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1991年去世的，心肌梗塞。那一年正是万科走多元化道路，如火如荼、忙于扩张的时候。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蒙了，竟不愿意相信死讯是真的。急着赶最近的航班返回河南，没有片刻耽搁驱车到医院，能够见到的父亲却是躺在冒着冷气的金属匣子里。触摸着父亲冰冷的脸颊，满是悲痛。姊妹八个，父母省吃俭用把我们带大成人，真不容易。有几年了，想着接父母到南方享受岭南温暖舒适的冬天，却一直未能成行；现在没有任何征兆就走了，心里无法接受。送父亲去医院急救的小弟说，父亲心肌梗塞发作后，急救车来得很及时，但父亲没有经验，是自己上的救护车。事后门诊抢救的医生说，发作后就不应该移动了，要是能用担架抬上救护车就好了。小弟说：“进急救室前，爸爸还和护理的护士打趣，‘打针不要用太粗的针头，会很疼’。”喜欢逗趣、和蔼可亲的父亲没能走出急救室。
家里设了灵堂，我站着连着守灵三天，不让姊妹替代，好像是一种弥补。但早先你干什么去了？你这个浑球儿！我对自己产生了一股无名的愤怒和无奈。
如何安葬父亲的骨灰，回老家金寨还是就在郑州？老父亲走得突然，对身后的事没有任何交代。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暂时寄放在郑州的烈士陵园。
返回深圳，我完全换了一个人：取消了工作时间之外的加班和应酬，一个人关在家里，脑海里就是父亲的影子和一起相处的经历：话不多，但喜欢户外运动，带着小孩儿去郊游、爬小山；喜欢喝酒，但买的却是过期的减价酒，一喝脸就红扑扑的像关公；骑车到学校给我们送午饭；一起排队买蜂窝煤，用架子车拉回家……意外的是，我竟看到了有说有笑的父亲问我怎么安排岭南的冬天生活，有没有喜欢打牌的邻居？……醒来后，真希望不是在做梦。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下归途。”没有想到，父亲的去世会对我的心理产生那么沉重的影响，我非常后悔，觉得自己没能尽到孝心。有半年时间，才从这种自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那之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深圳同住。
母亲和我性格都硬。从小以来，我和她的关系就有点紧张。潜意识里，总觉得她一直都在以一种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的生活。她搬到深圳与我同住之后，我们之间延续着这种不断冲突又充满了爱的关系。
我因为经常去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箱上贴满了各种旅行标记，都是很珍贵的回忆。但有一次，在家里多待了两天，再出差时，母亲把一个不认识的箱子拎到我面前，我才发现，她把上面我攒了十年的标签全部洗掉了。
同住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差，回来上班也很忙碌。实际上，母亲很少有跟我说话的机会。有时候早出晚归，连面都见不上。
有一天半夜，我被一点声响吵醒了，睁开眼睛，发现门是开着的，我本能地想去关门，这时候才发现母亲在半开的门缝里看着我。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有。我没有多想，就起身关门睡觉了。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半夜又醒了，睁眼一看，和上次的情景一模一样，我就意识到，母亲是借着廊道的余光在看我。我没敢动，我知道，如果我动了，她一定就回去了，因为她怕打扰我。我忍着不动，约20分钟，她才掩上房门回了房间……
那一次，我才理解。在母亲严厉的外表下，内心是如此关爱她的孩子们。
但在别人面前，她一如既往地刚强。2003年我首次登珠峰的电视直播，央视采访我母亲，问她是否担心儿子的生命安全，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信佛。我很诧异，怎么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就突然虔诚地信佛了？而且是认真地看佛法书，愿意和信佛的人聚会交流。有几次，老人家认真地告诉家人，昨晚老父亲托梦告诉她，“不要挂念，在极乐世界很好，和之前去世的老同事都在一起”……老母亲叙述时显得就像单纯的孩童。做儿子的感觉，老母亲不是在思维，而是凭孩子般的情感去相信和渴望西方极乐世界，唯如此才能满足内心的期待，也开辟了她与“极乐世界”父亲对话的通道。
从那时起，只要出差的地方有寺院，我就会去拜访。每次回来后，我们就有了共同话题，我会跟她聊，又去了哪个寺院，看到了什么，许了什么愿。进寺院不免进香、磕拜、打坐。就形式上来讲，我中意打坐。也许年轻时练过五禽静功的原因，双腿盘坐，身体端正伸直，注意力集中在丹田，均匀呼吸，很快入静，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慢慢地，打坐成了习惯，平常独处时也会打坐半个小时。打坐让我感到身心平衡、内心平静，能淡定地面对这个激动人心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革时代。
2010年第二次成功登顶珠峰撤回加德满都，专程驱车前往释迦牟尼佛出生地蓝毗尼，在博物馆院子里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大菩提树下打坐一个小时。天气很热，汗流浃背，却心如止水。有什么感悟吗？潜意识会有吧，但感觉不到，对现世的情感、荣誉、爱恨情仇仍然痴迷不误。人一生不得不面对和体验的，正是人生艰难、天灾人祸，前途莫测才能彰显智慧和行动力的价值和意义。我欣赏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中的话：“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母亲是91岁走的。她去世时，我虽然悲痛，但不像父亲去世时那么遗憾。在她的晚年，能感到她是开心的。最后五年，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到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不认识了，还能认出我。
因为老年痴呆症，母亲对于自己的后事也没有交代。如何安排她的后事，让我很困惑。母亲和老父亲合葬是清楚的，问题是合葬在哪儿。安徽老家金寨还是退休之地河南郑州？还有姊妹兄弟死后是否都和父母聚一起？还有第三代？这就涉及多大的墓地合适，以及墓碑的样式。我因此想到，我会不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考虑过我以后怎么办。如果不考虑，将来又会给我的后人带来困惑……
归于寂静2000年初，以城市建筑史为课题，我系统地考察了几大文明古国的城市建筑和规划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了解到一些与死后的世界有关的墓地规划和建筑，起点是埃及的金字塔。
古埃及人相信：自然万物都会死而复生，人也是如此。现世只是短暂的一瞬，另外一个世界才是永恒长存的。既然追求永生的彼岸，尸体就要保留，否则灵魂无所依附。没有了灵魂依附的躯体，永生也就无望。灵魂不死观念被普遍接受，木乃伊制作成为必需。据记载，木乃伊制作法共有三种，分别为法老、贵族和低级官吏，其间造价悬殊。平头百姓的尸体无能力进行防腐加工的，只能依靠当地的干燥气候来自然保存。
从开罗出发，四个小时沙漠公路抵达古希腊历史上曾经最繁荣的海港城市——亚历山大港。20世纪初，一位寻牛者掉进塌陷的深坑而发现了一座托勒密王朝的库姆地下墓穴。圆形竖井的旋转楼梯通向墓穴。墓穴分三层，中间层类似希腊神庙内部结构，浮雕风格却是古埃及和希腊神话人物的杂合。
有意思的是，两种不同死亡文化在这里和睦相处。当地贵族采用古埃及人常用的尸体处理方式，将其制作成木乃伊，相信尸体仍是灵魂依附的基础。古希腊人也相信灵魂不死说。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给出几点论据：一、万物对立而产生，弱源于强，恶出于善，生亦源于死，一如死源于生。故灵魂于人生前必先存在，于人死后必将产生新的生命。二、根据“知识即回忆”命题，理性和知识来自灵魂，而不是感官。三、灵魂是神性的，肉体死亡后，灵魂不会解体而是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而获新生。简而言之，灵魂是超越肉体永生的，而尸身则是腐朽的臭皮囊。在柏拉图看来，灵魂只有摆脱肉体的羁绊之后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本真存在。古希腊人主要采取火葬，不保留尸体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地下墓穴还摆放了许多希腊家族的骨灰铜瓮或陶罐。
之后罗马帝国取代了希腊的统治，文化源头上，罗马人接受希腊人的“灵肉二元论”，只有将肉体毁灭，灵魂才能自由飞升。基督教早期传播时代，古罗马盛行火葬。那时的基督教徒不怕死，但是害怕火葬，教徒相信他们死后可以复活，而复活是需要肉体的，如果把肉体烧成了灰，还怎么复活呢？更何况火总跟地狱扯上关系。只有作恶的人才被会扔到地狱里受惩罚。在犹太教的生活中，火也是一种惩罚犯人的工具，不应该用在行善者的遗体上。罗马帝国地域辽阔，民族信仰众多，罗马统治者奉行怀柔政策，尊重信仰和习俗，只要拥戴帝国统治，殡葬烧埋自便。所以强行烧掉基督徒的尸体，不是为了推行火葬，而是不想为基督徒传播“复活”留下念想和机会。受洗的基督徒们都相信：耶稣受刑而死，尸体没有被火化，给复活留下机会，三天后死而复活。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罗马人怕埋，基督徒怕烧。”迫不得已，弱势的基督徒在罗马城郊区秘密建立了地下墓穴。在基督徒遭受迫害时期，信徒们会选择在偏远、安全的地下墓室中举行仪式和聚会。直到“教会和平时期”到来以后，殉教者和普通信徒的遗体才迁移到建在地面上的教堂墓地。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古罗马人的火葬习俗才逐渐改变为埋在基督教堂的土葬，长眠在那里等待世界末日来临时复活，弥赛亚带领信众和复活的信徒上天堂。
2004年春天，我去希腊德尔斐神庙考察时，还有一次意外发现。
德尔斐神庙位于希腊的福基斯，在距雅典150公里的帕那索斯深山里。遗址只剩下神庙的基座和斑驳的希腊立柱。站在遗址的高处眺望，德尔斐神庙遗迹和苍松翠柏、群山蓝天融为一体，仍不失庄严神圣。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神庙的三条箴言：认识你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过分；承诺带来痛苦。这里的神庙、体育运动场和训练场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我到这里，本来是冲着古老的体育运动场来的。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希腊奥运会就是在眼前的运动场遗址上举行的，到公元394年共举行了293届，持续了1100多年。为了健美，为了优雅，为了和平，真了不起！让我感到兴奋和神秘的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起源竟和亡灵祭祀有密切关系。
依据考古推测，古希腊贵族的殡葬祭祀活动是在死者墓地举行竞技比赛。《荷马史诗》里有大量篇幅描绘葬礼竞技会的细节：战车、拳击、摔跤、赛跑、格斗、掷铁饼、射箭、投枪等。这与后世的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极为相似。在史诗描述的“英雄时代”以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面对死亡，展现了古希腊人独特的生死观。对古希腊人来说，尽管相信灵魂不死，但对亡人的亲人是悲伤和痛苦，对活着的人是恐惧，和其他民族甚至现代人并无两样。欢乐与痛苦、微笑与眼泪、生存与死亡、刚强与唯美，通过墓地举行的竞技来表现活着的珍贵；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展现对命运无常、痛苦无助的超越。生死联系得如此紧密，只有坦荡面对死亡才能从容思考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啊。
2001年夏天，我曾随北京申奥团来到莫斯科。申奥取得成功，在中国大使馆院子里冒着瓢泼大雨欢呼庆祝的情景恍如昨日……
那次的日程上，有莫斯科新圣女修道院。修道院位置在郊区西南角，莫斯科河一侧，森林环抱。修道院建筑典雅华丽，是莫斯科最美丽和谐的宗教建筑群之一，地位仅次于克里姆林宫。但此次访问安排了瞻仰列宁墓和新圣女修道院所属的墓园。新圣女公墓距克里姆林宫红场的列宁墓仅五公里。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人民代表提议永久保留列宁尸体，很快获得斯大林采纳。“遗体崇拜”属于东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圣徒的尸体是否会迅速腐烂是东正教封圣的考量之一。东正教认为，干尸是圣徒的遗骨，具有神力，能创造奇迹，具有庇护作用。存放的干尸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在教堂保存和展览。遗体崇拜的传统在俄国由来已久，革命领袖的遗体供人膜拜就容易理解了。
新圣女公墓起初是埋葬教会修士的墓地，到了19世纪，才成为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选择。原安葬在教堂里的文化名人也被迁移到这里。安葬在这里的，有著名诗人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作家果戈理、契诃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著名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王明和被罢黜的前苏共总书记兼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等。
教堂五个圆顶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凸显东正教建筑趣味。
进入墓园大门即感意外，这里更像是以巨大的橡树、安静的白桦林为衬底的雕塑艺术公园，宁静安谧，令人流连，怎么会是墓地？在这一座座充盈着艺术灵气的雕塑艺术品下安息着亡灵。代表某种情趣或人生姿态的雕塑在与后人和来访者进行对话交流。
在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的墓地，一座白色大理石浮雕，呈现出她跳芭蕾舞《天鹅湖》时的优雅姿态，把她艺术生涯中最具舞台魅力的瞬间表现了出来。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天鹅湖》多次被改编过，经乌兰诺娃演出后，就此定型，再也没有改动过。
著名戏剧艺术家尼库林，所饰演的小丑一角诙谐幽默，总能唤起观众的激情。他的雕像上，手中的烟头呈燃烧状，意为大师还未远去，只是休息一下而已……尼库林病危时，他的小狗不吃不喝，大师上午去世，小狗下午也随他而去了。小狗的雕塑至今仍守护在主人的雕像身边。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金属浮雕，身体靠卧在病榻上，以坚毅的神情眺望着前方，握拳的右手放在合着的书本上，左胳膊肘撑着消瘦的身躯。他创作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男主角保尔·柯察金的艰苦卓绝又带有浪漫色彩的奋斗故事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至今对我仍有意义，我还在路上。90年代初，万科影视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全部聘请乌克兰演员，在基辅完成摄制。央视播放，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
赫鲁晓夫，可谓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改革者。在苏共“二十大”上他终止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取消了干部特惠制度……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冷战”导致古巴导弹危机，世界进入核战边缘；为了粮食产能超过美国，强行让生产小麦的粮仓乌克兰改种玉米，导致粮食歉收，农业政策失败；还有中苏关系破裂等。1964年他被迫退休，淡出政坛。在他的墓地，写实风格的雕塑头像，被不规则的大理石画框框在中间。画框一半白色，一半黑色，不免给人“功过各半”的联想。有意味的是，墓碑的雕塑家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由被撤职的全苏艺术家协会主席。在遗嘱里，赫鲁晓夫特地委托这位艺术家做墓前的雕塑。也许，私下里赫鲁晓夫和这位大艺术家是朋友，或欣赏他的艺术风格，抑或对自己的错误决策感到忏悔？
置身墓园，面对一个个雕塑，各墓主的灵魂与墓碑雕塑的艺术形式巧妙呼应，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俄罗斯墓园文化。每座墓碑雕塑都仿佛在诉说历史的一页，个人的华彩和遗憾。在这里你才感受到生命的完整性，感受到死亡才是生命的完整句号。而这个句号又是以艺术美的高度来感知死亡，超越死亡。在墓园赞美完整的生命，新圣女公墓做到了。陪同的莫斯科朋友认为：在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心中，新圣女公墓不是告别生命的地方，而是重新认识生命、净化灵魂的场所。
2004年夏天，也没有围墙，只有起伏有致的草地、水洼和森林；一座雕塑般的十字架竖在湖畔一侧；一处不显眼的平层建筑和周边景物融为一体，大概是火葬场和教堂；只是没有看到墓地惯常的墓碑群。
我是慕名而来的，这个墓地于1994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两名瑞典年轻建筑师用了20年时间，将这个墓地营造成了一个影响西方世界墓地改革的标杆。
20世纪初，因城市墓园使用面积供不应求，斯德哥尔摩政府决定对郊区的一处森林进行改造，在保持优美环境的前提下，开辟出一块可供火化墓葬的大型公共墓园。
火葬在信奉基督教的北欧国家曾一度是敏感话题。对信众来说，尸体被火化了，如何复活？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火葬不仅不会像传统土葬那样，给环境带来污染，还能让公共墓地和教区墓地成为人们休闲消遣的场所。
这个林地公墓占地一平方公里，略大于耶路撒冷老城，原始森林一望无边。在两位杰出的瑞典建筑师的改造下，变成了由松林、草丘、墓地和教堂组合成的新型墓园。看不到焚烧的烟囱，也没有教堂的塔尖标志。但简约的现代教堂空间可举办不同规模的葬礼。墓地坐落在疏密有致的松树林中，树干高而直，墓穴四散分布于松树的间隙中。任何斯德哥尔摩市民只需缴纳每年50欧元的管理费，都可以安葬在这个宁静的墓园里。无论富贵贫穷，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
世纪大美人葛丽泰·嘉宝也安葬在这里。嘉宝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很小就为补贴家庭外出打工。偶然被电影导演斯蒂勒发现，送到美国发展。30年代的好莱坞造就了嘉宝。她成为全世界男人梦寐以求的女神。影迷称她为“来自瑞典的斯芬克斯”。这位举世瞩目的巨星却在36岁的事业巅峰期选择隐退，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她84岁病逝后，也没有举办公开的葬礼，至死都是个神秘女人。她的骨灰安葬在林地公墓，墓碑矮矮的，上面仅有她的名字，尽管墓的主人是瑞典人引以为豪的女明星。
我还去过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那是浪漫的法兰西民族埋葬法国伟人的墓地。先贤祠的前身是大革命到来时刚完成的教堂。革命党人提议将其改造成对法兰西民族有贡献的伟人的墓地。进入穹顶结构的大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高悬的球体在缓慢地摆动。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莱昂的高达67米的钟摆装置就是在这里首次以实验力学的方法证明了地球的自转。墓地设在地宫，通道两侧是隔间，每个隔间都是“上下铺”结构。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居里夫妇、雨果……，伏尔泰和卢梭是整个墓宫的中心，两人都被尊为大革命的先驱。伏尔泰的棺木上镌刻着：“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正是这种理想，号召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伏尔泰墓室的对面是卢梭的墓室，卢梭的“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思想不仅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思想，也已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国思想。法国人心目中的伟人，不仅仅要有出众的建树，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的思想上的贡献。雨果和左拉的墓室前的文字，介绍的是他们的反专制、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是他们的文学建树。
在先贤祠，我还想到了戴高乐将军。我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戴高乐将军去世时，我还在部队服兵役。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戴高乐将军要求将自己安葬在家乡，葬礼由家人和助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举行葬礼时，除家庭成员、“二战”期间的老战友和当地的官员外，不留别的位置。不要乐队，也不要军号。遵照将军遗愿，葬礼简朴，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由村里的青年抬往墓穴。棺木约合350法郎。半个世纪过去，我对那篇报道仍记忆犹新。伟人如此俭朴地安排身后事，是人生的大智慧。
2017年春节，我还访问了日本北海道札幌的真驹内泷野墓园，去现场感受安藤忠雄设计的“头大佛”作品。四年前，墓园的创建人找到安藤先生，希望能为墓园建立30周年做个纪念建筑，同时希望这个建筑能和一个孤零零的30米高的坐佛结合起来，成为札幌的新地标。这显然是个难题。
2016年夏初，“头大佛”项目正式对外开放，开满梦幻般的紫色薰衣草的人造山丘顶端露出半个佛头的景象，引起国际新闻界的关注和褒奖。令墓园主人高兴的是，“头大佛”的再造项目不仅成了札幌的新地标，还成了受欢迎的景点。
我喜欢安藤的作品，20年间追星般地考察参观安藤设计的项目。不仅组织万科的建筑师去日本逐个探访安藤的作品，研究借鉴；个人还多次在美国、欧洲寻访安藤的作品。
我考察过的安藤作品中，包括与生死有直接关联的“光、水、风”的基督教堂，佛教的本福寺水御堂。我对这两个作品特别感兴趣。经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起，与本土的神道教有机融合，形成日本的独特文化，但“一神论”的基督教和东亚文明的日本信仰却不大相关。但是在世界文化融合的今天，安藤先生突破文化冲突和限制，设计出东西方共同面对人类生死主题的建筑，这深深打动了我。我产生了请安藤先生到中国设计墓园的强烈念头。做房地产，做住宅小区，不是应该观照人的一生吗？出生入死的问题都应该观照到。从事了30多年的房地产业，以住宅和配套设施为主，“出生”的场景几乎都面对了，但“入死”的场景还没有。很想与安藤忠雄先生一起，借着死亡课题来一次生死观的对话和合作，开拓对死亡的认识和对生命完整性的深层认知……
在“头大佛”项目现场，踏雪蹚过结冰的水池，进入覆盖大佛的浅丘的甬道。行走在昏暗的甬道中，不觉步子慢了下来。心情平静地进入洞窟，突然豁然开朗。异常高大的大佛安坐眼前，阳光穿过露天的穹顶直射在大佛身上。安详的坐佛、阳光、蓝天、飘动的云朵，坐佛身上、盘腿上残留的积雪。沐浴着阳光，绕着大佛坐像走了一圈，脑海里浮现着罗马万神殿穹顶的天窗亮光、巴黎圣母院的梦幻玫瑰窗、敦煌石窟慈悲为怀的佛像……
陪同参观的墓园主人解释说，以前坐佛孤零零地露天，不觉得有这么大。他对安藤“把大佛罩起来，只露半个佛头”的方案很不理解。但工程完成后，参照环境不一样了，安藤的设计不仅增加了大佛的神秘感，有了对比，也令坐佛的视觉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参观时，墓园主人跟我谈到甬道的扇面造型，以及由复杂的褶皱形成的壁面工艺，对施工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甚至曾经影响了施工进度。我们两人都不太明白这个扇面造型的设计意图。再次见到安藤时，我向他询问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直截了当：“那不是女人的阴道吗？生命就是从艰难的管道里挣扎而出的，这种挣扎对新诞生的生命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啊，动不动就剖腹产，对婴儿的健康没有好处。”在这个墓园，安藤先生把生和死糅合在了一起。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生命才生生不息。“我希望我设计的墓地不是一个黑暗的地方，而是一个孩子也会来玩耍的、明亮的地方。”饭桌上，安藤先生吞了一把药丸，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