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埃利斯）鉴别出10种神经病想法，它们在具体情况中让我们自作自受。数量不少，前四种想法是导致我们对人和事反应过激的主要因素。这些愚蠢想法常被我们用来把具体情况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它们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携带的潜在疯狂的基础。我们将告诉你鉴别这些非理性的想法，弄清楚它们如何在具体情形中影响你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如何阻止它们给你的过激反应火上浇油。
人们用来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的第一种神经病想法如下所述。
非理性信条1： 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你。太在乎导致对拒绝的强烈恐惧。潜在的想法诸如“我决不能让生活中我看重的人（亲戚、朋友、上司、同事、老师等）嫌弃，因为，如果真有这事，就太可怕了，我受不了。”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说，“是啊，我不知有多少回都是这样想的！”我们一般不会把那些话想得那么具体，但这是潜在的普遍想法，其体现形式就是在我们生活中遇上具体的人或事时，我们就把一切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
如果你持有这种非理性的信条，你的行为就会轻易落入两大功能失调的范畴。第一种是，你会四处讨好每个人，避免冲突，想办法让人家喜欢你，即使这意味着忽视你自己的需要和心理。《全家福》里面阿奇的妻子伊迪丝·邦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喜欢围着丈夫转，到了令人发晕的地步。她拼命讨好：“哦，别再说这些了——阿奇马上要回来了，他会不高兴的。”“别坐那张椅子，那是阿奇的椅子。”“我们晚饭也吃这个，因为阿奇喜欢。”
很少有人一边闲逛一边想：“我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但在具体情况中，比如上司当着你同事的面批评你，或在会议上你被问住了，或你被爱人拒绝了，或你遇见新人，或在第一次约会上，你会立即对别人如何看待你过分在乎。
许多人耗费大量精力去博取他人的喜欢、尊重。他们避免发表可能会产生争议的意见，竭力投其所好。他们像变色龙改变颜色一样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且“随波逐流”。私生活上，他们担心自己不被人喜欢、不被人爱、不够受欢迎、不被人接受、不吸引人、不出彩，也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我们有时候称他们“过度敏感”或“脸皮太薄”。
这并不是说你不必理会别人怎么看你。这又是合理化。一点也不在乎是一个骗局，几乎是反社会倾向。然而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夫妻二人中如果有一个说出口来，或在某些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或表达跟对方相反的倾向性时，都特别害怕对方对自己有意见。我们还看到父母把孩子惯坏了，因为妈妈和爸爸害怕如果他们态度坚定或说一个“不”字，孩子会不高兴。（这些顽童到了30岁，父母仍然这样对待他们。）我们看到销售员操纵顾客买他们买不起的昂贵物品，因为销售员暗示顾客买不起，而顾客偏要证明自己买得起。我们看到人们负债累累，就为了用优裕生活的装备如车、房、家具、服饰、水疗等让他人惊艳一把。这些人都让某人或某事成了木偶操纵大师。还有一些人在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凄凉地（但安全地）缩在角落里，因为他们害怕万一跟人说话被拒绝了怎么办，或害怕出洋相。这些倒霉蛋说自己有“害羞”问题。有些“专家”说这种人是“自卑”，似乎这也说得通，但只是描述了这种情状。原因主要是过于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把情形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你可以改变那种想法。
工作上有点不同，但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通常你不在乎工作上是否人人都喜欢你。想法不错，但这只是浅表的想法。你没必要非在周末跟同事或上司打保龄球、吃饭、看戏。然而，在工作上，许多人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太在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正如罗德尼·丹洋菲尔德所说的，“我一点也得不到尊重！”在我们与单位合办的训练工作室里，可以看到人们因为没有从同事或老板那里得到足够的表扬而心里不痛快。我们看到经理尽管有好主意，但在例会上一声不吭，因为他们生怕被批评、被嘲笑或被责备。我们看到下属由着上司侮辱性地对待他们，或给他们堆积如山的工作，还不敢多一句嘴，因为那会让上司生气。于是，他们辞职离去，而那个感觉迟钝的上司竟然从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有人太担心上司会怎么看，以至于没了自己的主见。他们不越雷池，成为“是，老总”的复制品，以此来掩护自己。或者，他们花更多的时间靠玩弄权术来得到承认。有人在每一次会议、每一个眼神、每一种语气、每一个决定里看见的都是压服和冒犯。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为自己感到很不值。形象成为比内涵更重要的东西。
人们还有第二种方法应付对拒绝的惧怕。这跟过度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正好相反，但准确地说是一回事。我们认为伊迪丝是邦克家那个过度担心或缺乏安全感的，那阿奇呢？他只是躲在墙的后面（或沙坑地堡里面），每一次有人质疑他或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他就对人狂轰滥炸：“掐死你自己好了，什么馊主意！”以及“喂，猪脑子，这又是你书里的愚蠢观点？”在阿奇看来，针对被拒绝的最好的自卫是主动攻击：先发制人。
有些攻击者用不动声色来掩盖他们的缺乏安全感。对反对他们的人，他们悄悄地表示不赞同，保持优越感和距离，说三道四，连讽带刺，指桑骂槐或居高临下。他们跟任何人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距离甚至更远。他们的目标是让别人失衡，这样才能护住他们一碰就碎的自我。他们同样害怕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但他们藏在墙后面。这种防备类型中的另一种只是缩进壳里。他们不攻击，只是躲进沙坑、地堡里，不让任何人靠近。他们疏离而冷漠。他们没有什么朋友，有时候让自己相信，他们喜欢孤独。
不去把别人对你的看法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而是教会自己朝更佳之选的方面想。“我想要别人喜欢我，特别是我在乎的人。如果真喜欢我，那就太好了！如果不喜欢，我很遗憾，真倒霉。我真的很关注，决心尽我所能地（尽我愿意做的去做）去改善他们的反应。如果我做不了什么，或者我选择什么都不做，那我就接受这些人不喜欢我或不尊重我。我仍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不会拿那一点做借口，说‘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这样就是合理化了。”
你的更佳之选（只说给自己听的）也可以是这样的：“我希望你喜欢并尊重我，但你做不到，这也不可怕或恐怖，我能忍受。我很关注，因为我看重我们的关系，我决心尽力修好这种关系。但我不想为了得到你的青睐、喜欢、爱或尊重而把自己弄得很悲催。如果我遭到拒绝，我就面临两个选择：①我接受你不喜欢、不爱或不尊重我；②我可以放弃这段关系或找到能满足我要求的关系。”
在整本书里，我们都反对你必须得到他人青睐、喜欢、爱或尊重的疯狂念头。给他人如此多的权力和重要性——对这种倾向性挑战成功的话，你就已经踏上不受制于人或事的漫漫征途了。
我（埃利斯）已在1956年芝加哥全美心理学协会的年会上描述了第二种神经病想法，该想法也导致对失败的过度恐惧：
非理性信条2： “我决不能在重要任务上失败（生意上、学业、体育项目、性生活、关系等），否则太可怕了，我无法忍受。”简单地说，对搞砸了太忧心忡忡。如果你让自己相信在任何重大事件中都输不起，你就会陷入可能失败的局面中。你要么不惜代价避开这个局面，要么，如果逃不掉，就印证了你的预言，你肯定输。到时候你肯定不会比现在思路更清晰！
有一些害怕失败的极端例子：许多富翁在大萧条时期自杀。从未败过的运动员输得很惨，偏离了路线，从桥上跳下去。才华横溢的中学生离4.0平均绩点就差一点点，本科生没考上医学院，他们都时不时地去自杀。政客卷入丑闻或争议之中，染上严重的退行性疾病。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不直接触及我们自己的生活，但这种事屡见不鲜。我们的过度焦虑更有可能出现在像面试、遇见新人、结束恋情、会上发言或做不擅长的事时。
害怕失败常导致不敢冒险、停滞不前，最后导致庸庸碌碌。有时候我们太墨守成规，拒绝用新颖或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我们看上去似乎只是为人拘谨平凡一些，但常常是因为过度害怕尝试新生事物，害怕不成功，害怕形象遭到破坏。完美主义者是真正的极端主义者。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必须在所做的任何事上完美无缺。这种计算错误导致他们不是放弃尝试，就是完不成事情，因为“做得不够好”。他们往往手头有若干未完成的项目。
害怕失败甚至阻止你去考虑新的可能性、新思想、令人好奇的人或事、方向、目标和创新。如果你思考这些东西，你当然不得不面对你失败的可能性。你自然不会去谈论它们，死了这条心吧，你肯定不会去努力追求！当你失败时，被击败的最惨部分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你从未尝试过许多事情，你从未欣赏过那么多有趣的经历。出类拔萃的人早就意识到他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与从成功中学到的一样多或者更多。
不畏失败的最好例子是已故的理查德·费曼。他不完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事故调查组成员。不错吧！但关键是他的态度（几乎是生活哲理）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什么都尝试，好奇心从未餍足过。除了物理学上的专长之外，他还是个艺术家，在巴西演奏街头音乐，还成了专家级撬保险箱的人！他只相信，尝试做他没有把握的事就是好事。他愿意尝试，并可能失败。他从未想过避开他不擅长的事。
有人曾经说，“如果你每一次开枪都射中靶心，说明你站得太近了！”超越我们已知自己能做的事，这其中有时候会包括失败。没关系！一首伟大的诗表述了这点。
有时这叫我疑惑——
是我，还是他人疯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就连爱因斯坦都想知道，自己挑战同僚认可的重力基本理论是不是疯了，因为他是要解释无法解释的东西。感谢上帝，他不害怕失败！感谢上帝，他没有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由此而因害怕被排斥，放弃自己的立场。
另一个过度害怕失败的结果是无法忍受批评。有些人对任何事都有借口、都振振有词、百般抵赖、反唇相讥。他们让别人掌控了自己，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出错的可能性。他们会不依不饶地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食物偏好、关于电视节目的看法、如何修缮一扇吱吱嘎嘎的门），或计较一些相对重要的事（业务决定、购房、饮酒习惯）。他们在这些方面百般维护自己，是基于避免可能有错或失败的考虑。请相信这点，完全接受不了自己有错或失败，会使你完全受制于人。
我们将人或事恐怖化、应该化和合理化的第三种神经病想法通常是低耐挫性。情形会是这样：
非理性信条3： “人和事都应该总是朝我要他们去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那就太糟糕、太可怕、太恐怖了，我无法忍受！”有些人整天跟自己用这种口吻说话：“当他总是……时，我真受不了，”或“当……时，我会疯掉的，”或“无论何时……我就是讨厌，就是受不了。”他们实际上在说服自己自寻烦恼。
有时琐事跟大事一样烦人，常常比大事还烦人。有时候只是说话的语气，某人脸上的表情，或电话里的噪音，或迟来的邮件，或排得太长的队，或销售人员傲慢无礼，或交通拥堵，或……当大事一来，你就变得不堪一击。截止时间突变，或仪器设备坏了，这都会让你过分生气。“生气”不能让问题消失，或解决任何问题（事实上，你还可能做出错误决定及把关系搞糟），但你不怀疑自己的反应，因为这看上去太自然不过了。
事情没有朝你想要的那样发展，你“生气”是再自然不过的。但“自然”就该总有利于你吗？不！生气肯定是不赖的感觉，可以暂时地叫你不那么郁闷，但生气难以解决无法消失的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糟。另一个选择不是把脾气闷在肚里，而是攻击这种脾气，把它降低到不影响你有效应对局面的水平。
托马斯·爱迪生在灯泡实验上几乎搞砸了800次后才成功。感谢上帝，他没有过度害怕失败，也没有低耐挫性！我（阿瑟·兰格）以前常说如果他早早地放弃的话，我们就只有到草坪上去工作，或靠烛光工作。但这样说也不对，迟早会有人不畏失败，或没有低耐挫性，把灯泡研制出来。
我们一想到耐挫性低，就首先想到青春期青少年。太多的孩子一旦事情未朝他们喜欢的方向发展就大发脾气。他们常常为父母及父母的“愚蠢”决定而生气。“你还把我当孩子看，我真受不了！”许多人像对自己的失败那样对他人的失败难以宽容。有些用否认和合理化来处理他们自己的失败（“总之，这是一项愚蠢的运动”，“老师是个混蛋”）；有些则要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人为他们本人的失败承受他们念的“应该”经，并且还气哼哼的。有的年轻人从事一项运动，只要未成为一流运动队就立马退出。如果他们在新领域选了一门课，第一次论文没做好或第一次考试没考好，他们就不选了。他们最终会成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培养好不屈不挠、勤奋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品质。这些品质都值得培养，并都与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关。
然而，低耐挫性不仅局限于青少年，它有没有影响过你？你有没有被大小事扰乱心神？比如，没得到希望得到的晋升或加薪，没等到说好要来的快递员，上司抢了你的功劳，因爱人没像你希望的那样专注而吵架，把你买的东西组装起来的说明书全乱套了，有的地方还缺页。
如果你把事情恐怖化和应该化，很快就会怒气冲冲，你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同样，你的恰当选择不是翻一个身说，“那又怎样？谁会在乎？”而是朝更佳之选方面想：“我很想快点弄清楚这些说明，但这要花时间。”或者，“我很想得到晋升或加薪。”或者，“如果上司不抢我该得的那份功劳就更好了。”或者，“我想要我爱人更专注一些，但没那可能，我会感到很遗憾。我失望、极为关注，愿意做任何事来纠正这件事。”
有一种看法就是，事情应该总是朝个人想要的方向发展，伴随这种看法的还有一个推论：“我应该始终如一地得到公平对待。”现在，你几乎可以嘲笑这种念头的荒谬性，但实际上当你相信你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你难道不是非常愤愤不平吗？当我（阿瑟·兰格）问听众，“有多少人认为世界是公平的？”没人举手（也许除了一两个精神病患者外）。我们知道世界是不公平的，可是，当这不公平冲我们而来时，我们仍然会极度愤怒。从小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想，这世界尤其应该对我们公平。
有时候我觉得小宝宝学来的最初三个应答是“妈妈，”“爸爸”和“这不公平！”父母、兄弟或姐妹做的任何事都不公平。但是，了解（并接受）世界并不总是公平的，这是伟大而价值连城的发现！我们真的相信如果你待人坦诚，他们多半会还你真诚。然而，有时候你格外主动示好，主动接近，付出额外努力，他们却得寸进尺，占你的便宜。
现在，我们没有主张你停止善待他人。我们所说的是不要停止。如果他们不珍惜，不要目瞪口呆，过分义愤填膺。这世上有一些“演技拙劣的演员”，他们经常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毫无体谅之心。有时候，当别人麻木不仁地对待我们，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剥削我们，利用我们或完全不公平地对待我们时，我们会火冒三丈。因此，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我们不建议你翻一个身说“打我呀，再来一下。把我打得一败涂地好了。”或者，“哈，哈，人无完人。也许他们不是有意的。”你仍可以决定尽力匡扶正义、争取公平，无论这非正义、不公平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社会，只不过无须反应过激，让自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有时候，低耐挫性和把不公平的事恐怖化让我们感到很无助，感到自己是受害者（别人的受害者或环境的受害者）。总有“他们”或“它”不让我们更幸福、更成功、晋升得更快、更富有、更有趣、更受人欢迎）。“假如不是功高震主，我早就升职了。”“那些邻居如果不是那么目中无人，我们肯定处得好。”“如果不是老师太乏味，我一定能考好。”“如果经济环境不变，我肯定是百万富翁了。”
这些“如果”或许有几分道理，但真正含义是，“事情成不了，非我之错。”结果是，那些认为事情天经地义该朝他们所需的方向发展的人们，那些认为自己天经地义该受到公平待遇的人们，都轻易成了牢骚大王。于是，他们开始怨天尤人。假如走运的话，他们发现别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可以扎堆儿发牢骚。如果他们真的中了头彩（在工作上、邻里关系或家庭关系中），他们就能找到几个喜欢定期扮演受害者角色的同道之人，一块儿发泄满腹牢骚。然而，这种抱怨对解决任何问题或关注点都用处不大。得承认抱怨是自然的，但只是百无一用。
你能看到，对待不公平所产生的低耐挫性和怒火可以导致冲动反应，半途而废，消极否定，逃避责任，大演苦情戏，发牢骚，自怨自艾，不知所措，妒忌成性，缺乏坚韧。
我（阿瑟·兰格）常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雇主要求雇员有MBA学历。雇主自己常常抱怨教室不是真实世界，但他们却要求雇员都必须有这个文凭。
我在学术界待了25年后得出结论，在实用学术领域如商业，拿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并不一定比无学历者更聪明，更有见识。不得不说，每一层次的学术都需要一定量的智力水平，但无头衔的人具备同等智力的，是有头衔之人的十倍。
不过，有学历的人有一种弥足珍贵的品质，那就是坚持不懈。有学历的人承担一个重大任务时，会有计划、有系统地做下去，不做完不罢休。他们所上的课其中许多缺乏实质性的趣味。他们写论文，复习考试，做研究。这种勤奋努力是商界珍重的品质，尽管这与所学的内容没多大关系。学到的态度和练就的系统性努力证明他们有担责的能力。在这种任务中，没有低耐挫性和不公平引发的愤怒的位置。这并不是说，拿到学术文凭是唯一展示坚持不懈的途径，因为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方法！但是，摆脱低耐挫性是系统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非常重要的步骤。
第四种神经病想法如下所述。
非理性信条4： “如果前面三种坏事中的任何一种出现了（如果我不讨喜或不被尊重，如果我失败了，或结果不像我想的那样好或至少过得去），我总要找个人骂骂才痛快！他们做错了，早就不该这么做，事情做得那么糟糕，一帮烂人！”
许多人擅长一出错就锁定要骂的人。仅仅在一次会议上，你就能很快把功能失调的人与具有行动力的人区分开来。在功能失调的群体里，问题刚出，80%的时间就花在追究责任上，只有20%的时间用来想对策。在具有行动力的群体里，80%的时间用来想对策，没时间花在骂人上，而是20%的时间花在找出谁对问题和解决方案都负有职责。
职责与罪责不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会议上被允许说，“是的，我对这个有问题的区域（或者问题的这方面）负有责任。”没人会立刻砍你的头。你被允许承认错误，然后把重心移向思考对策。
我们知道太多的机构，其游戏名称是CYA。你知道CYA管理哲学吗？“掩护你的两翼。”会上每个人都暗示（或赤裸裸地）说，问题“真正”出在其他部门或其他人身上。生产部怨机械部，机械部怨研发部，研发部怨市场部，市场部怨销售，销售怨应收账款。手榴弹在房里抛来抛去。你知道谁最终挨炸吗？没参加会议的人，不管是谁！
有些单位在各个等级之间把推诿指责常规化，而不是在各个部门或各个轮班之间。主管为生产效率低而责怪工会，因为当老板面临不好的工作表现时，“他们”站在老板一边。一线经理为没有支持他们强化责任制而责怪中层领导。中层领导说，是执行者不关心责任制问题，因为“他们”忙着胡思乱想，不想被打扰。部门上层经理责怪集团经理，集团经理责怪工会！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圆形成了，问题依未得到解决。
但当办公室里出现个性冲突时，总是对方不是个东西。不胜枚举的证据冒出来，证明是谁的错，整个办公室议论纷纷。唯一的问题是双方都在传播（有时候添点油或加点醋）。
我们中有些人在家做同样的事。只要夫妻中有一人不耐烦地问，“你为什么总是……”（后半部由你填写。）另一个就会防备地反驳道：“如果你不是那样一个……我也不会总是……”于是，前面扔手榴弹的那位说：“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个……我也不会是这样一个……”这对夫妇又一次互相指责，打口水仗。起因之渺小，第二天无人能轻易想起来——但他们一句顶一句的恶言恶语却谁也忘不了。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氛围，一种气候，一种普遍认可的态度，那就是，不需要“掩护两翼”或戒备森严，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没什么不好。那些说别人不是的人就是典型的过分担心别人看法的人，或者就是过分害怕自己失败而没有担当的人。所以，他们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
有些人具有强烈的自责倾向。他们为每一点点瑕疵或失败给自己常念“应该”经。他们苛责自己，最后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他们最终不是放弃就是离群索居、悒悒不乐。那些给自己和别人念“应该”经的人只过上了大约30%的生活，而且还不开心。有担当是健康的，不停自责却是在滋养癌细胞。
其他主要自毁性的愚蠢想法（即非理性信条5~10）不像前四大类那样频繁现身，但在具体情形中，它们的破坏性也不小：
非理性信条5： “假如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或别人对我的看法抱有挥之不去的忧虑，当事情真发生时，定会比我想象的要好。”如果你停止担忧并想一想，就会知道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付清账单、找到工作、让公婆或岳父母来访成为开心的事，在这些方面杞人忧天都于事无补。然而，你却执意纠结于所有的“万一”和“应该”，弄得自己惶惶不可终日，有时候数星期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
非理性信条6： “每个问题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法，我必须立即找到这些方法！”如果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法，你就失去了整个旅程。有时候我们迟迟难以决定，因为每一项选择都有负面的东西存在：“我该跟他结婚吗？”“我是辞职，还是继续做下去？”“我该买这栋房子或那栋房子，或还是租房子住？”“我该走这一趟还是不去？”“我该公开说出来还是不说？”
寻求完美答案常常导致停滞不前和沮丧挫败。坚忍不拔，对不够完美保持宽容（但朝完美方向努力），追求改善，决心尽其所能地去做，这都是健康的，很有可能产生最好的结果。放开对完美解决方案的要求，一点不会削弱你的工作决心或尽力而为。当没有现成的或显而易见的完美解决方案时，想要找到完美方案，坚忍不拔地追求最佳状态，与把事情恐怖化和应该化是完全不同的。
非理性信条7： “逃避困境和责任比正视它们要容易得多。”这是最具破坏力的合理化。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服自己置身任何事外，而且还心安理得！
一次，有一个宗教复兴派的牧师没完没了地讲如魔鬼一般的朗姆酒和烈酒的邪恶性。讲到一半时，他搞了一个噱头来证明他的观点。他举起一杯水和一杯酒，在每个杯子里放一条蠕虫。然后，把两个杯子放在大家都能看见的桌上，继续他的证道。几分钟后，他回到杯子旁，举起杯子叫道，“看！看我怎么给你们说的！”不出所料，在水里的蠕虫发疯似的扭动，酒里的蠕虫已死得像个门钉。他又叫道，“知道我的意思了吗？”后排刚刚溜达进来的一个醉鬼大声回敬道，“当然知道，如果我喝许多酒下去，就不长蛔虫了！”我们可以想怎么曲解就怎么曲解，特别在回避困境时。
“这不是要求加薪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没好处。”“她从不听我说。”“我不擅长做这种事，你为何不打个电话。”“在这儿不管用。”“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你到底要我做什么，难不成就是要我走向他说，‘你好，我是苏，你究竟喜不喜欢我？’”合理化总包含一些实情，但合理化就是设计成要我们不为逃避而内疚。
非理性信条8： “如果我事事不投入，只保持若即若离的关注，我会永远开心。”这又是一个精彩的合理化。我们知道这听上去很蠢（也许甚至令人困惑），但你不也见过在工作会议上、在委员会、在家里的人不断反对一切事情？他们总是在帐篷外打掩护。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批评都见怪不怪！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去参加会议或加入委员会？他们对一切事情都“是的，但……”，任何做不成的事都有理由，或者为什么他们帮不上忙。他们叫我们想起莫里斯，那些电视广告上的猫，它甚至对老鼠都不感兴趣！整个社会都不对劲，父母、工作、拟定的计划、其他人的想法、上司、爱人和邻居，但他们不大做文章。他们只是坐在那儿，被动地观察着。如果你问他们的意见或喜好，他们会说：“哦，我无所谓。”可他们真正想的是：“只要保证我喜欢就行了。”但这种条件难以满足。
底线是如果他们真的参与进来，他们不见得做得好（不管是什么事），所以他们保持距离，不主动行事。心理退缩显然不能带来幸福。不得不承认，这可以万无一失，但生活变得如一潭死水，或毫无建树。
神经病信条9和10都是对感觉和行动推诿，然后放弃有所作为：
非理性信条9： “我的过去、小时候、最近恋情和最近工作中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造成了我此时的感觉和行为。”比如：“父母是酒鬼。”“我是独生子女。”“我在学校成绩不好。”“我的少年期糟透了。”“我自卑，因为尿床。”“我的前夫在言辞上侮辱了我。”“我在高中被人嘲笑。”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放任自流，过去的经历对我们现在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我们盯着过去，就会把事情恐怖化、应该化、合理化，如果这样，这些思想就会增加我们在类似现状中的过分焦虑、生气、抑郁、内疚、沮丧、痛苦或逃避的潜在可能性。然而，我们的确有本事抵抗和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看法 [1] 。过去的事件不会变得虚幻而不真实，我们无法改变事情的发展经过，可是，我们可以大力改变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如果你失败了，或遭到拒绝，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承认并坦然接受。这样你就能朝前走了。（这同样适用于第10种神经病想法。）
非理性信条10： “坏人坏事不应该存在，当它们的确存在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就好像说A’s（事情和人）真的导致了C’s（我们的感觉和行为）。我们已经知道，事实上是B’s（我们自己的看法）产生于A’s和C’s的之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C’s。
他人他事会逼你过分生气、焦虑、抑郁或内疚，不得不承认，相信这点很容易。但这种看法不是说有就会有的。难道你的上司、孩子、爱人、情人或朋友真的会逼你反应过激？这不是说你不能考虑对人或事发脾气。你常常在考虑。但认识到谁对你自己的感受负责（比如你本人），可以启发你问：“这难道是我在这种情形中想要的感觉和行为吗？”如果答案是“不！”那么，你打算如何做去改变你的非理性信条？而这一变化却是有利于你的感觉和行为的。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如何准确地做到这点。
[1] 你的过去如果真的伤痕累累，你也许需要来自专业人士的帮助，理解过去是如何影响你的现在，你能采取什么行动去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