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星期二午餐时间遇袭的，到了星期四早上，父亲几乎已经确信我生还无望，开始嘱咐我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让村里着手准备我的后事。我处在诱导昏迷状态，生命体征不断恶化，面部和身体都在肿胀，肾脏和肺部都在衰竭。父亲后来告诉我，我躺在那个小小的玻璃隔间里浑身插满管子的画面，令他触目惊心。他当时认定我在医学上已经死亡，心中悲痛欲绝。“她走得太早了，才十五岁啊。”他反复想，“难道她的一生竟是这样短暂？”
母亲还在祈祷——她几乎没合过眼。法伊兹·穆罕默德建议她诵读《朝觐篇》——《古兰经》中关于朝觐的章节，于是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念诵那十三段赞颂真主全知全能的经文（第58——70节）。她告诉父亲，她预感我能活下来，但父亲并不相信。
朱奈德上校来查看我的情况时，父亲又问了一次：“她能活下来吗？”
“你信真主吗？”医生反问。
“信。”父亲回答。朱奈德上校似乎对信仰有着颇深的领悟，他建议父亲继续祈祷，说这一定能得到真主的回应。
星期三深夜，军队的两位重症急救专家驱车从伊斯兰堡赶来。他们奉卡亚尼将军之命来到医院，因为那两位英国医生向将军汇报说我如果继续留在白沙瓦，就会因为护理不当、感染风险极高而脑部受损，甚至死亡。他们希望我能转院，同时建议请一位顶尖医生来协助治疗。但这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
医院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按照菲奥娜医生的建议改善护理，结果到了夜间，我的病情急转直下。感染已经出现。星期四早上，那两位专家中的一位——阿斯拉姆准将——致电菲奥娜医生。“马拉拉病情危急。”他在电话中说。我出现了一种叫作“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急症，这意味着我的凝血出了问题，血压极低，血尿酸浓度升高。我不再排尿，肾脏开始衰竭，乳酸水平飙升。看来，潜在的危险全都成为现实。菲奥娜医生这时正要启程返回伯明翰，行李都已经运往机场，得知这个消息后，她毅然决定留下来帮忙。两名与她一同来自伯明翰医院的护士也决定跟她一起留下。
星期四中午，菲奥娜医生返回白沙瓦。她告诉父亲，我会乘飞机转往拉瓦尔品第的一家军事医院，那里有最好的重症监护设备。父亲不明白一个病情如此严重的孩子怎么能乘坐飞机，但菲奥娜医生向他保证她经常这样转移病人，让他不必担心。父亲问她我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菲奥娜医生回答：“如果没有希望，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父亲说，他听了这句话，当即眼泪决堤。
那天晚些时候，一位护士来为我滴眼药水。“你看，卡什塔，”母亲说，“菲奥娜医生没骗我们，因为护士来给马拉拉滴眼药水了。要是她生还无望，他们才不会来给她滴什么眼药水呢。”另一个中枪的女生莎兹娅也被转入这家医院，菲奥娜医生也去查看了她的情况。菲奥娜医生告诉父亲，莎兹娅恢复得很好，还拜托她说：“请好好照顾马拉拉！”
我们乘救护车前往停机坪，车辆高度警戒，车顶蓝灯闪烁，前方警车开道。直升机飞行了一小时十五分钟。菲奥娜医生几乎全程没有落座，一直忙着摆弄各式仪器，父亲觉得她忙得简直像在跟它们搏斗。她所做的正是她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工作。在英国，她有一半时间都在转移病情危重的儿童，另一半时间则在重症监护室对他们进行治疗。但她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仅因为白沙瓦对西方人而言十分危险，还因为她在谷歌中搜索了我的名字，意识到这个病例并不简单。“马拉拉一旦有任何差池，就会有人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这个白人女医生头上。”事后，她说，“要是她不幸去世，我就成了害死巴基斯坦特蕾莎修女的凶手。”
我们一抵达拉瓦尔品第，另一辆由军方护送的救护车就把我们送进一家名为军事心脏专科研究所的医院。父亲警觉起来，心脏专科医院会治疗头部的枪伤吗？但菲奥娜医生再三向他保证，这里有全国最好的重症医学科，还有先进的设备，医生曾在英国受训过。她自己从伯明翰带来的护士就在这里等候，并向心脏科护士交代了处理头部枪伤的必要流程。我似乎对输血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小时里，医护们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帮我更换抗生素和动脉导管。终于，他们宣布，我的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这家医院被彻底封闭。医院外有整整一个营的士兵把守，屋顶上甚至安排了狙击手。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医院。医生必须着制服出入；病人只允许直系亲属探望，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安检。军方给我父母指派了一位陆军少校，到哪儿都跟在他们身后。
父亲惊恐不安，舅舅则反复叮咛：“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些人中很可能有秘密特工。”军方在军事招待所腾出三个房间安置我的家人。所有人的手机都被收走。军方表示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其实也可能是为了防止父亲联络媒体。招待所离医院很近，走几步路就到，但父母每次来医院之前都必须用对讲机申请，至少要等半个小时才能获批。就连穿过草坪去餐厅吃饭，他们身后都跟着警卫。访客一律不得进入病房——连总理来看我都吃了闭门羹。这似乎有过度安保之嫌，但这三年来，塔利班曾成功渗透并袭击了一些采取最高警戒措施的军事基地，包括迈赫兰的海军基地、卡姆劳的空军基地，还有与医院同在一条路上的陆军总部。
我们全家都面临被塔利班袭击的危险。有人告诉父亲，就连我的两个弟弟都可能遭到攻击。他非常担心，因为我弟弟胡什哈尔还在明戈拉。不过他后来被接到拉瓦尔品第与我们会合。招待所里没有电脑，也不能上网，但好心的厨师亚辛·马玛常给我的家人送来报纸和各种必需品。亚辛告诉我父母，能为我的亲人准备伙食是他的荣幸。我父母和兄弟被他的善意打动，跟他讲了许多我们的故事。亚辛想用美食滋养他们，抚慰他们的痛苦。他们总是没什么胃口，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做各种美味佳肴、蛋糕糖果，激发他们的食欲。有一天吃饭时，胡什哈尔突然说桌上只有四个人，显得空荡荡的。少了我，这个家好像缺了一块。
正是在亚辛送来的一份报纸上，父亲第一次读到了国际社会对这起枪击事件的强烈反响。整个世界仿佛都为之震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斥之为“令人发指的懦弱行径”，奥巴马总统则说这次枪击“有违人伦道德，令人作呕，可悲至极”。但巴基斯坦国内的声音就没那么正面了。也有报纸把我奉为“和平偶像”，但另一些报纸依然是满纸阴谋论，一些博主甚至质疑枪击事件的真实性。假消息满天飞，尤其是在乌尔都语媒体上，比如有篇报道捏造事实，谎称我批评了蓄须的习俗。对我最不留情面的人之一，是来自宗教党派伊斯兰大会党的女议员拉希拉·卡齐医生。她骂我是美国的走狗，还拿出一张我与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并排而坐的照片，作为我“与美军高层过从甚密”的证据。
菲奥娜医生带给我们许多安慰。母亲只会说普什图语，完全听不懂菲奥娜医生说的话。但医生每次走出我的房间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声“好得很”。在我父母心中，她已经成了一位信使，而不仅仅是我的医生。她会耐心地坐到我父母身旁，请父亲给母亲解释病情，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父亲又惊又喜——在我们国家，很少有医生愿意费心给不识字的妇女解释病情。从菲奥娜医生口中，我父母得知，许多海外机构都主动提出要为我提供治疗，美国一家顶级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表示愿意免费救治我。一些美国人也主动伸出援手，包括曾多次访问巴基斯坦的美国富豪约翰·克里议员，还有女参议员加布丽埃勒·吉福兹，她曾在亚利桑那州一家购物中心遭遇枪击，头部中枪。除此之外，德国、新加坡、阿联酋和英国也纷纷主动出手相助。
时间紧迫，关于对我的治疗方案，医院来不及事事征求我父母的意见。何况他们伤心过度，难以决断。所以，一切都由军方决定。卡亚尼将军征求贾维德医生的意见，想知道是否应该安排我出国治疗。卡亚尼将军身为陆军首长，却出人意料地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贾维德医生说，他们居然花了六个小时讨论我的问题！也许卡亚尼将军比任何政治家都清楚我的死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他希望各方能达成政治共识，支持他对塔利班发起全面攻击。不过他身边也有人说，将军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自己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士兵，还去世得很早。作为长子，年仅八岁的他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当上陆军首长之后，卡亚尼将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普通士兵而不是军官的住宿条件，提升他们的伙食和教育质量。
菲奥娜医生说我可能会落下语言障碍，右侧的上肢和下肢可能会疲软乏力，需要动用全套的康复设备，而巴基斯坦不具备这个条件。“要想让她达到最佳康复效果，就该送她出国。”她这样提议。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心区域，始建于1852年，是英语世界国家第一家专业的儿童医院。在超过60个儿科专业领域引领创新发展。——编者注卡亚尼将军坚决不让美国人插手。继雷蒙德·戴维斯事件、本·拉登突袭事件、美军直升机在一座边防哨所打死数名巴基斯坦士兵之后，巴美两国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贾维德医生建议把我送往伦敦的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或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专科医院。“为什么不送到你们医院呢？”卡亚尼将军问。
贾维德医生猜到他会这么问。伯明翰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接收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回国的受伤英军士兵而著称。医院地处市郊，位置隐蔽。贾维德医生给他的上司——医院首席运营官凯文·博尔杰打了个电话，博尔杰很快认定这是正确的选择，尽管他在事后表示：“我们从没想过这会对医院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要把一名外籍未成年患者转入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并不容易，博尔杰很快发现，自己完全被英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僚体系捆住了手脚。与此同时，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尽管我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但根据判断，我还是需要在四十八小时内转院，最多不能超过七十二小时。
终于，转院获得了批准，但医生们又不得不解决如何护送我的问题，明确费用应该由谁来支付。贾维德医生提议接受英国皇家空军的帮助，因为他们经常从阿富汗运送伤员，但卡亚尼将军拒绝这样做。那天深夜，将军把贾维德医生请到家中商议——将军经常熬夜——他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解释他不希望任何外国军事力量介入此事。关于这次枪击事件，民间已经有许多阴谋论开始流传，说我是美国中情局培养的特工，诸如此类，卡亚尼将军不想助长这类流言蜚语。这让贾维德医生进退两难。英国政府愿意提供帮助，但也需要巴基斯坦政府正式提出请求。我们国家的政府却碍于颜面，不肯开口。好在这时，阿联酋的统治者家族介入了此事，表示愿意提供他们的私人飞机，机上还配有医疗系统。10月15日，星期一一早，我就要第一次离开巴基斯坦的国土了。
虽然我父母大概知道人们在商量把我转往国外，却对磋商细节一无所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论我被送到哪里，他们都会随行。但我母亲和弟弟们都没有护照和相关文件。周日下午，父亲从上校那里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前往英国，只有他可以陪同，我母亲和弟弟们则要留在这里。上校说帮母亲他们办护照时出了点状况，而且为了确保安全，父亲甚至应该瞒着家人出发。
父亲跟母亲一向无话不谈，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隐瞒。他带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当时正跟法伊兹·穆罕默德舅舅坐在一起，舅舅气愤不已，为母亲和我弟弟们的安全担心。“让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待在明戈拉，他们可能随时会遭遇危险！”
父亲打电话给上校：“我跟家里人说了，他们很不高兴。我不能丢下他们。”这带来一个麻烦：我是未成年人，不能独自出境，于是许多人都加入了游说的队伍，想劝父亲跟我一起离开，朱奈德上校、贾维德医生和菲奥娜医生轮番上阵。父亲不喜欢有人对他施压，依然不肯松口，尽管他很清楚再这样下去他就是在制造麻烦。他向贾维德医生解释：“我女儿现在受到了妥善的照顾，要去一个安全的国家。我不能把妻儿单独留在这里，他们会面临危险。我女儿身上的事已经发生，现在，我把她托付给真主。我是一个父亲——我的儿子们也和女儿同样重要。”
贾维德医生要求单独跟父亲谈谈。“你不想一起走，仅仅是出于这一个原因吗？”医生问，想确定父亲并没受到外界的压力。
“我妻子对我说：‘你不能抛下我们。’”父亲回答。医生把手搭在父亲肩头，向他保证我会被照顾得很好，请父亲放心。父亲说：“马拉拉遭遇枪击时你们碰巧都在，这难道不是个奇迹？”
“我始终相信，真主会先送来解决方案，再提出难题。”贾维德医生回答。
接着，父亲签署了《代行监护人职责》同意书，将菲奥娜医生指定为我英国之行的监护人。父亲把我的护照交给菲奥娜医生，握着她的手泪流满面。
“菲奥娜，我相信你。请照顾好我的女儿。”
父亲和母亲到病床边与我道别。当时是深夜十一点左右，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巴基斯坦见到我。我无法说话，双眼紧闭，只有规律的呼吸能让他们确认我还活着。母亲泣不成声，但父亲相信我已经脱离了危险，劝她不要难过。医生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些期限——接下来二十四小时会很危险、四十八小时很重要、七十二小时很关键——都已经平安度过。我的肿胀已经消退，血液指标也改善了。我的亲人们相信，菲奥娜医生和贾维德医生会给我最好的照顾。
我的父母和兄弟们回到房间，夜不成眠。午夜刚过，有人就敲响了他们的房门。来人是一位上校，之前他曾劝父亲把母亲留在巴基斯坦，单独前往英国。他特地来告诉父亲，他必须随我前往，否则我可能无法入境。
“我昨晚已经跟你说过，问题都解决了。”父亲回答，“你为什么还来打扰我休息？我绝不离开我的家人。”
随后，另一位官员又被派来找他谈话。“你必须去。”那人说，“你是她父亲，你要是不去，英国的医院说不定会不让她入院。”
“我心意已决。”父亲斩钉截铁，“多说无益。过几天，等证件都办齐了，我们全家再一起过去。”
上校听了，说：“那咱们去一趟医院吧，还有些文件需要你签字。”
父亲起了疑心。时间已过午夜，他心里有些忐忑。他不想一个人跟军官们走，坚持要母亲陪同。一路上他都惴惴不安，一直在反复念诵《古兰经》的一段经文。它出自先知尤努斯被鲸吞入腹中的故事，大致相当于《圣经》中约拿的故事。尤努斯在鲸腹中念诵的正是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人只要心怀信仰，千难万险都能克服。
到了医院，上校告诉父亲，他还得签署一些文件才能让我独自飞往英国。这本不是什么难事。父亲之所以不安和害怕，完全是因为他们把赴英治疗的事搞得太过神秘，因为穿军服的人无处不在，而我们一家又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一切都让他阵脚大乱，疑神疑鬼。其实，整件事的罪魁祸首不过是繁冗的官僚体系。
终于，我父母回到招待所，心情异常沉重。父亲不愿看到我没有家人陪伴，只身前往异国。他怕我会困惑不解。昏迷之前，我只记得自己在乘坐校车。他怕我会以为他们抛弃了我。
10月15日，星期一凌晨五点，我由武装军人护送转移。通往机场的道路实施了交通管制，狙击手在沿途建筑的屋顶上待命。来自阿联酋的飞机正在静静等待。我后来得知这架飞机极尽奢华，有一张豪华双人床和十六个头等舱座位，后部还有一座微型医院，配备了一位德国医生和几名欧洲护士。想到自己全程昏迷，没能醒着享受这一切，我惋惜极了。飞机先飞往阿布扎比补充燃油，然后直奔伯明翰。傍晚时分，我们降落在那里。
招待所里，父母守候着我的消息。他们以为护照和签证都有人在办，我们全家要不了几天就能团聚。但他们什么也没等到。没人打来电话，他们也无法上网了解我的情况。等待仿佛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