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里洛是一脉。我也是属于斯坦尼西奇家族的。”店主这样说,并报出了四条轮胎的价格,“非常便宜。”他微笑着,露出金色犬齿。父亲难以说出不字,便买了四条轮胎。店主坚持要立刻更换轮胎。他说,他自己会亲自处理,然后不知给哪儿打了个电话,有人会过来更换轮胎。
轮胎工是一个身穿工装裤、头戴耳机的年轻女子。1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启程了。然而,店主要求我们跟着他去到前往奥斯克鲁沙的十字路口。他要确保我们不会走错道。他开着一辆黑色宝马,坐在车里望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拐进山里。
前往奥斯克鲁沙,一路上尽是穿越森林的盘山道。一条条没有铺砌的小路通往一户户农家和一座座庄园,只有姓名,没有街名。在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眺望利姆河河谷,一切尽收眼底。一条绿莹莹的水带,一片片棕色的田野,一道道未加粉饰的红砖墙。十分肥沃,又十分空虚。越向山上,盘山道就越狭窄,越陡峭,一道险过一道,然后柏油路到了尽头。我们靠着崭新而异常便宜的轮胎一路上行。
现在去哪儿?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父亲最后一次回归故里是50年前的事了。小丛林,蕨类植物,无谓的吵吵嚷嚷。天空不会告诉你什么,树林也静默无声。周围一片片洼地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我们决定:继续盘山而上。沙沙沙,嗡嗡嗡,树叶,啄木鸟,被虫子叮咬的疼痛。一道坍塌的篱笆,仿佛有某种东西将它横着从地里揪出来似的。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加夫里洛曾经等待着奶奶和我的到来。
我试着想象爷爷年轻时怎样走在这些道上。身着休闲上装。骑着毛驴。我没能像他一样。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凭借照片想象的我。
第一个十字路口:一条狭窄的森林小道通向山下,灌木之间出现闪亮的空地。不对,要继续盘山而上。“只有盘山而上,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山顶上。”父亲这个具有哲学思辨的地理行家说。我们跟随着他。如果没人知道该怎么继续走,那你就要听从第一个表达意愿的人。
最高点上有一座小房子。一个老头从门里走出来,望着我们,慢慢悠悠地迎面而来,在房子与不速之客之间的半道上停住脚步。他头戴便帽,身穿马甲,裤子提得高高的,手里拿着一块巨大的火腿面包。
他大声喊道:“是谁迷了路,在我的树林里转来转去呢?”
母亲低声说:“大家管我叫玛丽亚。”她疑虑重重,宁可信口编造一个塞尔维亚名字,也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名。
我们自我介绍。当说出“玛丽亚”时,母亲微笑着,并且让人看到了她的牙齿。
树林主人又开始挪动步子。他的眼睛是深褐色。和我的一样,我立刻想到,因为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们到底是斯坦尼西奇家族哪一脉的?”说到博戈萨夫,他点点头;提起克里斯蒂娜,他说“好的,没错”。“这么说你们要去扫墓吧?”
“是的。”我说。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也打算去看看加夫里洛。”
“你们怎么会认识他?”
“我以前来过这里一次。”
“这么说,你熟悉这地方。加夫里洛在山谷里。我们在这里有一座小房子。你们只管循着雷霆般的鼾声找去,就肯定会找到他。他让我在这里照看羊群。”老人摇摇头,咧嘴一笑,“我叫斯雷托耶,”他说着把火腿面包拿到左手上,为了握手欢迎我们,“加夫里洛是我哥哥。然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会心地微微一笑,于是我们也会心地微微一笑。就在大家会心微笑的时候,斯雷托耶·斯坦尼西奇琢磨着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一一道来:
“克里斯蒂娜是你母亲。”他大声地冲着父亲说。此时此刻,他才真的对我们的出现感到好奇。“来看望加夫里洛。”他本来要去照看羊群,现在却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我们可要好好拉一拉家常。你们可以过后去墓地。他们还会待在那里。”
他很好奇。他又一次说起话来,并且开始讲故事。他首先为这块面包说了声对不起,他还没吃早餐呢。这座房子是学校,有个冰箱。他的冰箱已经坏了几个星期了。
“我那会儿上学时,”他说,并未咬一口面包,“我们这里有70个孩子。现在只有三个了。我们当时有一位女老师,也不是人人都喜欢她,可以这样说。她名叫达妮察。年轻聪明。我是说,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她。问题在哪儿呢?她不是当地人。不是当地人,但她从她出身的地方带来了很特别的思想和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拉特科抱怨得最厉害。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捣蛋。达妮察把这三个孩子管教得老老实实。尽管如此,拉特科还是不满意。他一周接一周地找上门去跟她理论。他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什么家务管理!孩子们为什么要学这玩意儿?成绩差?这玩意儿他在家里也会教!这样说个没完没了。是的,后来,拉特科从马上掉下来,情况相当糟糕。但更惨的是,他坠落时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他往后可能只能靠吸管吃饭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而达妮察,那个女老师,她是继拉特科的家人之后第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人。带着香蕉!这是一件人们议论了好久的事,说她送去了香蕉。还有她对医生说的有关拉特科的话:‘请你让他恢复健康,让他的舌头像以前那样坏就行了。’
“是的,听到这话后,他禁不住笑出声来,拉特科。他后来连七个字母都说不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达妮察能去看望他,拉特科对此深为感谢,十分敬重。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到他说过达妮察一句坏话。可惜达妮察后来又回到城里去了。是的,你想想,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拿着棍棒教纪律的老师。”
我们依然站在学校下方。斯雷托耶说:“我们闲站在这里干什么。去我家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聊个痛快。”他领着我们径直穿过树林,“你们一家人也常常盛情接待我。”他注视着母亲,“你们是哪里人,玛丽亚?”
“维舍格勒人,世世代代都是维舍格勒人。”母亲说,接着又不得不引开话题,免得人家追问她的家谱。从树林边上可以看到一栋房子,母亲询问起什么人生活在那里。
“一只猫咪。建造这房子的人是一个志愿兵。他两次从战争中返回来,从第二次战争中回来时身负重伤,但他无论如何要死在这个地方。他的孩子们死在了这里。他的孙子们将会死在别的什么地方。”
到了房前,他停住脚步。我心想:此时此刻,他准会咬一口面包,但他没这样做,而是抬高嗓门,仿佛要我们意识到他的话很重要:“你们在这里建些什么吧,就在你们家曾经坐落的地方!你们建一座新房子吧!这是你们家的!一切都是你们家的。”然后又冲着我说,“别这样东张西望。这家伙当然不会回来死在这里!他还要写五年他的战争故事,或者不知道还要折磨大家多久。”
房前的院子里,一棵山梨树正在开花,一头猪在粪堆里拱来拱去,一张桌子摇摇欲坠。夏日里,他时而在桌子上过夜,他说道。因为背痛,因为要看星斗。
他让我们看他的烤肉棚,看看他的黑狗,看看他的黑马。“这马是我养来骑的,但也是养来说话的。”他说。他很想念妻子。“她也几乎只待在山谷里。”然后他边笑边说,“有时候——我有时候很想念妻子。”
他让我们进屋去。我们脱掉鞋以后,他说:“玛丽亚,麻烦你给我们煮咖啡吧。”
母亲愣了一下。
斯雷托耶把咖啡容器递给我母亲后便坐下来,让父亲和我一同坐下来,把火腿面包放到桌子上。母亲往四周看了看。想问什么。没有问,一句话都不说,打开橱柜。父亲和我也一声不吭。
外面是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山包。这个世界弯向四面八方:向下进入山谷里,穿过草地、田野和村落;向上通往维亚拉茨山那壮美的顶峰。奥斯克鲁沙。
“你们可别责怪我,我在这里如此……家里如此凌乱。我独自一人,不知道你们要来看我。”斯雷托耶说。母亲找到了咖啡壶,轻轻咳了一声。
“你们可别误解我。我不想吹牛。但我们可是村里第一个用上冰柜的人家。”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在灶台上忙来忙去。
“我们家曾经有13个孩子,6个成人。门前摆满了鞋。当你进门时,会被绊得踉踉跄跄。没有好鞋跟,那你就无法在这里过上好日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母亲一天到晚缝缝补补。尽管如此,你还是需要新鞋。你寄去一封信,过不了几天,公社就给你送来新鞋,或者面粉,或者药品。这还是在铁托领导下的时候。公社事事都关心你。然而,当公社决心要索取,而不是给予时,你就会感到苦不堪言。那时就不是冰雪老人一样的人背着满满一包鞋站在你门前,而是同时出现三四个人,他们亮出证件,要和你们分享面包。”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按下按钮,用手心试了试炉盘是不是很快就会热起来。
“我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我父亲当年坐的老位子。吃早饭和晚饭时。白天要在田里干活。他只坐在这里,长年累月只坐在这里。”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把水倒进咖啡壶里,又把壶放到炉盘上。她背对着我们,短暂地用手捂住脸。
“不说啦。现在来点烧酒吧,”斯雷托耶说,“玛丽亚,请你在那里看看,架子上有瓶酒。给你也拿个小酒杯来。酒杯就在玻璃柜里。”在母亲向酒杯里倒烧酒的时候,斯雷托耶终于咬了一口面包。他咀嚼着,而母亲正在他背后倒烧酒。
“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上帝、一位父亲和一块地毯,”斯雷托耶说,“瞧这块地毯,这是我母亲亲手织染的。愿她在天之灵永远开心!”他举起酒杯。
母亲犹豫不决。她的杯子是空的。她用手指遮住捧在手里的酒杯,再次贴到嘴唇上。我们喝着酒。斯雷托耶却没喝。他给自己手心里滴了一滴酒,抹了抹,接着鼻子凑上去闻了闻。
“免得让你们误会,”他边说边从马甲兜里掏出一只透明的塑料袋,“你们瞧瞧,这就是背痛的检查结果。六个月以来,我不能举任何重东西。我也举不起来啊。我不中用了!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喝酒,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你们可千万别责怪我。”斯雷托耶说。母亲又站到灶台前。炉盘上烧的水连气都不冒。
“我参加过374场婚礼。”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煮好咖啡。
“这里有好年景,也有坏年景。但真正的坏年景从来没有过,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说对吗?我至多冬天在山谷里待上几个星期,除此之外始终住在这里。从前,我们耕种自家的地需要十天之久。十天啊!而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块种土豆的田地和一点儿苜蓿地。”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着水烧开。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在所有这些岁月里,在数十年里,我绝对无法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如此长久地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
“我本来可以离开这里。可以舍弃一切。然而不管怎么说,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让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我继承了我父亲的命运,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不是什么咒语。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拥有它!人们如是说。我可不这样说。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斯雷托耶说着,而母亲在等着水烧开,“这要看有用还是没用。如果你们觉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日子会过得更好,那你们就不必厮守在这里——好吧。可话说回来,你们要在四周围上一道篱笆。邻居的畜生不能踏进你家的领地。一切都要合乎规矩!”斯雷托耶说。炉盘上烧的水依然没开。
“为了不造成误会,”斯雷托耶说,“我守在这里,并非因为我非得要干什么。我之所以守在这里,是因为如果没有我,属于我们家的一切都会走向衰亡。正因为如此,我宁可与之相依为命,在这里待下去,老老实实地待下去。”他又给手心里滴上酒闻了闻。
水还没烧开。母亲攥紧拳头。母亲怒火中烧,因为她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等待着水烧开。她已经在这个老掉牙的灶台前站了足足十分钟。她怒火中烧,肯定也担心咖啡煮不好。况且她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把这种愤怒和担忧留给了她。理所当然。
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老掉牙的电话机。
“电话机还能用吗?”我问。
斯雷托耶拿起听筒,倾听着,又挂上,然后说:“不能用了。”
母亲打开炉门盖,又把它关上。滗去一些水。炉灶上方挂着一个香炉,摇来晃去的。冰箱的盖板松动了,斜挂着,上面放着一包盐,几乎要滑下来。门上有一块磁吸头像,上面是佩奇牧首伊里内伊(1)的头像,留着大胡子,戴着滑稽的礼帽之类。斯雷托耶又给我们斟上酒。此时此刻我才发现,酒瓶里插着一个木头十字架。
“有一个神父,”斯雷托耶说,“每年都来为我的饭锅祈祷赐福。后来有一年,他没来,人们也吃不出什么区别,于是我就不再请他来了。”
母亲在灶台前踱来踱去。
“我在查伊尼切学过绘画,”斯雷托耶说。“70年代,查伊尼切是个气候宜人的疗养地。东方大酒店。不打领带你是进不去的。如今的查伊尼切满目疮痍,伤痕累累。战争把它彻底毁掉了。从前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要是没有科尔尼亚察(2)和他的军队的话,今天恐怕会达到百分之百,我给你们说的是真心话。但要是这里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好了。我当过兵,我并不想隐瞒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按宗教信仰区分过人,绝对没有!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斯雷托耶说。母亲用脚踢着炉门。父亲和我抬头望去。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讲下去。
“可恶的战争爆发后,你所积蓄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他说,“老实说,一帮罪犯。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好人,就有三个罪犯。我当年绝对不会忍饥挨饿,也绝对不会缺衣少穿。但是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没吃的没穿的,到处都是这样的光景。”他边说边给手心里滴上酒,“我可以向你们断言,一个时代将会到来。”他说。这时,母亲走了出去。
也许过了30秒,她又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根棒子,手臂长短,相当粗壮。她拿着棒子站到咖啡壶前,两手挥动,犹如舞弄一个美式棒球杆。
在通往楼上的门旁挂着一幅圣人像:镶着金框的圣格奥尔格像。画面上有一条龙欲咬住一匹马的肋腹。马儿受惊跃起。圣人的眼睛睁得老大,长矛指向一旁。母亲用衣袖掠过嘴边。
“我最相信你,”斯雷托耶对我说,“你现在给我说说二手车的事。如果在你现在生活的地方买二手车运送到这儿,加上关税以及其他开支,比如说,开了三年的旧车,价钱怎样?”
我对二手车可是一窍不通。相比之下,我更熟悉海狸的生存状态。我望着父亲,他却盯着母亲,没在听我说什么。于是我含混不清地说了几个任意的数字。斯雷托耶对此频频点头,此刻又讲起他的拖拉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只听到啪的一声响——
母亲扔掉手里的棒子。她四下看了看。她满脸通红。她拧开咖啡罐,把咖啡倒进沸腾的水里。
“我太爷爷米洛拉德,”斯雷托耶说,“活到了183岁。直到他百岁生日时,大家都必须听他的,全家人,也就是说半个村子。后半辈子83年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苦苦思索,思索再思索。当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在火岩旁杀死了一个宪兵逃跑后,他便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最终也找到了他。他们谈了一会儿。后来,我爷爷就投案自首了。”
“他为什么杀了宪兵?”母亲问。
“天知道,反正是杀人了,”斯雷托耶说,“他几年后被释放了。就我所知,他之后再也没杀过人。”斯雷托耶说着站起来。
“克里斯蒂娜·斯坦尼西奇是个好人。她很关心我们户族的墓地。她尽心尽力。该她做的她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做了。你们说说她的身体怎样?她经常独自一人吗?是的,这事关键在你们,别让她经常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事就看你们怎么做。说起克里斯蒂娜时,我必须站起来。要说起这样一个女人,你可不能坐着不动。”
母亲端来咖啡。她给我们一一斟上咖啡。我们喝着黑咖啡。
父亲向斯雷托耶打听火岩的情况。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他咳嗽了一声。
父亲说起那个蛇窝。他或者我们要去那儿干什么,父亲并没有和盘说出来。还没等我能想出什么说法,斯雷托耶便劝我们别上那儿去。去那里的路可不好走,让人心惊胆战,因为没人关心路的好坏。要说天气吧,到了下午,天气变化无常,这会儿阳光照耀,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现在得去看看羊群了,可别让它们进入苜蓿地里。”斯雷托耶没喝完咖啡就出了门。
母亲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你看见老电话机了吗?”我对她说,为了避免沉默。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它汪汪地叫来叫去。这是唯一的响声。斯雷托耶没回来。狗依然叫个不停。我们走出去,母亲走在前面。
狗龇牙咧嘴,隔着篱笆汪汪叫。但是,那里什么也看不到。空气如同迷迭香。桌子上长满苔藓。斯雷托耶竭力劝着狗。母亲跪在身旁的草地上。狗就像发疯似的,口水不停地从口角滴下来。母亲把手伸过篱笆。狗气喘吁吁,嘶嚎了一声,身子抖了抖便不声不响了。它嗅了嗅母亲的手心。看母亲的样子,仿佛她悄悄地给它说了些什么。狗打起哈欠。
“你们过后肯定要去吧。”斯雷托耶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火岩看看的话,”他说,“那可别太晚了!”
当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时,母亲停住脚步。我们前面是树林。上坡的小路消失在丛林里。维亚拉茨山就在我们上方。
母亲说:“我不想上那儿去。”
“肯定不远了。”我说。
“什么?什么叫不远了?”
我无以应答。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在这地方寻找什么呢?”
“没有什么确切的东西。”我说。不是一条条会变成话语的蛇,或者相反,我心想着。我心想着:我真的也知道怎样煮咖啡。我心想着:什么东西缺失了。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去墓地吧,”母亲说,“然后就回家。瞧后面那儿,风起云涌,马上要下大雨了。我不想站在这里被淋成个落汤鸡。”
我立刻顺从母亲。母亲看起来不再担惊受怕,只是理所当然地有点儿心绪烦躁。这样做似乎会简单地变成一次全家的大自然郊游。好久以来,我们再也没有三个人一起享受过什么美好的东西了。父亲朝着树林方向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好吧,去墓地,起码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墓地上的杂草刚被剪过了,一个斯坦尼西奇墓前摆放着鲜花。我们拔去杂草,点上蜡烛。那棵山梨树上,初生的白色花朵在枝头含苞欲放。自从上次研究山梨树以来,有一句话铭刻在我的心里(那句被提醒的话),我必须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嫩枝顶端的花序呈伞形。”父亲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大概传递它的意思。
我饿了,而树上的花朵弥漫出令人惬意的馨香。
我望着太爷爷太奶奶那坍塌的房子,我有那么多东西弄不明白。弄不明白膝盖是怎样运转的。笃信宗教的人与把金钱和希望寄托于魔法、赌场、药丸或者千里眼(内娜·梅耶玛除外)的人有何不同。我不理解坚持民族原则,不理解喜欢吃甜爆米花的人。我不理解素质会与出身绑定,也不理解有些人随时准备着以出身的名义奔赴战场。我不理解那些认为他们能同时生存在两个地方的人(可话说回来,要是真的有人能这样生存,我很愿意拜他为师)。我多么愿意同时生存在两个时代啊。我喜欢问儿子最喜欢什么东西。“紫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他最近说,“也是你最喜欢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站在那棵智慧树下,而这棵树扎根于太爷爷太奶奶的坟墓里,树枝上再也没有蛇发出嘶嘶声,再也看不到什么象征。它仅仅开着花。
我们在雨夜里返回维舍格勒。我们买来啤酒和一块热乎乎的白面包。我们进屋时,奶奶坐在沙发上。我想说些快乐的事,可我什么快乐的事都想不起来。我拥抱她,问她喝没喝够水。
“你们没找到我的佩罗。”奶奶沙哑地说。
“没找到。”我说。
“你们就没好好找。”
母亲帮她刷牙。我们安顿她上床睡觉,坐在她旁边喝着啤酒。
父亲问我,是不是高兴又去了一次奥斯克鲁沙。
“你高兴吗?”
他耸耸肩。
母亲说:“我很高兴。风景美不胜收。”
“一个奇怪的家伙,斯雷托耶。”我说。
“一点儿都不奇怪。”她说。
奶奶闭上了眼睛。我把手贴到她脸颊上。我们没好好找。
(1) Irinej(1930—2020),塞尔维亚的东正教精神领袖。佩奇牧首修道院是塞尔维亚牧首的驻地。
(2) Dušan Kornjača,塞族军队地区首领,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强行驱逐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