋德益和镇城管所所长孙福临一起再次下到小岳村岳家湾。因为农户仍然未领青苗补偿费，这就意味着他们仍然不同意按500元一亩的标准进行补偿，于是，两宋便又得再次去协调。我们直接驱车去村部。
村部原是村办小学，后来因为村校撤并，(7)改作村部，现在又正在筹建小镇豆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上了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村里的李书记正在等我们（他现在也是豆制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李总经理了）。他告诉我们，并不是像传言中说的三组的工作都没有做通，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村治保主任私下串联与他关系紧密的几家农户故意不领钱，借此压施工单位将途经岳家湾一段长2.8公里的土方工程交给他们施工。土方工程是挖一道宽10米、深2米的沟，用于埋设天然气管道，工程施工价格为每公里5000元，2.8公里工程量的毛收入就有近1.5万元，如果承接下来，对湾子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宋正良听到这里，明白了问题的根由，他没有多说什么，依照惯例，只要有可能，他都会满足村干部的这一类要求。因为你要村干部配合政府的工作，就必须给他们一些甜头，而村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承接辖区内的公共工程，也早已成为基层社会比较普遍的事实。如果干部本人不好出面，就往往通过一些村民，甚至让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者制造麻烦，阻挠施工，一旦镇干部明白问题所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切矛盾也就自然消解。干部承包了工程，出头制造麻烦者利益均沾，这其实也是如今城乡接合部地区在工商业开发中普遍存在的秘密，难怪一些政府干部会使用一些过激词语来描述这种现象——“没有黑道背景，你就根本不可能接到工程。”其实，在承接工程的背后是否真有黑道的影子，如何定位黑道，可能都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的，但一些村庄干部与地方社会各种权势力量结成关系网络，以尽可能地捞取利益却是事实。
从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我们碰到了作为麻烦制造者的治保主任。宋正良亲热地与他打招呼，故作不知地要他去做几户思想不通者的工作，至于他本人的要求，宋没有当场承诺，只是说会尽力去与施工方协调。治保主任边听边点头，并对我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工作都做通了，就没得酒喝了。”宋笑了笑，没有反驳。看来，治保主任以这种方式强包工程也不是第一次了。（参见附录1：89）
村干部为自己博利，如果有可能，他们也为村民博利，这正是如今乡村干群关系的复杂所在。不久之后，宋正良等人再次为天然气换气站占地一事找小岳村的刘代昭等农户商谈。刘还是那句话：“国家占压我们配合，但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如果还是3000元，那谈都不谈，至少也要跟洲头村一个价。”
说不服刘代昭，宋就转而与小岳村的李书记沟通，李书记却说：“我的态度也是4500元一亩好，难道我们村就是小媳妇生的伢？”于是，接着刚才的话题，镇村干部之间展开了一轮讨价还价，这一次，村干部明显是站在村庄的利益上讲话。
面对李书记，宋正良讲了实话：“其实我的意思也是给4500，因为相互比着，工作做不平，但林书记的意思是参照小城镇建设征地的价，3000元一亩。这里靠近镇街，前些时候与其他村谈地，也是3000，林书记怕一旦给4500，其他村不服，更不好做工作。我和武镇长的意思还是给4500，其他村迟早要补上去的。但林书记既然定了调，我也就只有这样来回磨，你说好磨不好磨？这哪里是做工作，简直就是在谈生意。”
李书记仍然坚持他的立场：“还是应补4500，你开发区是这么高，我们这边又只给3000，这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再说了，我们也该为农民讲点话了，4500元不多，吃不了一辈子，他们的地快占光了。我的意思还是前面的乌龟爬出路，后面的乌龟跟着爬，别人多少，我们多少。”
“当然啦，我们向农民做工作的时候，还是咬死3000，实在不行，再涨一点儿，3500、4000，但4500也就到头了，全镇的最高价也就是这样了，也不能由着他们要，真要依他们，一两万也不满足。”李书记在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农民立场之后，又换了一副口气，站到了政府这边。
“对农民也要软硬兼施，到了4500再不干，我们就强行搞，一搞就耶啰(8)，你真要来硬的，不怕事的也少。龙岛开发区那边，开始还不是闹，最后强行开工，还不是耶啰？”
看得出来，李书记不仅是要在农民和政府之间来回磨合，更为重要的是要争一个村庄之间的公平待遇。李在刚才的谈话中就提到，小岳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比洲头差，为何就要矮人三分？看到李书记这样的态度，宋正良不好再坚持，他答应晚上向林书记汇报，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附录1：90）
(1) 村里与一投资商合作办了一家公司，名为洲头产业，由投资商出钱，洲头村以土地入股，准备合作做房地产开发，但因土地无法报批，公司尚未进入实质性运作。
(2) 指租地的价格。
(3) 据说，在开工剪彩大会那天，有一些村民想冲击会场，找上级领导反映意见，被强力劝阻。
(4) 川东双村农民对媒婆的形容。（参见吴毅，2002）
(5) 绕定远曾经担任镇党委副书记，现任镇人大主席，但人们在习惯上仍以绕书记相称，这也反映出书记一职较之于镇人大主席在乡村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6) 开采石场属于安全要求很高的特殊生产行业，政府对炸药发放实施严格的管控制度。
(7) 至少自人民公社时期以来，在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背景下，农村小学按行政村（生产大队）来设置，村村有小学已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自上个世纪下半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自然村和行政村内的学龄儿童逐渐减少，以至于按行政村设立小学已经极不经济，在我观察过的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现在的状况多是两三个行政村共设一个小学，这样，原先的一些村办小学校舍闲置，多改做村部，或用于兴办企业。
(8) 耶啰是当地方言，有行了、不用再说了、搞定了等多种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