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堂

第二节　天堂 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刻看自己

我人生第一次对死亡有意识，是九岁的时候。那时，东北老家有位长辈半身不遂。我放假回去玩，在她家院子的一侧，看到了一口棺材。家人说，那是为她准备的。我才意识到，这是人死之后会用到的东西，就觉得不吉利，也有些恐惧。

后来工作后，虽然不时地会去参加同事或亲友的追悼会，但思想上是回避的，觉得是未来的事情，不愿意细想。

1999年第一次登雪山，在青海玉珠峰的营地里遭遇强烈的高原反应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要立遗嘱。那段时间，常常听到其他队传来有人去世的消息，每次听到情绪就会低落好一阵。在山上，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能睡着时也不敢睡，怕睡着之后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时候登山，每天都在经受这种折磨。我慢慢认识到，只要自己选择继续登山，客观上就存在死亡的威胁，高原反应、雪崩、岩崩、滑坠等，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状态下，不得不考虑万一遭遇意外怎么办，家人、同事、朋友，是否应该向他们有个交代。

之后的登山经历中，我也确实遇到过很多次危险。

1999年，在新疆博格达峰，我一人独自进山，因为安全绳被砸断，差点无法安全返回。

2002年，我和三个队友一起去登北美洲的最高峰，海拔6194米的麦金利山南峰，也遭遇了惊魂一刻。

在登顶之前，我们要越过一道只有30厘米宽的刃脊山梁。在研究登顶路线沿途的照片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一前一后有两位可信赖的登山家结粗绳保护，心里很踏实。

我手拄冰镐，跟着队伍行进，到最狭窄的地方时，有点恐高的我决定用攀冰的动作平行前进。双腿跨骑上刃脊，待深吸几口气之后，再挥冰镐插进硬雪里，身子侧到一边，双脚交替踢进雪壁。这样走得辛苦些，但比较有安全感。过了这一段，刃脊渐显平滑，最危险的路线终于走过去了，我们登上了顶峰。

五分钟后，我们开始下撤。要再次通过这最危险的一段，一样是结组、交替保护，仍然做着攀冰动作，平行移动。但一下不慎，我的左脚突然打滑，右脚的冰爪也吃不住力，整个身体斜晃、后仰，失去了平衡！还来不及恐惧，也来不及思想，右手握着的冰镐本能地一挥，砸进硬雪壁。只听“嘣”地一声，连接手腕和冰镐上的短绳因承受不住整个身体下滑的冲力，崩断了。我左手紧紧攥着冰镐，生命就系在上面。此时，结组的同伴也本能地做了滑坠保护。我悬空的双脚交替蹬出，“嗒、嗒！”两支冰爪卡在了雪壁上，止住了滑坠。

之后，我再蹬了两下就上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后撤回大本营，准备离开前，我们去一个墓园祭奠登山遇难者。在墓园里，我看到那些墓碑，脊梁骨开始冒汗，我发现那里没有单独一个人遇难的，全是集体遇难。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可以想象，这都是滑坠时结绳保护没有成功，把队友带下去了。高山探险，生死就在一念之差。

2003年5月，珠峰顶上因氧气用完而遭遇的濒死体验，那20多分钟的挣扎，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2006年12月，在印尼的查亚峰，登顶下撤时，我又遇到了在无保护绳的情况下需要独自下撤的险境，全身贴着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在凸凹不平的尖锐表面上寻找支撑点，用了一个多小时下降了70米，才脱离了危险。

上面说到的这些，都是突发状况，挑战着人内心承受力的极限。实际上，平时的登山过程中，也会有惊心动魄的时刻。

2007年登瑞士最高峰杜富尔峰，快登顶的时候，要走过一段刃脊，路非常窄，必须将一根绳索扣在两个人身上，结组前进。扣好绳子之后，向导对我说：“你不要担心滑坠，你真要滑坠我有感觉的，你坠到左边我就跳到右边。”山脊上一边一个人，人就掉不下去。他又接着说：“如果我滑坠下去，你别跳错了方向。”

他这样交代之后，我脑袋里嗡地一下，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果决定继续往前走，就意味着你必须相信你的同伴，从某种意义上，这种信任一交出去，就意味着生死与共。同时，你又必须相信你自己，因为你一秒钟的反应会关系着两条性命。

这种情况下，是走还是不走？犹豫了一下之后，我决定继续登顶，但真的是硬着头皮往前走的。

可以说，是登山生涯慢慢教会了我如何坦然地面对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人会觉得死亡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在山中，你常常会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正是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的折磨和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挑战，磨炼了人的意志。

2010年5月，第二次登珠峰，我又在峰顶遭遇了危险。那次的登顶过程比第一次顺利得多，但是登顶之后互相拍照时，我一闭眼睛，才发现左眼什么都看不到，一只眼失明了。好在右眼正常。但下撤到8100米的突击营地时，右眼也什么都看不到，双目失明。不禁大喊了一声：“我失明啦！”恐惧，极度的恐惧袭上心头，此生就了断在珠峰上，告别亲人、家庭、事业，一切一切一切？死亡就是我眼前看不到、感觉不到的无底深渊！不甘心就这样待在这里啊……突然，我感觉身后的队友拍我的肩膀：“老王，你怎么了？”就是这一拍一问，恐惧的感觉顿时消失。我平静地回答：“登顶时一个眼睛失明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现在回想这种从恐惧到平静的心情转变，是源于突然失明之后的无助感，无助的孤独比死亡更不能承受。

队友和大本营取得联系，队医判断，是高山缺氧导致的暂时失明，氧气供应满足不了眼部毛细血管的需要。队医说，现在唯一的有效措施是蒙上双眼，不能再让眼睛见光，加大氧气供应量，把吸氧量增大四倍，强行吸四个小时，之后就要看王先生的运气了。四小时之后，无论视力是否恢复，都要强行下撤。

一个人躺在帐篷里，双眼蒙着，吸着氧，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回不去了。但心情的平静令自己惊讶！这么多年过去，尤其登山探险经历让自己接受了死亡是人生的一环。青少年、中年恐惧死亡是担心还没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就离开了，不甘心，担心飞来横祸，恐惧患恶性肿瘤，所谓人生无常。中年过去了，进入人生的老年阶段，对死亡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如果此时有人问：假定有足够的钱换十年青春，你换不换？对有支付能力的，尤其上了年龄的人，回答通常是肯定的吧。但对我来说，有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去换青春，因为青春对我来讲已经是过去时了，我还没有经历的就是老年，面对各种疾病，面对各种不可知，你怎么去处理？也许，这既需要自知，又需要自制力，还需要有豁达的心胸。

但第二次登珠峰，当时我才59岁。此时就离开这个世界还真不甘心，毕竟对进入长寿社会的现代社会来说，59岁还不是古稀之年呀。

从突击营地下撤到五号营地的途中，会有几个地段需要用到保护绳。如果视力无法恢复，将会非常危险。因为在那几个地段，我只能一个人沿着保护绳下撤，万一我一不小心踩空滑坠，靠保护绳挂在了悬崖上，双目失明是上不去的，因为看不见脚踩的支点。而如果到了5号营地还不能恢复视力，再往下撤，珠峰南坡绒布冰川的冰塔林地形复杂，安全返回的难度非常大。

但没想到的是，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当时脑子里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仔细地回忆从突击营地到5号营地的路线。回忆每一个细节，在脑子里一幕一幕地演练，如何让自己安全度过那些危险地段。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求生欲望让我排除一切杂念。

更没想到的是，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我又开始为别人操心。随队摄影师洪海，坚持每天固定时间内将攀登过程发送回深圳卫视播出。但那天，帐篷外始终静悄悄的，显然洪海放弃了登顶的转播。蒙着眼睛的我，摘下氧气罩，爬出帐篷外，摸索到洪海的帐篷，劝道：“再累也要完成今天的转播，如果放弃了，你会终生后悔的。”欣慰的是，洪海听从了劝告，开始操作对接卫星转播的器材。

当然不是叫他来拍我，而是转播登顶的场景。我眼睛失明了，不愿意被拍，有损英雄的高大形象。我想的是，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洪海如果能完成整个攀登过程的现场转播，就将创造一项了不起的实况转播纪录。2003年，我第一次攀登珠峰，现场转播的队伍既配有设备齐全的转播车，又有不同高度的差转设备，人员加起来近20人，而洪海几乎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且随队登顶珠峰，是在实现高海拔拍摄史的突破。人类是社会动物，利己是基因本能，但利他也是群体生命的本能。此时，这两点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个小时后，把遮挡光亮的绷带拆开，双眼能看到东西了，只是朦朦胧胧的。幸运之神又给了我一次机会。立即下撤……

有个说法，叫借境验心。只有这种突发事件，来不及思考的直觉反应，最能让人看到真实的自己。

2002年在麦金利山突然滑坠时的瞬间反应，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濒死体验中那种对甜美感、温暖感的竭力摆脱，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遇险时排除一切杂念的专注……都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我认识到了在死亡面前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求生欲；另一方面，第二次登珠峰的经历还让我知道，在遇到死亡威胁时我已经可以如此坦然和镇定。

这种镇定，在三年后的一次突发事件中被再次验证。

2013年4月15日北美东部时间下午2点49分，一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的看台爆炸，我当时就坐在对面不远处的VIP区。大约十秒后，左侧又一声闷响，爆炸点距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炸弹碎片从耳边呼啸而过，事后发现我的裤腿也被碎片穿透了。看台上慌乱起来。本能告诉我，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目前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连忙喊：“趴下！趴下！不要跑！”赶紧躲到了看台下的木架下面。之后，我快速评估了周围的环境，在确定安全后，我侧起身子，拿出手机拍下了现场情景。取景时，爆炸现场烟雾弥漫，我注意到前方有一面美国国旗，也收进了画框里。没想到的是，这张照片不仅被央视报道，还上了《华尔街日报》。

天使

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时，就在我登上峰顶发现失明的几乎同一时间，Meme在深圳的路边看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这只小猫双眼患炎症，几乎要失明了。Meme赶紧下车，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去治疗，还好救活了，眼睛也治好了。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莫尼卡（Monica），用的是珠峰大本营用步话机指挥救我的队医的名字。当时因为有了它，怕它孤单，又去宠物店带回来一只英国短耳猫，之后又收养了另外一只流浪猫。现在九年过去了，莫尼卡还生活在深圳的家里。

因为太过巧合，有时候忍不住会想，不知道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我很小的时候是跟着姥姥一块儿过的，她信的是民间的道教。我想道教、佛教对她来讲也许没有严格的分别。

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退休之前，应该是典型的无神论者。退休之后也没有显示宗教的倾向。但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信了佛教。我也因此对佛教多了些接触。

至于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我相信科学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包括宇宙大爆炸学说、人类的进化论等等，但科学还不能解释一切，对宇宙、对人的认知都还有空白地带。今天的人类，对于神的存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所以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对有信仰者持尊重态度。

在我了解过的宗教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基督教新教中的贵格会。

第一次接触贵格会，是2012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因为对美国的基层选举感兴趣，就在投票日跟着我的家庭英文老师塞布丽娜（Sabrina）去了投票站。那个投票站陈设很简单，看起来像个社区学校，但没想到的是，那是一座贵格派的教堂。我就很好奇，印象中教堂里会有的尖顶、十字架、彩色玻璃窗等等，统统没有。出于文化了解的目的，我那时经常会在周末去教堂，所以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就去了这座教堂参加他们的礼拜活动。

第二次去，与投票相关的设施已全部撤走，确实不像教堂。活动形式也不像，就以“回”字形摆了三圈椅子，中间是空地，特别像社区活动。大人站着交谈，小孩四处嬉闹。15分钟交流之后，一位穿便装的神父出来，请小孩退场。第二部分的活动开始，大家安静地围坐在一起，闭眼静思。谁想说什么，就站起来说，但不是对话，而是倾诉，有说几十秒钟的，也有说四五分钟的。有人说的是昨晚做的一个梦，也有人说的是30年前的某件事……持续了45分钟。

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静思会。整个过程很安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细微的声音，比如虫子的叫声，都听到了。在安静中，会想很多平时不会去想的事。

结束后，可以离开，也可以留下来参加30分钟的自由交流。在交流环节，神父请新来的人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介绍说，自己是哈佛的访问学者，也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周来看大选，对这个教派好奇，所以来体验一下。

以前去其他教堂参加礼拜活动时，比如大家都唱圣歌的时候，站在中间多少有些不自在，但在这里，整个过程都很放松。

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一下这个教堂。去其他城市旅行时，有时周末也会专门去贵格会的教堂。有一个周末，在纽约的一个贵格会教堂参加完礼拜活动后，我和一个50多岁的美国人聊了会儿。他说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有一次出差，没有找到其他教堂，就去了贵格会的教堂。发现那里不强调形式，很放松，后来就改信了这个教派。这让我觉得很意外，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我一个中国人、非教徒，有着相似的感受。

2011年刚去哈佛时，和教授、同学聊到我上珠峰的经历，大家都很感兴趣。我当时心里还在想，我还会第三次甚至第四次上去，我要作为人类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挑战者去攀登。但没想到的是，到哈佛两个月之后，我就放弃了自己的登山生涯。

上课之后，我立刻进入到了一个高强度、连轴转的学习状态。一周五天，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要熬到第二天凌晨1点，稍不顺利就是凌晨三四点。有时还怎么也睡不着。上课时，听不懂也得熬着，熬不住了还会打瞌睡。因为语言关没过，我一说话就紧张，就结结巴巴的。但每天又都需要和同学交流，我一天到晚都处于一种防卫状态。

这样的状态时间一长，觉得自己都要得抑郁症了，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候就想，人最困难的并不是如何面对死亡，而是如何活着。

我在哈佛遇到的困难并没有生命危险，但我感觉比登山难得多。珠峰我已经上去过两次了，两次都遇到了死亡的威胁。我并没有因此放弃，还准备上去第三次、第四次。但珠峰上的困难，我心里是有底的；在哈佛的学业，却面临着熬不熬得下去的问题。

去哈佛，我是带着登山装备去的，还有滑翔伞包、滑雪板。但实际上，到哈佛两个月之后，我就做出了不再登珠峰的决定。我知道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现在回想，在哈佛能坚持下来，除了我个人的坚持，家庭英语老师塞布丽娜对我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她的友善、体贴，所给予我的非常正面的能量，帮助我渡过了难关。

塞布丽娜70多岁，退休前是一家出版社负责植物主题的编辑。她毕业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就是宋庆龄、宋美龄曾就读过的学院。她的先生是哈佛的哲学教授，已经去世了。去世之前，还带过一名中国的博士生。

我那时每周有两到三个晚上，会去她家学习英文口语和听力。去哈佛前，我几乎完全是哑巴英语，口语和听力都非常差。她给很多哈佛的学生上过英语课，在她的学生中，我的年纪最大，记忆力和反应能力应该也是最差的。我英语上唯一令她意外的亮点，就是植物方面的词汇量。她发现和我谈植物，要比谈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容易得多。

除了晚上学英语，有时我也会在周末去参加她的家庭聚会，和她的家人也有过很多接触。她的姐夫是波士顿一家商学院的院长，全食品公司（Whole Foods）的董事，现在主要致力于公益事业。她的姐姐还带我去瓦尔登湖看过梭罗住过的小木屋。

2017年10月，我事隔四年之后，第一次回哈佛。塞布丽娜特地为我安排了一次家庭聚会，她的家人全部都参加了。那是一次非常温馨的聚会，大家回忆了我在哈佛两年半的生活。让我意外的是，她的姐夫说，我的出现改变了塞布丽娜的生活态度。当时，因为丈夫去世，女儿又得了抑郁症，她很长一段时间情绪都比较消沉，处在一种比较悲观的状态。但自从我去上课之后，她对生活的态度变得积极向上了。

我想，我这个岁数了还这么努力地学习，加上学英语对话时，我常常会谈到我的经历，登山、环保，同时也会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可能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她。

这么一个偶然的缘分，让我们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扮演了天使的角色。

我曾经问过塞布丽娜，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你真的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吗？

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我，在她所了解的知识分子阶层当中，大部分人不相信还有来世。但同时，他们也都认为宗教生活非常重要，因为要明确自己遵守什么，反对什么。

有人问我，对于未来还有没有迷茫的地方？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有。但我不愿意使用迷茫这个词，而更愿意理解为对未来还有好奇心，还有很多的未知需要去探索。

而在探索未知的时候，需要把人生的底线把握住。

人生在这个社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世上有很多宗教，但十条戒律可能有八条都是一样的。比如不能偷盗、不能行骗等。

延伸一点，比如作为一个企业家，就不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即使很多人都不遵守，你也一定要遵守。经历告诉我，这最后会成为你的优势。

但同时，心里也非常清楚，你有野心，你有私心，你有嫉妒心，人所具有的你都有。这才是人性。但这就带来第二个要点，一定要抵御住诱惑。

在剑桥上学时，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座被人偷了。没有车座，就只能撅着屁股骑，不但难受，姿势也非常难看。我的脑子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赶快从其他自行车上拔一个车座，装上就走。心里就纠结了一下。当然，我最后没有实施。

这就是一念之差。如果真把别人的车座拔了，虽然就值两英镑，但就是一个偷窃行为，就是没有抵御住邪念的诱惑。

每个人的心里，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何来平衡天使与魔鬼，那是要进行斗争的。这也许不叫迷茫，但可以称为疑惑。人性里如果连疑惑都没有，那就是机器人了。

人就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想清楚了这一点，对于未来会比较平和。人能做的，就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生活。如果成功了，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要那么夸大；如果失败了，也不要懊丧，想想怎么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就行了。

第一次登珠峰，过第二台阶的时候。当时，8700米的位置上架了一个铝梯，上完梯子之后，还要经过一个高五米左右的40度的俯角。人必须要离开梯子，顺着绳子攀上去，难度很大。我们到达时，前面已经有七八个人在等，有的人耗了20分钟才爬上去。

对这段路，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我就准备下撤了。但是，我相信有同样感觉的不止我一个人。我默默地等着，只要前面有一个人扭头回去，我就可能会跟着回去。但如果前面没有人撤，我也决定硬着头皮上。没想到我最顺利，一次就上去了。

坚持还是放弃？也就是一念之差。

很多人以为，“万宝之争”是我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对我自己来说，到深圳之后，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

1983年，最折磨人的主要是那种不确定性。当时经济特区的前景不明朗，连续两三年都是这样，有人说如果不成功可能就关掉了。更不用说，最开始的饲料生意出现巨大风险的时候，心里觉得根本就过不去了，真的过不去了。但你怎么安慰自己呢？就想明天反正太阳还会出来的嘛，只要明天太阳还出来，现在还是先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再去面对。

但现在回头看，那也是我人生中最波澜壮阔的一段。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去，慢慢建立了信心，这对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后来经历得多了，慢慢才知道没有比这更难的了。那种严重的体力和脑力都透支的状态，之后也没再次遇到过。

2008年“捐款门”“拐点论”的那段时间，也是因为捐款的问题，都有人扬言要炸麦当劳、炸家乐福。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商业部听他们说话，但万科当时完全是孤立无援的。我那时候挺悲观的，当时就想，如果有人要在肉体上把我消灭，我也不会躲，是做好这个准备了。到了5月19日的国殇日，我知道了，那可能就是一种集体的情绪。那一次，差不多熬了半年才过去。是公司危机，也是个人危机，是从来没遇到过的。

这次的“万宝之争”，是对万科团队、万科文化的挑战，是整个万科团队共同应对的。

对我个人而言，反而是在哈佛的学习更艰难。那是对我个人的挑战，孤军奋战，一个人的战争。如果不是这个年纪，可能我就放弃了。正因为已经是这个年纪，我知道再放弃我就没机会了，只能硬着头皮上。

2008年9月，“捐款门”发生几个月之后，心情沉重的我和华大汪建及其他山友一起去登希夏邦马峰。正好那时，2002年山难的那支北大山鹰社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去给他的五个同学立纪念碑。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全国媒体一时对这类探险行动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当时我正在德国进行业务考察，得知消息后，夜不能寐，凌晨1点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叫《北大山鹰精神永存》。

这次见到刘炎林后，我与华大汪建主动参与了纪念碑的建设过程。建好之后，我用相机去拍摄不锈钢铭牌上队员的头像和铭文。但拍摄时，我却发现拍来拍去，怎么也对不准焦，头像就是显示不出来。而在查看其中一张照片时，我赫然发现，铭牌上被拍下来的竟然是我自己的脸。

其实拍下的是倒影，但一下子我就被震撼了，引起非常大的心理波动，呆立了半天……

那半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但当我在死者头像的位置看到自己的脸时，首先会想，我比他们的年纪大很多，按常理，应该是他们来祭奠我，而不是我祭奠他们。但同时，我也在想，如果这些年轻人还活着，问他们，你们可能会遇到危险，可能会面临死亡，你们还会去登山吗？我觉得他们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就像我曾经那么恐惧死亡，也没有放弃登山一样。

我们的选择，都是向上，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