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大哥一回过神，就开着校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斯瓦特中心医院。车上的女生都在尖叫、大哭。我趴在莫妮巴腿上，头和左耳血流如注。我们没走多远就被警察拦下盘问，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一个女生摸摸我的脖子，看脉搏是不是还在。“她还活着！”她喊，“我们得送她去医院。别再为难我们了，你们倒是去抓干出这种事的人呀！”
我们总以为明戈拉很大，但它其实只是一座小城，我中枪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时父亲正在斯瓦特媒体俱乐部出席私立学校协会的会议，他刚要上台演讲，手机突然响了。他看见是学校打来的，就把电话交给朋友艾哈迈德·沙阿接听。“你们的校车遭到了枪击。”沙阿在父亲耳边急切地说。
父亲顿时脸色煞白。他立刻想到：马拉拉可能就在那辆车上！他试着自我安慰，猜想也许只是某个心怀嫉妒的少年想羞辱爱人，朝着空气开枪而已。那场会议非常重要，大约四百位来自斯瓦特各地的校长云集于此，抗议政府强行设立中央监管机构的决定。作为协会主席，父亲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还是按计划发表了演讲。但他额头上不断冒出豆大的汗珠，罕见地不等人提醒就收了尾。
演讲结束后，父亲没留下来回答听众提问，而是跟艾哈迈德·沙阿和另一个有车的朋友马利克·里亚兹一起赶往医院。医院离会场只有五分钟车程。他们来到医院门口，发现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还架满了相机和摄像机。这下父亲确信我就在那辆车上，心猛地一沉。他拨开人群，在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中冲进医院。医院里，我躺在推车上，头上缠着绷带，双眼紧闭，头发散乱。
“我的女儿啊，我勇敢的女儿，我美丽的女儿。”他一遍遍呢喃，亲吻着我的额头、脸颊和鼻子。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说英语。而我当时尽管双眼紧闭，但好像知道父亲就在身边。后来，父亲说：“这很难解释，但我感觉她有反应。”有人说我微微扬起了嘴角，但对父亲而言那不是笑容，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让他明白自己还没永远地失去我。目睹我的惨状，父亲如坠地狱。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珍宝，但对父亲而言，我就是他的宇宙。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他亲密的战友，最初是作为古尔·玛凯暗中作战，后来则以马拉拉的身份公开亮相。他一直以为塔利班即使要对我们下手，对象也一定是他而不是我。他说他当时犹如五雷轰顶。“他们想一举两得，杀了马拉拉，也让我永远闭嘴。”
父亲很害怕，但没有流泪。四周人头攒动，参加会议的校长全都赶到医院，还有大批新闻媒体和活动人士聚集在这里。一时间，好像全城的人都来了。“为马拉拉祈祷吧。”父亲告诉大家。医生们宽慰他说，他们已经给我做了CT扫描，结果显示子弹并没伤及大脑。他们已经给我清理并包扎了伤口。
“啊，齐亚丁！他们做了什么？”玛丽亚姆女士冲进医院。那天她在家照顾宝宝，没去学校。她接到姐夫的电话，询问她的安危，她心头一惊，立刻打开电视，看到胡什哈尔学校校车遭枪击的头条新闻。得知我中了枪，她立刻打电话给丈夫。他骑着摩托车把她载到医院，而她这种受人尊敬的普什图女性是很少坐摩托车的。“马拉拉，马拉拉，你听得见吗？”她大声呼唤。
我挣扎着发出一声呜咽。
玛丽亚姆女士四处打听情况。她认识的一位医生说，子弹只是从我的前额穿过，没有伤及大脑，我不会有生命危险。她还去看望了另外两名受伤的女生。莎兹娅中了两枪，分别在左侧的锁骨和手掌，她跟我一起被送到了医院。凯纳特一开始并没发现自己受伤，直接回了家。到家之后，她才发现右臂上方被子弹擦伤，家里人又把她送进了医院。
父亲明白自己也该去看看她们，但他一刻也不想离开我床边。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第一个打来电话。他说：“别担心，一切都交给我们处理。白沙瓦的雷丁夫人医院已经做好了接收马拉拉的准备。”但真正主持一切的却是军队。下午三点，本地指挥官来到医院，宣布他们会派一架军用直升机护送我和父亲去白沙瓦。他们来不及去接母亲，于是玛丽亚姆女士坚持要与我们同行，因为我可能会需要女性的协助。玛丽亚姆的家人对此颇有微词，因为她尚未断奶的小儿子也刚刚做了个小手术。但对我而言，她就像另一个母亲。
我被送上救护车之后，父亲非常担心塔利班会再次出手。他似乎觉得人人都知道救护车运的是谁。直升机停机坪就在一英里外，开车只要五分钟，但他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到了停机坪，直升机还没来，于是我们就在救护车上等待，对父亲而言，我们仿佛足足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直升机来了，我被转入机舱，同行的还有父亲、堂兄卡安吉、艾哈迈德·沙阿和玛丽亚姆女士。大家都是第一次坐直升机。起飞之后，我们飞过军方运动会的会场上空，体育场上正播放着激昂的爱国歌曲。听士兵们放声讴歌他们的爱国之情，父亲心里五味杂陈。换作平时，他一般都会跟着哼上几句，可现在，当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女孩头部中弹，当他心爱的女儿与死神擦肩而过，再唱爱国歌曲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地面上，母亲站在屋顶仰望天空。得知我受伤时，她正在跟乌尔法特小姐学习读写，努力记住了“书”“苹果”这些单词。刚出事那会儿，消息传得纷杂混乱，她还以为我出了意外，伤到了脚。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中，把消息告诉当时正在我家做客的外祖母。她恳请外祖母立刻为我祈祷。我们普什图人相信真主会更专注地聆听白发人的祈祷。接着，母亲注意到桌上还放着我早餐时吃了一半的鸡蛋。家里摆满我不顾她反对接受颁奖的照片。望着这些照片，她泣不成声。她环顾四周，发现目之所及全是马拉拉，马拉拉。
很快，大批妇女来到我家。根据我们的传统，一旦有人去世，女人们就会来到死者家中哀悼，男人们则会去胡吉拉吊唁——不仅是死者的家人朋友，整个地区的人都会前来致哀。
看到家里来了这么多人，母亲目瞪口呆。她坐在祈祷垫上诵读《古兰经》，告诉那些女人：“不要哭。要祈祷！”这时，我的两个弟弟冲进房间。阿塔尔放学后走路回家，打开电视，突然看到我中枪的新闻。他打电话通知胡什哈尔，两人一起哭了起来。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人们安慰母亲说，子弹虽然击中了我的头部，但只轻轻擦过我的额头。关于我伤情的说法很多，有人说我的脚受了伤，有人说我头部中枪，母亲一时不知该信谁才好。她觉得她要是不去医院看我，我一定会很奇怪，但大家都劝她别去，说我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准备转院。随后，父亲有位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我乘直升机到白沙瓦去了，让她走陆路去那儿跟我们会合。最让她崩溃的是，有人送来了我的家门钥匙，说是在事发现场找到的。“我不要什么钥匙，我只要我的女儿！”母亲放声大哭，“没有了马拉拉，我还留钥匙做什么？”这时，他们听见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直升机停机坪离我家只有一英里远，女人们一齐拥上屋顶。“肯定是马拉拉！”她们高呼。直升机掠过头顶，母亲一把拽下头巾——这个举动对于普什图妇女来说很不寻常。她高举双手，献祭似的托起头巾，举过头顶，对着天空念念有词：“真主啊，我把她托付给你。我们没请警卫，因为你就是守护我们的神明。她处在你的庇护之下，请务必让她平安归来。”
直升机上，我突然口吐鲜血。父亲惊恐万状，觉得这是内出血的征兆。他开始陷入绝望。但玛丽亚姆女士注意到我还想用头巾擦嘴。“看，她还有反应！”她说，“这是个好兆头。”
Combined Military Hospital的缩写。到了白沙瓦，大家本以为我们会被送往雷丁夫人医院，那里有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蒙塔兹医生——受到大家的一致推荐。但实际上，我们却被送入军事综合医院（CMH）。这是一家大型医院，床位有六百张之多，医院始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砖砌的大楼还在不断扩建。当时医院正在新建塔楼，到处都在施工。白沙瓦是通向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门户。自2004年军方进入该地区打击激进分子以来，由于白沙瓦地区战事不断，市内外自杀式炸弹袭击频发，这家医院一直在治疗伤兵和遇袭的伤员。医院周边也像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一样，设有林立的碉堡和密集的检查站，以保护医院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
我被紧急送进重症监护室，监护室在一栋单独的建筑中。护士站上方的时钟显示，时间是下午五点。我被推进一间带玻璃墙的隔离病房，一位护士给我挂上点滴。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位军人，被自制炸弹严重炸伤，一条腿被炸断。一位年轻人走进我的病房，说他是神经外科医生朱奈德上校。父亲越发不安。面前这个人太年轻了，不像医生。“她是你女儿吗？”上校问玛丽亚姆女士。为了跟着一起进来，她假装就是我的母亲。
朱奈德上校查看了我的伤情。我尚有意识，但躁动不安，不能说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断地眨着眼睛。上校缝合了我左侧眉骨上方的伤口，那是子弹的入口，但令他意外的是，CT扫描结果中竟然看不到子弹。“有进必有出。”他喃喃自语。他在我脊柱上摸索，发现子弹卡在我左侧的肩胛骨旁。“她中弹时肯定弯着腰，低着头。”他这样判断。
他们又给我做了一次CT扫描。然后上校把父亲请进办公室，把片子投到屏幕上。他告诉父亲，斯瓦特的医院只做了一个角度的扫描，而新做的这次扫描显示，我的伤情比之前估计的严重。“齐亚丁，你看，”上校说，“扫描显示子弹非常靠近大脑。”他说颅骨碎片已经损伤了脑膜，又补充道，“我们只能向真主祈祷，静观其变。现阶段我们暂时不打算动手术。”
父亲万分焦急。在斯瓦特，医生们告诉他我的伤并不难治，现在情况却变严重了。而且我的病情既然这么严重，他们为什么不立即动手术？转入军方医院也让他很不舒服。在巴基斯坦，军方曾多次攫取政权，民众，尤其是斯瓦特居民，对他们怀有戒心，因为军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铲除塔利班势力。父亲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把她转出那家医院吧。我们可不想看到她像利雅卡特·阿里·汗那样，变成沙希德·米拉特（shaheed millat，民族先烈）。”父亲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不明白，”他问朱奈德上校，“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来？我还以为我们会去地方医院。”然后他又问，“你们能把蒙塔兹医生请过来吗？拜托了。”
“那成何体统？”朱奈德上校反问，显然受了冒犯。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尽管显得年轻，却已经拥有十三年的临床经验，是巴基斯坦军方经验最丰富、成绩最突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之所以选择成为军医，是因为军队能提供优良的设备，他叔叔也是军队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他追随叔叔的步伐，选择了这份职业。白沙瓦军事综合医院处在军方与塔利班交火的前线，朱奈德上校每天都要面对枪伤和爆炸伤员。“我治疗过数千个马拉拉。”上校后来说。
但当时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他十分沮丧。“就照你说的办吧。”他说，“你是医生。”
随后是几小时的等待和观望，护士密切监测我的心跳和生命体征。我不时会小声嘟囔、动动手指或眨眨眼睛。每到这时，玛丽亚姆就会喊我：“马拉拉，马拉拉。”有一次我完全睁开了眼睛。“我以前从没注意，她的眼睛是这么美丽。”玛丽亚姆说。我躁动不安，一直想拽手指上的检测仪。“不要扯。”玛丽亚姆对我说。
“老师，别责备我。”我轻声说，仿佛我们还在学校。玛丽亚姆女士是位严格的校长。
傍晚时分，母亲和阿塔尔赶到了医院。他们坐了四小时汽车，开车的是父亲的朋友穆罕默德·法鲁克。母亲抵达前，玛丽亚姆在电话里提醒她：“看到马拉拉，你千万不要哭喊。你以为她听不见，但她其实听得见。”父亲也提前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想减少她受的伤害。
母亲抵达后，他们紧紧相拥，强忍着眼泪。“阿塔尔来了，”母亲对我说，“他来看你了。”
阿塔尔不知所措，泪流满面。“妈妈，”他哭着说，“马拉拉伤得好重。”
母亲处在震惊之中，无法理解医生为什么没有立即动手术取出子弹。“我勇敢的女儿啊，我美丽的女儿。”她失声痛哭。后来阿塔尔实在太吵，一名勤务兵不得不把他们带到医院附属的军事招待所，安置在那里。
医院门外聚集了许多来支持我的人——有政界人士、政府高层和省级官员。见此情景，父亲手足无措。连省长都来了，塞给父亲十万卢比，供我治疗使用。在我们的传统中，家人去世时有政要前来吊唁是种荣耀。但父亲只觉得恼怒，他认为这些人没为保护我出过一分力气，现在也只是在等待我的死讯而已。
后来他们吃饭时，阿塔尔打开电视，父亲立刻关掉了它。在那样的时刻，他实在无法忍受在电视上观看我遇袭的新闻。等他走出房间，玛丽亚姆又打开电视。每个频道都在播放我的画面，配以祷词和感人的诗句，仿佛我已经不在人世。“我的马拉拉呀，我的马拉拉。”母亲号啕大哭，玛丽亚姆也流泪不止。
午夜前后，朱奈德上校把父亲叫到重症监护室门口。“齐亚丁，马拉拉的大脑出现了水肿。”父亲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医生告诉他，我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我的意识正逐渐模糊，而且再次开始咯血。朱奈德上校送我去做了第三次CT扫描，结果显示我的大脑正在肿胀，情况万分危急。
我父亲说：“不是说子弹没击中她的大脑吗？”
朱奈德上校向他解释，我有块颅骨断裂了，碎片进入大脑，造成了冲击，致使大脑肿胀。他必须切除一部分颅骨，给肿胀的大脑腾出空间，不然我会颅压过高。“我们必须立即手术，这样她才有机会存活。”上校说，“不做手术她可能就没救了。我不希望你将来为自己没采取行动后悔。”
对父亲而言，切掉一部分颅骨听上去相当极端。“她能挺过去吗？”他不停追问，但在那个阶段，没人能向他保证什么。
朱奈德上校的决定非常勇敢，尽管他的上级并不同意这么做，还不断被其他人劝说将我送往国外。正是他这个决定挽救了我的生命。父亲同意手术，朱奈德上校表示他会把蒙塔兹医生请来会诊。签署同意书时，父亲的手都在颤抖，同意书上白纸黑字地赫然写着：“病人存在死亡风险。”
凌晨一点半左右，手术开始。母亲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等待。“真主啊，请让马拉拉康复。”父亲祈祷着，跟真主提出交换条件，“只要她能睁开眼睛，我甚至可以留在撒哈拉沙漠；没有她我活不下去。真主啊，请给她我余下的生命，我这一生已经满足。即使她带着伤痕，也请让她存活。”
终于，母亲打断了他。“真主没那么吝啬，”她说，“祂会把女儿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她开始祈祷，手捧《古兰经》面壁而立，反复念诵经文，一念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从没见过谁像她那样祈祷。”玛丽亚姆女士说，“如此虔诚的祈祷，一定能得到真主的回应。”
父亲竭力不去回忆过往，不去想他鼓励我勇敢发声、四处游说是不是个错误。
手术室里，朱奈德上校从我头部左上方锯下一块边长八到十厘米的方形颅骨，给大脑留出膨胀的空间。接着他又切开我左下腹的皮下组织，把锯下来的颅骨放进去保存。为了预防气管肿胀影响呼吸，他又帮我做了气管切开术。他还移除了我大脑中的血栓，取出了肩胛骨上的子弹。完成之后，他们给我装上呼吸机。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
尽管母亲一直在祈祷，但父亲坚持认定外面的人十有八九都只是在等待我的死讯而已。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父亲的朋友和同情者，都显得非常沉痛，但父亲认为还有一些人嫉恨我们行事高调，暗地里觉得我们是咎由自取。
父亲想暂时离开手术室里紧张的气氛，出去透气。他站在门外时，一位护士走过来问：“您是马拉拉的父亲吗？”父亲的心又猛地一沉。护士把他带进一个房间。
他以为她会说：“很抱歉，我们恐怕无能为力。”但进屋后，护士告诉他：“我们需要一个人去血库取血浆。”父亲松了口气，但感觉一头雾水。“难道只能由我去取吗？”他想。最后他找到一位朋友替他去取。
凌晨五点半左右，医生们走出手术室。他们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取出一块颅骨，把它临时放置在我的腹腔内，还介绍了其他一些情况。依照我们的习俗，医生一般不会对病人或家属做详细解释，所以父亲毕恭毕敬地问：“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依您看，她能活下来吗？”
“在医学上，二加二不一定等于四。”朱奈德上校回答，“我们尽到了职责，取出了那块颅骨。现在我们必须静观其变。”
“我还想问个愚蠢的问题。”父亲继续追问，“那块颅骨怎么办？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三个月之后，我们会让它复位。”蒙塔兹医生回答，“很简单，就像这样。”他两手一拍。
第二天早上，好消息传来。我已经能挪动手臂。随后，省内三位顶尖外科医生来给我会诊。他们一致称赞朱奈德上校和蒙塔兹医生医术精湛，认为手术非常成功。不过据他们判断，我现在应该被诱导进入昏迷状态，因为恢复意识会让我的大脑受到压迫。
正当我命悬一线时，塔利班发表了声明，宣布对我的枪击事件负责，但否认这是因为我四处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此次袭击由我们发动，任何人胆敢反对我们，都将遭到惩罚。”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发言人之一埃赫萨努拉·伊赫桑宣称，“马拉拉成为我们的目标，是因为她悍然倡导世俗生活方式……她年纪轻轻，却在普什图地区鼓吹西方文化，亲近西方，反对塔利班，甚至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奉为偶像。”
父亲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当年获得国家和平奖时，我接受了许多电视采访，其中一次，我被问到最喜欢的政治家是谁。我选了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贝娜齐尔·布托和奥巴马总统。我读过一些关于奥巴马总统的文章，很钦佩他。身为一个家境贫寒的年轻黑人，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与梦想。然而，美国在巴基斯坦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负面的，总跟无人机空袭、巴基斯坦境内的秘密行动和雷蒙德·戴维斯事件联系在一起。
一位塔利班发言人称，两个月前，法兹卢拉在一次会议上亲自下达了对我发动袭击的命令。“任何支持政府、反对我们的人，都必须铲除。”他说，“你们等着瞧吧，很快会有更多重要人物丧命。”他还补充说，他们派两个斯瓦特本地人搜集了我的资料，摸清我上学的路线，并故意在军方的检查站附近发动袭击，以示他们能在任何地方出手。
那天早上，就在我的手术结束几小时后，房间里突然一阵骚动，所有人都开始整理制服、检查仪容。紧接着，军方领导人卡亚尼将军走进病房。“全国人民都在为您和您的女儿祈祷。”他对我父亲说。2009年反塔利班武装行动结束后，卡亚尼将军曾来斯瓦特出席过一场大型会议，我在那里见过他一面。
“我很高兴您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在那次会议上说，“现在，您只要把法兹卢拉绳之以法就可以了。”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卡亚尼将军走到我跟前，慈父般地摸摸我的头。
朱奈德上校向将军简要介绍了我的手术情况和他们拟订的治疗方案，卡亚尼将军建议他把CT扫描结果发到国外，向顶尖专家寻求建议。为了防止感染，将军离开后，医院禁止任何人靠近我的病床。但不断有人来探望我：前板球选手、现政治家伊姆兰·汗；省新闻部长、直言不讳地批评塔利班的米安·伊夫蒂哈尔·侯赛因，他唯一的儿子被塔利班枪杀；还有我们省的省长海德尔·霍蒂，我曾与他一起上过谈话节目。不过他们都没获准进入病房。
“请放心，马拉拉不会死。”霍蒂告诉大家，“她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
下午三点左右，两名英国医生乘直升机从拉瓦尔品第赶来。贾维德·卡亚尼医生和菲奥娜·雷诺兹医生在伯明翰的医院工作，当时碰巧在巴基斯坦指导军方设立国内首个肝脏移植项目。除教育数据外，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惊人的数据，其中一项是我们的儿童当中，每七名中就有一名罹患肝炎，病因主要是针头污染，患病儿童中又有许多人死于肝病。卡亚尼将军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为此，军方再次担负起政府没能胜任的职责。两位医生即将回国，将军请他们在离开前介绍项目进展，时间恰好是我中弹的第二天早上。医生们去见将军，发现他打开了两台电视，一台调到乌尔都语的本地频道，另一台是天空电视台的英文新闻，两个频道都在播放我遭遇枪击的消息。
将军和卡亚尼医生有相同的姓氏，但并不是亲戚，不过两人交情甚笃。将军告诉贾维德医生，他得到许多相互矛盾的消息，非常担忧，希望医生能在飞回英国之前全面评估我的病情。贾维德医生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急救顾问，他答应了将军的请求。不过他提出要带菲奥娜医生同行，她来自伯明翰儿童医院，是儿童重症监护方面的专家。菲奥娜医生对前往白沙瓦有些忐忑，因为当时那里已经禁止外国人进入。但得知我是女童受教育权的倡导者，菲奥娜医生欣然应允，因为她认为自己也很幸运，能够进入顶尖的医学院学习，并成为一名医生。
两位医生的来访，似乎让朱奈德上校和医院院长不大高兴。双方争执起来，直到贾维德医生表明他们是奉卡亚尼将军之命来到这里。两位英国医生并不满意他们目睹的现状。一开始他们想洗个手，却发现水龙头没水。随后菲奥娜医生查看了仪器和各项数值，跟贾维德医生小声交谈了几句。她想知道医院上次给我测血压是什么时候。有人回答：“两小时前。”她表示他们应该随时监测，并询问护士为什么没插动脉导管。她还指出我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过低。
父亲庆幸自己没听见她对贾维德医生说了什么。她说的是我“还有救”——因为在合适的时间做了该做的手术——但现在，术后护理却影响了我康复的概率。神经外科手术完成后，监测呼吸和换气是护理的关键，必须确保病人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在正常水平。这就是那些管线和仪器真正的用途。贾维德医生说：“这就好比开飞机——人只有用对仪器才能升上天空。”而医院就算有这些仪器，也没用对方法。提完这些意见，两位医生就乘直升机飞离了白沙瓦，因为城里晚上会非常危险。
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也是没能进入病房的访客之一。他给我带来一本护照，父亲谢过他，心里却很难过。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军队招待所，从兜里掏出护照交给母亲，说：“这是给马拉拉的，但我不知它会带她去另一个国家，还是天国。”说完，两人都哭了。身处医院封闭的环境中，他们并不知道我的故事已经传遍了世界，许多人都呼吁送我去国外治疗。
我的病情不断恶化，父亲已经很少接听电话。他接的少数几通电话之一，来自阿尔法·卡里姆的父母，阿尔法是旁遮普省一位计算机天才少女，我们曾在一次邮票首发仪式上见过，那些邮票上印有她的形象。她九岁那年就凭借超群的编程实力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微软工程师，甚至应邀去硅谷与比尔·盖茨见面。但不幸的是，今年1月，她却死于癫痫诱发的心脏病，去世时年仅十六岁，只比我年长一岁。她父亲打来电话那一刻，我父亲再也忍不住眼泪。“告诉我，没有了女儿，人还怎么活得下去？”父亲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