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睛时，维罗妮卡并没有想“这应该是天堂吧”。天堂里绝对不会用荧光灯照明，而且这疼痛，这瞬间的疼痛绝对是属于人间的。啊！这人间的疼痛啊！它独一无二，绝不可能与其他东西混淆。
她想动一动，但痛楚加剧了。她眼前出现了很多小小的闪光点，维罗妮卡明白，这些光点不是天堂的星星，而是由极度的痛楚造成的。
“你醒了，”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现在双脚踏进了地狱。欢迎你！”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在骗她。这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很冷，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和鼻子都插着管子，其中一根一直插到喉咙下面，让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想动手拔掉管子，但是胳膊被绑住了。
“我开玩笑呢，这不是地狱。”那声音继续说，“那个地方我可没去过。这儿还比不上那儿呢！这里是维雷特。”
尽管维罗妮卡痛楚难当，喘不上气，但她一下子就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自杀，有人来救了她。也许是修女，也许是不期而至的女友，也许是什么人想起来把她落下的东西还给她，而她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事实就是，她活了下来，现在人在维雷特。
维雷特颇有名望，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疯人收容所，从一九九一年，即国家独立的那一年便开始存在了。那个年代，人们觉得南斯拉夫的分裂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不过遭遇了十一天的战争），一群欧洲企业家获得允许，在一所因维护费用高昂而废弃的军营旧址上建立一家精神病院。
然而不久之后，战争便开始了：先是克罗地亚，后是波黑。企业家们忧心忡忡：投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连名字都不大清楚，这样很难和投资人坐下详谈，求得原谅，请他们再耐心一点。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在精神病院采用了一个不值得称道的政策。对于这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共产主义的年轻国家来说，维雷特便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好的一点：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床位。
很多人因遗产争议（或因其他不合宜的行为），希望摆脱某个家庭成员。只要他们付上一笔钱，便会搞到一份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父母关进医院。还有一些人或是欠了钱，或是犯了事儿，可能会坐很长时间的牢，也会在疯人院待上一阵儿，等出来的时候，就不用还钱或坐牢了。
维雷特，没人逃得出去。这里有司法机关和其他医院送来的真正的疯子，也有被人诬陷或装疯卖傻的人。结果是乱成一团，报纸上时不时地爆出丑闻，说医生虐待病人，滥用职权，尽管根本没人获得允许进入疯人院，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调查过这些指控，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股东威胁说，会让其他人知道外国人在当地投资有多么艰难。因此疯人院一如既往，甚至越来越壮大。
“几个月前，我姨妈自杀了，”那个女人接着说，“整整八年，她不想离开房间一步，胡吃海塞、发胖、抽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在睡大觉。她有两个女儿，丈夫很爱她。”
维罗妮卡想把头转到声音发出的方向，但却没法做到。
“只有一次，我见识了她的反抗，那是在她丈夫找了一个情人的时候。她大闹了一场，消瘦了好几斤，家里的碗都被她砸得稀烂。她连着几星期大喊大叫，邻居们都没法睡觉。你可能会觉得这很荒唐，但我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她在为一些东西斗争，她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能够对抗所有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维罗妮卡苦于有口难言，只能心底暗想，我又不是她姨妈，我又没有丈夫！
“她丈夫最终甩了那个情人。”女人接着说，“我姨妈慢慢地回归到了惯性的消极中。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戒了烟。而就在同一个礼拜，由于没烟可抽，她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然后通知大家，她要自杀了。
“没人相信她的话。一天早上，她在电话录音里给我留了一个口信，向我告别，然后开煤气自杀了。这个留言我听了不止一次：我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语气如此冷静，如此认命。她说自己谈不上很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维罗妮卡同情这个讲故事的女人，看上去她很想理解姨妈的死因。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没人能作出评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受的什么苦，或是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维罗妮卡想辩解几句，但是插管堵住了她的嘴，让她有点气闷。女人赶过来帮忙。
她看到女人躬下了身子。她的身体绑缚在床上，还插了管子，防止她把自己毁掉。这背离了她的意愿和自由意志。她的头从一侧摇向另一侧，眼睛里写满哀求，希望别人帮她把插管拔掉，让她安安静静地去死。
“你太激动了。”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后悔了，还是依然想死。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一点：我得尽到责任，当病人焦躁不安时，按照规章要求，我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维罗妮卡停止了反抗，但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便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没有做梦，唯一记得的是刚刚看见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种全然冷漠的神情，这属于一些因为不得不做而去做事的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规章要求这样或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保罗·柯艾略知道了维罗妮卡的故事，那时他正在巴黎的一家阿尔及利亚餐厅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她也叫维罗妮卡，是维雷特负责人的女儿。
后来，他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为了不让读者搞混，他曾考虑过把女友的名字维罗妮卡改成别的。他曾想把这名字改成布拉斯卡、埃德维娜、玛丽耶茨基亚，或者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名字，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真实的名字。当提到作为他女友的维罗妮卡时，会称她为女友维罗妮卡。而提到另外一个维罗妮卡时，名字前则不需要添加任何修饰语，因为她是主人公，若是总读到“疯子维罗妮卡”或者“想自杀的维罗妮卡”，读者不烦才怪。其实，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女友维罗妮卡，在故事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也就在此章中出现而已。
女友维罗妮卡对她父亲的行为深感恐惧，这基于两层考虑：首先，他领导着一家希望获得世人尊重的机构；另外，他正在撰写的论文需要通过一家正规学术团体的审查。
“你知道‘庇护’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吗？”她这样问，“从中世纪来的，来源于人们可以在教堂这个神圣的处所避难的权利。庇护的权利，任何一位文明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我的父亲，疯人庇护所的院长，怎么会这样对待病患？”
保罗·柯艾略想了解全部细节，他对维罗妮卡的故事如此着迷，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
理由正是：他也住过疯人庇护所，或收容所—这个名字更为世人熟知。而且不仅住了一次，而是分别于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住了三次。他住的是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
至于他住院的原因，直到今天连他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时而胆小如鼠，时而胆大包天的异常举止让父母伤透了脑筋；或许因为他想成为“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游离于社会边缘，并在贫贱中死去的最好方法。
每当他思及于此—这里得说一句，他极少想这件事—总觉得那个没检查出任何确实的症状便同意他入院的医生是个真正的疯子。（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人们总是倾向将责任推给外人，而且信誓旦旦地认为，当父母作出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保罗知道维罗妮卡留下一封奇怪的信时，他笑了。在那封写给媒体的信中，她抗议一家著名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的位置。
“谁也不会因此自杀。”
“所以，那封信没产生任何效果。”女友维罗妮卡强笑着说，“就在昨天，我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有人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个城市。”
这毫不稀奇，他想，就像很多外国人认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巴西的首都一样。
很多外国人愉快地跟他打招呼，向他讲述首都（其实那是邻国的）如何美丽。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之外，保罗·柯艾略和维罗妮卡还有一点相同，尽管上文已经提过，但此处不妨再说一次：他们都住过精神病院。“你就不应该从那儿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任妻子曾这样评论。
但是他出来了。最后一次从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出来时，他决心再也不回去了。他许下了两个誓言：第一，他会就这个题材写一本书；第二，父母离世之前，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因为他不想伤害他们，很多年里二老都为自己曾做过的事自责不已。
一九九三年，他母亲去世了。而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时满了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得了肺气肿，尽管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忍受他怪癖的女佣而不得不吃冷冻食品，却依然活得好好的，而且身体硬朗，头脑清楚。
这样，听完了维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他找到了写这个题材而又不食言的方法。虽然他从来没想过自杀，却谙熟疯人院，比如说治疗手段，医患关系，以及住在那样一个地方的苦与乐。
好吧，我们让保罗·柯艾略和女友维罗妮卡从这本书里彻底退场，然后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维罗妮卡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曾经醒过一次，鼻子和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想让我给你手淫吗？”
现在，她睁大了眼睛，环视着左右。她无法断定那是真事还是幻觉。除了这点记忆，她想不起来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管子已经拔掉了，但身上还挂着点滴，心脏和头颅依然连着线，胳膊被紧紧绑在床上。她一丝不挂，只有一张床单裹着身子。她很冷，但决定不去声张。小小的房间挂着绿色的窗帘，装满了重症临护设备，有一张床，她就躺在上面，还有一把椅子，一个护士正坐在上面看书，以此消磨时光。
这回这个女人有着黑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不过，维罗妮卡依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或几天前—与她交谈的那个女人。
“你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眼看了一下，干巴巴地回答了一声“不行”，又低下头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维罗妮卡想。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直到医生认为我完全康复。之后他们让我出院。我会再次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大街小巷，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与行走在路上上班下班的人。
人们总是倾向于帮助别人，觉得这样的自己比真实的更好，所以他们会给我一个工作，让我重新回图书馆上班。时光流转，我会重新光顾过去常去的酒吧和夜总会，会和朋友讨论这世间的问题与不公，会去电影院，会在湖畔散步。
因为选择服药自杀，所以我的身体没有损毁。我依然年轻、漂亮、聪明过人，因此对我而言，找个恋人将不会有—过去也没有—任何困难。我会和他们在家里做爱，或者在森林里野合，我会有快感，但高潮过后，空虚会重新占据心灵。等我们无话可谈之时，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明白，到说抱歉的时候了，彼此会说一声“现在太晚了”或“明天我要早起”，然后两人匆匆离去，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我回到修女院的出租屋，尝试着读本书，或打开电视机看些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然后上好闹钟，以备第二天能准时醒来，前一天我也是在那一刻醒来的。在图书馆，我机械地做着交代给我的工作。我会在剧院对面的花园里吃三明治，总是坐同一张长椅，就像我身边的人，他们也选择坐在同一张长椅吃午后点心。他们目光空洞，却假装关注极为重大的事情。
然后我回到工作地点，听听人们的评论，谁和谁一起交往，谁正在遭受什么罪，谁如何为了丈夫而痛哭流涕。我会产生这样的优越感：我条件优越，漂亮可人，又有工作，能找到我爱的男人。黄昏时分我来到酒吧，一切重新来过。
因为我的自杀行为，我的母亲必定焦急万分。但她会从恐惧中恢复，然后不断追问我该怎样度过余下的生命，因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其实生活并非像我想象那般复杂。“比如我，我和你父亲结婚很多年。我一直想给你最好的教育，尽可能给你做个好榜样。”
一天，我厌倦了这千篇一律的说辞，为了让她高兴，我强迫自己爱上一个男人，与他结了婚。我与他终将找到一种共同梦想未来的方式：住进乡村别墅，一起生儿育女，为我们子女的未来操劳。第一年，我们常常做爱；第二年，爱做得少了一些；从第三年开始，我们可能半个月才想一次性爱，而把想法化作行动，通常一个月却只有一次。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再交谈。我强迫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自问是不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无法吸引他，他不再注意我，成天谈论自己的朋友，仿佛他们才是全部的世界。
就在婚姻奄奄一息之际，我怀孕了。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会彼此靠近，然而不久之后，一切又会回到老样子。
然后我会开始发胖，就像昨天（或者是前几天，我记不清了）那位护士的姨妈一样。我开始节食，但每一天、每一个星期都会遭遇全面挫败，无论我如何节制，体重还是不断攀升。这时，我会服用一些仿佛具有魔力的药片，这样才不至于沉陷于抑郁之中。一些匆匆而逝的爱的夜晚过后，我会有几个孩子。我会告诉所有的人，孩子是我生活的理由，而实际上，是他们要求我为生活找个理由。
人们总认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伴侣，但没有人知道那幸福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孤独、苦楚与弃绝。
直到有一天，当我的丈夫找到第一位情人时，我也许会像那位护士的姨妈一样，大吵大闹一番，或者我会重新考虑自杀的可能。不过那时，我老了，胆子变小了，而且还有两三个孩子，在放弃一切之前，我得养育他们，把他们安顿在这世间。我不能自杀，我会闹，会威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会退缩，会对我说他依然爱我，并保证不会再犯。他从来想不到这一点：如果我决定一走了之，唯一的可能是回到我父母的家中，然后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将不得不终日忍受母亲的絮絮叨叨，因为我失去了幸福的唯一机会，他虽然有些小毛病，但还是个好丈夫，况且我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离异而倍感痛苦。
两三年以后，他的生命里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我总会发现的，或是我自己看到，或是其他人告诉我，但是这次我会装聋作哑。在与上一个情人的斗争中我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现在一点儿都不剩了，所以还是接受生活本身的模样，而不是我想象的模样。我母亲说的是对的。
他依然对我很好，我依然在图书馆工作，依然在剧院前的花园里吃三明治，读那些永远读不完的书，看些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当我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些负疚，因为我在发胖；而我也不会再去酒吧了，因为我有丈夫，他正在等我回家照顾孩子。
从此，我将只有把孩子们养大这一个盼头，整日想着自杀，却不敢实施。在一个美丽的日子，我会得出一个结论，生活就是如此，既不会前进，也不会改变。我认命了。
维罗妮卡结束了内心独白，然后向自己发誓：绝对不会活着走出维雷特。在她还有勇气与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便结束一切。
她睡着了，然后醒来几次。她发现身边仪器的数目在减少，身体的温度在升高，护士的面孔不停地变化，不过她身边总是有人照顾。绿窗帘挡不住人的哭声、呻吟声，以及冷静而专业的轻声低语。有时远方的仪器会忽然鸣响，她会听到走廊里匆匆的脚步声。这时，那些声音会一改平日的专业与冷静，变得紧张，并快速地下达命令。
一次，当她醒来时，一个护士问她：
“你不想知道自己的情况吗？”
“我心里清楚。”维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看到的我的身体情况，而是我内心发生了什么。”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是维罗妮卡装作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