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巨区：从长江上游出发

附录　巨区：从长江上游出发

《跨出封闭的世界》完成于1989年，第一次出版是1993年。相对于“中国社会史”这样的大题目，它是一部区域史，而且集中在清代四川。但是相较我之后的著作《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跨出》一书还是相当宏观的，不过却是我后来著作的一个坚实的开端，或者说是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跨出》一书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后面的几部微观史著作。

《跨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生态与环境、人口与移民、耕地与粮食、市场与城市、贸易与经济、政府与控制、文化与教育、宗教与信仰，等等。其实，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写成一本专著。而当我在1980年代写作这部著作的时候，几乎上述每一个方面都缺乏相关的专门研究成果。《跨出》出版以后，关于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和四川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而我自己之后写作的几本书，也几乎是在《跨出》的某一方面的进一步发掘和开拓。

附录的这三个部分，皆选自《跨出》一书，刚好和本书正文的四大部分相对应，读者可以看到我后来的研究，都能够在《跨出》这本书中找到渊源。其中，“重庆与成都”，在《跨出》一书中是第四章的第八节，原标题是“都市与都市商业的繁荣”。其中成都的部分，发展成了《街头文化》一书。“城市与茶馆”，选自《跨出》一书第九章第一节“城市社会生活与市民阶层”，其中讲茶馆的部分不过两页，但是在这一基础上，我用了超过15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成都茶馆微观历史的两部专著（本书第二和第四部分便是相关研究的选录）。“啯噜与袍哥”，是《跨出》一书中第八章的第四节“啯噜——游民的帮伙”和第五节“袍哥——四川的哥老会”，总共只有十几页，但是我以此为基础，通过自1980年代以来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完成《袍哥》一书，而且正在撰写一部更宏观的袍哥历史三部曲。

在今天看来，《跨出》一书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方法，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这也是历史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是应该令人欣慰的，因为这反映了近30年史学研究的进步。附录中的注释，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痕迹，相对粗糙，收入本书的时候，为了保持原貌，就没有进行调整和改动。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30多年前所做的研究时，能够把它们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或许能够对了解我个人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乃至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发展脉络，有所帮助。

重庆与成都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市场网络随着商业的繁荣围绕各级城市发展起来。在一个巨区内，总有一两座城市成为人们商业活动的中心，与其他城市相较，贸易活动更加经常化，参加贸易的人数更多，贸易量更大，因而贸易的设施、条件也更完善和优良。

长江上游的城市，大体可分为由地方行政管理形成的和经济活动形成的两种类型。前者是军队屯集、驻守的据点，最初是因军事目的而设，然若仅具备军事的功能，则兴废俱快。因此这类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功能往往有所变化，它们能否长期存在并发展不取决于其驻军的数量，而取决于商业和手工业是否兴盛。如重庆在明清以前主要是一个城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明清以后由于成为长途贩运的起落点才繁荣起来。后者一般出现在农业较发达、较富庶或交通较便利的地区，人口和手工业以及一些服务性行业相对集中，往往成为统治者、贵族、官僚、文士等聚居的理想地点，同时也是商人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到一定的阶段，它容易发展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重庆是清代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渝州……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物萃聚……如昭文则有丹柒、旄、羽；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楠、梓、竹、箭；利用则有鱼、盐、旃、裘、柒、丝、、纻，若铜、若锡、若铅、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1)。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重庆的城市规模。明代重庆城内有8坊，城外有2厢；到康熙中后期，城内已发展到29坊，城外21厢。(2)同时重庆城市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东部地区入川的移民，把重庆作为第一个大的落脚点。据称，重庆“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3)。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重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商业性移民，“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4)。重庆及经济区商业的繁荣，影响到川江航运的兴盛，外省仅在“大江拉把手”者，“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5)，反映了重庆这个经济中心的作用。

重庆的商业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而其中从事工商的占208户，为总户数的69.3%。又据同治《巴县志》，嘉庆十八年（1813）重庆紫金坊、灵璧坊共有534户，其中从事工商业者362户，为总户数的67.8%。重庆的商业基本上被移民所控制，“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嘉庆年间经各省客长清查，当时在重庆领牙帖者共109行，几乎全为外省人，综计江西40行、湖广43行、福建11行、江南5行、陕西6行、广东2行，而四川本籍（保宁府）仅2行，其具体行业和省籍分布见下面表1：

109家商行中，以经营山货、棉花、药材、靛青者为最多。上述四项共有62行经营，占总行数的56.9%，而且主要集中在江西（山货、药材）和湖广（棉花、靛青）商人手中。

近代以后，对外贸易的开辟进一步刺激了重庆商业的发展。例如，重庆的山货业便起了巨大变化。开埠前的山货原由药材字号附带经营，并未独立成帮，间有经营牛皮渣滓加工的胶帮附带运销牛羊皮出省，亦有经销洋货的广帮贩运生猪鬃回广东加工后出口，均属小本经营，品种不多，数量有限。19世纪90年代初山货出口品种和数量急剧上升，由原来的猪鬃、牛羊皮等数种迅速增加到30余种。到清末民初时，除已有洋行十余家外，重庆专营山货的字号亦发展到十余家，中路商二三十家，行栈十余家。(6)

19世纪末重庆已成为洋货输入西南的转口地。如进口洋布从重庆再远销到上游各地大中城市，如成都、嘉定、叙府、绵州、顺庆等地，并初步向云贵渗透。以经营洋布为业的重庆布匹字号随之大为发展，广货铺也应运而生，大小水客经常云集重庆。一般字号的资本额大多增至三千两左右，而聚兴祥字号已达万两。布匹字号也由汉口进货改为上海进货，独资经营者也逐渐增多。光绪中重庆布匹业有60家左右，甲午战后各种洋布充斥市场，重庆作为洋布西南转运枢纽的作用也更为突出。那些获得大利的各州县水客，转而在重庆开设字号，光宣年间布匹业已增至90家左右。布匹商在资金周转上较以前灵活得多，资本额一般增至六千两左右。(7)

在商业活动中，重庆各行业形成了各类组织严密、环环相扣的交易系统，各个交易环节都成为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系统都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长期自然形成的。以重庆的山货贸易为例，按营业性质，经营山货者有以下一些部门：

字号业：经营山货、办运出口，分桐油字号、杂货字号、猪鬃字号；

洋行：办运山货出口，属山货业，凡不入公会者不能享九九二回扣权利；

堆栈：替山贩介绍山货之售卖以得九七佣钱为收入；

中路：又称车囤，替字号买货或自行买卖货品，分为杂货中路和猪毛中路；

经纪人：为个人执行介绍业务者；

洗房：捡洗黑毛制成熟货，然后转售字号或洋行；

梳房：专门梳扎白毛转售字号或洋行；

鸭毛行：收零成整加以捡制，转售字号或洋行；

猪肠厂：设厂收货整制后转售字号或洋行；

胶房：自行收买牛皮，经制后转售字号或洋行。(8)

以上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内部组织结构见表2：

这样，在商品流通和商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从事商业活动各种层次的人物，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相异，得到的商业利润也不同，但他们各自构成了商业活动不可取代的一环。各种经纪人、中路、洋行和字号，都是城市贸易的流通媒介，即起着中间商的作用，是他们维持了城市商业活动的运转。由于卖与买双方能够直接与中间商进行交易，所以中间商的出现可以减少或割断生产者间的直接联系。这样方便了交换，缩短了交易的距离与时间，从而把复杂的交易活动简化了，同时也就扩大了交易的规模。

而成都与重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在长江上游区域贸易中不及重庆重要，却是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也是川西平原的商业贸易枢纽。明末清初的成都由于战争破坏，成为一片废墟，随着清初经济的复苏，成都城市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清代都起着川西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商贾辐辏，阛阓喧阗，称极盛焉”(9)。成都东门外水码头“百货交驰，是以本地繁庶而毂击肩摩，自朝达夕”(10)。许多文人描写成都的竹枝词再现了这种盛况。乾嘉时一首竹枝词说：“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11)道咸间吴好山咏道：“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饬，吹弹夜夜乱如麻。”(12)

城市手工业的兴盛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成都“城内百工咸备，皆有裨于实用。其精巧者无过于织纺，有宫绸、宁绸、线缎、倭缎、闪缎、线绉、薄艳平纱、明机蜀锦、无心锦、浣花绢、龟兹阑干，每年采边运京，常以供纺织之不足。妇女务蚕事，缫丝纺织，比屋皆然。在城者多善针黹，缝纫刺绣，色色皆精。贫苦孀居，竟有恃十指以为事蓄之资者”(13)。乾嘉年间杨燮所作《锦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描写了成都一条街的丝织情景：“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这是当时成都手工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在近代，成都是长江上游除重庆之外的商业活动的交结点，“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此中商务之盛，一望可知，货物充牣，民户殷繁。自甘肃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间数千里内，林总者流，咸来懋迁取给”。与重庆不同的是，直至19世纪末，成都受洋货的冲击还较小，土货的交易仍居主要地位。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游历成都，据他的记述，成都“洋货甚希，各物皆中国自制。而细考之下，似有来自欧洲者，但大半挂日本牌记。出口货有丝绸、布匹两项，物既粗劣，价反加昂，惟耐久经用，行销故广。不特销于四川，即毗邻各省，亦争相购致也。销路之远，可至广西、云南，乃于北圻各埠”。像草帽、药材等土货都在成都聚集并大量运出口，“能在各通商口觅得西国主顾，装船后运赴汉口，以达上海”。如法国某洋行将草帽“发行欧洲，发约数千余包也”；各种草药“尤以成都为荟萃处。凡药肆所售药料，皆来自四川装运……但见此等船只，数百成群，连樯而过”(14)。

清代成都城市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都城在顺治三年（1646）被焚毁后，省治暂设阆中。顺治十六年（1659）省治迁回成都，葺城楼以作官署。康熙初重修成都城，“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15)。四个城门各有名称，东门曰“迎晖”，南门曰“江桥”，西门曰“清远”，北门曰“大安”。康熙四年（1665）于明蜀王府内城旧址建贡院，其四周建城墙。康熙五十四年（1718）于大城之西增筑满城，于是成都大城内包有两小城。满城驻旗兵，由成都将军管辖，实为大城中之独立王国。满城“城垣周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满城内有“城楼四，共一十二间。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16)。乾隆四十八年（1783）重修成都城，用银六十万两，“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二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城楼顶高五丈”(17)。四门城楼，东曰“博济”，南曰“浣溪”，西曰“江源”，北曰“涵泽”。乾隆末年李世杰《成都城种芙蓉碑记》写道：“命有司于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18)说明当时城市面貌已比较受重视。

法国人马尼爱曾描写过成都的市容：城内大街“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城市规模者，此为第一”(19)。此语不免有所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成都这座大商业城市的气派。

在长江上游城市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口重心有东移的倾向。这即是说，以重庆为中心的经济区人口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经济发达的成都经济区，人口的吸附和聚集力愈来愈大。下表3从人口密度的变化来看人口重心的东移。重庆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嘉庆中期每平方公里77人，略高于四川平均密度（72人）。但到清末，重庆地区人口密度增加了两倍，达到每平方公里229人，远远超过全省平均密度（154人）。而同期成都地区人口密度基本上没什么明显的变化。成都平原是上游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成都府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嘉庆中期即达每平方公里347人，而清末也仅增加到373人。在重庆地区的14个州县中，有11个州县人口密度都增加一倍以上，而成都地区16个州县中仅有2个县增加一倍以上，甚至有8个州县人口密度还有所下降。崇宁县的人口密度由嘉庆中期的每平方公里1030人，下降至清末的360人，后者仅为前者的35%。

这种人口重心东移的现象，在两大中心城市重庆和成都（包括城郊）的比较中就更明显，巴县嘉庆中期每平方公里仅66人，1910年达到299人，后者为前者的453%。而成都（包括华阳）嘉庆中期每平方公里962人，1910年为829人，人口密度下降了16%。所谓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长江上游人口的重新分布，是重庆区域经济与川东城市发展的结果，是与经济重心东移相辅相成、彼此推动的。

重庆是19世纪下半叶才较快地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上半叶，成都即已是一个中心都市，而重庆仅是一个区域都市。19世纪90年代，重庆成为内外贸易的中心。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区域与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区域分隔开来，划定了两个都市贸易系统的区域界线。在长江上游核心区的五个区域城市中，除叙州府处于重庆和成都经济区交界线上外，其余有三个在川东区（即万县、顺庆府、泸州），仅一个（嘉定府）在川西区。16个地区城市中，除三个在交界线上外，川东区有七个，川西区六个。这也证明了重庆经济区的城市化在长江上游是最快的。

城市与茶馆

长江上游地区在地理上的独特结构，导致其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城市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社区，它的生活往往具有上游社会的典型风貌。下面仅以成都作为个案，来考察上游社会生活的状况。

城市特征是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分不开的。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即是水利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人口稠密、精耕细作，农业自来发达。而成都即位于平原中心，据清末出版的《成都通览》称：成都 “寒热适度，晴雨亦均”。(20)由此可见，成都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城市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对城市、城市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成都还保留不少乡村的风味，直至清末在城内还可见到田园景色，“近城一带，蔬菜繁盛；城外则城根周围一带，皆近壕菜畦也”。而且在“城内之隙地种菜者数十户”。当时城内有小关庙、圆通寺、石牛祠、文殊院、北较场、观音堂、宁夏街、王家塘、宝川局等31处菜园。过去“菜市原无一定，菜担甚多，沿街挑”，清末由警察管理城市，“不准在街乱搁，归入市上，方听其自由售卖”。在太清宫、福建馆、棉花街、冻青树、南大街等地设了十个菜市。(21)

据成都地区有关史志记载，成都居民习俗多“务农业儒”，“中人之家，非耕即读，并有一人而冬夏读书、春秋耕获者，犹不负古人负耒横经之意”。这种务农业儒的生活习俗是城市文化生活乡村化的表现。成都每个月还有蚕市、农市、药市、花市、夜市等定期集市贸易，这些农贸市场分散在城内各街道。不少街道有了分工，一定的街道成为同行手工业者和店铺的集中点。如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打金街、打铜街、棉花街、纱帽街、暑袜街、丝棉街、红布街、搓布街、染靛街、糠市街、磨坊街、染房街、布袋巷、烟袋巷、灯笼巷、簸箕街、豆腐街、刀子巷、珠市街、锣锅巷、杀猪巷、鹅市巷、羊市巷、草市巷等专业街道，多达百余条。(22)这反映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紧密结合，体现了成都作为一个传统社会城市的特征。

说到城市生活，首先就是衣食住行。作为一个文化和消费城市，成都人衣食甚为讲究，如嘉庆时杨燮所作的一首竹枝词所说：“锦江春色大文章，节物先储为口忙。男客如梳女如篦，拜年华服算增光。”(23)成都自来丝织业发达，诸如蜀锦、蜀绣、蜀布等。各种绸缎更多，如绸货就有府绸、庄绸、长绸、毛绸、西绸、里绸、上方大绸、贡绸、宁绸、泰西仿绸、暑凉绸等；缎货有巴缎、贡缎、素摹、锦缎、摹本缎、漳缎等。这成为成都讲究的物质基础。据《成都通览》称：“成都之各帽式则年年变更，大帽多照京都新式，小帽多照苏杭新式。”衣服的样式变化也很快，清末傅崇矩就说：“近来成都讲究穿着，女衣则尚简便，不似上年之华丽宽大；男衣则尚窄小，多用苏洋各料者，皮衣则年贵一年。”(24)特别是妇女，衣着鲜艳，甚至模仿戏装：“衣服妆束，随时改变，一年一变，大约因戏台上优伶衣服式样，为妇女衣服改革之模范。”(25)清人写的关于成都的竹枝词中，穿着打扮的描写甚多，如吴好山：“满头珠翠绮罗身，玉钏金环不羡银。出入玻璃新轿子，端因嫁得是红人”；“鬓梳新样巧趋时，淡点朱唇淡扫眉。云绿色衫镶滚好，扎花裤脚一双垂”等(26)。

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养成了成都人讲究饮食的习性，并不断地完善发展，终形成其声名远播的菜系和独特的饮食文化。据《成都通览》的记载，成都四时蔬菜二三百种，各“包席馆”如一家春、第一楼、楼外楼、可园、金谷园等皆菜肴讲究，仅用碟子一项，便可见其排场：“有用十六碟者，有用十五碟者，有用九碟者，有用四大镶盘中用醉虾四角摆水果者，有十三碟而用四碟为热菜者，有用碟后即用四小汤碗者。”各种菜名及其吃法更是无计其数，仅是“成都席面所常用之菜”的“大菜”类中的海菜，就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清汤海参等55种。成都一般的炒菜馆和饭馆很多，价廉物美，颇有地方色彩：“成都之炒菜馆亦有兼卖饭者，饭馆亦有炒菜者。炒菜馆菜蔬方便，咄嗟可办，肉品齐备，酒亦现成。饭馆可任人自备菜蔬交灶上代炒，每菜一锅给火钱八文，相料钱八文。”成都之“家常便菜”也很丰富，据《成都通览》“约举数十，以见成都风俗”的就有117种之多。(27)关于成都的竹枝词中描写饮食的处处可见，如吴好山有“鲜鱼数尾喜无穷，分付烹煎仔细烘。九眼桥头凉意足，邀朋畅饮一楼风”(28)，冯家吉有“菜园酒馆好排场，裙履翩翩尽降光。雅座藏春花不断，美人名士此留芳”等(29)。

成都文物古迹甚多，文化较发达，造成了成都人喜娱乐的条件。元朝之《成都岁华纪丽谱》便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到清代此风愈炽，如二月十五日“赶青羊宫花会”，九月初九日“重阳，登高，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等，(30)另外还有定期“游草堂寺”（正月初七日）、“游城墙上治百病”（正月十六日）、“游雷神祠观放生会”（四月初八日）等。(31)在武侯祠，“有古柏、铜鼓、昭烈帝陵，每逢春正月，游人如织”；草堂“在南门外西南七里，修竹千万，梅花亦多，夏日最宜纳凉，地亦宽阔。杜公祠、浣花溪题联甚夥。每年正月初七日，游人纷至”。(32)

清代成都的民间娱乐形式多样，诸如“打连三”、“烟火架”、“猴戏”、“被单戏”、“木肘肘”（即木偶）、“放风筝”、“扯响簧”、“斗雀”、“耍龙灯”、“狮子灯”、“车车灯”、“胖胡琴”、“耍把戏”、“洋琴”、“说评书”、“相书”、“打花鼓”、“川北锣鼓”、“唱书”、“莲花闹”、“灯影戏”、“陕灯影”、“板凳戏”、“唱道琴”等。这些娱乐活动往往参加者众多，如放烟火架时，“每放一处，则阁城观者均蜂至矣”；而“斗雀之风，成都昔日最盛。其所赌之彩物，以千百计”。清末一些现代娱乐形式也在成都出现，如所谓“电光戏”，即电影，由图书局傅崇矩在日本“习演一年”，回成都后设“电光馆”；又如所谓“留音戏”，即留声机，“各铺有售者，大小均有。近时洋货铺新到者，甚大”；还有“西洋镜”，将油画、山水、人物“照于镜中，亦颇足观”。(33)

成都人最好戏曲，如乾隆年间杨潮观创作吟凤阁杂剧32折，与优人乐工相互切磋，开创了清代成都地区文人与地方戏剧结合的风气。后来有文人黄吉安继续这一传统，直接创作和改编川剧“五袍、四柱和江湖十八本”等剧本，成为以后艺人沿用的标准剧本，称为“黄本”。(34)清代成都戏目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仅《成都通览》上所列者，就有《战南昌》《宫人井》《绿牡丹》《柳阴记》《后雷峰》《评雪辨踪》《扇坟》《荡湖船》《游西湖》等360出之多。(35)另外洋琴的各种曲目有《骂曹》《三气周瑜》《存诸葛》《苦肉计》《贵妃醉酒》《木兰从军》《舌战群儒》等近一百出。(36)

清代成都的城市社会生活中，赌博占据了重要地位，参加者有各色人等，上自富豪，下至无业游民，皆有“嗜赌成癖”者。傅崇矩便指出：“若赌则不必其家拥厚资也，即使家无担石之储，户有追逋之客，鹑衣落寞，菜色凄凉，而不惜典质钗环，脱却布袴，以供孤注之一掷，不必其年当少壮也，即使蒲柳之年已迫，桑榆之景频催，步履颓唐，精神老惫，而尚不免见猎心喜，逢场作戏，以逞片刻之豪情。”而开赌场者往往“联络羽党为护身符，或与差役通同一气，视官府禁令若弁髦”，形成了黑社会集团。更有嗜赌如命者“闻风赴赌”，甚至“不远百里而来”，“其来也，莫不携载重资；其去也，则已完无所有”。一些赌场和赌徒常去引诱那些“殷实土肥、初历世途、未谙事务”的“豪华公子”入赌馆赌博，时常巧设计谋，明赢暗窃其财。赌博名目奇巧，如翻天仰、倒脱鞋等，少有人不上钩，“使人一入其中，便有沉沦不迫之势”。结果不少赌徒倾家荡产，弄到“闾里之脂膏，悉以供若辈之朘削，冬暖而妻号寒，年丰而儿啼饥”的地步。

赌博的名目繁多，有大赌和小赌之分。大赌有“摇十出头”“盒子宝”“摇宝”等；小赌有“掷状元红”“掷金”“掷羊子”“掷五莽子”“掷老猴子”“麻雀宝”等。赌具则有纸牌、骨牌、麻雀牌、骰子、宝盒、筹马、青黑钱、色子碗、比子、红毡压子等。各赌具赌法各有不同，如纸牌有所谓“洗浆胡”、“门十四”（分大、小门）、“打掀”、“沾沾胡”（妇女多为之）、“打招”、“字牌”、“耄公牌”（乡下人多为之）、“大二牌”、“王会牌”、“打百子胡”（其中又分上四对、中三对、下四滥、斜斜、正正等）；掷骰子则有“青龙白虎”“归身”“出门”“幺二三四”“定子”“大拐”“碎拐”“红拐”“黑拐”等名目。清末成都警察明令禁赌，赌徒们则多寻躲避之法，如将过去掷骰易发响声的木盒、瓷碗改成草盒和纸碗，官方禁不胜禁，诚如傅崇矩所言：“赌窟中人，皆具绝大本领，绝大神通。”(37)

考察成都的城市生活，我们必然会注意到茶馆。“成都之茶铺多，名曰茶社。如文庙街之瓯香馆则名馆，顺草湖之临江亭则名亭，山西馆口之广春阁则名阁，亦不一定名曰社也。”据统计，清末成都茶馆共454家，当时成都计有街巷667条，可见大多数街巷都设有茶馆。成都茶馆的分布有疏有密，在商业、饮食业繁华区或居民聚集点茶馆较多，且规模较大。

全国大多数城市皆有茶馆，但成都的茶馆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即渗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生命力异常旺盛。过去城内居民喝水不太方便，井水又味咸，因此专门有人挑水进城售卖。由于水火不便，居民大多要到茶馆买开水、热水，各茶馆都有烧热水的大锅——瓮锅，“瓮锅之名瓮子，水多系井水，俗名圆河水，可以随意买回，一文一罐或一文一竹筒，可做洗脸之用，热度不到不能食也”(38)。可见茶馆的这种附属职能与市民生活联系十分密切。

成都茶馆为何如此之多？这是与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方式分不开的。第一，成都及附近许多州县都产茶，如名山、彭县、灌县、大邑、新繁、崇宁等，上游有60余个厅州县系茶产地，这为成都的茶馆提供了不竭的茶源。成都常饮的茶有香片、红白茶、苦丁茶、茶砖、苦田茶、毛茶、乌龙、松罗、青茶、宝红等。第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成都由于“民食鱼稻，无凶年之忧”，故形成了“其风尚侈，其俗好乐”的民风，品茗自然成为市民一大乐事。第三，成都是一座消费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的人固然不少，但亦居住着大量的官僚、地主、士绅、文人、旗人以及各种闲散人等，传统社会娱乐活动不多，因而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和相互交游的理想场所。第四，成都的服务业、饮食业发达，经营茶馆成本小、资金周转快，因此备受中小商人的青睐，一般市民开一茶馆也并非难事。第五，茶馆与人们当时的生活习惯有直接联系，下层贫民多整日为生计而劳作，生活单调，夜晚只有一盏油灯相伴，为消除疲劳，人们便到茶馆去喝茶、聊天、听书，这样不仅摆脱了陋室的黑暗，还得到了娱乐。

成都文化发达，风雅居士甚多，人们有很高的品茶水平，对茶馆也很讲究，一般“茶香、水好、座雅、楼高”则最为理想。由此还形成了不少生动有趣的行业语言，如抓、跑、免底、喊茶钱、揭盖子等；茶也有了许多代名词，如青老、清喉、木鬼、碧水、牙净、枝叶、木癸、扰棂子等；茶商也有许多“通用言辞”，诸如一音、二色、三春、四水、五岸、六芸、七里、八池、九千等。

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是当时人们交流情感、互通信息的重要场所。人们通过茶馆与外界建立联系，传播奇闻逸事。三教九流都汇聚在这里，吃茶者、卖货者、说书者、唱曲者、拉客者、洽谈生意者、乞讨者、贩毒者，等等，不一而足。茶馆在商贸中的地位十分突出，有相当部分的交易都是在茶馆成交的，甚至各行交易有了固定的茶馆，外地客商一到成都，径直便到同行业聚会的茶馆，买卖立时便可成交。因此，茶馆中便活动着不少牵线搭桥的掮客。各路袍哥、帮会也往往在茶馆设公口、码头，或交结四方豪友，或招贤纳徒，或火并议和。茶馆更是袍哥摆“茶阵”、识同党的好地方。在码头林立的成都，可见到茶馆中不少神秘客在指天画地，口中念着诸如“天星朗朗，乾坤一统”“青云载一仙，兄弟万万年”等密语或江湖黑话。另外，清末的一些社团，一无经费，二无地址，也只好以茶馆为联络和活动之地。茶馆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在传统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是纷繁世界的一个缩影，缓慢地映出一幅幅社会的风情画。

成都的市民阶层是颇值得研究的对象。市民阶层指共有一种传统的平民，是特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沟通联结起来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反映着地方文化的特质。关于成都市民的特点，傅崇矩曾有简单的归纳：“士类纯正，绝不闻革命谈；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乡风古板，尚不入靡丽派。”傅崇矩认为，乡风民俗不是小事，因为“国运之盛衰，关乎风俗之厚薄；风俗之厚薄，系乎人心之邪正”。民风与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成都市民有许多淳朴的乡风，如“每逢水心开日，必令小儿发蒙识字”；“每逢金满斗日，家家必做裹肚及搭连”；“凡友人得子，必送月礼，鸡蛋、肉、糖、衣料之类，必兼问之曰：乳够用否？大人好否？”“凡讼事毕，无论胜负，其亲友各放炮道喜”等。(39)

在傅崇矩的眼中，成都市民的陋俗实属不少。第一，势利。如“好结交官场，终被官场欺利”；“绅士好学官制”，装腔作势；一般人也“以出入衙门公局为荣”，“以与官场同财为恃力”。一首竹枝词倒是给热心结交官场者勾画了一个轮廓：“二人小轿走如飞，跟得短僮着美衣。一对灯笼红蝙蝠，官亲拜客晚才归。”(40)第二，虚伪及装腔作势。如“假意留客，客已离座，方假言：吃饭再走”；“相貌最丑，偏好装饰”；清末一些青年子弟“好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凡取得功名者，“必自己写报条，大书特书遍送亲友，公然自称为某老爷、某大人”。第三，钩心斗角、造谣生事。如“绅士不固团体，好排挤”；“谋事不遂，好造谣坏人”；“茶铺聚谈，好造风谣”；这些人往往是“不顾国体，自私自利而已”。第四，懒散。傅崇矩说：“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好斗麻雀者十分之八，好游庙者十分之七。”若红白喜事，“如有女客，则闹杂不堪，主人不胜其扰”。(41)一首竹枝词是这样描绘成都妇人的：“日过三竿甫下床，随身贴体短衣裳。胭脂胰粉香肥皂，备极新妆始出房。”(42)第五，迷信。如店家最尚忌讳，早饭前禁说“人熊”“豹子”“老虎”“鬼”等字。童子不知，偶言无忌，故春贴必书“童言无忌”四字，又如市民若“做恶梦，或眼跳，必书四句贴墙上”；“卜事好求神笺”；妇女则“最信僧道及女巫、卦婆”。第六，其他陋习。如不时有“溺女及弃私孩者”，凡产妇须40日“方准出房门”；不少市民还“好游监视户”（即妓院），“好在柿子园后面城垣上俯看园中监视户”；而贫民有的则“于年下多放火自焚，以图得赈恤”。

社会风气表现为一种无意的社会控制，对个人行为有潜在的影响，即所谓“陶淑人心，转移风俗，全在潜移默化”。傅崇矩认为成都市民的素质低，是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成都“阅报者不及百分之一”，“识字者不及十分之六”(43)，中间尤以妇女为多，如“恶妇打街骂巷”是司空见惯，“妇人吵骂，俗呼茶壶式。因其以左右手指骂，而以左右手掌弯拍腰肋上，若壶之有柄”。(44)这段话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泼妇骂街的神态，也从一个角度表露了记录者对成都民风的不满。

啯噜与袍哥 啯噜：游民的帮伙

在长江上游地区，清代是秘密社会组织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啯噜、袍哥、白莲教、神拳教以及它们的分支或变种，诸如青莲教、江湖会、龙华会、灯花教、红灯教、顺天教、无生门教等，还有穿行草野的红钱客、黑钱客、刀客、烟客、毛牯锥、马娃子等各种“流匪”，名目繁多，成分复杂，出没在长江上游地区各个角落。它们的活动方式、内部组织结构、语言以及装束等都各有特点。它们中既有反对异族统治的壮士，亦有“打富济贫”的豪杰，还有骚扰百姓的“盗匪”。它们始终是作为社会机体的异物而存在的。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啯噜最早出现在雍乾之际，起先主要活动在川陕鄂交界的巴山老林地区，乾隆初年便有不少关于啯噜的记载。如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称，由于啯噜的活动，致使“狱讼繁兴，囹圄充积”(45)；绵竹知县安洪德《除毁贼象碑记》称：“……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指谒张献忠塑像——引者注），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乾隆《江油县志》称：“蜀匪啯噜其极，则明季张‘贼’之忧也。”(46)乾隆中叶以后，史料上所见的啯噜活动更多。乾隆三十五年（1770） 啯噜在陕西紫阳一带活动，“出没不测”；四十五年（1780） 啯噜在陕西平利、汉中、兴安以及四川东部的梁山、垫江、太平、綦江和大竹等县活动(47)。乾隆四十六年南川知县禀称：“卑县防汛外委李文龙带领兵役轮查县属东路，闻有啯匪百余人在贵州婺川县杀伤盐客数人，经婺川县兵役追至贵州地方会拿，又被杀毙汛兵一名，并伤差役。”于是清兵于“各隘口堵截严拿”，并在与南川交界的涪州、綦江等处“一体预派兵役会截督拿”(48)。可见啯噜的活动已使当局深为不安。乾隆四十七年，为了严厉镇压啯噜，清政府订立《川省啯匪专条》，规定在场市抢劫和在野拦抢惩办办法，其在场市抢劫者，“凡五人以上不论得财不得财，为首斩决，为从绞监候；若拒捕夺犯伤人者，为首斩决枭示”(49)。同年，重庆府将啯噜“为首各犯，均改拟凌迟，家属缘坐，随同从犯俱拟斩决在案”(50)。

嘉庆初由于白莲教的兴起，大量啯噜加入其中，如严如煜说：“川省之啯匪自达州倡乱，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匪名矣。”(51)嘉庆五年（1800）白莲教蓝号冉天元等部入川时，吸收了不少啯噜子，队伍从三四千很快扩至五万余。(52)陕甘总督德楞泰曾写诗一首，曰：“嘉陵失守贼夜渡，裹胁啯匪不知数。欲涉白水直趋甘，幸有雄师扼前路。”(53)嘉道之后，啯噜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分化，除加入白莲教外，其主体部分日益与哥老会（袍哥）合流，到清后期几乎为哥老会所取代。

下面对啯噜的形成、内部组织结构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 啯噜的来源及成员组成

关于啯噜的来源有不同说法，一是由“轱辘”音转之说。此说认为，彝人在作战冲锋时，从山上一拥而下，口中长呼“轱辘”，后来汉人转以“轱辘”形容速度之快，啯噜因此得名。但此说难以解释的是，啯噜产生于川陕鄂交界的老林地区，而彝族地区出现啯噜是在嘉庆之后，因此，很难找到彝人与啯噜得名间的必然联系。一是“孤窭”音转之说，少无父为“孤”，贫不能为礼谓之“窭”，唐宋及明清均有收养“孤窭”的机构。啯噜最初成员多是无父无家的少年，贫困无以为生，遂相约袭击大户豪门，自称“孤窭子”。作案后官府围拿，禀报写为“啯噜”，以后孤窭子也就以啯噜子自称。(54)

啯噜主要由外省入川流民和本地无业游民组成。乾隆八年（1743）川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55)次年御史柴潮生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5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也称：“川省之啯匪，其源不同。川中膏沃，易以存活，各省无业之民，麇聚其间，好要〔邀〕结朋党，其头目必材技过人，众乃共推之。”(57)本地破产贫民也加入啯噜，以窃掠为生，如乾嘉间川督官多所奏： “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58)另外，散兵游勇也是啯噜的来源之一，“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逃兵与失业夫役、无赖游民散匿剽掠，号为啯匪”(59)。

刘铮云根据台湾所藏清档中地方官关于啯噜活动的各种奏报，对乾嘉时期的59伙计165名啯噜进行了计量分析。(60)第一，在165名啯噜子中，川籍占87名，为总数的52.7%。外省占近1/2，其中湖南38名，占23%；贵州16名，占9.7%；湖北和广西，分别占8.5%和6.1%。其实可以断定，在87名川籍中，有相当部分亦为先前的移民。第二，165名啯噜子中有96人身份不详，在已知身份的69人中，破产失业者比例最高，有44人，占已知身份者的63.8%；其次是雇工，有15人，占21.4%；再次是船工，有5人，占7.3%。其他如小贩、商人、手工业者、和尚等为数不多。69人中无一兵勇，可见散兵游勇加入啯噜者较少。(61)第三，在已知年龄的149名啯噜子中，50岁以上者仅2名，占已知年龄者的0.3%；41—50岁的中年也不过12人，占8.1%；14—40岁的有135人，占已知年龄者的91.6%。而其中14—30岁的青少年即有97人，占65.1%。可见啯噜子的成员主要是年轻人，难怪严如煜称啯噜子为“不能谋衣食”的“无赖恶少”。(62)

（二） 啯噜的活动特点与活动区域

啯噜活动的特点概括地讲，即规模小、出没无定、聚散无常、以窃盗为生，这在清代的档案文献中有较详的记载。据巴县档案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巴县正堂告示》称：“陆路啯匪成群结队，散布市场，拘摸剪绺，抢夺拒捕。一经查拿，伙党混杂于追捕之中，递送原赃，指引出路；脱逃之后，仍然聚集。” 啯噜“每凡一出，若不偷窃得手，断不分散”，各处“腰店”（四川俗称，即小客栈）多属其“窝家”，也于“孤庙随便歇宿”。乾隆四十七年（1782）重庆府的札文也说：“至于近年川省啯匪肆扰，立有棚头名号，结党蔓延多至百十人。”(63)嘉庆十年（1805）重庆府札文对啯噜活动的特点更有较详描述：

访得白土坝有土棍李应喜窝留匪类，扰窃天福镇、柳树坨、洋溪镇一带，有客长邝兴祥聚赌招匪，并有匪徒李猴子等在天福镇关（帝）庙内聚集结盟等事。……当拿获邝兴祥并李应喜之弟李应先、雇工薛以富、伙匪梁子贡审讯。据李应先供认，伊兄李应喜窝留匪类李猴子、卢帽顶等，共有五六十人。……又据梁子贡供：伊系李应喜干子，有匪三股，一股系卢帽顶为掌年，带匪二十余人；一股系李猴子、李应喜为掌年，带匪三十余人；一股邓小九为掌年，带匪二十余人，俱系结盟。时聚时散并无定所，往来于每郡连界之处，绺窃滋扰。(64)

可见这些啯噜每一小帮仅二三十人，每一大帮不过五六十人，而且时聚时散。(65)据刘铮云对59帮啯噜的研究，有一半以上的啯噜帮都不到20人，有三分之一不足50人，超过百人的仅3帮。

根据刘铮云在上面提到的计量研究提供的数据，我们可做以下分析：第一，四川是啯噜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有啯噜案件的14个府直隶州中，四川占9个；在59次啯噜案件中，四川有48次，占81.4%。第二，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的组合来定州县等级，凡有“疲”字的州县未见有啯噜案件，可见啯噜选择的目标一般不在贫穷地区，而“冲”——交通要道是啯噜经常出没之地。第三，啯噜的活动主要是在川东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而以川陕鄂的巴山老林贫瘠区作为大本营。有60%以上的啯噜案件发生在长江上游的核心地区。

各地市场是啯噜经常光顾的地方。严如煜称：当时啯噜“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捍护，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66)。嘉庆十年八月巴县兴隆场场约便禀报：“每逢三六九场期，近有不法啯匪，往往在于各场肆行擢窃，受害难言。……现值各处掠毁盐店，肆闹不宁。”(67)由于地方政府控制的无力，啯噜的活动几乎是有恃无恐，甚至带有半公开的性质：“每于州县赶集之区，占住闲房。时于集上纠众行强，酗酒打降，非赌即劫，杀人非挺即刃。”(68)

另外，啯噜的帮规、内部结构、外貌也有其特点。如组织内部“其长曰老帽、曰帽顶；其管事之人曰大五、大满；其兄弟辈所带之龙阳曰干儿，呼各兄弟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亵语，如犯之，拔刀相向，甚于调其妻妹”(69)。又规定，凡外出活动时若“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议散去，则各逃如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议共戮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70)。可见其帮规还是较严格的。啯噜子内部还“各有记号”，即有割辫与不割辫之分：“其割辫伙内，成群结拜。割下之发，烧灰之酒共饮，各护其党。其朋头因欲出头露面，故不割辫。”(71)在操械上也有所讲究，李调元《续函海·榜样录》称：“蜀中啯噜多于裹脚中带蛮刀，刀长者曰黄鳝尾，短曰线鸡尾，象其形也。手执木棍，斗则将刀安棍头，即为予。”清政府为了断绝啯噜的兵器来源，严令各处铁匠“取具保结”，不得擅造春秋刀、鲫鱼刀、鳝尾刀、偏库刀、黄瓜米刀、洗手刀、剑刀、大小腰刀、夹把刀、茅草尖刀、龙头刀、凤尾刀、锋钩刀和马棒尖刀等。(72)

虽然有些啯噜曾卷入农民起义，后来又与哥老会合流，但嘉庆以前啯噜的活动恐怕还是以打家劫舍为主。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看，还没有发现它有明确的反清宗旨，也非以“杀富济贫”为其目标。因此有研究者把它列入农民的反清运动并予以拔高或溢美，至少目前看来是缺乏依据的。

袍哥：四川的哥老会

袍哥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秘密社会组织，“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73)。可见清代袍哥又有“会党”“会匪”“帽顶”之称，另外还普遍被称为“哥老会”。哥老会的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因而历来颇有争议，但哥老会与啯噜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似乎也有蛛丝马迹。如啯噜和哥老会的首领也多称老帽、帽顶，清人和近人也多称两者产生于四川。同治时，湖南巡抚刘昆曾奏称：“数月以来，臣详查卷宗，细加考究，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湖南，以及于东南各省。”(74)左宗棠更直截了当地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75)李榕也指出：“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76)清末傅崇矩也认为：袍哥“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亦谓之棒客”(77)。可见哥老会有可能是从啯噜演变而来的。(78)兹就哥老会的蔓延扩散、成员及内部结构分别进行分析。

（一） 哥老会的蔓延发展

哥老会的渐炽是在嘉庆以后，到咸同年间“会匪”势力迅速蔓延，川省“无虑数十百股”(79)，在李、蓝起义军中和清军营勇中即有大量哥老会分子。哥老会经常“开山”纳徒：“会党之增加党类，必在开山结盟时，开山一次，新入会者辄数十百人，如是不已，会党安得不多？其开山必在深宵僻地，又有衙蠹为之牒蒙，盖似不易察。然每开山，少者人以百计，多以千计，来程至数百千里。”集会之前，“大约皆借期会或生辰燕会为名，发布红柬，遣人邀请”(80)。光绪年间已形成“会匪啯匪，所在皆有”，“江湖豪杰，并州联业，聚众开山，远近景从……公口码头，不可胜数”的局面。特别是在川东地区，哥老会与烟贩、盐枭合作，“出没于巴、江、涪、合、夔、万一带，动辄号召一二千或数百人，均置有枪炮器械炮船，拒敌官兵”(81)。在永川，“县属匪徒日多，实由城乡公口林立，几不知为法所必诛，相习成风”(82)。哥老会分支孝义会在新宁、开县及附近地区活动，“县人附合之，以芭蕉场、峡口场、天生场诸处最盛”(83)。

清末，哥老会在长江上游已形成网络，据补用州判王朝钺禀请查灭四川会党码头称：

窃四川会党之风甲于天下，而拉搕抢劫之匪即出于会党之中。一朝犯案，悬赏通缉，又恃有当公之会党包庇调停，羽翼遍川，实难惩治。擒其渠者，而小者又大，犁木未坏，弯树重生，诛不胜诛，良可浩叹。查川省会党以西南为最，东北次之，各属乡场市镇……各有码头。(84)

可以说哥老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最有势力的秘密社会力量。据刘师亮统计，哥老会从嘉庆中期到清末约百年时间内，在各省共开山堂36个，川省即占16个。所以说，“各省汉留之盛，莫过于四川”。清末仅是“省会一区，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四道之多，礼义两堂不与焉。至乡区各保与夫临路之腰店，靡不设有公口，招待往来者，日不暇给，故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之谣”。 (85)

（二） 哥老会的成员背景

参加哥老会者多为下层，“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86)这批人在反洋教和反清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余栋成反教起义，哥老会便是主要的推动力量。(87)失去生计、没有牵挂的“会匪”也往往敢于与清军武装对抗，如嘉定彭大老圈，彭山“首匪”戴福和、贵州“在逃巨匪”老沙、老珊等，“四路勾结，党与众多，均有洋枪快炮，聚散无常，聚则纠集成队，散则分处潜伏。每盘踞于洪雅、丹棱、夹江所管之中杠山中，此山与雅安、名山、芦山地均接壤，绵亘约二百五六十里，广二十余里，高十数余里，菁林茂密，人户稀少……动聚悍匪百数十人不等，仗持快枪利器，差团莫敢撄锋，以故四出抢劫无忌”(88)。

哥老会中也不乏士绅、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89)。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90)。以至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哥老会还卷入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如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张捷先即是小学校长，他与郫县新场总舵把张达三同称“房谋杜断”(91)，都是保路同志军首领。江津留日东斌学校学生王稚峨是“县中哥老会掌旗大爷”(92)。

哥老会势力甚至渗入清兵勇之中，王闿运《湘军志》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93)左宗棠也承认，“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94)。左宗棠所部有“蜀军十营官弁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弁见营主，营主谒统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而未闻有称大人者，此蜀产之（深）根固蒂也”(95)。可见，哥老会真是无孔不入，“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96)。如此广泛的社会背景为它的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

（三） 哥老会组织特点及结构

哥老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分支：

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为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而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97)

可见，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哥老会成员分为“有正业”和“无正业”两种，即有的是以入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这有可能就是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98)。但据有的史料称，哥老会还有“西会、成会、四义会、大义会、少英会等名目，各有码头，各有公口名片、大小图章”(99)。这可能又是江湖会和孝义会的各种分支。四川哥老会又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堂，仁字辈最大称太爷，信字辈最小”(100)。

哥老会各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101)

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七，(102)因此哥老会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大爷又称为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名目不一，或置有产业，或备集金钱，皆推第三人当家，又谓之桓侯，主管接待结纳等事”(103)。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哥老会内人等皆有结拜关系，其结盟章程名曰《海底》，“总以孝义仁敬四字为大纲”(104)。

哥老会各山堂、公口之间均有相互照应，将保护和接待同党视为当然，“凡远来会党以及犯案棒匪，身边必携有该匪本处公口名片，每至一处，即出片拜问各码头管事，该管事即代为招呼栈房，每日缴用取公项之钱为应酬，妥为保护。如案情重大者，临别时恐被盘诘，更须选派拜弟多人护送潜行，所以犯匪逃逸无处不可栖身者，职此故耳”(105)。这样即形成了一个较严密的自我保护网。据时人回忆，凡哥老会成员每到一处，由当地码头酒饭招待，同时送钱给首领，“兄弟伙”需钱时分等支取。所以当时有“望屋吃饭”的说法，即是说只要有人居住之地，即有饭吃、有钱用。(106)

哥老会组织内部帮规严密，谁违犯规则即按律惩治，所以有句黑话是：“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107)辛亥革命前，哥老会在郫县新场商讨反清事，“大会在新场乡下野寺中整整举行了一夜，巡风望哨达数十里之遥，真有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许多鸦片烟瘾的老大哥，呵欠流泪，危坐终宵，不敢擅离香堂”(108)。清末，哥老会许多山堂都参加了反清斗争，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如参加保路运动的哥老会头目即号称十二统领(109)，从而为这个秘密社会组织的活动赋予了新的内容。

(1)　王尔鉴等纂修：《课税》，见乾隆《巴县志》卷3，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2)　王尔鉴等纂修：《建置志·乡里》，见乾隆《巴县志》卷2，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3)　罗国钧等纂修：民国《巴县志》卷10，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4)　王尔鉴等纂修：《建置志·乡里》，见乾隆《巴县志》卷2。

(5)　严如煜：《民食》，见《三省边防备览》卷9，来鹿堂藏板，道光十年刊。

(6)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工商史料》第1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23—24页。

(7)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工商史料》第1辑，193—194页。

(8)　参见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29—30页。

(9)　李玉宣等纂修：《风俗》，见同治《成都县志》卷2，同治十二年刻本。

(10)　董淳等纂修：《古迹》，见嘉庆《华阳县志》卷13，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11)　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成都心太平斋藏板，嘉庆十年刊。

(12)　吴好山：《笨拙俚言》，清稿本（咸丰乙卯），四川省图书馆藏。

(13)　李玉宣等纂修：《舆地志第二》，见同治《成都县志》卷2。

(14)　《马尼爱游成都记》，载《渝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第9期。

(15)　张晋生等纂、查郎阿等修：《城池》，见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16)　张晋生等纂、查郎阿等修：《城池》，见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17)　李玉宣等纂修：《城池》，见同治《成都县志》卷1，同治十二年刻本。

(18)　李玉宣等纂修：《艺文志》，见同治《成都县志》卷9，同治十二年刻本。

(19)　《马尼爱游成都记》，载《渝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第9期。

(20)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气候》，成都通俗报社，宣统元年石印本。

(21)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城内菜园菜市》。

(22)　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名城成都的保护与发展》，成都：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1987年，50页。

(23)　六对山人作，三峨樵子注：《锦城竹枝词》，嘉庆九年刊，嗜抄书斋藏板。

(24)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服饰》。

(25)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服饰》。

(26)　吴好山：《笨拙俚言》。

(27)　以上见《成都通览》关于饮食类各目。

(28)　吴好山：《笨拙俚言》。

(29)　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民国十三年成都研精馆刊印。

(30)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民情风俗》。

(31)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有期游览所》。

(32)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筵宴所》。

(33)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游玩杂技》。

(34)　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名城成都的保护与发展》，41页。

(35)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戏》。

(36)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游玩杂技》。

(37)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赌具及各种赌目名词》。

(38)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茶》。

(39)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人之性情积习》。

(40)　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嘉庆乙丑新刊。

(41)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妇女》。

(42)　吴好山：《笨拙俚言》。

(43)　以上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人之性情积习》。

(44)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妇女》。

(45)　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编：《国朝文汇》乙集，卷1, 1909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46)　转引自张力：《啯噜试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66页。

(47)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48)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四川省档案馆藏。

(49)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

(50)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

(51)　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1，《艺文》，来鹿堂藏板，道光十年刊。

(52)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157。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11页。

(53)　转引自张力：《啯噜试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67页。

(54)　见张力：《啯噜试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69—70页。

(55)　《清高宗实录》卷20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08页。

(56)　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御史柴潮生奏。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08页。

(57)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艺文》。

(58)　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59)　赵尔巽等：《英善》，见《清史稿》卷345，列传13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0)　Cheng-yun Liu, “Kuo-Lu: 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zechwa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6, no. 1, 1985.

(61)　但可见到其他有关散兵游勇加入啯噜的记载，如嘉庆十年一月初八日重庆府札中便称所追捕的啯噜中，“内有崔长子曾受军功顶戴，王帽顶、汪小六曾充乡勇”（见巴县档案）。

(62)　严如煜：《军制》，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1。

(63)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

(64)　嘉庆十年正月初八日重庆府札。见巴县档案。

(65)　另据光绪《重修长寿县志》称：“啯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虽帮伙稍大一点，但基本特点仍相同。

(66)　严如煜：《重刻三省边防备览序》，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1，《序》，2页。

(67)　嘉庆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里四甲兴隆场场约周联章等禀。见巴县档案。

(68)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见《骨董三记》卷4，北京：三联书店，1955, 513页。

(69)　严如煜：《策略》，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2，来鹿堂藏板，道光十年刊。

(70)　严如煜：《重刻三省边防备览序》，《三省边防备览》卷11，《序》，2页。

(71)　《戡靖教匪述编》卷1。

(72)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铁匠赖成德等八人结状。见巴县档案。

(73)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

(74)　《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收入刘瑞芬：《刘中丞奏稿》卷2，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75)　左宗棠：《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收入《左文襄公奏稿》卷31，见《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刻本。

(76)　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见《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

(77)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

(78)　蔡少卿即持这种观点，参见他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关于袍哥的来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康熙九年（1670）郑成功的部将陈近南奉郑之命入川，在四川雅州开精忠山并“取诗经同袍同仇之意，称为袍哥，又为警惕同人勿忘根本，内部又互称汉流”（见王蕴滋：《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一》，转引自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46—547页）。

(79)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80)　《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解散会党案》，成都印书有限公司，宣统二年（1910）。

(81)　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52—253页所引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民国《江津县志》和《丁文诚公遗集》。

(82)　《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

(83)　汪承烈等纂修：《历代兵事》，见民国《宣汉县志》卷10，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8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2页。

(85)　刘师亮：《汉留史》，转引自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547页。

(86)　刘师亮：《汉留史》，转引自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548页。

(87)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48—259页。

(8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795页。

(89)　《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解散会党案》，宣统二年（1910）。

(90)　《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

(91)　房指张捷先，杜指张达三。

(92)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93)　王闿运：《湘军志》，见《湖南防守篇》第25，光绪十一年（1885）刊行。

(94)　左宗棠撰：《附陈鲍提督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见《左恪靖伯奏稿》卷25，光绪刊本。

(95)　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龚宝琛致盛宣怀函。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61页。

(96)　《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

(97)　《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解散会党案》，宣统二年（1910）。

(98)　《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

(9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792页。

(1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6页。

(101)　李榕：《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宫保刘中丞》，见《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

(102)　因四字意“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

(103)　《四川官报》辛亥第9册。

(104)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成都之袍哥话》。

(1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793页。

(10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793页。

(107)　陈书龙：《四川袍哥与辛亥革命》，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

(108)　王蕴滋：《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

(109)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