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堂课，我发现他的举止变了：他对我说话时，更多是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老师。我感到挺高兴的，况且这样也有利于他的进步：他不那么害怕开口了。不过，这也让我在接过装着讲课费的信封时感到越来越不好意思。
分手时，伦理问我为什么老是选在表参道的这家咖啡馆见面。
“我来东京还不到两周，不熟悉其他咖啡馆。如果您知道有别的好咖啡馆，不妨向我推荐。”
他回答说他会开车来接我。
在这期间，我报名的商务日语课开课了，同学当中有新加坡人、德国人、加拿大人和韩国人，他们都相信学会日语是成功的关键。班里甚至还有一个意大利人，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改不掉他的口音。
相比起来，德国人的发音缺陷（他们往往用v来代替w）似乎可以原谅。我是唯一的比利时人，在生活中也往往如此。
周末，我第一次离开东京，坐火车前往一个叫作镰仓的小城，那里离首都只有一小时车程。我发现了一个静谧而古老的日本，激动得热泪盈眶。在瓦蓝瓦蓝的天空底下，沉重的括号形瓦顶和被冻僵了的空气在对我说，它们在等我，它们想我了，世界的秩序将因我的归来而恢复，我的统治将持续万年。
我总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诗意幻想。
周一下午，白得耀眼的奔驰轿车向我打开了车门。
“我们去哪儿？”
“去我家。”伦理说。
我无言以对。去他家？他疯了。他应该早些通知我的。一个如此有教养的日本人竟做出这样怪异的事！
也许我的预感是对的，他是黑帮的人。我仔细察看他的手腕，外套的袖口下会露出刺青吗？他刮得光光的后脖颈，意味着要服从什么？
车子开了很久之后，我们来到了田园调布的一个豪华住宅区，东京的财富大都集中在那里。车库的门认出了车子，自动拉了起来。从这屋子来看，日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有了现代化的全套设施。屋子四周是两米宽的花园，绿色的护城河围绕着这座方形的水泥城堡。
他的父母出来迎接我，管我叫老师，这让我忍不住想笑。他父亲像是一件当代艺术品，很美，但难以理解，身上挂满了白金珠宝首饰。他母亲就显得平常多了，穿着高级而端庄的衣服。他们给我端来绿茶，然后很快就消失了，以免影响我的教学质量。
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表现呢？在这种“外星基地”里，我不打算让他重复“鸡蛋”这个词。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没有。
“您一直住在这里？”
“是。”
“很漂亮。”
“不。”
除了是和不，他不知如何作答。不过，这也没什么错。不管怎么说，这住所还是很简单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一个如此富有的家庭一定会住在宫殿里。但相对于东京的生活水平，比如说他的朋友原的公寓，这样的一座别墅，它的面积、外观和安静足以让人惊讶。
我继续讲我的课，尽量不再谈论这屋子，也不谈他父母。然而，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挥之不去。我感到有人在偷窥我。真是病态！他父母已经太优秀了，他何必来上这样的课打发时间？
慢慢地，我发觉伦理也跟我一样产生了同样的怀疑。他警觉地看着周围。这座水泥城堡里有幽灵出没？他做了个手势打断我的话，然后踮着脚，蹑手蹑脚地向楼梯间走去。
突然，他发出一声大叫，我看见从那里蹦出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如同一个盒子里的两个魔鬼。他们大笑着，看见我，他们笑得更欢了。
“老师，我向您介绍我的外公、外婆。”
“老师！老师！”两个老人尖叫着，好像觉得我既像个老师，又像只可以伸缩的长号。
“夫人，先生，你们好……”
我的任何语言和动作都会让他们大笑不已。他们做着鬼脸，拍着外孙的背，然后又拍拍我的肩，甚至用我的杯子来喝茶。老太太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多白啊！”她笑弯了腰，她丈夫也学她的样子。
伦理笑着看着他们，一直很平静。我想，他们一定受着衰老之苦，还能疯成这样，真是了不起。过了十几分钟，我的学生向他的长辈们弯下腰，请他们回房间休息，因为做了这样的活动之后，他们一定累了。
两个可怕的老人终于同意了，并非完全不在乎我的态度。
我一点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又似乎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走了之后，我不解地望着伦理，但他一言不发。
“您的外公、外婆很……特别。”我说。
“他们老了。”伦理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们出了什么事？”我追问道。
“他们老了。”
我们绕不出这个圈子，改变话题是要费很大力气的。我发现他有套B＆O[6]音响，便问他在听什么音乐。他跟我谈起了坂本龙一[7]。慢慢地，上课接近了尾声。我觉得这课就像没上一样。接过装着报酬的信封时，我想，这可不是我偷来的。他默默地开车送我回了家。
我打听了一下，得知这种现象在日本很普遍。在这个国家，人必须一辈子规规矩矩，结果往往到了晚年会栽跟头，做出些荒唐的事来，不过根据传统，他们的家人会来承担责任。
我觉得这有点悲壮。但到了晚上，我噩梦连连，梦见伦理的外公、外婆扯着我的头发，大笑着拧我的脸蛋。
当一尘不染的奔驰轿车又殷勤地来接我时，我犹豫着是否要上车。
“去您家？”
“是的。”
“您不担心打搅您父母，尤其是您外公、外婆？”
“不担心。他们旅行去了。”
我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下。
他一言不发地开着车。我希望这时候不要聊天，不要让大家有一丝不安，这样可以让我好好地看看这座城市，有时也扫一眼我这个学生的侧影。他几乎一动不动，让人难以置信。
到了他家，他给我泡了绿茶，他自己却喝可乐。这一细节让我感到很有趣，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日本人很讲究礼节，一个外国女人自然会喜欢那种日式细腻，可他对那套东西厌烦透了。
“您家人去哪里旅行了？”
“名古屋。我外公、外婆住在那个城市。”
“您有时也去那里？”
“不去，那是个令人烦闷的地方。”
我喜欢他直来直去的回答。他告诉我说他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这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可怕的“魔鬼”。
出于好奇，我斗胆提出想参观一下这座房子。他没有反对，领着我穿过迷宫似的一个个房间和一段段楼梯。厨房和浴室高度自动化，其他房间却很简单，尤其是他的房间，一张硬板床，床边是书架。我看了看书名，《开高健[8]作品全集》，开高健是他最喜爱的作家。还有司汤达和萨特的著作。我知道日本人喜欢萨特，觉得他充满了异国情趣——讨厌被海水冲刷得很光滑的卵石，这与日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个作者引起了他们对异域的向往。
看到司汤达的书，这让我高兴，但更让我惊讶。我对他说，这是我最崇拜的神之一。他变得温和起来，我看见他露出不曾有过的微笑。
“很有味道。”
他说得对。
“您读书很多。”
“我觉得我在这张床上看书度过了一生。”
我激动地看着这个床垫，想象着我的这个学生手里捧着书，穿越了时空。
“您的法语进步很快。”我说。
他展开手掌，指着我，作为解释。
“不，我不是那样的一个老师。这全靠您自己。”
他耸耸肩。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博物馆。他指着一幅广告，我不认识上面的字。
“您想参观这个展览吗？”他问我。
我想去看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展览吗？是的。
“我明天下午来接您。”他说。
我不想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回顾展。永远应该这样去看展览：出于偶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展览。有人愿意向您展示某样东西，这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天晚上，我对展览的内容并没有了解更多。有些画作，也许是现代作品，但我不敢肯定；还有一些浮雕，我难置一词。我很快就发现好戏在大厅里。最吸引我的，是东京的民众，他们恭恭敬敬地站在每幅作品前面，久久地欣赏，十分严肃。
伦理也跟他们一样。我最后终于忍不住问：
“您喜欢吗？”
“我不知道。”
“您感兴趣吗？”
“不怎么感兴趣。”
我大笑起来。人们不安地看着我。
“如果您感兴趣，那会怎么样？”
他没听懂我的问题，我也没有追问。
走出博物馆时，有人在发放广告单。我看不懂，但我欣赏大家都虔诚地接过广告单，认真阅读的样子。
伦理一定是忘了我几乎不懂表意文字，因为他读了广告单后，指着它，问我是否想去那里。没有什么比陌生的东西更有吸引力了。我高兴地同意了。
“那我后天晚上来接您。”他说。
想到我们不知道是去看反核示威、录像机遇剧[9]还是舞踏[10]表演，我就激动万分。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我便找了一件极其中性的衣服。我敢打赌，伦理会穿他平时穿的衣服。果然，他的打扮还是老样子。我后来发现，他带我去参观的是一个画展的开幕式。
这是一个日本艺术家，我有意忘了他的名字。我觉得他的画讨厌极了，但观众们仍对他的画毕恭毕敬，表现出他们典型的巨大耐心。如果画家不是如此令人痛苦地出现，这样的夜晚可能会让我向这些人妥协的。我很难相信那个差不多五十五岁的男子也是日本人，他是那么可憎。许多人前来向他祝贺，甚至向他买一两幅贵得不得了的画。
他轻蔑地打量这些人，也许把他们当作必需而又讨厌的东西。
我忍不住走过去对他说：
“对不起，我看不懂您的画。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没有什么需要看懂的，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他厌恶地回答说，“自己去体会就行了。”
“一点不错，可我什么都体会不到。”
“活该您倒霉。”
我认为他说得对。事后，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从这个开幕式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当然，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如果有一天我成了画家，不管有没有才能，我都要到东京去展出。日本的观众是世界上最好的观众。而且，他们还买画。撇开钱不说，对一个作者来说，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如此重视，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下一堂课，伦理让我给他讲讲“您”的用法。我很惊讶，一个使用被证明是最有礼貌的语言的人竟然不知道这一点。
“是这样。”他说，“不过，比方说，我们之间用‘您’来称呼，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您的老师。”
他接受了我的解释，没有皱眉头。我思考了一下，然后补充说：
“如果您觉得不妥，我们以后可以以‘你’相称。”
“不，不。”他很尊重这一他似乎已经习惯的用法。
于是我就讲了一些比较普遍的用法。最后，他给我信封的时候，问是否可以在周六下午来接我。
“去哪儿？”我问。
“玩。”
我喜欢他的这种回答，同意了。
我自己也在听课，想尽量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我很快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每当有什么细节不明白，我就毫不犹豫地举手。看到我举起我的手臂，每个老师都差点得心脏病。我想，他们都不说话，是为了让我说话，让我勇敢地提出问题，然后他们再用极其不满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某天，一个老师看到我又举起手臂，马上就大叫起来，粗暴极了：
“够了！”
我惊呆了，所有同学都盯着我看。
下课后，我去向老师道歉，尤其想知道我错在哪里。
“不要向老师提问题。”
“如果我不懂呢？”
“您会懂的！”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语言教学在日本那么畸形。
有一次，老师让学生们介绍自己的国家。轮到我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太复杂了。每个同学都说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国家，只有我必须解释我的国家处在哪个大陆。我很懊恼班里有德国同学，否则我可以胡乱说些什么，拿出大洋中某岛屿的明信片，介绍其野蛮的风俗习惯，就像我向老师提问题一样。但我必须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介绍。介绍期间，我看见新加坡的同学一个劲地剔着金牙，让我非常难受。
周六下午，那辆奔驰轿车似乎显得比平时更白。
我得知我们要去箱根。我对那地方一无所知，便向他打听。伦理支支吾吾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很快就会知道的。路途似乎非常漫长，有许多收费站。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湖，四周有山和漂亮的鸟居[11]。人们来此乘船或坐脚踏浮艇游一圈，这让我忍不住想笑。箱根是讲情调的东京人周日散步的好地方。
我们坐着一艘汽船似的船劈波斩浪。我发现一些日本家庭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替孩子擦屁股；情侣们则穿着漂亮的衣服，手拉着手。
“您有没有带您的女朋友来过这里？”
“我没有女朋友。”
“以前有过吗？”
“有过，但我没带她来过这里。”
这么说，我是第一个有幸来到这里的女朋友——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
船上，高音喇叭在播放着爱情歌曲。我们看到了鸟居，旁边有个中途停靠站，便下船按规定的路线诗意地散着步。人们成双成对地在专门为此准备的地方停下来，透过鸟居，激动地看着湖上的景色。孩子们尖叫着，好像在告诉恋人们，未来是多么浪漫。我看得非常开心。
游船之后，伦理给我买了一支雪糕：我喜欢这种尖尖的雪糕，上面浇着糖浆，咬起来脆脆的，长大后我就再没吃过这东西。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他为什么带我去箱根。当然，我很喜欢这种典型的远足，可是他为什么想让我去参观那个地方呢？也许，是我自己想得太多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礼节上要求这样做。日本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讲究这一点。这样挺好。
我感到伦理在等我邀请他去我家。这是最起码的礼貌——他已经邀请我去他家那么多次了。
然而，我断然拒绝了。随便带人回家，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场可怕的考验。
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可我家里不是百货公司。
一到独立的年龄，我所住的地方就好像成了政治避难者的藏身之处，警察一靠近，他们立即作鸟兽散。
三月初，我接到克里斯蒂娜的一个电话。她要回比利时一个月看望母亲，请我在她不在期间住在她的公寓里，给绿色植物浇浇水。我同意了，去了她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住在东京的前卫地区，一座未来世界感的大楼中的一间高级公寓，面向着众多未来主义的建筑。我目瞪口呆，听克里斯蒂娜向我介绍各种设施的用法——一切都是电脑控制的。绿色植物如同史前遗迹，其唯一作用是让我以之为借口，在这座宫殿里住上一个月。
我焦急地等待克里斯蒂娜离开，好搬到这个星际旅行基地来。毫无疑问，这不是我的家。每个房间里都有遥控器，用来点播音乐，也可以用来调节温度和周围的一切。我可以躺在床上指挥微波炉做饭，开动洗衣机，拉上客厅的窗帘。
而且，大楼位于市谷，离三岛由纪夫自杀的那个兵营只有“一箭之遥”。我觉得自己住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不停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听着巴赫的音乐，发现钢琴的声音与这神幻的都市全景和过于湛蓝的天空十分匹配，好不神奇！
厨房里，智能面包炉发现时间到了，便开始烤起面包来。这时，我听到了悦耳的铃声。我可以根据电器的指示信号自己编排音乐会的节目。
我只把这地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一个人，他马上就打电话过来了。
“公寓怎么样？”伦理问。
“对您来说也许很正常，但对我来说，真是难以置信。下周一您到这里来上课就会知道的。”
“周一？今天才周五，周一太远了。我能今晚就来吗？”
“来吃饭？我可不会做饭。”
“我全包了。”
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拒绝他，况且，我也希望他来。我的学生第一次这么大胆。毫无疑问，克里斯蒂娜的公寓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中性的地方，会改变格局。
晚上七点，我看见伦理的脸出现在内部电话的屏幕上，便给他开了门。他提着一个全新的手提箱。
“您要出门旅行？”
“不，我到您这里来做饭。”
我带他参观房间，他并没有像我那么惊讶。
“不错。您喜欢瑞士火锅吗？”
“喜欢啊！什么意思？”
“太好了。我带来了材料。”
我应该会慢慢地发现，日本人在这方面非常讲究，生活中的任何活动都有专门的器材：登山器材、出海器材、打高尔夫球的器材等。今晚，是做瑞士火锅的器材。伦理家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手提箱，各种用途的器材分门别类。
我都呆住了。伦理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专业手提箱，我看见里面井井有条地放着一个气体火炉、一口有柄的不粘锅、一塑料袋奶酪、一瓶防冻白葡萄酒和一些防腐的烤面包条。他把这些了不起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有机玻璃桌上。
“可以开始了吗？”他问。
“可以。我急着想看。”
他把奶酪和白葡萄酒倒在不粘锅里，点着气体火炉，奇怪的是，火没有往上走。当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发生各种化学反应时，伦理从手提箱里拿出好像是蒂罗尔[12]出产的碟子、长餐叉和“用来装剩下的酒”的高脚杯。
我跑到冰箱那儿去找可乐，心想这东西配瑞士火锅一定很好。我在高脚杯里倒满了可乐。
“都做好了。”他说。
我们勇敢地面对面坐在一起，我冒险地用叉子叉起一截防腐面包，把它浸在火锅里，然后把它捞出来。我惊讶地发现，面包上马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丝。
“就是这样，”伦理自豪地说，“这样能搞出很多丝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搞出丝来是瑞士火锅的真正目的。我把这东西放在嘴里嚼，一点味道都没有。我明白了，日本人喜欢吃瑞士火锅有一定的游戏因素，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吃法，消灭了这一具有历史传统的美食的唯一神奇之处：味道。
“太好吃了。”我说，想忍住不笑。
伦理感到热了，我第一次看到他脱掉了那件黑色的鹿皮外衣。我去找辣椒酱，并找理由说，在比利时，大家吃瑞士火锅时都要配红辣椒。我把一截面包头放进滚烫的奶酪里，弄出无数细丝，然后把这块黄色的东西放在碟子里，浇上辣椒酱，希望这样会有些味道。我这样做的时候伦理一直盯着我看，我敢打赌，我从他眼里看出了这样的意思：“比利时人真是怪！”秃子笑和尚。
很快，我就厌倦了这种现代火锅。
“哎，伦理，你跟我说说话。”
“啊，您用‘你’称呼我！”
“当人们一起分享这么好吃的火锅时，可以用‘你’相称。”
奶酪一定还在我的脑海里膨胀，我的大脑把这种膨胀归纳为疯狂的试验。当伦理绞尽脑汁没话找话的时候，我已经吹灭了炉中的火。这动作让这个日本人大吃一惊。我把剩下的防冻白葡萄酒都倒进火锅，让它凉下来，然后把双手伸进黏糊糊的火锅里。
我的客人发出一声惊叫：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看看。”
我把手从火锅里抽出来，高兴地看着沾在手上的奶酪丝。一层厚厚的奶酪包住了我的双手，就像一双手套。
“您怎么洗掉它？”
“用水和肥皂。”
“不行的，太黏了。锅是不粘锅，但您的手不是。”
“这正是我想试的原因。”
确实，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和肥皂根本洗不掉我的“黄手套”。
“我用菜刀刮刮看。”
伦理恐惧地瞪大眼睛。我在他的注视下开始实施计划。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割伤了手掌，血从包着手的奶酪里面涌出来。我把伤口放在嘴边，不想把那地方变成犯罪现场。
“请让我帮您。”伦理说。
他跪下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开始用牙齿刮。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但看到这个骑士跪在一个女士面前，小心地抓住她的手指，啃去上面的奶酪，这太好笑了。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献过殷勤。
伦理并没有泄气，他把我手上的奶酪全都啃掉才罢休。他啃了很长时间，在这过程中，我的情形说多怪就有多怪。接着，这个追求完美的手工艺者又把我的手指放在洗碗池里，用洗涤剂和粗海绵清洗。
当这道工序完成之后，他又仔细端详着被他抢救出来的东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个插曲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精神净化，他用双臂搂住我，不再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