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历史学界终于承认并开始重视口述历史的价值。长久以来，历史的“史”指的就是“文献”，重视文字记录的文献中心主义在史学界盛行已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书写文字并把文字保留下来。自然而然文献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倾向于记述权力阶层的历史。
中公新书系列中有一本书叫作《口述历史》，光听书名便可知其内容，作者御厨贵在书中对口述历史做了如下的定义：它是由专家写作的、给成千上万人看的、公职人员的口述记录。
基于这样的定义，御厨贵着手收集最称得上是公职人员的人——战后政治家——的口述历史，并在这一项目中投入了巨额经费。
在读了他的书后，我感到十分愤怒。
历史是不可篡改的。口述历史的由来与他的认知相去甚远。那些拥有公职的政治家，即使你不要求，也会写回忆录，而且他们不是单单记录一下自己的经历，而是会费劲写出一部粉饰自己伟大一生的自夸史吧。即便专家会走访记录，但对方说的也不一定是实话。
口述历史与以上这些都不一样，它是对抗权力阶层史的、充满苦难的历史。口述历史应该是对没有自己的文字、无法留下文字记录的底层人民的走访记录。它是在通力合作下通过不懈努力、一点一滴争取讲述者信任的过程，是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以完成的作品。
群众史的开创者色川大吉先生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日本旧帝国大学教授在听到“群众史”这个词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你还真觉得人民有历史？”
没错，女性有历史吗？孩子、普通百姓、煤矿工人、被歧视的部落民族、“南洋姐”，他们有历史吗？……对这些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正是口述历史。那些说他们“没有历史”的人，只是没有侧耳倾听过他们的声音而已。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一些学者、民间历史学家为了倾听那些声音而东奔西走，陆陆续续创建出群众史、底层人民史、女性史、大后方史、地方史……而这些纷繁众多的声音长久以来却始终被主流历史学无视。
因此，实践口述历史就是与权威作斗争。而我们在御厨先生所给出的“定义”里，好像完全看不到这种历经艰苦奋战的痕迹。
口述历史的价值终于得到了历史学界的承认，这是因为大家已经认识到，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是有倾向性的历史，是片面的历史。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重视。2003年日本口述历史学会成立，西欧各国也相继设立了口述历史档案馆（记录保存中心）。
在口述历史中，不但有以往未能发声的人的历史，还有那些说不尽道不明、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历史。像原“慰安妇”的证言、集中营里幸存者的声音、战时实施加害的回忆等都属于口述历史。它们是即便说出口也没有人会相信的故事，是一想起来就痛苦到连自己都想抹去的回忆。因为它们是一种耻辱，所以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启齿……长久以来，历史一直都当这些回忆“不存在”。不难想象，与当事人一起将这些回忆挖掘出来、听取、记录，这项工作需要多么细腻的共情能力啊。
冲绳岛战役的回忆也属于口述历史吧。特别是那段血亲之间自相残杀的“集体自杀”的记忆，对幸存者而言一刻都不曾忘记，那种无以名状的悲情一直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大江，1970）一书因为日军下达命令一事被告上法庭，法院在对其真伪的判决中，选择了采用口述历史作为证言。
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纳粹集中营问题上，围绕着是否存在希特勒署名的“屠杀犹太人”命令书一事，展开了辩驳和反击。而在日本，关于原日军“慰安妇”问题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者们争论当时是否存在能够证明日军参与的命令书。这些历史修正主义者都是躲在文献史料的绝对主义背后、伪装成客观主义的人。
历史牵扯的人数众多，可以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子。那些与历史有牵连的人的口述证言并不比文献的可信度低。
小林善纪说，受“军官民同生共死”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本是被强迫走向“集体自杀”，却硬要说是自行选择了光荣赴死。而根据许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来看，那种光荣赴死的背后是不得不亲手杀死亲人的万念俱灰和怨恨——人们怨恨地想着“要是没有军队的话”“要是原本就没有发生战争的话”，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就算没有命令书，还是会有口头命令；就算没有口头命令，还是会有人感到自己不得不这么做。发出命令的那一方可是掌控着武器和权力的集体啊。想来那时整个日本列岛可能都在经历如同集中营一般的时代浩劫吧。
我听说那个创造了“集体自杀”这个词的人现在非常后悔。他在想，为什么自己那时没有把这个事件命名为“强制性集体赴死”。语言掩盖并粉饰了现实。如何称呼一个事件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当我们把“恶作剧”改称为“性骚扰”，把“色狼”改称为“性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自称战中派的老年男性。他说，“集体自杀”就是“集体自杀”，非要说它是强制的话，对于经历了整个战争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日本士兵都受到了所谓“绝不苟活受俘虏之大辱”的战场训示。那些无法赴前线战斗的伤兵残将也都被派发了用来自杀的手榴弹和毒药。在“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指导思想下，士兵会这样，和士兵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民亦是如此。这就是身为一个日本人所要做出的选择——与其投降，不如自杀。
可并不是所有的军官、战士都能内化那样的战场训示，应该有很多人打心眼里无法接受并对此深感不满。如果说“与其被俘不如自杀”的战场训示对谁而言有利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军队吧。军队把士兵逼上绝路，丝毫不觉得有必要为了让士兵存活而令其成为俘虏。
在硫磺岛战役中，士兵被下达了禁止投降、“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以及“宁为玉碎”的命令。而在指挥系统瘫痪后，士兵们究竟经历了多么惨烈的苦战呢？对于当时的情景，纵使过了60年，那场战役的少数幸存者仍如鲠在喉，想说却说不出口。
说起来，“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思想究竟对谁有利呢？当然是那些需要动员民众、让他们誓死绝对服从指挥的军队。冲绳岛战役中，在许多原本的平静被瞬间打破、成为战场的地方，“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思想会渗透到每个岛民心中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因为这场战役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发起的。纵使在军人之中，也有将校曾对民众说“给我活下去”，也有下级军官自己决定让部下投降。在“赴死”和“活下去”两种决断中，选择哪一种更需要勇气呢？
有位哲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思想是为了让我们去面对死亡。而若是为了生存，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思想”。没错，这里所谓的思想——特别是战时的思想——就是为了制造“赴死”的理由。思想家、哲学家并不无辜。为了什么而死？自己的死是不是轻于鸿毛？很多年轻人深深地陷入了这些苦恼之中。而“近代的超克”派的思想家为了说服这些苦恼的年轻人，用“花言巧语的麻药”麻痹了他们。
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时，还是会不禁后背发凉。这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是“国家”也好，是“民主主义”也罢，其实没什么两样。如今在伊拉克，打着守护“自由与民主主义”旗号的美国士兵就在“以生命为赌注”浴血奋战。可现实是，有更多的伊拉克人民因为“自由与民主主义”付出了无辜的生命。说到这里，那位提倡一定要教给年轻人“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的安倍晋三先生实在是一名危险的政治家，他在任期着力推行过“教育改革”。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例。
这些问题的根源正是因为我们只有“为了赴死的思想”，却没有“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在那位说着“若是为了生存，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思想”的哲学家眼中，可能人类与动物没什么差别吧。难道这还不能叫作知识的傲慢吗？
“越平联”的代表、已故作家小田实在其著作《难死的思想》中曾这样写道：所有的死亡都是毫无价值的，所以纵使你沦落为难民，也请活下去。“伯特利之家”(Bethel's house)是一个提供精神医疗支援的福利组织，对于那些自残、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该福利组织的创建者向谷地生良曾呼吁道：无论多么痛苦，无论受了多重的伤，都请来北海道浦河的“伯特利之家”，在这里继续活下去吧。长年从事家暴受害者心理咨询工作的心理临床专家信田佐代子给受害者的建议是：请尽快让自己脱离受害者的身份，请离开那个地方，请逃走吧……原地不动还是离开，自我毁灭还是活下去，哪个才是更有勇气的选择呢？
以思想为名的思想，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陷入无尽的语言游戏之中。那些稍稍体会过个中滋味的人都知道，从魅惑与陶醉中逃脱究竟有多么困难。况且那种“为了赴死的思想”来势汹汹，光鲜亮丽，使人深陷其中。而反观“为了活下去的思想”，老土、丢人、犹疑不决、毫不得体，还会被责难为“胆小鬼”“懦夫”，能够忍受这些的人并不多。
我曾向一位经历过战争的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如同谎言般的法西斯主义所迷惑呢？”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对方所给出的回答——“法西斯主义的语言真的很具有诱惑性啊”。
而“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属于弱者的思想，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他们无须变成强者或压迫者。只有这样，属于女性、孩子、老年人、残障人士的思想才会慢慢产生。为此，我还与中西正司合著了一本名为《当事者主权》（中西、上野，2003）的书。我想，这种“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应该有很多地方要向冲绳学习。