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睁开眼睛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换了个地方，现在她似乎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胳膊上依然吊着点滴，而其他的针和线已经被拔除了。
一位医生站在她床前。他很高，穿着一件传统的白色长袍，这与他那刻意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髭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边站着一位实习医生，手中拿着一个硬皮本子，正在作记录。
“我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她问道。她发现自己说话有些困难，没法把话说清楚。
“在病房待了两个星期，之前还在急救室待了五天。”老医生回答道，“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还在这里。”
年轻一点儿的医生面露惊异之色，仿佛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一般。维罗妮卡马上发现了他的异常，本能地想：难道我待的时间不只这么长吗？我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吗？随后，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一言一行。她知道提问是没用的，他们不可能实话实说，不过如果她足够机灵，至少可以了解到现在的情况。
“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老医生接着说。
维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姓名、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但是她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空白：她竟然记不得住址了。
老医生拿灯照着她的眼睛，检查了很久，一言不发。年轻医生也照做了一遍。两人交换了眼神，但从眼神里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曾经和夜班护士讲，我们看不到你的内心？”年轻医生问道。
维罗妮卡记不得了。她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又在这里做什么。
“你总是靠安眠药入睡，这会损害你的记忆力。请尽力回答我们问的所有问题。”
医生们开始问一些荒谬至极的问题：卢布尔雅那最重要的媒体有哪些？广场上的那个雕像是哪个诗人？（啊！那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他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内心深处。）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她同事叫什么名字？图书馆哪本书最受读者欢迎？
一开始维罗妮卡不想回答，她的记忆依然是一团乱麻。但是随着提问的深入，她慢慢地记起了忘掉的东西。终于，她想起自己身在精神病院，而疯子是没有义务前后一致的。但是为了自己着想，只有把医生留在身边，她才能发现更多和病情有关的东西，于是她开始努力思考。慢慢地，她想起了更多的名字，更多的事，不但记忆恢复了，而且连个性、欲望与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回来了。自杀的这个想法，那天早上本来被镇静剂深深掩埋了，现在又蠢蠢欲动，呼之欲出。
“好了。”问话结束时，老医生说。
“我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年轻医生垂下眼帘。她感到一切都很虚无缥缈，仿佛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答复，她的生命就将写下新的一章，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你但说无妨。”老医生指示，“很多病人已经听到了风声，她迟早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什么秘密都守不住。”
“好吧。这命啊，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年轻医生叹了一口气，权衡着话语的轻重，“你要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你滥用麻醉剂，造成了深度昏迷，心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心室有一处坏死”
“说得简单点。”老医生说，“直接说她关心的事。”
“你的心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很快就会停止跳动。”
“这是什么意思？”她害怕地问。
“心脏停跳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宗教，但是—”
“多长时间之后，我的心脏会停跳？”维罗妮卡打断了他。
“五天，最多一星期。”
维罗妮卡发现，在专业行为的表象与忧虑关心的神情背后，这小伙子竟因自己的话感到莫大的快乐，仿佛她罪无可恕，是其他人的负面教材一般。
维罗妮卡知道，她的一生里，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衷于谈论其他人的不幸，仿佛他们十分情愿伸手相助，实际上他人的不幸让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样他们便能自认为幸福，相信生活对他们更加慷慨大度。她厌恶这种人，决定不给这个小伙子机会，不让他利用自己的病情掩盖他的失意。
她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笑了。
“那么，我还真没做错。”
“不。”这便是回答。他道出这个悲哀的消息，本来感受到的无穷快乐此刻却消失无踪了。
然而到了晚上，她却开始害怕。
服药速死是一回事，躺着等死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的生活之后，她还要等上五天，甚至一个星期。
她的一生都在等待：等待父亲下班回家，等待恋人未到的情书，等待年末的考试，等待火车、汽车、电话、假期、假期的结束。现在她必须等待死亡，日子一到，死神便会到来。
这事只能发生在我身上。一般来说，人们死去的那天恰恰是他觉得不会死的那天。
她得离开这里，搞到新的药片。如果不成功，唯一的出路便是从卢布尔雅那的一座高楼上纵身跳下。她会这样做，虽然她不想为父母增添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其他法子。
她环顾左右。所有的床上都有人。人们在睡觉，有人鼾声如雷。窗上安装了护栏，病房的尽头一盏小灯发出光亮，周围映着奇怪的投影，房间仿佛处于长期的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下读书。
这些护士成天看书，想必很有文化。
维罗妮卡的床距离门口最远，在她和护士之间有差不多二十张床。她艰难地起身，如果医生说得没错，她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下过床了。护士抬起头，看到这姑娘扶着点滴瓶，向她走来。
“我想上厕所。”她轻声说，担心会把旁人吵醒。
女人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维罗妮卡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希望查遍所有的角落，找到出口、缺口或其他离开这里的方法。要尽快。我得趁他们以为我还虚弱，没什么力气的时候逃出去。
她仔细地观察周围。卫生间很小，没有门。如果她想从这里逃走，得先抓住这个护士，制服她，逼她交出钥匙才行—不过，她的身体太过虚弱，做不成这事。
“这是监狱吗？”她问护士，现在她丢下了书，转而监视起维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疯人院。”
“我不是疯子。”
女人笑了。
“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好吧，那我就疯了吧。疯子是什么呢？”
女人对维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太长时间，命令她回到自己的床位。
“疯子是什么呢？”维罗妮卡依然坚持。
“等明天你问医生吧。回去睡觉，不然，我就要给你打一针镇静剂，我可不愿这样做。”
维罗妮卡只好照办。在回床的路上，她听到一张床上有人低语：
“你不知道什么是疯子？”
最初那一瞬间，她并不想回应。她不想交朋友，不想发展人际关系，也不想与人结盟发动疯人院暴动。她只有一个执著的念头：死亡。如果没法从这里逃走，她也会想方设法尽早结果了自己。
但是，这女人又重复了一次她向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是疯子？”
“你是谁？”
“我叫泽蒂卡。你先回床。一会儿等护士以为你睡下了，你再爬过来。”
维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地盘，等待护士再一次全神投入书本中。疯子是什么？她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词用得实在太滥了，比如人们说一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成天想着破纪录。人们还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安稳，难以预料，与“正常人”截然不同。还有，就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维罗妮卡还看到过很多人在冬日里穿着单薄的衣衫，推着装满破衣烂衫的超市推车，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她不困。医生说她睡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对于一个不习惯生活的大起大落并有着严格作息的人来说，这实在太多了。疯子是什么？也许最好问问他们中的一个。
她蹲下，拔下胳膊上的针，向泽蒂卡的方向爬去。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但她努力不去在意。她不知道这恶心是心脏衰竭导致的，还是费力爬行的后果。
“我不知道疯子是什么？”维罗妮卡轻声说，“但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自杀未遂而已。”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比如精神分裂、心理变态或躁狂症患者。或者说，与其他人不同的人。”
“比如你？”
“不过，”泽蒂卡接着说，装作没有听到维罗妮卡的评论，“你大概听说过爱因斯坦的故事，他竟然说既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空间，只存在着二者的结合。或者哥伦布的事迹，他坚持认为海洋的那一边不是深渊，而是另外一块大陆。或者埃德蒙·希拉里，他坚信人类能够登临珠穆朗玛峰峰顶。或者披头士，他们的音乐与众不同，穿着也与他们的时代格格不入。所有这些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这疯女人讲的话很有道理，维罗妮卡想到。她回忆起母亲给她讲的圣徒故事，圣徒们坚称自己同耶稣或者圣母交谈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吗？
“我曾看到过一个女人，她目光黯然地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露胸礼服，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喝醉了，所以上前帮助她，而她却拒绝了我递过去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那时正是夏天，而她觉得有个人正等着她，因此身体充满了热量。纵然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或不活，是不是？”
维罗妮卡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过这疯女人的话很有道理，谁知道她是不是就是自己在卢布尔雅那大街上见过的半裸女人呢？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泽蒂卡说，“从前，有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在井里下了魔药。那井是王国所有居民的水源。谁要是喝了这水，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一早，喝过这井里的水，所有的居民都变成了疯子，唯独国王没有，因为另有一口井专供他和王室饮用。他忧心忡忡，想控制住居民的行为，因此下达了一系列公共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指令。不过，警察和检察官也饮了魔水，觉得国王的命令荒谬不堪，决定无论如何也不照此办理。
“全国的居民都得知了指令的内容，他们坚信国王疯了，才写下这些无聊的文字。他们狂呼大喊地来到城堡，要求国王退位。
“国王绝望了，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阻止了他。她说：‘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那儿的水，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
“国王和王后去了，饮下了魔水，马上开始胡说八道。这时，他的臣民后悔了：既然国王如此睿智，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
“国家一派祥和，尽管国民的言行与邻国大不一样。而国王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维罗妮卡笑了。
“你不像疯子。”她说。
“可我就是，尽管在好转之中。我的病情很简单，只要往身体里补充一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只是，我希望这种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抑郁问题。我想继续做个疯子，按照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其他人希望的方式生活。你知道外面，也就是维雷特围墙的另一边是什么吗？”
“喝了同一口井的水的人。”
“一点不错。”泽蒂卡说，“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魔水。”
“好吧，我喝过了，可是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我从来没有抑郁的感觉，不会觉得大喜，也不会觉得大悲。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都一样。”
泽蒂卡沉默了一阵。
“人们告诉我，你要死了。”
维罗妮卡犹豫了一下：这个陌生女人能相信吗？但是她不得不赌一把。
“我也就能活五六天了。我正在寻思是不是有早点死的方法。如果你，或者这里其他什么人搞得到安眠药，我保证我的心脏绝对挺不过这次。等着死亡的来临，这让我备受煎熬。请你理解我，帮帮我。”
还没等泽蒂卡回答，护士便出现了，手里拿着针管。
“我可以一个人打针，”她说，“不过，我也可以叫外面的守卫帮我，这取决于你是不是配合。”
“不要无谓地浪费精力。”泽蒂卡对维罗妮卡说，“要是你还想得到求我的东西，那就省省力气吧。”
维罗妮卡站起来回到床上，让护士履行了职责。
这是她在疯人院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走出病房，来到大饭厅，与其他男人和女人一起吃早餐。电影里面的疯人总是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疯疯癫癫，而她却发现这里正好和电影里的情况相反，一种压抑的沉默仿佛笼罩了一切，似乎没有人愿意把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
吃罢早餐（还算不错，不能因为维雷特声名狼藉，就抱怨这里伙食不好），大家都出去晒太阳。实际上太阳根本没出来，气温大约零度以下，花园里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
“我来这儿，可不是想保全性命。我就是想死。”维罗妮卡对一位护工说。
“就算这样，你也得出去晒晒太阳。”
“你们疯了吗？根本没有太阳！”
“但是有光，可以帮助你们平静内心。不幸的是，我们这儿冬天太长。不然的话，会少去很多麻烦。”
争论无济于事。维罗妮卡走出去，散了会儿步。她若无其事地环视左右，想找到一条逃跑的路。围墙很高，这是从前兵营的设计要求，但岗楼却荒弃了。花园四周全是建筑物，表面看来是军事设施，如今却成为了男女病房、行政办公室与员工的房间。一番快速侦查过后，她发现唯一设岗的地方是正门，人们进出的时候要拿出证件，供两个守卫检查。
所有一切仿佛飞回了她的脑子。为了尽快恢复记忆力，她开始回想起每一件细微琐事，比如房间的钥匙放在哪儿，刚刚买的唱片，图书馆里借的最后一本书。
“我是泽蒂卡。”一个女人向她走来，对她说。
前一天晚上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蹲在床边，所以没看清泽蒂卡的脸。她大约三十五岁，看上去完全正常。
“我希望那一针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时间一长身体就适应了，镇静剂也就失效了。”
“我还好。”
“昨天晚上我们聊过，还记得你向我要什么吗？”
“我记得一清二楚。”
泽蒂卡挽起她的胳膊，与她一起散步。院子里有很多树木，叶子掉光了。高墙外面，群山在云端若隐若现。
“天很冷，但还是个美丽的早晨。”泽蒂卡说，“灰蒙蒙的天空，有点阴郁，不过很奇怪，在这样的天气我却从来不抑郁。每当这样的天气一来，我就觉得是大自然在赞同我，它把我的心思展露无遗。可是有太阳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在街上玩耍，因为天气好，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而我却难过极了。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却仿佛无法参与其中，这很不公平。”
维罗妮卡轻轻地抽出胳膊。她不喜欢身体接触。
“你的话没说完。你刚刚提起我向你要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团体。参加的有男有女，都是些可以出院回家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不情愿。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维雷特当然不是什么五星级酒店，可也不像旁人讲的那样糟糕。在这里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不必担心听到别人的批评，反正他们生活在疯人院里。政府派人检查的时候，他们得装疯卖傻，因为有些人住院是政府付钱。医生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似乎老板下了命令，他们便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正床位比病人还多。”
“他们能搞到安眠药吗？”
“试着和他们接触一下。这个团体叫博爱会。”
泽蒂卡指了指一位银发女人，她正在兴高采烈地和一群年轻点儿的女人聊天。
“她叫玛丽，是博爱会的成员。问问她吧。”
维罗妮卡正想向玛丽走去，泽蒂卡拦住了她。
“现在不要。她正开心着呢。她可不会为了向一个陌生人示好而中断自己的乐子。如果她对你印象不好，你就再没有机会接近她了。疯子总是相信第一印象。”
泽蒂卡说“疯子”这个词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维罗妮卡不由得笑了。不过很快她便感到不安，这里的一切都太正常了，好得过分了。这么多年，从工作地点到酒吧，从酒吧到恋人的床，从恋人的床到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房间到父母的家，就是她的全部生活。而如今，她却有了一种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体验：精神病院、疯狂、疯人院。在这里，人们承认自己是疯子，丝毫不觉得羞愧。在这里，没人会中断自己的乐子，只为了向其他人表示好感。
她开始怀疑泽蒂卡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者，装作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只是疯子的一种策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此刻的经历如此有趣，如此与众不同，是她想都想不到的：难道你会想到有人竟然装成疯子，只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就在此刻，维罗妮卡感到心脏一阵剧痛。医生的话闪进她的脑海里。她害怕了。
“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蒂卡说。归根到底，她也是个疯子，无需去取悦别人。
女人走远了。维罗妮卡眺望着高墙外的远山。活下去吧，这种稀薄的愿望似乎马上就要破土而出，但维罗妮卡斩钉截铁地赶跑了它。
我需要马上弄到药。
她思考着自己的处境。情况很不理想。尽管只要她愿意，无论什么疯癫行径都可以去做，但她却不知道到底该做些什么。
毕竟，她一点都不疯。
他们在花园里待了一阵儿，然后到饭厅吃午饭。再后来，护士们领着这群男男女女来到一间巨大的活动室，分成很多不同的区域，有许多桌子、椅子、沙发，还有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以及宽大的窗子，从那里望得见灰灰的天，低低的云。活动室向着花园，因此所有窗子都没有安装护栏。天很冷，门关严了，但只要转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出去，再一次漫步于树林之间。
大部分人挤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一些人空洞地看着远方，还有一些人低声自言自语—人的一生中，又有谁没有这样做过呢？维罗妮卡发现，在大厅的一角，玛丽，这里最年长的女士，正与一群长者聚在一起。几个病人经过他们身边，维罗妮卡也想加入其中。她想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她尽力隐藏自己的意图。但是等她靠近了，那群人却住了嘴，大家全不说话了，都在看着她。
“你想干什么？”一位老先生问，他看上去像博爱会的首领（如果那个团体真的存在，而且泽蒂卡也如表面看上去那样真的没发疯的话）。
“没什么，我只是经过。”
大家面面相觑，傻呵呵地晃着脑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她只是经过！”另外一个人高声重复了一遍。没过多久，所有的人都开始高喊同一个句子。
维罗妮卡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慌张地僵立在那里。一位身强力壮、凶神恶煞的护工赶了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团体里的一个人说，“她只是经过。她立定在那里了，但是会走开的！”
所有的人都开始哈哈大笑。维罗妮卡的脸上浮起一抹嘲讽的表情，微笑着转身离去，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径直走到花园，连厚衣服都没穿。一位护工想劝她回来，但是另外一个护工马上出现了，对他耳语了一番，两个人便放过了她，把她一个人留在寒冷的外面。没有必要去关心一个判了死刑的人的健康。
她困惑，她紧张，她生自己的气。她从来没有让自己被激怒过。很早以前，她就知道当新情况出现时，她应该保持冷漠与淡定。然而，那些疯子却让她觉得耻辱与害怕。她暴跳如雷，恨不得杀了他们，用她从来说不出口的话伤害他们。
也许是药物或昏迷时的治疗把她变成了一个如此脆弱、无法自控的女人。少年时代，她曾经遭遇过更困难的局面，然而这是她第一次无法忍住泪水。她必须做回自己，懂得嘲讽地回击，假装这些冒犯伤害不到自己分毫，因为她高高在上。那群人中哪一位有这般勇气，敢于期盼死亡？那群人终日躲在维雷特的高墙里，又有谁能教导她如何生活？她再也不会寻求这些人的帮助，尽管不得不等上五六日才能去死。
一天已经过去了。只剩下四五天了。
她走了一小会儿，任零度以下的寒气侵入身躯，迅速奔流的血液冷却了下来，过快的心跳也慢了一些。
很好。我在这里，我的日子屈指可数，那群人我从来没见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而我却在意他们的评论。我很痛苦，我气急了，我想反击，我要自卫。那我还浪费什么时间？
然而事实上，她正在浪费那所剩无几的生命，只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争得一席之地，在这里，人们必须反抗，否则只能任人宰割。
这不可能。我从来不这样。我从来不为无谓的事争斗。
寒气逼人的花园里，她停了下来。正因为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所以生活给她什么，她便接受什么。少年时代，她觉得选择为时过早，而现在已是青年，她又觉得改变为时已晚。
可是她究竟把精力浪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曾尝试让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她曾放弃了很多梦想，只希望父母如孩童时代一般爱她，尽管她知道真正的爱会随着时光变化、发展，并会拥有新的表达方式。一天，维罗妮卡听到母亲哭诉两个人的婚姻已经到头儿了，她找到了父亲，哭着威胁他，终于得到了他不会离家的承诺，却没有考虑父母两人因此要付出的高昂代价。
她想找个工作。一家在她新生的祖国刚刚成立的公司提供给她的机会很有诱惑力，但她却放弃了，因为她要接受公共图书馆的职位，虽说钱不多，但稳定。她每天定点上班，让上司清楚地看到她并不是一个威胁。她心满意足，也不愿努力上进，月末领钱是她全部的愿望。
她在修女院租了个房间，因为修女们要求房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回来，到时间会锁上大门。谁要是被锁在了外面，就只能睡到大街上了。这样，她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借口可以向情人讲，而不会被迫在旅馆或陌生的床上过夜。
她也梦想过婚姻，想象着在卢布尔雅那城外拥有一幢小小的房子，那个男人与她的父亲完全不同，钱挣到足以养家糊口就够了，而他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两个人可以厮守在小房子里，伴着壁炉里的熊熊火光，看着远山上的皑皑白雪。
她教导自己，给男人的欢愉要有一个精确的量，不能多也不能少，只给他需要的那么多。她从不对人发火，因为那意味着反击，意味着与敌人战斗，之后却又不得不去承受无法预料的后果，比如报复。
她得到了生活中希望得到的一切，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因此她决定去死。
维罗妮卡再一次走进大厅，向围聚在角落里的那群人走去。人们正热烈地交谈，但看到她走来，大家便纷纷缄默不语。
她径直走到年纪最大的男人面前，他好像是这群人的头儿。她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其他人来不及阻拦。
“你不还击吗？”她高声问，想让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你什么都不做吗？”
“不做。”男人摸了摸自己的脸。一行血从他的鼻子流下来，“反正你也不会骚扰我们多长时间了。”
她离开大厅，向病房走去，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她一生中从未做过这样的事，而刚才竟然做了。
与那个被泽蒂卡称为“博爱会”的组织发生争执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三天。对那个耳光她感到后悔，不是因为害怕那男人报复，而是这与她平素行事差异太大。不过很快，她便释怀了。生命是值得的，无需忍受无谓的痛苦，反正她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她唯一的出路是远离一切事、一切人，千方百计地保持既往的自我，遵守维雷特的规章制度。她适应了疯人院规定的作息：很早起床，吃早餐，去花园散步，吃午饭，去大厅，再去花园散步，看电视，睡觉。
入睡之前，一位护士会拿着药来。其他所有女病人都吃药，只有她需要打针。她从不抗议，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给她打这么多镇静剂，她根本没有任何睡眠问题。他们解释说，打的那针没有安眠效果，而是治疗心脏的药。
就这样，她遵守着这里的作息，疯人院的日子也开始一成不变起来。当日子一成不变时，时间便过得更快了：再过两三天，她就不需要刷牙，也不需要梳头了。维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心脏正在迅速衰弱：她喘气越发吃力，感到心口疼，吃不下饭，稍微用点力气，就会晕头转向。
与博爱会的那场冲突之后，曾有几次她这样想：“如果我还有选择，如果从前我便明白我的每一天之所以一成不变，是因为那其实正是我的愿望，也许”
但是她的回答总是一样：“没有也许，因为根本就没有选择。”然后她的内心又回复平静，因为一切业已注定。
这段时间，她发展了与泽蒂卡的关系（不是友情，因为友情需要长时间的相处，而这并不可能）。她们一起玩纸牌，这可以更快地打发掉时间。有时候，她们还一起静静地在花园中散步。
那天早晨，早饭后不久，按照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出去“晒太阳”。然而，一位护工却要泽蒂卡回到病房，因为那天是“治疗”的日子。
维罗妮卡正和她一起吃早饭，因此听到了护工的话。
“怎么治疗？”
“是种很老的疗法，六十年代就有了。但是医生觉得会让我好得更快。你想看吗？”
“你说过你得的是抑郁症。吃点药，补充缺乏的物质，不就可以了吗？”
“你想看吗？”泽蒂卡坚持问。
这会打破常规，维罗妮卡想，会发现新鲜事，在她只需要耐心而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的时候。但是她的好奇心太强了，因此点了点头。
“这又不是表演。”护工抗议说。
“她就要死了，却什么都没经历过。让她跟着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