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新俄罗斯”：沙皇们的遗产
蒙古大军入侵“基辅罗斯”时，如今称之为乌克兰的土地也遭受重创，基辅城曾被劫掠一空。在蒙古大汗占领期间，整个罗斯国家经历了分解和重组的过程，这片土地归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后来，立陶宛归顺波兰国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从此，基辅的执政者在三个世纪中（14—16世纪）不得不在两个强国之间求生存。于是，也是从这时起，罗斯的东正教和波兰的天主教不和与抗争的种子就下栽到了这块边界之地的土壤里。
到了15世纪下半叶，在罗斯的土地上为争夺“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国”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日益强大，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土地（包括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逐渐转向莫斯科，所以从16世纪初始到17世纪初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就与波兰国出现了更加激烈的边界之争。到了16世纪70年代末，经过一场争夺土地的利沃尼亚战争之后，立陶宛和波兰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大波兰王国。于是，大波兰王国和莫斯科公国为争夺边陲之地不断地打仗，先是乌克兰地区的沃伦、波得拉谢、波多里埃、布拉茨拉夫和基辅地区归属波兰，后来，俄波又打了一仗，波兰不得不把斯摩棱斯克省、切尔尼戈夫省和北方省让给了俄国。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再次在动荡和战争中摇摆不定。
1654年，乌克兰地区哥萨克赫梅里尼茨基的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他所建立的“盖特曼”权力机构接受了对俄国的臣属。因此，这一年在俄国和苏联的史书上被写成“俄国与乌克兰合并日”。宗教纷争和农民起义的频发表明了乌克兰，还有波兰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和抗争，波兰和俄国对相互之间边界土地的争夺随之更为激烈。于是，出现了自此持续至当代的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即乌克兰西部边界的政治问题。17世纪中期，乌克兰的西部边界持续纷争的结果是，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土地归属俄国，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土地归属大波兰王国。大波兰王国和俄国成了恩怨不解的对头冤家，而乌克兰就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国家之间，在艰难维持的平衡中防止大国冲突、争斗，甚至战争带来的伤害。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乌克兰都处于大国的争斗之中。17—19世纪，欧洲国家对东方土地的争夺和俄罗斯帝国对西方土地的争夺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而这种争夺的中心地区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土耳其、波斯、奥斯曼帝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俄国想掌控波兰和乌克兰，而作为被争夺对象的波兰也觊觎向东方，即向俄国，首先向“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扩展自己的疆土。于是，俄国和欧洲国家对波兰的多次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乌克兰边界之地的反复变化、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分分合合成了这一时期欧洲局势的主要风向标。
而如今乌克兰的东南部地区（即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尤其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在那个古老的“基辅罗斯”时代，这片辽阔的土地曾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草原，既丰饶又荒无人烟，成了来自东方的和当地的一系列游牧民族放牧的最佳场所。彼得一世虽然夺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是俄国仍然是个内陆国家。乌克兰东南部的这一地区还不在俄国疆土之中，处于鞑靼汗国和其他游牧民族奔袭的威胁之下。直到17世纪的中期，在这一地区建成了自顿涅茨克至斯洛博达的乌克兰要塞线，乌克兰成为俄国的一个省。随之，在1774年整个亚速海地区并入俄国版图后，这一地区才成为俄国直面克里米亚的南部边陲，但它仍处于游牧民族常年奔袭的危险中。
帕·约万诺维奇的画作《塞尔维亚人的移民》。这幅画描绘的是：随着向“荒野之地”的“斯维扬斯克”戍边和屯垦之地的出现和发展，于是就有了“斯维扬斯克斯拉夫居民点”在“新俄罗斯”的陆续出现。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地图和结构，这位女皇本人对乌克兰的前途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被女皇组合成了俄国新的行政区域，于是，一个新的名称出现了——“新俄罗斯”。而70多年后登上沙皇位的另一个强君亚历山大二世则让这个“新俄罗斯”成了俄罗斯帝国无畏于欧洲政治舞台和国力强盛的新风向标。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督府”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所有这些名称都确定无疑地注定了乌克兰从此往后归属俄罗斯帝国的宿命，也注定了这一地区永远会是俄罗斯帝国的新边疆、新开发区、新移民区。而“新俄罗斯”的东南地区（即现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三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成了叶卡捷琳娜二世首要关注的地区。她关注的原因基本有两个，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
在政治上，女皇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俄国权力中心所在的西北部和东北部由于农奴制更深入、更强化地发展，农奴买卖盛行一时，这里的农奴开始向“新俄罗斯”各地大量逃亡，于是，乌克兰的东南部和亚速海及伏尔加河出海口的里海地区成了他们向往的归属之地。荒无人烟之地和茫茫无边的草原成了他们想象中的没有沙皇、庄园主、宪兵和警察的“自由之乡”。然而，这个“自由之乡”并不是逃亡农奴的“天堂”，这种情况在俄国著名戏剧家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到农村去，到姑妈那里去，到荒凉的地方去，到萨拉托夫去！在那里，你将痛苦伤悲。”相反的是，逃亡者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哥萨克”的特殊群体，他们彪悍、勇猛、渴望强力。由于置身于草原，因此良马和优秀的骑术成了哥萨克人的传奇。农奴的逃亡和哥萨克的出现成了叶卡捷琳娜政府的巨大压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俄罗斯”所以称为之新，就是因为它是俄罗斯帝国的新边疆，一处尚没有巩固设防和没有足够防御实力的新边疆。疏导这种无序的农奴逃亡，使他们成为政府可控的、有序的移民，并将他们纳入屯兵戍边的轨道，就成了女皇不二的选择。
从1774年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明令可以往这一地区移民和定居，对移民定居者给予大片的土地以及轻赋减税的政策。于是，政府鼓励下的合法移民和政府迫切需要的屯兵戍边就结合在一起，为开发“新俄罗斯”准备了条件和提供了物质基础。最早的移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随后就有各个民族的人相继涌入“新俄罗斯”。随着移民的定居和屯兵戍边哨所的建立，一个个的定居点陆续出现。顿涅茨克的斯拉维扬斯克就是一处较早的屯兵和移民点，因为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聚集和定居，所以这个屯兵和移民点就叫作斯拉维扬斯克——“斯拉夫人的村庄”。
随后，塞尔维亚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来自更远处的波兰农奴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也来到了这里，于是，民族的纷争、利益的争夺也就随之频频发生。尽管如此，当时的斯拉维扬斯克和整个顿涅茨克地区一样虽然在新建的“叶卡捷琳娜省”的管辖之下，但仍然是“荒凉的南部边疆”。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曾在1887年描写过斯拉维扬斯克的情景：
城市有点儿像果戈理笔下的米尔哥罗德：有理发馆，有修表匠，也许可以设想，大概在千年后，斯拉维扬斯克会有电话。墙壁上和栅栏上悬挂着动物园的海报。栅栏下堆积着粪便，生长着带刺儿的钩藤。猪、母牛和其他家畜在灰尘扑面又绿荫如盖的街上溜达。住房看起来亲切和温馨，像是善良祖母的温存：路面舒坦，街道宽阔，空气中飘忽着丁香和金合欢的香味；夜莺的歌唱、蛙声、狗吠、手风琴声，还有一个婆娘的尖叫声不时从远处传来……
斯拉维扬斯克的这种景象也是当时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景象。
当然，雄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绝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她不可能在扩张的国策下做任何的退缩。于是，从移民、屯兵戍边到经济开发就成了必由之路。对乌克兰的开发是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整个国策密切关联的。这位女皇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的西方科技人员，在军队里也大量利用外籍军官。
由于战争和扩展疆土的需要，武器尤其是大炮的制造成为女皇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新技术的重要领域，制炮新技术的引进首先是在首都周边地区进行的。苏格兰籍军官萨缪尔·格雷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是上尉，但因立功，很受叶卡捷琳娜的赏识，女皇曾经亲笔书令，将他从尉官提升为将军，并任命他为喀琅施塔得区的长官。
这时，苏格兰的制炮专家查尔斯·加斯科恩发明了一种射程更远、火力更强大的新炮——“加农炮”。他向格雷推荐此炮可用于俄国的舰队。格雷在参观了加农炮工厂后，高度称赞了这种新炮。他当即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力荐采购此种新炮来装备俄国军队。女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便让格雷负责与加斯科恩签订购买加农炮的合同并负责合同的执行情况。这也恰是这位女皇诏令兼并克里米亚的年份，1783年。第二年，在1784年一年中，俄国用以购买加农炮的支出达到了3 400英镑。女皇是精于计算的，她认为购买不如直接把加斯科恩请到俄国来制造加农炮，于是向加斯科恩发出了邀请，答应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加斯科恩的年薪为15 000卢布，技师们也可以拿到高额的年俸。
1786年，加斯科恩应邀来到俄国，还带来了一批技师和必要的设备。最初，加斯科恩在圣彼得堡地区工作，建造起了奥洛涅茨工厂、利佩茨克工厂，在亚历山德罗夫制炮厂培养起了俄国的第一批铸造和制炮技术人员。对黑海、亚速海沿岸的争夺，巩固南部边疆的需要促使女皇做出新的决策：在“新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地区建立新的铸造厂。她把此任务交给了加斯科恩。加斯科恩对顿涅茨克的资源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了解并选定了新工厂的厂址——卢甘河畔的顿涅茨克县。1795年11月14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加斯科恩的书面呈报为准，颁发了《关于在卢甘河畔顿涅茨克县建造铸造工厂和安排开采该地区寻找到的煤炭》的诏令。1796年开始建厂，工厂也就定名为“卢甘斯克铸造厂”——卢甘的铸造厂。也就是在这一年，雄心大略、壮志未酬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中风而亡，没能听到卢甘斯克工厂大炮的轰鸣。
1797年，工厂开工生产，周围新建的住宅区也就以“卢甘的工厂”来命名了，于是，就有了卢甘斯克这个地名。
建设卢甘斯克工厂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是从加斯科恩在北部各省创办的工厂里调过来的，小部分来自国外。骨干力量来自奥洛涅茨、利佩茨克和亚历山德罗夫三家工厂。有着建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等处优秀传统工艺水准的木工和瓦工也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调了过来。管理层的行政技术人员则全部是加斯科恩请来的英国人。这就是说，卢甘斯克工厂的建造集中了当时俄国国内外最先进的、最精悍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随着这一工厂的建设，大批的俄罗斯族人来到了乌克兰的这个荒僻的处所，同时外国人也逐日增多。于是，卢甘斯克地区的人口和社会情况也日益复杂起来。“卢甘斯克工厂”成了顿涅茨克地区最早开发和发展的工业基地。
“尤佐夫卡”的中心大街。
加斯科恩对于卢甘斯克还不仅止于大炮的铸造生产，他利用新科技开拓的顿涅茨克的新矿井一个接一个产出大量的煤。斯拉维扬斯克盛产优质的湖盐，但一直被偷运和走私，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严令在这一地区私自煮盐。加斯科恩组织开发了斯拉维扬斯克的湖盐，使之不再被偷运和走私。这里产的优质盐占全俄盐产量的70%，从此俄国不再进口盐。随着卢甘斯克的繁荣，贸易接着发展起来，有了铁路和港口，整个顿巴斯连成了一片，曾经闭塞的荒原成了俄国借助外国力量开发起来的工业重镇。也许，甚至可以说，加斯科恩创办工厂的卢甘斯克地区是俄罗斯帝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
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俄国又经过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代沙皇的统治。卢甘斯克以及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开发继续进行，在1812年抗法卫国战争中，俄军所使用的大炮和弹药全是由加斯科恩的这家工厂生产供应的。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当政，这是位使俄国的实力极度增强和疆土无限扩张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扩张和战争的需求加强和加速了全国的工业发展进程，而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的以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尤快。另一个外国人在这里的出现又为当地的开发和发展增添了新鲜元素。这个人就是威尔斯工业家约翰·休斯。
与查尔斯·加斯科恩不同，休斯是作为冒险家自己来到俄国的。他选中的是“新俄罗斯”南部如今叫作顿涅茨克的地方。他选中这块地方是因为他看中了这里潜藏的巨大的煤炭能源。1820年，在如今的顿涅茨克地区的亚历山德罗夫卡村首次发现了煤矿藏，于是，陆续出现了开采的小煤矿。21年后根据当时省督的命令，在顿涅茨克建造起了最早的三个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矿井。小矿井的开采都是原始的、非机械化的，进程也很缓慢。休斯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现状。他在这里办起了一座冶金工厂，这座工厂在1872年炼出了第一炉铁。
休斯应了一句古话：适逢其时，红运当头。这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全神贯注的是制造装甲舰并为此目的寻找适合的材料和制造厂家。这位沙皇本来是把目光对准欧洲的制造厂家的，但是在对法国和英国工厂的钢甲进行检验后，其质量不能令他满意，而对休斯工厂的产品的检验结果却完全符合要求：坚固和可靠。于是，1869年4月18日，亚历山大二世准予休斯的工厂来生产俄国战舰所需的钢甲并同意为此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新罗西斯克煤炭、铁路、钢铁和铁轨生产协会”。
亚历山大二世像。
俄国政府和休斯签约敲定。根据签约，休斯将承担下述责任：
1、开采煤炭，其开采量应达到政府所需要的数量，即每天2千吨；
2、不迟于签约后9个月，应建成并全部开工，炼铁炉的出铁量不应少于每月100吨；
3、铁轨工厂的建造应于签约后两年完工并用自己炼出的铁压制铁轨；
4、建造机械修造厂，生产工程所需的机器和所有铁制品。
因为俄语的发音里没有“休斯”这个音节，所以，工人们叫他“尤斯”。而在这份正式的约书上，也用了这个称呼。除了上述条款外，俄国政府要求：“尤斯有责任尽快完成全部工作。”一周后，俄国政府又附加了一个条款：如果尤斯不能履约，将罚款20 000英镑并取消全部签约。
这个煤炭和钢铁组合在一起的工厂的建设过程并不如沙皇所渴望和需求的那样快。工程进行得缓慢、曲折，却是从没有停顿下来。1890年12月1日，休斯写了一份很长的书面材料，呈交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并通过他向沙皇本人汇报了冶金工厂建设的进展情况：1号高炉已经建造完工，配备高炉所需的机器和其他附属设备在加快进行安装。休斯还详细写到了煤炭的开采：
我恢复了1号煤井的开采，这个煤井最初是由列文公爵开发的，后来由于开采枯竭而停产。我尽可能地对它采用了英国的开采方法，将矿井内的窄轨铁路延伸至方便输送煤的地段。在我开采的出口处增加了设备，据我所知，这是在南俄罗斯的这一地区第一次采用。现在，我能开采出大量的煤炭，产量一天比一天增加。
休斯还描述了这一地区煤炭蕴藏和开采的前景：
自我来到这个工厂，我就和我的矿山工程师们仔细寻找优质煤来供应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研究目前尚没有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不能向亲王殿下报告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我很高兴宣布，我已经取得了极好的结果。
休斯甚至提到了工厂周围居住地的建造：
我在工厂附近建起了足够数量的木房子供工人和其他人员居住，其中有办公室、货栈、马厩和各种工场，它们将按照需要随时扩大。
根据休斯亲自书写的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两点：一个以煤炭为基地和资源、以冶金机械制造为主的工业区即将出现在这个“南俄罗斯”地区。一个围绕这个工业区而兴起的新城市将出现。这个囊括工厂和居民点的地区当时就以休斯的名字命名，叫“休斯镇”。但是俄罗斯人习惯叫它“尤佐夫卡”——“尤斯的地方”。但是，亚历山大二世这位强君在1881年被民意党人炸死，未能看到这个综合煤炭、钢铁、机械制造在一起的工业区的投产运转。
约翰·休斯的住房。
约翰·休斯的餐厅。
尤佐夫卡迅速发展成为工矿重镇。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休斯镇”的冶金工厂扩大成了俄国首屈一指的机器制造厂（现在顿涅茨克矿山机械制造厂的前身）。顿涅茨克地区成了俄国的冶金、矿山机械制造、煤矿开采、优质盐生产的重要基地。随着工贸的蓬勃发展，顿涅茨克的南部有了马里乌波尔港口，有了连接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的铁路。
随着工矿企业的发展，大量的外来人口涌进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据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普查资料，如今的顿涅茨克地区就有586 500人口。而在卢甘斯克，人口猛增至20 000多人，按民族来分，大俄罗斯人占了绝大多数，将近14 000人，其他是小俄罗斯人，将近4 000人，犹太人约1 500人，白俄罗斯人只有700多人。
东正教也随之在这一地区获得快速的传播和发展。到20世纪初，这里就有了6座东正教教堂。由于民族的杂居，也就有了犹太教堂、罗马天主教教堂以及路德派新教教堂等。
约翰·休斯的客厅。毕竟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相差有半个世纪，约翰·休斯要比加斯科恩奢华多了。这也部分反映了“新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情况。
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起直至20世纪初的100多年中，“新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具有几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其一，这个地区是在沙皇们扩张俄罗斯帝国领土和争夺更多的霸权与地位的旗号下发展的，一切都离不开战争和准备战争。其结果是，使这一地区从无序的农奴逃亡、移民、哥萨克“自由之乡”，从屯兵戍边之所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边疆。其二，这一地区的开发是在外国技术人员的主持、外国资金的涌入、外来设备的装备下进行的，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随后世纪俄国发展进程的前提和基础，而这种对“外国”的引进是促使俄国强大的重大因素，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这样的沙皇具有世界目光的体现。其三，这一地区所以得到如此重大的、富有成果的开发，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煤炭资源充足，也就是能源后备力量强大。以煤炭开发为先导，以铸造机械冶金为骨干，辅以化工企业，形成了一条足以循环和不断更新的工业发展链条。其四，以军工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是这里的主线，由于自叶卡捷琳娜二世至亚历山大二世的整个历史期间，战争频发，俄国卷入战事的环境始终没有消失，因此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能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并产生有效的连锁反应。其五，工业发展，工矿区逐日扩大，随之出现的是人口向这一地区的大量流动，俄罗斯人成了这里占绝大多数的居民，俄罗斯人信仰的东正教成了这里的主流宗教，俄语成了这一地区通用的官方语言。但是，在这一进程中，除了民族的融合与合作，也产生了民族的隔阂、隔离、纷争、仇视和对抗。所有这一切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这样的君主留给他们后代儿孙的遗产——俄罗斯文化、文明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后代的俄罗斯人不得不继承，无法抗拒也不能抗拒的遗产。
除此之外，“新俄罗斯”发展的结果是使如今乌克兰的东南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组合成了一个独特的区域，一个因地理相连、发展方式相同、命运共存而形成的、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类似地区的“联合体”。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们比肩而邻。顿涅茨克离哈尔科夫293公里，离卢甘斯克152公里，它们组成了一个金三角，这是一个当年的俄罗斯帝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创立并竭尽全力保持的金三角。它们由南而北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沃龙涅日州以及别尔戈罗德州山水相连，边界之处狗吠鸡鸣相闻，人声和市声混杂。数百年来，它们既与俄罗斯有过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又与西方尤其是英国与荷兰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用与开发的感情交织。它们地处中欧的要冲地带，派别力量的矛盾、各种势力的纷争、国家权力的干预似乎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它们的历史步伐，阴霾般地时隐时现地笼罩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发展与停顿的相交织，自由与控制的影随行，荒凉与繁荣的互更迭成了这一地区人民必须要忍受和承担的宿命。
后来的苏联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这笔遗产，并且又赋予它一系列的“苏联荣誉和光环”。“苏联第一”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环。在这一地区有过一系列的“苏联第一”。第一台重型蒸汽机车，第一辆电车，第一个非首都城市的全苏足球冠军，全苏最大的高炉，全苏最大的五金工厂，全苏最大的汽轮机厂，全苏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世界生产割煤机的最大车间，全苏首创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等等。而在哈尔科夫，则是苏联宇航员之乡。来自哈尔科夫市及哈尔科夫州的宇航员数量多达30多人，其中有第一位进入宇宙空间的，也有在宇宙空间飞行长达391天之久的宇航员。总之，这是一个苏联引以为骄傲的工业重地，是当年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的金字招牌，是苏共寄予极大希望的军工国防工业基础。
然而，苏联的解体却使这笔“新俄罗斯”遗产的继承发生了问题。乌克兰成了一个不再听命于莫斯科的独立国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自然也就不再是俄罗斯的核心军工基地。因此，这里的一切，煤、盐和各种矿藏、重工业工厂、军工国防工厂、煤炭产地和储藏、培养宇航员的学校和机制、高度科技化的知识精英及其培养机构全部成了乌克兰的宝贵财富。对这样的财富，对这样的历史积重，对这样有着广阔空间的发展现实和前景，谁肯舍弃？又有谁愿意拱手让与他人？即使解体了，分离了，俄乌政府间的，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间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等地区间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又焉能在一夜间云消雾散？何况这一地区几百年来就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共同居住的土地（在卢甘斯克，乌克兰人为居民总数的50%，俄罗斯人为47%；在顿涅茨克，乌克兰人为48%稍多，俄罗斯人接近47%；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比例大体相同）。还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大都把俄语作为母语来使用，而且多数人信奉东正教。这种民族的、宗教的渊源联系是隔不断的，历史的积重总会在关键时刻、危难时机起到缓冲和平衡的作用。而当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