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我们从酒店式公寓搬进一栋租来的房子，住到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不过我觉得自己不像在这里常住，倒像在这里露营。我们的物品都还留在斯瓦特，房间里到处是纸箱，装满好心的人们寄来的信件和卡片。有个房间里甚至摆了架钢琴，但我家没人会弹。母亲抱怨墙上描绘的希腊众神、天花板上雕刻的小天使好像都在盯着她看。
我们的房子宽敞而空旷。屋外有道电动铁门，我有时会觉得这就像我们巴基斯坦人说的“替代性监狱”，一种豪华的软禁。屋后有座不小的花园，花园里草木葱茏，还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坪，我和弟弟们可以在上面打板球。但我们没法在屋顶上玩耍，街上也没有斗风筝的孩子，邻居们不会进来借一盘米，我们也不会去问人家借两三个番茄。我们跟隔壁那栋房子只有一墙之隔，却感觉它远在千里之外。
有时我望向窗外，会看见母亲在花园里徘徊。她头戴披巾，正在给鸟儿喂食。她看上去像在唱歌，唱的或许就是她最爱的那首塔帕：“花园屠鸽，断不可行；杀死一只，吓退一群。”她正用我们昨晚的剩饭喂鸟，眼中有泪光闪动。在英国，我们吃的跟在家里差不多——午餐和晚餐吃米饭和肉，早餐吃炒蛋、恰帕提薄饼，有时还抹点蜂蜜，这种吃法是我弟弟阿塔尔发明的，不过他在伯明翰发掘的最爱是能多益巧克力酱三明治。但我们总是没法把饭菜全部吃完。这让母亲很难过，觉得我们糟蹋了粮食。我知道她想起了那些曾在我家借住的孩子，我们总把他们喂得饱饱的，让他们不用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一定很想知道他们的近况。
以前在明戈拉，我每天放学回家，家里总是热闹非凡；而现在，我真不明白自己那时为什么总渴望能有一天的安宁，想拥有一点私人空间，好完成学校的作业。这里唯一的声响只有窗外的鸟鸣和胡什哈尔玩Xbox游戏机的声音。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玩拼图，盼着有客人登门拜访。
我家并不富裕，我父母也尝过饥饿的滋味。母亲从不拒绝帮助别人。曾经有个可怜的女人又热又饿又渴，跑到我家敲门。母亲让她进屋，拿吃的东西给她，这让那女人特别开心。“我敲遍了这个摩哈拉所有的门，只有你愿意给我开门。”她说，“愿真主让你大门常开，无论你身在何处。”
我知道母亲非常寂寞。她特别善于与人交往——以前，邻居家的阿姨们常常在午后聚到我家屋后的走廊上，给人帮工的妇女也会来我家歇脚。如今，母亲时刻都在跟家乡的人煲电话粥。她在这里过得很不容易，因为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我们这栋房子设施齐全，她刚到这里时却感觉它们像一个个谜，我们连烤箱、洗衣机和电视都不会用，还得让别人来教。
父亲还是老样子，从不进厨房帮忙。我揶揄他：“爸爸，你嘴上说着女权，却把家务全部丢给妈妈！你连茶具都不洗。”
这里有公交车和火车，但我们不会乘坐。母亲很怀念去奇纳巴扎逛街的日子。自从沙希达·乔杜里可以带她外出购物之后，她的心情好了一点，但还是找不回原来的感觉，而且她也没法跟朋友和邻居们分享自己都买了什么。
每当有敲门声响起，母亲总会惊跳起来——这段时间以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把她吓一大跳。拥抱我时，她常常忍不住流泪。“马拉拉还在。”她会说。现在我好像不再是她最年长的孩子，而成了最年幼的。
我知道父亲也会哭。他在我撩起头发向他展示伤疤时哭泣，在看见我脸上的伤痕时流泪；他还会从午睡中惊醒，仔细聆听花园里孩子们嬉戏的声音，在辨认出我的声音时如释重负，泪流满面。他知道有人说枪击是他的错，是他把我推上讲台，就像一个热爱网球的父亲拼命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世界冠军，说得好像我没有自己的主见似的。这让他非常痛苦。他辛勤耕耘二十载的事业全被抛在身后——他从零开始创办的学校现在已经拥有三栋教学楼、一千一百名学生和七十位老师。我知道他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他这样一个来自黑白两山之间那座小小山村的贫穷少年。他说：“这就好比你栽下一棵树，培育它长大——你有权坐在它的树荫下乘凉。”
Ex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的缩写。他毕生的梦想，一是在斯瓦特建立一所大型学校，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二是生活在和平之中，见证我们的国家实现民主。在斯瓦特，他凭借自己的奔走呼号与乐善好施赢得了尊重与地位。他从没想过移居国外，所以，看到有人含沙射影地说我们早就盘算着要来英国，他难掩沮丧。“一个为教育奋斗了十八年的人，一个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人，你们怎么能只因为他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说了几句话，就把他抛离了原本的生活，像把鱼抛出水面一样？”有时，他又会说，我们已经从“境内流离失所者”变成了“国外流离失所者”（EDP）。我们常在饭桌上谈起家乡，想在心中尽可能多地留住一些东西。我们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甚至对那条臭水沟都念念不忘。父亲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麦加迁往麦地时那样，回头多看几眼。先知离开前曾不断回首张望。”如今，一些来自斯瓦特的消息听上去已经有些遥远，仿佛来自一个我从书本上读到的地方。
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席教育方面的会议。如今人们都是因为我而愿意听他说话，而不是相反，我知道他对此还不太习惯。以前人们是因为他而认识我这个女儿，现在大家则是因为我而认识他这个父亲。去法国替我领一个奖项时，他告诉现场的观众：“在我出生的地方，大多数人是因为儿子而出名。我属于极少数幸运的父亲，能因为我的女儿而为人所知。”
我卧室的门上挂着一件时髦的新校服，颜色不再是品蓝，而是深绿，在这所学校，没人需要担心会在上学途中遇袭或有人炸毁学校。到了4月，我已经恢复得很好，可以开始在伯明翰继续上学了。能安心上学的感觉真好，我再也不用像在明戈拉那样提心吊胆，走在路上总是四下张望，怕哪里会突然冒出塔利班。
这所学校很棒。教的许多科目都跟我在家乡学的一样，只不过老师不是用粉笔和黑板上课，而是用PPT课件和电脑。此外，这里还有许多别的课程——音乐、美术、计算机和家政，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烹饪，还会在科学课上动手做实验，这在巴基斯坦非常少见。虽说我最近一次物理考试只考了四十分，但物理依然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喜欢学习牛顿的故事，了解宇宙赖以运行的基本法则。
但我也像母亲一样，感觉非常寂寞。我来的时间太短，还不足以交到像家乡好友那样的伙伴，学校的女生们对我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她们会说：“哇，她就是马拉拉。”——在她们心目中，我是“倡导女孩受教育权的社会活动家马拉拉”。而在胡什哈尔学校，我只是马拉拉而已，是大家熟悉的双关节女孩，爱讲笑话，爱用画图的方式解释问题。对了，我还喜欢跟弟弟和好朋友斗嘴！我想每个班级都有一个乖乖女、一个机智过人的天才少女、一个人气爆棚的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腼腆的女孩、一个不好惹的女孩……不过在这个班级，我暂时还没搞清楚谁是哪个角色。
这里没人能分享我的笑话，所以我就把它们攒起来，留到用Skype聊天的时候讲给莫妮巴听。每次通话，我总是一上来就问：“学校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我喜欢听谁和谁又吵架了，谁又被老师狠批了一顿。莫妮巴在最近几次考试中都拿了第一。同学们依然在教室里保留了我的座位，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男校的阿姆贾德先生把我的大幅海报贴在校门口，说自己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向我致意。
我向莫妮巴描述英国的生活。我告诉她，这里街上的房子都一模一样，排成一行，不像老家的房子千姿百态、参差不齐、杂乱无章，泥巴和石头搭成的小屋可以跟城堡般的大宅比邻而居。我告诉她这些房子是多么漂亮而坚固，能抵御洪水和地震，却没有可以爬上去玩耍的平坦屋顶。我告诉她我喜欢英国，因为这里的人们遵纪守法，尊敬警察，一切都准时准点。社会事务由政府全权负责，人们不必知道军方领导人的姓名。我见到女性从事着我们在斯瓦特无法想象的工作。她们可以是警察或保安，可以掌管庞大的企业，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很少去想枪击的事，尽管镜中的面容每天都会提醒我它的存在。神经手术已经发挥了最大效用，但我还是无法完全复原。我无法正常眨眼，说话时左眼经常会突然闭上。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告诉他，大家应该为我的眼睛骄傲。“那是她的牺牲所展现的美。”他说。
时至今日，枪手身份依然不明，但有个名叫阿塔乌拉·汗的人自称是他干的。警方还没抓到他，但他们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希望能向我询问案情。
朝觐分正朝和副朝两种。正朝在伊斯兰教历12月8日至12日进行。副朝在一年中的其他任何时间都可进行，也不是穆斯林必遵的功课。——编者注尽管我不太记得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记忆的片段仍会不时闪现，而且来得都很突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今年6月，当时我们正在阿布扎比，准备去沙特阿拉伯参加副朝（umrah）。我陪母亲去了一家购物中心，因为她想为在麦加祈祷专门买一件罩袍。我不想买。我说我就戴自己的头巾，因为教义并没规定女性必须穿罩袍。
穿过购物中心时，我突然看见周围有许多男人。我以为他们都揣着枪守在那里，一见到我就会开枪。我吓坏了，但我尽量不动声色。我告诉自己：马拉拉，你是跟死亡打过照面的人。这是你的第二次生命。不要害怕——恐惧只会让你裹足不前。
克尔白（Kaaba），意即“立方体”或“方形建筑”，是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的禁寺内一座方形石殿，是世界穆斯林礼拜朝向和朝觐中心。我们穆斯林相信，当你第一次见到克尔白——那个通体漆黑的立方体，穆斯林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你心中的任何愿望都会被真主实现。于是在面对克尔白祈祷时，我们祈求和平降临巴基斯坦，祈求所有女孩都有学可上。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泪流满面。但当我们造访麦加沙漠，去瞻仰先知曾生活和传教的圣地时，我却震惊地看到空饮料瓶和饼干袋散落一地。人们似乎完全不重视保护历史遗迹。我想他们大概已经把那条圣训彻底抛在脑后：保持清洁，即履行了一半的信仰。
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客厅的架子上摆满我在世界各地获得的荣誉——来自美国、印度、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我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候选人。以前在学校因成绩优异而获奖时，我会非常开心，因为那是我努力的成果，这些奖项却不一样。我为获得它们而心怀感激，但它们只会让我更加坚信，要实现让每个男孩、女孩都有学可上的目标，我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不想作为“被塔利班枪击的女孩”而为人所知，只希望人们把我视作“为争取受教育权而奋斗的女孩”。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奉献一生。
十六岁生日当天，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想到要在这座宽敞的大厅里发言，我有些紧张，这毕竟是那么多世界领袖发表演说的地方，不过我对自己想说的话很有把握。“马拉拉，你的机会来了。”我告诉自己。尽管现场只有四百名听众，但我抬头望去，仿佛看见场外还有数百万人在听。我的讲稿不仅为联合国代表而写，也为全世界每个能为改变现状做出贡献的人而写。我想让每个身陷贫困的人、每个被迫劳动的儿童、每个深受恐怖主义之苦或失去教育机会的人听见我的声音。在内心深处，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从我的话语中汲取勇气，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我穿着最心爱的粉色沙尔瓦·卡米兹，披着贝娜齐尔·布托的白披肩，呼吁各国领袖为全世界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让我们拿起手中的书和笔。”我说，“它们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和一支笔，足以改变世界。”我并不知道听众的反应，直到我看见人们纷纷起立，开始鼓掌。母亲泪流满面，父亲说，现在，我成了全世界的女儿。
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母亲第一次接受公开拍照。她一生都恪守深闺制度，从没暴露在镜头前面，所以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牺牲，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二天，我们在酒店吃早餐时，阿塔尔问：“马拉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出名。你都做过些什么呀？”在纽约，他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园，还有他最心爱的游戏《陀螺战士》！
那次演讲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对我表示支持，但在我的祖国巴基斯坦，大多数人却对我抱以沉默。不过我们能从推特和脸书上看到我的巴基斯坦同胞对我的严厉抨击。他们说我站出来发声，不过是因为“小小年纪，就贪图虚名”。其中一个人说：“别管什么国家形象，也别管什么学校。她最终会达到她真正的目的：在国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我对这些言论毫不在意。我知道有些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眼看我国的领袖与政客许下种种诺言，却从不兑现。巴基斯坦的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无止境的恐怖袭击让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并不奢望他们支持我这个人，只希望他们能支持我所追求的和平与教育事业。
这场演讲之后，我收到的最出人意料的一封信来自一位刚刚越狱的塔利班指挥官。他名叫阿德南·拉希德，曾在巴基斯坦空军效力。他因刺杀穆沙拉夫总统未遂而被捕，2003年至今一直在服刑。他说塔利班袭击我并不是因为我倡导教育，而是因为我试图“抹黑（他们）为确立伊斯兰制度而付出的心血”。他表示这次写信给我，是因为他对我遭遇枪击的事感到震惊，他真心希望自己曾事先向我发出过警告。他还在信中说，要是我能回到巴基斯坦，穿上罩袍，去上宗教学校，他们就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记者们纷纷催我给他回信，我却在想，这人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们又不是塔利班的臣民。这是我的人生，该怎么活由我自己决定。不过穆罕默德·哈尼夫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封来自塔利班的信起码有一个好处：许多人声称我没有受到枪击，但在这封信中，他们至少承认事情是他们干的。
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重返巴基斯坦，但我每次跟父亲说想回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行，贾尼，你的治疗还没结束呢。”他会说。或者是，“这里的学校很棒，你应该在这儿学习知识，让你的语言更有力量”。
他说得对。我渴望学习，渴望接受足够的训练，能熟练地运用知识的武器，这样我就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事业战斗。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接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仅在西方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教义也赋予了我们这项权利。伊斯兰教认为每个女孩和男孩都应该上学。《古兰经》里写道，真主希望我们拥有知识。祂想让我们知道天空为什么蔚蓝，海洋与星辰究竟是什么。我明白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全球有五千七百万名儿童没能进入小学，其中有三千两百万名是女童。可悲的是，巴基斯坦是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我们的宪法规定每名儿童都有权接受教育，但仍有五百一十万名儿童连小学都没上过。我国有近五千万个成人是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包括我自己的母亲。
女孩们还在被杀害，学校还在被炸毁。3月，卡拉奇一所我们曾访问过的女校遭到袭击。学校那天本来要举办颁奖典礼，仪式眼看就要开始，一枚炸弹和一枚手榴弹被抛入学校的操场。爆炸造成女校校长阿卜杜勒·拉希德丧生，八名五至十岁的儿童受伤。有个八岁的孩子被炸成残疾。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潸然泪下。“孩子们睡着的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动他们一根头发。”她说，“有人却朝他们开枪、扔炸弹。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受害者还是孩子。”最惊人的一起袭击发生在6月，奎达市有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毁了一辆校车，当时车上坐着四十名女生，正要去一所女校上学。爆炸造成十四人死亡。有人还尾随伤者进入医院，一些护士也遭到枪击。
儿童不仅死于塔利班之手，还死于战乱和饥荒。有时，他们甚至死在家人手中。6月，两名与我同龄的女孩在斯瓦特以北的吉尔吉特被杀，只因为她们把一段视频传到网上，内容是她们身着传统服饰、裹着头巾，在雨中跳舞。开枪打死她们的凶手明显是她们同父异母的兄弟。
如今，斯瓦特比巴基斯坦其他地方都要平静，但塔利班被铲除已经四年有余，军队却依然随处可见。法兹卢拉继续逍遥法外，我们的校车司机仍被软禁在家中。我们的河谷曾是一片游人如织的世外桃源，现在却令人闻之丧胆。外籍人士想来这里旅行，必须先向伊斯兰堡当局申请一份“无异议证明”。酒店和工艺品店门可罗雀。游客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回归。
这一年来，我有幸游历了许多地方，但在我心目中，我们的河谷依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它重逢，但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去。斋月时，我在家中的花园种下一颗杧果种子，不知它现在长成什么样了。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给它浇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世世代代的儿女能享用它的果实。
今天，我望着镜中的自己陷入沉思。我曾祈求真主让我再长高一两英寸，祂却把我捧到天上，高得连我自己都无法度量。为了答谢真主的厚爱，我特地献上一百次自愿拜功，兑现我事先的承诺。
我深爱我的真主，感谢我的安拉。我无时无刻不在向祂倾诉。真主至大。祂将我推到这般高度以打动众人，祂也赋予我沉甸甸的责任。愿每个家庭、每条街道、每座村庄、每个国家都安享和平——这，是我的梦想。愿全世界的男孩和女孩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坐在课椅上跟同学们一起读书，这是我的权利。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是我的心愿。
我是马拉拉。我的世界变了，但我依然是我。
2013年8月，伯明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