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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没人帮忙

总是没人帮忙

尽管夜色已深,但房门还没锁。奶奶躺在客厅沙发上,就是那个盖着玫瑰色罩子的沙发。她面色苍白。还有呼吸吗?

父母会在她身边过夜。我在德里纳河边租了一间小套房。酒店旁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流行民谣混合着叫喊声,一切都一如既往。睡觉就别想了。一个钟头后,我又去大街上溜达。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东张西望,随地吐痰。我从来没沾染过这样的习气。这种流里流气自以为是的恶习根深蒂固,四处泛滥。

德里纳河无声无息,黑蒙蒙一片。太爷爷太奶奶的房子曾经坐落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对面是一棵垂柳。外公喜欢坐在垂柳下面钓鱼。一个男子正对着河里撒尿,他骂某人是婊子,说着把他的衬衫扔进河里。

在返回途中,我从老桥旁上岸。在第一座桥拱下面,一群人围着一堆篝火坐在那里。我走上前去,有两个人随之站起来。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举起双手用英语大声说:“一个朋友,只是一个朋友。”并说出我的名字。这两人又坐下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问他们从哪儿来。

阿富汗。你呢?

当地人。

你能帮帮我们吗?

他们想去北方,让我看他们一家人在废墟和灰烬前留下的照片。我寻思着,斯特沃能不能开车送他们去呢。我傻乎乎地要给他们一些钱,他们不肯接受。他们头顶上方的桥已经有340年历史了。

我问他们一路上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一个人放声大笑。另一个说:“总是没人帮忙。”

第二天一早,奶奶认出了我们大家。我们回来了,她很高兴。到了中午,她便只能认出她儿媳。下午时分,她不知所措地问我父母:“你们身旁这个年轻小伙子是谁?”

晚饭前,我又前往那座桥。可那些阿富汗人不见踪影了。

母亲做了酿柿子椒,我走进楼梯间时就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楼梯间里也聚集着一些昔日的气味。那个小塑料球的气味,我们小时候把它从走廊这边踢到那边。它绝对不太坚硬,因为我们只穿着长袜子,况且门上还镶着玻璃。

有时候,这里也弥漫着那个士兵的气味,一种汽油、金属和叫喊声混合起来的气味。到了秋天,那就是煮玉米的气味。令人迷惑:如果说楼梯间里弥漫着玉米的气味,那么我弄不明白——与回想起那个小球和那个士兵时不同——这是我的回忆,还是有人真的在煮玉米?如果是真的,是谁呢?我多么想吃一个啊!

母亲在厨房里,酿柿子椒马上就做好了。奶奶在客厅里盯着电视,没有画面,没有声音。电视坏了,她把插线弄断了,却说这是别人干的,不是她。我坐到她跟前。她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

“我们要去奥斯克鲁沙,”我说,“你要一起去吗?”

“去奥斯克鲁沙?”

“是的。”

“佩罗要上维亚拉茨山,可是天气那样糟糕。他——”奶奶中断了她的话。餐盘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父亲摆好餐桌。他从头到尾都在问来问去,东西搁在哪儿,盐在哪儿,餐巾纸在哪儿。

“要是我的佩罗知道你们要去该多好啊!那他就会等着你们,不会独自上山了。”她说着突然很生气,“就怪你们没和我们说好。佩罗几天前就走了。”

“他要去哪儿呢?”

“进山里!登上维亚拉茨山!”

“去那儿干什么?”

“我说过,起码要等到天气好转后再说。”

伴随着每一句话,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细小。

“奶奶,我是谁?”

“你是小毛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你就是小毛驴。”

“我们要不要一起等爷爷呢?”

“一只小毛驴,一个淘气包。”奶奶的身子靠了回去。看上去仿佛她突然担心起那个在山里失踪的人。这一下子攫取了她全部的力量。

“你今天喝够水了吗,奶奶?”我给她倒上水,可她连水杯动都不动一下。母亲把做好的一罐菜摆到桌上,给我们大家分别盛在盘子里。我把奶奶扶到桌前。奶奶吃得很香。她津津有味地喝着汤汁。母亲问她好不好吃。奶奶说:“不好吃。”

奶奶必须忌口,但她偷偷地什么都吃。

“你口渴吗,奶奶?”我把水杯推到她跟前,仿佛她是个孩子,你必须把她的注意力从那儿引到这儿来。“奶奶,你喝够水了吗?”

奶奶放下汤匙。她用餐巾纸在脸上擦来擦去。嘴唇上的茸毛闪闪发亮。她把盘子贴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光了盘子里的汤汁。

“我想起来了,”奶奶说,“在奥斯克鲁沙的各种事情。”

今天是2018年4月25日。一个塞尔维亚摩托车俱乐部光临这座城市。我和奶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伙穿着皮坎肩的人趾高气扬地穿过一条条大街。一帮身上贴着“切特尼克”(1)标志的人。

相信上帝。

骷髅。

自由或死亡。

塞尔维亚十字符。

他们在桥头上自拍。(有些人曾经在桥上惨遭杀害,有些人曾经被扔进河里,有些人曾经在桥上遭到枪击。)

奶奶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越是无所顾忌,就越不受欢迎,历来如此。”

我回想起奶奶那一个个爱憎分明的念头,回想起她面对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时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回想起她面对我的宽容和迁就。我相信,当我们——先是爷爷,然后是父母和我,再就是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分别以各自的方式离去以后,她会感到很孤独。

我牵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干巴巴的。

“你回来太晚了。”她说着耷拉起脑袋。

“为什么说太晚呢?奶奶,奶奶?”

1996年,我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回来探亲时,这座城满目疮痍,让人感到绝望,人们好像都发疯了,到处都是失业者。我没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和拉希姆一起一路奔波。我们要把我叔叔的车偷偷地开到波斯尼亚去。我觉得这是违法行为。我相信,是一种巨大而天真的幸运使得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至于叔叔作为酬金支付给我们的钱,我们全都拿来打点买路了。

在维舍格勒,我持续感到良心上受到指责。我碰到了当年的同学,他们都坚守在这里,而我夜间却在海德堡一家露天游泳池里划着皮筏子;我兑换我的德国马克。拉希姆想了解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我却无法回答。几乎每个人都在说日子过得多么糟糕,而我心想着: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如意。

在这里,唯一真正熟悉的人就是奶奶。健康,不可动摇。她和拉希姆说起话来多么斩钉截铁,仿佛他一定能听懂她说的语言似的。事实上,他也听明白了,如果他吃不完她做的皮塔饼,她就恨不得要掐死他。

奶奶独自把地毯弄到楼下去,刷洗干净后叫拉希姆和我把它抬到楼上来。奶奶帮邻居打理菜地,负责让这楼里又有电可用。她陪着我去议会大楼,因为我要在那里领取我的出生证。她从一群排队的人身旁挤过去来到窗口前,和办事的官员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人家示意我们过去,十分钟后我们离开议会大楼,因为事情办妥了。

我今天把奶奶领到她的理发师那里。女理发师问:“还是老样子吗,克里斯蒂娜夫人?”我奶奶禁不住笑出声来,禁不住非常大声地笑起来。

“如果你觉得好看,”她说,“那就请便,没错,还是老样子。”

(1) 即南斯拉夫祖国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抵抗德国的游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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