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夜色已深，但房门还没锁。奶奶躺在客厅沙发上，就是那个盖着玫瑰色罩子的沙发。她面色苍白。还有呼吸吗？
父母会在她身边过夜。我在德里纳河边租了一间小套房。酒店旁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流行民谣混合着叫喊声，一切都一如既往。睡觉就别想了。一个钟头后，我又去大街上溜达。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东张西望，随地吐痰。我从来没沾染过这样的习气。这种流里流气自以为是的恶习根深蒂固，四处泛滥。
德里纳河无声无息，黑蒙蒙一片。太爷爷太奶奶的房子曾经坐落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对面是一棵垂柳。外公喜欢坐在垂柳下面钓鱼。一个男子正对着河里撒尿，他骂某人是婊子，说着把他的衬衫扔进河里。
在返回途中，我从老桥旁上岸。在第一座桥拱下面，一群人围着一堆篝火坐在那里。我走上前去，有两个人随之站起来。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举起双手用英语大声说：“一个朋友，只是一个朋友。”并说出我的名字。这两人又坐下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问他们从哪儿来。
阿富汗。你呢？
当地人。
你能帮帮我们吗？
他们想去北方，让我看他们一家人在废墟和灰烬前留下的照片。我寻思着，斯特沃能不能开车送他们去呢。我傻乎乎地要给他们一些钱，他们不肯接受。他们头顶上方的桥已经有340年历史了。
我问他们一路上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一个人放声大笑。另一个说：“总是没人帮忙。”
第二天一早，奶奶认出了我们大家。我们回来了，她很高兴。到了中午，她便只能认出她儿媳。下午时分，她不知所措地问我父母：“你们身旁这个年轻小伙子是谁？”
晚饭前，我又前往那座桥。可那些阿富汗人不见踪影了。
母亲做了酿柿子椒，我走进楼梯间时就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楼梯间里也聚集着一些昔日的气味。那个小塑料球的气味，我们小时候把它从走廊这边踢到那边。它绝对不太坚硬，因为我们只穿着长袜子，况且门上还镶着玻璃。
有时候，这里也弥漫着那个士兵的气味，一种汽油、金属和叫喊声混合起来的气味。到了秋天，那就是煮玉米的气味。令人迷惑：如果说楼梯间里弥漫着玉米的气味，那么我弄不明白——与回想起那个小球和那个士兵时不同——这是我的回忆，还是有人真的在煮玉米？如果是真的，是谁呢？我多么想吃一个啊！
母亲在厨房里，酿柿子椒马上就做好了。奶奶在客厅里盯着电视，没有画面，没有声音。电视坏了，她把插线弄断了，却说这是别人干的，不是她。我坐到她跟前。她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
“我们要去奥斯克鲁沙，”我说，“你要一起去吗？”
“去奥斯克鲁沙？”
“是的。”
“佩罗要上维亚拉茨山，可是天气那样糟糕。他——”奶奶中断了她的话。餐盘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父亲摆好餐桌。他从头到尾都在问来问去，东西搁在哪儿，盐在哪儿，餐巾纸在哪儿。
“要是我的佩罗知道你们要去该多好啊！那他就会等着你们，不会独自上山了。”她说着突然很生气，“就怪你们没和我们说好。佩罗几天前就走了。”
“他要去哪儿呢？”
“进山里！登上维亚拉茨山！”
“去那儿干什么？”
“我说过，起码要等到天气好转后再说。”
伴随着每一句话，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细小。
“奶奶，我是谁？”
“你是小毛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你就是小毛驴。”
“我们要不要一起等爷爷呢？”
“一只小毛驴，一个淘气包。”奶奶的身子靠了回去。看上去仿佛她突然担心起那个在山里失踪的人。这一下子攫取了她全部的力量。
“你今天喝够水了吗，奶奶？”我给她倒上水，可她连水杯动都不动一下。母亲把做好的一罐菜摆到桌上，给我们大家分别盛在盘子里。我把奶奶扶到桌前。奶奶吃得很香。她津津有味地喝着汤汁。母亲问她好不好吃。奶奶说：“不好吃。”
奶奶必须忌口，但她偷偷地什么都吃。
“你口渴吗，奶奶？”我把水杯推到她跟前，仿佛她是个孩子，你必须把她的注意力从那儿引到这儿来。“奶奶，你喝够水了吗？”
奶奶放下汤匙。她用餐巾纸在脸上擦来擦去。嘴唇上的茸毛闪闪发亮。她把盘子贴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光了盘子里的汤汁。
“我想起来了，”奶奶说，“在奥斯克鲁沙的各种事情。”
今天是2018年4月25日。一个塞尔维亚摩托车俱乐部光临这座城市。我和奶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伙穿着皮坎肩的人趾高气扬地穿过一条条大街。一帮身上贴着“切特尼克”(1)标志的人。
相信上帝。
骷髅。
自由或死亡。
塞尔维亚十字符。
他们在桥头上自拍。（有些人曾经在桥上惨遭杀害，有些人曾经被扔进河里，有些人曾经在桥上遭到枪击。）
奶奶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越是无所顾忌，就越不受欢迎，历来如此。”
我回想起奶奶那一个个爱憎分明的念头，回想起她面对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时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回想起她面对我的宽容和迁就。我相信，当我们——先是爷爷，然后是父母和我，再就是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离去以后，她会感到很孤独。
我牵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干巴巴的。
“你回来太晚了。”她说着耷拉起脑袋。
“为什么说太晚呢？奶奶，奶奶？”
1996年，我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回来探亲时，这座城满目疮痍，让人感到绝望，人们好像都发疯了，到处都是失业者。我没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和拉希姆一起一路奔波。我们要把我叔叔的车偷偷地开到波斯尼亚去。我觉得这是违法行为。我相信，是一种巨大而天真的幸运使得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至于叔叔作为酬金支付给我们的钱，我们全都拿来打点买路了。
在维舍格勒，我持续感到良心上受到指责。我碰到了当年的同学，他们都坚守在这里，而我夜间却在海德堡一家露天游泳池里划着皮筏子；我兑换我的德国马克。拉希姆想了解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我却无法回答。几乎每个人都在说日子过得多么糟糕，而我心想着：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如意。
在这里，唯一真正熟悉的人就是奶奶。健康，不可动摇。她和拉希姆说起话来多么斩钉截铁，仿佛他一定能听懂她说的语言似的。事实上，他也听明白了，如果他吃不完她做的皮塔饼，她就恨不得要掐死他。
奶奶独自把地毯弄到楼下去，刷洗干净后叫拉希姆和我把它抬到楼上来。奶奶帮邻居打理菜地，负责让这楼里又有电可用。她陪着我去议会大楼，因为我要在那里领取我的出生证。她从一群排队的人身旁挤过去来到窗口前，和办事的官员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人家示意我们过去，十分钟后我们离开议会大楼，因为事情办妥了。
我今天把奶奶领到她的理发师那里。女理发师问：“还是老样子吗，克里斯蒂娜夫人？”我奶奶禁不住笑出声来，禁不住非常大声地笑起来。
“如果你觉得好看，”她说，“那就请便，没错，还是老样子。”
(1) 即南斯拉夫祖国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抵抗德国的游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