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
新海尔采格的海边，曾铺着窄轨铁路的地方，现如今摆着一排破旧的长凳。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们或是微醉的士兵在那儿练力量。
在隧道旁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的是我的母亲。她点燃一支香烟，看着远方，视线掠过海面。她闭上双眼。我的桑卡在做梦。一些熟人、当地的人或是前来避难的人在海边的林荫道上散步时，发现坐在长凳上打盹儿的桑卡。
“你干什么呢，桑卡，需要帮忙吗？”他们问她。
她睁开眼。
“不，不用。我坐这儿休息一会儿，我有点困。”
熟人们接着走他们的路，本地人回家去了，前来避难的人朝着收留所走去了。我的母亲重又闭上眼继续她的梦，完全秘密的梦。
每次我到新海尔采格，感觉都像是到了一个小萨拉热窝一样。一些前来避难的人、面色苍白的老人，几乎见不到什么年轻人，因为大部分都跑到加拿大去了。
“你要当心，”一个老朋友提醒我，“桑卡经常坐在那个长凳上，她还在广场中心的小公园旁边睡觉。但愿上帝保佑她别让肺部着了凉，不然会引起很多并发症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脆弱了。”
每次我到新海尔采格，回到我们的避难所，我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喜悦。我之所以会觉得开心，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很像我们在戈里察时的生活。只不过缺少了一部分——那就是我父亲。四周的墙壁留住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响，外面的孩子们在拍打皮球，他们的声音顺着窗子传进来，油炸糕在平底锅里发出欢快的噼啪声，而你呢，你安静地睡着。勉强能够听到有谁在窃窃私语，远远地还有电梯沉闷的咯吱声。桑卡站在门口把邻居们打发走。
——他正睡觉呢，他从巴黎过来，昨天夜里很晚了才到。
——我能把我孙子领过来跟埃米尔合张影吗？
——能，不过得晚点儿，傻帽！至少得等我儿子睡好觉恢复精力了再说！
“你属于谁啊，我的孩子？”我们正喝着早上的咖啡，桑卡突然这样问我。
“属于你啊。不然还能属于谁？”
她稍稍笑了一下，用眼角瞟着我。好像她想从我这儿挖出一个沉重的秘密。我记得，那次没有她的允许就跑到伊利扎浴场去，她就是这样试探我，想知道究竟是谁带我去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其实，我母亲很知道该怎么开始提问题。她总能巧妙地找到一个相关的切入点作为开头。尽管我知道她喜欢意志坚定、忠于自己的人，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会以这种方式开始：
“我喜欢弗拉多·达普切维奇胜过其他所有人。”
这个弗拉多是个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跟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名叫弗拉多·佩托维奇的主人公非常像。
“一次，他说自己热爱斯大林，就因为这个，他在苦役犯监狱里待了十二年。”她继续道。
我母亲喜欢他，并不是因为斯大林。她到现在还为铁托感到惋惜。她之所以十分尊重弗拉多·达普切维奇，是因为正如她所说，他是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当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铁托格勒《胜利报》的一位记者问他现在他的看法是什么。
“我热爱斯大林。”他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
谁知道这个男人真正想的是不是他嘴上说的。可原则就是原则。他说过的话，永远都不可能再反悔。“一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我母亲重复道。
“你属于谁啊，快点儿，讲啊？”母亲执意问道。
“你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我笑着回答她。
这下子轮到桑卡哈哈大笑了。
“你很清楚我问你的是什么，别装傻。”她接着说。
“我不知道。”
桑卡抱了抱我。
“桌子上给你留了果酱和黄油，还有烤面包。我去交电费，顺便溜达一圈。”
我儿时的早晨也是这样的。只不过那时候各种指示都被写在小纸片上，因为在我出门上学两个小时之前，我妈妈就已经在去土木工程学院的路上了。
我还没太睡醒，看着她步履蹒跚朝海边走去，去那个曾经有一条窄轨铁路经过的地方。
在新海尔采格，我最珍视的男人就是拉德米洛·约瓦诺维奇医生了，他是萨拉热窝的精神病科专家。跟桑卡一样，他每天也到海边散步消磨时间。不过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就像是个山里人。
11年前，就是这位约瓦诺维奇医生将我从第一次抑郁中拯救了回来。我中断了《爸爸出差时》的拍摄，专程去亚戈米尔找他瞧病。
“医生，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一上来就这样跟他说道。
“你是在做多艰难的事情啊，竟然能说出‘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样的话？”
“是一部电影，讲一个家庭在1948年支离破碎的故事。”
这时，他泪如雨下。真实的、深深的呜咽。医生洒下一串串热泪。而我呢，我被弄得很不自在，试图用眼神试探到底怎么回事儿。突然一个念头一闪而过，可能这是一种治疗手段吧。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没看到护士的身影，而且怎么也没办法让这个男人的眼泪停下来。
忽然间，我的消沉情绪不见了。我走到医生身边。
“你怎么了？”
“他们打断了我们的脊椎骨，在那儿，在格利奥托克。”他边擦眼泪边回答我，“你知道，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才能直立行走啊。可在那儿，一个人能把自己兄弟的脊柱折成两截。我们只能爬着走，就像达尔马提亚蜥蜴一样。”
等我拍完《爸爸出差时》之后，约瓦诺维奇医生出席了电影的首映式。他又哭了。不过这一次，是因为高兴。铁托死后，曾在格利奥托克服刑的苦役犯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这个罪行却从未引发人们对人道主义进行深入思考。因为这段经历只是漫长历史中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这场磨难一直埋藏在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和信仰东正教的蒙特内哥罗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之下。神话故事中有各种各样的罪行，格利奥托克的磨难并不在其中。然而，在我看来，因为历史上的一些罪行，人道主义思想的车轮至今还陷在泥潭之中。时至今日，让人们感兴趣的，人们去关心的，只有那些与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罪行。在这场悲剧中，这场斯大林牵涉其中的悲剧中，人道主义对格利奥托克的罪行保持了沉默，人们宽恕了它。今天，我为与约瓦诺维奇医生有这样的友谊深感骄傲。他用自己的眼泪治好了我的抑郁。
妈妈和我，我们同约瓦诺维奇医生一起沿着海边散步，我们慢慢走着。约瓦诺维奇提醒我们注意：
“穆拉是个非常敏锐又十分聪明的人，可他不会区分事情的主次，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一大堆事情之外。在生活中，应该学几招盘球过人的技巧，而且还要会运用。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你能盘球绕过一些家伙和一些情况，不把他们太当回事儿。”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政治对你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对于那些神经脆弱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一项运动。”母亲插嘴道。随着她一天天变老，她的眼睛正一点点变大，幽默感也增加了许多。
我们让医生出诊去了，母亲和我朝萨维那公墓走去，我父亲的坟墓就在那儿。桑卡向我透露说她经常会在父亲的坟头发现鲜花。每次她来放鲜花时，会发现有人把之前的花拿走了。
桑卡和我，我们尽量在对方面前藏起眼泪，免得让彼此更加难过。穆拉不在了，我们都很伤心。另外，我总是想桑卡的眼睛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她流了太多的眼泪。我安慰自己，总有一天，我的眼睛也会像她那双眼睛一样大。天啊，我们，库斯图里卡一家，直到现在到底流过多少眼泪啊！哪怕是没什么理由要哭的时候，也经常会流泪。
一天晚上，在奥地利加尔米施·帕滕基兴举行的一场跳台滑雪比赛中，一名斯洛文尼亚选手摘得了奖牌。父亲和我跳上沙发，一边欢呼一边流泪。因为我们太闹腾，邻居们纷纷前来抗议。
“跟你们的斯洛文尼亚人一起见鬼去吧。”母亲暴怒，沙发里的弹簧都坏了。
接着，那天晚上再晚些时候，我们把一瓶酒洒在了包裹着透明尼龙布的基里姆地毯上。
“看吧，埃米尔，”桑卡对我说，“我保护什么物件儿的时候，你总免不了给我找麻烦……跟我说说，要是这酒直接洒在地毯上，会怎样啊？”
“不怎么样！”我回答。
“你真是蛮不讲理，”她气呼呼地说，“什么叫‘不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为了这么一笔开销，我得工作整整一年啊？”
“我知道，可你知道那个失去双腿开报亭的人吧？那才是真的灾难，而你的事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闭嘴。你不知道羞耻吗？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们的手球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赢了比赛那天，我们也哭了，边听着国歌边流眼泪。
我们哭过这么多次，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幕。那是在卡塔戈沃鲁西奇街9A我们公寓门口那次。萨拉热窝电视台里，欧洲电视网广播了电影《爸爸出差时》刚刚在戛纳电影节拿奖的消息。在我们家里，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会用同样的泪水庆祝，我们从不区分这些。
铁托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萨拉热窝对奥西耶克的比赛中止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从科索沃体育场赶紧溜回了家，如果情势变糟有人要求我们上怎么办，我们可不想让亲戚们担心。
当《爸爸出差时》拿了金棕榈奖时，我表哥埃多·努曼卡蒂奇跑到我们家来了。桑卡立马热泪盈眶，埃多紧紧地一把将她拥入怀中。看到这样的情景，吉姆·贾木许肯定以为这两个人是因为哪个亲人去世了才哭成这样子。
“我的埃多，咱们家发生什么事啦？”
“一件大事，亲爱的桑卡！”埃多回答说，他的呜咽声更重了。
在巴尔干人身上，情绪激动并不只代表喜悦或是悲伤，二者通常是掺杂在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戏剧艺术中没有那么多流派的区分。这儿的人都知道大事儿会带来大烦恼，因此大家经常会更愿意避开大事儿。所有大事儿都会扰乱视线，打破平衡。因为大事件总会突然来袭，颠覆生活，让人始料未及，而为之付出代价的通常是那些最忠于自己的人。坚韧不拔并不是巴尔干人的品质，我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典范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有的是从西方来的，有的是从东方来的。当突如其来的变化骤然出现时，没人事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被人当成了笨蛋，或者当成了蠢猪。一夜之间，我们就会打着新准则或是更高级的准则的幌子抛弃过去的准则。女人背弃自己的丈夫，因为铁托突然决定斯大林不再是好人了，然而当初教我们爱斯大林的也是他。我们嘴边挂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
当桑卡说“这个达普切维奇是个真正的好人，有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她想说的就是这个——尽管她自己并不热爱斯大林，她尊敬的是铁托，虽然我父亲一直在批判他。
跟波斯尼亚那些墓地不一样，萨维那公墓里没有污泥。人们可以席地而坐，看着大海，呼吸着松针的味道，而不必在回家的时候清理鞋子。通往高处墓地的路上，桑卡和我在贝尔维戴尔的露台上停下来歇歇脚，眼朝着外海。桑卡抽几支南斯拉夫香烟，我抽几支古巴雪茄。我们都没说话。
“来，现在跟我说吧，不过得真诚点儿，你属于谁？”桑卡又开始了，嘴角挂着一抹微笑。真是像邻居们说的那样吗？
“我倒是真想属于某个人呢。我甚至能为这某个人去死，就像你的达普切维奇对斯大林那样。”
“不是我的达普切维奇。他只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我想说的是……我也希望等我死后，人们也会说我‘是个真正的好人’。”
“为什么？你难道是个白痴吗？！”
“可是，桑卡，再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人了。我倒是想弄一个英雄的文身，就像马拉多纳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文在身上一样。”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属于谁啊？我的那些邻居都对我说‘你的埃米尔，毫无疑问，就是米洛舍维奇的人’。这是真的吗？”
——你想我实话实说吗？
——当然啦！
——我的桑卡，我也想回答“是”，这样好能让你高兴，也能让我自己高兴。可当他上台执政的时候，我没太把握好世界局势。
——怎么回事儿？我母亲问道。
——我判断失误了。我以为整个世界还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事实上，西方早已开始征服东方了。这实在算不上是新鲜事，因为东欧从来没征服过西欧。
——可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你只要闭嘴就行了。
——因为我是个白痴。
桑卡大笑起来。
——政治上的？她说。
——没错儿。
——我的天啊，埃米尔，我还一直以为你很聪明呢！
——不过我没像马拉多纳那样把他的肖像文在肩膀上。后来，舞台上出现了他妻子的身影。当他从代顿回来，无数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而他却像个普通公民一样，像普通的父亲一样，他惦念着自己的孩子，他早就看见了Timberland这个牌子，他说他决定给他的儿子买几双真正的鞋子。
等终于爬到父亲的坟前时，我们看见墓碑前靠着一束鸢尾花。
“这肯定是个蠢货？！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就拧断他的脖子！”母亲忿忿道。
她把自己带来的花放在父亲的肖像旁边，蹒跚着朝喷泉走过去，弄了些水回来。于是我们两个开始清理穆拉的墓，我们用刷子清洗石碑。而我呢，不知怎地，回想起了桑卡用肥皂给我擦背的时候。开学第一天，还有每次我踢足球回来的时候。
等父亲的花岗岩墓碑终于被擦得铮亮，桑卡起身去拿烟。我们的仪式可以开始了：桑卡点上一支烟，递给我，我把烟放在碑沿儿上。这样穆拉就能跟我们一起抽烟了。烟自顾自烧着，我们都不说话，我们等着父亲这支烟的烟灰从过滤嘴上落下来，从萨维那公墓飘走。我想到了大海的诸多好处。地中海万岁！不用擦鞋子，这儿没有泥。等我们到了市场上，桑卡和我在钟楼的台阶上分手。
“我要沿着海边走回家去，”她对我说，“你呢，你要是回去的晚就带上钥匙，以防我睡着了。”
我让她自己下了台阶朝海边走去，离我越来越远，然后我慢慢到邮局旁边找个地方坐下，一会儿等桑卡坐在隧道旁边的长凳上时，看不到我在那儿。窄轨铁路旁边的那个长凳，我父亲和母亲曾经总坐在上面。她抽着南斯拉夫香烟，远远看着他，两个人都在与战争带来的伤痛斗争着。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不幸，然而这场战争带来的不幸是最重的。
从那以后，我母亲还是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只不过一个人了。她闭上眼睛，沉浸在秘密的梦境之中。母亲还能梦见什么呢？我注视着这一幕，心想。她不知道我在这儿，正看着她。桑卡没睡觉，不像一个老朋友说的那样。她正闭着眼抽烟。她的眼皮合在一起，可她没睡觉。她像是在和谁进行着一场秘密谈话，就好像在跟一个熟人聊天。她不会是神志不清了吧？看着她的嘴唇在动，我心里这样想。难道她是加入了什么教派？我这是在想什么啊！可怜的我啊！老妇人从容地结束了她的“谈话”，站起身来，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接着朝家里走去。
我大口咬着油炸糕，跟她一起看《晚间新闻》。电视上没什么新鲜事儿。双边关系、制裁、蒙特内哥罗断水断电、全球范围内缩减核武器十分必要。桑卡决定对我的归属问题一追到底。
“现在说吧，你得真诚点儿，”她坚持道，“你知道古人怎么说的吗，坦白从宽。你属于谁？一个住在12楼的多嘴多舌的女邻居说你在西方替米洛舍维奇做生意，这是真的吗？”
面对这样的无稽之谈，我欢快地笑出声来。然而，我并不想让这段可以被命名为“你属于谁，我的孩子？”的谈话没了下文。
“我和你一样，喜欢那些意志坚定、始终如一的人，桑卡。”
“别开玩笑，你确定他是这种刚毅的人吗？美国、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国家领导都很坚强，但南斯拉夫的不行。”
我是通过电话跟他认识的。是在1988年，《茨冈人时代》要首映的时候。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我才接受了这次谈话——只要事关电影，我就控制不住。
当时贝奥格拉德电影的领导是穆尼尔·拉西奇，他不同意我在萨瓦中心影院举办电影首映式，可那时候贝尔格莱德所有的电影院都差不多成了废墟。他建议可以换个地方，去科扎拉电影院。《茨冈人时代》的制片人奥利娅·瓦拉伊奇很清楚，能管得了拉西奇的只有塞尔维亚中央委员会新任主席，也只有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听说你需要帮助。”电话里主席高声说道。
那时候我人正在纽约。我刚睡醒，还有点迷迷糊糊。我向他解释唯一能让这部电影有一个像样的首映式的地方，就只有萨瓦中心影院了。
“好吧，可为什么这样的决定，就非要国家的一把手参与呢？”桑卡天真地问道。
“因为没人愿意遵从二把手的意愿，只有一把手的话才算数。”
桑卡笑了起来，而我想起了《爸爸出差时》。要是那时候，没有米拉·斯图皮察说服她的丈夫——当时的国家主席茨维耶廷·米亚托维奇，《爸爸出差时》根本无法面世了。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别扯开话题。”
“当米洛舍维奇上台的时候，是斯洛文尼亚人首先站出来大喊巴尔干出现了一个新的希特勒。”
“这没错啊。”桑卡说。
“我呢，我那时候无法接受斯洛文尼亚人竟把米洛舍维奇当成希特勒来对待。因为人们现在通过纪录片知道了，当年希特勒在马里博尔[1]可是被当成一位十分伟大的总指挥官的。他们像后来接受铁托一样接受了希特勒——可当他们要求加入欧洲时，铁托正是被这些斯洛文尼亚人践踏在了脚下。为了踏上这条路，就得摆脱拜占庭的贝尔格莱德，还得洒点鲜血。于是CNN上出现了十几头烧焦了的奶牛、三四辆着火的汽车。就是从那时起，我身体里的‘白痴’越长越大。”
“你想说的是政治白痴？”桑卡开起了玩笑。
对她的嘲弄，我无言以对。
——一点儿没错。爸爸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米洛舍维奇，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啊，肯定会被人在大街上拿烧红的烙铁打上烙印。
——他是个真正的南斯拉夫人，这一点还是挺让我高兴的。
——这是我接受他的又一个原因。
——那么，孩子，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欠他什么东西？
——我欠他我的国籍，这可不是小事儿！
——得了吧，你在贝尔格莱德有这么多朋友！说得好像是他给了你护照一样。
——我拿到护照，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会发给你护照。而且，你能好好报答他。
——是啊，桑卡，可我不想这么做，我想学学你的弗拉多。
——首先，那不是我的弗拉多；第二，你，我的儿子，别再挑战我的耐心了！
——所有这一切，桑卡，只有一点不妥。
——就一点吗？桑卡带着嘲笑的口吻。
——渐渐地，事实证明他跟当初并不一样。最初他像是个有理想的人，可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卖弄学问的书呆子罢了。
——有点像你姑父柳博米尔·赖因魏因，比芭的丈夫。只不过米洛舍维奇没有小胡子。
——就是那种人。当我最后明白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的时候，那个弗拉多，那个忠于自己内心信仰的好人，在我身上萌芽了。我说过的话，永远都不会后悔，哪怕我会为此受到牵连！
——你说过什么呢？
——他挺好的，不是吗？
——那……他是吗？
——也许今天挺好的，可能明天就不好了。而我呢，可怜的我啊，我死死坚持我说过的话，不管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那些态度上的突然转变算不上什么——尽管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就没有政治家，也没有政治。他也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安德里奇就是如此，他也站在这一边——站在东方世界这一边。因为东方世界承受了最多的痛苦。当一个人选择自己要走哪条路时，按逻辑来说他肯定会支持最受苦的那方。在这段历史中，我的桑卡，米洛舍维奇独自一人，他没有任何人的支持，这一点很让我钦佩。而且，1914年大动乱[2]的时候，还没有米洛舍维奇；1941年的时候[3]，他还是不在啊，难道还会有什么比这两次更糟吗？！
——这些啊，我的埃米尔，这不是政治。就像你自己说的，这只是一个政治白痴的想法！
我的桑卡安慰我，而我继续解释：
——私下里，当他妻子准许他帮忙弄头发时，他小心翼翼、畏畏缩缩；可是在他办公室里，他把那些大国的大使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好像他口袋里装了两颗原子弹一样。
——这让你感到很满意？
——是的。
——亲爱的，这意味着你注定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
《地下》在戛纳获奖之后，我受到了主席的接见，就在他的书房里。那时候他明显已经喝多了。他夸张地挥动着他妻子米里亚娜·马尔科维奇写的《白天与黑夜》，还用英语发表自己的见解“All these gays are nationalists” （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他想到的肯定是拉多万·卡拉季奇[4]还有其他逃离了塞尔维亚的塞族人。就在他给我读书里的片段时，电话响个不停，可他却不接。我动动头示意他接电话，他用一只手做出拒绝的动作，继续一边喝着满杯满杯的威士忌，一边念他妻子写的文章。最后，他彻彻底底地喝醉了。
那天晚上我所提到的每一个名字都被加上了一句“怂货！”我并不尊重这样一位满口脏话的主席。尤其是当所有人都成了怂货，唯独他妻子不是的时候——《地下》在贝尔格莱德首映之前，这个女人一直不停在打电话。我想他是不敢拿起听筒，因为在米里亚娜·马尔科维奇和他儿子马尔科眼里，我这个人简直太讨厌了。
桑卡和我出来散步。这一天有些沉闷，我们朝隧道旁边的长凳走过去。十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与八月无异。全球变暖正在进行。从那以后，桑卡对“你属于谁，我的孩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非常清楚明了了。她松了一口气，又问了我一次：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告诉妈妈。
——谁也不属于。
桑卡停下脚步，突然局促起来。
——什么叫“谁也不属于”啊？我希望你是我的！
——我不是米洛舍维奇的吗？我问道。我想让玩笑更进一步。
她又停了下来。
——我的天啊，你真是头蠢驴！我们刚把所有事情过了遍筛子，你现在又开始犯傻了。你那儿就没什么东西离不开政治吗？
——我爸爸那儿没有，所以我这儿更没有。
母亲一动不动，任由几滴眼泪肆意流下，接着微微一笑抱了抱我。到了我们分别的时候，送我去机场的人来了，桑卡使劲儿挥手向我道别。随后她转过身，蹒跚着走向那条破旧的长凳，穆拉和她曾经坐在那里，度过了那段逃亡的日子。
她抽着她的南斯拉夫香烟，而他，忧心忡忡，看着大海，担心会发生第三次梗死，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是死亡的同义词。不幸的是，很快，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波斯尼亚战争刚一开始，他就因为第三次梗死失去了生命，桑卡，为了忠于她的丈夫，继续每天来这同一个地方。
桑卡坐到长凳上，马上合起眼皮。她的丈夫出现在了眼前。
——到什么时候这个叶利钦才会摧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啊？这个男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道德吗？或者他正常吗？！
——愿上帝与你同在，穆拉。我怎么知道这些啊？
——没什么要去了解的，桑卡，这用眼睛就能看到！
——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呢，哪有工夫儿看叶利钦会把俄国毁成什么样儿啊！
——相信我，要是他们被如同叶利钦一样的醉鬼领导着，除了迅速衰落还能怎样呢？
——你为什么非要坚持用“醉鬼”这个词啊？这不会碰巧是个隐喻吧？你不是真想让我们对骂吧？
——谁说要骂人啊？
——你啊，只要你一提到酒！
——我敢保证，要是没有酒，你现在就能跟我一起坐在这儿了。
——我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政治的，桑卡！
——谢天谢地，永远不会！
——埃米尔在哪儿？父亲为缓和气氛，问道。
——他跟斯特莱博去什么地方做音乐去了。
——这是明智之举吗？他可不再是弹吉他的年龄了！
——明智吗？他在监视斯特莱博的一举一动，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什么样子。斯特莱博跟你一样，永远都闲不住！
——那马娅呢，她来过吗？
——新年的时候来过，她现在一心扑在杜尼娅身上，把她当公主一样。
——米绍说杜尼娅那句太对了，我们家添了一位真正的大小姐。家里有个真正的大小姐真是太妙了！大小姐不会说脏话，也不会穿半筒靴，当然，更不会喝啤酒。她是这样的吗？
——比这还好！她讲法语就像讲塞尔维亚语一样顺溜。埃米尔说她写起故事来像个真正的作家。
——那可真是太好了！米绍怎么样？
——他挺好的，整天整天在多瑙河边上钓鱼。莱拉可能去什么地方旅游了。我真是钦佩她，这才是真的环球旅行家！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桑卡有些慌乱。
——你在吗，穆拉？
——我在呢。我实在受够了这个苦役监狱，桑卡。
——听听这个，穆拉，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你出现在我眼前，还叫我来和你团聚。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还没准备好呢，可等我来的时候，你可就永远都摆脱不了我了。亲爱的，耐心一点儿，总有一天这也会结束的。
——你真这么想？
——必须的，苦役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可死亡会一直持续的，我的桑卡！
——没什么是永恒的，你只要耐心等。
小声说完这些给我父亲听的安慰人的话之后，母亲收拾好她那一套吸烟用的小工具，往包里一丢，朝隧道走去。这条路上曾蜿蜒过一段窄轨铁路。在贝尔格莱德—巴黎航线的飞机上，我凝视着太阳，阳光透过南斯拉夫航空公司波音飞机的舷窗照进来。光束让我觉得暖和，也同样让那个隧道里升了温。现在，桑卡正走在里面，她是要回诺尔维斯卡大街8号的公寓去。她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影子便不再拉长。老妇人离隧道这一头越来越远，几个孩子正追着一个球跑，周围腾起土灰，他们闹着笑着。
飞在一万米的高空中，我感觉到太阳的热量正渗入我的身体。我想，当父亲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是获得了怎样的灵感啊：
我的孩子，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1] 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
[2] 此处指1914年加夫里诺·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3]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经历的空难。
[4] 是原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