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退休前跳槽的决断

——我不当“妖精大叔”

与应届生统一招聘相结合的退休制，是“日本式雇佣体制”的一大特征。在政府机关或企业工作的正式员工中，很多人把“退休年龄”视为老年生活的开始。

企业如果采用退休制，必须在员工手册上写明退休年龄。随着日本人平均寿命提高，养老金的领取年龄推迟，退休年龄也被多次上调。

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退休年龄普遍为55岁。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连载的漫画《海螺小姐》中，54岁的矶野波平便是一个临退休的人物。1994年，国家修订《老年人就业稳定法》，禁止企业退休年龄低于60岁。此后又强制要求企业从2013年开始，通过上调退休年龄、以合同工等形式返聘已退休员工或者直接废除退休制等方式，保障老年人可以工作到65岁。

如序章中所提到的，2020年，政府基于“一亿总活跃”口号进一步修订该法，将保障就业的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在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增加了“将退休年龄上调到70岁”和“向退休后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员工发包工作”等新的选项，并决定从2021年4月起将其指定为企业的“努力义务”。但鉴于过去出现过多次将“努力义务”升级为“义务”的情况，保障老年人可以工作到70岁的条款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

据总务省统计，2008年65岁以上就业人数为553万人，10年后这一数字增至862万人（2018年）。其间，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也从19.7%上升到24.3%。考虑到对未来养老金的担忧，能多工作几年固然是好的。政府积极制定政策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不过，上调退休年龄也就意味着“老年生活”到来前的工作时间相应延长。继续待在公司维持现状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或许我们有必要尽早思考这些问题。关于老年人今后的工作方式，第2章中介绍的立教大学教授（人力资源开发论）中原淳这样讲：

“这取决于你期望的工作方式。要根据自身情况，想想自己想工作到多大年纪，怎样工作，拿多少（工资）。留在公司是一条路，放弃高薪去做希望做的工作也是一条路。我认为要有勇气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与其被年轻人疏远，扣上“妖精大叔”的帽子，不如索性在退休前离开公司，挑战新的生活方式。这样打算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接下来将介绍几位中老年人的事例，他们相信“自己的本事”，或者即便自信不足也鼓起勇气搏一把，早做决定迈出了下一步。

新冠疫情曾一度导致商业活动停滞。考虑到恢复也需要较长时间，很多企业开始招募提前退休人员，以削减劳动力成本。目标大多都是中老年员工。

与此相对，大阪有家公司不仅不撵人，还专门招聘有经验的中老年人。那就是从事设备器材制造与销售的佐野安控股。

米田康浩（60岁）于2016年离开松下来到这家公司。那年56岁的他，60岁退休即将到来之前思考今后的人生，决定“在新的环境里再挑战一把”。

米田于1981年毕业后随即进入原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做电视台视听设备研发25年，担当技术部门的业务策划9年，总共在松下度过了34年。

56岁跳槽到佐野安控股的米田康浩

来到佐野安控股后，他负责集团公司合并与新厂建设，现在还担任集团公司的董事。

“老实说，那些年干视听设备研发时学到的技术现在基本用不上，但在松下培养出的管理能力在这边派上了大用场。”

米田带我们参观了四层楼的办公区。“第二段上班族生活过得愉快。”他神清气爽地对我说。

佐野安控股创立于1911年，起先是一家造船公司。时值明治末期，日本先后打赢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缔结《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佐野安控股挺过了几次时代的浪潮，但20世纪70～80年代受造船行业不景气影响，基本没有招聘应届生。公司注意到，“我们缺少胜任管理岗位的50多岁的员工，而这样的人才被埋没在大企业里”（上田孝社长）。于是该公司从2013年开始招聘资深人才，目前已招揽22名员工。50岁以上员工的工资自然要高于年轻员工，但即便如此，公司现在仍优先招聘管理岗位。

木村则彦（54岁）同样是从松下跳槽到佐野安控股的。1987年毕业后，他最先入职三洋电机。三洋被松下收购后，他随之被调到松下，在52岁来到佐野安控股之前在松下干了约30年，主要负责企业管理系统研发。他说换工作是为了“更近距离地接触客户，在规模更小的公司里挑战自我”，所以找工作时的选择也集中在工作内容相同的公司。如果65岁退休，他还能在新公司干13年。

“有了13年，我觉得还可以挑战一次。如果等60岁再换工作就只能干5年，太短了，所以当时决定辞职。”

木村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过“老年生活”呢？

木村说，他没有给自己设限，目前打算一直干下去。因为2019年4月底到5月初黄金周的10天假期让他强烈地意识到，“每天都是周日的生活很难熬”。

52岁离开松下的木村则彦

佐野安控股看重的是米田和木村在三洋电机、松下这样的大企业积累下来的经验。而他们两个能遇到赏识自己的公司也是幸运的。看着在新天地大展拳脚的他们神采奕奕的模样，我深深体会到在被劝退前主动迈出下一步的重要性。

“和我同期入职的那批人，还留在公司的今年都要退休了。多亏七年前做出这个决定，我很庆幸自己现在还能继续工作。”

2020年11月，横山祐二（59岁）在电话里感慨地说道。

初识横山是在2019年2月。在东京表参道举行的活动现场，一个男人正在向参与者分发盐烤红点鲑。高大挺拔的他穿围裙的样子很潇洒。

横山是经营福岛县川内村温泉馆和餐厅的第三部门组织“阿武隈川内”的董事，也是开发及销售特产的合同公司“川内屋”的法人代表。

横山祐二和妻子宣代，每天早晨和爱犬一起散步

2011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川内村被要求“全村避难”，一时间人口降至零。现在居住限制已经解除，约有2500人生活在村子里。

活动现场尝到的盐烤红点鲑堪称绝味。在清澈溪流中长大的河鱼味道鲜美，恰到好处的盐分又使它多了一份香甜。菜品香气四溢，让人回味无穷。

横山生长在青森，毕业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于1983年入职知名服装公司三阳商会。上了年纪的人或许会想起长岛茂雄出演的西装广告“三阳先生”，不过它最有名的身份恐怕要数英国时尚品牌“博柏利”（BURBERRY）的日本授权经营商吧。

横山在三阳商会做销售，业余还参加公司橄榄球队的训练，度过了充实的职场人生。

“公司主打外套，所以冬季很忙。夏季可以休个长假，去参加橄榄球和高尔夫集训，让工作有张有弛。那是一家很照顾员工的好公司。”

然而，横山的人生航线迎来了巨大改变：有着50多年合作关系的博柏利决定授权合同到期后不再续期。

这件事在2012年底传遍公司。两年半以后，公司将失去这个占1000亿日元销售额约一半的主力品牌。横山回忆道：“当时公司高层普遍认为员工人数过多，可想而知公司的氛围将会变成什么样。”

横山那时负责两个品牌，还是统筹全国百货商场销售业务的部长，但他依然决定申请自愿退休。那一年他53岁。

2013年6月，横山退休了。对于今后干什么，他早已做好决定。

身为一个东北人，他想为海啸灾区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日本财团举行的志愿者说明会上，他痛感“在座的都是电力、通讯、土木、医疗行业的人，我这个干了30年服装的人派不上用场”。

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考取退休后可能派上用场的执照和资格证书上。为了“胜任任何工作”，他考了大型特种车辆驾驶证，参加叉车和车辆类建筑机械的技能培训，甚至取得了物理疗法治疗师和驯犬师的资格证。

其中，在实际工作中用到的是物理疗法治疗师资格。那段时间他在千叶市内家附近的一家沙龙工作。

“真是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喝醉的、体味特别重的、脚臭的……给他们做理疗也有过心情复杂的时候。好歹我过去也是上市公司的员工啊……”

能否在这个行业立足取决于能发展多少自己的顾客。身高1.83米、体重90公斤的横山力气大，“块头大的客人和职业高尔夫选手喜欢‘力道大一点’，都开始指名找我做”。干了四个月后，两只手都得了腱鞘炎，但他在接受针灸治疗的同时仍坚持工作。

即使拼命干，月收入也只有20万日元左右。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必须付给沙龙的经营企业。如果请假，收入就变成零。他切身体会到，有稳定收入的上班族是多么幸福。

后来，他在职业中介的介绍下到一家床上用品生产厂工作，却成了一段苦涩的经历。对产品质量和经营方针的质疑使他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了。“这段经历让我再次体会到三阳商会的产品生产是多么严谨优秀。”

2014年春天，职业生涯迎来转机。三阳商会橄榄球队的前辈邀请横山去川内村的温泉馆帮忙。

横山从来没有去过川内村，但既然要好的前辈邀请，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从黄金周开始前的4月下旬起，他作为时薪850日元的兼职工开始了馆内繁忙的工作。

早上7点开始用两个多小时对馆内进行彻底打扫，之后在前台接待顾客，5个月干下来他瘦了8公斤。

让他最终下定决心在这里工作的是在这里结识的人们。他和员工还有社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在送别会上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

这次经历为他拉开了第二人生的序幕。2016年6月，横山以一名移居者的身份回到了村子。

横山在“阿武隈川内”工作。这是一个由村子出资的服务业机构，29名员工打理温泉馆“川内汤”、餐厅“幻鱼亭”和住宿设施。

横山成了实质上的管理者。他说：“这把年纪还能遇到这么有干头的工作，觉得很感恩。如果留在之前的公司，恐怕早就没有干劲了。”

在采访横山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保持工作积极性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切实体会到“自己为这家公司做出了贡献”。

他首先贯彻了“数字化管理”，呼吁员工不满足于现状，要制定目标，“对每天的销售业绩保持敏感”。他很重视没能达成目标时的“失败教训”。看到这些对每个上班族来说最为基础的经验在这里派上用场，横山感到很欣喜。

2019年夏天采访时，横山告诉我“三年过去，目标只实现了10%”，他指的目标是“顾客至上”理念的渗透。

横山工作了30年的三阳商会虽然是一家服装公司，却非常看重“服务精神”。他们会用“盖一栋独户住宅的成本”在商场里打造一个店铺，为顾客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这种服务体验的价值得到顾客认可，因此，10万日元的外套和4万～5万日元的裙子也卖得很好。

而现在，横山销售的产品是500日元一条的红点鲑和600日元的温泉馆门票。费尽心思卖出100张门票，为温泉馆招揽100个顾客，销售额也不过5万～6万日元。

三阳商会一件外套卖10万日元有它的道理。要让顾客愿意为红点鲑料理和温泉馆的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也需要创造“道理”。

横山得出的答案是“服务精神”。每名员工多为顾客着想一点，积少成多，就能切实提升顾客体验。为此，提供服务的团队必须“一条心”。

然而现实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川内汤”实行全年无休制的提议遭到员工强烈反对；更衣室的空调坏了，整个夏天都没修好，只能让顾客在闷热的空间里更衣；店员在店面和装修高档的餐厅里向顾客推销餐券；至少在周末安排一名大堂服务员的建议被当作增加工作强度……

即便如此，横山依然觉得他们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他说：“过去大家对顾客提的要求很反感，现在氛围有所改善，能满足的会尽量去满足。”2019年的黄金周和暑假旺季，店里放弃休息日，实现了无休营业。

保持积极性的第二个要点是“明确的目标”。横山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在这里实现的目标——把营业额恢复到震灾前的水平，让公司具备独立运营的能力。

大地震发生以前，“川内汤”每年接待顾客数量约10万人，而现在是5.5万人。把顾客数量增至7万就能扭亏为盈。但只要周边地区的行政机关以及富冈町、大熊町、南相马市和浪江町没有更多的人回来生活，顾客数量就难以继续增长。

横山的工作与“福岛灾区复兴”这一艰巨的挑战连在一起。

第三个要点是对“乡村风气”的妥协。

乡村生活有数不尽的城市里没有的优点：早晨遛狗时，一辆轻卡突然停下，司机送来多到吃不完的蔬菜；年收入虽然只有当上班族时的一半，但一分钱不用花的日子也变多了；过去上班坐公交和地铁将近两小时，如今开车只要三分钟。

而乡村社会同时也有不便对外说的一面。特有的权力结构和蛮不讲理的做事方式有时也让横山恼火。论资排辈、敷衍了事、排外等，在这里生活面临的难题也不少。

横山是个有话就说的直肠子，但在村子里，他也会注意措辞，避免误会。

在采访中我问他：“大型特种车辆驾照和叉车驾驶证在川内村派上用场了吗？”

“完全没有。”横山笑着说。在现在的工作中，到头来派上用场的还是三十年上班族生活中锻炼出来的管理能力和前辈教给他的“顾客至上主义”精神。

“要说其他有帮助的，就是就算时薪800日元也什么都干的决心吧。把过去全部清零，一切从头开始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

“我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不再想自己曾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手下有几个下属了。所以就算曾经是销售部长，我也能在温泉馆当前台，给高中生团体当领队，什么都愿意干。”

从头开始的决心，这听起来平淡无奇，却最震撼人心。不管在哪里做什么，都要混口饭活下去。横山的经历让我感到，决断的勇气是在百岁人生时代开启第二人生的最重要的条件。

疫情期间，温泉馆、餐厅等场所被迫暂停营业，经营陷入困境。但这并没有浇灭横山的热情，他依旧在各地奔波，为特产开拓销路。

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外资制药企业的部长。他提前退休后，参加国家项目到新潟县鱼沼市种水稻。从城市移居乡下，这点和上文中的横山相同，但从职场转到农业社会，与从一个企业跳到另一个企业相比，需要的决心是不一样的。

2016年9月的一个早上，在外资制药公司杨森制药担任部长的西村晓良（53岁）从水道桥站乘坐JR总武线去上班，路上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要不要辞职呢？”

西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又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当天和领导说明了情况，年底通知下属，2017年3月底离开了公司。

西村对工作没有不满，同事也都很友善，但他不打算在制药行业干下去了。

西村出生在岐阜县高山市，从信州大学农学院毕业后，1988年进入大洋药品工业（现武田梯瓦制药公司），被分配到位于东京的新药研发部门。

当时新药研发领域比较自由，新人也可以参与从基础工作、临床试验到申报的整个流程。而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于1990年出台《药品临床试验实施标准》（GCP），对质量管理提出细节要求后，分工逐渐成为行业主流。加上研发成本上涨，大洋药品决定退出新药研发领域。

西村想继续从事新药研发工作。1998年，他跳到了在报纸招聘栏上看到的一家外资企业。那是一家制药承包商，从制药公司承接新药研发流程中的部分工作。西村负责安排临床试验的相关事宜，和各家医院打交道。

一段时间后，他升任经理，手下有了10名下属。但他并不擅长培养下属。一次，下属找他倾诉人际关系上的烦恼。他自认为是个耐心的倾听者，但下属却很不满。下属似乎希望他站到自己这边，而他保持中立的态度伤到了对方。

西村觉得管理岗无聊，2002年又跳槽到杨森制药。他希望继续在一线工作，哪怕降薪也无所谓。即便如此，年纪大了，免不了晋升管理岗。他再次当经理带下属。不过这次他的心境有了变化，已经能够体会到指导新人、见证新人成长的喜悦。

工作上顺风顺水，他参与了拔牙后使用的止痛剂盐酸曲马多/对乙酰氨基酚组合片的国内申报（2011年）等项目，2014年10月升任研发总部部长。

那段时间，应公司要求，西村开始利用每天到岗前的一个半小时上英语会话班。在那里他遇到了一名来自南非的60多岁男老师。

西村惊讶于这位老师的“博学”。他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也了解不少。一次他们聊到日本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明明是自己国家的历史，西村却几乎一无所知。

公司的学费补助只发放半年，之后西村又自掏腰包继续学了半年。有一天，老师问他：

“每天早上在拥挤的电车里摇来晃去，你们日本人很幸福吗？”

这个问题让西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年轻时他可以有底气地说，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这份工资。升任部长后工资涨了，但感觉工资和工作内容的差距也大了。他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下属，却没有得到共鸣。

西村还有一个心结——觉得自己不如两个哥哥。大哥是日本料理大厨，二哥是专门修建神社、寺庙的木匠。他们全靠自己的本事打出一片天地，让西村很崇拜。

（我自己又做得怎样呢？）

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如他们？到头来，自己对新药研发这项工作并没有足够的自豪感，不是吗？

西村向妻子坦白辞职的打算。妻子也在制药行业工作。她的答复是：“好啊，不过不许当无业游民。”

在决定辞职的不久前，西村开车到新潟县十日町市兜风时看到的水稻田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杂志上得知“地区振兴合作队”在东京有一场队员招募活动后，他前去参观了十日町市的展位。

地区振兴合作队是总务省2009年度开设的项目，旨在吸引城里的年轻人到乡下居住、创业，并鼓励他们最终定居当地。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补助，负责招募队员。招募队员的合同形式有的是兼职员工，有的是业务外包，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据总务省公布数据，队员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09年首年度的队员总数为89人，覆盖全国31个地区；2019年度达到5349人，覆盖地区也增至1071个地区。其中20～39岁约占70%，40～49岁约占20%，50～69岁约占10%。

西村走近十日町市的展位一瞧，里面挤满了年轻人，他感到这里并不需要自己。

“想干农业吗？”

就在这时，鱼沼市的工作人员叫住了不知所措的西村，推荐他移居到福山新田地区。

福山新田是一个坐落在海拔350～400米山坳里的村落，距离市中心大约40分钟车程。约300年前，这里正好处在连接现在的新潟县长冈市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的道路沿线，因而得以开发。现在130名左右的居民中，65岁以上已占大半，也就是所谓的“极限村落”。这里还是冬季积雪深度可达4米的暴雪地带。

西村想，既然是给自己的考验，那么这种极限环境更适合。于是，2017年4月，西村辞职后马上搬到了福山新田。

时值春季，他从前任队员手里接过0.25公顷的水田后，马上开始挑战无农药种植水稻。开拖拉机犁地，放水；插秧后为了让根系发育，还要暂时把水抽掉。西村一边学习一边独自完成了这些农活。

要提高产量，除杂草不能偷懒。如果有杂草种子残留，第二年的收成也会受影响。每次除草持续一周，每天从早到晚干八九个小时，在收获前一共进行了三次。

西村并不厌烦。他听着鸟儿、虫子和青蛙的叫声，感受着风吹过，思绪万千。在东京，很多人还在拥挤的车厢里摇摆。他觉得自己已经别无所求了。

在无农药稻田前露出笑容的西村晓良

西村不会忘记第一次收获的大米的味道。过去他一直认为米饭要仔细咀嚼后就着菜吃。但这里的一碗白米饭也让他吃得很香，根本不需要菜。他把大米寄给过去的同事，也得到了他们的称赞：“我家不爱吃饭的孩子竟然吃了两碗。”

2004年关闭的福山小学的体育馆办公室成了西村在福山新田的工作场所。入口处放置的手绘招牌上写着“HOKONSYO”，在当地方言中表示“俺们这儿的人”“打扰了”的意思。

农活之余，西村还和村民们携手经营“山间生活体验游”，从城市招揽游客。他还和昭和女子大学（东京）合作，担任学生田野调查的地陪。这些经历让他对合作队有了新的认识。

“那些快退休的公司职员，孩子大了不用再操心，也有一定的储蓄和体力，但在公司里得不到精神上的满足。对他们来说，移居乡下不失为一个选择。”

据总务省调查，在2019年3月底结束任期的队员中，约六成选择留在当地生活。对苦于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地区来说，新生代的力量是充满魅力的。

福山新田也需要人力。就算是村里的原住民，六七十岁以后也会因背不动30公斤的米袋等原因，把稻田托付给年轻人打理。还有费力气的冬季除雪作业，到了六七十岁以后也依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何况这里医院少，距离村子远，医疗条件确实不如城市。身体不好的老年人要想移居过来，恐怕会有困难。

国家规定，合作队队员的人均经费上限为每年400万日元，其中酬劳最高250万日元（2019年采访时的数据）。鱼沼市和队员签订业务委托合同，每月支付18万日元作为酬劳，租车费、油费和居住费用额外提供。一部分食物和水可以自给自足。西村说：“只要不网购太多东西，就能余下些钱。”

不过，年轻人或许会打算将来成家生子。在没有积蓄的情况下移居至此，只靠这点收益在短短三年里成家立业并非易事。如果一开始多少有些积累，心情也能从容一些。

此外，西村向同龄人推荐合作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班族拥有销售、策划等工作经验。这些看似和乡村生活无关，但其实不管哪个行业，只要在公司干过多年，就具备足够的毅力和韧性，能够完成合作队“三年内做出成绩”的任务。

西村说：“在公司里会经历高层和直属领导更迭等各种变故。一直待在公司的人应该都被磨出了很强的忍耐力。”

队员的想法不一定总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而公司里的人即便被拒绝一次，也不会轻易放弃。在搜集资料并通过无数次沟通获得对方的理解这方面，他们理应拥有丰富的经验。

例如，商讨接待昭和女子大学的学生时，一些居民表示反对，但西村坚持不懈地说服他们。接待事宜敲定后，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得到成长，他又尽量退到二线。这是他在管理岗带下属时学到的技巧。

招待外地人的活动变多后，西村留意到“迎新准备”给居民们增添了不少负担。于是最近他着手建立了一项新制度，让城里来玩的人可以住宿在村落的空置房里。

通过申请“新潟劳金福利财团”（新潟市）的地区振兴支持补助，空置房的修缮费用有了着落。西村过去为新药申报筹备过大量资料，对他来说，准备申请资料并不为难。空置房被命名为“迎宾馆福山分馆”，于2020年夏天开放，供到访村落的人住宿使用。

周围人怎样看待西村的行为呢？在福山新田从事振兴活动的另一名队员岛田雄（24岁）很敬佩西村：“他做的很多事，要换我来估计早就放弃了。”

岛田从东京私立大学毕业后随即成为队员，2018年4月上任。他也受到了其他地方的盛情邀请，但在就任前的参观体验中结识了西村。他被直言提醒，“刚大学毕业就参加合作队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西村坦率的作风和亲切真诚的为人反而感动了岛田，使他选择了福山新田。

我们也采访了生在福山新田，除外出务工以外一直居住在这里的村落长老佐藤文作（83岁），请他讲讲对西村的印象。

佐藤表扬了西村的积极性，“生活上有什么不懂的都来问我，”还表示了感谢，“我不懂的东西他也都悉数教给我。”他说西村教会他使用聊天软件，现在他可以和住在埼玉县的孙子聊天了。

我们向佐藤提出了一个问题：“您觉得20多岁和50多岁，哪个年龄段更适合移居？”可问了好几次，老人的回答都是：“嗯……这有什么区别吗？”

起初我们以为老人这样说是为了顾及他们两个的面子，但后来在采访负责福山新田鱼沼市的村落援助员星绫子（54岁）时，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

“在村子里，他们俩都是年轻人。”

在福山新田，60岁和70岁也都是宝贵的劳动力。在83岁的佐藤眼中，53岁的西村和24岁的岛田无疑都是年轻人。

鱼沼市从2014年开始招收合作队队员。最初的招收条件中设置了50岁的年龄上限，但后来他们取消了这项限制。

星绫子介绍道：“我们担心移居过来的人适应不了环境，没过多久就回去。这种情况对移居方和接收方都会造成伤害。现在比起年龄，我们更重视移居者和当地居民的契合度。”

2020年3月底，队员任期结束后，西村选择了留在村落。他和市里重新签订“地区振兴顾问”的委托合同，为希望移居到该市内所有辖区的申请人提供支持。他感觉新冠疫情期间，希望从首都圈等地移居过来的人更多了。或许现在正是大家重新审视职场人生的好时机。

不过，最终下决定还是有难度。比如许多前来咨询的同龄人很关注“年收入会不会减少”，不能接受收入减少的话，很难下决心移居。还有很多人把移居地想象成公共商业设施相对完善的“小县城”。西村在介绍福山新田的生活情况时，经常为缩小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煞费苦心。

西村在参加东京都内的一场活动时，和一位来到现场的老年女士聊了很久。那位女士离开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个人每次活动都来，她不会移居的。”这让西村陷入了沉思。

难道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老人退休后无事可做，就连聊天对象也找不到了吗？而村子里的老人们每天都很忙碌，“工作”和“生活”之间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老人们的工作不只有农活。打扫房屋周围和水渠，打理后山，入冬准备等，要做的事有很多。他们什么事都会下意识地自己去处理，从清晨到日落，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

相比之下，城里的生活又是什么样？服务理所当然地要用金钱购买，工作与生活之间界限分明。金钱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村落的生活让我意识到，“挣钱”与“工作”未必可以完全画等号。

在西村看来，政府和企业提倡的“工作方式改革”视野未免过于狭隘。

“现在急需的不是‘工作方式改革’，而应该是‘生活方式改革’吧。”

当初刚来到村里时，每每被村里人问到“怎么来这种乡下小地方”，西村就很难过。如今进入第四个年头，他很高兴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说“你能来真好”。西村说，虽然面对哥哥们的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失，但自己在考验中也有了一些成长。就算只活到80岁，也还能再奋斗30年。

从最初发布“无退休社会”的人物纪实报道到本书撰写完成期间，世界遭遇了巨大变故——新冠肺炎疫情。

这场巨变对受访者们的生活，乃至全体日本人的老年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将来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对此，我们在条件允许范围内进行了跟踪采访，并将这部分内容添加到各章节的相关部分。让我们通过几个要点，一起探索“与疫情共生时代”“后疫情时代”社会与老年生活应有的形态。

首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受经济停滞影响，企业纷纷加速裁员。据东京商工研究所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宣布招募提前或自愿退休人员的上市企业已超过90家，招募企业数量之大，仅次于次贷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191家）。第2章中介绍的“妖精大叔”等中老年正式员工今后或将面临更大压力。用“放逐小屋”摧残精神、劝退员工的悲剧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女性的处境更加困窘。2020年4月，女性就业人数环比减少约70万人（为男性的两倍）。此后虽然有所回升，但在服务业和非正式岗位上工作的女性受到极大的冲击。正如第3章中提到的，女性自杀人数（速报值）从6月开始同比增长，10月达到851人，同比增长了约80%。

应届生的就业情况也随着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取消应届生招聘而变得愈发严峻。2021年春季毕业的大学生的求职内定率为69.8%（2020年10月数据），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与受2008年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2010届毕业生持平。求职季正赶上疫情的这一代人恐怕会成为第3章的主角“迷失的一代”的翻版。

顺便一提，疫情前一年的最终求职内定率为98%，创历史新高。“只因毕业年份不同，境遇就天差地别。”（东京大学教授本田由纪）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新的生活不稳定人群。

年轻人生活不稳定会直接影响到出生人口。2020年出生人口预计将降至85万人以下，2021年或跌破80万人。疫情或许将进一步加剧日本人口金字塔的不稳定性。

特定领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愈发严重。比较突出的是疫情下受到关注的必要行业工作者，第1章中介绍的保安员便是典型。在全行业有效求人倍率（月数据）跌破1的2020年6月至10月期间，包括保安员在内的“安保岗位”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6上下。国家以重振市场活力、“国土强韧化”为由扩大公共事业，这种背景下，预计今后劳动力缺口会进一步加大。保安是为数不多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和稳定生活的行业，基本工资却低于全行业平均值将近10万日元。如果不解决这一待遇上的差距，最终将导致这一社会必要行业的瘫痪。

疫情推动了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和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固守传统的工作方式只会让企业停滞不前。在这个背景下，《新版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从2021年4月起，将“为有意愿的员工提供能够工作到70岁的就业机会”规定为企业的努力义务。第6章会介绍一些先进企业的事例，它们通过新制度提高员工积极性，帮助他们在60岁退休后继续幸福地工作。第5章重点关注的千叶县柏市和德岛县上胜町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事例也可作为参考。在日本人口整体急速减少的趋势下，能否用好老年人才或许将左右企业和地区的命运。

还有一个趋势——人们开始逃离人口密集、传染风险高的大城市。总务省发布的居民人口动态报告显示，2020年7月至11月，东京连续五个月人口迁出大于迁入。像第4章的主角们那样，从工作方式改革转变为生活方式改革，在退休前离开公司迈向第二人生，这条路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如果你愿意放下面子和桎梏，比起世人的目光，更看重为他人做出的贡献，并打算去“60岁也是年轻人”的乡下寻找出路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读一读他们的事例。

不能忘记的还有扶持下一代人的成长。

2020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71岁）和平均年龄逾七旬的党内四大要员碰拳的照片，与2019年芬兰诞生的34岁女总理和其他党派的30多岁党首的合照一起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网友纷纷感慨日本代际更迭迟缓。老一代恋栈不去确实会影响下一代的成长。有观点认为，造成“妖精大叔”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几代人之间缺乏沟通。第6章介绍的先进企业在改善老年员工待遇的同时提高应届生起薪，以避免代际矛盾。

不管我们能健康工作多久，每个人都终将老去。迷失的一代以及疫情下暴露出问题的非正式员工，他们的“自助”养老能力非常有限。他们只能长期依靠强制参保但本质属于“共助”的年金和医疗社会保险，以及最后的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公助”。支持终身领取的公共年金对他们尤为重要。至今为止，讨论“假如活到平均寿命，几岁开始领养老金最划算”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文娱报刊上。今后这一观念需要转变。尽可能多工作几年，把储蓄灵活运用起来，推迟年金的开始领取时间，以领到更多的年金。第6章将详细介绍这种被年金专家称为WPP的理念。

在与疫情共存的现在，就连几个月之后的社会形势也难以预测，我们又该如何为“后疫情时代”的老年生活做准备？采访团队将继续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朝日新闻》编辑委员 滨田阳太郎

经济部劳动组记者 志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