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麻将：跨世纪的困惑

第四部分　麻将：跨世纪的困惑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论辩。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下文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这一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1)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件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赋予更多地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起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机会。

麻将的政治 百年反麻将运动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20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查禁鸦片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清查惩戒打麻将的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们对于赌博的厌恶，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整个民国时期，麻将依旧盛行于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麻将积习之顽固难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还是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2)

1949年以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3)导致这个活动退出了社会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宽松，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4)。

成都的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尤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5)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至最低点，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提供场所给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社交中心。

本部分的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分析2000年媒体关于麻将的报道，考察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演变趋势，这些变化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其中所涉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尤为明显。人类学家保罗·费思塔（Paul Festa）对当代中国麻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解释了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民族主义”、“中国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问题。他通过麻将的例子来“展现党和国家如何对个人娱乐形式进行规范，以构建民族国家及其消费经济”(6)，但并未对麻将在日常生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相较于费思塔从全国的角度观察麻将问题，我则希望以一个城市个案来提供实证研究。此外，在中国，虽然打麻将过程中往往涉及赌博，但本部分并不以此为关注点，而是着力考察伴随其中的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纠纷，以及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并发生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形象。此外，面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众、媒体和政府怎样做出反应，亦在本部分中得到分析。通过检视围绕打麻将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希望考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如何反映社会变化的，并尝试探讨整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怎样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麻将官司与居委会

前文提及之诉讼，于2000年11月16日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纠纷的细节：2000年10月7日晚10点20分，居民们在活动室中打麻将的吵闹声，使得余女士和她的小孩难以入睡。余女士前去劝阻，但没有人理会她。她一怒之下便剪了活动室的电线。第二天早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将余女士在小区门口截住，要她必须对前一晚发生的事进行解释和认错后，方能离开上班。面对此种情形，余女士再次报警，前来解决争端的民警建议居委会另择新址设立活动室。居委会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居民全体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决定晚上能否打麻将，什么时候关闭活动室等。参加会议的一共有近70位居民，绝大多数是退休的老年人。居委会主任首先解释了这桩打麻将引起的纠纷的经过，并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接着便请居民们自由发言。不难想见，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一位72岁的老人说：“老年活动室应该开！老年人打点麻将娱乐一下是应该的！”接下来人们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认为活动室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在活动室开放时间的问题上，他们同意可以稍作限制。一位老人说：“不能为了她一人的利益牺牲我们大家的利益。”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的冲突彰显无遗。在过去，人们总是被告诫“个人应该服从集体”，但余女士的行动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此类行为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过去既定观念的挑战。

在会上，余女士不断重申她的处境，希冀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反复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搞点别的？难道只有打麻将才是娱乐？打麻将也行，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她抱怨有些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打麻将，中午吃饭后接着打，并一直“战斗”到深夜。“难道我们也得陪着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她要求麻将室将开放时间限制为早上10点至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中午及晚间关闭，以保证她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有人对此提议非常不屑，质问她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别人的娱乐内容和时间。他们抱怨道：“全院300多户人都不反对打麻将，就你一户闹得凶，你太霸道了！”一个老人生气地嚷嚷道：“你想清静可以，就不要在百寿巷住，就不要在成都住！”余女士微弱的抗争声逐渐被淹没在了批评与质疑中。在会议将近尾声之时，居委会负责人提出投票决断，结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将，1票弃权，只有余女士1票反对。作为妥协，居民们同意活动室冬天和夏天的关闭时间分别设在10点和11点，过于吵闹的人则将被请出麻将室。(7)

面对这样的结果，余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唯有将居委会告上法庭。“这样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余女士说：“在这个异常酷爱打麻将的大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立无援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衡定。我决心诉诸法律来讨回自己的权利。这官司我打定了！”(8)余女士一共向法庭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被告停止在活动室里制造噪音；第二，被告赔偿原告5000元医药费和工资损失；第三，被告方支付诉讼费用。面对余女士的诉讼，居委会代表则反复声明居民活动室的设立符合上级规定，是合法的非营利组织。活动室房间的面积连十平方米都不到，所以人们在其中所产生的噪音并不足以危害余女士的身体健康，而且噪音和余女士的症状之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但余女士则出具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医生证明，确认了她神经衰弱的症状；另一份是警方的报告，证实了噪音问题的存在。但法庭认为，这些证明并不足以支持余女士的申诉，并指出此案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打麻将”和“噪音污染”之间的必然联系，因原告被告双方均无法对打麻将是否构成噪声污染进行举证，因此法庭决定安排成都市环境监测局对噪音指数进行测定，并在具体测量数据公布之前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之后不久，被告律师公布了他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该居委会曾经连续六年被授予“优秀居委会”的荣誉，所以将其称为“麻窝”与事实不符。报告声称他们调查访问了不少居民，当他们将余女士誉为“反麻勇士”时，恰恰忘记了案件事实本身，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该不该打麻将”的问题上。人们忽略了案件的实质其实是活动室的噪音是否会导致噪声污染，而此类噪音不仅仅会由打麻将产生，更可以因其他活动，比如下象棋、弹钢琴等产生，这与人们是否应该打麻将并没有任何联系。吊诡的是，若噪音来自弹钢琴，那么此番诉讼还会得到媒体如此程度的关注吗？报告认为，余女士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民众对麻将的反感，因此能够得到大众的同情和支持。调查报告还指出，原告方“每晚都有一些麻将爱好者在此打麻将至深夜”的说辞并不准确，事实上，除了打麻将，活动室的老人们还下围棋、象棋、跳棋等。居委会设置活动室的初衷符合上级的规定，其目的并非为赢利，而是为了丰富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给他们提供社会交往的空间。因此，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亦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控诉，即余女士的神经衰弱症状和孩子成绩下降等问题与活动室中打麻将的行为有关联。噪音处处皆有，但法律条文只适用于违反环境保护条款的违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打麻将产生噪音折射出的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非违法的行径。(9)

这件案子实际上把政府置于了两难之境。在社会主义的城市中，居委会是社区管控的最基层组织。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它们便作为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而设立，并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表现活跃，同样也在为“规范”的社会生活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1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委会被定义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全中国有119000个这样的机构，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基层管理网络。同时，因为居委会的主任和成员多从退休居民中直接遴选，所以他们一般与其他居民私交甚笃。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准官方组织，居委会起着维系政府机构和民众之间关系的作用，(11)其功能包括调解邻里纠纷、维持社区治安、保障公众福利，等等，是城市管理体系的最基层结构，而为人数不断增长的老年退休人员组织业余休闲活动，则往往成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居委会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其对老年人打麻将行为的支持。实际上，居委会常常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却与其官方定义的职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相契合。

麻将造成的社会问题

麻将具有大众娱乐和非法赌博的双重属性。(12)1949年之后，政府将赌博列为非法行为，严加惩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少数人还在家里打麻将，但公共场合已经不见麻将的踪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麻将被视为“旧文化”的标志，几乎所有的麻将牌和有关器件或被红卫兵销毁，或被惧怕遭到惩罚的人自行处理。(13)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麻将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4)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了政府对民众私生活的管控，因之给人们的日常消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麻将迅速占据了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从私家客厅到街角、茶馆甚至工作场所，几乎无处不在，麻将掀起了其前所未有的风潮，人们因此带有贬义地称之为“麻将疯”。(15)

在成都，几乎所有的打麻将活动都会涉及赌博，即使有些赌注非常之小。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某些官员和大学教授来说，打几局小赌注的麻将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消遣，而正是“赌”使得这项活动更具吸引力。一名记者曾做出如下估计：2000年时成都有500万人，而春节期间80%的家庭都有麻将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时可能有100万个麻将的“战场”。此类推测尽管往往过于夸张，却反映出了麻将的流行程度。“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这句顺口溜拿捏住了世纪之交成都老百姓廉价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是一句颇得人心的调侃。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明快，麻将的玩法也与旧日不同，过去充满技巧性的玩法如今被改造得更加简单易学，迎合了更多人的偏好和口味。

茶馆，作为百姓小赌一番的理想场所，自然而然会被“麻将风”席卷裹挟。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们戏称为“麻将一条街”。在这条只有50米长、10米宽的小街上，竟然开了五家老式茶馆，摆开的麻将桌占了整条街的三分之一，而茶馆外的路面则被自行车和老年车占据。(16)成都郊区龙泉驿，以春天盛开的桃花远近闻名，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还举行一年一度的“成都国际桃花节”，却成了“麻将大战”的战场。桃花时节，一些村庄的桃花林中，每天上万人在那里打麻将。又根据2001年3月的一则报道，龙泉山脚下的桃花山庄，107张麻将桌座无虚席。人们表示，“这里才是打麻将的好地方，天气暖和、空气新鲜、景色优美、有吃有喝、服务也周到”。这也引起人们担忧，“踏青赏花的‘桃花节’俨然一场麻将大会战”，桃花节是否会成为“转移阵地”的“麻将节”？(17)

虽然大多数“麻将之战”是其乐融融的“和平”之战，但不时也有各种原因引发的冲突。有的人输了钱，有的人为争座位，便恶语相向，甚至斗殴。比如程某在街边打麻将，刘某站在身后不断给其当参谋，程某听了刘某的建议，输了牌局。当刘某仍然在后面指指点点，程某怒由心生，反身一拳打破了刘某的鼻子。(18)另一则事例，八个人在一家“农家乐”中打麻将，和邻桌发生争执，进而动了手。双方互相丢掷茶壶，抡起了椅子，最终导致两人受伤。(19)尚有不少家庭纠纷是由麻将引起的。比如一天下午，范某和妻子去一家茶馆打麻将。范先生忽然发现茶馆老板赵某将手放在了其妻座椅的扶手上。回家后，范某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他老婆和赵老板有不正当关系，愤而扇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妻子对无缘无故挨打摸不着头脑，坚称自己无辜。凌晨3点，范先生带着妻子去赵老板家对质。赵老板一开门，范先生便用刀片向其脸部划去，后在医院缝了八针。虽然赵老板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范先生却逼其支付2000元作为“赔偿”，第二天，范先生被依法逮捕。(20)这些暴力事件为官方和媒体批评打麻将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证明了它们的说辞，即打麻将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有些人沉迷麻将无法自拔，工作时间打麻将，甚至玩忽职守。一位居民曾向当地报纸抱怨他在一家诊所的经历：这位先生送他生病的妻子去诊所就诊，但四处找不到医生，足足等候了一个小时后，最终在诊所隔壁的一间茶馆里找到了在麻将桌上战斗正酣的值班医生，该医生竟然让他不要急，等打完这一圈再说。(21)另一起事故则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因为母亲出门打麻将被独自留在家里，不幸蚊香将蚊帐点燃而被活活烧死。(22)亦有一些人因贪恋打麻将而伤害健康，例如2000年春节期间，一位孕妇因为打麻将时间太长几乎昏倒，造成早产，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另一位则是高血压患者，打了一天麻将，在麻将桌上发生脑出血，送到医院后死亡。(23)此类关于麻将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引起了人们的愈加关注和批评。因此，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让地方政府和官员非常头疼。

这些例子当然也反映了打麻将是多么的有吸引力，麻将有着巨大的魅力，它能够使人们沉湎其中而忘却什么是当务之急。这些案例也说明将这项活动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是很困难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个人性格缺陷，往往通过打麻将暴露出来。人们打麻将的时候，经常焦虑不安，容易暴躁，因此爆发暴力行为，扰乱公共秩序。这些事件频频发生，当然也会影响一座城市的形象。

麻将问题上的国家与个人 国家对麻将的管控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生活日益宽松，麻将因之复兴。尽管媒体不断批评此项活动，却始终没有机构对其施加严格的管控。显然，有关部门对麻将之于民众，尤其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虽然也知道此种广为流行的涉及赌博的行为，违背了政府对赌博的禁令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但从未尝试过对其严加管制。地方政府的处理态度一般也较为温和，不提倡亦不反对。理论上来讲，茶馆里任何形式的赌博，不论所涉金额的大小，都是违法行为，但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只要不出岔子，便都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官方对麻将的不支持态度，常常由媒体来进行具体表达。

纵然政府从未完全禁止此种娱乐方式，却对特殊的群体、时间和地点进行了限定：官员和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严禁在上班时间打麻将。理论上来说，赌博在中国是违法的，但少有人因此受到检控。直到2000年12月，即上文所提及中国麻将第一起诉讼的两个月后，和麻将赌博有关的案件才首次在成都接受审理。该案件的“主角”是无业者陈某，其在茶馆中经营麻将赌博，作为生财之道。他被判刑五年，罚款3000元。(24)这里政府所力图管控的并非赌博的参与人，而是此类活动的经营者。

2000年2月，在一年一度的成都人大、政协会议上，不少代表提出应该禁止在街边打麻将，因为它已然成了“街头一怪”，不仅阻塞交通，更有损城市形象。他们抱怨打麻将如此盛行对城市的商业环境有消极的影响，外地游客也对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麻将桌有不少微词。(25)有鉴于此，2000年3月，市政府对成都打麻将最如火如荼的地方——府南河一带的茶馆出台了禁令，原因是府南河是成都的名片，此地熙熙攘攘的麻将桌会给外地人留下成都人无所事事的观感，而有损城市形象。为了应对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少茶馆也有妙招拆解，以“室外喝茶室内麻”的策略相应对。(26)

反对麻将者还指出，打麻将往往掺杂着腐败。比如一些人以打“工作麻将”（社会上经常简称为“工麻”）来和官员建立特别关系，故意给他们“点炮”，以此为自己的生意“铺路”。(27)这种行为虽然确属行贿，但很难严格查证或是立案调查。2000年底，政府终于出台规定，禁止公务员上班时间打麻将，并对违规者施以扣工资和减少年终奖等形式的处罚，然而这些规定在非办公时间却并无效用。(28)2003年，四川省政府终于对“工麻”下了重手，对各个岗位的干部出台了四项禁令：禁止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打麻将；禁止在地方上的工作会议期间打麻将；禁止和下属打麻将；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赌博活动。有关部门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全面禁止打麻将，但至少要对身居要职者的违规行为进行控制和惩罚。在政府出台“四项禁令”后不久，便有超过30名官员因违反相关规定遭到惩罚。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还举办了关于“麻疯病”的专题论坛，围绕“官员及下属娱乐活动的过度开展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议题展开讨论。(29)

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

余女士此番诉讼背后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了这起案件本身，它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城市形象、城市认同、生活方式、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之间冲突对抗的激烈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第一，社会应该怎样在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之间寻得平衡点？第二，打麻将是不是成都“落后”的表现，并因此损害了城市的整体形象？我将在本篇中讨论第一个问题，在下一篇中对第二个问题进行集中分析。

如何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余女士实际是独自与居民小区中其他居民抗衡，记者进行调查之时，不少居民认为他们打麻将是一项健康的活动，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一位女士抱怨余女士毁掉了整个居民小区的声誉，她自己成了“反麻勇士”，而其他居民则在全国人民眼中成了“麻将疯子”。居委会曾经是模范单位，荣获多项奖项，但这一切都因此次诉讼被抹得一干二净。(30)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访谈节目中，一个居委会干事诉说了处理此类纠纷的难处：“如果我满足了她（余女士）的要求，那么广大的群众不答应。从另外一个侧面我就剥夺了这些群众活动的自由。因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他们自身的权利。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邻里之间应该是有互相宽容、互相谅解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首次听证会之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邀请有关专家、余女士以及听众共同就这次事件展开探讨。一位专家认为，虽然“少数服从多数”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但也仅适用于公共事件。余女士和其邻居之间围绕麻将产生的冲突，实际是关于公民权益的一起纠纷，投票表决的处理方法其实并不适用。(31)

中央电视台该期节目的大多数嘉宾也认为，这次纠纷可以通过更好的沟通来解决，没必要诉诸法律，而余女士则重申她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上法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们大院里，如果你不打麻将，完全就会变成另类，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余女士认为凡是不打麻将的人都面临着类似的痛苦，但他们过于胆怯而不敢出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则提醒余女士，听众的建议或许非常有帮助，余女士处理邻里关系的方式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而余女士则回应道，她与邻居之间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纠纷。一位律师提出，通过法律程序追求自己的权益是她的合法权利，但并不是一个上策，余女士因为媒体的关注而承受的压力显然比麻将的噪音大得多。她即使赢了官司，仍然需要面对如何修复邻里关系的问题。(32)

《中国青年报》采访了一些背景各不相同的人，想听听他们对待此事的态度。一位60岁的退休女士说她和丈夫是“典型的麻将疯”，退休之后，他们觉得很孤单，打麻将带给他们很多快乐。但他们打麻将的时候，总是注意不去打扰他人。她认为居民小区处理事情的误区，是没有考虑到余女士的个人利益，也没有去努力营造一个静谧平和的生活环境。麻将可以打，但要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前提，不应打扰别人，比如可以在麻将桌上铺一层桌布来减小噪音，等等。打麻将的人也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不要过度喧哗，也不应该将麻将牌用力拍在桌上。老年人更不应该因为长时间打麻将而影响了身体健康。本次诉讼所涉双方应该相互理解，为了这样一桩“小事”而闹上法庭实在是没有必要。(33)对于其他人来说，这起纠纷的确缘于区区小事，但对于余女士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影响生活和休息的噪音的大问题。我们也可以因此看出为什么个人的利益会经常被社会忽略，因为事大事小是与自己相关程度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无论诉讼的裁决如何，某种程度上来说，余女士都是赢家。这桩官司被受理以后，活动室便关闭了，居民们也不再在那里打麻将了。不过很难说余女士是真的“赢”了，虽然居委会关闭了活动室，但一些居民警告余女士说，一旦官司结束了，他们立刻就会回去。甚至余女士自己也认为她终归是个“牺牲品”。不仅她和居民们的长期不和升了级，她自己也因为公众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和男朋友分了手。当然，“我决不会妥协，”余女士表示，“因为全国的人民都在支持我。”她说不少人对她表达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但也有人恶语相加。(34)

2000年11月16日那场全国瞩目的听证会，引起了多家报刊及电视媒体的关注，但自此以后，此事件便迅速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后的听证会、审判以及裁决也都没有再被报道过。直到2007年3月，《天府早报》才有一则报道回溯了余女士这则案子的结果：官司还没有判决，余女士就渐渐淡出了街坊的视野，随后便毫无征兆地消失了。六年之后，当记者试着在她曾经住过的居民小区寻找余女士时，当地的居民们依旧对那桩著名的麻将官司记忆犹新。“怎么不知道她哦，你要找她，她早就搬走了。”“院子里都反感她，这个女人日子怎么会好过？”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余女士，并找到了她的新家就在离原来住宅仅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区。余女士告诉记者她搬家了，有了新工作，而且又结婚了。她还表示，虽然她起诉居委会后活动室就关闭了，但她仍然开心不起来。“不可能在里面住了，一个院子里，基本上都有一千人吧，一个人和一千人斗，怎么可能？有人说你，也有人吐口水，还打过架。儿子也受欺负。加上男朋友离去，我不怕告诉你，当时，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但她补充道，自己并不遗憾和后悔：“我不后悔，为什么要后悔，我没有错啊。人这一辈子，怎么能这么窝囊？我跟你讲，真的住久了，没有人能够忍耐！”她告诉记者现在她很开心，尤其是对她新的婚姻和工作非常满意。(35)

从余女士的麻将官司，我们可以看到小区居民与大众反应和媒体的明显不同，这个不同还体现在大家共同认同的道德准则和个人利益间的巨大差距。从共同认同的道德准则来看，大家都认可不要打扰别人的正常生活，但当人们面对的是个人利益的时候，这种共同认同的道德准则有时候则被放在了一边，而偏向于维护更多人的利益。

城市、休闲与日常生活的冲突 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争论

媒体的报道显示大多数人都支持余女士，原因在于他们看待麻将的共同态度，即认为“麻将是祸水”。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她起了个大早来到法庭支持余女士，她反对打麻将是因为其“又费时又惹事”。一位男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麻将是一种精神鸦片，长期沉浸其中会丧失斗志。”另一位女士批评居委会，“打着老年活动中心牌子的娱乐室，差不多都是居委会创收的工具”，因此，用于打麻将的活动室应该被关闭。然而，我们同样听得到为麻将辩护的声音。一位老人说：“打麻将是一种极合适的休闲方式”，人老了无法参与强度大的活动，“不打麻将又能干什么？”一名中年人对老人的辩护表示同意：“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本来就是成都人的休闲方式”，既然麻将已经被视为一种体育活动，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反对它呢？(36)

这场官司让人们重新思考城市的形象和城市精神的问题。对打麻将现象的主要批评声，便是这种行为有损城市形象，犹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有外省人调侃，成都的城市名片是‘麻将’，四川的形象大使是‘幺鸡’，颇值得我们一笑之余而深思”。(37)一些官方人士认为，目前，四川正处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成都又是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城市，“全民皆麻”的现象不仅有损成都这座现代“经济城市”的形象，同时也使得市民们成天懒散，如果因麻将影响了成都的城市形象实在悲哀。(38)有趣的是，这里把成都定位为“经济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个时候是要把成都建设为工业城市。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更认为成都应该是消费、旅游、休闲的城市。

一位成都籍的作家说，人们觉得成都是个“宜居”的城市，他本人起初觉得这种评价是一种赞许，但现在对这样的评价越来越反感，因为他发现，人们从来就没把成都和“干事情”“创业”等联系在一起。他确信，只有成都人认为成都“不再以过日子的地方”沾沾自喜之后，“才算是向现代人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39)这一类的评价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即经济的发展比生活质量更加重要。一名年轻记者担心外地游客看到街头巷尾的“麻将客”之后，对城市“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留下不好的印象，她不希望成都因为中国的第一场麻将官司而得到空前的关注。(40)

一位成长在成都、目前在深圳工作的读者给《四川日报》打电话，表达了她对成都人生活方式的看法：

我在成都时，做得最多的事便是读报纸、看电影、泡吧、坐茶馆。享受安逸，满足、沉溺于自以为是的“小康”生活，不去想太多太大的事，似乎是成都人生活的准则。待在这里，常让我担忧：这样下去，会不会使我的意志消沉？深圳则是另外一番天地，这里创业的气氛很浓，人们奋发进取，工作之余忙着充电。成都人要是能有深圳人一半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成都就能实现大的跨越。(41)

这位读者的看法，非常明显以职场是否成功作为评判的标准。因此，在这位读者的眼里，相当多的成都人是失败者。

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人们便对成都慢节奏的生活方式颇有微词，但教育家舒新城不媚时俗地对成都人钟情茶馆做如下理解：

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国在时间上还能退回数十以至百余年，所谓欧风美雨都不会沾染我们的神州，更无所谓赛因斯（Science）先生者逼迫我们向二十世纪走，我们要为羲皇上人，当然有全权的自由。然而，现在非其时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成都式的悠闲生活，恐怕也要为川汉铁路或成渝汽车路而破坏。我深幸能于此时得见这种章士钊所谓农国的生活，更深愿四川的朋友善享这农国的生活。(42)

舒新城赞赏成都传统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茶馆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娱乐活动也很是憧憬，这与他当时以及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评价截然不同。

为了宣传城市的形象，2000年末“成都千年信物组委会”成立，其目的是选择一项最具有意义的、最能表现成都特色的纪念物。被选出的物品将长埋地下，想象一千年后由后人取出，以此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生活。2000年11月30日，搜狐网发起了关于成都千年信物评选的线上调查，短短几个小时内，便有不少网民参与投票，结果55%选择了麻将，而只有25%选择了大熊猫。媒体将此一结果评价为成都人的“黑色幽默”，一位学者则认为这番投票是对浪费时间和精力打麻将活动的生活方式的嘲弄。(43)

虽然“反麻运动”声势浩大，但不少人仍对打麻将持积极态度。一些人认为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有利。他们认为麻将既然被体育总局认证为一项正规的体育活动，那便应该作为传统文化精粹，尤其是老年人的消闲活动被推广。虽然人们的业余消闲活动很多，却少有适合老年人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常常被视作高端的运动方式，但并不适用于普通退休老人的日常休闲。(44)当今社会应该容忍各种生活方式，既然有的人偏好在街角跳舞做操，进行体育锻炼，那么另一些人更喜欢坐下来打麻将，便也无可厚非。不少下岗工人无所事事，打麻将正可以帮助他们度过相对困难的日子。此外，麻将还可以促进家人之间、商业伙伴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沟通而增进感情。(45)因此，打麻将的行为是合法的，但须注意的则是不应上瘾。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只要不涉及赌博或影响别人生活，麻将仍是放松身心的健康活动。政府可以考虑对打麻将划定特定场所，如茶馆里设立“麻将区”。从道德层面上来看，评论者们支持同情余女士的反麻行动，但同时也认为她的反应过激，有小题大做之嫌，并损害了成都的城市形象。(46)

相对来说，有的官员的态度显得较为开明。在2001年10月一次关于成都旅游发展的会议上，一位国家旅游局的官员建议推广“麻将文化”来打造成都“休闲之都”的声名。他甚至建议干脆建一条“麻将街”，办一份《麻将报》。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一些地方知识界人士的反对。一位大学教授认为这不切合城市“发展现代文明”的目的，成都人每天夜以继日地打麻将，占据了所有假期节日和休息时间，换来的结果便是成都人“无所事事”的名声。他提议召开一次有关休闲和旅游问题的会议，讨论休闲方式的多样性，包括体育锻炼、艺术活动、美食鉴赏、园林休闲，等等。(47)2004年，《新周刊》就将成都列为继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的“中国第四城”，其“城市魅力”被认为最具特色。相对于上海的“小资文化”和广州的“商业文化”，成都因其“市民文化”而为人所熟知。在成都，不论贫富，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这造就了一座“非常祥和”的城市。在大部分中国城市疲于追求经济增长之时，成都却不紧不慢地乐享休闲愉悦的生活方式。正如文化名人易中天所评论的：“如果说广东人敢于生活，成都人则善于生活。”《新闻界》杂志2004年第4期则刊文称：“这些对成都的评论，都显示出成都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并没有因为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生活，这是成都的品牌打造和城市运营最为成功的地方。”

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

“麻将风”并非成都特有的问题，而是风靡全国。就像一句风行的段子所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做候补。”(48)这固然过于夸张，但也反映了麻将是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方式的事实。1991年《社会》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便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发现四分之一的上海人，从老人到孩子，都会打麻将，且大多要小赌一把。文章认为，麻将如此风行的原因主要有六点：第一，舆论宣传的某些失误助长了“麻将风”的盛行。前几年公安部明确麻将不作为赌博工具后，舆论片面地强调了麻将的娱乐属性，宣传麻将是高级娱乐工具，可锻炼智力，防止老年痴呆症，增进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和睦等。第二，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居民反映娱乐场所少，电视节目乏味，而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等场所，又非工薪阶层能经常光顾。而麻将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简单易学，老少咸宜，花样多，变化无穷，富有刺激性，正好填补了这一消费空档。第三，少数党员干部参与打麻将，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麻将风”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带头搓麻将乃至赌博，使一些群众有了“榜样”。所以，过去居民悄悄地打麻将赌博，现在不少人却是堂而皇之地进行。第四，由于赌博和娱乐的界限不清，客观上给治理“麻将风”造成很大的难度，在具体处理麻将赌博时，往往不易把握政策。第五，处罚偏轻偏宽，助长了“麻将风”发展，这样对麻将赌博就没有多大的威慑力，也很难制止其发展。第六，工作节奏慢，生活压力小，“麻将风”发展有了客观条件。生活有保障，无忧无虑，生活无压力，不思长进，把空闲的时间用来搓麻将。(49)

打麻将作为休闲活动由来已久，中国也的确有资格被外人称为“麻将之国”。对打麻将的批评，包括浪费时间、牵涉腐败、有损城市形象等，从来就不绝于耳。从晚清开始，麻将便一直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50)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胡适进而计算了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16.7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51)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湮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甚至茶馆也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残余而应该被改造，因为整个社会正在不断进步。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麻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愈加欣欣向荣，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从麻将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现代化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翻天覆地，文化的连续性于此彰显无疑。打麻将的社会大环境从20世纪早期便开始变化了，但这项游戏的核心属性——娱乐、赌博和社交——现在看起来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不同。

通过本项研究，我们可见人们对打麻将的看法是如此的对立并争论不休。麻将到底只是普通的娱乐项目，还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恶魔”？是积极的休闲方式，还是助长了懒散的不正之风？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还是无所事事的惰性？是应该先关注集体利益，还是个人权利？林林总总，似乎从打麻将这样的日常小事上，我们看到了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同观念的各种分歧，关乎打麻将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社会变化，如何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道德准则之间寻得平衡，麻将似乎成了对大众文化抱有何种态度的试金石。(52)媒体不惧琐碎，持续地关注麻将问题，也不过是20世纪一直盛行的反大众文化思潮的延续，以及不断告诫民众此类娱乐造成消极后果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和官方媒体的态度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对麻将持欢迎的态度，后者则相反。同时，麻将的盛行还与市场经济裹挟下人们对金钱日益增长的渴求有关。普通百姓没有特权和权贵阶层那种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同等机会，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打麻将就像买彩票一样，给了人们希望，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健康积极”“消极有害”等道德评判在此语境下并不适用，因为麻将之于不同人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

麻将是中国传统消闲文化的精粹，但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而不断被调适，这就是麻将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中都颇受欢迎，并最终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原因。对于那些社会资源不多的普通人来说，打麻将是让他们满足的娱乐方式，成为许多家庭聚会的必备节目。与改革开放前不同，国家权力不再对此类娱乐活动严加管制。专家学者们担忧的则是打麻将成为贿赂他人的工具，而并未组织任何形式的“反麻”活动，仅仅希望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对特定人群做出限制。

在此次麻将诉讼案中，居委会的态度很有意思。众所周知，居委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最基层实施者，应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但国家对打麻将的态度并不清晰。(53)作为国家管控基层单位的居委会，则继承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单位包管一切——包括日常生活及娱乐——的老传统，负责退休老人的休闲生活。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成了地方官员的重要政治任务。居民的居住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过去成都的百姓杂居在街头巷尾，有很多机会互动，也很容易开展廉价的娱乐活动。(54)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不断拆迁和重建，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高密度的公寓楼，邻里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此类社区活动室之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也就愈加明显。此外，由于老人受经济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他们在消闲活动种类上的灵活性极其有限，打麻将便成了最佳选择。而除居委会的活动室之外，成都市民也可以支付十来块钱，在茶馆或“农家乐”吃饭、喝茶、打麻将，从而打发整整一天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麻将对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便是有关部门往往对打麻将过程中的赌博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

从成都麻将诉讼案中可以发现，市民们实际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很多人喜欢打麻将，但也不情愿因为沉湎于休闲而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标签化”，恰恰又很少有专家学者愿意为此类生活方式辩护。而即使不少人对麻将上瘾，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将，但少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一流行的娱乐活动。余女士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称赞她为“反麻勇士”，并对“扰民麻将”大加批驳。(55)一旦此类反对意见浮出水面，便立刻招致麻将爱好者们的反驳。与此同时，尚有一批人对此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考虑到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缺陷和对个人权利加以保护的问题。一篇文章称赞余女士，说她拒绝被“民主”的旗号欺骗，而转向去法庭上寻求公正。文章的作者指出，在涉及种族、宗教和市民权利的问题时，多数人的意见常常借“民主”的名义掩盖了少数人的声音。因此，“应实行合理的有限多数民主制，在构建这种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莫过于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问题”。(56)

怎样去理解这一起麻将诉讼以及余女士在这之后的命运呢？应该综合其中所涉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全面考虑。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人对个人权利和隐私的意识还是相对单薄的，如果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则常以后者的屈服告终。更进一步而论，中国人的行事传统是对老年人的种种行为多加容忍和体谅，社会对老年人往往不会像对年轻人那样苛刻。当年纪较轻的余女士和她年长的邻居们发生矛盾时，尽管有不少人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但余女士并未得到她的老年邻居们的同情。此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将争端控制在邻里之间、社区之内，而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程序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所以余女士的邻居们认为她打破了大家日常生活表面的和谐。过去强调个人权利应该让位于集体利益，但已经有人开始挑战这种惯性思维，余女士此番因打麻将而发起的法律诉讼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讨论余女士案例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噪音干扰”和作为“热闹噪音”的区别。在中国，“热闹”一直是一个积极的词，总是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用“热闹”来评估一座城市、一个市场、一项公共活动或一场派对，无疑是一种赞扬。不热闹则被视为缺乏人气。对于公共生活，热闹带给人们兴奋，无论什么年龄、性别或经济状况和教育背景，对公共生活都有追求。但是，当人们不在公共场所而在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追求却大相径庭，希望安静的环境和不被打扰。然而，公共场所和家庭之间、热闹和安静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特别是热闹的噪音可以在空间穿行，例如街上商店的促销喇叭或小贩的吆喝声可能被认为是热闹，但这类声音传入附近住家户便成了噪音。

余女士的诉讼发生在2000年，十多年后，这种冲突的发生更为频繁。例如仅2013年10月便发生了若干例广场舞引发的冲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如今，几乎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退休的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在公园、街头或广场，早晚伴随着扩音器或收录机的音乐跳舞，进行体育锻炼。在北京，2013年10月11日，“一个居民由于对附近跳舞的妇女气愤之极，向空中鸣枪，并放了三只藏獒吓走跳舞妇女”。那名男子随后被捕，但在互联网上却博得了“不少同情者”。此事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便是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看到这则事件报道的，该刊还用了一个颇为煽情的标题：《跳舞女王：时髦大妈遭遇反对者》(57)。在武汉，同年10月24日，一群妇女在广场跳舞时，有人从附近高层公寓向跳舞者扔粪便。据报道，这些跳舞者和附近居民之间的冲突持续已久。(58)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人们仍然面临着如何理解、处理以及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果政府和人民不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那么争端和冲突将会更加频繁，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一座城市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1)　参见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人反对打麻将能否推翻居民集体决议》，2000年12月29日。

(2)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018年，第532—536页；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75–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pp. 133–134。与吸食鸦片不同的是，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参见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Chapter 5）。

(3)　Paul E. Festa, “Mahjo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vility, Chineseness, and Mass Culture,” Position, vol. 14, no. 1, 2006, p. 13.

(4)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借用。关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新中产阶级”的流行文化和亚文化，参见Jing Wang, “Bourgeois Bohemians in China? Neo-Tribes and the Urban Imaginary, ” China Quarterly, no. 183, 2005, pp. 532–548。

(5)　参见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5。其他关于茶馆的研究，参考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国書刊行會、1982年、529—540頁；Qin Shao, “Tempest over Teapots: 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4, 1998, pp. 1009–1041; Joshua Goldstein, “From Teahouses to Playhouse: The 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2, no. 3, 2003, pp. 753–779.

(6)　Paul E. Festa, “Mahjo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vility, Chineseness, and Mass Culture,” Position, vol. 14, no. 1, 2006, p. 26.

(7)　以上对事件经过的叙述见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人反对打麻将能否推翻居民集体决议》。

(8)　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中央电视台：《一人反对打麻将能否推翻居民集体决议》。

(9)　四川四方达律师事务所：《麻将扰民案引来众多关注》，http://www.sifangda.com/html/detail.asp?classid=0216&id=8908，引用时间：2003年2月10日。

(10)　参见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1)　见Benjamin L. Read,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Nerve Tips’,” China Quarterly, no. 163, 2000, p. 816．其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见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12)　关于赌博，有数量可观的研究，如Ellen Oxfeld Basu, “Profit, Loss, and Fate: The Entreprene.urial Ethic and the Practice of Cambling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Modern China, vol. 17, no. 2, 1991, pp. 227–259; Hans Steinmüller; “The Moving Boundaries of Social Heat: Gambl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no. 17, 2011, pp. 263–280; David Downes, B. P. Davies, M. E. David, and P. Stone, Gambling, Work and Leis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William R. Eadington, Gambling and Society,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976; J. Frey, “Gambling: A Sociological Review,” in Gambling: View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74,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pp. 9–177。

(13)　关于麻将的历史，参见陈熙远： 《从马吊到马将——小玩意与大传统交织的一段历史因缘》，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2009年；关于“破四旧”的研究，可参看Dah pon Davidho,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1966–1967,” in Joseph Esherick,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4–95。

(14)　Hans Steinmüller, “The Moving Boundaries of Social Heat: Gambling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no. 17, 2011, p. 265.

(15)　媒体对这个词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法，有的也用“麻将风”，虽然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但内涵有所不同。“麻将疯”是指人们因玩麻将而到达“疯狂”的程度，而“麻将风”则不是那么强烈的词，可以理解为“打麻将成风”，不过是指流行的程度而已。更有媒体称这种现象为“麻风病”（查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载《西部开发报》，2003年5月15日）。

(16)　详见《华西都市报》2001年4月9日报道。

(17)　查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载《西部开发报》，2003年5月15日。

(18)　详见《成都商报》2000年4月7日报道。

(19)　详见《成都晚报》2000年12月9日报道，另《天府早报》2000年1月3日、《华西都市报》2000年7月17日、10月4日，皆有关于茶馆中因打麻将产生纠纷而斗殴的报道。

(20)　详见《商务早报》2000年3月22日报道；另有《商务早报》2000年8月6日报道了类似事件。

(21)　详见《商务早报》2000年2月28日报道。

(22)　详见《四川青年报》2000年10月27日报道。

(23)　详见《天府早报》2000年3月12日报道。《成都商报》2000年2月25日亦报道类似事件。此外地方媒体还报道了两起发生在同一天、因打麻将引起的医疗事故，见《成都商报》2000年2月23日、《天府早报》2000年3月12日。

(24)　《商务早报》2000年12月7日报道。

(25)　《天府早报》2000年2月24日报道。

(26)　中国新闻社2000年3月31日报道，http://news.sina. com.cn/society/2000-3-31/77315.html。

(27)　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作者2000年7月16日在成都“欧罗巴”度假村对一些茶客的采访。关于“工麻”引起的社会问题，亦可参见李显福：《麻将声声——关于麻将风的报告》，见《麻将声声——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80—90页。

(28)　《成都晚报》2000年12月15日报道。政府虽无力控制打麻将的风潮，但也在努力将这股风气往“正确的方向”引导，比如对“健康麻将”的推广，或将其发展为体育竞技，开展“麻将大赛”（Paul E. Festa, “Mahjo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vility, Chineseness, and Mass Culture, ” Position，vol. 14, no. 1, 2006, pp. 15–16）。在1990年代的北京，政府发起了“消费休闲文化”的宣传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Jing Wang, “Culture as Leisure and Culture as Capital,” Positions, vol. 9, no. 1, 2001, pp. 77–78）。

(29)　查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载《西部开发报》，2003年5月15日。

(30)　详见《天府早报》2000年11月18日报道。

(31)　详见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麻将声声”，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498/20001108/305318.html。

(32)　详见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麻将声声”；《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4日报道。

(33)　《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4日报道。

(34)　《天府早报》2000年11月18日报道。

(35)　谭晓娟：《满城依然血战到底，“反麻斗士”隐身江湖》，载《天府早报》，2007年3月8日。

(36)　《天府早报》2000年11月17日报道。

(37)　查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载《西部开发报》，2003年5月15日。

(38)　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

(39)　《四川日报》2000年11月24日报道。

(40)　《中国青年报》2000年11月24日报道。

(41)　《四川日报》2000年11月22日报道。

(42)　舒新城：《蜀游心影》，144—145页。舒新城所提到的章士钊（1881—1973），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教育总长，1920年他发表不少文章赞扬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对工业化持批评态度，这些文章包括：《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在湖南教育会讲演记》《农国辨》《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见《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144—146、266—272、403—405页）。

(43)　《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9日报道。

(44)　一项关于阅读和打麻将的比较研究认为，阅读对老年人的心智刺激效果非常显著，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呆症，而和一般人所设想的不同，打麻将对此帮助并不大（见Yim-Chi Ho,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Mahjong Playing and Reading on Cognitive Reserve of the Elderly,”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6, no. 1, 2005, pp. 5–26）。

(45)　打麻将被认为最具“中国性”，最代表中国文化和传统（见Amy Lo, The Book of Mahjong: An Illustrated Guide, Boston: Tuttle Publishing, 2001; Jing Wang, “Culture as Leisure and Culture as Capital,” Positions, vol. 9, no. 1, 2001, pp. 69–104）。而即使在反麻运动进行中，仍有一些普及麻将的书出版，比如一本叫《麻将学》的书便竭力鼓吹麻将之传统文化和体育锻炼的作用（盛琦编著：《麻将学》，北京：同心出版社，1999年）。

(46)　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

(47)　《天府早报》2001年10月31日报道。

(48)　李显福：《麻将声声——关于麻将风的报告》，见《麻将声声——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集》，100页。

(49)　黄跃民：《对治理“麻将风”的若干思考》，载《社会》，1991年第12期，22—23页。

(50)　详参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chapter 5; 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8。

(51)　胡适：《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见苏杨、郭洪新编：《中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8—10页。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不牵涉赌博（见作舟：《搓麻将的性格训练》，载《论语》第166期，1948年12月；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297页）。

(52)　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消极态度，从晚清和民国时期便可以看到（参见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chapters 1 and 4;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4, 1988, pp. 778–795; 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1991, pp. 67–83）。

(53)　改革开放之后，受市场经济影响的消费文化兴起，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见Michael Button, Streetlife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Nancy N. Chen, Constance D. Clark, Suzanne Z. Gottschang, and Lyn Jeffery,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rry Link, Richard P.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 2002）。

(5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精英的影响日益增强，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依旧很传统（见Jing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chapter 2）。

(55)　《四川青年报》2000年11月10日报道；《天府早报》2000年11月17日报道。

(56)　宋征：《多数民主制与少数人权利之保护——由一起“麻将官司”所想到的》，2002年，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0491。

(57)　“Dancing Queens: Grooving Grannies Encounter Opposition,” The Economist, Oct., 26, 2013, p. 54.

(58)　杨京：《武汉大妈广场跳舞遭泼粪》，载《武汉晚报》，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