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把前面所讨论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阐明一种合乎逻辑的、务实的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来抵制反社会的诱惑（人类自从开始在地球上漫游以来一直在与之斗争）。对宇宙起源、地球和生命生物学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启示，已逐渐使许多人越来越难以从字面上理解古代宗教文本。由此有这样一种趋势，即传统的天堂的诱惑和地狱的威慑所提供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引导我们的行为朝向亲社会和远离反社会冲动方面逐渐无效，因此这个项目似乎是及时雨。
我们将出示科学证据讨论证明亲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益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可能有助于推动我们的选择，使每个人都受益。我们也将思考，从一个以神经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待罪恶或恶习等反社会行为的原因，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他人的行为，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他们，减少他们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我们还将着眼于对未来的展望，即关注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可能会在其他方法无法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捆绑出现的恶习教皇格里高利坚信，傲慢是万恶之王。在我们迄今为止所列举的例子中，这种观点显然有一定的价值。艾米·毕晓普和赵恒军精心策划的愤怒行为，肯定与职业自豪感受损有关，再加上嫉妒，这三种情绪加在一起就能解释玛丽·科尼耶泼酸攻击和乔纳森·格里芬破坏农场的动机。事实上，七宗罪之间似乎有相当大的重叠，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单一罪。傲慢可能是最明显的泄露源，从一个到另一个。我们对任何个人犯罪行为的探究越深，我们就越能找到受他人影响的证据。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往往更多的是出于嫉妒或贪婪，而不是愤怒。正如修昔底德很久以前指出的：“所有这些罪恶的根源都是对权力的贪婪和野心；曾经参与争论的双方的暴力就是从这些欲望中产生的。”说到战争，战胜一方性征服的动机不太可能纯粹是受到了恶魔之王阿斯蒙蒂斯激发的影响。毫无疑问，傲慢之神路西法也在助长这种不成比例的挥霍行为方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种对性征服的热切追求中，一定包含着一种慷慨的自豪感。
即使在今天，从非洲到亚洲的一夫多妻的文化都是通过一个男人的生育能力来衡量其地位，这往往会导致一些旨在激起他人嫉妒的评论：“你有几个孩子？哈！只有六个？！我有四个妻子和两个前妻。她们给我生了二十多个孩子。”尽管这句话完全是虚构的，但这些数字完全是有据可依的。
当贪婪使人积累起一大笔财富时，膨胀的自负感常常让人们感到日常平凡的琐事并不值得他们去做。雇用用人来打扫房子，厨师为他们准备饭菜，司机载着他们在城里转，园丁为他们修剪草坪，保姆照顾他们的孩子……贪婪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傲慢和懒惰吗？
主要的恶习之间似乎也有许多重叠之处。它们很容易混合在一起，形成这些捆绑出现的罪恶。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是由相同的大脑回路驱动的呢？在我们寻找导致人们无法控制自恋、性欲、贪婪、反感或攻击性冲动的神经嫌疑犯的过程中，大脑皮层的某个区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犯下全部七宗罪的动机可能来自同一个腐败的神经网络吗？
冲突的痛苦任何一个想要当场抓住诱惑恶魔的好侦探都会密切注意ACC。ACC在处理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人所知。无论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号是感官上的、情感上的、概念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大脑的ACC似乎总是参与处理认知失调。当我们同时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信念或想法时，我们会感到精神上的不适，例如：“我是一个好人，但这个人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被蔑视一样。”两者不可能都是真的，所以必须有所取舍。ACC的上半部或背侧，也就是dACC，似乎是罪恶之城总部的最佳人选。它与如此广泛的反社会行为有牵连，以至于它甚至可能需要一个新的绰号。那么“痛苦、愤怒和冲突的大脑皮层”怎么样？
在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压倒更亲社会的态度的情况下，dACC在几个章节都有牵连。在为数不多的直接洞察致命之罪重叠的研究中，有人观察到自恋（傲慢）影响了报复的欲望（愤怒），但前提是检测到的威胁导致dACC激活增加。换句话说，这个人越自恋，他们就越有可能对刚刚拒绝过他们的人施加不愉快的惩罚，如果他们的社会拒绝经历导致dACC的活动激增的话。这项研究的作者将这种活动解释为反社会行为的“触发器”，旨在减少自恋者夸大的自我重要性与社会排斥对这种自我重要性构成的威胁之间的差异。这表明，dACC的活动不仅反映了对冲突的检测和认知失调的处理，而且正是决定报复的原因。由于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报复行为，我们能否推测，如果格里芬和科尼耶的dACC活动受到某种抑制，他们的罪行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这可能太过分了。我敢打赌，任何碰巧读到这本书的严肃的神经学家，很可能会发现自己现在幻想着扼杀我（考虑到正在讨论的话题，这似乎很合适）。科学领域的优秀男性和女性可能希望看到我出局的原因是，如果严肃地建议将dACC重新定义为“痛苦、愤怒和冲突的大脑皮层”，将加剧媒体对研究的歪曲。许多渴望获得头条新闻的科学作家陷入了夸张的陷阱：对研究提出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以便尽可能制造出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最具影响力的头条，而不是对证据进行更平衡的描述。人们通常认为，准确性不比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要。
事实是，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证据，包括直接调查非人灵长类个体神经元反应的研究，以及间接测量人类大脑中相对较大神经元块反应的研究，表明dACC对在直接对立的行为选择中进行选择的困难非常敏感。在大多数对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为了获得最好的果汁奖励，它们会在向左看和向右看之间左右为难。对人类的研究通常涉及人们试图找出一系列选择中哪一种可能产生最大的现金回报，与之后可能出现的某种社会惩罚相平衡。确切地说，目前正在考虑的选择似乎没有最佳决策那么重要，因为最佳决策远非一目了然。无论如何，这个大脑区域所表现出的兴奋程度似乎都围绕着不同选择之间的冲突程度而定。
可以肯定地说，dACC可能在各种日常选择冲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我应该再喝一杯呢，还是赶在最后一班公共交通工具之前回家？我应该和这个漂亮的人儿调情，还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伴侣，避免冒险会更好？我会像其他人一样看一看甜点单，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冒着忍受嫉妒他人食物而产生挫败感的风险，继续我徒劳的努力，以达到那个可以在海滩上展露的身材？dACC与其说是各种地狱王子居住的巢穴，不如说是天使和恶魔搏斗的战场。
这就是说，dACC的进化可能是为了在人类大脑中起到与各种哺乳动物表亲不同的作用。尽管在腹侧纹状体和眼眶前额皮质首次发展其管理决策能力的时代，金钱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人脑的奖励途径现在会对经济刺激产生反应。因为一旦人类了解到金钱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其他想要的商品，这种进化的古老大脑通路的特定区域就可以在我们的物种中重新训练，以完成最大化经济收益的特定任务。同样，早在我们形成文化上可接受的行为与社会禁忌相对复杂的概念之前，ACC在处理简单的认知冲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已经进化出来了。但是一旦出现这些问题，ACC的一个特定的分支——dACC——可能会在我们这个物种中被重新使用，以处理这种特别复杂和典型的人类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当亲自我和亲社会的思想发生直接冲突时，这个大脑区域似乎已经成为人类决定该做什么的关键区域，这造成了深刻的社会痛苦。
我们考虑一种恶行可能是所有其他恶行的根源：如果你认同教皇格里高利的体系，那这一种恶行就是傲慢；如果你赞同圣保罗的观点，那就是贪婪。但是，如果傲慢和贪婪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神经机制——例如，一个反应过度的dACC——将决策推向反社会的深渊，那么他们可能都是正确的。当一个自恋的人发现他们的自我重要性受到社会痛苦的威胁时，贪得无厌的欲望可能是一种吸引他们的策略，这样他们就可以积累更多的资源，这是他们优于他人的可靠证据。反之亦然，一个贪婪的人在不断试图获得更多财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增强他们的自我重要性、权利意识和虚荣心。
为什么我们必须摆脱诱惑传统智慧告诉我们，经济需要持续增长才能繁荣。但问题是，正如我们所知，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尽最大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完全专注于短期的财富创造，不仅会鼓励那些倾向于把我们分开而不是拉到一起的行为，还会导致破坏地球的后果。激励人们控制自私欲望的最大希望之一，就是让他们更重视死后的生命。不是指来世，现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有科学头脑的人很难再相信这一点了；而是关心我们死后地球上生命的前景，认真考虑我们给后代留下了什么。
两千年前，当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达到几亿时，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更多的人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将因战争、奴役和饥荒而更加悲惨。现在我们有数十亿人口，我们面临着彻底和永久性破坏生态系统和气候模式的真正威胁，在我们身后留下如此多的有毒塑料和核废料，使地球不仅不适合人类生活，而且不适合大多数动植物生活。人类的共同影响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其规模之大，以前只有在灾难性的“天灾”背景下才会看到，比如超级火山爆发或巨大的小行星大力撞击地壳。
不管我们是利用新技术来帮助控制我们更糟糕的倾向（稍后讨论），还是依靠老式的勇气和决心，地球上的生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所有人都采取行动，来提高我们抵抗自私欲望的能力，并更加认真地考虑我们日常选择的长远负面影响。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留给后代的是一个无法维持合理生活质量的世界。近几十年来，我们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抑制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反而看到它们被无情地利用。七宗罪中的每一宗都被全球商业的邪恶势力系统地利用。
“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箴言正积极地鼓励着我们的自恋倾向。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沉迷于自我是一种美德，因为不断有广告告诉我们要购买美容产品、时尚产品和奢侈品，因为“你值得拥有！”沉溺于自我重要感和培养虚荣心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会让我们更愿意花钱，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情色营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在其营销材料中不断接触漂亮的人的影响却很少被考虑；它往往会滋生对自己的不满。这使我们更容易受到隐含的暗示的影响，即通过购买某些产品，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它甚至扭曲了我们在伴侣身上应该追求的品质的观点，打造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脆弱性，让我们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购买某些商品可能会帮助我们获得那种难以捉摸的满足感。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失去平衡心，永远处于一种担心的状态，我们不应该是我们自己，不应该满足于我们自己。
经常使用无处不在的、免费的在线色情作品，逐渐扭曲了人们对什么是令人满意的性生活的态度，助长了人们对非法性接触的幻想。加强长期亲密伙伴关系的技巧被有意忽视，而最受欢迎的情色电影类型，使这种关系看起来就像一次性塑料餐具一样。现在有专门针对已婚人士的约会服务，使欺骗伴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
专门针对儿童的宣传策略，其明确目标是培养过度消费的终身习惯。这种策略通过全球肥胖流行病损害身体健康和认知健康，直接导致卫生保健系统超负荷运转。消费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节省劳力的产品，可以用来帮助他们追求一种避免花费任何超出绝对必要的努力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贪婪是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完美合理愿望侵入了对他人财富的贪念，几十年来，广告界一直在明目张胆地利用嫉妒来推动销售。制造流水线产品和销售活动的都是战略性的组织，目的是不断向市场投放新产品，以确保那些没有最新型号的人，在意识到其他人有更先进的版本时，很快就会感到不满。这就确保了大街小巷、网上商店和购物中心里永远挤满了消费者，他们在寻找更多的商品。
至于愤怒，军火贸易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它利用了全球对暴力的胃口，而英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涉及暴力犯罪时，电脑行业通过制造一种让游戏玩家坐在座位上就能在暴力犯罪时掌握主动权，赚取巨额利润。无论是屠杀所有移动的东西，还是在虚拟的城市里劫持车辆，随意进行暴力行为，游戏每年都能利用人类对破坏的固有欲望，赚取数十亿美元。甚至可以说，向全球体育迷销售商品，是商业力量利用群体间争斗的刺激来获取物质利益的另一个例子。虽然没有人会因购买足球球衣而受到伤害，但它仍然是符合利用恶习中的愤怒来提高利润的原始冲动。
不管我们的房子已经有多乱，不管我们的衣柜已经有多满，如果我们的不满无法被满足，那么我们总会发现自己在追求更多。最新的伎俩是同时刺激嫉妒、傲慢和贪婪。这三种罪恶的欲望很好地通过宣传与那些有吸引力的、虚荣的、常常十分愚蠢的真人秀明星进行直接比较而触发，这些真人秀明星每时每刻都通过社交媒体更新来炫耀他们的滑稽动作。通过将自恋常态化，展示他们通过新获得的财富和名望所获得的优势，他们在宣传“越多越好”这一概念时所发挥的影响力，已成为营销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难怪大品牌都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签约。
我们在面对这些诱惑时早已软弱无力，多媒体运动的影响在今天和这个时代是难以避免的。消除诱惑的前景可能看起来很暗淡，但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最新的营销和广告策略尽其所能利用最新的技术来消除我们自我克制的最后防线，但其他技术可能很快就会介入，把我们从悬崖边拉回来。
科学拯救？托马斯·因塞尔（Thomas Insel）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对草原田鼠的研究确立了神经激素催产素和加压素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他的学术地位因此迅速上升，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组织之一——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的主任，任期超过十年。在加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Headstrong之前，他曾短暂执掌谷歌旗下的一家名为Verily的医疗公司。两家公司的目标都是利用全球50多亿智能手机用户的数据，改善对一系列精神疾病的干预措施。
Verily、Headstrong和其他一些21世纪的医疗保健计划所采取的方法非常简单：结合他们的医疗记录等其他相关数据，跟踪庞大群体中每个人的数字行为，然后保持警惕的、人工智能增强的“眼睛”，来预测症状常见的精神问题，如抑郁、狂躁和精神病等。目的：更好地预测精神疾病的发作，并在为时已晚而无法做出改变之前进行干预治疗。虽然因塞尔在NIMH期间花在基于生物学的研究上的200亿美元失败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但如果这些新的数百万美元的“大数据”研究项目成功了，那么没有理由不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应对反社会的行为，比如传统上说的七宗罪。尽管这种方法是有希望解决的，但它仍然无法发展，直到与恶习作斗争被视为科学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
我们对社会孤立如何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的新知识，也许就足以激发更好的决策策略。如果历史的教训是可以借鉴的，那么仅仅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不太可能对引导我们走向正道、避免狭隘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动机来激励人们追求不那么诱人的道路，在各种强大的诱惑面前，指手画脚的方法就没有希望获得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衡量对社会有影响的决定的利弊时大脑内部发生了什么，可能有助于推动我们更多地朝着亲社会的方向发展。更深入地了解不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如果我们经常屈服于满足即时的诱惑，它可能不仅会对我们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损害。了解到这一点，可能会使那些自私的冲动更容易被抵制。
罪行甚至也有可能相互抵消。这里的诀窍是通过说服人们相信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私利和最大利益，来激励人们善待他人。懒惰的诱惑可以被贪婪和嫉妒所抑制。人们甚至可以利用他们拥有最好的一切的感觉（骄傲）或他们获得更多的渴望（贪婪）作为动力来源，更频繁地做出亲社会的选择。如果感觉与他人有意义的联系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好处是他们想要并且应该得到且得到更多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应该考虑到这将对他们的群体成员所产生的影响。
为了支持这一听起来很奇怪的解决方案，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神经经济游戏的胜利者中，睾丸激素的增加非但没有让人们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反而是通过做出更多亲社会的决策来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支配。目前的主流文化普遍传播这样一种信念：谁的钱最多，谁就是赢家。这项研究表明，通过调整参与规则，将亲社会的决策视为成功的最终标准，人类的竞争天性可以被利用。激励他们通过最慷慨而不是最自私的行为，在竞争中胜出。实验性虚拟现实世界已经在试验相关的概念，比如“礼物经济”，即人们不出售别人想要的商品，而是把它们送给别人，以鼓励未来的互惠。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的策略。
技术拯救？如果我们能利用技术来测量我们自己的dACC何时处于超速状态，从而很可能暴露出我们的阴暗面，那不是很棒吗？或者更好的是，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干预，从而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受到威胁时实际改变这些大脑区域的反应，那会怎么样呢？
物联网是一场试图将科技融入一切事物的运动。传感器被安装在衣服上，用来测量诸如心率和体温等生理反应。这些信息可以输入蓝牙设备，这样我们就可以持续监测我们的生命体征。不久之后，屏幕上的一个图标会提醒我们在脱水时喝水，另一个图标会在血糖过低时推荐合适的零食。已经有“智能帽子”可供劳累过度的消费者使用，他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压力过大、工作过度。脑电图技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它通过连接在头皮上的电极来监测大脑产生的电活动。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需要庞大的设备来放大大脑产生的微弱电信号，并将数据存储、消噪和压缩成可从中提取有用信息的形式，因此它只能在实验室中使用。随着技术的提高，功能相当强大的设备已经变小很多，电极也得到了调整，使得日常的头饰，如棒球帽、自行车头盔和安全帽都能与之配套，使用日常设备持续监控移动中的dACC活动的想法不再是未来派的白日梦。
想象一下，在你的周边视觉中闪过一道警示灯，告诉你，你的大脑目前处于一种让你容易做出草率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由社会痛苦的感觉驱动而不是冷静的理性分析驱动的，这将是多么有用。你可以采取措施把自己从这种情况中解脱出来，诸如吃一片水果、小睡10分钟、进行一些正念冥想，一旦你的dACC活动水平下降，你就可以回到之前的争执中，而不是在口头或其他方面屈服于愤怒的诱惑。起初，人们很可能会在最生气的时候忽视警告信号，而选择屈服于愤怒的诱惑，以牙还牙。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更经常注意到dACC超负荷运转的警告，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反复试验了解到，这通常会导致更有利的结果。在经历过多次dACC的过于活跃，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悬崖勒马的好处之后，完全抛弃“智能帽”成为可能。人们可能会对标志着这种精神状态的微妙感觉产生敏感性，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干预。要实现这些目标，基本上需要将上一章描述的神经反馈训练带出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一些主要的技术障碍，但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研制一种设备，该设备可以根据与最佳目标水平相比是过度刺激还是不活跃来干预特定的大脑区域，以使其平静和兴奋。有效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所需磁场的线圈目前太重，体积太大，无法在移动中实现。即使未来的技术进步可以使TMS便携化，也不可能精确地影响颅骨深处的大脑区域。但令人兴奋的是，新解决方案即将出现。
像暂时性干扰刺激（Temporally Interfering Stimulation，TIS）这样的新兴技术，有一天可能会经过足够的试验，精确定位过度活跃的dACC组织，以帮助缓解那些令人烦恼的社会痛苦。尽管最新的研究仅在实验鼠身上进行，但它们预示着精心安排的双脉冲电能爆发的令人兴奋的前景，能帮助我们在感觉自己即将做可能会后悔的事情时自我安慰。只要按一下按钮，我们就可以避免做出草率的决定。TIS天才之处在于，高频电刺激不会影响大脑功能，但当两个电场交叉时就会产生干扰，从而将电刺激的频率降低到影响大脑活动的程度（这要归功于一对高频电场在头骨上发出的光芒，通过将电极放置在头皮表面上的两个不同的位置，暂时只在两个电场相交初期击穿背侧前扣带皮层回路，从而将电刺激的频率降低到影响大脑活动的水平）。
目前该技术还处于概念验证阶段，它们只在实验室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要将其应用于人类并非易事。首先，需要制订方案来确定电极之间的距离，以及在不干扰非目标大脑区域功能的情况下，改变目标大脑区域活动的最佳电子波形。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并发症和副作用需要处理。最终，这种技术将被用于提高各种大脑能力，同时减少那些不受欢迎的能力。
问题是，如果一个TIS帽在2025年上市，你会买吗？我们已经确定，一点点的傲慢、暴食、色欲、懒惰、贪婪、嫉妒和暴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险彻底消除这些行为。然后还有与犯罪相关的风险，非法侵入他们的TIS帽，干扰他们正常的功能模式。我们将如何应对重新编程TIS帽的计算机病毒？如果不能解决病毒问题，每当我们按下按钮激活电场时，它非但没有减轻我们想要攻击的欲望，反而刺激了它。这可能会带来迫使某人实施冷血谋杀的风险，而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真正无辜的言语攻击的爆发，这都是可能发生的被黑客入侵的TIS帽的恶意影响。这种不太可能但合理的担忧必须在技术可用之前得到解决，以便建立保障措施。
任何有希望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生活决定的神奇技术，都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帮助我们的大脑找到致命罪行支配的冲动，从而找到“宜居带”。与其完全消除冲动，还不如将诱惑降低到更易于控制的水平：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而是恰到好处。它必须温和地把我们从反社会行为中潜伏的极端行为里推离出来，同时又不能剥夺我们最本质的人性。
道德雷区一旦这种技术创新成为现实，就会有许多与滥用这种技术的可能性有关的伦理问题。其中之一是，假设它被证明在帮助人们表现得更亲社会方面是有效的，如果这种设备违背人们意愿被强加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人被要求在他们不愿意的情况下戴上一顶TIS智能帽，那该怎么办？相反，如果一个职业罪犯在监狱内外自愿选择余生都在头皮上植入一对电极作为释放的条件，那还会有那么糟糕吗？如果英国女王陛下的假释委员会负责管理囚犯的大脑活动，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抑制反社会冲动，而不是任由其自生自弃，那么即使在得到犯人同意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也是能被接受吗？还是说这有点“老大哥”的味道？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这样严厉的措施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前景，然而，如何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人这一古老的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就在眼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尽早考虑与此类干预相关的神经伦理问题。已经有提供不那么复杂的大脑刺激工具[1]给消费者在家使用。全球热衷于电脑游戏的玩家都在免费试用这些游戏工具，以期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问题是，免费实验总是要求人们把刻度盘调到11度[2]。有很多关于实验者被强电流灼伤前额的描述，以至于任何头脑正常的科学家都不会想要使用它们。一旦这些不成熟的技术经过磨炼，在试图调节人类行为时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制订指导方针，就应该为如何、何时、何地使用这些技术提供建议。如果我们等到这项技术上市后才去考虑即将发生的挑战、陷阱和灾难，那可能已经太晚了。
静待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或许可以利用本书来帮助我们改变对人性某些重要方面的看法。圣雄甘地的思想曾多次被转述，但在他让人们关注的所有洞见中，最能抓住本书主旨的是：“和平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能力应对冲突。”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头骨内部发生的，也适用于发生在我们身体外部的人类互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如何应对冲突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
当人们知道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时，通常是由情感痛苦引起的。支持这一观点的最好的例子是，自恋的人所经历的社会痛苦的强度反映在他们的dACC激活的强度上，这反过来又与首先让他们遭受排斥的人所受到的惩罚程度成正比。起初，那些与不正常的傲慢斗争的人对拒绝极为敏感，导致社会痛苦的扩大，他们试图用反社会行为来平息这种痛苦。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他致命之罪里，支持类似因果关系链的证据是稀少的，因为没有一项神经科学研究开始了解罪恶本身的神经关联。dACC在许多相关研究中的持续参与是引人注目的，并且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它以反社会的方式行为的冲动是作为对强烈的社会痛苦的回应和努力减少该体验的努力。
为了支持这一解释，请考虑这一点。人们为使自己在外表上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而付出的大量努力和支出——也就是虚荣心——可能是出于一种渴望，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以消除感觉自己毫无价值的痛苦。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钱，即贪婪——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账户余额正在不断增加，从而减轻社会脆弱的不安情绪。那些似乎永远懒洋洋缺乏动力的人——也就是懒惰——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受失败经历带来的社会痛苦的方式（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去尝试，就没有人会指责你失败）。恶意嫉妒行为的目的是通过将对手打倒在地，来减轻社会自卑的痛苦。不断追求新的性伴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试图通过一夜情造成的情感亲密的幻觉来减轻社会痛苦的行为。众所周知，人们很容易在愤怒中发泄——也就是暴怒——以暂时缓解因感到被社会轻视而带来的社会痛苦。而“安慰性食物”在消除情绪冲突方面的力量意味着，过度依赖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暴饮暴食的习惯，这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致命的罪恶都是反社会行为，其最终动机是减少个人痛苦。
这种观点比传统的将这些人标记为注定要被扔进地狱火坑的罪人的方法更有帮助。一个人想要减少他们的社会痛苦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怕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不理想的。如果一个人反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因是情感上的痛苦，那么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邪恶或魔鬼只会加剧他们的自我厌恶，甚至可能加剧他们屈服于任何能带给他们暂时解脱的诱惑的倾向。但宗教的观点也并非完全错误。
内心的混乱是生活的一个事实。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试图完全消除内心的混乱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是更好地管理冲突，无论是在我们头脑中的私人世界还是在外部的公共世界。我们选择对自己内心冲突的感受做出何种反应，以及我们决定在与自己的内心冲突作斗争时如何处理他人的挣扎，这些可能创造地球上的天堂或地狱。
每个人都想减轻自己的情感痛苦，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然而，减少困惑和冲突的最好方法并不总是那些我们的直觉指引我们去做的事情。社会痛苦的缓解可以通过亲社会和反社会的手段来实现。问题是，对于那些过去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亲社会的选择似乎并不现实。对于那些多次成为反社会经历的接收端的人来说，很难想象亲社会的道路可能会带来什么好处。对于那些已经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来说，亲社会的做法似乎完全是徒劳的。在过去，团队似乎从不关心你发生了什么，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生还是死？那么为什么要做对团队最有利的事？
那些有过最糟糕的团队合作经历的人，最有可能不信任相互照顾或相互帮助这种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一旦一个人的信任被背叛了好几次，他们就很难让自己脆弱地面对这种社会痛苦了。反社会的习惯是人们通过不断地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错误而养成的，而这些行为恰恰增加了他们被可能会有联系的群体拒绝的可能性。
如果社会中最脆弱的人能够接触到某些群体，那么他们可能也会体验到某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某个群体中其他成员对他们的重视。群体成员这个身份可能有助于减少社会痛苦，而社会痛苦是导致人们选择反社会行为的首要原因。所以成为群体成员至少能使他的身心受益。
在你的社区里，一个人可以去哪里寻找即时的群体成员，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情感上的支持，而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过错？什么样的人鼓励宽恕他人，即使是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同样如此？谁会积极主动地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呢？哪个俱乐部或集体会要求其社员定期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科学或许有足够的能力去探究，为什么人们会做他们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当涉及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一种集体感时，科学却给出了一个空白。相反，宗教已经开发出奇妙的设施，为当地社区成员提供归属感、即时获得情感支持、每周互动仪式和参加慈善志愿工作的机会。如果有一天当宗教被彻底废除，就像因噎废食一样，将是人类最怀念之处。世俗世界距离复制这些古老的社区建设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周都会有酒吧小测验、体育比赛或爱好小组组织与志同道合的人见面，但与宗教选择提醒人们从宏观看待生活和善待他人的重要性相比，这些相对肤浅和不温不火的选择，在缓解社会痛苦的能力方面相形见绌。
永远放弃宗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建立合适的综合社区，让人们明白处理内部冲突的最好方法是去接触别人，而不是屈服于冲动做事，最终将他人推离开来。这将有助于产生这样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感到他们真正属于自己，并且在其中人们经历较少的会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社会痛苦。如果我们想让人们积极地投入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整个社会，就需要用科学证据说服他们相信利他主义行为会给个人带来巨大好处。世俗世界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激励所有的行为，宗教已经发现，社会痛苦的有毒影响的解毒剂是工作，而非天堂和地狱的神话。建立这样的社区的第一步当然是确保成员们认识到，人们的反社会行为是他们努力应对内心混乱的症状，而不是他们在绝望地崩溃或生来就很糟糕。
在我看来，这个项目应该得到最优先的考虑。因为在后宗教世界，如果人们觉得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求助，他们将越来越多地退回到社会孤立这种明显的情感安全中。这样一来，他们一眼就会发现自私的选择最吸引人，尽管从长远来看，这通常会导致负面的社会后果。像这样的错误方法最终会剥夺他们身上真正让地球上的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与他人紧密相连的感觉。毕竟，有意义的关系不仅仅是美好的，它们对我们的幸福感和生存都至关重要。
[1]目前这些只会影响到头骨下的大脑区域，而不是像dACC这样的深层区域。
[2]源自有史以来第一部伪纪录片Spinal Tap——一个虚构的重金属摇滚乐队，他们痴迷于尽可能地大声，认为可以通过重新设计他们的放大器来实现这一点：将音量表盘设置为11度，而不是通常的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