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过得真累，但是成果可谓斐然。伊戈尔医生尽量保持着科学家的沉着与冷静，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类矾测试有了喜人的结果！
“你今天没有预约。”他对玛丽说。她没有敲门便闯了进来。
“我再也不想拖下去了。其实，我只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今天，大家都想问问意见。”伊戈尔先生想起了维罗妮卡，她刚问了一个关于性的问题。
“爱德华刚刚遭过电击。”
伊戈尔医生颇感意外，但成功地掩饰住情绪，等以后他会弄清楚到底是谁自作主张。“电流痉挛治疗法，请你使用正确的名称，不然人们会视我们为蛮族。如果你想知道我对此事的意见，我想你应该清楚，就使用而言，今天的电流痉挛治疗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但是很危险。”
“从前的确很危险。人们不知道准确的电流强度，也不知道应该把电极放在哪里。治疗过程中，很多人因脑溢血而死亡。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今天电流痉挛治疗法技术上的精确性提高了很多，它的优势在于使患者迅速丧失记忆，这样就避免了长时间药物治疗带来的化学中毒问题。你去读读精神病学杂志吧，千万别把电流痉挛治疗法与南美国家的电击酷刑弄混了。
“好了。我的意见完了。现在我要去工作了。”
玛丽没有起身的意思。
“我不是来问你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我想知道我能不能离开这里。”
“你什么时候想离开，什么时候就可以离开。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再回来。反正，你丈夫也负担得起这里昂贵的费用。可能你想问我的是：我治好了吗？但我也想问你：到底治什么呢？
“你可能会说：治我的害怕，治我的恐惧综合症。我会回答你：好了，玛丽，你都三年没有犯过病了。”
“那么我就是治好了。”
“当然没有。你的病不是这个。我正在写一篇论文，打算提交到斯洛文尼亚科学院（伊戈尔医生不愿纠结类矾的细节问题），在论文里我探讨了所谓‘正常’人类的行为方式。在我之前，很多医生都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正常不过是个常识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大多数人认为一件事是对的，那这件事就是对的。
“有些事情，是由人的理智控制的。比如，衬衫的扣子是在胸前，因为在边上系扣很难，在背后系扣更是不可能。
“而另外一些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它应该那样，它便越来越向那样发展。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打字机的键盘会以那种方式排列，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我从来没想过。”
“这种键盘我们称之为QWERTY键盘，是用第一行的字母排列方式命名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后来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台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于一八七三年发明的，目的在于改进书写。但是使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飞速打字时，键会挤在一起，机器也不能动了。因此肖尔斯设计了QWERTY键盘，一种迫使打字员慢点打字的键盘。”
“我不相信。”
“但这是事实。后来，当时还是缝纫机制造商的雷明顿公司制造自己的第一批打字机时，采用了QWERTY键盘。这样，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学习这种打字系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生产这种键盘，终于有一天它成为了唯一的标准。我重申一遍：打字机或者电脑键盘不是为了更快地打字，而是为了打字更慢一些，明白吗？如果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变了，那大家都不会买这种键盘了。”
当初第一次见到键盘的时候，玛丽心里也曾泛起过疑问，为什么键盘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不过，后来她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她相信，设计这样的排列方式是为了让人更快地打字。
“你去过佛罗伦萨吗？”
“没有。”
“应该去，反正离得也不远。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就在那里。佛罗伦萨的主教堂里有一座钟，漂亮极了，是一四四三年由保罗·乌切洛(保罗·乌切洛（Paolo Vccello，1397－1475），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以透视法闻名。)设计的。这座钟很奇怪，它可以指示时间，这一点和其他钟都一样，但它的指针却是朝着逆时针方向走的。”
“可这一切与我的病有什么相干？”
“我马上就会讲到了。保罗·乌切洛设计这座钟的时候，本身并不想标新立异。在那个时代，一些钟就是逆向走的，而另一些是顺时针，就像今天的钟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因为大公已经有了一座顺时针座钟，并被认定为唯一的走向，这样，乌切洛之钟便成了颠覆与疯狂的象征。”
伊戈尔医生稍微停顿了一下。他知道玛丽跟得上他的思路。
“好了。现在说说你的病：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的特质与天性，追求快乐与寻找冒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然而社会却把一种统一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人，而为什么需要这样行事？人们居然连问都不问。他们只会接受，就像打字员把QWERTY视为最好的键盘一样。为什么钟表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为什么不能逆着走呢？你认识的人中有这样问过的吗？”
“没有。”
“如果谁敢这么问，肯定被扣上‘疯子’这顶大帽子。如果他刨根问底，人们会随便给他找个理由，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因为除了我刚才的解释之外，没有其他理由。
“现在，我们回到你问的问题。请再问我一次。”
“我的病治好了吗？”
“没有。你与众不同，却希望与别人一样。我觉得，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恶疾了。”
“与众不同这个病很严重吗？”
“希望与别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会引发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和妄想症。强迫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因为这既违反了人的天性，又对抗着神的法则。在世界的每座森林里，每棵树木上，神创造的每片叶子都不尽相同。但是你却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疯症，因此选择维雷特来逃避。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你也就变得与别人一样了。对不对？”
玛丽点了点头。
“因为人们没有勇气与众不同，只能选择违抗天性，这样机体便会产生类矾，或者说苦病，这是这种毒药更为人所知的名称。”
“什么是类矾？”
伊戈尔医生发觉自己太过沉迷其中，决定换个话题：
“类矾是什么并不重要。其实我想说的是：一切症状显示，你的病还没有治好。”
玛丽有着多年的法庭经验，如今她想把这些经验付诸实践。庭辩的首要技巧是要装作赞同反方的意见，然后再把他绕到另外一个思路上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得了恐惧综合症，因为这个具体的原因我来到了维雷特，而我留在这里的理由却十分抽象：我没了工作，没了丈夫，生活将会与往日不同，我没法面对这一切。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失去了重新生活的勇气，需要重新适应生活。再具体一点就是，在一家疯人院里，尽管有电击—对不起，电流痉挛治疗法，您更喜欢这个说法，有严格的作息，有病人发作时的歇斯底里，但是，与您所说的那个竭尽所能与别人一样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法则宽容得多。
“然而昨天晚上，我听到一个女孩弹钢琴。我从没有听过如此精彩的演绎。听着音乐，我不禁想起了那些音乐家，为了创作乐曲，他们忍受了多少折磨？他们把这些与众不同的作品献给在音乐世界里发号施令的人时，曾遭受到多少讥讽？为了求人资助交响乐队，又曾遭遇到多少困难，多少侮辱？观众尚不习惯这种旋律时，他们又忍受了多少嘲笑？
“还有更糟糕的。我当时想：受苦的不仅仅是作曲家，那姑娘正全情投入地弹奏，因为她知道自己就要死去。那我呢？难道我不会死吗？我的灵魂将置于何处，才能让我的生命之曲激越地奏响？”
伊戈尔医生静静地听着。他的所思所想，今天似乎有了结果，但完全确定尚为时过早。
“我的灵魂将置身何处？”玛丽再次发问，“它在我的过去，在那种我期望的生活之中。我让灵魂成为了那一刻的囚徒：我有家，有丈夫，有一份欲罢不能的职业。
“我的灵魂停留在过去。但是今天它来到了这里，我感觉到它又回到了我的体内。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用了三年的时光才懂得这个道理：生活将我推到了另外一条路上，而我却不想踏足。”
“我觉得我看到了好转的迹象。”伊戈尔医生说。
“我不需要求你让我离开维雷特。我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再也不回头。但是我需要把这些讲给别人听，所以我讲给您听，正是那女孩的死，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觉得，好转的迹象正朝着奇迹般的痊愈演变。”伊戈尔医生笑着说，“你想怎么做？”
“去萨尔瓦多，照顾那里的儿童。”
“你不需要离乡背井：离此不到两百公里，便是萨拉热窝。战争结束了，问题依然存在。”
“我会去萨拉热窝的。”
伊戈尔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仔细地填写起来。然后他站起来，领着玛丽来到门前。
“上帝与你同在！”说完他回到办公室，关上了门。他不喜欢对病人动真情，但又无处可躲。维雷特会思念玛丽。
爱德华睁开眼睛时，维罗妮卡正在身边。刚开始做电击时，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想起来发生了什么，这正是这种治疗法要达到的效果：造成部分记忆丧失，这样病人才能忘记困扰，变得更加平静。
然而，随着电击次数不断增多，效果也越发不能持久。不久，他便认出了维罗妮卡。
“你睡着的时候说了梦话，提到了天堂的影像。”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爱德华的头发。
天堂的影像？是的，天堂的影像。爱德华凝视着她，决心把一切都告诉她。
然而，护士却拿着针管走了进来。
“你现在要打针了。”她对维罗妮卡说，“这是伊戈尔医生的命令。”
“我今天已经打过了。我不要打针。”她回答道，“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遵守任何命令、法规，谁也不能逼我。”
护士似乎早已习惯于此。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得给你打针。”
“我要和你谈谈。”爱德华说，“还是打针吧。”
维罗妮卡撸起毛衣袖子，护士打了针。
“乖孩子！”护士说，“你们为什么要待在阴冷的病房里呢？为什么不到外面走走？”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让你觉得羞耻吗？”走向花园的路上，爱德华问道。
“我羞愧过，但现在很自豪。我想了解天堂的影像，因为我曾接近其中的一种。”
“你要往远方看，看维雷特建筑物的后面。”
“那就看吧。”
爱德华向后看去。他看的不是病房的墙壁，也不是病人们静静散步的花园，而是一条街，它属于另外一个大陆，一片时而豪雨倾盆，时而滴雨不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