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里洛是一脉。我也是属于斯坦尼西奇家族的。”店主这样说，并报出了四条轮胎的价格，“非常便宜。”他微笑着，露出金色犬齿。父亲难以说出不字，便买了四条轮胎。店主坚持要立刻更换轮胎。他说，他自己会亲自处理，然后不知给哪儿打了个电话，有人会过来更换轮胎。
轮胎工是一个身穿工装裤、头戴耳机的年轻女子。10分钟后，我们就可以启程了。然而，店主要求我们跟着他去到前往奥斯克鲁沙的十字路口。他要确保我们不会走错道。他开着一辆黑色宝马，坐在车里望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拐进山里。
前往奥斯克鲁沙，一路上尽是穿越森林的盘山道。一条条没有铺砌的小路通往一户户农家和一座座庄园，只有姓名，没有街名。在空旷的地方，你可以眺望利姆河河谷，一切尽收眼底。一条绿莹莹的水带，一片片棕色的田野，一道道未加粉饰的红砖墙。十分肥沃，又十分空虚。越向山上，盘山道就越狭窄，越陡峭，一道险过一道，然后柏油路到了尽头。我们靠着崭新而异常便宜的轮胎一路上行。
现在去哪儿？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父亲最后一次回归故里是50年前的事了。小丛林，蕨类植物，无谓的吵吵嚷嚷。天空不会告诉你什么，树林也静默无声。周围一片片洼地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
我们决定：继续盘山而上。沙沙沙，嗡嗡嗡，树叶，啄木鸟，被虫子叮咬的疼痛。一道坍塌的篱笆，仿佛有某种东西将它横着从地里揪出来似的。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加夫里洛曾经等待着奶奶和我的到来。
我试着想象爷爷年轻时怎样走在这些道上。身着休闲上装。骑着毛驴。我没能像他一样。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凭借照片想象的我。
第一个十字路口：一条狭窄的森林小道通向山下，灌木之间出现闪亮的空地。不对，要继续盘山而上。“只有盘山而上，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山顶上。”父亲这个具有哲学思辨的地理行家说。我们跟随着他。如果没人知道该怎么继续走，那你就要听从第一个表达意愿的人。
最高点上有一座小房子。一个老头从门里走出来，望着我们，慢慢悠悠地迎面而来，在房子与不速之客之间的半道上停住脚步。他头戴便帽，身穿马甲，裤子提得高高的，手里拿着一块巨大的火腿面包。
他大声喊道：“是谁迷了路，在我的树林里转来转去呢？”
母亲低声说：“大家管我叫玛丽亚。”她疑虑重重，宁可信口编造一个塞尔维亚名字，也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名。
我们自我介绍。当说出“玛丽亚”时，母亲微笑着，并且让人看到了她的牙齿。
树林主人又开始挪动步子。他的眼睛是深褐色。和我的一样，我立刻想到，因为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们到底是斯坦尼西奇家族哪一脉的？”说到博戈萨夫，他点点头；提起克里斯蒂娜，他说“好的，没错”。“这么说你们要去扫墓吧？”
“是的。”我说。
“那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也打算去看看加夫里洛。”
“你们怎么会认识他？”
“我以前来过这里一次。”
“这么说，你熟悉这地方。加夫里洛在山谷里。我们在这里有一座小房子。你们只管循着雷霆般的鼾声找去，就肯定会找到他。他让我在这里照看羊群。”老人摇摇头，咧嘴一笑，“我叫斯雷托耶，”他说着把火腿面包拿到左手上，为了握手欢迎我们，“加夫里洛是我哥哥。然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会心地微微一笑，于是我们也会心地微微一笑。就在大家会心微笑的时候，斯雷托耶·斯坦尼西奇琢磨着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一一道来：
“克里斯蒂娜是你母亲。”他大声地冲着父亲说。此时此刻，他才真的对我们的出现感到好奇。“来看望加夫里洛。”他本来要去照看羊群，现在却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坐坐。“我们可要好好拉一拉家常。你们可以过后去墓地。他们还会待在那里。”
他很好奇。他又一次说起话来，并且开始讲故事。他首先为这块面包说了声对不起，他还没吃早餐呢。这座房子是学校，有个冰箱。他的冰箱已经坏了几个星期了。
“我那会儿上学时，”他说，并未咬一口面包，“我们这里有70个孩子。现在只有三个了。我们当时有一位女老师，也不是人人都喜欢她，可以这样说。她名叫达妮察。年轻聪明。我是说，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她。问题在哪儿呢？她不是当地人。不是当地人，但她从她出身的地方带来了很特别的思想和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拉特科抱怨得最厉害。他有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捣蛋。达妮察把这三个孩子管教得老老实实。尽管如此，拉特科还是不满意。他一周接一周地找上门去跟她理论。他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什么家务管理！孩子们为什么要学这玩意儿？成绩差？这玩意儿他在家里也会教！这样说个没完没了。是的，后来，拉特科从马上掉下来，情况相当糟糕。但更惨的是，他坠落时咬伤了自己的舌头。他往后可能只能靠吸管吃饭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而达妮察，那个女老师，她是继拉特科的家人之后第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人。带着香蕉！这是一件人们议论了好久的事，说她送去了香蕉。还有她对医生说的有关拉特科的话：‘请你让他恢复健康，让他的舌头像以前那样坏就行了。’
“是的，听到这话后，他禁不住笑出声来，拉特科。他后来连七个字母都说不全，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达妮察能去看望他，拉特科对此深为感谢，十分敬重。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到他说过达妮察一句坏话。可惜达妮察后来又回到城里去了。是的，你想想，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拿着棍棒教纪律的老师。”
我们依然站在学校下方。斯雷托耶说：“我们闲站在这里干什么。去我家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聊个痛快。”他领着我们径直穿过树林，“你们一家人也常常盛情接待我。”他注视着母亲，“你们是哪里人，玛丽亚？”
“维舍格勒人，世世代代都是维舍格勒人。”母亲说，接着又不得不引开话题，免得人家追问她的家谱。从树林边上可以看到一栋房子，母亲询问起什么人生活在那里。
“一只猫咪。建造这房子的人是一个志愿兵。他两次从战争中返回来，从第二次战争中回来时身负重伤，但他无论如何要死在这个地方。他的孩子们死在了这里。他的孙子们将会死在别的什么地方。”
到了房前，他停住脚步。我心想：此时此刻，他准会咬一口面包，但他没这样做，而是抬高嗓门，仿佛要我们意识到他的话很重要：“你们在这里建些什么吧，就在你们家曾经坐落的地方！你们建一座新房子吧！这是你们家的！一切都是你们家的。”然后又冲着我说，“别这样东张西望。这家伙当然不会回来死在这里！他还要写五年他的战争故事，或者不知道还要折磨大家多久。”
房前的院子里，一棵山梨树正在开花，一头猪在粪堆里拱来拱去，一张桌子摇摇欲坠。夏日里，他时而在桌子上过夜，他说道。因为背痛，因为要看星斗。
他让我们看他的烤肉棚，看看他的黑狗，看看他的黑马。“这马是我养来骑的，但也是养来说话的。”他说。他很想念妻子。“她也几乎只待在山谷里。”然后他边笑边说，“有时候——我有时候很想念妻子。”
他让我们进屋去。我们脱掉鞋以后，他说：“玛丽亚，麻烦你给我们煮咖啡吧。”
母亲愣了一下。
斯雷托耶把咖啡容器递给我母亲后便坐下来，让父亲和我一同坐下来，把火腿面包放到桌子上。母亲往四周看了看。想问什么。没有问，一句话都不说，打开橱柜。父亲和我也一声不吭。
外面是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山包。这个世界弯向四面八方：向下进入山谷里，穿过草地、田野和村落；向上通往维亚拉茨山那壮美的顶峰。奥斯克鲁沙。
“你们可别责怪我，我在这里如此……家里如此凌乱。我独自一人，不知道你们要来看我。”斯雷托耶说。母亲找到了咖啡壶，轻轻咳了一声。
“你们可别误解我。我不想吹牛。但我们可是村里第一个用上冰柜的人家。”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在灶台上忙来忙去。
“我们家曾经有13个孩子，6个成人。门前摆满了鞋。当你进门时，会被绊得踉踉跄跄。没有好鞋跟，那你就无法在这里过上好日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母亲一天到晚缝缝补补。尽管如此，你还是需要新鞋。你寄去一封信，过不了几天，公社就给你送来新鞋，或者面粉，或者药品。这还是在铁托领导下的时候。公社事事都关心你。然而，当公社决心要索取，而不是给予时，你就会感到苦不堪言。那时就不是冰雪老人一样的人背着满满一包鞋站在你门前，而是同时出现三四个人，他们亮出证件，要和你们分享面包。”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按下按钮，用手心试了试炉盘是不是很快就会热起来。
“我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我父亲当年坐的老位子。吃早饭和晚饭时。白天要在田里干活。他只坐在这里，长年累月只坐在这里。”斯雷托耶说。这时，母亲把水倒进咖啡壶里，又把壶放到炉盘上。她背对着我们，短暂地用手捂住脸。
“不说啦。现在来点烧酒吧，”斯雷托耶说，“玛丽亚，请你在那里看看，架子上有瓶酒。给你也拿个小酒杯来。酒杯就在玻璃柜里。”在母亲向酒杯里倒烧酒的时候，斯雷托耶终于咬了一口面包。他咀嚼着，而母亲正在他背后倒烧酒。
“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上帝、一位父亲和一块地毯，”斯雷托耶说，“瞧这块地毯，这是我母亲亲手织染的。愿她在天之灵永远开心！”他举起酒杯。
母亲犹豫不决。她的杯子是空的。她用手指遮住捧在手里的酒杯，再次贴到嘴唇上。我们喝着酒。斯雷托耶却没喝。他给自己手心里滴了一滴酒，抹了抹，接着鼻子凑上去闻了闻。
“免得让你们误会，”他边说边从马甲兜里掏出一只透明的塑料袋，“你们瞧瞧，这就是背痛的检查结果。六个月以来，我不能举任何重东西。我也举不起来啊。我不中用了！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喝酒，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你们可千万别责怪我。”斯雷托耶说。母亲又站到灶台前。炉盘上烧的水连气都不冒。
“我参加过374场婚礼。”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煮好咖啡。
“这里有好年景，也有坏年景。但真正的坏年景从来没有过，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说对吗？我至多冬天在山谷里待上几个星期，除此之外始终住在这里。从前，我们耕种自家的地需要十天之久。十天啊！而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块种土豆的田地和一点儿苜蓿地。”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着水烧开。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在所有这些岁月里，在数十年里，我绝对无法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如此长久地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斯雷托耶说。母亲在等待着。
“我本来可以离开这里。可以舍弃一切。然而不管怎么说，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里，让我们过这样的日子。我继承了我父亲的命运，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不是什么咒语。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什么——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拥有它！人们如是说。我可不这样说。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斯雷托耶说着，而母亲在等着水烧开，“这要看有用还是没用。如果你们觉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日子会过得更好，那你们就不必厮守在这里——好吧。可话说回来，你们要在四周围上一道篱笆。邻居的畜生不能踏进你家的领地。一切都要合乎规矩！”斯雷托耶说。炉盘上烧的水依然没开。
“为了不造成误会，”斯雷托耶说，“我守在这里，并非因为我非得要干什么。我之所以守在这里，是因为如果没有我，属于我们家的一切都会走向衰亡。正因为如此，我宁可与之相依为命，在这里待下去，老老实实地待下去。”他又给手心里滴上酒闻了闻。
水还没烧开。母亲攥紧拳头。母亲怒火中烧，因为她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等待着水烧开。她已经在这个老掉牙的灶台前站了足足十分钟。她怒火中烧，肯定也担心咖啡煮不好。况且她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把这种愤怒和担忧留给了她。理所当然。
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老掉牙的电话机。
“电话机还能用吗？”我问。
斯雷托耶拿起听筒，倾听着，又挂上，然后说：“不能用了。”
母亲打开炉门盖，又把它关上。滗去一些水。炉灶上方挂着一个香炉，摇来晃去的。冰箱的盖板松动了，斜挂着，上面放着一包盐，几乎要滑下来。门上有一块磁吸头像，上面是佩奇牧首伊里内伊(1)的头像，留着大胡子，戴着滑稽的礼帽之类。斯雷托耶又给我们斟上酒。此时此刻我才发现，酒瓶里插着一个木头十字架。
“有一个神父，”斯雷托耶说，“每年都来为我的饭锅祈祷赐福。后来有一年，他没来，人们也吃不出什么区别，于是我就不再请他来了。”
母亲在灶台前踱来踱去。
“我在查伊尼切学过绘画，”斯雷托耶说。“70年代，查伊尼切是个气候宜人的疗养地。东方大酒店。不打领带你是进不去的。如今的查伊尼切满目疮痍，伤痕累累。战争把它彻底毁掉了。从前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要是没有科尔尼亚察(2)和他的军队的话，今天恐怕会达到百分之百，我给你们说的是真心话。但要是这里压根儿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好了。我当过兵，我并不想隐瞒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按宗教信仰区分过人，绝对没有！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斯雷托耶说。母亲用脚踢着炉门。父亲和我抬头望去。斯雷托耶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讲下去。
“可恶的战争爆发后，你所积蓄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他说，“老实说，一帮罪犯。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好人，就有三个罪犯。我当年绝对不会忍饥挨饿，也绝对不会缺衣少穿。但是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没吃的没穿的，到处都是这样的光景。”他边说边给手心里滴上酒，“我可以向你们断言，一个时代将会到来。”他说。这时，母亲走了出去。
也许过了30秒，她又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根棒子，手臂长短，相当粗壮。她拿着棒子站到咖啡壶前，两手挥动，犹如舞弄一个美式棒球杆。
在通往楼上的门旁挂着一幅圣人像：镶着金框的圣格奥尔格像。画面上有一条龙欲咬住一匹马的肋腹。马儿受惊跃起。圣人的眼睛睁得老大，长矛指向一旁。母亲用衣袖掠过嘴边。
“我最相信你，”斯雷托耶对我说，“你现在给我说说二手车的事。如果在你现在生活的地方买二手车运送到这儿，加上关税以及其他开支，比如说，开了三年的旧车，价钱怎样？”
我对二手车可是一窍不通。相比之下，我更熟悉海狸的生存状态。我望着父亲，他却盯着母亲，没在听我说什么。于是我含混不清地说了几个任意的数字。斯雷托耶对此频频点头，此刻又讲起他的拖拉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只听到啪的一声响——
母亲扔掉手里的棒子。她四下看了看。她满脸通红。她拧开咖啡罐，把咖啡倒进沸腾的水里。
“我太爷爷米洛拉德，”斯雷托耶说，“活到了183岁。直到他百岁生日时，大家都必须听他的，全家人，也就是说半个村子。后半辈子83年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苦苦思索，思索再思索。当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在火岩旁杀死了一个宪兵逃跑后，他便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最终也找到了他。他们谈了一会儿。后来，我爷爷就投案自首了。”
“他为什么杀了宪兵？”母亲问。
“天知道，反正是杀人了，”斯雷托耶说，“他几年后被释放了。就我所知，他之后再也没杀过人。”斯雷托耶说着站起来。
“克里斯蒂娜·斯坦尼西奇是个好人。她很关心我们户族的墓地。她尽心尽力。该她做的她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做了。你们说说她的身体怎样？她经常独自一人吗？是的，这事关键在你们，别让她经常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事就看你们怎么做。说起克里斯蒂娜时，我必须站起来。要说起这样一个女人，你可不能坐着不动。”
母亲端来咖啡。她给我们一一斟上咖啡。我们喝着黑咖啡。
父亲向斯雷托耶打听火岩的情况。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他咳嗽了一声。
父亲说起那个蛇窝。他或者我们要去那儿干什么，父亲并没有和盘说出来。还没等我能想出什么说法，斯雷托耶便劝我们别上那儿去。去那里的路可不好走，让人心惊胆战，因为没人关心路的好坏。要说天气吧，到了下午，天气变化无常，这会儿阳光照耀，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现在得去看看羊群了，可别让它们进入苜蓿地里。”斯雷托耶没喝完咖啡就出了门。
母亲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你看见老电话机了吗？”我对她说，为了避免沉默。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它汪汪地叫来叫去。这是唯一的响声。斯雷托耶没回来。狗依然叫个不停。我们走出去，母亲走在前面。
狗龇牙咧嘴，隔着篱笆汪汪叫。但是，那里什么也看不到。空气如同迷迭香。桌子上长满苔藓。斯雷托耶竭力劝着狗。母亲跪在身旁的草地上。狗就像发疯似的，口水不停地从口角滴下来。母亲把手伸过篱笆。狗气喘吁吁，嘶嚎了一声，身子抖了抖便不声不响了。它嗅了嗅母亲的手心。看母亲的样子，仿佛她悄悄地给它说了些什么。狗打起哈欠。
“你们过后肯定要去吧。”斯雷托耶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火岩看看的话，”他说，“那可别太晚了！”
当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时，母亲停住脚步。我们前面是树林。上坡的小路消失在丛林里。维亚拉茨山就在我们上方。
母亲说：“我不想上那儿去。”
“肯定不远了。”我说。
“什么？什么叫不远了？”
我无以应答。
“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在这地方寻找什么呢？”
“没有什么确切的东西。”我说。不是一条条会变成话语的蛇，或者相反，我心想着。我心想着：我真的也知道怎样煮咖啡。我心想着：什么东西缺失了。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去墓地吧，”母亲说，“然后就回家。瞧后面那儿，风起云涌，马上要下大雨了。我不想站在这里被淋成个落汤鸡。”
我立刻顺从母亲。母亲看起来不再担惊受怕，只是理所当然地有点儿心绪烦躁。这样做似乎会简单地变成一次全家的大自然郊游。好久以来，我们再也没有三个人一起享受过什么美好的东西了。父亲朝着树林方向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好吧，去墓地，起码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墓地上的杂草刚被剪过了，一个斯坦尼西奇墓前摆放着鲜花。我们拔去杂草，点上蜡烛。那棵山梨树上，初生的白色花朵在枝头含苞欲放。自从上次研究山梨树以来，有一句话铭刻在我的心里（那句被提醒的话），我必须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嫩枝顶端的花序呈伞形。”父亲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大概传递它的意思。
我饿了，而树上的花朵弥漫出令人惬意的馨香。
我望着太爷爷太奶奶那坍塌的房子，我有那么多东西弄不明白。弄不明白膝盖是怎样运转的。笃信宗教的人与把金钱和希望寄托于魔法、赌场、药丸或者千里眼（内娜·梅耶玛除外）的人有何不同。我不理解坚持民族原则，不理解喜欢吃甜爆米花的人。我不理解素质会与出身绑定，也不理解有些人随时准备着以出身的名义奔赴战场。我不理解那些认为他们能同时生存在两个地方的人（可话说回来，要是真的有人能这样生存，我很愿意拜他为师）。我多么愿意同时生存在两个时代啊。我喜欢问儿子最喜欢什么东西。“紫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他最近说，“也是你最喜欢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站在那棵智慧树下，而这棵树扎根于太爷爷太奶奶的坟墓里，树枝上再也没有蛇发出嘶嘶声，再也看不到什么象征。它仅仅开着花。
我们在雨夜里返回维舍格勒。我们买来啤酒和一块热乎乎的白面包。我们进屋时，奶奶坐在沙发上。我想说些快乐的事，可我什么快乐的事都想不起来。我拥抱她，问她喝没喝够水。
“你们没找到我的佩罗。”奶奶沙哑地说。
“没找到。”我说。
“你们就没好好找。”
母亲帮她刷牙。我们安顿她上床睡觉，坐在她旁边喝着啤酒。
父亲问我，是不是高兴又去了一次奥斯克鲁沙。
“你高兴吗？”
他耸耸肩。
母亲说：“我很高兴。风景美不胜收。”
“一个奇怪的家伙，斯雷托耶。”我说。
“一点儿都不奇怪。”她说。
奶奶闭上了眼睛。我把手贴到她脸颊上。我们没好好找。
(1) Irinej（1930—2020），塞尔维亚的东正教精神领袖。佩奇牧首修道院是塞尔维亚牧首的驻地。
(2) Dušan Kornjača，塞族军队地区首领，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强行驱逐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