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向来是事实和虚构的结合。过去十年，由于完全沉浸于描绘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我相信直觉会将我引向某种特定的生活，能够激励我，或是完全使我沉迷。随即我便开始了一项困难但也充满乐趣的任务，即筛选出记录在案的史实，找出我想讲述且需要讲述的庞大叙事中的某个故事。那同样也完全出于直觉。我跟随着内心，相信自己的想象力，由此跳上船，我们就此出发。
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具体和最基本的素材为我的研究奠定基础，我不可能到达创作中那个梦幻而富有感情的地方。为此我感谢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传记作者。我要特别感谢Caroline Moorehead，她不仅写出了传记Gellhorn: A Twentieth-Century Life，也策划并结集了盖尔霍恩的通讯报道，成书为Selected Letters of Martha Gellhorn，两本书都对我生动地了解盖尔霍恩的音容和故事有着关键作用。Bernice Kert的The Hemingway Women同样功不可没，还有Jerome Tuccille所写的Hemingway and Gellhorn。
读盖尔霍恩的创作是一种享受和启示，尤其是《民困见闻录》（The Trouble I’ve Seen）、A Stricken Field、Liana、The Honeyed Peace、The Heart of Another、The Face of War、The View from the Ground以及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我还发掘了一部精彩的剧本，名为Love Goes to Press，由盖尔霍恩与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合写，它实在为描摹女性战地记者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这部剧本也非常让人捧腹，对白也是顶级的！
有许多文本帮助我理解西班牙内战极其复杂的政治地貌，以及那时在现场、完全参与到这场远征中意味着什么。这其中包括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的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Josephine Herbst的The Starched Blue Sky of Spain，Adam Hochschild的Spain in Our Hearts，Amanda Vaill的Hotel Florida，Ted Allan的This Time a Better Earth，以及弗吉尼亚·考尔斯的Looking for Trouble。
我一直在阅读和重读海明威，不断地学习。对于这本特殊的小说，我受惠于《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海流中的岛屿》（Islands in the Stream）、《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和《有和无》（To Have and Have Not）。
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的盖尔霍恩并不是那个盖尔霍恩——她又怎么可能是呢？那个女人是个谜，就如同我们一样，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爱人，甚至我们自己而言，我们都是谜。然而，在努力尝试发现和理解这名女性的过程中，我对她产生了无上的敬佩。无论有什么缺点，她都是炽热的，真正无人可相比的，而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遇到过许多传记作者之间相互矛盾的情形，以及盖尔霍恩自己也有记忆出错的时候。有些相当微不足道，例如我们从乘客名单上知道，她是乘一艘名为“Westernland号”的船去芬兰的，但她在信中写的是“Westenland”。在这一点和其他类似之处作纠正很轻松，无疑许多作家也会选择如此。但我已经决定，比起“事实正确”，对我来说更重要且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讲述关于她人生的、具体而充满感情的真相。无论我自己的错误、失败之处和特质是什么，我希望我对她——还有海明威——的喜爱、敬仰和共情能够在此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