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进入河谷那年，我十岁，正跟莫妮巴一起沉迷于《暮光之城》系列小说，渴望成为吸血鬼一族。在我们看来，趁夜潜入河谷的塔利班也跟吸血鬼没什么两样。他们成群结队地到来，揣着匕首或扛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最早出现在斯瓦特北部马塔地区，在起伏的丘陵间出没。他们起初并不自称塔利班，也不像我们在照片上见过的阿富汗塔利班那样裹着头巾、涂黑眼圈。
这群男人装扮怪异，留着蓬乱的长发和胡须，把迷彩背心套在沙尔瓦·卡米兹外面，下身穿不合身的长裤，露出一大截脚踝。他们脚蹬慢跑鞋或廉价的塑料拖鞋，有时会把长袜套在头上，挖两个孔露出眼睛，还会邋遢地用头巾擤鼻涕。他们佩戴黑色的徽章，上面写着“SHARIAT YA SHAHADAT”——意思是“无教法，则殉道”——他们有时还戴黑色头巾，所以人们也称他们为托·帕特基（Tor Patki），意思是“黑巾军团”。他们看上去又黑又脏，父亲的朋友说他们是“无权洗澡和理发的人”。
他们的首领是法兹卢拉大毛拉，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以前曾是斯瓦特河上的滑轮椅操作员，负责送人们渡河。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总是拖着一条右腿。他上过“保卫先知教法运动”组织创始人苏非·穆罕默德毛拉创办的宗教学校，还娶了苏非·穆罕默德的女儿。2002年，在一场针对激进分子的围剿中，苏非·穆罕默德被投入监狱，法兹卢拉接替了他的位子，成为组织头目。地震前不久，法兹卢拉现身伊满德里，那是斯瓦特河对岸一个小小的村落，离明戈拉只有几公里之遥，在那里，法兹卢拉建起了自己的地下电台。
我们河谷的居民要么没有电视，要么目不识丁，大家主要靠收音机获取信息。很快，所有人都开始谈论这座电台，它逐渐有了“毛拉电台”的名声，法兹卢拉则成了人们口中的“电台毛拉”。电台每天晚上八到十点播音，次日早上七到九点重播。
电台成立之初，法兹卢拉的做法相当聪明。他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教的改革者、《古兰经》的诠释者。母亲笃信宗教，一开始也被他打动了。他在广播中鼓励人们培养良好的习惯，摒除他眼中的陋习。他认为男人应该蓄须、戒烟，停止咀嚼烟草。他劝人戒除海洛因和“查斯”（chars）——那是我们对大麻树脂的称呼。他教人们做礼拜前如何正确地净身——该从哪里洗起，甚至指导人们如何清洗私处。
他的声音有时非常冷静，像大人在说服你做一件你不情愿做的事；有时又很可怕，听上去满腔怒火。谈及自己的宗教热忱，他常常声泪俱下。他一般会先讲几句开场白，然后把话筒交给他的副手沙阿·道兰，后者曾是巴扎上的小贩，推着三轮车兜售零食。他们警告大家不要再听音乐，也不要再看电影和舞蹈。他咆哮着警告大家，正是这些恶行招致了地震，若不立刻悔改，我们还会再度触怒真主。在巴基斯坦，毛拉常常在讲道时曲解《古兰经》和圣训，因为没几个人能读懂阿拉伯语原文。法兹卢拉利用了人们这种无知。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爸爸？”我问父亲，依然对那场可怕的地震心有余悸。
“不是的，贾尼。”父亲回答，“他只是在愚弄大家。”
父亲告诉我，毛拉电台已经成了教师休息室里的热门话题。那时我们学校差不多有七十位老师，男老师约四十人，女老师约三十人。他们中也有人反对法兹卢拉，但大多数人是他的拥趸。他们欣赏他对神圣《古兰经》的精彩诠释，为他的魅力所折服。他们喜欢他关于重振伊斯兰教法的言论，因为所有人都对巴基斯坦的司法体系深感失望。在斯瓦特被并入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的司法体系取代了我们原有的律法。土地纠纷这类本地常见的案件，以前很快就能解决，现在却得打上十年官司。大家都已经对巴基斯坦政府派到河谷的腐败官僚忍无可忍。可以说，他们几乎相信法兹卢拉能重现瓦里时代那个古老的土邦。
不出半年，人们就开始丢弃家中的电视以及DVD和CD光盘。法兹卢拉的手下把它们收集起来，堆在大街上焚烧，浓浓的黑烟滚滚上涌，直冲云霄。数百家CD店、DVD店主动关门歇业，店主都从塔利班手中领到了赔偿。我和两个弟弟都非常担心，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家里的电视，不过父亲向我们保证不会把它扔掉。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把电视藏进壁橱，看电视时把音量调得很低。我们听说塔利班会把耳朵贴在别人家的门上听里面的动静，然后突然破门而入，抢走电视，抬到街上砸个稀烂。法兹卢拉对我们喜爱的宝莱坞电影深恶痛绝，谴责它们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只允许大家收听广播，还宣布除了塔利班的歌曲，所有的音乐都违反了伊斯兰教法。
一天，父亲去医院看望朋友，发现许多病人都在听法兹卢拉讲道的磁带。“你一定要见见法兹卢拉大毛拉。”有人告诉父亲，“他是位了不起的学者。”
“其实他高中都没毕业，法兹卢拉甚至都不是他的真名。”父亲反驳道，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看到人们开始支持法兹卢拉的言论和宗教狂热，父亲日渐消沉。“这太荒谬了。”他说道，“这个所谓的学者在传播愚昧。”
法兹卢拉在偏远地区特别受欢迎，那里的人们依然记得地震时政府无所作为，是“保卫先知教法运动”的志愿者帮助了他们。在一些清真寺，人们架起扩音器，连上收音机，好让村里人和下地干活的人都听见法兹卢拉的广播。他最受欢迎的节目每天傍晚播出，他会在其中高声宣读人名。他会说“某先生以前爱抽大麻树脂，但他意识到这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所以戒了烟”，或是“我要祝贺甲先生开始蓄须”，以及“乙先生主动关闭了他的CD店”。他信誓旦旦地许诺，这些善举终将得到回报。大家都喜欢在节目中听到自己的名字，还喜欢听到邻居犯下恶行，这样他们就能在背后说说闲话：“你听说那谁干的好事了吗？”
毛拉电台经常奚落军方。法兹卢拉斥责巴基斯坦官员为异教徒，说他们反对实施伊斯兰教法。他还扬言如果政府拒不实施这项律法，他就派手下“强制推行，再把他们撕成碎片”。他最喜欢的话题，是历数汗领导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种种不公。穷人们自然乐见汗遭到报应。他们把法兹卢拉奉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相信他掌权之后会把汗的土地分给穷人。一些汗闻风而逃。父亲也反对汗的统治，但他说塔利班更加可怕。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去了白沙瓦，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他告诫我们：“这是激进分子耍的花招。他们想赢得民心，从思想上征服人民，所以会从当地最棘手的问题入手，再把矛头指向有关部门，赢得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之前在瓦济里斯坦就是这么干的，当时他们四处打击绑匪和土匪。一掌握权力，他们就会变得跟他们曾经追捕的罪犯一样。”
法兹卢拉的广播常常针对女性。他大概知道我们这里有许多男人离乡背井，远赴南方的煤矿或波斯湾的工地务工。所以，有时他会说：“男人们，请你们出去。接下来的话我只讲给女人们听。”他会停顿片刻，继续说，“女人生来就要肩负家庭的重任。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她们不应该外出，即使外出也必须蒙上面纱。”有时，他的手下会展示一些华丽的服饰，声称这都是他们从“堕落的女人”手中收缴的，以此羞辱她们。
在学校，我的朋友们说，他们的母亲都是毛拉电台的听众，尽管班主任玛丽亚姆老师告诫我们不要听那些节目。我家只有祖父那台旧收音机，还是坏的，但母亲的朋友们都听毛拉电台，把内容复述给她听。她们把法兹卢拉捧上了天，谈论他飘逸的长发、骑马的英姿，还说他举手投足间神似先知。女人们会向他倾诉自己的愿望，他会为她们祈祷。母亲喜欢听她们讲这些故事，父亲却觉得这非常可怕。
我对法兹卢拉的言论感到迷惑不解。神圣的《古兰经》并没规定男人应当在外谋生，女人应当困居家中终日操劳。在学校的伊斯兰教研究课上，我们曾以“先知如何生活”为题写过作文。我们学到先知的第一任妻子是位女商人，名叫哈兹拉蒂·赫蒂彻。当时她四十岁，比先知年长十五岁，还结过婚，但先知依然坚持要娶她为妻。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普什图女性强有力的一面。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在丈夫因意外骨盆破裂之后独自养大了八个孩子，要知道，我外祖父有整整八年都卧病在床。
外出工作，赚钱糊口，下班回家，吃饭睡觉，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男性总以为挣了几个钱，就对家人呼来喝去，认为自己就是一家之主。他们并不认为那个终日照料家人，为他们生儿育女的女人有什么力量。在我家，由于父亲太忙，大小事务都由母亲操持。是她天不亮就起床给我们熨烫校服、准备早餐；是她教我们待人接物；是她去市场采购，给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所有这一切，全是母亲的功劳。
塔利班来到河谷的头一年，我动了两次手术，切除了阑尾，又摘除了扁桃体。胡什哈尔也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每次都是母亲带我们去医院，父亲只是带着冰激凌来看我们。但母亲依然相信《古兰经》里教导女性要闭门不出，也不能与男性交谈，除非对方是不能通婚的近亲。父亲会对她说：“佩凯，贞洁不仅在于面纱，更在于心灵。”
很多女性都被法兹卢拉打动，向他献上自己的金饰等钱财，尤其是那些身处穷乡僻壤或丈夫在外务工的女性。人们摆出长桌，让这些女人把她们陪嫁的手镯和项链放上去，女人们为此排起长队，或是让儿子代劳。有人会拿出毕生积蓄，相信这样能赢得真主的青睐。法兹卢拉开始在伊满德里兴建自己的红砖大楼总部，其中包括一座宗教学校、一座清真寺，他还打算竖起高墙和防洪堤，以防斯瓦特河泛滥。没人知道他的钢筋水泥是从哪儿来的，但工人们都来自本地。每个村都必须轮番派人去他的工地干活。某天，教我们乌尔都语的库尔班·沙阿老师告诉父亲：“明天我没法来学校上课了。”父亲问他原因，他说明天轮到他们村去给法兹卢拉盖楼。
“为学生上课是你的首要职责。”父亲说道。
“不行，这事我非去不可。”库尔班·沙阿说。
回到家，父亲气得七窍生烟。“真主啊，要是人们建学校、修路，甚至清理河里的塑料袋也能这么积极，巴基斯坦不出一年就会变成天堂。”他说，“他们唯一能理解的善行，就是捐钱给清真寺和宗教学校。”
过了几个星期，这位老师又找到父亲，说他不能再给女生上课了，因为“大毛拉不赞成这种行为”。
父亲试着劝他回心转意。“我也觉得女生该由女老师来教。”他说，“但得先让这些女生上学，将来我们才有女老师啊！”
一天，苏非·穆罕默德在狱中大放厥词，声称女性不该接受任何教育，连女子宗教学校都不能上。他扬言：“任何人只要能找到历史上伊斯兰教允许女人上宗教学校的先例，尽可以来对着我的胡子撒尿。”自那之后，电台毛拉就盯上了学校。法兹卢拉开始诋毁学校的管理者，还宣读辍学女孩的名字，向她们道贺。他会说：“某某小姐决定不再上学，她会升入天堂。”或是：“Y村的X小姐决定在五年级辍学。我要对她说声恭喜。”而像我这种继续上学的女孩，则被他斥为野牛和绵羊。
我和朋友都不明白上个学能有什么大逆不道。“他们为什么不准女孩上学？”我问父亲。
“因为他们惧怕文字的力量。”父亲回答。
不久，学校的另一位留长发的数学老师，也开始拒绝给女生上课。父亲解雇了他，但这引发了另一些老师的担忧，他们派了几名代表来办公室找父亲磋商。“先生，请不要这样做。”他们央求父亲，“现在世道不好。让他留下来吧，我们来帮他代课。”
塔利班似乎每天都在出台新法令。法兹卢拉关闭了美容院，还禁止剃须，弄得理发师都失了业。父亲依然只留八字胡，坚决不蓄长须，不肯屈服于塔利班的淫威。塔利班勒令妇女不得逛巴扎。我倒不觉得不能去奇纳巴扎有什么可惜。我不像母亲，不太喜欢逛街。母亲特别喜欢漂亮衣服，虽然我们家并不富裕。她总叮嘱我：“快遮起你的脸——别人都看着你呢。”
我会回答：“让他们看呗。我还看他们呢。”惹得她火冒三丈。
不能购物让母亲和朋友苦恼不已，何况尔德节假期眼看就要到了。过节那几天，我们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在挂满小彩灯的货摊前流连，看摊主们兜售的手镯和海娜花染膏。但这一切都消失了。虽说女人上街还不至于遭到袭击，但塔利班会冲她们高声叫嚷，出言恐吓，直到她们吓得不敢出门。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就足以震慑整座村庄。我们这些孩子也很郁闷。一般而言，节日期间总会有新片上市，法兹卢拉却把DVD店全关掉了。差不多就在那时，母亲也厌倦了法兹卢拉，特别是在他开始宣扬反教育思想，鼓吹上学的人将来都要下地狱之后。
法兹卢拉的下一项举措，是成立“舒拉”（shura）——一种地方法庭。舒拉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它能迅速断案，不像巴基斯坦法庭会让案子拖上好几年，还得买通法官才有人搭理。人们开始找法兹卢拉及其手下化解各种争端，从商业纠纷到个人恩怨都有。“我有个难题已经拖了三十多年，一拿到舒拉就马上解决了。”某人这样告诉父亲。法兹卢拉的舒拉判处的刑罚包括公开鞭刑，这对我们来说简直闻所未闻。一位朋友告诉父亲，他亲眼看见三个涉嫌绑架两名女子的男人被舒拉宣判有罪，遭到鞭笞。法兹卢拉还在他的总部附近搭起高台，数百人星期五听完他的礼拜，会聚在台前围观鞭刑，鞭子每次落下，他们都高呼一声：“真主至大！”（Allahu akbar!）法兹卢拉本人有时也会现身，骑着黑色的骏马奔驰而过。
他的手下不允许医护人员发放小儿麻痹症口服疫苗，宣称疫苗是美国人的阴谋，目的是让穆斯林女性不孕，削减斯瓦特的人口。“在疾病出现之前就治疗的行为，有违伊斯兰教法。”法兹卢拉在广播中宣称，“在斯瓦特的任何角落，你都找不到哪怕一个孩子服下一滴疫苗。”
法兹卢拉的手下终日在街上巡逻，看是否有人违反他的规定。他们的行为与传闻中的阿富汗塔利班道德警察如出一辙。他们设立了志愿交警队，称之为“猎鹰突击队”，这些人开着小卡车招摇过市，车顶上高高地架着机枪。
有些人很满意这样的现状。一天，父亲偶遇他的银行经理，对方告诉他：“禁止女人去奇纳巴扎真是法兹卢拉做的一件大好事，不仅符合伊斯兰教法，还给我们男人省了钱。”没几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父亲抱怨大多数人都像我们的理发师一样。这位理发师有一天来找我父亲诉苦，说自己的收银机抽屉里只剩八十卢比，还不及以前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仅仅一天前，他为了讨好塔利班，还对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希望伊斯兰教法回归。父亲说：“你应该给记者看看你的收银机抽屉。”
毛拉电台开播差不多一年后，法兹卢拉越发咄咄逼人。2006年10月底，美军无人机轰炸了巴焦尔的一所宗教学校，法兹卢拉的兄弟利雅卡特大毛拉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在空袭中丧生。那次空袭共造成八十人死亡，最小的受害者年仅十二岁，其中一些死者就来自斯瓦特。我们斯瓦特人都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有人发誓要替死者报仇。十天后，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从伊斯兰堡前往斯瓦特，在途经德尔盖的军营时引爆了炸弹，炸死了四十二名巴基斯坦士兵。那时在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还不多见——当年共有六起——这次爆炸，是巴基斯坦激进分子发起的最严重的一次袭击。
每逢尔德节，我们总会宰羊献祭神灵。但今年法兹卢拉却宣称：“这次尔德节，我们要献祭两条腿的动物。”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的手下开始杀害汗和政治活动人士，受害者来自各个世俗政党和民族主义党派，其中最多的是人民民族党（Awami National Party，简称“ANP”）成员。2007年1月，父亲朋友的密友在他们村被八十个持枪的蒙面歹徒绑架。他叫马拉克·巴赫特·贝德尔，来自一个富裕的部落家族，在人民民族党担任副主席。人们在贝德尔的家族墓地中找到了他的遗体，他的手脚全被斩断。这是斯瓦特地区第一起针对个人的谋杀，有人说贝德尔曾帮军队寻找塔利班的藏身之处，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对此，政府当局视而不见。在我们省的政府官员中，来自宗教党派的人士依然占据主流，任何人只要声称自己为伊斯兰而战，他们就不会苛责。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明戈拉非常安全，因为这里是斯瓦特最大的城市。但法兹卢拉的总部其实离我们只有几英里远，尽管我家附近还没有塔利班的踪迹，但巴扎、街道和山丘上都已经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危险在一步步逼近。
到了尔德节，我们像往年一样回老家村子里过节。堂兄开车载我们回家。路上，我们经过了一条河，沿河的道路被冲毁了，我们不得不在塔利班的检查站停车。我和母亲坐在后座。堂兄慌忙把他的音乐磁带递给我们，让我们塞进皮包。一身黑衣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端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走到车前，对我和母亲说：“姐妹，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害臊。你们该穿罩袍才对。”
过完尔德节，我们回到学校，看见校门上张贴着一封信：“阁下，您的学校充斥着西方和异教的思想。您教育女童，还让学生穿着不合教法的校服。请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否则您将自食其果，您的子女将为您痛哭。”落款是“伊斯兰敢死队”。
父亲决定把男生的校服从衬衫长裤改成沙尔瓦·卡米兹，一种松垂的长衫长裤，样式有点像睡衣。我们女生的校服没变，还是之前的品蓝色沙尔瓦·卡米兹，只不过加了一条白色的都帕塔（dupatta），也就是头巾，学校叮嘱我们出入校门时最好遮盖面容。
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给他打气，鼓励他坚持自己的主张。“齐亚丁，你有非凡的魅力。你应该勇敢地发声，号召大家奋起反抗他们。人活在世上，不应该只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你可以袖手旁观，任塔利班胡作非为，也可以挺身而出，站出来跟他们对抗。”
父亲向我们转述了希达亚图拉的话。随后，他给我们本地的《阿扎迪日报》（Daily Azadi）寄了封信，在信中写道：“致伊斯兰敢死队：你们的做法并不是在践行伊斯兰的教义。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因为你们信仰的真主，也是他们每天祈祷的对象。你们可以取走我的性命，但请放过我的学生。”当父亲拿到报纸后，很不满意。信被藏在内页，而且报社编辑还公布了他的姓名和学校地址，父亲完全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不过很多人打来电话，向他道贺。“你已经向死水投入了第一块石头，”他们说，“现在我们也有勇气发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